第一篇：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若干研究论述论文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使得网络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通过刑法对公民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进而达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
就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从理论上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会信息和识别信息以及财产信息等等信息内容，并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和广泛性以及价值性，因此，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目前而言，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的个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内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发各种犯罪行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表现
(一)非法收集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会将个人信息透漏。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个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一些困难。例如，某软件的营销手段，“扫一扫注册软件给奖品”，张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进行注册，打开微信注册软件不仅需要电话号码还需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之后没多久，张先生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给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还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强化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1]。
(二)通过网络媒体泄露个人信息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媒体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很大的隐患。由于网络媒体巨大的关注量，很容易导致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来曝光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渐增加，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为隐秘
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技术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过程很难留下证据，甚至都没有侵害现场，这就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优化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
从个人对信息的主观态度方面来看，信息有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之分，个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获取，但未经当事人的许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就本质上看，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延伸相对于商业秘密和隐私来说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因此，我国刑法要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含义，个人信息可以界定为个人信息主体所有的与自身有关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该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会对公民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信息或数据[2]。
(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标准
在使用刑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窃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要追究窃取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个严重标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面对数量较大的个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件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这给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带来给大的困难。因此，在犯罪程度的严重程度方面，要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获取信息数量和次数，获取公民信息的数量较大或者是进行多次获取，这样则视为严重情节。第二，看获利情况。若是通过获取公民信息来获利，并且获利金额很大就要视为严重情节，要根据数额的大小和当事人利益损害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看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动，根据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第四，看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害情况。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害，则视为严重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径，其中要大力监管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机构，若监管不到位很容易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切入点，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形成大范围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实行责任制，明确责任划分和责任人，定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工作的检查，对泄漏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
(四)维护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中，案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每个案件的相对平衡性，司法机关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法律上不能进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利，使得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案件的审判，从有效保证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护。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近年来，非法收集、贩卖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突出，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人格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次公安机关的集中打击行动卓有成效。
保护个人信息，这些年来呼声很高，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虽然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就增加规定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但由于此类违法犯罪活动隐蔽性极强，被害人本人往往也难以察觉和发现，因此，司法实践中受到打击和追究的案例十分罕见。
这一次的行动证明，对付这种隐蔽性极强的违法犯罪，需要公安机关统一调动各地区、各警种的力量，依法采用网侦、技侦、秘密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增强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现、控制和打击能力。
更重要的，还是要注重“源头”保护。从破获的案件情况看，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主要“源头”在于工商、医疗、民政、银行、民航、电信等一些部门和服务机构。它们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具有收集、查阅、管理、控制公民个人信息的便利。而这些部门或机构的个别“内鬼”，为了经济利益非法出售公民个人资料，成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源头”。
鉴于“源头”危害性最大、隐蔽性最强，一方面要深追细查、严惩不怠，另一方面必须强化日常治理和防范。公民个人信息从这些部门和机构不断外泄，说明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存在明显漏洞，比如，从报道来看，工商局信息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就既能通过内网查询到企业信息，又能去档案室查询、复制信息贩卖。
公民信息在这些部门和机构内网、内部平台能低门槛被查阅的现状，必须得到纠正。一些商业网站的做法值得借鉴——对用户信息采取“分级查看”的权限设置，除了必要的管理员，一般员工无权从后台查看用户的注册信息。倘若确有必要查看，必须按照程序报批。公民个人信息不能谁想查就能通过内部网查看得到。有权限查看的人越少，公民的个人信息就会越安全。
实行这样的“分级查看”，不仅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也有利于信息泄露后的追惩。
要做到这些，需要尽快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些部门和机构收集、加工、转移、使用、管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予以严格规范，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加强监管保护。
第三篇：美国隐私权法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摘要介绍了美国《隐私权法》的立法原则、适用范围、个人记录公开的限制和登记、公民查询与修改个人记录的权利、对行政机关的限制与要求、免除适用的规定、该法与美国《信息自由法》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研究和借鉴国外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信息法制建设力度，在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关键词隐私权法个人信息信息公开信息安全政府
1974年12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privacyAct［1］，1979
年，美国第96届国会修订《联邦行政程序法》时将其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编“政府组织与雇员”，形成第552a节。该法又称《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就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此规范联邦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1立法原则
《隐私权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
①行政机关不应该保有秘密的个人信息记录；②个人有权知道自己被行政机关记录的个人信息及其使用情况；③为某一目的而采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④个人有权查询和请求修改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记录；⑤任何采集、保有、使用或传播个人信息的机构，必须保证该信息可靠地用于既定目的，合理地预防该信息的滥用。2适用范围
《隐私权法》对该法出现的“机关”、“人”和“记录”等概念的适用范围做出限定。
2.1机关(agency)该法中的“机关”，包括联邦政府的行政各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政府控制的公司，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机构，包括总统执行机构在内。该法也适用于不受总统控制的独立行政机关，但国会、隶属于国会的机关和法院、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不适用该法。2.2人(individual)该法中的“人”，是指“美国公民或在美国依法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2.3记录(record)该法中的“记录”，是指包含在某一记录系统中的个人记录。记录系统是指“在行政机关控制之下的任何记录的集合体，其中信息的检索是以个人的姓名或某些可识别的数字、符号或其他个人标识为依据”。个人记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的姓名或其他标识而记载的一项或一组信息”。其中，“其他标识”包括别名、相片、指纹、音纹、社会保障号码、护照号码、汽车执照号码，以及其他一切能够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个人的标识。个人记录涉及教育、经济活动、医疗史、工作履历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个人情况的记载。3记录公开的限制和登记
3.1禁止公开的原则
行政机关在尚未取得公民的书面许可以前，不得公开关于此人的记录。3.2例外《隐私权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公开个人记录，无需本人同意的12种例外情况。⑴为执行公务在机关内部使用个人记录；⑵根据《信息自由法》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公开个人记录；⑶记录的使用目的与其制作目的相容、没有冲突，即所谓“常规使用”；⑷向人口普查局提供个人记录；⑸以不能识别出特定个人的形式，向其他机关提供作为统计研究之用的个人记录；⑹向国家档案局提供具有历史价值或其他特别意义值得长期保存的个人记录；⑺为了执法目的向其他机关提供个人记录；⑻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某人的健康或安全而使用个人记录；⑼向国会及其委员会提供个人记录；⑽向总审计长及其代表提供执行公务所需的个人记录；⑾根据法院的命令提供个人记录；⑿向消费者资信能力报道机构提供作为其他行政机关收取债务参考之用的个人记录。3.3记录公开的登记
行政机关根据上述例外公开个人记录时，除机关内部使用和依《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情况外，其他各项公开必须将公开的时间、性质、目的、获取记录者的姓名和地址登记在案，并至少保存5年。除非是向执法机关公开，被记录者有权取得行政机关制作的关于本人记录公开情况的登记。4公民查询与修改记录的权利
《隐私权法》规定，个人有权知道行政机关是否保本人记录以及记录的内容，并要求得到复制品。除非此项记录符合该法规定的免除适用情况，或者系行政机关为起诉某人而编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个人的请求。个人认为关于自己的记录不准确、不完整或已过时，可以请求行政机关修改或删除。个人请求修改的信息限于记录中的事实，不包括意见在内。
5对行政机关的限制和要求
5.1采集信息的限制
⑴行政机关必须用正当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制作、保有、使用和公开个人记录。⑵行政机关搜集个人信息，如果可能导致对被记录者作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尽可能地由其本人提供。⑶行政机关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对提供信息者说明下列事项：①行政机构要求提供信息的法律依据，以及个人是否必须公开这项信息；②该项信息主要用于什么目的；③该项信息的常规使用；④个人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提供行政机关所需信息的法律后果。5.2保有和使用记录的限制和要求⑴行政机关建立或修改个人记录系统时，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下列事项：①系统的名称与地点；②系统中包括哪一类人的记录；③该系统收集了哪一类信息；④这些记录的常规使用是什么，包括使用目的和使用者类型；⑤行政机关对这些记录的保存、获取和控制政策以及保存的方式；⑥该记录系统的负责人；⑦个人查询记录系统中是否包括自己的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⑧个人查询如何获取自己的记录，如何质疑该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⑨系统中记录来源的类别。⑵行政机关只能在执行职务相关和必要的范围内，保有个人记录。⑶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必须保证记录的准确性、适时性和完整性。⑷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个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行政机关执行公务无关，禁止行政机关保有这些方面的个人记录。⑸行政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法院的命令而对其他人强制公开时，行政机关有义务通知被记录人。⑹行政机关必须建立行政的、技术的和物质的安全保障措施，以保障个人记录的安全、完整和不被泄漏，并防止其它可能对被记录者产生损害的危险。⑺为了确保《隐私权法》的执行，行政机关必须规定个人行使权利的程序。6免除适用的规定
个人隐私权只在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内受到保护。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
求平衡，除了前面提到的12种“例外”情况，《隐私权法》还作出了“免除”的规定。所谓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适用《隐私权法》的某些要求和限制。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可以免除公开的义务，可以不提供他所查询的记录，不进行他所要求的修改，或者免除法律为行政机关规定的某些义务和要求。法律在免除行政机关适用某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的同时，给予行政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限制行政机关适用这些条款。免除分为两种，即普遍免除generalexemptions和特定免除specificexemptions。6.1普遍免除“普遍免除”是指《隐私权法》中的全部规定，除了法律所排除的几项基本规定以外，其余各项规定，行政机关均可免受限制。6.1.1免除范围能够适用普遍免除的行政机关对其保有的个人记录系统，除下列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和要求外，可以免除《隐私权法》对行政机关规定的绝大部分限制和要求：①被记录人的同意权；②登记公开的数目和保存登记的义务；③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义务；④保持记录正确性的要求；⑤对保有涉及宪法修正案第1条公民基本权利的个人记录的限制；⑥建立保护个人记录安全的行政与技术措施的要求；⑦改变常规使用时进行公告的义务；⑧违反法律的刑事责任。普遍免除只适用于中央情报局和以执行刑法为主要职能的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6.2特定免除“特定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只能免除法律特别规定的几项限制。6.2.1免除范围特定免除只能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的少数条款。行政机关对本机关中可以适用特定免除的个人记录系统，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规定的下列限制或要求：①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的权利；②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公开情况记载的权利；③行政机关只能保有与执行公务相关和必需的信息；④行政机关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个人查询该机关记录系统中是否含有、如何取得关于本人信息的办法，以及该系统中的各类信息来源；④行政机关规定个人取得、要求修改本人记录的办法。上述5项免除的共同特点是免除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公开关于他的记录。6.2.2适用记录
特定免除不限制适用的机关，但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记录系统中以下7种关于个人的记录。①涉及到根据总统的行政命令明确划定为国防或外交秘密的个人记录；xiexiebang.com范文网【www.xiexiebang.com】
②以执法为目的而编制的个人记录；③以保卫总统、副总统、其他重要官员、外国来访元首为主要任务的安全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④人口普查记录和其他纯粹以统计为目的而编制和使用的个人记录；⑤以决定个人是否宜于任用、签订合同、接触保密资料为目的而编制的调查材料；⑥文职官员在使用和晋升过程中的考核材料；⑦可能暴露信息来源的军官晋升考核时所用的资料。7与《信息自由法》的关系
《隐私权法》规范行政机关处理个人记录的行为，规定个人记录必须对本人公开和对第三者限制公开的原则，与《信息自由法》同属于行政公开法的范畴。和《信息自由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隐私权法》只适用于个人记录，而《信息自由法》适用于全部政府记录；《隐私权法》着重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而《信息自由法》着重保护公众的了解权；《隐私权法》企图限制某些政府文件的公开，而《信息自由法》则寻求政府文件最大限度的公开。这两个法律互为补充，关系密切，但在适用上互相独立。行政机关对个人记录系统的公开，同时受这两个法律的支配。一个法律中免除公开的规定，不适用于另一个法律。行政机关不能依据《信息自由法》中免除公开的规定，拒绝向个人提供他在《隐私权法》中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规定不能对公众提供的文件，不一定是《隐私权法》规定不能对个人提供的文件；行政机关也不得根据《隐私权法》的规定，拒绝提供《信息自由法》中公众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兼容除《隐私权法》外的其他法律对某一文件不得公开的规定。公众根据《信息自由法》或《隐私权法》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文件，而行政机关要拒绝提供时，只能依据该法本身免除公开的条款。8思考与启示
政府信息的公开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公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政府那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的信息。在保证国家安全和利益、公民隐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保障公民的了解权，即知情权，是对公民人权的一种尊重，也是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特别是网络化的计算机系统和大型数据库的建立，大量涉及金融、医疗、保险、财产、家庭等方面的个人信息集中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个人信息失控的情况。公民的个人信息一旦被他人非法获取，或者信息持有者未经公民本人授权擅自将这些数据用于职责以外的其他目的，就很容易对公民的隐私权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侵害。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其实质是在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赋予公民对个人信息传播的控制权［3］。然而，对于政府机构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保护。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法规，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环境，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2FreedomofInformationAct,5U.S.C.§552,1987.63周健．政府信息开放与立法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6第四篇：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杨素兰 伍文彬（贵州民族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6-0000-01 摘 要：近年来，水资源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为避免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活动，依靠刑法手段保护水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论述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水资源保护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若干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 刑法保护 无过错责任
一、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1．水资源的自身价值要求
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指其本身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客观属性，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同样也符合这一特征，其价值维度具体来讲可以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加以考量。
第一，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于其有用性，有用性是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某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无有用性即无价值存在。水为生命之源，正为人所必需，因此，水资源首先具有价值属性。作为水资源有用性的一个必然延伸，由于水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有限性以及人类活动对于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存在稀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必然也存在经济价值。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例，其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好坏等，直接影响着生产和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并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水资源的社会价值。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在于其社会性，水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离不开水，同时，水资源对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能够给人们提供满足精神享受的游泳、划船等活动，如贵阳市“两湖一库”[贵阳市“两湖一库”是指贵阳市辖区内的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他们每天向贵阳市供水55万吨，占贵阳市城区城市用水量的60％，保障着120多万贵阳市民的饮水。]中的红枫湖在为贵阳市区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同时，政府还着力对其进行了旅游开发，对人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愉悦生活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在于其是生态环境的必然要素，水资源环境是自然环境的要素之一，是生物生存的必要场所，水资源遭受破坏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出现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等严重后果，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2．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
在现今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中主要是通过民事、行政、刑法三种手段来实现的。民事手段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措施，同行政手段一道在保护水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两种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表现在，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利益被侵害一方的损失得到弥补，责任承担方式主要包括赔偿损失、排除危害、赔礼道歉等，对于利益侵害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行政手段保护水资源是通过行政责任来实现的，行政责任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共管理秩序，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其惩罚力度和强制力不够，并且行政执法权的实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较为严重，大大削减了其执行力。
3．水资源刑法保护的不可替代性
水资源刑法保护是对水资源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由刑法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违反刑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对于违反民法、行政法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来说惩罚性更强，刑法保护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刑法的惩罚、教育、指引、预测等独特功能决定了唯有刑事制裁，既具有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惩罚性，同时又有相当的管制性，对某些严重违反水资源保护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能够显示出国家、社会对严重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强硬态度，更能够体现出保护水资源的坚强决心。刑法规定水资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打击水资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4(6).]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背景下，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成了必然选择。
二、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之现状分析
1．我国水资源遭受污染、破坏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水资源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污染源主要来自于自然污染、工业污染、农药、化肥、激素使用过程中及其它化工生产过程中散失所造成的污染、现代高科技污染、水处理过程及水在被输送过程中的污染等几个方面。根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松花江、黄河、淮河中度污染，辽河、海河重度污染，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监测断面依然为劣五类水质,失去了生态功能。中国水体污染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在水资源供应方面,不仅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许多城市缺水,而且在南方部分地区、沿海地区以及河网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供水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存在的水域污染、水资源缺乏和水资源浪费等现象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61-462.]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蓝本，通过调研了解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面源等方面污染的影响，水质逐年恶化。2007年湖库局部曾一度爆发蓝藻，严重危及贵阳市民的饮水安全。
2．有关水资源保护的刑法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见之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同时还包括环境保护法及其它相关法规中一些原则性规定，具体内容为：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3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水法》第7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是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水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二是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的。第73条规定：侵占、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防洪排涝、农田水利、水文监测和测量以及其他水工程设备和器材,贪污或者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移民安置和补偿及其他水利建设款物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盗窃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
《水法》第74条规定：在水事纠纷发生及其处理过程中煽动闹事、结伙斗殴、抢夺或者损坏公私财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阻碍国家有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抢夺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非法拘禁罪的规定。《水法》第64条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其他好处或者玩忽职守，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水资源费，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水污染防治法》第90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水资源刑法保护之不足
第一，水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不够全面。
首先，目前我国刑法还没有明确规定水环境污染罪,对于严重污染水体的犯罪,只能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或渎职中的具体罪名来处理,没有规定以惩治生态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水环境污染犯罪。[乐小芳.中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立法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 其次，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些设施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同时也关系到公共安全。最后，我国刑法没有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纳入保护范围。对于取得许可证却采取破坏性手段的行为目前仅适用行政法调整，刑法没有起到最后保障法的作用。
第二，水资源的刑法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首先，我国刑法针对水资源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或过失。由于对水资源犯罪存在着行为与结果不同时产生的特点，这样就容易将许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和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缺乏故意或过失的行为排除出刑法应干预的范围。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纵了犯罪。
其次，水资源刑法保护实践中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根据现行刑法，对于小范围的、可以追查到污染源的水污染行为，一般是可以立案的；但对于大范围的水污染，比如„两湖‟水质出现轻度富营养化导致的水污染，因难以确定具体行为人而难以立案。还有就是由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旅游业、水产养殖、农业废水等污染实施的主体在进行污染行为时其未在一定的时期内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也造成立案难。由水资源的本质属性决定水污染刑事犯罪的发生与取证不在同步性，因而造成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建议
1.增设专门保护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罪。
破坏水资源罪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违反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水资源破坏的行为,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其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单位和个人；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公共秩序；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的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或者是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罪的明确确立，能够使对水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水环境污染犯罪和水资源保护相关设施的破坏、危害犯罪进行惩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也能够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有效实施对水资源破坏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2.有选择性的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水资源犯罪行为与结果没有同时显现、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情况应该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有利于加大对水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同时无过错责任不考虑主观意识,因而对行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预防水资源犯罪的作用，也可以在减少司法机关在认定、审理该类案件时的难度，有效节省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
3.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设立专门的环保审判庭和环保法庭。
这一举措在贵阳市“两湖一库”所处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清镇市人民法院的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于加大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力度，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执行好每一起水资源犯罪案件，保护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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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本太：《中国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载《环境保护》1999年第7期。作者简介：
杨素兰（1986—），女，湖南益阳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伍文彬（1984—），男，湖南新化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五篇：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研究综述
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研究
法学专业本科**班：王**
指导教师：*** 【内容摘要】: 地理标志，是由“原产地名称”逐步发展而来的，在国际上被广泛运用于农副土特产品、传统的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等诸多领域。我国《商标法》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也是质量标志，更是一种知识产权，它的出现，源于消费者对特色产品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者对特色产品生产地域的保护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理标志刑法保护的欠缺问题愈加凸现。仿冒和滥用地理标志的现象屡屡出现,严重危害到市场管理秩序和广大消费者、权利人的切身利益。我国刑法规制的滞后性,导致现行刑法对严重侵犯地理标志权行为的制裁显得捉襟见肘。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刑法介入地理标志权保护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加强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地理标志、刑法、保护
地理标志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也是质量标志，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之一。随着世界各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国际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地理标志的商业价值不断上升，正日益成为企业提升产品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符合地理标志条件的产品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有效的保护，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市场条件下，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一．各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法国于1919年5月6日颁布了《原产地名称法》（最近一次修改是1996年7月6日），对本国原产地名称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法国法律上，原产地名称保护制度有两大类：一般制度和特别制度。一般原产地名称权产生的程序有两种：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葡萄酒和烧酒适用特殊制度。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则运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如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假冒商品原产地的行为和使用使人误认商品出处的标志的行为，作为使人产生混淆或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加以禁止。因该行为而可能使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可以要求制止此行为。如实施此行为的人是故意或有过失的，可以要求其赔偿损失和采取恢复信誉措施。德国商标法第99条规定了地理来源标志作为集体商标的可注册性，“不受第8条第2款第2项所述规定影响的，在商业中可以标明商品或服务地理来源的标志或标记可以构成集体商标。”英国商标法第37条规定：“某项商品的标志如果在贸易过程中适用于由某人证明商品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它特征的该项商品，同为经过如此证明的商品区别开，则该标志应作为有关商品的证明商标，申请人以所有人名义在注册薄A部办理注册。”美国商标法第4条规定：“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包括原产地名称，可按一般商标注册规定，与普通商标一样依本法注册并具有同样效力。此种商标由对其使用实行合法管理的某些人、国家、州、市等具名申请注册，注册后与普通商标一样，受到本法规定的保护”。西班牙在商标局之外，另设地位独立的原产地名称局，相关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申请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或选择申请注册原产地名称的途径来获得对原产地名称权的保护，如果当事人选择两种保护方式的，则可以获得双重保护。
二．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起于20 世纪80 年代, 主要通过原产地域产品和商标法模式提供保护。1985 年我国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开始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进行保护。1989 年国家工商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发布了《关于停止在酒类商品上使用香槟或Champagne字样的通知》, 履行了《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义务, 把 “香槟”或“Champagne”作为原产地名称给予了保护。1999 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2001 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局又颁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对原产地域名称产品提供了法律保护。为了适应加入W TO 的需要, 2001 年修订的《商标法》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规定地理标志可以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2003 年6 月1 日实施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的条件、申请部门、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2005 年7 月15 日, 由中国质检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开始实施, 该《规定》将原产地域产品改称为地理标志产品, 并明确规定: 原有法律文件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内容与该《规定》不一致的, 以该《规定》为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同时废止(第28 条)。与TR IPS 协议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标准相比,我国现行立法已采纳了该协议第22 条第1、3 款及第23 条第1、3 款的内容, 基本达到了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最低标准。依我国《商标法》第16 条规定: 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 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 误导公众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 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这与TR IPS 协议第22 条第3 款规定一致。商标法第16条第2 款对地理标志所下定义的实质内容与TR IPS 协议第22 条第1 款内容一致。另外,《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条例》第9 条和第12 条分别吸纳了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1、3 款的内容, 对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标志提供了额外保护, 履行了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1 款赋予成员方的义务, 除禁止非权利人使用他人已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来标示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指地方的葡萄酒或烈酒外(第12 条), 还对可以彼此区分、不会误导公众的同音异义和同形异义的葡萄酒地理标志给予平等保护(第9 条)。然而,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吸纳TR IPS 协议第23 条第2 款对酒类产品的特别保护, 也没有涉及TR IPS 协议第24 条第4、6、8、9 条所规定的在先使用、通用名称、姓名权使用和原产地国的保护等内容, 这些规定的缺漏不利于我国酒类产品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也不利于保护那些已经在我国境内成为通用名称、或已在我国境内使用多年或获得注册的外国地名商标, 使这些商标面临相关国家异议的威胁, 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这类商标提供法律保护, 而其他成员国没有义务保护在其本国不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三．我国地理标志刑法保护的现状分析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采取的是集中性立法模式,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3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7节之中,规定了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由于刑事立法的滞后,现行刑法关于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地理标志权的刑事法律保护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其一,我国在1979年《刑法》有关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中设有“假冒商标罪”。此时的犯罪主体限定于与工商企业有关的直接负责人员,犯罪行为仅限于假冒商标。但当时在国内立法中还没有地理标志的法律概念,故不存在对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现实条件。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将侵犯商标权的罪名改为“假冒注册商标罪”。
为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于2001年10月第二次修订的我国《商标法》首次在“法律”的层面上明确了地理标志的定义,并予以注册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的方式纳入商标法保护。但后来并无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对地理标志权适用刑法保护。司法实践中我们也难以找到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的实例。虽然依据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严重侵害地理标志权的也许可依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落实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刑法保护尚有较大距离。尤其是对于那些未申请(或未核准)注册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就无法律依据给予刑事法律保护。
其二,有学者认为,假冒他人地理标志(包括未注册的地理标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如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将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刑法》第140条,可根据情节处以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此外,侵权人如利用他人地理标志对商品或服务作虚假宣传,根据刑法第222条之规定情节严重的,可构成虚假广告罪,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在此,可将某些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的行为可作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虚假广告罪的一种客观表现,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但笔者认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虚假广告罪二者与侵害地理标志权的知识产权犯罪在犯罪构成中的客体、客观方面及主观方面等具有重大差异,与真正着眼于保护地理标志权这一新型知识产权目的的刑法救济尚有较大差距。
其三,存在着对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以罚代刑”的问题,商标的行政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民事与刑事保护之间的配合协作机制不尽完善。民事侵权案件涉及犯罪的移送少是不争的事实。在审理地理标志侵权案件过程中,即使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能达到犯罪的程度,在原告没有提出刑事自诉的情况下,实践中几乎没有将审理中的地理标志侵权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移送的情况。此外,地理标志侵权案件刑事公诉和自诉两种诉讼方式的界限和衔接也不够明确。
我国加入WTO之后,自然要积极履行TR IPS协议中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完善地理标志权的刑法保护。TR IPS协议第61条规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下,成员应提供刑事程序和刑事处罚。是否将刑事程序及刑事处罚适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由成员决定。可采用的救济必须包括足以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者罚金,或者二者并处;在适当场合,可采用的救济还应包括扣留、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商品以及主要用于犯罪活动的原料和工具⋯⋯成员方可以规定适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刑罚,特别是故意实施并具有商业规模的情况。”可见,我国对于地理标志权予以刑法保护符合TR IPS协议对成员国的最低要求,这也是我们必然的选择。2004年12月及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降低了知识产权刑事追诉门槛,加强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使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基本符合TR IPs协议的要求。目前对已经注册为商标的地理标志依照商标法模式予以刑法保护是可行的,但对于尚未注册为商标的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则处于空白,且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法使用他人地理标志的行为难以实施刑法规制。可见,我国并没有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体系,我国对于地理标志侵权的刑事法律救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有法律空白。对地理标志的刑法保护方式、内容、程序等尚需进一步完善。
四．加强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思考
1.刑法典与商标法应尽快明确对地理标志权的刑事保护
地理标志权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权利,对其法律保护体系应当不断完善,尤其不能忽视刑事法律的调整。应明确地理标志权刑法保护的相关立法,改变理论上认定刑法典可对地理标志权予以刑事保护、但实践中难以实施的状况。
英国1994年通过的新商标法,规定了对商品商标、服务商标、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和“驰名商标”侵权情节严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英国将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予以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有效保护地理标志权,从这点上说,英国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比较全面。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如仍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体系保护,则在今后修改刑法典、商标法时明确规定商标权刑法保护对象包括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含未注册为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如此,即可使地理标志权明确地受到刑法保护,又不至于在实践中理解适用不一。而应逐步形成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公法与私法相呼应的全面保护地理标志权的法律制度。2.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
由于地理标志权与商标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为凸显对地理标志权的保护,诸多学者建议对地理标志权进行专门立法。笔者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建立统一的商业标志法,将《商标法》更名为《商业标志法》或《商标及其他商业标志法》,凸显对地理标志、商号和域名等商业标志的法律保护,还可考虑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如此可解决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在犯罪构成、特征与认定及刑事责任等方面与其他侵害知识产权罪的差异问题。
笔者以为,未来设立的“侵犯地理标志权罪”应是指行为人违反地理标志管理法规,未经地理标志所有人许可,故意将他人的地理标志用作自己的同种产品的名称、商标、产品标记或用于广告宣传等,误导消费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能成为本罪主体。就自然人而言,只要行为人达到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侵犯地理标志权、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就单位而言,单位实施了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行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主体从事与地理标志使用人相同或相近产品的生产或经营。
第二,犯罪客体是国家有关地理标志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地理标志权。犯罪对象是他人已登记或注册的地理标志。此点需国家进一步明确地理标志的确认主体及效力等。地理标志无论是否注册为证明商标,均应得到同样的保护。
第三,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应明知某地理标志为他人受保护的权利,且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权利,却希望或放任侵权后果的发生。“以营利为目的”不是侵犯地理标志权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可能有些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是为了损害他人地理标志产品的信誉。
第四,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的行为。该行为通常表现为作为,而且其后果具有“复合性”特征。它不仅损害地理标志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该侵权行为破坏正当竞争,扰乱有序的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利益。行为人为了谋求竞争优势或其他经济利益而将他人的地理标志用作自己的商品名称、商标、产品标志,或将其用于广告、产品宣传文件,误导消费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
由于侵犯他人地理标志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复杂而严重的,常可能由一般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我国在刑法中应设立侵犯地理标志权的专项罪名,明确规定侵犯地理标志权的刑事责任,方可有效地防止和惩罚违法犯罪行为。3.自由刑轻刑化,提高财产刑地位
我国现行刑法对可能侵犯地理标志权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主要采用罚金刑与自由刑相结合的方式。例如,以目前的假冒注册商标罪为参照,刑法不仅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还规定“并处罚金或单处罚金”。不难发现,在法定刑中,采用主刑与附加刑并举的方式,实际上体现了自由刑和罚金并处的现状,从而使犯罪者在经济上不能得到好处,而且削弱犯罪行为人再犯罪的经济能力。尽管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法定刑的自由刑期设置均低于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相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刑期规定普遍较高。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34条,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 条和第423 条的规定,自由刑最高可处3年。从世界各国的刑法发展趋势分析,轻刑化将是一大特点。我国对于侵犯含地理标志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犯罪,应将罚金作为主刑适用,改革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提高财产刑的地位,从经济上严厉制裁贪利者,同时考虑适时将法定刑的最高刑作调整,以最高不超过五年为宜。加强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在目前我国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模式的状态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地理标志的过程中,如发现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获取一定证据后,应尽快移送给公安机关,不能“以罚代刑”。公安机关在基本事实清楚时就应尽快立案侦查,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地理标志权人可以提出异议,请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责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加强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在目前我国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模式的状态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地理标志的过程中,如发现涉嫌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获取一定证据后,应尽快移送给公安机关,不能“以罚代刑”。公安机关在基本事实清楚时就应尽快立案侦查,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地理标志权人可以提出异议,请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责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结语
我国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有着众多的土特产品、传统手工艺制品及民族手工制品, 因此, 保护我国地理标志意义重大。除完善法律制度外, 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公众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意识, 防止地理标志被恶意抢注。同时, 我国应关注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发展动向, 及时作出反应, 并采取应对措施。有关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多边贸易谈判已接近尾声, 对我国来说, 将TR IPS 协议第23条的特别保护延伸到非酒类产品, 有利于我国特色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进入国际市场, 并维护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利益。此外, 我国的烈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建立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通知及注册的多边体系, 有利于我国利用该体系保护我国国际市场上的酒类产品地理标志。因此, 我国谈判代表应以严肃、认真、慎重的态度参与各项讨论, 正确分析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标准对中国的利弊, 综合考虑我国各具体产业特点和具体情况,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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