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重建分析论文1200字[范文大全]

第一篇：儒学重建分析论文1200字

我们提倡儒家文化的复兴，如何复兴、复兴后所应呈现的状态成了我们探讨的重点。学者对于儒学的看法是仁智各异，不尽相同，儒学的真精神之探求始终是焦点。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到文化重建的问题，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向。

多数学者共识，“宋学”即是“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钱先生言简意赅的道出了宋代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弟子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于“宋学精神”进行了解剖分析，重新定位“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两者的关系，这被很多人视为颠倒乾坤，引起了包括田浩（HoytTillman）、陈来、葛兆光、杨儒宾等多位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和述评。

长期以来，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我们已形成了用看待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儒学也经常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在这过程中，由于受西化视角的约束，道学从儒学中抽剥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剥出来，更加形而上学化，这其实是将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约为哲学，进而又将哲学化约为某一种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如此层层割裂，原有的一种圆融存在的民族文化便面目全非了，儒学的内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丧失殆尽了。

学界对朱熹的关注，多是多集中在他对“心”、“性”、“理”等范畴的论述及对新儒学的体系建构的作用，他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朱陆之争以及对后世“尊德性”与“道问学”风气的影响等，余先生抛开这些，从朱熹“思想世界”转向“历史世界”，着力关注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就是说，重建儒学，时下社会的现实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况且我们当下的世界比朱熹所生活的年代更加纷繁芜杂，更需要我们用慧眼去把握。

通过研究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哲学的方法途径。在通常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就是讲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完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余先生认为，虽然理学以内圣之学张显其特色，但内圣仅是其特色而已，理学内圣的最终目的仍是在人间建立合理秩序，而这也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不能简单的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单纯研究它的特色，而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个体系来理解，要把理学与政治文化充分联系在一起，还原其全貌，要完成“秩序的重建”，就涉及到一个们复兴儒学所应借鉴的“转向”的问题——秩序重建。

余先生说：“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他在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进行了隐晦婉转的批判，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理学史”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通常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都是囿于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导致人们忽视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只是空谈形而上的心性义理而游离于政治之外，他对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绝对超越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给人感觉新儒家的为学路向仅此而已，所以招来很多新儒家人物的异议。并且，余先生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而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在说到朱熹、陆九渊时，避而不谈通常关于朱陆之辩的争论，在谈两人“外王”方面也就是“得君行道”方面的一致性时却大费功夫，这实际上在暗示，不管心学还是理学，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意义，一切意义都必须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呈现出来，这就关系到关于“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哪个是第一序的问题。

对于此说，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余先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他将儒家的关怀视为秩序的重建，而所谓的秩序基本上就是政治秩序，只有现实存在的政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看来，理学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是高于人间世界的价值世界，两者不能分割，余在否定理学家工作同时也否定了理学家辛苦建立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价值。所以余先生所说的“第一序”与“第二序”，其实应当再颠倒过来。可是这样又回了余所批评的注重“内圣”或强调哲学史脉络的一端，即强调“第二序”应是“第一序”，对此，葛兆光先生给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评价，在他看来，无论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评论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仍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迴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君行道”，那些不能却又要“行道”的士大夫就要建立一个有高度知识和思想的自己家园，借助一个绝对和超越的价值概念，来确立他们批评的权威性，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士大夫实现政治意图的唯一途径。所以“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政治首都洛阳正当持实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的推行他们的实用的、速见成效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一支相当有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利的高级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在朝在野都在忧君忧民，抒发着自己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所以，在宋代思想史中，虽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理”、“心”、“性”“气”这样的语词，但是他们最终却是落足于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他们看来，这是就是普适的“最大道理”，因此，在不能实现第一序的“得君行道”时，第二序的“道理最大”就自动成为第一序。而他们也确实在影响着当政者的政策方略。当他们有机会“得君行道”时，“第一序”和“第二序”就同时发生了颠倒。

余先生强调“得君行道”这一脉络，把它概括为“秩序重建”，并且作为理学系统中的“第一序”，这使他很难回答“内圣”脉络下同行的发问，这是因为两者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下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道理最大”这一想法，也并不只支持“内圣”，它还支持“外王”，在皇帝必须通过士大夫参与或与大多数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百姓的过程中，士大夫只能借用绝对的和超越的道和理--“道理最大”来制约至高的皇权！

我们提倡儒家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对一种文化的渴望，更是对“秩序重建”的渴望。因为我们对现存的秩序怀疑甚至失望，但是无法从政治上找到答案，或者对答案并不满意，希望有一种“大道理”来重新解读、建构这个秩序，于是，我们渴望以“大道理”来改变时下的境遇，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寻觅“大道理的”时候我们历史必然的想到儒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都使得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至于重建方式，应该摒弃传统的对儒家重建方式的静态哲学观察，以动态历史代之。“创造性转化”是儒家重建的必然选择。应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体系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在变迁的同时，继续保持对新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传统中有可以并值得改造的东西。改造可以吸收外国文化，却不是把外国东西全盘照搬过来。这种创造性转化主要含义包括：承认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承认现代性由传统转化而来，承认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能有；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即使有，也未必有存在的价值。自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儒家生存的方式与特征就是反抗和重建并建的过程，因为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国家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历史地看，儒家重建的趋势是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整合社会、凝聚民族、文认同化的作用。历史学家罗荣渠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论语》、《孟子》固然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初的源泉，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重建过程，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都对原有思想进行了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必须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

儒学的重建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层次挖掘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儒家重建既需要儒者的不断反思和开启，还需要人们主体信仰的诉求。中国的哲学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尽性知命以至于命，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因而能化成天下，润泽万物，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在哲学，以中国哲学为根基，从形而下的现实生命上升到形而上的德性主体，进而全面达成“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的贯通，使人的生命达于圆融自在境界，是复兴儒学的主要思想脉路。

儒学重建任重道远，经过重建后的中国“新”文化将是接续中华民族传统、整合外来现代文明、体现符合中国现时语境的意识形态。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认同的提升后得以重生。

摘要：儒学复兴可以是复兴对儒学的尊重，可以是复兴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状态，也可以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个复兴的过程不是在原有意义上的重现辉煌，而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孕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学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创生后呈现出新生命之状貌，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序”为切入点，探析儒学重建之可能和途径。

第二篇：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而宋明理学被看做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那么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宋明时期出现复兴呢？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有哪样的内在的联系？从北宋一直到前清，理学何以能在这七百年间中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导形态？当儒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不断挑战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又呈现出何种特色和精神气质？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也遇到了社会价值重建的课题，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他来为我们解读《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

解说：陈来，现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现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朱熹研究会会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田桐：那我们今天大的话题是儒学了，但是也像我刚才开场白里说到的，这种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汉代以后会有一点点的或者说大部分的空白或者是中断的时期？这个原因是什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其实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整体上都是中断的，因为从汉代以后儒学也还在发展，但是如果从宋代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从汉朝以后到唐代这一段时间，有一个东西中断了，就是它的这个内圣之学的传统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这样一个传统中断了，就变成比较注重文献、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代的理学就致力于把在汉代以后中断的这么一种传统，儒学的内在传统把它接续起来。

如果你说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段？我想它的理由是有好几种，一个比如说汉代为什么经学发展，因为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而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到魏晋时代，魏晋时代因为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信道家，甚至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所以这时候儒学的发展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兴旺。

那么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说这个时代，就是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所以要从原因来讲这些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田桐：那也就是说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根据时代的不断变迁进行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的这样的长长的历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陈来：宋明理学的这个阶段就是宋代以后的阶段，如果我们要全面地来讲就是宋、元、明、清这个时代，整个这个时代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就是宋明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历史，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宋明理学这样一个儒学的新形态？那正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因为宋明理学跟这个时代的新的发展的变化的要求能够适应。

田桐：那宋明理学它的这样一个时代适应之后的产物，它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陈来：宋明理学应该说就是以“天理”为中心观念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如果简单的定义的话，是这样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学术，也是思想，也是话语，也包含着实践，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那么其中它有一些关于学术传承方面的内容，也有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想。那么当然它也广泛涉及到很多文化，那么特别它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一套话语，所以这是在宋代开始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这是我们简单说起来是这样一个。

那么另外如果从学术史的意义来讲，我们说宋明理学它是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到宋代以后的一个主导的学术形态，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文化思想的内容，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这个宋明理学就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到清，占据将近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这样一个学术形态。

田桐：好的，那更多内容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陈院长演讲的题目是《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有请。

一、宋明理学的概念

陈来：宋明理学呢它也称道学，宋明道学，就是传承圣人之道的学问。这个道学的概念应该说在宋代也有一定的争论，这争论就是到南宋这个道学开始慢慢分化，在分化，因此其

中有些理学家就不主张一定要用这个道学的概念，就倾向于更普遍地用理学这个概念。

理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分析来看第一个就是天道。天道主要讲的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那么第二个就是性理，除了天道以外理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性理，所谓性理是指的人的道德本质，就每个人都有人性，人性就是你的本质，所谓性理就是把理作为你的人性的本质，那这是性理的概念。第三个当然是更普遍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物理，今天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学物理，这个物理的概念应该说直接来自于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很强调物理，物理就是事事物物中所存在的那些事物的本质、规律，那么这就是物理。最后就是意理，意理就是指社会和人生的道德的原则、道德的法则。那么这四个方面这个天道、性理、物理、意理，它是统一的，统一在天理这个概念。

二、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要把宋明理学的发生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过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从中大家可以了解宋明理学的具体内容。

（一）宋明理学的先驱

1、韩愈

那么第一点我们想讲讲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那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韩愈，韩愈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时期呢“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所以韩愈就很焦虑，因此韩愈他写了著名的《原道》，《原道》就列举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体系的所有特征，然后说佛教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他就非常表扬孟子，因为他认为孟子是跟儒学的异端能够坚决斗争的一个典范。所以韩愈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他是发出了振兴儒学，复兴儒学的先声。

2、范仲淹

那么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第二个要提出来的是范仲淹，这到了宋代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样的精神引领时代的道德风气的那种人格的体现，应该说是直接促进了道学的兴起。

（二）宋明理学的发端

1、周敦颐

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讲宋明理学的发端，第一个我们讲周敦颐，他是理学的创建人，二

程兄弟的老师，他在思想上深深地引导了二程的思想发展的方向。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孔颜乐处”，《论语》里面讲这个颜子在贫困中他能保持他的精神的快乐，而孔子也是，他是“乐以忘忧”，就说这个孔子和颜子他乐在什么地方？“孔颜乐处”所代表的，是跟这个科举时代流行的这个功利主义的那种发展所不相同的一种人格的理想，人生的理想。二程后来他（们）能够向着理学的建立发展，寻“孔颜乐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点。

那么跟这点有关就是因为周敦颐他写了两部著作很有名。有一部就叫《通书》，这《通书》里边就讲，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就是颜回刚才我们讲颜回，就公开提出了要“学颜子之所学”，那“颜子之所学”是个什么学问？就是一个圣贤之学，不是要仅仅成为一个科举的成功者，是要自己成为成圣成贤的理想的一个实现者，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周敦颐确实他是能够呼应这个时代的一种需求。

其次就是在除了这个《通书》以外，它另外一本书叫做《太极图说》。这个《太极图说》一上来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等讲一套，最后讲的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是这一篇作品是从太极讲到人极。

那么这个作品应该说我们看它是按照《周易》的《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个思想发展出来的一个宇宙图式，那么最重要的是说它从太极到人极，太极就是宇宙的根源，人极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讲了这一套道理是最后要确立人极的根本立点，那么这个人极当然就是儒家价值体系的一个代表，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说周敦颐他还是确实有先导之功。

2、张载

那么理学的发端我们第二个讲是张载，那么张载他跟周敦颐，他有一个作为理学发端的共同性，共同性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宇宙论来抗衡佛教，抗衡道教，他建立了一个太虚即气的宇宙论，就是为了跟佛教、道教的这种虚无的，虚空的这种宇宙观、世界观相抗衡，所以他具有理学的发端的这个意义。

那么其次更重要的就是在精神，在境界，在人生方面他也同样在这个时代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来引领。张载后来他讲了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曾经把它叫做“横渠四句”，因为他的号是横渠先生。那冯先生就把它叫做“横渠四句”，这很多大家都知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说这四句不简单。这四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讲，它就表达了儒学复兴的一个崇高的精神理想，你说这个儒学复兴的运动用什么样 4 的一个理念和精神来表达呢？就是这四句话，就是这“横渠四句”，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我们说周敦颐、张载他们的确是发挥了在理学发端这个时代，他们应有的这个作用。

解说：宋明理学是一套以“天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韩愈和范仲淹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直接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和道学的兴起。而周敦颐和张载则作为宋明理学的发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宋明理学的建立

陈来：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来讲（宋明）理学的建立，理学的建立我们主要就讲程颢、程颐两兄弟，因为我们在讲中国学术史，讲中国理学史都承认这个二程是理学真正的创立者，不是仅仅提出了一些理念，指出一些方向，而是构建了这个体系，那么构建这个体系当然了这个体系本身也对他的这个精神有所发挥，不是仅仅是一些具体的理学的建构，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发挥。

刚才我们讲两兄弟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授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就让他们寻“孔颜乐处”，对他们影响很大，就“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据程颢就是老大他讲，他后来又去跟周敦颐学过，没说是哪一年又去过，然后说什么呢？说“自再见周茂叔（后）”，自再次见他跟他学习回来，说“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吾与点也这个就是《论语》里边的故事，就是孔子非常赞成曾点，那种人生的理想，就是当然当官为民也是好的人生理想，但是曾点就是说不喜欢当官，就喜欢一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一种生活，春天带几个童子到郊野，沐浴着春风，朗诵着诗，向往这样的生活，那么孔子当时就是肯定他这种精神，所以从“孔颜乐处”到“吾与点也”，你看当然中间有“慨然有求道之志”，这个过程你看他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这种引导。

那么这种引导我想就使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儒学的发展和解释，那么如果从精神境界上来讲，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新仁学的境界，“仁”是仁义礼智的“仁”，我们知道孔子是提出了仁学，《论语》里边讲了一百多个“仁”写，但是到了程颢这里面，他对这个“仁”字做了发展，就是吸收了这个周敦颐对他的影响，那么吸收了张载那种民胞物与的那种理想，提出了仁，什么是仁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出这样一个对仁的理解和仁者的理想，应该说我们刚才讲的“孔颜乐处”，“横渠四句”包括这个“仁学境界”它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个整个宋明理学它的精神方向才能确立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要讲这个理学的体系建构，这一套体系话语怎么建构起来？这个二程应该说他（们）是作为创立者是建立了最基本的功劳。那么首先就是程颢就讲 5

了，他活着的时候讲了说“天者，理也”，就是经书里边尤其是《尚书》和《诗经》里边讲的“天”，很多都是讲的上帝，就是古代最高的神、上帝，但是到程颢这个地方有坚决的一个理性主义的诠释，一个新的诠释，就是天不是神，天代表的是一个最广大的最普遍的法则，这就叫天理、天道，就是讲“天者理也”，把这个儒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概念把它做了理性化的解释。这样就奠定了整个理学它的思想话语体系的那个最重要的点，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天者理也”这四个字，这就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这个建构，就都是从这儿开始，这是我们讲这个程颢。

那么讲程颐，程颐应该说他跟他哥哥是一起跟这个老师这样学的，那么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入太学，当时这个太学的老师就出了个题目，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就是我们刚讲的孔门的颜回，他好的是什么学？那么这个问题就跟周敦颐在四年前问他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乐何处”是一样的问题，他答的这个答卷太学的主管一看，大惊，觉得这个卷子答得太好了，说你不要当学生，你来参加我们这个太学的教学吧，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了什么？就是重视颜子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呼声，一种要求。

所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都朝向这个方向来用力，来引导这些青年学生思想上向什么地方发展，发展什么？就要了解这个“颜子所乐何事”，“颜子所好何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的确他是受惠于周敦颐不小，因此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开始在周敦颐这个方向上往前发展，怎么发展呢？就是两个人明确提出道学这两个字。那么对于道学来讲，他的哥哥提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天者，理也”，那么这个老弟做了什么贡献？贡献也很突出，他讲“性即理也”，一个是说这个价值就是我们最普遍的宇宙法则，一个说这些道德原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人性，所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学上的贡献还是相当大的。

（四）宋明理学的发展

1、朱熹

现在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就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发展主要是讲这个朱熹和陆王。朱熹他是代表宋代理学的一个集成，集大成的总结。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讲说二程从天即理，“天者，理也”，然后“性即理也”，这样子来建构这个体系，那朱熹对这个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主要就是“格物穷理”，就不再讨论天道观或者人性论，而讨论知识论，当然这个格物穷理不仅仅是知识，也包括着道德的建立。

因为朱熹解释这个格物穷理他对格物的解释就是即物穷理，就是不要离开这个具体事物，要到具体事物上去研究它的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和实践的方向。

那么另外他对整个理学的体系还有一些发展，比如说他就发展了理气论，就认为整个这个世界是由理和气组成的，气是我们欲望的根源，理是我们道德意识的根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就阐发了这个道心，人心的观念，他认为道心就是我们的道德理念，道德意识，这是根源于那个“天理”，同时我们人又有人心，人心就是我们自然的欲望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使从气来的，气不仅是天地之间的材料，也是我们身体构成的基本的材料，我们的欲望都是从这儿产生的。那道心、人心什么关系，就是要用道心主宰人心，领导人心，这才能够变成一个君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儒学的士大夫。所以道心、人心的观念应该说同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理学家在儒学复兴和价值重建中，针对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实践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实践的具体的方向，那么这个是朱熹的我们讲朱熹我们就大体上讲他这几个贡献。

解说：北宋的二程提出天者理也、性即理也，基本建构了宋明理学这个体系，而南宋的朱熹提出格物穷理，并发展的理气论，代表了宋代理学的一个集大成的总结，而宋明理学在这时也分化为两支，一支叫理学，一支叫心学。

陈来：这分化出来的这个理学是一个狭义的理学，跟我们讲那个宋明理学那个大理学不是同样一个概念，是它的一个分支，那么分化出的这个理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朱熹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强调理，强调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天者理也，性即理也，格物穷理，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理学。

2、陆九渊

可是在南宋的时候这个理学就分化了，分化出阐述了另外一支这个就是在朱熹同时时代有一位学者叫陆九渊，那么他就发展了这个心学，宋明理学的心学这一派，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具体的实践，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就是要多读书，那么陆九渊就反对这个，他说这个理不是从读书得来的，所以他反这个，它从哪来的？它要用发明本心的办法，要用发明本心，不是要用读书格物穷理，而是要发明本心。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跟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命题有同样的重要性，就是“心即理也”，除了发明本心以外，他就提出叫“六经注我”，当时有一个学生说先生何不著书？说你看朱熹都是著书，注解古代的经书，先生何不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就是六经就是我的本心的注解，我还要注六经干什么，那么这样一来他强调“六经注我”这样他对经典，人对经典的态度就有一个大的转变，就不提倡对经典的这种学习、领会，而强调对本心的这种方面，所以这派就叫做心学。

3、王守仁

那么这派心学到了明代就大大发展了，到了明代中期，明代前期还是朱子学，但是明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大思想家叫做王守仁，王守仁因为他的号是阳明，所以平常我们也叫王阳明，那么他就继承发展了这个陆九渊的思想的路数，就更完整地建立起来心学的体系。但是王阳明不是一开始就走上的陆九渊的道路的，他一开始是非常循规蹈矩的，按照朱熹的路数来格物穷理的，因此他十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的私塾老师问他，就看他的理想怎么样，说你说什么是人生第一等的重要的要事？他问老师，你说是什么？老师说那就是中科举，因为他的父亲是状元，说你看你父亲状元，是用这个来激励他，你也一定要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就像你父亲一样做状元，他认为不是，他是要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才是第一等的事，所以他从小已经有这样一个向理学发展的基础。

那么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读了朱熹的书，他要按照朱熹所讲的路子去格物穷理，变成圣人，就约一个朋友，说朱夫子讲了，说我们要格物穷理，说我们家前面有一个亭子，亭子前面有一抹翠竹，说咱俩去试试，说你先去，他那个朋友先去，就对着那个竹子就在那儿坐，坐着在那儿格，格了三天就病倒了，也没格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格出来，他说看来你不行，说我来，我来，结果坐了七天，还是没有格出来还是病倒了，然后说这个圣人可能做不成了，以后他不断学习，但是始终就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进入这个圣人境界的一个路径。

那么到了三十七岁，这又过了十几年了，他上书批评（宦官）刘瑾，所以就被贬官到贵州的龙场，就是贵阳附近的修文县。龙场这个地方很小的地方，当时周围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也不通，那么到那就生活非常苦，然后他在非常困苦的生活里边，在那他就每天晚上静坐，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坐到夜里的时候，他突然就跳起来了，就大悟了，历史上叫做龙场悟道，他悟到什么了？他就悟到说格物穷理，这理在什么地方？理不在竹子上，也不在事事物物上面，理在哪儿？理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就说这个理不在外物，就强化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陆九渊不是发明了一条吗叫“心即理也”，他把它更强化，“心外无理”，心外没有理，“心外无物”，变成一个彻底的心学。

以后他就继续发明他的思想，他不仅仅讲这个，特别他很重视知行的问题，这也是理学体系里面重要的问题，他就强调知行合一，那么晚年他把这个知行合一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就提出了叫致良知，致良知就是充分地把你的良知扩大，发挥出来，付诸到实践，所以这个就是王阳明的对心学他的一个发展。

（五）总结

所以以上我们讲了四点来展开这个历史，就是宋明理学的先驱，宋明理学的发端，宋明理学的建立，宋明理学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就通过这四点就把这个理学的建构它的内容做了一个基本的交代。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讨论，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如果我们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它是突出四书和《近思录》里边的那些概念，形成一套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人把它诉诸于实践，这是它的基本特征。那如果我们从形式来讲，就是说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本体论的论证，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新的人性论的论证，它对古典儒学所没有展开的道德论做了新的展开，最后它对古典儒学没有完全展开的工夫论做了全面的这种细化和深入。所以我们要讲宋明理学这个基本的特征，应该可以讲到这么几点。

三、宋明理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下就是宋明理学跟佛教的关系，和道教的关系，就是宋明理学我们习惯上都讲特别强调它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吸收、融合，这个讲法其实不太全面，我想到宋代的这个时候它对于佛教来讲，不是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因为佛教在这个时期它从后汉进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五代的发展，那么以禅宗为典范，已经充分地中国化了，那么虽然对于儒学来讲它是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一定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他者，所以我想佛教、道教对于宋明理学的意义不能仅仅说它是一个外来文化，但是它的确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对立面的他者，就是宋明理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佛教和道教对它的挑战，因此它面对这个他者，来吸取它们有益的成分，至少把它作为一个有益的对照，来发展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使自己所重建的这个体系能够成为这些他者的替代物，能够重新占据这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好，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

四、现场提问

田桐：非常感谢陈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从四个方面来给我们阐述这个宋明理学的一个概说，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和沟通。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那个儒学的复兴和价值的重建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特别是当下的制度下，很多人觉得就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地知行一体（地）践行过，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儒学真正的重建的可行性该如何去进行，它可以不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环境中什么政治腐败现象那些东西的一个解决途径，一个植入的解决途径？谢谢。

陈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复兴都能解决，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它可能部分地有助于它的一些解决，缓解。你比如说刚才讲这个官员的腐败，那么这些腐败问题它当然需要有各种制度的配合，法律、党纪、检察，各种各样的制度的配合，同时也需要你所讲的这种儒家思想文化，在这里面发生作用，那么这个发生作用恰恰不是儒学思想里边阐发经世重要性的那些内容，还是儒学思想里面强调内圣重要性的那些东西，让他重视自己的官德修养，重视自己的人生修养那些东西使它发生一些作用，来部分地解决这类的问题。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您提到这个儒学在它两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形态，最主要的来讲比方说有汉代的形态和宋明理学的形态，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请您预测一下您认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作当中，以及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做儒家哲学的这些人来讲，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什么样子？谢谢您。

陈来：理学应该说它的复兴作为这个儒学复兴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经验，用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价值重建，就是这个复兴它始终跟这个价值重建的中心焦点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汉唐的经学和北宋的道学所不赞成的那些经学的发展，它恰恰是没有把价值的问题突出，所以一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新的儒学的复兴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个价值重建的焦点，才能真正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发挥你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的展望是这样的，就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传承来讲，我们对经学的研究发展会比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我们把这东西都已经把它屏除在外了，但是尽管如此，在经学有所复兴比以前有更大发展的同时，以价值理念和价值重建的一个新的儒学哲学思想文化的话语的重建，将是一个更大的任务，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你说我目前的展望，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了儒学今天当代的复兴重点在于价值重建，而我们知道您新近也出版了您自己的哲学著作《仁学本体论》，那么您今天所提到这种新的仁学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价值重建的一个方向，而您的这种新的仁学您能简要地叙述一下跟程颢的这种仁学，它的差异和继承以及它今天的时代价值，以及意义在什么方向吗？谢谢您。

陈来：我不能说我这个书是个方向，只是个努力，因为这个书写的当然跟程明道这个仁学有关系，程颢应该说已经提出了一个新仁学，但是这个新仁学更多的是境界论，更多的是境界论的，这个境界论的意义是回应这个佛教和道教的一种境界论，对这个大众和知识分子 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写的这个书就是面对问题不同，因为我们不是从境界论，是从本体论，是面对整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自身的建构，是顺着这个挑战和这个脉络来讲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一体是人体，这个一体不仅仅是境界，一体就是人本体本身，从这个地方来强调，这是一个基本的差别。

田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的理学家，而且对宋明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起到了一种精神激励的作用，而为往圣继绝学，不仅是理学的一种文化自觉，也反应了儒家始终自觉传承中华文明的经典，在受到其他文化挑战的时候，仍要坚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主流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对于今天努力复兴中华文化也是有着深刻意义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您下周继续关注《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下周再见。

第三篇：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题目：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摘要】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字】儒学 传统文化 和谐 修身 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二、儒学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就统治阶级来说，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第一，讲大一统；第二，讲君臣父子；第三，讲华夷之辨。这三项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支柱。

（1）大一统所谓大一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即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局面。（（2）君臣父子儒家讲君臣父子，实际是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基本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归根结底是互相对立的，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彼此渗透，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宗法社会

（3）华夷之辨儒家讲君臣父子主要讲的是社会内部关系，而讲华夷之辨讲的则是对外关系，即我们这一文化实体与其它文化实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民族接触与民族斗争的必然产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

四、儒学的现代价值

一、道德价值<1>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准则<2>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3>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

二、教育价值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

三、政治价值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社会价值<1>和谐。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2>人本。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一人为本。

五、经济价值“利”与“义”是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五、总结

不可否认，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都有糟粕，需要遗弃。儒家文化也不例外，比如它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比如它的歧视女性的思想，比如它狭隘的香火观念，比如它对商业的歧视等等，因而它引起了清醒者的反抗。然而，毛主席老人家告诉我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今用，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谓拿来主义是不错的，至少能为当今的社会注入一些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会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第四篇：军队经济管理论文 经济重建论文

军队经济管理论文经济重建论文

中国与斯里兰卡军队在内战结束后参与

经济重建行为角色的异同

摘要：中国和斯里兰卡对内战结束后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中的模式有共同点，但主要区别在于造血型和调节型，各自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斯里兰卡；军队；经济重建；角色

21世纪，和平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主题，但一些中小国家局势不稳，爆发内战的事件时有发生。内战后军队的军事功能下降，军人如何安置和使用问题普遍而棘手。在经济重建和军人冗余两类矛盾的合并作用下，一些政府将使用军队参与经济重建列为政府议题的重要选项。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的中国在这一点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而随着2009年内战的结束，斯里兰卡政府正在探索使军队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中斯两国有共同点，也有较大差异。

一、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的背景差异

内战结束后的经济重建，是这类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数量快速膨胀，战争结束后军人安置成了新问题。中斯两国由于国情、环境的差异，表现也有所不同：

1.计划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导向是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军队在这一时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生产力，对经济重建、保障军队供给、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市场经济逐步成为导向，但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仍保留着建国后的传统定位，延续计划导向，并称计划管理是“整个军队经济管理的中心环节”[1]。而斯里兰卡内战前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根本不同。

2.内战中的角色与定位的差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取得了全国的政权，是作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替代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解放军从革命党领导的军队转变为执政党领导的军队，从推翻反动政权的定位转变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角色定位，必然在新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显然不同于革命时期对旧政权的“造反”性质。而斯里兰卡内战的胜利方——斯里兰卡军队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它在内战中的作用是解除分裂势力的武装，消灭分裂势力，带有“平叛”性质。在这两种差异下，必然催生出中国军队的建设型作用和斯里兰卡军队稳定型作用的不同。

从以上两个背景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二、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基本内涵的差异

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禁止从事商业，属于造血型模式，而2009年内战结束后的斯里兰卡军队主动参与商业，平抑物价，干预交换和消费，属于调节型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的内涵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1.参与的经济领域差异。中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有如下内涵：“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2]。因为从事商业容易滋生“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军队不仅成立了带有计划监督功能的生产委员会，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在公私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还与农民合作种植，与当地人民政府生产计划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军队平等、互助、服从大局的思想。

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的内涵不同于1950年后的中国军队，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三十年，如何赢得对猛虎组织的战争是斯里兰卡政府的首要任务，军费是最大开支，人力资源以军队优先，外国投资不敢进入，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加上国内物价受2011年初全球食品价格高企的影响，军队对商业的参与顺理成章，也缓解了军人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自2009年5月彻底击败“猛虎组织”之后，斯里兰卡军方不断扩大商业运营，对当地物价起到了平抑作用，特点有三个：（1）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初级产品，如蔬菜、小商品等；（2）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居民生活成本；（3）使用国家资源提供运力和人力。

2.实现目标的差异。中国军队是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可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另一方面弥补国家收入和开支的不足，增加财富，共度时艰。而斯里兰卡军方参与经济活动，目的为了抑制全球物价上涨对本国经济稳定性的冲击，避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对政权的稳定性造成新威胁。

3.制度性差异。中国军队的生产建设有系统制度保障，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军队生产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军队不仅成立了各级生产和监督机构，实现了大量军用工业对民用工业的滋养，还产生了大量现代化城市。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商业，在制度、机构等方面尚无成形的系统，其长期性、稳定性尚需观察。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上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中国军队的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有无可替代的贡献，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斯里兰卡军队的商业参与不直接创造财富，只是间接调节居民的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现实政治意义较大。限于篇幅，对模式的差异乃至共同点，不做赘述。

三、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模式的特点异同

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行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是

军队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体现了对军队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定位。二是国家使用军队参与经济，体现了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依赖。三是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力求自主决定经济活动的民族意志，立足于自己解决国内问题。四是都考虑到了民生的因素。但这两种模式又有着生产型和调节型之间固有的一些差别：

1.生产型比调节型具有稳定性，但调节型有一定灵活性。中国国情决定了和平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将是相当薄弱的。无论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专注于改善民生，人民军队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建设”的需要。调节型措施在解放初也出现过，当时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了投机商的猖狂进攻。这种参与经济的行为机动灵活但非常短暂，带有策略应急性。斯里兰卡军队在国内物价上涨后，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蔬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当地民众出售，由于减少了多个流通环节，价格要比商店的蔬菜价格低，缓解了居民的生活压力。

2.从成本收益来看，生产型比调节型收益大，而调节型更具有政治意义。生产型军队参加经济建设，开发本国资源，形成稳定生产能力，成本上投入大，但长期收益高。如中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耕地资源数量的增长[3]。而斯里兰卡军队经营商业，提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当地人经常食用的绿叶蔬菜，价格比中间商少1/3，军方承担了人力、运输、保管等成本，因此从收益上看利润不高，也

没有长期对国民经济的“造血”功能。但这种商业经营对改善民生、缓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对物价的冲击、稳定政府都有现实意义。

四、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参与经济行为模式的启示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可以互相借鉴，也能为那些保持着庞大军队的其他亚洲国家提供一定借鉴。

1.可以考虑军队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不稳定性中对物价的稳定作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恐慌导致中国内地的抢盐潮，这给政府提出了战略物资和重大民生物资的储备与应策问题。很显然，庞大的军队生产系统不仅能储备国家急需的民生物资，还能在经济面临波动的时期提供一定的帮助，帮助国家维持民生，保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但军队参与物价平衡，只能是非赢利的和非制度性的政策型安排。

2.必须发挥军队生产在国民经济重建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南方经济重建，军队促使“从奴隶制向自由劳动转变的第一步”[4]，改造了南方的经济政治结构，充当了制度创立者角色，没有生产作用，而是调节生产关系。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经济生产不仅延续了中国古代军屯的传统，还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为国民经济造血的功能，不仅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还为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贡献。中国经验证明，军队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成为国家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内战结束后过度膨胀的军人安置就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去向，不仅在和平时期能参加生产，在战争时期也能直接打仗。

总之，中斯军队参与经济重建行为角色有相同点，不同点也很明显。对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后经济重建模式的研究，将不仅能探索亚洲当代历史和政治规律，研究军队和经济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还能为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内战结束的亚洲国家提供借鉴，发挥中国历史经验在促进亚洲经济恢复和振兴中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冯志超，苏海杉，战长国.略论军队经济管理[J].军事经济研究，1988，(1).[2]毛泽东.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49-12-06.[3]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J].自然资源学报，2005，(1).[4]王淑霞.论军队在美国南方经济重建中的作用[J].德州学院学报，2002，(3).

第五篇：关于习惯的教学论文1200字

乌申斯基说：“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所存放的道德资本；习惯的资本由于使用就不断地增长着，而且使人能够象经济界的物质资本一样，愈有成效地利用自己最宝贵的力量——有意识的意志的力量，就能把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大厦建筑得越来越高。”

习惯对于小学生的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人们很多的习惯都在早年形成，好习惯受益一生，坏习惯贻害终生。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习惯还处在形成阶段，许多坏习惯还未形成，因为习惯一旦形成，要想改变就并非易事了。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良好习惯，我的主要体会是：

一、以身作则

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自己必须做学生的表率。如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自己必须做一个讲卫生的人。为此，我有意识地向学生展示自己的形象，每天穿着整洁，并注重仪表美。每次上课都用自己的抹布把讲桌揩抹干净；擦黑板时，总是一丝不苟地擦净；在教室里只要见到废纸屑，总不厌其烦地随手捡进废纸篓等。经过适当的教育，学生不但每人备有专用抹布，值日时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而且再也不随手乱丢废纸了。再如，为了养成学生的文明习惯，我和学生交往时一直注意自己的文明用语。许多人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应当有威严，特别是小学生，自觉性差，跟他们讲道理效果不大，必须采用强制性的“管”。我认为，“管”虽然能镇住学生，收到暂时的效果，但不易培养学生的心灵。当我不小心写错字或说错话时，总是及时向学生表示歉意；当学生为我或班级做了好事时，我总是及时地进行肯定和鼓励。经过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大部分小朋友能做到在学校、在家里，文明言谈，文明举止。

习惯是在不断重复和练习中逐步形成的，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不能贪多求全，而应有计划地实施，一个习惯一个习惯地形成。特别是根据教育心理的迁移规律，一个习惯的真正形成有利于另一个习惯的形成。对于低年级学生，主要以培养学生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为主。我在班级德育工作中，除了配合学校抓好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还结合学校每月的教育重点，对于学生的习惯进行阶段性训练与培养，定期进行评比反馈。

二、家校结合习惯是在教育过程中和个人的生活实践中经过反复练习形成的。小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度过，还有一半时间在家里度过，因此教师应当加强与家庭联系，共同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娇生惯养，特别容易形成不良习惯。如出现的一些心理和个性问题，紧张焦虑、孤独离群、自私任性、无理取闹、依赖性强等等，这些心理问题，表现在行为上，就会形成坏习惯。因此要让学生健康成长，家校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教师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家长的配合和支持将一事无成。为此，在教育过程中，我总是与家长紧密配合，或者主动上门，或者把家长请到学校，做到互通信息，让家长明确学校的工作安排、要求，以及班级德育工作的重点。

总之，良好习惯的养成，非朝夕之功，但只要教师多动脑筋，采取切实可行、有效的方法耐心地进行培养，再加上家长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一定能使每一位学生健康地、文明地、快乐地对待生活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