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道路探索的经验与启发（精选合集）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70年道路探索的经验与启发

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辛探索中正确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不断完善，不仅为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当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开辟了根本路径，而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贫穷与动荡、追求和平与发展、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经验。历史证明，中国道路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必须坚定不移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奋勇前进。

党的领导铸就中国道路坚强政治定力

历经革命战争淬炼、社会主义建设考验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核心领导力量，也是中国道路得以开辟并不断完善的核心领导力量。对中国道路的不懈探索，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学习苏联经验，“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不能照搬，必须走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精辟阐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科学揭示，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杰出贡献，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根本制度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命运面临重大考验的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由摆脱贫穷到实现小康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世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开拓创新，深入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制度定型化的问题、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由“大”变“强”面临的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证明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道路成功开创和不断拓展的最核心要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自信、有能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进。而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则是当代中国“志不改、道不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有机统一的。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把我们党建设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改革开放的考验，成为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总书记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伟大社会革命与伟大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政治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只有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坚强战斗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赋予中国道路无限生机活力

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和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并在不断深化发展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鲜明文化品格。

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能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正是首先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结果。我们党正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清了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效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结合，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旁无佐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这就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每一步拓展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困难和曲折，伴随争论和交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实践及其带来的历史性巨变，不断证明着一个真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发展完善;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发展完善，就没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实践之源。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和风险，中国道路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之所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影响，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逻辑和大趋势，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不断开创中国道路的现代文明视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坚持以勇立潮头的姿态走向世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道路联通世界文明的生动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彰显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新型国际秩序的包容性;而“一带一路”建设，则是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实践。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人民主体彰显中国道路深远价值意蕴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在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庄严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和不断发展完善，在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破题。中国道路之所以屡经严峻考验而愈加坚定不移、在世界各种道路竞争比较中愈走愈宽广，根本奥秘正在于此。

中国道路所以具有坚实的人民基础，不断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动员力，从直接动因上说，就是因为这条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的发展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目的;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必须通过人的努力、为了人的发展。中国道路以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弘扬人民主体力量、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根本动力;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以能否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根本标准，从而为坚定道路自信注入了深邃内涵、增强了厚重底气、提供了根本依据。

中国道路是发展人民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世上没有所谓的“纯粹民主”“绝对民主”，民主总是同一定的阶级统治相联系并为一定的利益关系服务。历史上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虽大多标榜民主，但民主的价值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近代西方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本，权利本位”，这是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进步，但这种个人的权利，是附带许多财产条件的有限“权利”，民主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宣言和竞争手段罢了。在对历史上种种民主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深刻体现了这样一种民主政治价值观：中国道路坚持以人民为宗旨，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把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作为根本依靠力量;坚持以人民为目的，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目标。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和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人民始终是建设基础和主体力量，这也使这条道路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文化传承培育中国道路厚重文明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一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华文明所以延绵5000多年经久不衰，对今天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发展完善仍发挥着深刻文化影响作用，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蕴藏着许多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正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坚定不移把这条道路推进到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中华文明基因，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中华民族先哲们很早就提出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阐释，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道路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观。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尤其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撑。锐意变革、革故鼎新的改革观。中华文明之所以最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现实影响力，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锐意变革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人文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厚重的时代价值。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72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勇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举世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经济实力空前提升，国家面貌发生沧桑巨变。我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7.2万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增加值之比由1952年的51.0∶20.9∶28.2调整为2020年的7.7∶37.8∶54.5，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粮食总产量连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工业化和信息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加速，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位居世界首位。服务业拉动作用日益凸显，20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20年底，全国99.6%的乡镇、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行政村通4G比例超过98%，建成了一大批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区域发展成就辉煌。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稳步实施，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形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长到2020年的3.2万元，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8年持续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社会事业全面发展，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能力水平大幅提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成就斐然，创新大国地位奠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取得“两弹一星”、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成果，极大提升了我们的科技自信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发经费投入稳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自主创新成果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有影响。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平台蓬勃发展，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极大激发，2020年底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到1.38亿户。

生态保护力度空前，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我国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6%提高到2020年的23.04%，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由1953年的94.4%降至2020年的56.8%。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打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和明显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节能减排强力推进，2020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达24.3%。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向世界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经济活力迸发涌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开创了国际合作新局面。目前，我国已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一大国。

踏平坎坷化危为机，国家安全全面加强。我国有效应对外部封锁，大力推进工业化，稳步开展“三线建设”，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斗疫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得到有力保障，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构建起门类齐全、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有效防范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明显提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

72年来，我们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思践悟贯穿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人民情怀、高度自觉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形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探索出的正确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新征程上，必须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干事创业的看家本领。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征程上，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三篇：谈谈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

谈谈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光辉历程伟大成就特色

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现在我把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政治路线建设党，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初期，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制定并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党执政6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成为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培养造就了大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优秀领导人才和各类专门人才。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培训各级干部的任务，推动全党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四）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作风建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倡导弘扬优良传统作风，并带头树立为民、务实、清廉作风，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要求。

（五）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05年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标志着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建设和党执政的宝贵经验

60年党领导的事业成就辉煌，60年党在执政和自身建设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我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只有确立党的建设总目标，不断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60年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并能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和最大优势。

（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党的建设改革创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改革创新的关系，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推进。

（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我们党治党建党的能力。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要把党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结束语： 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新中国60年的宝贵经验，给人启迪，十分珍贵。让我们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接再厉，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参考文献：

【1】 纪乃旺;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初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02期

【2】 陈明显;光辉的道路丰富的经验[A];探索新路构筑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论文集[C];1998年

【3】 辛帅;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D];山东师范大学;2000年

第四篇：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

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

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第五篇：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中国立法六十载步履铿锵留痕 法学专家详解我国依法治国进程6大事件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全国人大6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有很多阶段性、标志性的事件值得铭记。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全国人大60年发展历程中，在法治建设方面的6个重大事件。昨天下午，就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记者采访了著名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

京华时报记者孙乾张剑

1953年7月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范围普选

事件：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3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拉开帷幕。

意义：洪道德说，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选举活动的法律，标志着人民依法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开端。同年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的奠基性伟大事件，标志着我国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政治热情。为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实行差额选举。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不仅各级人大代表要差额选举，而且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也要差额选举。与此同时，规定了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候选人的制度，改变了过去那种“上面提名单，下面画圈圈”的做法。还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选举制度的这些重大改革，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僵化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模式，提高了选举的民主程度。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事件：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经过热烈讨论并经无记名投票，《宪法》草案获得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大、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五个组织法。会议还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

意义：洪道德认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共和国一切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它预示着新中国的民主政治由此掀开崭新篇章。这次会议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它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由此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1979年七部法律标志中国立法新开端

事件：1979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七部法律破茧而出，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意义：洪道德指出，1979年颁布的这7部法律，不仅标志着新时期的人大工作从立法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标志着我国的

依法治国进程又重新回归正轨。特别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对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大作用；更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乱抓乱捕、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随着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出了相应的修订，这两部法律越来越朝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是我国向世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第一份法律宣告书。

1979年7月县级以上地方人大首设常委会

事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地方组织法和《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确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意义：洪道德分析，我国县级单位有2000多个，是国家政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大构成。但1949年建国后，县级人大没有设常委会，一定程度上属于基层政权建设的不完整。1979年7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注定成为一项被载入史册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举。

它改变了我国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不分的状况，保证了人大工作的正常运行，增强了人大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监督，进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到1981年底，全国2756个县级单位全部建立了人大常委会。20多年来地方人大工作愈见活跃，在立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成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丰富完善的重要见证。

1982年—2004年颁布新宪法及22年内四次修宪

事件：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组成了阵容强大、精英荟萃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修改、讨论工作历时两年之久。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037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现行宪法。

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它历经4次部分修改。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宪，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要修改。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增加“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要内容。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

意义：据洪道德介绍，1982年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深刻教训，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而制定。它体现着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此后进行的四次修宪，每次修正，都是对原有认识、旧有体制的突破，体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事件：2011年3月10日上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意义：洪道德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目标最终得以实现。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对于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国几代立法者的艰辛努力终于有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将永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史册。

洪道德认为，按照国家的长远规划和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形成，但它只表明已经实现了立法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并不意味着立法任务已经终结。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奠定坚实法制基础。

中国的法治建设走过了30多年的进程。如何评价30多年中国的法治进程，每一个侧身期间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知，如有的人看到是成就与进步，有的人则感受的是问题。本文尝试以事实为依据，从整体上对30多年的中国法治进程作一宏观梳理与把握，为后人留下一点记忆。笔者深知，由亲历者来书写当代史，抛开学识与能力问题，即便是主观上再自醒，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何况30年中国法治的进程实在是过于宏阔，任何梳理和观察都难免挂一漏万。

一、从“无法无天”到依法办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力量，因而，梳理中国法治的进程首先需要观察的就是执政党政策的转变。1976年10月，延续十年之久，给国家、社会和公民造成极大伤害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处理好如下几项艰巨的任务，一是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防止“文革”之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自反右运动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缺少法制，导致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只有平反冤假错案，才能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同时也才能使随意打击迫害持有不同意见者的恶劣风气有所改变；三是尽快结束社会的动荡。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激烈的战乱和动荡之中，人民群众对稳定和秩序充满了渴望。

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过程中，执政党中以邓小平等为首的一批“文革”期间身受迫害的领导人对法制与民主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理论界亦开始了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讨论。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联系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该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由于人治观念的影响，加之整个社会与法治隔阂太深，主要是把法律当作成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和手段。这一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口号是“依法办事。”

出现了第一次立法高峰。1979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制委员会，后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起草、修改法律草案，协调法律起草工作，立法工作的速度由此大大加快。同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7部法律。一次人大会议通过7部法律，开共和国历史上之先例，新时期大规模立法的序幕由此拉开，各种社会关系开始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八二宪法”又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进一步推动了立法工作和法制建设。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八二宪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了广泛的规定，对国家机关职权的规定更为细致，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就是说法律至上、民主、自由等现代法治理念在八二宪法中均有了清晰的表达。尽管法律至上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昭示，但将其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毕竟是共和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八二宪法”为此后中国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重建司法机关和司法系统。1978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人民检察院（1975年被撤销）；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恢复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事务。1979年律师制度也开始恢复，1986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监察部，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开始逐渐健全。与此同时，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原司法人员陆续归队，同时还从复转军人以及政府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些人补充进司法机关。复转军人进法院既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法律作用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法治建设的无奈，尚无合格的法律人才可用。

更为重要的是，反右之后被搞乱了的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被重新理顺，如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由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恢复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司法工作的最高和唯一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使国家的法治建设能够摆脱任何个人和地方组织的影响，始终朝着执政党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保证了整个国家政法工作的统一。1982年1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针、政策，管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所属政法机关模范地依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

法学教育重新起步。自1977年起停招了多年的高等法学专业开始重新招生，承担起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重任。

此外，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即对民主的强调与重视。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始终是把民主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因于历史的欠帐太多，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操作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日后争议颇多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八三严打）。”

二、从以法办事到依法治国

法律的创设、制度的增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现象，这一问题引发了民众、理论界和执政党领导人和对法制建设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对治国方略的思考。知识界率先开始了对“法治”与“法制”词义的辨析。1990年代以前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实务界说起法律问题使用的都是“法制”一词。随着有法不依问题的一再重复出现，知识界开始注意到“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异同，经过探讨，最终形成了如下的共识：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则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法制在价值取向上是中性的，而法治的价值取向极为明白，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法治的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另一方面这种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守。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正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力图实现治国方略的根本转换。“法治”由此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深广意涵，中国法治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再次提速，并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有了制度创新的意义。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对“八二宪法”进行修改，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大批用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二，不再单纯地满足国内的需要，还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法制统一原则、非歧视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客观上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入世的承诺，中国制定、修改或者废止了数百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第三，突出保护人权。2004年，全国人大再次修改宪法，将保护人权正式写入宪法。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更为扎实的法制保障。

行政执法不断强化。各级政府出于快速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推行法制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矿，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家等响亮的口号纷纷出台，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越发突出，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政府积攒起了足够的能量。

司法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流动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类案件急剧增多，据统计1978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2万余件，2010年已超过一千万件，翻了20翻。收案范围也由原来的民、刑事案件，扩展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五大类，还有涉外和涉港澳台的案件，司法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对从业人员入门门槛的提高，使接受过正规法学院教育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了各级司法机关从业人员的主体，司法从业人员完成了替换，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开始渐露端倪。

法学教育高歌猛进。由于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法学人才，加之市场经济也为法律人带来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报酬，于是进入90年代后法学专业开始从冷门专业变成为热门专业，一大批高等院校加入进了开办法学专业的行列。

就价值层面而言，权利观念的兴起最值得我们重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此外，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变中国民众法律意识淡漠、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形成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秩序，国家开展了五年为周期的“普法”活动。这场波及亿万民众的普法活动不仅使民众的法律知识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也启迪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伴随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自下而上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权利观念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并将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构。

三、从依法治国到全面深化依法治国

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法治意义上的对公权力的制约尚未实现。由于权力运行不规范，公权力随意进入私权领域，造成腐败屡禁不止，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人们普遍质疑；民主、平等、人权、依法办事等法治理念尚未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更未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从而使公平、公正问题较为突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缺乏表达的机会与渠道，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开始凸显；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亟待提升。当代中国各阶层、各族群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在法治的背景下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地交给了司法。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及在全社会的权威体系中并不具备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尊崇，司法尚不具备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能力和实力。

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重提依法治国，而且使用了更为迫切、更加强烈的用语“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更加直观的目标建设“法治中国”。世界各国的历史及经验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种，但治理好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方法却只有一个，就是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法治所依赖的各项合理制度会使权力受到真实的制约与监督，换来国家的平稳发展；法治所内涵的特定理念，能够让社会中所有群体的合理利益以及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受到严格的保护。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那么未来的中国依赖的只有制度的力量。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

反腐力度大大提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开始提升。通过简政放权和扶植新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等措施使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正确的方向。搁置多年的《预算法》修改终于完成，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了更具体的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户籍制度改革启动，这些实实在在势必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司法改革有序推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会上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4年6月6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的导向进行了规定。以建设现代法官制度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艰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