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和组织发展

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和组织发展

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和组织发展

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组合，会对制度创新与组织发展提供不同的激励，特别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使制度变迁和组织演变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制度创新与组织变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那些能够发起这种创新和变迁的人或集团形成他（们）能够从中获利的预期，而这些预期依赖于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录表明，在一系列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变迁方面，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同样可以用两个社会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来加以说明。

现代提货单制度的发展历史鲜明地反映出了这种影响。人们所知道的欧洲最早的提货单和通知信是从14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这种制度将提货单的早期形式与所谓的通知单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商船的书记员那里得到的关于贸易商存放在船上的货物的收据。贸易商把这一收据寄给他的海外代理商，在商船抵达目的地后，由商船的书记员将通知信寄送给货物的收件人，然后由代理商以书记员的亲笔签字为凭证领取货物。提货单与通知信制度解决了货物向国外运输中出现的组织问题。史实表明，提货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与热那亚人的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虽然已经知道了这种东西，却几乎从来不使用它。

那么，为什么热那亚人发展了提货单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放弃了它？马格里布人拒绝使用提货单，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组织问题。马格里布人将他们的货物委托给在船上旅行的其他马格里布人，由他们代为转交这些货物。在集体主义惩罚机制的约束下，这些货物会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例如，在11世纪早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伊斯梅尔（Isma＇il）让他的儿子埃弗雷姆给居住在福斯塔特（老开罗）的一位杰出的商人埃本.奥卡尔（Ibn

＇Awkal）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在4条不同的商船上的委托人的名字，并说“（他们会）仔细地看管70捆货物和一艘（装载货物的）三桅船，直到将其安全地运到雅库勃（Ya＇qub）的儿子卡哈拉弗（Khalaf）手中”。这样，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相应的惩罚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海外货物运输中的问题，当然就不存在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必要性了。而具有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热那亚却缺乏类似的非正式惩罚机制，热那亚商人不能指望其他商人来保护其货物。这样，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以及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

与提货单相似的制度创新还有保险制度。史实表明，是意大利人在中世纪晚期发明了保险制度，而类似的制度创新并没出现在马格里布。其原因在于：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马格里布人持有社会内部成员间应当相互帮助的价值观，互帮互助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和被推崇的行为。历史资料显示，马格里布商人之间经常以贷款、免除债务和信用扩展的形式帮助破产者。这种非正式的互助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而意大利人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使得他们之间很难发生类似的互助行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也没有类似的记载。于是，在缺乏社会内部成员间互相帮助的价值观和相应的社会实施机制的情况下，保险制度作为社会内部相互援助的替代品而被意大利人发明出来的。

此外，通过与代理关系相联系的各种组织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反映出文化传统的影响。前面所讨论的在信誉机制下保持代理商诚实所需要的工资，是随着代理商保持诚实情况下代理关系仍被终止（强制终止）的概率而下降的。即一个特定的代理商与贸易商之间未来越有可能保持代理关系，贸易商支付给其代理商的报酬就可能越少。这种下降的数量是文化传统的函数。因为从降低这种终止的概率中所获取的利得，依赖于骗子（过去曾实施欺诈的代理商）和诚实的代理商被重新雇佣的概率。骗子被重新雇佣的可能性越低，诚实的代理商被重新雇佣的概率就越高，因而从改变强制终止的概率中获得的利得就越低。此外，当失业的诚实代理商被重新雇佣的概率为1时，从改变强制终止的概率中获取的利得就是0。

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由此导致的集体主义惩罚，提高了诚实的代理商被重新雇佣的概率，而且可能将其提高至1，可能将骗子被重新雇佣的概率降至0。因此，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贸易商没有动力去降低强制终止的概率。与此相反，在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和由此导致的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贸易商存在着实施组织创新以降低强制终止概率的激励和动力。

马格里布和热那亚的家族关系与商业组织的演进历史表明，只有后者引入了一种可以改变强制终止的概率的组织。当马格里布和热那亚贸易商在地中海开始贸易时，对两个团体来说都有如下情况，即商人的儿子在其父亲仍健在的时候就开始独立经营。父亲通常会帮助儿子，直到他可以独立经营。在父亲去世之后，其不动产由其继承人平分，而其生意则散伙了。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和商业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在13世纪，热那亚商人采用了家族企业的形式，其最初的本质是具有无限连带责任的永久合伙制。在一个所有者的条件下，这种组织保证了家族财产不被分割。商人的儿子在达到适当年龄后，进入其家族的企业。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

在莱恩（Lane，1944）对威尼斯的家族企业进行了研究之后，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建立家族企业是为了克服代理问题，因为在家族内部，血缘关系可以保证诚实。这一论断确实抓住了事实的某些方面，但它并不能对问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为什么马格里布商人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此外，对一些重要家族企业的内部结构所进行的考察也表明，家族成员之间并不必然会建立代理关系。例如，1335年时，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最大的公司-皮鲁兹公司在海外有15名“分店经理”，但其中只有3人是皮鲁兹家族成员。1402年，麦迪斯公司的海外雇员中没有一个是麦迪斯家族成员。

事实上，导致意大利与马格里布企业组织发展出现差异的源泉，只能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得到说明。在马格里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集体主义惩罚机制下，贸易商不会通过引入一种可以降低强制终止概率的组织来获得利益。也就是说，对马格里布商人来说，并不存在他从事企业组织创新的激

励――“潜在利润”，这使得马格里布的企业组织创新失去了动力来源。然而，在意大利商人中，个人主义文化传统激励贸易商们尽量提高他们雇佣代理商的安全性。家族企业的产生反映了这种愿望。在意大利的家族企业中，许多商人合并其资本，组成一个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这种组织取代了单个贸易商在他与代理商之间关系中的位置。

家族企业作为代替代理关系中单个贸易商位置的组织，它的的引入是一种“组织的宏观发明”。而这一组织上的宏观发明又可以引致一系列的组织创新的“微观发明”。例如，家族企业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受托凭证或股份。一旦股份可以交易，就会对相应的市场制度产生需要。于是，“股票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所有权与控制权开始分离，这种分离要求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有关的契约问题，也引起了信息传递技术与会计制度的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