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专题

第一篇：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专题

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

【作者】徐妍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新时期，重新复出的王蒙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80年代集体记忆的建构。激情与梦想，是王蒙小说80年代叙事的关键词。它们与80年代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共名”关系。但饶有意味的是：王蒙当时的小说明显区别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叠加着王蒙独异的个人记忆。正是这种差别，既提供了王蒙小说从悖论到“清明”的可能性，又让我们重新思考80年代文学的意义。火》（1984年）、《来劲》（1987年）、《坚硬的稀粥》（1989年），都反复出现激情燃烧的诗句。这些句子的微妙和力量主要显现在：在主流文学界看来根本无法避免伤痛的地方避免了伤痛，在主流文学界难以逾越的地方进行了逾越。当主流文学沉湎于历史的伤痛性记忆而难以自拔之时，王蒙小说却以理想主义情怀叙述自己的无怨无悔。当主流文学界徘徊于故事小说与性格小说之时，王蒙率先开启了意识流的心理小说。

但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从来没有纵容激情，或者说，充沛的激情始终配合以强大的理性。对于这一点，同是作家的曹文轩分析得非常透彻：“八十年代的中国心理小说，既不夸大本能和直觉，也不轻视客观现实，理性的光辉始终照耀着心理王国，而引起心理产生各种变化的又正是客观现实——心理是客观现实的聚光点和光的折射棱柱。《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莫不如此。”⑦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如是看待“八十年代”：我们付出巨大牺牲不是为了倾诉伤痕，不是为了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怜悯的情感。恰恰相反，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天堂”中，“政治”被解释成一种重新焕发的生命激情，一种与主流文学话语同构的承诺。

也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不仅认同，而且先行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譬如：1980年8月，王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王蒙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描述了“八十年代”未来图景：“我觉得随着生活的复杂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它会越来越多要求多线条、快节奏的结构。”⑧这样的观点，在政治刚刚解冻之时，不能不令人叹服其预见力。可以说，80年代文学界的诸种文学现象，王蒙大多前瞻性地有所预见、有所实践。其身体力行的文学实绩正如王蒙在90年代的回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开拓和超越；从突破题材的禁区到改变题材的观念；从主题的丰富和实在到主题的化解；从风格的被承认到风格的难以捉摸；从语言的生活化到语言的艺术化⑨。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王蒙的自身经历不可忽略。王蒙一路从“高处”走过（十四岁入党，解放初期就立下了“职业革命家”的志向。1978年以后历任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自然有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所少有的高度、力量和目光。这种“高处”的视角，使得80年代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虽然与大多数80年代作家一样，书写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但正如“政治家和思春的人写星星月亮不一样”（王蒙语），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在认同于80年代文学界主流话语之时又有所疏离。

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除了激情，还有梦想。因为激情与梦想原本为一体。或者说，“天堂中的政治”之于王蒙，与其说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信念”，不如说是一个神圣的“梦想”。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关怀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但也同样追求理想世界的梦想。这样，“天堂中的政治”一方面指向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指向理想主义层面的大梦想。不过，这两个方面并不冲突，而是互相生成。短篇小说《风筝飘带》主人公佳原的一段心理活动体现了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立场：将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个人的梦想统一起来。“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了起来。他们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⑩一对情侣没有获得房子的现实性失落被梦想所填充。这样的例子在王蒙“八十年代”叙事中随处可见。其实，“政治”和“梦想”的和谐关系不仅属于王蒙小说，而且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名。张颐武的一段话语颇能传达80年代的集体记忆：“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大家对于未来并不完全清晰和明确，却有一种对于变革的强烈的共识。当时人们对于文革时代的痛苦和压抑记忆犹新，大家都愿意寻找一个不同的未来。尽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千差万别，但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新的生活的期待，对于未来的承诺都是没有疑义的。那个„起点'确实是让中国人获得了新的可能和新的希望。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最为可贵的一点。那时的物质生活仍然很匮乏，那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很天真，那时的思想和价值很简单。但那毕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的一部分。整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之中，大家做事可能简单和片面，却有一种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其实，今天想来，那个时代的共识就是今天的„中国梦'”11。

但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与80年代主流文学界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文学作品只是对现今、眼前的发展变化进行肯定，而对过去的伤痛性记忆进行否定，因此拒绝对过去的记忆进行梦想。王蒙小说却不仅将梦幻作为小说的结构，而且将过去的梦幻作为一种真实。这些差异意味着冒险。因为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梦想意味着虚空和反动。然而，王蒙小说坚持以文学的本体论解释梦想的本质，即在王蒙看来，梦想是主观的真实。正如王蒙1980年8月27日写成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们的理想、愿望、激情、想象、梦幻……都是生活中确有的，都可能是真诚的，而对于主观世界，真诚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2这种对梦想的理解或许由于过去的生活在王蒙的记忆中不够惨烈，但更主要的是王蒙宁愿以梦想化解过去的苦痛。这种梦想叙事的写作立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50年代王蒙小说的写作，仿佛《青春岁月》序诗中的梦想重新复活。但是，如果说50年代的王蒙小说只是对梦想的形状进行单纯的描述，那么80年代王蒙小说则是对梦想的功能做出现实的回应。这一点，在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的结尾有深刻的体现。当女主人公萧玲历尽磨难，终于听到以往青春时代如痴如醉的乐曲时，竟然心静如止水。不过这种平静不是死寂，而是生发一种新的梦想：“现在，仅仅听这种透明而又单纯的音乐，是太不够了啊。我们需要新的乐章，比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它应该更加雄浑、有力、丰富、深沉……”13梦想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升现实。这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梦想的形式。

当然，由激情和梦想构成的“天堂中的政治”首先是以文学的形式为前提的。但是，它也来自一种强大的文艺思想的支撑。80年代早期的“八十年代”叙事，王蒙小说主要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王蒙自11岁半开始，就接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4。解放后，他一直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伟大的起点”。新时期后，他的一系列创作经验谈、理论谈、思想谈都紧紧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而展开。如《“反真实论”初探》、《睁开眼睛说话》、《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等文章，都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回应了当时的一些热点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支撑了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信念。如《布礼》主人公钟亦诚在历尽劫难后仍然发出誓言：“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15不过，王蒙的文艺思想即便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时，也在寻找另一种参照。1982年发表的《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人性断想》等文章透露出这种寻找。当然，这些思想尚处于零散化状态。

二阳光和忧伤的个人记忆

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认同、承当并先行于当时主流文学界的宏大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也书写了王蒙阳光与忧伤相混合的个人记忆，尤其是那些远去的50年代的青春记忆总是在“八十年代”政治与革命主题的缝隙中渗透出来。可以说，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从来没有单纯地建立在80年代文化环境之中，它始终与50年代的黄金时代交错、叠加在一起。以“八十年代”的叙述视角追忆50年代，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特异之处，也是王蒙小说所依托的生命的福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50年代生活只有在“八十年代”叙事中才真正存在过。同样，反过来说，“八十年代”叙事只有和“五十年代”的记忆相互参照才能真正叙述。那么，50年代的生活为“八十年代”叙事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或者，反过来说，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让哪些50年代的记忆浮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讲，那些与“八十年代”主流话语差异的地方，正是王蒙“五十年代”个人记忆的复活之处。换言之，正是王蒙的“五十年代”的个人记忆为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提供了精神支撑。王蒙小说在80年代的伤痛处怀念50年代的阳光，在80年代的乐观之时渗透着50年代的忧伤。阳光与忧伤的小说品质，与其说接续了王蒙50年代的叙事风格，不如说保留了50年代的个人记忆。如果说“阳光”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忧伤则是王蒙对个人情怀的眷恋。二者的结合不仅使得王蒙小说产生了动人的情调、景致，而且建立了一个类似巴什拉所描述的“梦想的诗学”。譬如：《青春万岁》的充满梦幻与激情的序诗16与巴什拉的诗句颇为相通：“孩子是在自身的梦想中发现神话的，发现他不向任何人讲的神话。那时，神话即生活本身：我体验了生活，却不知我生活在我的神话中。”17只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中，阳光与忧伤的成分更为复杂。面对曾经失落的过去，面对现实的生活本身，人们是否能够追寻那些飘逝的梦想?能否在自己身上发现那阳光或忧伤的本体存在?《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等小说中的主人公曾经被抛到世界上，被抛到消极无人性的世界里，重新获得的世界是否能够让他们回到信任的世界、有自信的生存世界、梦想飞翔的世界? 由此，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代表作大多呈现出一半阳光、一半忧伤的精神气质。80年代前期的作品《蝴蝶》、《如歌的行板》、《海的梦》的色调、人物性格都是阳光与忧伤的组合。而且阳光与忧伤的组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它是理性对激情的掌控。如果忧伤滑向了颓废，那将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所批判的对象。这种叙述的平衡在王蒙的8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得到完美的表现。无论主人公有过多少伤痛和忧疑，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都竭力展现人物新的形象的光辉。《布礼》中的钟亦诚夫妇尽管蒙受冤屈，但一经平反昭雪，便不约而同地手拉手走上钟鼓楼，鸟瞰全城一派春光。《蝴蝶》中的张思远曾经在政治运动中有晴天霹雳之感，平反之后时有悲凉之气，但最终还是怀着期待迎接明天。特别是《如歌的行板》通篇都回荡着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曲，这首名曲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甚至它就是一种超力量的存在，正因如此，篇末小说结尾处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的忧伤让位于“更加雄浑、有力、丰富、深沉”的新的乐章。这样，“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个不同的时代统一在生机蓬勃的个人记忆中。开放的“八十年代”唤醒了黄金的“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再次生活在“八十年代”中。

但是，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和王蒙对于人性探索的深入，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有时出现了阳光与忧伤失衡的倾向。譬如：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是一个越界于阳光、忧伤之间乃至堕入颓废的复杂人物。他热爱生活、追求生活、渴望爱情，充满了对浪漫、阳光生活的向往，然而时代与性格的因素，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忧伤之中，乃至颓废、绝望得不可自拔。小说对于这种人生价值取向选取了爱恨交织的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的立场既有王蒙对小说美学层面的理解，也有王蒙的世界观的规定，还有一个男人对于一个男人的要求，借用王蒙的话语表达：“我注意意境和情致，注意语言的音韵、节奏和色彩，胜过了用心谋篇布局、编排故事”18，“我反对非理性主义，我肯定并深深体会到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19，“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20。

当然，对阳光与忧伤的描述还是停滞在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现象层面，归根结底，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试图在集体记忆之外保留一份个人记忆。迈克尔?伍德说过：“文学则是一种自由，不是因为它可以处理想象的题材，而是因为它在心智中重构现实，而心智是一个可以保护的游乐场，一个（有时候）可以躲开政治控制的地方。”21王蒙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个人记忆”从某种意义上在王蒙的“八十年代”叙事中可以等同于个人自由。“八十年代”叙事从80年代中期以后以《来劲》为代表的作品，最来劲的地方就是尽情地享受了一位个体写作者的叙事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文本的营造上。可以说，小说的世界为王蒙提供了无限探索的可能性。在这个自由的世界中，他可以将他的丰富、智慧、自然的生命状态过瘾地表现出来，不必正襟危坐、疑虑重重。如果

说，作家王蒙的世界有许多个，那么这个保有个人记忆的写作世界则是他生命的福地。

而且，对个人记忆的忠实与对集体记忆的忠诚，传达了王蒙的文艺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如果说从社会学的层面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那么在美学层面上则蕴涵了各种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原则。其中有左翼理论资源的革命浪漫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俄苏文学的情调和美感以及革命青春主题，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理论。但是，无论多么驳杂，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文艺理论思想始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即便王蒙小说所推崇并实践的意识流，王蒙也没有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保持自己的理性认知：“因为意识流首先是人的构造，是人对自己的意识流动的一种反省、自省、自己对自己的觉察。所以意识流的因素远远在意识流的学说之前就存在。”2

2三悖论如何转化为“清明”

由于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将最有共名性质的集体记忆从复杂的个人记忆中抽取出来，而那种或阳光或忧伤的个人记忆与谜语般的语境和历史连接在一起，这使得其所叙述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都没有被简单地浪漫化。而且王蒙不只是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曾经是一位主管国家文化领域的政府官员。80年代中后期，随着多元文化环境的确立，个人际遇的变化、叙事理论的吸取与探索等因素，使得王蒙的“八十年代”叙事发生了从悖论到“清明”的转换。

论及王蒙文学立场的转变，学界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论争”之后的“二王”之争。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王蒙小说已经开始从忠诚的确信转向反思的悖论，由单纯的理想主义转向复杂的世俗化理想。于是，刚复出时王蒙小说在激情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日渐倾斜，阳光与忧伤的缝隙逐渐加大，“八十年代”叙事的悖论不可避免。而这种日渐冲突的悖论主要体现在80年代后期的小说叙事中。

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充满悖论话语的是长篇《活动变人形》（1987年3月出版）。这部小说强有力地表现了我们或可称为扭曲的悖论：理想成了一种虚妄的爱的形式，而对理想的偏执追求则是痛苦最深刻的表达方式。主人公倪吾诚自少年时代就因为“想不清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而难以入睡，为人夫、为人父之后，由于更加执迷于西方文明而落得众叛亲离，直至生命即将终结时仍然困惑于：“彼岸的世界，你是有，还是无呢?”一生一事无成、灵魂无法平静。对于整个悖论的逐渐加剧过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但更意味着王蒙“八十年代”叙事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悖论漩涡。小说结尾，叙述者黯然地说：“这热烈的痛苦的冲击毕竟把天空荡得摇滚翻覆，以及一再的垂落，终于还是没有飞的重力的威严，终于破碎了的心的梦……原有的位置。又加速，又抛起，又竖直和飞快地旋转。又平息，又下垂，又恢复了位置，一次又一次地飞起，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我们怎样结语?是说我们终于飞起，终于实现了人类的永远的热情和愿望，终于唤起了山河和大地吗?还是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御风而飞翔的梦终于是徒劳，终于还得停下，下到地面来呢?”23这纠结的思绪正显示出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纠结。通过深刻描述理想的扭曲——温柔、可怕、激情、暴力的扭曲，《活动变人形》做到了一方面既毫不留情地描写理想造成的人性的变形，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使理想的追求者看上去只是精神不健全的变形人。爱与恨、理解与怜悯纠缠在一起，《活动变人形》打破了理想的神话。

不过，打破理想的神话，并不是放逐理想，而是由以往单向度的理想主义反观人生和自我。1988年，王蒙发表了五个中短篇《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夏之波》、《组接》、《十字架上》。它们一同传达王蒙对于单向度的理想主义写作立场的消解。其中，《一嚏千娇》犹如《蝴蝶》的续篇，但显然区别于《蝴蝶》双重视角下人物心理由分离到统一的协调过程：在张指导员、张书记、张副部长、老张头之间虽然有庄生梦蝶的恍惚之感，但分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联系“便是张思远自己”。《一嚏千娇》则选取多重视角，戏谑的叙述语调，让人物心理始终处于分裂之中。大人物老喷和一介书生老坎相互对比、相互作用却没有相互转化。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充满叙述的不可靠性，或者无限的可能性。叙述的多重视角超越了叙述学的意义，并关涉王蒙对“八十年代”政治的态度和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借用小说叙述者的话语表达：“我们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坎与喷，他们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坎与喷，到底哪种类型对国家和社会更有益、有用。”24

这样，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抵达了始自于悖论的“清明”。即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没有让人物在悖论中坠落下去，而是在悖论处重新上升。当人物在悖论中陷落得越深，叙述者的意志和理性就越强大。意志与理性的强大足以弥补悖论的巨大裂缝，正如《一嚏千娇》的叙述者所说：“意志和理性可能成为一种压抑，制造出种种的虚伪和变态。但意志和理性也可以成为一种安排，成为一种光照，成为一种合情合理合乎智慧的聪明而又快乐的引导，制造出种种美和善的果实。”25可以说，正是意志与理性的强大逐渐让悖论转换为“清明”，而这种“清明”之境在曾经卷入沸沸扬扬的“稀粥事件”中表现无疑。《坚硬的稀粥》（1989年）可以作为多重意义的文本进行解读，因为它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问题放置在一起进行构思。但是，令人拍案称奇的是：那么多问题所引发的悖论竟然悄然平息了。就连小说中“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

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徐姐”的无疾而终也没有掀起情节的波澜。一切悖论都始终符合叙述者的预期：“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的。”26同时，一切悖论也无法改变这个预期的结局：“许多时日过去了。人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既然秩序守恒，理论名称方法的研讨与实验便会自然降温。做饭与吃饭问题已不再引起分歧的意见与激动的情绪。做饭与吃饭究竟是技术问题体制问题还是文化观念问题还是其他别样的过去想也没想过的问题，也不再困扰我们的心。看来这些问题不讨论也照样可以吃饭。”27以本土文化的“不变”应对异域文化的“万变”，既是《坚硬的稀粥》的写作冒险，也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与主流文学界一味接受西方文化的疏离之处。

只是，问题接踵而至：支配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从悖论转向“清明”的思想资 源来自哪里?概言之，经验。包括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王蒙自述“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概念训练”28，但是，王蒙拥有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过人的智慧，逐渐形成了穿越概念的心智。80年代中后期，王蒙对于主流文艺理论有一种突围的跃跃欲试的冲动。在一次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的讲演中，王蒙围绕“主体和对象”的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学艺术是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表现。它表明人类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文学艺术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突破。为的是使心灵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创作中，既有生活的心灵化，也有心灵的生活化，没有心灵的生活是一种僵化的生活，没有生活的心灵是空虚的心灵。”29这些话语与其说是对当时主流文学界“反映论”的辩证解释，不如说是对其的大胆偏离。1986年王蒙在一个理论札记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追求真理的唯一的与笔直的长安大街。很少有人是因为从一出生便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授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反，倒是有多得多的人既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接触别的思想、文化、风俗、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尤其是接触实际，同时接受现实生活实践的挑战、压迫、启示、鼓舞，随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总之，无论多么伟大重要的理论，我们都无法依靠它自身的推导来解决一切问题，无法靠它自身的推导与宣传使人们接受它。人民是理论的主人，理论为人民所用。生活是理论的母亲，理论为生活所塑造”30。这两段话语完全可以概括为：经验远比理论更丰富、更接近真理。沿着这种思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将心智中的生活经验作为通向真理的道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逐渐呈现“清明”之气，并不是因为心智是他生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的心智在经验世界有着思考的嗜好并将思考作为生活方式所致。

总之，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激情的、梦幻的、单纯的理想主义逐渐转为理性的、入世的、复杂的经验主义。如果说精神层面的理想王国曾经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强大支撑，那么，世俗层面的经验王国同样是其坚实依托。在这种具有相对主义之嫌的立场转换中，隐含了王蒙意欲告别二元对立的思维的努力。这种立场的思想资源，我以为与其说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哲学，不如说源自王蒙先生自身的生命哲学。正是生命哲学的积累和体悟使得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悖论抵达“清明”。

注释：

①②王蒙：《政治家的文学与文学家的政治》，王蒙2006年6月2日在中国海洋大学讲演。

③1428王蒙：《探寻中国文化更新与转换的契合点》、《敞开心胸，欣赏与接纳大千世界》、《说不尽的现实主义》，见《王蒙文存》第20卷，第97页，第126页，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④1819王蒙：《我的第一部小说》、《撰余赘语》、《关于创作的通信》，见《王蒙文存》第21卷，第88页，第84页，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⑤21［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第5页，第61页，顾均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2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⑦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⑨2229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新时期文学面面观》、《我的几点感想》，见《王蒙文存》第19卷，第40页，第269—276页，第228页，第226—227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3年版。

⑩王蒙：《风筝飘带》，见《王蒙文存》第11卷，第2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1张颐武：《“八十年代”的意义》，见《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3日。1230王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谈文学的真实性》、《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见《王蒙文存》第23卷，第71页，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315王蒙：《如歌的行板》、《布礼》，见《王蒙文存》第9卷，第237页，第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6《青春万岁》的序诗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用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见《王蒙文存》第1卷，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7［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第149页，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20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第98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23王蒙：《活动变人形》，见《王蒙文存》第2卷，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425王蒙：《一嚏千娇》，见《王蒙文存》第10卷，第124页，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627王蒙：《坚硬的稀粥》，见《王蒙文存》第13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

第二篇：王蒙小说创作

试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1)王蒙的小说：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存在夸大政治斗争作用的不正常气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权势，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阴暗心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动变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恋爱的季节》《事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b)1)艺术特色：

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的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独自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荒诞小说 朱慎独“沐浴学”《沐浴学发凡》

讽刺那些国内为研究而研究的风气，批判国民性中盲目拉拢权威，将正常的生活家易变性，将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语言上为了显示意识活动的特点，作者放弃了对语言的完美对称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语言单位之间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断裂，悖反，有些小说界见了相声的话语方式，语言俏皮夸张，调笑成分很强，杂文语体，文言句式，民歌民谣常出现于作品中，语言密度相当大，往往由一个话题引起，语意相关或相近的词语在文章中不断出现追求表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语言风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现象是，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说创作 对王蒙的介绍

1958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王蒙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像别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会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创作处于常新的状态，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蒙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主要作品：《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系列作品。

关于意识流：所谓的“意识流”，是指19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自由。这种“意识流”文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识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又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3.王蒙反思小说的创作特色：

⑴ 对“伤痕”文学的超越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灵现实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

⑶ 宽容的历史态度，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⑷ 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⑸ 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第三篇：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胡伯仲

［摘要］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特征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小说；近两年研究；

王蒙新时期的作品指的是，文革结束后，王蒙以作家身份重返文坛发表的作品。意识流作品则是指这一时期，作者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如内心独白、非情节化等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总结起来说有《布礼》（1979）、《蝴蝶》（1980）、《春之声》（1980）、《风筝飘带》

［］（1980）、《海的梦》（1980）、《杂色》（1981）、《相见时难》（1982）5。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因其对现实主义的打破和现代派技巧的运用，而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迅速引起了王蒙研究热。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一、王蒙特色的意识流技巧

尽管评论界都认同上述作品的意识流身份，但王蒙自己却不这样看，“王蒙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是意识流小说，甚至不承认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在《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王蒙自己说到：“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写的是不是意识流，我还不知道呢”[6]。他甚至说他自己也没有认认真真读过几本意识流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王蒙确实用了意识流的一些技巧，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有人认为，同西方的经典意识流作品相比，王蒙确实和他们一样“都使用了内心独白、象征暗示、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法”，“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1]。其次，有人认为王蒙也同他们一样，采用非情节化的手段来结构文章。“80年代初，王蒙是利用了小说的这一特质，发挥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小说的新面貌。”[4]“他们的小说都有意淡化情节”，“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1]。

但由于王蒙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存地背景的不同，他的这些作品又表现出极浓的个人特色，或者直接说，中国特色。有人认为，在主题基调上王蒙就同西方作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的意识流作品，意在“表现当时具有压倒势的混乱和不安的思潮、感觉和情绪”，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困顿、孤独和恐惧之中”[1]。而王蒙的这些作品，则依然表现出一种“少共精神”，在其作品中能明显看出革命的痕迹，其作品反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另外，也有人从中西背景的差别、小说内部结构处理的情理之别来分析二者的相异之处。

二、非情节化

非情节化意即淡化情节，忽视故事情节的重要性。如意识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代表性作品《墙上的斑点》、《海浪》、《达罗卫夫人》等等。王蒙的这些作品也有也有这种特  指非情节化。作者注。点，其作品“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陈杲找人办事（《夜的眼》）、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曹千里骑马在路上（《杂色》）、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再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也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体验”[1]。

有人对王蒙的这些意识流作品进行话语类型分类，以动作、时间及二者的关系为标准划分为五类，然后发现王蒙的这些小说中的意识流话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该作者以王的《春之声》为例说“通篇以主人公岳之峰的思绪来行文，忽而现在，忽而过去；忽而城市，忽而乡村；忽而国内，忽而国外。通篇都是这样腾挪跌宕，一幅幅画面接连闪过，给人以毫无头绪之感，但当读者仔细体味时，便会发现，这一幅幅画面不是按时间顺序组接，而是与岳之峰的思绪相关联的。因此说，《春之声》这篇小说打破了以往小说按时间叙述的直线性思维的常规，而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明显是以空间变化来结构全文的。”[4]

也有人对王蒙的这些作品进行结构性分析后发现，其小说多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发射性结构特点，因而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但即使这样，大部分人对王小说的这一特点持肯定态度。“虽然这种写法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但这样写的确是很精练，内涵比较丰富，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更富于真实感，它不是被提纯、被装在瓶子里的蒸馏水，而是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里的一瞥。如今，生活是愈来愈发出雄浑多样的音响了，愈来愈表现出瞬息万变的节奏了，为了表现生活的这种特点，为了在短小篇幅中表现出更多更多的内容来，于是作者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非情节化”的手法，来结构文章。”[2]

三、新奇的语言

王蒙本人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他的这些意识流作品往往在修辞、句式、语体等方面不同于常规，并且勇于打破常规而呈现出新奇的特点。在修辞上，有人认为王的这些作品的不落俗套的排比和比喻是其语言的很突出的一个亮点：

“第一，王蒙小说的比喻是非常独特的，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他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

——《风筝飘带》

我爸爸的身材瘦长，脸长得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深渊》

说素素洗脸刷牙之响不无夸张，然而，却是真实的，说脸长且瘦，不说像猴子却说成倒置的等腰三形，准确而独到，新颖而形象，读了他的这种比喻，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第二，王蒙小说的比喻用群众生疏的比喻是常见的。

她的脸绷得严实，好像是采用了最新技术进行无缝焊接似的。——《悠悠寸草心》

他白白胖胖，好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风筝飘带》”[2]

在句式上，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些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长短句恰到好处的错落。有人认为王的作品中的长句往往蕴含大，语气连贯，条理清楚，陈述和限制得细致和准确，认为王的这种长句往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想，“王蒙小说的长短句语言并不是那么单调，一味的傻长的，而是长得巧、长得好、长得有味，是借助于多种语言手段组织的优美的长句。

‘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乱石里转变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秃秃的小鸡，像在天中爆响的二踢脚，像冒烟又滋拉滋拉地响的湿柴禾上的火苗子，像含苞待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深的湖》’”。[2]

文学概论教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天才为文学立法”。我认为王蒙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就是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文学的创新立“法”。

当然也有人指出了王蒙作品里的不足之处，“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层次上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 这就使他的小说缺少感性内容。理性行为确实能够规范作家的创作思想沿着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 但是理性的框架也确实‘规范’了作家在创作天地间驰骋。”[3]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中肯的批评。自然，关于王蒙的这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郑德聘.伍尔夫与王蒙意识流小说之比较［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2］ 李春.王蒙新时期小说语言运用探析［J］.当代文学，2009（6）.［3］ 金红.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 刘慧敏.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 叶向党.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转引自[3]

第四篇：王蒙 理想坚持中的乐观

浅论王蒙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乐观情结

姓名：陈云燕 专业：08汉语言文学 学号：100112008006 手机：***

关键词：王蒙、理想坚持、青春、乐观

摘要：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散发着一种乐观明朗向上的精神，在当时反思忧郁的文化氛围中，增添了明亮的色彩。这种乐观主义主要体现在对于革命理想的坚持和对青春的呼唤追忆之中，有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热爱。

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20世界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的一个阶段，当在文革中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得到解放，作家们纷纷重新执起手中的笔，或揭露、或反思、文革带给人们的创伤。王蒙作为时代潮流的一员，70年代末重返文坛，以一股高昂的热情，火山爆发式的姿态创作出一系列有代表有价值的作品。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文苑锦上添花，正如王蒙自己所说：“50年代的写作，好像只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事文学活动的一个序幕，经过20年的锻炼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生活现在开始了。”

与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单纯地揭露、控诉、反思的题材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王蒙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于信仰的一种忠诚、对于理想的一种坚持、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乐观的幽默，给当时充满伤痕忧郁的文学氛围，添加了醒目的明亮和乐观的神采。这在当时王蒙所创作的小说《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之梦》等都有体现。而这种乐观的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理想坚持中的乐观情结

王蒙的这种乐观明朗的情绪首先体现在对信仰的执着，对未来的期待，对生活的热爱之上。

在《布礼》之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对青春激情的赞美。钟亦成13岁接近地下党，15岁入党，17岁担任支部书记，18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他一直坚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他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为了这一崇高的信念，钟亦成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在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为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能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磐石重如泰山。”

钟亦成有着如此坚定地信念，如此执着的追求，在钟亦成错划为右派的20余年时间里，尽管“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褪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越来越集中、鲜明、光亮。这20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次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 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1947年到1957年这10年的党内生活的经历，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的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愈加执著和坚定，如此的一个普罗米修斯的人物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百折不挠的追求和奋斗。这是王蒙关于理想、信仰、乐观的一个典型表现。在王蒙的创作中，文学与革命是紧密相连的。他曾说过：“我始终认为，文学与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 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用文学去展示革命的信仰也似乎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80年代的王蒙保持着乐观坚定的革命信仰，去展示对新时代的期待，包含着对生活的热爱。

当然，单纯地歌颂是盲目的，一味地暴露也是不合理的。在《蝴蝶》中的那个张思远在经历了作为一个赫赫权威的领导者到被揪出成为一个孤独的囚犯，后先放到儿子冬冬插队的山村成为了老张头，当他在老张头身上渐渐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儿子和解了在山村习惯了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了。他可以复职重新成为执政者张思远，然而面对这些文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坎坷遭遇，张思远丢了自己。他变成一只蝴蝶，分不清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他有时候自问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是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么？”

最后，他最终离开了部长楼，一个人踏上旅途去寻找老张头，另一个自己。重回山村，面对乡亲们的热情招待和真切的期盼，张思远找回了自己。他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发现了和劳动大众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感受，正视了自己的责任，“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 装到汽车上带走了”。

小说最后以“明天他更忙”收尾，寓意着张思远又重新恢复成文革以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又重新将自己投入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事业之中，再一次的坚持自己的理想。

张思远自我迷失寻找自身的过程，即是他重新寻回自己革命信念的过程。在这一期间，他曾经彷徨、迷惘，在经历小石头—— 张思远—— 老张头——张副部长的自我迷失与曲折变异的过程中映射出主人公痛苦、自责、迷失、反省、追求等相当复杂的精神状态。主人公的革命信仰的一度遗失也正是为了更好的来巩固最后重新确立的信念。小说最后“桥梁”那一段，用轻松、充满希望的语言充分展示了王蒙生命中那股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在革命年代，王蒙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信念的坚持。《布礼》、《蝴蝶》中的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是王蒙自身的一个反映。王蒙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年那年怀着无比崇高热情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记录了革命时代青年们饱满狂热的革命青春热情；1956年因为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右派20余年。然而，面对这段经历，王蒙始终怀着一种乐观的情感，始终怀着对生活无上的热爱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愈是处在逆境下愈要争取生活的快乐与学习的长进，生活是不可战胜的，邪恶者永远不可能全部摧毁生活的乐趣。文革当中我在新疆农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与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我的前途十分渺茫，然而我仍然努力生活得快乐和有意义。”在新疆生活的时间新疆成为王蒙后来回忆的第二个故乡。王蒙在那里结交了纯朴善良的维吾尔族朋友，欣赏到了新疆大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学会了维吾尔语新疆民歌。

王蒙的这种革命理想坚持中的乐观精神，是他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处在50年代那种激进的革命氛围中所受到的感染。李子云在《关于创作的通信》中就曾这样说过王蒙：“由于他的信念形成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革命高潮与革命胜利时期，由于当时整个的革命事业蓬蓬勃勃、充满生机，因此，这一代青少年形成于此时的信念就显得格外明朗，带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岁月，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中王蒙仍坚持着少年时代那份高昂的革命理想，以一种智者的态度，包容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苦难经历，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不灭，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尊重和学习的一大方面。

二．青春呼唤中的乐观情结

王蒙乐观的情结还体现在对于青春时代的赞美和追忆。

青春对于王蒙来说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青春洋溢，热情澎湃的那个年代，青年的王蒙创作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一个时代经典的作品，真诚地发出了“青春万岁”的口号，为那个革命时代特有的青春情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赞歌。那个时候的王蒙是年轻的，身上充满的是青春期特有的高昂热情，身处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青春万岁》是王蒙自身的青春写照，是自己“少共情怀”的正面抒发。然而，进入了八十年代，中年的王蒙已不再年轻。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末29岁的王蒙携带妻儿远离政治文化的中心地，远赴新疆，此后直到1979年，王蒙在新疆度过了16年。青春革命的热情慢慢褪去，现实生活的历练留给王蒙的是对于那段逝去岁月的追忆与反思。

赞美歌颂青春最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80年代的创作中王蒙流露出来的是对青春的眷恋与反思，但总体上保持的仍是那股乐观向上的精神。

在《杂色》中，王蒙叙述了曹千里与一匹老马在草原上行走一天的经历。已近中年的曹千里和这匹老马有着心灵上的共鸣，当初年轻时的蓬勃的朝气在经历了生活的一次次磨练以后消失殆尽，剩下渺小而处处受到别人同情地活着。曹千里从这匹老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回顾自己的坎坷一生，最后只有不好意思的淡漠而又哀伤的一笑，对于自己的青春，“他常常充满自嘲意味地说‘那是上辈子的事了„„’”然而就在经历了草原上那一场草原上短暂的暴风雨后，曹千里豁然开朗，对于逝去的青春有了重新的定位和赞美：“呵，那久已逝去的青春的岁月，那时候，每一阵风都给你以抚慰，每一滴水都给你以滋润，每一片云都给你以你沸腾，每一声军号都在召唤着你，每一个人你都觉得可亲，可爱，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都觉得像欢乐光明的节日。”曹千里以一种中年人的身份去呼唤青春，找回属于自己青春的热情。最后，小说写到：“终于，曹千里骑着这匹老马唱起来了。他的嘹亮的歌声震动着山谷。歌声振奋了老马，老马奔跑起来了。如风，如电。”曹千里和老马经过了这一天的旅程最终将自己的青春寻回，身上重新散发出青年人的追求。

在80年代，王蒙的另一篇小说《海之梦》中，同样展现了主人公对自己已逝青春的追忆。缪可言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海的梦，他向往海，海给他的青春注入了甜蜜和爱情。可是年轻的时候却没有看过海，如今，52岁的缪可言第一次来到了海的身边，可是，面对海浪，面对自己在海水中抽筋的小腿肚，缪可言真实地感受到了“我是老了，不服也不行”的事实。生命的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经历“特嫌”“恶攻”的缪可言感受到自己有限的生命，自己的青春已经不再。然而，最后，在夜晚的，永不会消逝的银光中，缪可言再次寻回了自己的青春，在“海——呀——我——爱——你——！”的呼喊声中，青春的激情再次回到了缪可言的心中。最终让他认识到了“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

单纯地歌颂赞美青春属于王蒙的少年时代，到了80年代，历经生活苦痛的王蒙面对青春这一主题，怀有的是深情的眷念和追忆。对青春的重新寻回，青春激情的再次拥有，是王蒙那股乐观明朗向上的精神在他“青春情结”中的表现。

八九十年代是王蒙先生的多产期，这一期间，王蒙先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相对于五十年代热情纯真的创作，八十年代王蒙先生在经过岁月积累后在作品中所散发的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更能打动我。这期间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经历了坎坷的前半生，在那个激进的年代，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对青春的追求。就如王蒙先生所言：“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更感到了生活的甘之如饴。对生活仍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对青春、对爱情、对生活信念、革命原则和理想我们仍忠贞不渝，一往情深。”

参考书目：

《王蒙.革命.文学——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温奉桥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蒙精选集》 王蒙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蒙讲稿》 王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多维视野中的王蒙》 温奉桥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第五篇：春天在叙事中抒情[范文模版]

春天在叙事中抒情

小的时候常常和伙伴们谈论哪个季节最可爱，有的说喜欢冬天的银装素裹，可以打雪仗垒雪人，还能过大年穿新衣吃饺子；有的很贪恋夏季的热情四射，再不用为穿什么烦恼，可以光着脚丫爬树，甚至可以跳入池塘洗澡、摸鱼儿；大多数伙伴们都会认同最可爱的要数秋天了，这个季节清爽伴着金色的收获，这时候桃、杏、梨、李还有苹果都熟透了，即使咬上一口红薯、萝卜也清凉可口嘎嘣脆呀，放眼望去天是那么深远那么湛蓝，无论是白天还是星夜只要用心去望着天际尽头，望着望着仿佛自己就轻飘飘飞升到天庭的神话世界里了；然而，几乎绝少有喜欢春天的话题，北方的春天总是和春寒料峭、风沙弥漫联系着，那时候我们一直疑惑，为什么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赞美春天的诗歌与艺术作品呢？

北方的春天干涩又寒冷，我小时候生活的沙区枣乡更是还多了一项风沙，多少年以后妻子提起初到婆婆家的印象，还会说床上、桌上、地上到处都蒙着一层沙土呢。记忆中的春天就是每天都迎着扑面的寒风去上学，每天都听着风儿掠过旷野的荆条吹响尖利刺耳的哨声，那风沙眯得人几乎无法睁开眼睛，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一天下来任谁都是一脸黄沙，眼角上、牙齿里、鼻孔里到处都是，要是扣扣牙齿牙碜得起鸡皮疙瘩。刀子般锐利的风儿似乎比冬季还疯狂些，只要一天不洗脸，它就在孩子们的脸上刻出带血的皴痕，因为冻伤而渗血的小手一会就要从袖筒里抽出插入胳肢窝的棉袄取暖——那恐怕是最后的一点热度了„„总是盼望着春天快点过去才好呀，在焦灼与期待中春天总是匆匆而过。多少年后回想一下春天的感觉，还真是应了那句诗：一场春梦了无痕„„

转眼间昔日的懵懂少年已经步入不惑，四十余春秋飞度确如秋水惊鸿、白驹过隙，曾经的那许多烦恼回首间早已如岩上无心云相逐了。进城工作后，远别了沙区似乎也隔膜了最初的关于春天的烦恼，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足和常年的室内生活，几乎让我淡忘了关于季节的话题。今年的春天应友人相邀到林虑山间小住，到不是为了欣赏春景，我只是倦怠了磨道般单调生活的乏味，就想试着改变一种生命状态，虽然只能请上几天短假。

去的那天已经是阳历四月阴历三月中了，隐晦的天空弥漫着柔和的深灰色，车窗外洒落星星点点的春雨，很快山里传来信息说山上正在下雪，他们描述的像是飞舞鹅毛，又如飘落的梨花瓣一簇簇一片片，司机告诉我们要是这雪一直这样下下去今天或许进不了山了。然而两个小时后已经可以重新上路了，我本来躁动的心中却因为这场桃花雪平添了几分润润的清凉和欣悦，“飞雪伴春还，善庭晓自闲。”果然与城中不同啊！但是沿途只是看到湿漉漉的地皮，已经看不到一丝丝雪的踪迹。到了驻地，房间里特别像是个大冰柜，又冷又潮，比室外还要冷一些，好在我不是冲着看春景来的，因而并没有感到有多少失望。刚住下的三两天在冷冷清清中捱过的，觉得整个人都蜷缩着，似乎在延续冬天的记忆，我有点怀疑自己真的能坚持下去吗？北方山中的初春总是让我从心底涌起一个成语——山寒水瘦。

也就仅仅过了三天，一下子又变得艳阳高照了。同行的老苏突然指着山谷说：看啊，真的就像幅水彩！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去，果然就见昨天还灰蒙蒙一片的柳树在艳阳的斜射下妙曼之极。那柳树们光鲜通透，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每根枝条都努力向上。“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那山谷中、山坡上三三两两的象笼着轻纱如轻烟梦幻般的雾树无疑是此时的主角，我连续按下快门，却总 忍不住换个角度再拍。

转晴后的天气带给我钻出被窝的勇气，大早起迈出门来迎接我的总是清亮的鸟鸣，鸟的歌唱近在咫尺，在树叶间，在嫩芽儿里，在头顶的某个方向，仿佛顺着枝桠流转。绕到房后，猛然间就看见有两只长着长长美丽尾羽的鸟儿，身体修长、步态轻盈、头戴羽冠，一会儿它们亲密地耳鬓厮磨、浅笑低语，一会儿又闲庭信步、顾盼多姿。看到我的出现，它们并不惊慌，时而不经意的看我一眼，然后又把脑袋扎入草丛间觅食，似乎很是享受自己的快乐时光，我反复调试着尼康小钢炮，200毫米的焦距似乎太短了，卡在数码机身上虽说已有了350的焦距，但是不用三脚架又感觉有点飘，早晨的光照度远没有眼睛看到的亮，高感光度下入门的单反数码损失掉的层次又太多，只有继续一点点靠近，那鸟儿连续快节奏望了我两眼，突然就像孩子们折的纸飞机，舒缓地划过一条优美的曲线，飞到山谷里去了„„

柔柔的小草在风中颔首，露珠打湿了裤脚，深褐色藤条生硬地划破了肌肤但却很有弹性，油油的青草味儿正悄悄地四处弥漫，露珠儿在叶尖上荡着秋千却不肯轻易滑落„„我不愿行的太急，既是贪恋周围的景致又怕惊扰了正在对山歌的鸟儿，徐徐地移动着脚步，却在身后印下一条清新的踏痕，像是国画写意的笔触又如春天不经意抹过的一笔淡淡的油彩。石缝里、小溪旁一色是逼人眼的片片中黄，那是细细枝条上绽放着的小花，是迎春呢？还是连翘呢？我不得而知。不过要是迎春的话名字起的贴切，要是连翘的话油然多了几分清雅与联想。

虽说半山腰就盘旋着很好的柏油公路，我却在峡谷里仡仡而行，脚下是一块块石头，许多都有一间房子大小，它们慵懒地依偎在一起，正好供我跳跃、攀爬。到了夏季或者秋季，整个峡谷会有很充沛的溪水，这些石头全都浸在水中，那时恐怕游者会很好奇水底下会不会有很奇特的宝石吧？这会儿整个河道都对我敞开了胸扉，然而却了无所获。背阳的山壁上往往挂着上个冬季留下的冰雪，形成长长的冰柱，山脚下总会有汩汩的清泉，虽然水量不大，可是那涓涓不绝的势头很让人钦佩于它的执着与坚韧。我索性就躺在那平阔的大石上，素面朝天、放浪形骸，换个视角度去审视头顶的这片蓝天，就像小时候那样，应该说已经许多年没有这种心绪了。慢慢地，耳边没有了喧嚣，风儿抚过脸颊，渐渐融入在春天的怀抱里了，一任阳光抚摸着额头、脸颊，一任时光悄然流逝或者噶然停在这一点上——每日里为生计熙熙攘攘的人们，有几人还能有心又有闲感悟大自然的博大与多情啊！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南方或许早春二月已经是春满枝头了，我们北方却在三月（农历）之末才会让人领略到她的姿彩。我没想到连日的阴霾就这样被春日阳光一扫无踪，更没想到冬季里原本灰暗的植物，经春风一度竟如此娇艳、生机勃勃，也只是三五天的功夫，山间的杏花、梨花、桃花竞相开放，黑黑的树干上相继招摇着嫩嫩的枝条„„春天是观世音大士手中的嫩柳枝吗？溪水自玉净瓶里流出吗？我哪里还有怨春、谤春的理由呢！她有着一双复苏生命的妙手，不仅抚平了失败的伤痛，还给一个个暗淡了的生命涂上耀眼鲜亮的色彩，她更会用希望来重新定义失望，把永不屈服的种子漫天撒播——走进了春天，我相信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

2009-4-28下午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