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后感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笔下的《叫魂》讲述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全书共分十章,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至五章可归为第一部分,介绍妖术发生的背景;第六章至八章为第二部分,介绍清剿妖党的全过程;第九至十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分析的概括与升华性总结,揭示妖术案件背后的历史隐喻和内在意义。
“叫魂”可追溯至杭州的德清县,这也为作者后来对“江南忧患”进行分析起到了铺垫作用。德清县于乾隆三十三年修桥,一名沈氏农夫请求修建石桥的匠人在桥桩上粘贴一张写有人名的符,并通过敲砸来泄愤。匠人前往县里举报农夫,官府阮知县打了沈农夫二十五大板后才开释。这是清政府官方史料正式记载的第一例“叫魂案”。本来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乡下农夫由于愚昧无知、迷信鬼神而引发的邻里治安的小事,谁知这样一件小的案子一经上报竟然成为此后系列惊天大案的起始点,也成为 1768 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事件的开端。
这场始发于江南地区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在官僚君主制的运作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类妖术案件的影响下,百姓们相信术士、和尚能够通过衣物、头发施展法术控制他人的生命,并积极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皇帝则为了防止妖术的谋 反 和汉 化 的 阴谋,亲自下令清剿各地的妖术活动;而各地官员迫于皇帝的压力,也开始了大范围的妖术清剿活动……面对叫魂危机,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根据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知识文化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
1768年,一个被划入康乾盛世的年份,但在孔飞力看来这种盛世是一种“镀金时代”。官方的盛世生机勃勃,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除贱为良”的政策解放大量的劳动力。孔飞力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快等因素造成物价飞涨,剩余劳动力涌入江南地区,这些劳动力是“没有根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模糊的身份增添当地民众与官府的不安全感。孔飞力评价:“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叫魂危机爆发时,无知的百姓的确相信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认为通过妖术可以控制他人生命,因此他们时刻保持着对外来人员的警惕和怀疑。书中第一章讲述了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喝酒过多、害怕被叔叔骂逃到了杭州,当地路人开始对他的口音起疑心。人群中有人高声喝到:“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同样在萧山,和尚巨成和净心在化缘的路上询问孩子姓名,便引起了孩子父母和周围村民的警惕和强烈不安。书中用“怒气冲冲”描述追上来的夫妇,而周围群众则大吼“在河里淹死他们”。简单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刻画出群众面对妖术时的恐惧。群众对与叫魂妖术的恐慌与生存空间
日益缩小的社会环境也着紧密的联系。在资源稀缺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外地人构成了挤占生存空间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初百姓们警惕外来人员便也说得通了。
在整个叫魂危机中,各级官僚的行为表现也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调查,“叫魂案”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其实不想把事件扩大,他们往往简单处理、草草了事。但在案件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这些官员不得不向中央汇报,结果消息传到中央,成为乾隆的关注焦点。在上级坚持要求对案件进行大力查办的形势下,为了彰显自身业绩,迎合上级指示,极力包庇甚至鼓励下级捏造冤案假案的地方官员不在少数。而当时伴随皇帝左右的一些大臣在处理“叫魂”事件时与地方官员不同,这些高层官员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质疑“叫魂”事件的真实性,将之视为乡下把戏。
而对与乾隆皇帝来说,“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弘历似乎不需要面临叛乱等安全挑战,但是事实上却有许多隐含的威胁。由于清王朝是异质文化征服者的武力下建立起来的,这可能随时都会对王朝的合法性构成威胁。此外,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僚体制也使得弘历感受到了威胁。各省官员也为扩张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举荐本省外的官员,这种结成朋党的做法使弘历发出“此等恶风斯不可不加以儆治”的感叹,他急需展开行动对这些威胁进行整顿,在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注入更多的专制权力。“叫魂”则为弘历提供了整顿官员腐败习气、解决“谋反与汉化”的契机。出于对“叫魂案”的怀疑,皇帝有理由通过各种渠道警示官员,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当江苏省未抓获逃犯且失于奏报时,弘历通过朱批斥责江苏巡抚彰宝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当常州知县报告未发现剪辫事件时,弘历批道“极为荒谬和不实”;当官员以辖区和职务界定来逃避责任时,弘历更是严厉地斥责他们怠惰的习性。利用“叫魂”危机向官员问责,不仅能够揭露早已厌恶的腐败习气,还能够强化他对官僚们的支配权力,防范谋反和汉化的危险,维持其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