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曹操以善于用人而成就霸业，他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然而在探讨曹操用人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即曹操名义上虽然举天下之才而用之，但其初起兵时，网罗英才却不能不受到政治条件和地区条件的制约。操之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来历不明，“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三国志·武帝纪》，以下各注凡出于《三国志》，皆不再标出书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嘲笑曹嵩是“乞丐携养”，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强调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庭。这虽然出于政敌之口，但也足见曹操最初并不是一个具有特殊号召力的人物。操之家世与其早期活动区域，决定他选拔人才不可能面向全国。曹操政治基础远不及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故用人只能偏于一隅。通过检阅《三国志·魏志》，把魏之将相大臣的籍贯罗列出来，作一排比，我们即可发现曹魏政权的组成人员大都来自汝南、颖川（今河南省境内）和谯县、沛国（今安徽省境内）地区。在曹操起兵初期，其军事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汝颖及谯沛境内，他网罗人才，当然不得不从这块根据地着手。曹操必须依靠这一带“名豪大侠，富室强族”的全力支持，才能在当地站稳脚跟。随着曹操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在他的统治集团中，明显地出现了两个以地域相结合的派别，一是以汝南、颖川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家大族，包括依附于他们的一些庶族地主，可称之为“汝颖集团”。
二是以谯沛地区人物为核心的新官僚集团，亦包括依附于他们的世族、庶族地主，可名之为“谯沛集团”。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汝颖集团。曹操及十六国时后秦主姚兴都曾说过“汝颖固多奇士”《郭嘉传》。可见汝颖地区的士人在魏晋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曹操手下著名的谋臣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辛毗、赵严、戏志才、郭嘉等，均为颖川郡人。和洽、应样瑒等为汝南郡人。其中荀彧出身于颖川大族名门，社会影响很大，荀彧足智多谋，是曹操打天下最得力的谋臣之一。曹操出外征讨，常以或主持中枢大政，对其极为器重。在曹操统治时期，形成了一个以荀彧为首领的强大的汝颖集团。
汝颖集团的形成，可溯源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东汉主持清议，抨击朝政，反对宦官的党锢领袖是陈蕃与李膺。党人大部分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党铜之祸以及后来的黄巾起义给各地的世家大族打击很大。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各地军阀都和世家大族联合起来，而其中汝颖地区的世家大族则投靠了曹操。或许有人会疑惑不解：东汉党人既与宦官对立，曹操祖父是宦官，而荀彧，李瓒等都是党人的后裔，他们怎么会结合在一起呢？其实这并不奇怪，曹操祖父曹腾虽为宦官，但官至中二千石的大长秋，封费亭侯，其父曹嵩，位至太尉，足见曹操出身于世族而绝非庶族，在门第上与荀彧、李瓒等人并无不同。至于宦官与党人的关系亦并非都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赵翼说得好：“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间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亦有贤者》）。赵翼所举的“清慎自守”的宦官有郑众、蔡伦、孙程、良贺、曹腾等人，他们与清流派朝官及党人关系较好，曹腾甚至还举荐“海内名士”多人。至于汝颖士人所以能同曹操结合，不外乎这样几个原因：
曹操使用武力镇压了汝颖地区的黄巾军，这对汝颖世族地主来说，曹操为他们解除了心腹之患，无疑是一个“功臣”。其次，东汉各地的世族大地主彼此之间是有利害关系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们各自拥戴一个军阀进行斗争，如关陇大族拥戴董卓、李傕、郭汜，冀州大族拥袁绍，荆州士族奉刘表、南阳士族依袁术。而曹操原在汝颖地区镇压黄巾，后来又迎汉献帝于许昌（许昌属汝南郡），就地区而言，汝颖士人所拥戴的对象，当然舍曹操莫属。第三，以汝颖世族地主为主体的东汉钩党，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亦属于改良派，他们在东汉政治上的改革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曹操是一个早就被汝颖世族地主所赏识的人物。曹操还未步入仕途，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主持者许劭就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武帝纪》引注《异同杂语》）。颖川李膺之子李瓒也认为“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后汉书·李膺传》）。要他的儿子舍袁绍、张邈而“归曹氏”。荀彧则认为曹操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操“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荀彧传》）。这样一个人物，无疑是汝颖世族地主的一个理想的政治代表。
汝颖世族地主把曹操作为依赖的对象，而曹操欲在军阀混战中取胜，也必须取得这一地区士大夫的支持，加之“汝颖固多奇士”人才辈出，这对于曹操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见，由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双方就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汝颖集团的强大不仅表现为它拥有一大批出身高贵，具有崇高声望的世家大族，而且它还吸引了一批籍贯虽不属汝颖，但却依附于汝颖集团的名门望族。如河内郡人司马懿，自高祖司马钧以来，累世为二千石高官，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守礼法著名于世，司马懿本人“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这样一个门第、才华、儒学都不在陈群、钟繇等人之下的大族，最后荀彧所引迸，不仅隶属于汝颖集团，以后还成了这一集团的首脑人物。
其次，我们来分析谯沛集团。在曹氏政权中，谯沛集团也自成系统，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曹操及其宗族（包括夏侯氏）都是沛国谯人，曹魏统兵征讨的将帅和宿卫大将，不是谯县人就是沛国人。曹魏政权中，最重要的军职是四征将军、中领军和中护军。在曹操时期担任过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渊、曹仁和张辽，高于四征将军的有大将军夏侯惇、都护将军曹洪，统兵征战时独当一面者，几乎均为谯沛人。“中领军”和“中护军”是曹操所设的宿卫军的最高将领。担任过中护军的有韩浩、担任过中领军的有夏候尚、曹休、曹真、史涣。著名猛将许褚为“武卫中郎将”，后迁“中坚将军”，领兵宿卫。史涣为沛国人，曹休、曹真、许褚均为谯人。韩浩虽不是谯沛人，但久随夏候惇，为谯沛之党。可见宿卫军的最高与最重要的职务都在谯沛集团手中。甚至连曹操宿卫军的士兵中，谯沛人也有突出的地位。《魏志·许褚传》云：“诸从许褚侠客，皆以为虎士”。所谓“侠客”，即是许诸的宗族宾客。他们追随许褚，成了护卫曹操的嫡系部队。“许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这些领兵征讨与宿卫的将领，大都是曹操的宗族、重臣，于是就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谯沛集团。
二
汝颖集团中大部分出身于世族地主，故是一个世族地主占主导地位的派别。谯沛集团中如夏侯惇、夏候渊、许褚、曹洪、曹真、张辽等父祖之名均不见史传，可见都是寒门庶族出身，因此谯沛集团当是庶族地主占主导地位的新官僚集团。汝颖集团标榜儒术经学，主要成员担任文职；谯沛集团之成员大多为领兵将帅，担任武职。在曹操创业初期，这两个集团的结合，是建立在辅佐曹操，南征北战，击灭群雄和建立曹魏政权基础上的。由于这两个集团代表的利益不同，它们之间的合作就不能久长，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彼此之间就爆发了明显的利害冲突。如曹操屯田，实行军事编制，典农部民都掌握在担任武职的谯沛集团手中，这是汝颖文官集团不甘心的。经济上的利益还在其次，政治上的冲突则更加尖锐，两派矛盾到曹操晚年就逐渐明朗化了。
由于汝颖集团的人大都担任卿相，谯沛集团的人大都担任将帅，故两派实力起初不相上下，可谓平分秋色，但这种权力平衡的局面不久就被打破。两派权力的消长升降，以曹操王位继承权为转折点。两个集团矛盾的爆发，亦由此而开始。曹操晚年，在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曹丕和曹植也就各引朋党，进行了争夺储位的剧烈斗争。曹丕虽为长子，但地位一直不稳，曹操始欲传位于曹冲，曹冲死后，又因曹植“以才异见称”，数次欲传位于曹植。支持曹植的主要党羽为杨修、丁仪、丁虞。二丁均为沛国人，杨修虽非谯沛人，但其在政治上倾向于谯沛集团。既然上自曹操，下至杨修、二丁都有立曹植之意，便很自然地使曹丕与谯沛人之问形成一道心理上的鸿沟。曹丕世子地位既定之后，邺都发生了沛人魏讽的谋反事件，使曹丕对谯沛人更生猜忌。
曹操刚刚病死，有人就向曹丕提出更换各地守城官吏，用谯沛人取而代之，结果遭到朝臣徐宣反对。“太祖崩洛阳，群臣人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曹丕）闻曰：‘所谓社稷臣也”’（《徐宣传》）。曹丕对徐宣的褒扬，悦明他对谯沛人是心存芥蒂的。后来曹彰又从长安赶来，问“先王玺绶所在？”欲争夺王位，使曹丕对支持曹彰的樵谯沛将领更感到厌恶。由于汝颖集团代表世族地主，标榜儒学宗法制度，倡导嫡长子继承，无论从主客观方面都符合曹丕的政治需要。这样曹丕感情的天平便自然地倾斜于汝颖集团。汝颖士人看到曹丕即位，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就全力拥戴他了。
在荀彧，荀攸死后，陈群就成了汝颖集团的中心人物。《魏志·陈群传》载，曹丕对陈群深表“敬器”，“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与陈群同称“四友”的司马懿、吴质、朱铄亦为曹丕所信重。曹操一死，曹丕继为魏王，便马上任命陈群为吏部尚书。及代汉称帝，又命陈群为中领军，继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黄初五年，魏文帝兴师伐吴，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懿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晋书·宣帝纪》）。自陈群、司马懿成为曹魏政权支柱后，军政大权的相当一部分就落到汝颖集团之手。可见，曹丕称帝，使魏国的两大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与军权无缘的汝颖集团不仅可以参预政事，且可以掌握部分军权，谯沛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遭到削弱，对军权垄断的局面到此结束。
谯沛集团虽然在魏文帝时期渐趋衰落，但它毕竟和曹魏宗室关系密切，其中不少人是宗室贵戚，身居朝廷要职，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与汝颖集团分庭抗礼。魏明帝时期，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族地主集团和以曹真为代表的宗室集团互相争夺，权力不相上下，谁也不能压倒谁。汝颖集团要想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对谯沛集团予以致命的打击，才能达到目的。谯沛集团当然也不甘心自身地位的下降，他们处心积虑地图谋打垮汝颖集团，以夺回失去的权力，这样双方都在重新组合成员，准备进行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较量。
曹魏后期，汝颖集团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它的领袖已不再是汝颖地区的士人，而是能代表汝颖集团利益的司马懿。司马懿曾与曹真、曹休、陈群等共同辅佐明帝曹睿，以后曹真等人相继病故，司马懿权势越来越大，历官至大将军、太尉。司马懿善于用兵，他西拒诸葛亮于关陇，南平孟达于上庸，北灭公孙渊于辽东，战功卓著，成为曹魏朝廷中最有威望的大臣。由于司马懿位尊望高，又出身高门世族，“伏膺儒教”，故陈群一死，旧世族就转过来拥戴他。当时支持司马懿的重要人物有颖川人陈泰（陈群之子）、荀顗（荀彧之子）、荀勖（荀攸族子）、钟毓、钟会兄弟（钟怒之子），以及陈群引进的傅嘏、高柔、贾充等人。这就充分表明司马懿所倚重的世族核心人物都是属于汝颖集团。这些人物在司马懿死后，继续支待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成了司马氏集团的心腹。
这个时期的谯沛集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朝廷内形成了以曹爽、夏侯玄为首的新官僚集团，在地方上有忠于曹氏的王凌、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将领，他们表里相结，内外呼应，伺机向汝颖集团反击。
曹爽乃曹真之子，素为魏明帝所器重，明帝临终时，“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曹爽传》）。以新官僚为主体的谯沛集团就把希望寄托于曹爽身上，支持他对汝颖集团发动攻击。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是这两个集团的一次大搏斗，不仅决定这两个集团的生死存亡，且还决定日后魏晋两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故双方都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一切阴谋诡计。
曹爽集团策划架空司马懿。曹爽向魏帝建议，“转宣王为大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曹爽传》）。由此巧妙地剥夺了司马懿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曹爽又用自己的心腹党羽何晏“典选举”，丁溢、邓飏为尚书，以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又命己弟曹羲、曹训分任中领军和武卫将军，“尽据禁兵”。针对谯沛集团的挑战，司马懿一面“称疾困笃，示以蠃形”。一面积极准备。《晋书·景帝纪》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指司马师）潜划。帝阴养死士，散在人间”，以图一举扑灭谯沛集团势力。嘉平元年，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陪同魏帝拜谒高平陵之机，派兵占领武器库，然后陈兵洛水浮桥，发动了策划已久的军事政变。谯沛集团的重要人物大司农桓范逃出洛阳，力劝曹爽奉天子至许昌，传檄以付司马懿，曹爽不采纳，竟交出兵权，以侯归第。曹爽回府后，司马懿诬“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资治通鉴》卷75）。于是逮捕以上诸人及桓范，“支党皆夷及三族”。这就是高平陵事件。
司马氏消灭曹爽，夏侯玄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为首的汝颖集团控制，但并不等于两大派系的斗争已经结束。谯沛集团的地方势力犹存，为了作最后挣扎。淮南寿春地区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均是谯沛集团的军事将领）先后发动三次叛乱，但已是强弯之末，均被司马氏父子相继镇压。景元元年，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泰始元年（265），西晋代魏，这就标志着汝颖世族地主集团取得完全的胜利，谯沛庶族地主集团已彻底覆灭。
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颖集团取得最终胜利并非偶然，这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得民心，才有可能，有条件消灭谯沛集团，夺取曹魏政权。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对此，甚至连谯沛集团的重要人物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东吴丞相张梯也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己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孙皓传》注引《襄阳记》）。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
最后需要指出：汝颖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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