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的本质及其实现逻辑

第一篇：治理理论的本质及其实现逻辑

治理理论的本质及其实现逻辑

[摘要]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与管理的新理念，治理理论备受推崇。目前，主流学界对治理理论的界定，突出其多元协商及网络参与。这诚然提出了治理与传统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但不能解释治理与传统管理的根本区别。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理念的一个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打破了重点与非重点、主要与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变了科层制格局的等级恒定法则。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发挥对整体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因此，治理理论要真正取代传统管理，重点之一在于能够构建参与者共同的价值认同。在具有共同价值认同之下，各个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进行协商和参与，实现真正的治理。[关键词]治理理论;公共管理;价值认同;社會中心论;政府主导论;网络参与论;科层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3-0050-16 [收稿日期]2016-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沿海大型项目环境风险及其整体性治理研究”(16BZZ079)。[作者简介]王刚(1979-)，男，山东即墨人，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海洋环境治理研究;宋锴业(1992-)，男，山东威海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治理理论①(governance theory)是20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学科下颇具影响的理论之一。作为对国家(政府)、市场失灵的反思以及全球合作共治、新地区主义等现实的回应，治理理论自其诞生之日便强烈冲击了传统管理理念，被视为认识及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并迅速确立起自己的主要思想意涵(如主体多元协商、责任模糊互渗)，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基本认同，成为国际学术界最为前沿的一门“显学”。随着主流学界赋予“governance”以更丰富和宏观的理论意图，治理理论开始涉及地方(local)、社会(society)、次国家(sub-national)、国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诸多论域[1]，成为一个包含不同意蕴，乃至可以映射任何事物的“流行词汇”*2+。治理理论表面认同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关于治理的本质，主流学界始终未在基本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整体性解释，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阐释表征，其一致共意仅局限于工具层面。

从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治理的本体论解读依然多立足于“现代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化”的规范分析框架，认为治理的实质在于“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3+，突出其“主体多元协商”及“网络参与共治”，这诚然“捕获”了治理与传统管理的重要差异，但并未解释治理与传统管理的根本区别。因为这种治理的本质认知很容易造成治理与传统管理的边界混淆，导致治理泛化为其他管理形式，甚至于许多非治理行为也被冠以治理之名。基于这一本质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对治理理论的误读，从而产生了部分学者将治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国家治理等同于政府治理等思想误区[4]。将治理理论进行适应性改造以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显然从思想上就否认了治理与传统(政府)管理的本质不同[1]。进而言之，主体多元、参与协商、网络治理等语义转变并不能构成治理与传统管理差异的充要条件，也并不能解释治理取代传统管理的实现逻辑。有鉴于此，在治理理论概念趋模糊化以及治理的本质把握依然不清晰的背后，我们有必要对治理理论进行更为深刻的剖析，正如王诗宗所言，“治理理论需要提出进一步更具解释力的基本假设”*5+。因此，本文试图在治理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两个命题：其一，治理理论相较于传统管理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其二，治理理论作为传统管理的一个连续谱系，其取代传统管理的实现逻辑是什么?我们尝试理解并捕获治理理论本质及其实现逻辑的关键变量，以便进一步明晰治理的实质与实现要义。

二、文献回顾：从管理到治理的谱系变迁

传统管理理念普遍倡导偏重“技术理性”与“价值中立”的科层制。这一由韦伯最早提出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管理模式，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强调集权，在既定章程与规则约束范围内，通过等级形成的权威影响所产生的行动模式[6]。但以科层制为模式的传统管理无疑会造成政府的能力负载，引发政府失灵现象。而政府失灵时，市场也难以补缺遗漏。于是学界开始探索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种应对机制。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与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治理理论更强调主体的多元化，公正看待第三部门参与，使得传统管理理念进一步深化，由此二者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连续谱系。诚然，从词源学角度来说，“治理”(governance)与其同源词“统治”(government)都有管理、控制之意，并交叉使用。但其诞生伊始，治理的概念始终存在迷惑[7]。Kooiman 和Vliet认为治理是非外部强加的秩序的产生[8](P64)。Salamon 和Elliott则将治理视为一种通过现代努力的协同性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其强调合作与授权而不是等级与控制[9]。在关于治理的界定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该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10+。关于治理理论，学界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已有研究呈现出社会中心论、政府主导论、网络参与论三种主要路径。

(一)社会中心论：作为“自治”的治理

该路径的治理理论强调在“个体中心观”视角下进行消解政府“统治”的实践，即没有政府的自治治理。这一路径的代表学者罗西瑙(Rosenau)在其《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提出，“无政府状态就是不考虑普遍原则、规章、程序等的非等级式统治”*11+。其更意似于一种“前理想社会”式的非现实论。就其事实意义来说，作为自治治理的社会中心论更多的是立足个体中心观的秩序建构，其肯定了在没有政府状态下进行合理治理的可能性，推翻了传统管理理念中政府的一元主体地位，从而形成更良好的秩序建构或秩序层级。而该意涵的治理理论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研究导向。即治理的实质就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它是一个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由个人组成的介于“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12](P80)。也即无论政府、公民还是私人部门，任何个体都不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知识与信息，传统管理所产生的主体间的相互取替在治理理论中被主体间的依赖共生所取代，公民、各种社会组织将与政府平等治理各种问题。

(二)政府主导论：作为“管治”的治理

该路径的治理理论是与“社会中心论”相呼应出现的对治理理论意涵的重新修正和逆向路径，是一种主张“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维持政府“统治”的理论。Stoker曾言，“治理所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因此治理的产出与统治并无任何不同，如果有所差异，也只在于过程”*3+。而在确立秩序的过程中，权力才是秩序建设的核心力量，政府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拥有者。因此，作为“管治”的治理实际上即是政府自身的革新重塑[13]。该路径的研究者肯定了政府由于其拥有的财政资源等独特优势[14]从而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角色。元治理在堅持社会中心论基本内涵的同时，更为强调国家(政府)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远景构设、规则制定、行动协调等重要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重新修正的治理理论(即元治理)与社会中心论路径的本质区别在于，前一路径强调治理过程中国家(政府)的脱离，后一路径则强调协调治理过程中政府对其他主体的影响，其实质正如罗茨(Rhodes)所言，“是管理的新含义，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15+。(三)网络参与论：作为“合作”的治理

该路径的治理理论试图基于“网络结构”*16+(network structure)②的框架整合“社会中心论”与“政府主导论”两种研究途径。一方面，其吸纳了“社会中心论”的某些观点，将公民社会组织视为区别于传统管理的新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其承认一个高效、法治的政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当代主流学界对治理理论③的概念界定与意涵认知也主要集中在这一路径上，这也是治理理论的最终走向[13]。作为“合作”的治理，其立足点是纯粹的“多元主义观”，政府只是整体管理系统中的一元，公民、市场、社会组织等与政府处于近乎等同地位，各个主体之间通过共享公共权力的良性互动形成多元行动网络，政府不再是联系各个主体的必然环节。其实质正如罗茨(Rhodes)所言，是多元参与主体通过资源的相互依赖和经常性互动，培育出共同价值观，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是“多元利益转化为集体行动和实现社会行为体对行动服从的手段方法等”*17+。在这一意义上，国家衰落、网络转向等信仰与实践上更多的协商与约定成为治理的目标所向[18]。通过对前述三种路径的简单描摹，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知：其一，已有治理理论的研究路径经历了“社会中心—政府主导—网络参与”的连续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主流学界逐渐对治理的概念意涵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对治理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管理的对比依然停留在“社会中心”或“政府主导”的基本分析框架，对治理体系中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局限于“谁主谁次”的层面，这依然不能回答“治理的实质及其取替传统管理的实现逻辑”这一核心议题。而且社会中心论强调消解政府这一主体，政府主导论将政府这一主体请回到元治理的行动位置上，网络参与论则将前两种研究路径进行了理论整合。可以观察到，治理的三种研究路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更多的是以政府等其他主体在整个治理行动网络中的地位及与其他主体的相互关系作为治理与传统管理的划界标准。这种对治理的本质认知极易导致治理与传统管理之间发生误读，使得一些与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违背的非治理行为由于具有主体多元等表象特征而被归结为治理行为，如申建林和姚晓强认为，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等同于乡村治理是对治理理论的明显误读[4]。村民自治中虽然存在主体多元的治理表征，但是主体之间依然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即村干部与乡村精英左右决策，而普通民众对村集体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管理色彩较为浓厚;其二，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路径演变告诉我们，治理作为一个理论范式始终处于动态的嬗变过程中，这诚然是由于治理过程本身的动态模糊所致，但恰恰也是治理范式的这种动态特性，促使我们有必要找到贯穿于三种治理研究路径中体现出的治理的特质。简而言之，无论不同研究路径的治理理论存在多大的理论互斥性，其应该都包含着治理理论的本质要义与实现要求。

三、治理的本质：消解“主次关系”的图式

前已述及，传统管理与治理是一个连续谱系，后者建立在对前者质疑的基础上，其共同演绎了治理路径的嬗变逻辑，并使治理理论呈现出不言自明的本体特质，呈现出一种更为宽泛的意涵[19]。有鉴于此，基于叙事的一贯性，本文认为有必要通过治理与传统管理的差异对比来捕获治理的实质。由表1可以观察到，治理理论显著打破了传统管理理念以政府为中心的等级制，是建立在资源交换、权力依赖的基础上，把有效管理看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过程。治理脱离了原初的单一层，将管理的最小分析单元从个体转移到网络[20]。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不同行动体“以信任和合作为治理机制，共享共同权力，共治社会事务，共分公共收益。兼具权力格局分权化、政策过程分割化、治理结构扁平化等特征[21]。由此，笔者认为，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取替传统管理，其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打破了重点与非重点、主要与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变了科层制格局的等级恒定法则。[FL)](一)治理打破了重点与非重点、主要与次要的格式化模式

有研究者认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关系。”*22+这可以看作是对治理本质认识的端倪。Stoker曾指出，所谓权力依赖(power-dependence)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第二，各组织以资源交换、共同谈判为手段来达成目标;第三，资源交换结果受制于各参与者的个体环境，也受制于整体游戏规则及整体参与环境。可以观察到，依据权力依赖的概念，任一投身于集体行动的组织都需要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来进行资源交换，并合作达成共同目标[23]。进一步而言，治理理论中多元主体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使得整个治理环境变成互依互赖的整体。在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与被处理客体相关的利益主体只能通过彼此有限资源的交换，以共同谈判的形式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搭建起“全面参与④”模式。在该模式中，任一利益主体都没有处理该社会公共事务的全部知识与资源，对被处理客体的权力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管理中的国家(政府)。而各主体间囿于只能平等互赖、全面参与，才能针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达成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使得多元主体间的“主次”界限也逐渐模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理论显著促使了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与社会运作秩序的再次调整，在这一重构过程中，治理主体间逐渐形成了无“主次”的伙伴关系，打破了传统管理中各个主体间重点与非重点、主要与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治理理论带来的“主次关系”转向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草根NGO”等边缘化主体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还从法律视角赋予了700多个非政府环保组织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另一方面，从全球环境治理的现状来看，治理理论影响下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也正处于嬗变之中，它改变了以往大国主导一切决定一切的“主次模式”，一些小国也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就碳排放治理等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正是由于拉美、非洲国家等全球治理体系中“次主体”的反对，192个参与主体国最终只形成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性草案。由此，传统管理视角中的“主次关系”模式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治理实践中被“反形塑”，主要、次要的格式化模式逐渐消弭于治理理论所建构的“权力依赖网”。(二)治理理论改变了传统管理科层制格局的等级恒定法则

传统管理的组织基础是层级节制的科层制布局，以“等级恒定”(hierarchy constant)为法则。科层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权威自上而下按照“金字塔”式的阶梯方式固化确立，形成恒定等级。而治理理论中囿于任一参与主体都只是整体中的特定部分，彼此单独行动都无法解决特定问题，在权力依赖的情况下就产生了网络制格局。网络制格局包括不同行动体之间的非分散联结，具体而言是针对特定公共事务的信息共享、决策共議、行动共商等。它攻击了传统管理的等级式制度，建立起互信基础上弱化中央控制的非分层系统，搭建起扁平化的管理合作网络。由此，我们认为传统管理与治理理论一定意义上也是“科层制格局”与“网络制格局”的建构性冲突。后者与前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网络制格局下的治理理论对科层制格局下传统管理“等级恒定”的悖逆。

这种“等级恒定”的悖逆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在网络制格局中，传统的权力和权威已失去了其核心作用[24]，如果网络中权力的控制作用依然强大，网络便会退化成科层，因此即便部分主体(通常是政府)囿于多量的资源占有可能在治理体系中具有更大的正式权力，但是网络制格局中任一主体都不能随意对其他主体施以压力，这意味着“等级式”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向“诱导色彩”浓厚的引导式管理发展。当然，即便网络制格局中存在这种引导式行为，但并没有形式性的命令等级或科层链条贯穿其中[25]。在这一意义上，治理间接促成了“政治以及传统层级统治与社会自主治理之间的互补”*26+(P54-90)，使得其中的任何参与主体都肩负普遍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科层制格局的凝结要素是以权威为基础的。不同主体权威的差异塑造了主体间的等级结构，而等级结构反过来又巩固了主体的权威，但网络制格局中作为组织凝结要素的合法权威逐渐被“信任”所取代，并成为多元主体间合作互赖的粘合剂。信任成为多元主体的实质联结纽带，意味着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对网络制格局中的诸多主体所带来的约束与限制趋于宽松，传统等级式的上下级关系也自然逐步消解。

值得说明的是，治理理论对科层制格局“等级恒定”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替[5]。在涉及经济、政治体制等需要“权威”作用的关键领域[27]，治理往往需要与科层协作以延展其作用半径。再从价值视角来看，科层制对“效率”等“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⑤的追崇导致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必然是以价值理性的不断丧失为结果的，这使得“实质合理性”(essential rationality)堕于次要地位。而治理理论则是一种消解主次关系的图式，呈现出“形式与实质合理性”殊途的同归。在这一同归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等级结构保证“形式合理”，治理的“实质合理”追求往往也难以有效实现。所以，治理的宏观意图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关注，其诸多主张改变了既有理论的藩篱，但也有对科层等级的融合保留⑥。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认为治理相较于传统管理的本质在于：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发挥对整体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按黑格尔(Hegel)的观点，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对整体与部分这对哲学范畴，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直接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即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间及部分与整体间没有内在联系;另一种则是有机的、联系的。后一种解释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叙事观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整体的性能态势及其变化会影响部分的性能态势及变化;另一方面，部分也能约束整体，甚至于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会对整体状态起决定作用。在传统管理体系中，各个部分更倾向于第一种机械联系，政府作为关键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公民等处于被动、从属的非关键部分，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治理理论显著打破了这一论断，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在作为整体的治理体系中，都隶属于关键部分，对整体格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个关键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十分紧密，从而推翻了“机械”的传统管理形式。

国外学界有部分研究者提出的“生态治理”(ecological governance)⑦概念已经开始触及治理的这一核心本质。“生态治理”与传统管理“机械唯物”视角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张用一种有机、生态的视角视察管理行为。但是，研究者们在“治理”前冠以“生态”的名称，又反映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治理的核心特质。事实上，生态治理在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诸多维度都呈现出与传统管理的本质区别，其诸多主张都体现了治理的本质要义：其一，生态治理中的每个参与主体都在明确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下依据各自使命进行运作;其二，该理论下的组织结构由网络结构取代了层次结构，具体而言是相互关联的参与主体基于动态网络整合成的连贯统一体;其三，生态治理的决策过程要求整个治理体系中的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有权力和责任参与到决策当中，如回应外部需求、与其他主体相联系，故而其决策是建立在参与、民主及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其四，生态治理的权威相较于建立在科层基础上的“职位权威”更具流动性，且系统中的每一参与主体都没有超越其他主体的权威[28]。

四、治理本质思想的展开：多元价值观

长期以来，治理理论研究者围绕治理相较于传统管理的本质形成了三种研究路径，贯穿于三种路径中的核心就在于：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发挥对整体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那么，将治理的这一本质思想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包含着一种多元价值的思考，这一点可以从治理诞生的外围渊源去探讨。既有研究者指出，治理理论诞生于福利国家危机、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大背景之下[29]，这只是从现实的角度，而非理论的角度指出治理理论何以能在20世纪下半叶风靡全球。尽管有研究者捕捉到公共选择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等治理理论的外围渊源[1]，但少有相关研究指出及证明，发轫于20世纪的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⑧及后现代哲学(postmodernism philosophy)也对治理理论的形成及演变有着重要影响。毋庸置疑，这两个重要哲学流派的诸多主张都与治理理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契合。(一)治理理论的外围渊源：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 在治理诞生的20世纪，西方哲学也在历经着重大变革。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以《逻辑哲学论》(1921年)一书将分析哲学推向高点，又在《哲学研究》(1953年)中提出语言哲学的观点对分析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亲手“埋葬”了其此前推崇的分析哲学[30]。语言哲学也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变化，其基础都建立在语言的转向上，并与对理性的认知息息相关。前者高举解构形而上学与建构完全理性两面大旗，将一切哲学問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后者在继承前者解构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改变了前者对完全理性的推崇。虽然二者都以解构形而上学为发端，但对理性奴役的反叛却肇始于语言哲学，这种反叛延续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引起后现代哲学的诞生，后者继承了前者对传统“形而上”的批判，并将其外延至文学、艺术等其他领域。1.语言哲学对分析哲学的“埋葬”及其与治理理论的契合

在前维特根斯坦时期(即分析哲学时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基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崩溃声称，语言与现实行为之间只是一种意义赋予的关联，这一阐释源自于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格(Frege)和罗素(Russell)批判认知理论和反心理主义的继承[30]，即忽略认知、思维、意向、意指等心理意义上的概念对现实行为的影响，可以表达为：“语言—现实”的“指谓模型”。但语言与认知等概念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维特根斯坦在意识到指谓模型的立论错误之后，又以语言哲学的概念对形而上学进行了重新批判。在语言哲学的理论殿堂中，语言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行为，认知对现实行为也具有实质影响，可表达为：“语言—认知—现实”的形式。在反应现实行为的过程中，语言通常是落后于认知的需要，即语言符号是有局限的。由此，前维特根斯坦到后维特根斯坦，即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变迁过程中，语言与认知的主次界限逐渐模糊，前者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而后维特根斯坦时期语言哲学所主张的这种主次界限的打破与模糊是治理理论本质思想最原始的源泉。这种主次的打破还体现在语言哲学对“结构等级”的消解和“语言中心”的削弱：一方面，分析哲学认为，语言与现实之间只是决定与被决定的等级映射，而语言哲学推翻了奥古斯丁关于语言与现实一一对应的等级对峙，认为语言本身即是一种现实存在，从而将语言与现实之间主次的、对立的关系校正为平行的、互补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语言哲学所主张的“语言游戏论”又促使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灭亡。后者主张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人类理性能最终依据的客观本质，而语言游戏论则通过对“语言”比作“游戏”，而“游戏”是没有本质的论断摒弃了基础主义对本质的追求。在这一意义上，削弱传统的语言中心及颠覆对中心的吹捧成为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巴尔特、福柯等诸多解构主义论者所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改变了对语言的惯习看法，还带来了多元价值的“抬头”*30+。

2.后现代哲学对语言哲学的继承及其与治理理论的契合

如果说语言哲学是治理本质思想最原始的源泉，那么深受语言哲学影响的后现代哲学就是治理本质思想的直接源泉。在语言哲学的话语运动中，西方哲学逐渐厘清了自身的语言基础，这种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诸多领域，并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哲学的产生。以德里达(Derrida)和利奥塔(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论者继承了语言哲学中体现出的“后形而上”思维及语言的转向，对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的思维传统再次进行了猛烈抨击(如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利奥塔的反元话语叙事)。与语言哲学打破了语言与认知对现实行为的主次影响相似，后现代哲学则打破了话语之间的主次关系，其与治理理论在解构与建构双形态上存在着诸多契合。

其一，解构性契合。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形态之一，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意涵包括：思维方式的反传统、反表象、反形而上学，否定普遍价值意义，代之以价值的碎片化;反对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居于从属地位的主客二分法;主张中断和消解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特权力关系和隐藏的层次结构[31]。这些理念与治理理论试图全面消解政府的绝对主权观[32]及打破科层等级制格局的权威一脉相承。两者都表现出对传统的颠覆，呈现出反中心主体、注重边缘化等关联特征。

其二，建构性契合。建构是与解构相对应的形态。囿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重“拆解”而疏于“立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理念进行消解的同时，还伴随着继承与包容，将传统思维忽略的表象、边缘进行存在性的重新建构与排列，旨在为现代世界提供一个积极的选择途径[33]。其在拒斥二元论的基础上，主张构建整体而有机的后现代生态观，系统中每一实体间是相互约束的依赖关系，反对割裂事物间联系的机械论。而治理理论同样主张主体间的有机联系，认为每一个体基于理性产生集体行动，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共同组成新的权威空间(SOAs)，兼具“建构”的语义表征。(二)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促使治理理论多元价值观的萌芽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方面，治理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深嵌着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烙印。其都“强调文本意义多样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消解传统‘形而上思维’对文本语言的多样压制”，呈现出思维的共振、话语的共鸣;另一方面，前述研究体现了这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与治理理论的多维度相关。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虽然具体发端时间不同，却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西方社会的重要哲学思潮，治理理论则是20世纪末期成为驳斥传统管理理念的新模式，故而不考虑复杂动态关联，仅从简单因果关系上，我们不妨得出结论：语言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对治理理论的形成及演变有着重要影响。

而这两大哲学思潮对治理理论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对多元价值的推崇，它们直接影响了治理本质思想的生成。语言哲学放弃了分析哲学中的“语言逻辑本质论”，代之以语言游戏论(Sparachspiel)。其强调“语言”如同棋牌、纸牌游戏一样，是形式复杂、功能多样，并不存在本质的东西，更像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近似”。这种没有本质的非理性活动所遵循的规则也是随意而盲目的，我们可以随时根据自身需要调整规则。这种“游戏思想”直接催生了多元主义价值观在“怀疑论”“相对论”的理论土壤上萌芽，使得传统理性对非理性的统治在多元价值的成长下开始崩塌。而后现代主义哲学论者将语言哲学中的“游戏论”移植到其他不同领域，如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利奥塔将人类的全部话语都视作“语言游戏”，这种游戏以“元素异质”“局部决定”及“无特权对话”为特征。他们主张用游戏的自由性、随意性来抗争任何理论存在的普遍性、确定性。这种态度的产生带来了中心的隐匿与本质的消解等必然结果，同时进一步促生了主体多元、认识多元、价值多元等纯粹多元主义观的兴起[30]，使得多元主义的哲学思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扩展到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为治理理论的诞生播撒了理论的种子。

五、治理的实现逻辑

研究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与治理理论的契合后可以发现，二者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不是某些确立的哲学论断，而是多元的价值思考。它不仅在为治理本质思想的追根溯源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更为我们视察治理的实现逻辑提供了特殊“视窗”。在秉持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管理还是治理，其实现效果都可归结为“价值观”的影响，将理论效果视作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理论实践，这一点可以从治理与传统管理的差异对比中得到辅证。学界主流观点在区别治理与传统管理时，就大都带有价值判断，即其对治理与管理的区别采用两两对照的方式，大多从肯定前者而贬斥后者的方式去辨析二者的差异，价值判断贯穿于“管理—治理”这一连续谱系的整个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治理理论要想真正取代传统管理，重点之一在于能够构建参与者共同的价值认同(value identification)，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之下，各个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进行协商和参与，以实现真正的治理。

(一)价值认同的重要性：基于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 所谓价值认同，原本包含着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指民族和国家等个体或社会共同体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34]，它主张在多层次、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中倡导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则指不分领域，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适价值[35]。无论是哪一层面的理解，将其置于治理的语境中，其共同含义在于：治理体系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以某一或某类价值观作为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并内化为自觉价值取向。在治理实现的过程中，价值认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理论层面思考：价值认同是主次关系转化的关键驱力

在治理实现的理论层面，随着传统管理理念瓦解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中的冲突，价值认同已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型塑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历史地看，古代城邦社会就已经开始强调价值层的共识与认同对社会秩序型塑及稳定的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而正义恰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近代康德则指出，“永久和平”的世界需要在“公民空间”基础上超越认同与承认，形成“共识”*36+。换言之，社会秩序的重新建构离不开原有维持秩序主体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同。在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价值层面的共识与认同成为寻找社会秩序的精神活动方式[36]。在传统管理理念支撑下的社会秩序中，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通常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它们经常扮演的是缺乏“对象性”而存在的治理手段而非治理主体的状态。作为“次要”一方的社会组织及公民囿于不能摆脱政府等强势主体的权威与资源束缚，始终不能培育出自我意识，因而总是次要而被动的。由此，治理理论对社会秩序的重塑便离不开对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主体意识的培育。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启示我们，价值层面的认同可以把某种价值从“教化”转化为“识见”，从而赋予政府以外的价值主体以“自我意识”，并在自我意识基础上出发，运用某种共识性认同重新确立新的权责观与秩序体系。这样，多元主体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运作秩序的变化紧密缠结，并在对传统管理“主次关系”的颠覆中扮演着关键作用。2.实践层面佐证：价值认同是治理实现逻辑的先决条件

在治理实现的实践层面，价值认同的重要性在全球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通过约束性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冲突、环境、人权等问题，以维持正常国际秩序[36]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已经捕捉到价值认同的重要性⑨。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以后，这一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并极大地阻碍了治理在全球层面的实践。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⑩往往会基于主权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将责任推诿或转嫁给其他主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治理的手段、结构等“形式基质”并非是全球治理的最大掣肘，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关系体系及依附其中的利益观才是全球问题愈演愈烈的体系根源。因此，治理在全球层面实现的首要问题，应是对“国家中心”维持现状的价值观念予以解构重塑，国家中心主义迫切所需才是解决全球問题的价值障碍。不从价值视角弱化国家利益至上的利益观，树立起全球治理多元参与主体共同的价值认同，全球问题的解决也就无从谈起[37]。亨廷顿也曾指出一个有趣的悖论：美国人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38]。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则可很好地解释这一悖论。因为在美国人的观点中，有一套平衡冲突的价值观和机制。在价值观互相认可下，一些冲突反而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相反，在当今全球社会，却缺乏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平衡机制。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发展为不可逆转的灾难。(二)走向“价值认同”：基于治理重构模型的解读

Lynn et al.曾提出治理输出结果的简约模型(reduced-form model)，指出治理的输出结果(O：outputs)取决于环境因素(如政治结构、经济表现等)、客体特性(如客体属性、客体行为等)、手段(如核心进程与技术)、结构(如组织类型、制度文化等)、管理角色和行为(如决策工具、沟通安排等)五个变量的共同作用。如果将治理的最终实现效果作为因变量O，其他五个因素作为自变量f(x)，那么治理输出结果的简约模型如下：O = f(E，C，T，S，M)。[39]该模型将治理的实现视作环境、客体、手段、结构等不同变量的共同作用，但是并没有考虑到价值认同在治理实现过程中起到的关键驱力作用。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治理输出结果的简约模型有必要导入“价值认同”这一变量。

在上述重构模型中，治理的实现逻辑由两个重要环节构成。在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等治理环境改善的情形下，针对生态环境和人权保障等治理客体的变化、行政法规和合约安排等治理结构的重塑是治理实现的外化环节。而主体间共同的价值认同则成为治理实现的内化环节。进一步而言，外化环节体现了治理过程中具体的工具选择(体现为某种制度安排、治理结构的适应)，它是治理实现的“形式基质”。内化环节则体现了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变化过程，它是治理实现的实质基质。按照人类需求由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的层次逻辑来看，治理实现的逻辑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形式上相吻合，应该是“工具选择—价值认同”的连续环节。其中，多元主体价值认同的建构途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价值认同的建构与“主体平等”的培育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多主体间价值认同的实现都离不开主体平等意识的培育。在治理的全球层面，民族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将是重要的价值主体，反映着各自的利益诉求。部分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虽然表象上呈现出对治理跨主权的追求，但实际上蕴含着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本质上依然是服从于民族国家这一价值主体的根本利益。非政府组织和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归根结底还是为母国利益服务的。因此，在治理的全球层面，尽管存在着各种国际规章的约束，多元价值主体之间囿于利益冲突博弈和资源占有差异，仍然处于地位不均势的状态。而在治理的国家层面，政府也通常成为治理的主导主体，即使在公民社会发育较为良好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以外的价值主体通常也很难有超越政府的权威和资源。在这一意义上，构建治理的价值认同，首先就是对平等主体意识的培育，这既是特征也是要求。在弱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确立的民族国家主权观的同时，更需要维持整体治理秩序中对非政府角色的价值肯定与认同。

2.价值认同的实现与“重叠共识”的捕捉

价值认同的实现还依赖于多元价值主体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所谓重叠共识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系统提出的为处理当今社会如何在价值多元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尽管“现代民主社会中存在很多不相容却合理的各类综合学说”，然而存在着“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重叠共识以保持多元社会稳定”*40+。将其置于治理语境下，即指多元价值主体承认彼此价值观念分歧的同时，在治理目标上存在价值的共识与重叠。前已述及，无论是国家还是全球层面，治理主体地位往往呈现出不均势。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和资源差距往往使得处于弱势地位主体的价值观呈现出对强势价值观的趋从与反趋从，两者间的博弈态势使得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很难呈现出一致性。这样，介于一致与歧见之间的价值主体通过“重叠共识”的捕捉，才能保持多元条件下有理由的稳定。国内研究治理理论的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指出，一个良好的治理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 [41]，其中蕴含的治理精神可以看作多元主体价

值观的交织所形成的重叠性共识，这是价值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结语

自治理理论兴起伊始，研究者们不断赋予其丰富内涵，并逐渐分化为“分析治理理论本身的本体论与侧重于治理实践的方法论两个取向”。本文延续了本体论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在治理与传统管理对比的基础上试图找到治理的本质。重回笔者在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即治理相较于传统管理的本质差异及其实现逻辑是什么?本文发现，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理念的一个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打破了重点与非重点、主要与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变了科层制格局的等级恒定法则。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发挥对整体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同时，本文考察了治理本质思想生成的外围渊源，发现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对治理理论多元价值观产生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治理的实现过程中，治理工具(包括决策方式、结构方式等外化环节)并不是治理实现的核心变量。多元参与主体共同的价值认同这一内化环节才是治理实现的核心与关键，只有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各部分才能低成本地协商，以实现真正的治理。进而言之，从单纯的逻辑视角来看，“工具选择”和“价值认同”的有机结合，才是治理实现的根本逻辑。而且这两个环节有逻辑上的前后之分，即没有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间价值认同的形成，公民的有序参与、协商机制的完善设置等就很难付诸推行，治理的结构、程序、制度等工具选择将因为难以实现与主体的“价值同一”而不被认同，进而导致持续冲突的产生。然而，在具体的地方(local)、社会(society)、国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实践过程中，治理的实现逻辑一般很难区分出前后主次，“工具选择”和“价值認同”这两个“形式”与“实质”基质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前一环节既是后一环节的前提也是归宿，后一环节既是前一环节的基础也是关键。正如伯克(Burke)指出，“认同与社会结构实质上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治理的实现逻辑正可以从这种辩证的“两面”来加以理解，需要重申的是，这两个方面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基质”，无前后主次之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价值认同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良好治理的必然产生，还需要价值主体不断推动的治理实践才能将共识的价值观转化为实质的治理输出结果。

第二篇：数字逻辑理论

参考书（华中科技大学康华光主编第五版）

第一章 数字逻辑理论

1.1掌握占空比的概念（04年第九题提到占空比）。

1.2掌握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的相互转换关系和各自的概念，以及二进制的优点。另外熟悉串行和并行两种传输方式，后面学到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候可能会出把串行电路变成并行电路的题，1.3另外二进制加法和减法的运算以及原码。反码和补码的变换，以及带符号减法运算两种方式。后面设计加法器和减法器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1.4编码的那一块掌握8421码5421码2421码，能写出来，记得一年的真题中写到了要写出来这几个码，所以要掌握他们的形式，另外要知道什么是有权码，什么是无权码另外就是重点要掌握格雷码的性质和特点，并且能写出从0到15各自的格雷码形式，这是一年的考题！

1.5掌握与或非三种基本的逻辑运算和符号表示，另外就是会用开关法表示与或的关系，有一年的考题三分就是这些简单的内容，而且重复会出现。另外就是掌握与非，或非，异或，同或之间的关系和符号表示方法。这是基础，1．6了解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不用特别的看，明白即可！提到哪种方式要知道，会表示。这一章一般都是考概念的题，不过他也是后面要学习的许多东西的基础。掌握了才能更明白后面的一些东西，下面把考题写下，2003 第八题第四个，2004年第八题第一个05年的第八题第一个，06年第八题第一个08年第八题第一个07年第八题第一个第三个。

第二章

2.1 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定律。，和三个基本规则，带入规则，反演规则和对偶规则。逻辑代数的化简方法这个重点看自己掌握程度吧，第二节就是讲的是卡诺图的化简方法，2.2卡诺图的化简方法要重点掌握，因为到后来时序逻辑电路设计的时候用的很多，所以2.1和2.2要做适量的题目，并且要多看几遍，增强印象，另外卡诺图的化简，书上只涉及到2个变量，3个变量，4个变量，你可以参考其他书，还有5个6个变量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因为我没有看过，而且做每年的真题，也没有遇到变量很多的情况。另外书上只提到最小项，其实还有最大项的说法，这个要参考其他的书，因为考试的时候好像有最大项的提法，这点给的建议是参考那本学校指定的书，不过内容不多，可以大致看看，很容易明白的，还有就是可以参考重邮的那本数字电路，这个方面也有介绍，另外我的那个讲义上也讲到了自己要看明白，和那些人一起商量搞懂这些知识，另外就是卡诺图的化简方法及注意的原则要注重掌握，以及卡诺图画圈的时候应该注意的规则，把课后习题相关内容做完，明白即可。还有就是多余项的处理。要根据情况去化简。这个在设计逻辑电路的时候经常用得到，在讲义上叫随意向，记住叫法的不同。还有最大项和最小项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小项的取反，记住 本章是以后学习的基础，因为再设计逻辑电路的时候都要涉及到

这张有些东西要是你逻辑思维好的话不难，要掌握方法，因为几乎后面的每道大题基本上都要涉及到逻辑函数的化简，所以要重点掌握。否则大题中你的化简做错的情况下，电路就全错了，要注意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单独出题的情况很少，只有简答题中有几个吧，不过大体都要涉及到化简，03年第八题第五个，04年第八题的第二个05年第八题的第二个。第三个。

第三章 逻辑门电路

这个最好根据讲义和题目去看，因为我也没有看明白，这一章不算是重点，常考的内容我已经写到了讲义上。这章有许多题目我也不会，建议去听一下优酷中的那个老师讲的，是哈工大的老师讲的，在搜索中输入哈工大数字电路即可出现。下面我把这张重点考得东西写一下，有些考的我也不是很懂，三极管的原理一定要掌握，分清基极b，集电极c，和发射极e，还有就是当基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大于0.7V的时候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是导通的，就是相当于短路，如果发射极接地的话那么集电极就相当于接地。一般复杂的电路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去推断的，其他的我也不太懂，还有就是开门电平和关门电平，这个定义在重邮的那本书上有定义和详细的解释，详细的解释我已经写到了那本将以上了，认真看一下吧，开门电阻和关门电阻的含义，关门电阻就是当电阻小于0.91K欧姆的时候相当于低电平，这个就是关门电阻，开门电阻就是当电阻大于3.2k欧姆的时候相当于逻辑一，这个就是开门电阻。另外就是与非门的伏在输出特性这个是一年的考题，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重邮的那本书上有这个讲解，那个讲义上也有，也就是当与非门的发射极的电阻高于2k欧姆的时候则输出的电压时1.4V2008年的第八题的第二个就是这个题目和对应讲义上的图的解释，另外要掌握扇出系数的概念，就是讲义上的，门电路的扇出数就是在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所能带同类门电路的最大数目，还有扇出系数的计算方法，下面就是两类特殊的门，（1）集电极开路门，OC门，这个掌握的主要是国标的画法。功能，和特点，我已经写

到讲义上了，另外就是上拉电阻的计算，我没有看懂。也没有碰到类似计算的考题，所以建议看不懂的话就别看了，不过那个公式要了解，（2）三态门，三态门的特点和功能已经写到讲义上了，（3）另外就是课本116页那个讲了多余端口（空余输入端）的处理，要记下来因为好像

重复考了几次，课本上我已经用红线表示出来了。

2007年第八题第五个说明OC门的特点和应用，08年就是与非门输出特性，05年简述三态门的特点和应用，04年第八题第四个说明与非门和或非门空余输入端的处理方法03年第六个已输入低电平为例说明TTL门电路为什么会有扇出限制（我不会，可以看看优酷上的讲解把这一章的内容搞懂）03年第八题的最后一个是简述OC门的特点和功能用途（07年重复该题）还有讲义上讲到的例题。

第四章 组合逻辑电路

4.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自己会分析即可，把课本上的看完，明白其中的道理，以后再分析此类问题的时候按照书上的步骤做即可，4.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类似吧，按说应该是先讲完组合逻辑电路中的原件后再讲这些，呵呵，再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候要按照此章的内容的步骤去设计即可，4.3竞争冒险，明白竞争冒险的原因，然后掌握消除竞争冒险的方法，要记下来，可能会考概念的问题，一共有三个：

（1）发现并消去互补相乘项。

（2）增加乘积项以避免互补项相加，（3）输出端并联电容器

4.4

（1）编码器：知道什么叫编码，编码的位数和符号数之间的关系要掌握，2的n次幂要大于N，n为编码位数，N为要编码的符号数。掌握42编码器和83编码器优先编码器理解即可，不需要记住，另外就是编码器的扩展要看懂，理解并掌握。还有编码器的真值表还有功能要掌握。

（2）译码器，和编码器正好相反，要掌握24译码器和38译码器和他们的功能，还有就是使能端的作用，还有要会怎么两个38译码器扩展到416译码器，这个是很重要的，书中一个例题是用1个24译码器和4个38译码器组合成一个532译码器，这个要掌握，看懂，其他的原理类似。还有就是用译码器实现一个逻辑函数，就是148页的例题。210进制译码器不需要掌握，还有七段显示译码器也不需要看。然后就到了数据分配器，其实就是一个译码器。看懂数据分配器的原理，并要记住数据分配器的应用，可能会考概念的问题，（3）数据选择器，掌握数据选择器各个端口的功能，要理解并会应用156页输出的那个表达式4.4.7，明白其中的含义，另外就是掌握数据选择器的几个应用，第一：扩展，两种扩展方式，一个是位的扩展一个是字的扩展，学了储存器以后容易理解了。一般字的扩展应用比较广泛。考题中比较多。字的扩咱就是用两个八位的数据选择器扩展为16位的数据选择器。第二：就是逻辑函数产生器，这个要掌握例题4.4.7，另外就是数据选择器的优点是无需对函数进行化简，第三个应用就是实现并行数据到串行数据的转换。这个其实要用到定时器为实现其功能。这个要看看，要明白怎么转化的，以后的考题中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4）数据比较器

掌握一位数值比较器和两位数值比较器的真值表和各个端口的作用。看看理解数值比较器的扩展，这个数值比较器出一般都是很简单的，不会涉及太深的内容。两种扩展方式要掌握。理解。

（5）加法器

第一 半加器的定义没有考虑低位进位的加法运算称为半加。掌握半加器的真值表和表示方法，以及符号中各个符号代表什么，第二：全加器的定义就是能进行加数，被加数和低位来的进位进行相加。要掌握全加器的真值表以及各个端口代表数的什么意思，163页4位串行进位全加器要掌握其中的原理，如果给出四个一位的，变成四位的就是这样变。165页加法器的扩展方式要弄懂，（6）减法器

有一年好像考过吧，不过这个比较难理解，要把167页的那个图理解了，主要是根据图相关的讲解进行理解了，好像有过要设计减法电路。要注意这方面。

4.5组合可编程逻辑器件属于存储器那一部分的内容，（暂时先省略）

这部分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大概有20分左右的题目是单纯的组合逻辑电路的，还有一部分是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综合的，所以这部分掌握好很重要。这部分的例题就不一一列举了，看讲义上的那些题目弄懂。建议把课本上的习题做一遍，第五章锁存器和触发器

5.2 锁存器

锁存器是对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单元电路，而触发器是对边沿敏感的电路，可以分为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这是锁存器和触发器的区别，另外就是在讲义上根本没有锁存器的概念，只是重点讲解了各个触发器的功能。所以这一章根据历年考题来看。SR锁存器还是看看，为了防止意外考试，然后这一节重点我都用红笔画在书上了，那些就是我感觉的重点。209页消陡电路时怎么工作的，我记得当时考重邮的那位同学问过我，最好看看吧，其他的可以跳过不看。掌握了D锁存器的特点就行。至于那些传输门不用也别了解

5.3 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触发器的类型根据将以上看吧，可能会考简答题，书上分为三种，讲义上分为四种，以讲义为主吧。主从触发器中的功能表中有一个S和R一个是置0一个是置1，这个以后再设计电路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两个按钮的作用。其他的不用看了，5.4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这是重点，好好看看0

(1)首先区分什么是现态什么是次态（225页课本中有定义）

（2）掌握D触发器，特想表特性方程和状态图都要掌握

（3）JK触发器同上

（4）T触发器（还有T’触发器）

（5）SR触发器（这个不是常考，但是还是要掌握看懂）

（6）各个触发器之间的转化。这个不仅仅是书上的D触发器转化为别的触发器，以后做题的过程中会用得到，掌握转换的过程，讲义上也特别的写明了。

这一章主要的内容就是掌握各个触发器的功能，并在实现逻辑功能的时候用得上。

这一章的习题就不一一写了，许多设计的题目要自己看懂。这是时序逻辑电路设计的基础。

第六章 时序逻辑电路

6.1 明白什么是次态，什么是现态。另外理解什么是输出方程，什么是激励方程。，什么是状态方程。了解时序逻辑电路的主要特征。明白什么是异步时序电路和同步时序电路。

（2）248页的例题要弄懂，三个逻辑方程组要回列，这个要做题明白是什么，会写状态表，画状态图和时序图，这个一般是分析时序电路逻辑功能的必要的步骤。

6.2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这一节要掌握怎么分析同步时序逻辑电路。多做题去明白。

6.2.1和6.2.2的例题不错，看懂明白，可能会有问题说最后判断电路的逻辑功能这个刚开始做题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书上会那么想。等你做很多题目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了，多做题对比答案，增强分析能力。多见见这种题型，一般逻辑功能就那么几个。

6.3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一般将近=一半的分数和答题都在这。一半后面的两道答题会设计和存储器有关或者和组合逻辑电路综合的题目，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这个过程不是很麻烦，但是后面化简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在建立原始状态表和状态化简的时候这方面一定要仔细，一半此类题目考的就是你的耐心和细心，10年倒数第二道就是一个同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题，我花了20多分钟才写完，那道题25分。

6.3.1 设计步骤这个要仔细明白每一部的内容。重点我已经划到我的书上了。

6.3.2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举例。这一届要重点掌握它的分析方法。以及每一个步骤这个东西要多做题自己去明白和体会其中的道理。另外就是要重点明白什么是具有自启动能力，还有就是状态化简的哪一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化简方法，现在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种就是不需要检查状态就是做出来就具有自启动能力，这个一定要重点掌握。因为考试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不要做这方面的检查，因为你已经写上了，再改的话很麻烦，所以一定要掌握那种不需要检查是否具有自启动能力的化简方法。还有就是6.3.2例题中那个JK触发器的状态确定要参考书上的，但是好像讲义上给出了另外一种化简方法，要掌握讲义上的那个，因为那个就是具有自启动能力的那种。书上的化简方法也要掌握，但是做题的时候尽量多的使用讲义上的。另外就是原始状态图化简的时候出了书上的那种方法以外还有就是重邮上的那本上也有的另一种方法，有时间的话最好参考看一下，没时间的话掌握现在课本上的即可，这个要靠做题去体会了。许多问题要自己去明白了。这一节可是重点，要把课本上的题目做了，做多了才能明白。

6.4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这个要明白什么是异步时序逻辑电路，另外就是要会分析，这个不要求会设计，这一定要自己看明白，虽说题目考的不多甚至不考，但是有许多情况下会考的到，比如异步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什么的，很多的，学会分析即可。

6.5 若干典型的时序逻辑集成电路

（1）寄存器，这个要看看吧，主要看看每个端口的功能是干什么的，看懂功能表即可，但是好像在我记忆中没有考到这方面的设计内容。

（2）移位寄存器这个要是重点掌握的。首先掌握单项移位寄存器的特点。和基本原理，还

有多功能寄存器的特点，另外就是双向寄存器的功能表要重点掌握。还有看看环形计数器的特点

（3）计数器，这个算是每年必考的一个东西，首先掌握简单异步二进制计数器的特点和基本原理。另外就是掌握二进制计数器的状态表。还有就是74161计数器要重点掌握它们的功能。掌握各个端口放入名称，这个你们做历年真题就明白了，这个是每年都要涉及到的东西。所以要重点看看，必须掌握。另外就是计数器的扩展，这个自己要会，并且明白怎么扩展。非二进制计数器不需要掌握，看懂即可，没时间可以不看。

用集成计数器构成任意进制的计数器这个296页的要看懂，明白，要明白反馈清零法和反馈置数发的不同之处。6.5.3和6。5.4的例题 要掌握。后面涉及这方面的题目很多要重点掌握。（4）环形计数器和扭环形计数器要明白它们的状态有多少，这个我在讲义上写了，要重点看看。好像有一年的考题涉及到了。

这算是数电中最重点也是最难的一章了，一般后面的大题都要涉及到设计电路，不是组合就是时序，所以重点的这几章内容要好好掌握，这个最好要把后面的习题做一遍，自己好好掌握。不然你看一遍不做题是没有感觉的。看懂不一定代表你会了或者你会做题了。

第七章 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这个要看看讲义上的东西了，讲义上的总结很好，掌握不同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特点，有的或门固定与门可编程，有的相反，有的都可以编。另外就是还要掌握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电路，或者实现一个逻辑表达式，这个在组合逻辑电路第五章最后的内同要涉及到，那节自己看看，这一章不算是很重点，但是他会考察一些概念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也不明白。比如08年第四题的第四个，04年EPLD和FPGA的特点。这些问题都很难的，这个靠自己去总结。

7.1.1 明白ROM的组成。333页上面明白什么是数据线和地址线，什么是字长即可，其他的不用看，7.2.4存储量扩展，这个算是这张比较重点了，因为后面有的答题就是要么扩展字数，要么扩展位数，分值也很大吧。

7.3.2 CPLD的特点看看

7.3.3FPGA的特点也要看看

这章也就是这么多了，另外就是讲义上的东西要看看，还有就是那个优酷上的视频，这章建议有些东西参考老师讲可能会更明白吧，第八章就是脉冲波形的变化与产生

说实话这章以前我看了看只是考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比如单稳态触发器有几个状态，单稳态触发器的分类等等吧，不过10年的考题中有一道是设计一个脉冲波，好像应该用到这个章的内容，这章在大纲上没有要求但是为什么会考到我也不清楚，不过当时我们考重邮的那些同学他们是把这一张作为重点，我的建议是大家还是看看吧，我也说不清楚该怎么办。毕竟我已经考上了，我感觉即使看也要有重点的看看电路设计的哪一方面吧，关于什么参数计算的应该考不到，而且我的建议是参考一下别人的数电的教材吧，毕竟我考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关于555定时器的应用。

第九章 数模模数转换

9.1DA转换这个看看讲义把，对比课本看。因为不同的转换方式可能叫法不同，这一章占得分值不多，可能会考一些概念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每年的真意出题的重点复习。

DA转换器的分类另外就是转换器的一些参数的比如电流或者电压的计算方法大家要掌握。还有就是他们的优缺点。也要掌握。

转换器的技术指标就是分辨率的计算应该算是考的，要掌握，课本上和讲义上的计算好像不一样要参考讲义上和他说的那本参考书上的内容。

9.2 AD转换器的一般过程掌握名字即可。量化的方法课本上和讲义上不太一样。还是要把课本上先掌握在理解将以上的东西，10年好像没有涉及到大题是关于这章的。量化的方法要掌握。并行转换的优缺点要掌握，另外就是用的几个比较器，448页我用红笔写了，要仔细看看。并且要掌握并行转换的优缺点。449页上面我用红笔画了

逐次比较型的要掌握怎么比较的，这个好像后面有题，并且写出转换后的编码，这个要看懂。理解掌握。

双积分的我把各个参数的计算方法看了看，并理解掌握了。不过好像考的题目不会过多涉及到，而且也比较难理解，我的建议是打击有时间的话看看，没有的话就了解几个参数的计算方法死记下来也可以，虽说没有考过，但是不一定以后不考。

AD转换的精度也要会计算。

这一章考点不算多，但是唯一比较难的是就是可能以前学的简单，学起来还有点费劲。数字电路的重点不算是很多而且学起来相对信号容易，因为信号需要计算和理解记忆的东西太多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不同时候参考不同的参考书，还有要和别的学校考数字电路的人多商量题目，这样对提高你的水平大有帮助，还有就是要多和考同一学校的资料要分享并且相互商量一些问题，这对提高你们自身竞争力有很大帮助。

第三篇：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理论

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特点：①把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②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统一起来。③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④把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⑤把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统一起来。

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消灭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

4.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特别强调指出，这些发展阶段都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5.三阶段划分。把共产党主义第一阶段明确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可以划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

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①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

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8.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基本路线，并明确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9.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10.三步走战略内容：①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②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③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1.三步走特点：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②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③有步骤地逐步推进④既坚持实事求是，又具有雄心壮志。

第四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五篇：市场逻辑本质是对策不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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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逻辑本质是对策不是博弈

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凭借其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荣获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是由企业垄断造成的，而企业垄断又是由不受监管的市场完全竞争造成的。完全竞争必然走向竞争的反面——垄断，垄断使竞争不再充分，从而使市场失灵。这说明真正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怎样充分竞争?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让·梯若尔为有关这类市场失灵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让·梯若尔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监管失败。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无限相信市场效率，而这一观点已经“落后时代30年”。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小股东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护小股东，使他们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所以他认为公司信息透明性与公司治理很重要。对于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垄断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有政府规制才能有效监管并纠正市场失灵。借助这些新的理念和相应的机制设计，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让·梯若尔针对企业信息不透明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提出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对策方案说明，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规制在内的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企业信息透明、市场充分竞争与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对立起来、把政府看成市场外部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对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经济主体“对策”的典型——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其对企业的规制行为很难纳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竞争主体之间的“博弈”范畴。因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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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而博弈论又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明确区别开来，是由于没有把信息经济学由信息认识论上升到信息控制论。停留在信息认识论层面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进行非合作博弈实现消极的“纳什均衡”，不能教人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积极的信息对称，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对策是必然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自发论“逻辑”就是建立在信息认识论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他的厚厚的一大本《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就是教人怎样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进行博弈。诚然，信息对称或从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自然现象，社会领域信息对称是有自发的一面。人类社会追求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能、通过内部基因变异外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生物体和环境的对称与物种进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基本粒子运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产生万物是自然界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能一样。但人类追求信息对称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发层面，而必须上升到自觉层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理性层次一样。这就是信息认识论必须上升到信息控制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依据。之所以会出现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教授说的，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的现象，就是因为差的经济学家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比较容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实现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信息对称，大众媒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可以相对提高和经济学家信息对称的边际效率;而那些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也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出于用名气来弥补学问不足、实现自己人生超越与心理平衡的本能冲动。这就是为什么著名经济学家都是媒体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都不大著名的重要原因。但这种低层次的、表面的信息对称会出现社会信息对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社会大众整天听那些差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时，听不到好的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这说明必须用自觉的信息对称代替自发的信息对称。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论代替信息认识论，把对策和博弈分离开来，用对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长期主张从现有的“博弈”中分离出“对策”，把现在不加区分的“博弈”和“对策”看成两个概念，用对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实现信息对称的自觉性，减少人实现信息对称的盲目性，提升人实现信息对称的层次性，从而改变人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提高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与效益。

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策的逻辑不是博弈的逻辑。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之所以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活动的控制中，提出用机制设计和产业组织来控制人的经济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无序“博弈”得以规范，使市场能够有序运转。这对于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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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若尔：“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因此保护少数小股东很重要，这样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因此，“我认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说，“透明性”属于信息认识论范畴，那么“公司治理”就属于信息控制论范畴。通过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透明)，实际上是用对策代替博弈，虽然让-梯若尔本人仍然把对策称之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对策与博弈混为一谈。这不奇怪，人类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多义到一义的过程，让-梯若尔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理论客观上揭示了把对策与博弈两个概念剥离开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用对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虽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对策代替博弈、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方法，首先是进行产业组织的机制设计，也就是让-梯若尔说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就必须用博弈论(这里的“博弈论”实际上就是对策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进行机制设计)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能通过对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对充满无序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使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诸如内部交易等无序非法的博弈行为起诉、罚款甚至投进监狱，使之得到有效控制。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让-梯若尔认为禁止内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须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说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企业和股东与客户“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方面确实有制度优势。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现“对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让-梯若尔的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对策走出经济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虽然让-梯若尔仍然没有对对策与博弈的概念做明确的区分。让-梯若尔把博弈论定义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梯若尔的博弈论定义过于宽泛，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质。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中又包括博弈与对策两种方式。让-梯若尔对博弈论的宽泛定义实际上是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弈与对策不同。所谓“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和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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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冒险是其本质特征，“风险也大机会也越大”是经营活动的基本信念;其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结果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所以西方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又是市场自发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非合作博弈实现“纳什均衡”就是经典的博弈。但“囚徒困境”只是西方经济学家抽象思维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手段)实现信息对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即使人们经过努力后无法实现完全的信息对称，人们这种想办法获取信息、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努力、措施从不得力向得力转化的摸索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过程。所谓对策，就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其本质特征是不打无把握之战，“多算胜，少算则不胜”，“知己知彼百战无不胜”，即使信息不对称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机制、方案设计取得和信息对称一样的效果;因此属于对策范畴的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让-梯若尔对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取消内部关税使国内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议就是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基础上的对策论建议，虽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对策说成博弈。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是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让-梯若尔强调了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说明了博弈向对策转化、信息认识论向信息控制论转化的必要性，在强调实证性的西方经济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被中国经济学——主体与客体对称、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让-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从人类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逻辑而言，让-梯若尔今年获奖可谓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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