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定稿]

第一篇：试论《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

试论《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无名氏 不知道什么医学院

摘要 [目的]探讨《伤寒论》与《温病条辨》两者之间的关系，找寻两者的异同，从而更全面的把握两本著作，以更好的应用于科研与临床。[方法]从两本书的辨证方法、传变规律、治则治法及用药规律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本著作间的关系。[结果]《温病条辨》在辨证方法、预后传变、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方面继承了《伤寒论》相关理论，并创立了有温病特色的学术体系，两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结论]通过对两本书在辨证方法、预后传变、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更加清晰的认识了两本著作在外感病辨证方面的一脉相承性与独具特色性，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外感病。

Summary：[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nd “Indications of Warm Disease”, and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more fully grasp the two books to better appl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linical.[Methods] From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two books, the law of transmissi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law of med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ooks.[Results] The theory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herited the theory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 the aspects of dialectical method, prognosis, treatment and prescrip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academic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brile disease.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Conclusio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methods in dialectical methods, prognosis, treatment, prescription and other methods, it is more clear that the two writings are unique and unique in term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ex, and thu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xogenous disease.关键词 伤寒论;温病条辨;辨证方法；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用药规律；继承与发展

Key words：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Criteria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Syndrome Differentiation;Regression Law;Governance and Treatment;Drug Law;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伤寒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与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并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为外感病的辨治奠定了基础。随着外感病的发展，清代医家吴瑭在前人对外感温病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温病条辨》一书，其独特的辨证体系、治疗方法与用药经验，指导着后世在外感病方面的临床实践。

在学习中，笔者发现《伤寒论》与《温病条辨》两本书存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故从辨证方法、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用药规律等方面探讨如下。1.三焦六经，相须为用

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作为外感病的两种重要辨证方法，为外感病的辨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两种辨证方法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伤

[1]寒论》实为三焦辨证的滥觞。

首先，在六经病中，三阳病证是以六腑病变为基础，而三阴病证以五脏病变为基础。同样在三焦病中，也是以脏腑的病变为基础，其中上焦病涉及肺、心、心包的病变，中焦涉及脾、胃、肠的病变，下焦涉及肝、肾的病变。因此，两种辨证虽然内容不同,但辨证的结果,[2]都要落实到脏腑经络的病变上，都以脏腑学说为其理论依据，其辨证体制与理论依据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在《伤寒论》六经病中可以看到三焦辨证的基本框架，若将六经病按照三焦辨证进行划分，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可归入中焦篇；少阴病、厥阴病篇可归入下焦篇；霍乱篇根据其主证与病机归为中焦篇，太阳病中涉及面广，但可粗略的将太阳经表证归入上焦病，其他病证如太阳蓄水、蓄血、结胸、痞证及变证也可以依次归入到三焦辨证体系中。由此可见，《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已蕴有三焦分证的雏形，为三焦辨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编写安排上，《温病条辨》仿照《伤寒论》的体制，将上、中、下三焦病证写成条文式，并于篇首分列各病证的提纲证，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一条一辨、一方一证、方证结合，在继承《伤寒论》以阴阳为纲、六经为目辨证体系的精髓上，发展出了具有温病特色的辨证方法。

在理论依据、辨证方法的确立及编写体制上，三焦辨证均以六经辨证为基础，因此，三焦辨证是对六经辨证的延续与发展，即吴瑭所说的“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

[3]基于这点，自古有医家提出将寒温统一起来，以伤寒病六经辨证统一温病的辨证方法此观点虽值得商榷，却从侧面印证了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2.立足伤寒，发展传变

《伤寒论》中六经病传变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是对其传变规律的概括。一般来说，伤寒病中三阳病证不解，病邪可由表入里，进入三阴病证，因而六经病的传变是由阳转阴，由轻到重的病理过程；对于三焦病的传变，吴氏提出：“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其传变也是一个由上及下，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温病条辨》对疾病传变的认识与六经传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或者说三焦传变实为六经传变在温病方面的延续，亦如吴氏所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

[4]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

在外感病的预后上，一般认为伤寒病多耗伤人体阳气，故在伤寒病的后期，多用四逆汤之类以回阳救逆，或投以理中辈达到温中散寒的目的，所谓“留得一分阳气便留得一分生机”；而温病多耗伤人体津液，故温病后期多重视保津养液，选用增液汤、青蒿鳖甲汤等方剂以养阴生津，强调“留得一分津液便留得一分生机”。然《温病条辨》中养阴思想的确立源于《伤寒论》，如在阳明篇中，阳明经证热邪炽盛伤津，仲景针对该病机，在选方用药上重视滋养阴液，方中投以知母、粳米，意在于清热中固护津液。另外，用黄连阿胶汤治疗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少阴热化证，以竹叶石膏汤治疗伤寒热病解后气阴两伤的证候等，也都体现了仲景的养阴思想。吴瑭根据温邪的致病特点，在预后治疗上继承并发展了养阴法，如直接沿用了《伤寒论》中白虎汤等方剂的运用，并创制了养肺阴的沙参麦冬汤、养胃阴的益胃汤等。此外，吴瑭在治疗下焦少阴虚寒而致的泄泻时，沿用了《伤寒论》的桃花汤、桃花粥以涩肠止泻，在重视养阴的同时，也继承了仲景固护阳气的思想。3.传承治则，沿用治法

《伤寒论》根据病情不同的发展阶段，创制了治病求本、扶正祛邪、因势利导等治则，完善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汇集了中医治则、治法之大成，指导着后世医家对外感病的治疗，同时也为《温病条辨》中治则治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对于三焦病证的治疗，吴鞠通在《温病条辨·治病法论》中讲到“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该治则治法是对仲景思想的概括，也是对外感病治疗法则的补充，具体表现如下：

在外感病的初期，吴氏继承了《伤寒论》以汗法透邪外出的思想，以银翘散、桑菊饮等方剂辛凉解表，导邪外出，使营卫气血调和诸证得解，即“治上焦如羽”；另外，在太阴气分热盛时，由于出现与《伤寒论》相似的病机与症状，吴氏沿用了仲景辛寒清气的治法，在治疗上多投以白虎汤之辈。在阳明温病热盛，燥屎内结时，吴氏选用大小承气汤等方剂治疗，体现了对《伤寒论》苦寒泻下法的继承；在湿热阻于脾胃，气机失调、寒热错杂时，吴氏沿用了仲景辛开苦降、寒热平调的思想，投以杏仁滑石汤、半苓汤等方剂，即所谓“治中焦如衡”。在少阴精血耗损时，《温病条辨》继承了《伤寒论》以咸寒重坠之品滋补真阴的治法，沿用经方黄连阿胶汤，并创制了加减复脉汤等方剂，体现了“治下焦如权”。

另外，《温病条辨》在沿用仲景治法的基础上，创制了治疗湿热病的清热祛湿法，治疗燥热病证的润燥疏表法，治疗热入心包的开窍息风法等，补充《伤寒论》之未及，丰富了外感病的证治。

4、巧用经方，创制新方

《伤寒论》被誉为”方书之祖”，书中所载113方，用药精当、配伍严谨、药量恰当、疗效可靠，如白虎汤、半夏泻心汤、茵陈蒿汤等，至今仍为临床处方用药的模板，为中医方剂学奠定了基础，也是《温病条辨》组方用药的模仿典范。

[5]在温病中,只要出现与伤寒病机相同的病证,吴氏都无一例外地采用经方，其中在全书208首方剂中，直接选用仲景原方的有37首，如白虎汤、栀子豉汤、茵陈蒿汤等。另外，吴氏在运用经方的基础上，扩大了经方的适用范围。以白虎汤为例，《伤寒论》以白虎汤治疗阳明经证，而在《温病条辨》中，无论是太阴温病还是暑温，凡是出现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等症状，皆可用白虎汤治疗，并具体补充了白虎汤的禁忌症。另外，吴氏擅长化裁经方，《温病条辨》全书中，由仲景方加减而来的方剂有54首，例如在承气汤的运用上，吴氏按照仲景的组方规律，结合温邪的致病特点，创制了适于温病的七加减承气汤，极大的扩大了下法的应用范围，大量继承与发展了仲景方。

除此之外，《温病条辨》在沿用与化裁仲景方的基础上，又创制了大量具有温病特色的方剂，如治疗邪入心包的“温病三宝”—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以及治疗湿热病的三仁汤，温病后期邪伏阴分的青蒿鳖甲汤等。

综上所述，《温病条辨》在辨证方法、预后传变、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方面继承了《伤寒论》相关理论，并立足于仲景的学术思想之上，创立了具有温病特色的学术体系。可以说，[6]温病理论虽脱却伤寒，但不离乎伤寒，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临床治疗，都应该将伤寒学术体系与温病学术体系统一起来，从而更好的认识外感病。

参考文献

[1]司鹏飞,李成卫.试论《伤寒论》对温病学三焦辨证思想的影响[A].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全国第二十次仲景学说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2012:3.[2]韩俊钦,周世印.辨证论治——六经辨证和三焦辨证[J].河南赤脚医生,1980,(01):24-26.[3]裘沛然.伤寒温病一体论[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01:2-7.[4]吴鞠通.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9-10 [5]周志枢.吴鞠通对仲景学说的继承和发展[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4,(04):7-8+3.[6]李赛美.从《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论中医发展的创新性[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02):88-90.

第二篇：《伤寒论·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原文及翻译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

作者：张仲景

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发汗，躁不得眠。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发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目闰。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疼，目运，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前。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蜷卧，不能自温。

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干，胃燥而烦，其形相象，根本异源。

脉微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

咳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干，小便不利，心中饥烦，日卒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热，虚而寒栗，咳而发汗，蜷而苦满，腹中复坚。

厥，脉紧，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诸逆发汗，病微者难差;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命将难全。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逆冷。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中懊憹如饥;发汗则致痉，身强，难以屈伸;熏之则发黄，不得小便;灸则发咳唾。

文言文翻译:

我考虑到疾病发展迅速，病情十分危急，要想在仓卒时间内寻求到辨证治疗的要领，是很难做到的，所以重新收集各种可与不可的诊治原则和方法，整理成可与不可诸篇。这与三阴三阳篇中相比，更容易查找。同时，还时有三阴三阳篇中没有的内容，也补充在可与不可各篇中。

关脉濡而弱，寸脉反见微，尺脉反见涩。微主阳气不足，涩主阴血亏虚。阳气虚弱而又阴亏，就容易出现中风多汗、烦躁不安、形寒怕冷、四肢厥冷。阳虚发汗，就会引起亡阳，出现烦躁、不得安眠的变证。

脐右有气筑筑然跳动，是肺气虚，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导致鼻衄、口渴、心中烦闷、喝水后立即吐出的变证。

脐左有气筑筑然跳动，是肝气虚，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引起头昏目眩、汗出不止、筋肉跳动的变证。

脐上有气筑筑然跳动，是心气虚，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引起气向上冲撞、直至心下的变证。

脐下有气筑筑然跳动，是肾气虚，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导致汗闭不出、心中烦躁厉害、骨节疼痛、头目眩晕、怕冷、进食即吐、食物不能进的变证。

咽喉闭塞的病症，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引起吐血、呼吸微弱、手足厥冷、想蜷曲而睡、不能自行温暖的变证。

凡是见到动数微弱脉象的，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导致肠胃干燥，出现大便难以解出、心烦不安等变证。其表现虽然很象阳明府实证，但病源却根本不同。

关部脉濡弱，寸部脉弦，尺部脉微。弦是阳气扰动于上，微是阴寒盛于下，这是上实而下虚，所以病人喜欢温暖。由于下焦阳气本虚，所以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则更伤阳气，引起畏寒战栗、不能自行恢复的变证。

咳嗽剧烈，频频吐出涎沫，咽喉干燥，小便不通畅，腹中感觉饥饿，心中烦躁不安，一昼夜一发，好象疟疾，但只有畏寒甚至寒战而没有发热，这是肺虚寒饮内停所致。如果把咳嗽当作表寒而发汗，就会引起身体蜷曲而卧、胸中满闷、腹中坚硬的变证。

四肢厥冷、脉象紧的，是阳虚阴寒内盛，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导致语声散乱、咽喉嘶哑、舌萎不用、发不出声音的变证。

各种四肢厥冷证，不能发汗。误发其汗，病变轻的，难以治愈;病变重的，就会导致神昏语言错乱、目眩等变证，其生命难以保全。

咳嗽而小便通利，或小便自遗的，不能发汗。误发其汗，就会引起四肢厥冷的变证。

外感病，头痛，象皮毛复盖身上一样发热，表现象太阳中风证，经常微微出汗，呕吐。如果误用泻下法治疗，则发热更甚，心中烦闷异常，嘈杂似饥;如果用发汗法治疗，就会引起痉证，出现身体强直、难以屈伸的症状;如果误用火熏法，就会引起身体发黄、小便不通，病久就会出现咳嗽唾脓血。

发汗，须让人手足及全身都有汗，且只能微微汗出，不能像流水一样大汗淋漓。巧妙发汗，常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篇：李白对前代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对前代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也是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两千多诗人的五万多首诗歌，众体咸备，名家辈出，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推到了顶峰，而在这如众星灿烂般的名家名作之中，李白的诗歌则如同北极星一般，高踞天顶，代表了盛唐一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落笔成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是与李白齐名的杜甫给与他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可以作为后人对他的最高评价。

李白，首先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作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促进了浪漫主义的极大发展。其次，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一方面，他指出了“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扫齐梁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道路，一方面批评了忽视思想内容，追求雕饰的形式主义诗风，认为是，“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其三十五)。此外，他努力学习乐府民歌，大力开拓七言诗与乐府歌行和山水诗, 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下面，从浪漫主义的诗歌思想特色，山水诗，乐府诗几个方面来看他对前代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一、浪漫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

盛世喜李白，乱世怀杜甫，李白以他那盛唐时代的开放胸怀，气盖一世的宏大气魄，赢得了人们的推崇和喜爱[1]p86。可以说，李白诗盛唐时期时代精神和艺术风格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我国自远古时代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方面又开拓进取，融入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远古时期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中，便已蕴含着积极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更是在吸收前代文化与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在与黑暗现实的斗争中，创造了《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光辉诗篇，以其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与屈原同时的庄子，在其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寓言，对浪漫主义传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一文人创作中不断地发展着，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等，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一些优秀作品，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终于，时至盛唐，人属李白，在非凡的时代与非凡的个人相结合之下，浪漫主义出现了新的高峰。

李白在创作中，继承了前代诗歌的丰富遗产，他所继承的传统，首先当推楚辞，特别是他受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坚贞不屈的人格精神对李白的精神气质无疑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坚持人格的完美，保持人的美好天性，不降志从俗，不汩泥扬波，是屈赋的主旋律[2]p63。李白不但继承发扬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还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象熔铸神话传说，大胆地幻想夸张等。从具体作品来看，他的《梁甫吟》、《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在精神面貌上与屈原相一致。但是，李白的浪漫主义成就，不仅仅在于继承而更在于开拓进取，他的非凡成就，是个人与朝代的完美结合。

李白生活的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民族交往日益频繁，同时，政治经济各方面也都潜伏着危机。国家的强大，鼓舞他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政治的危机，则激发了他救时济世的热望，这种心情，表现在诗中，自然使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而这是前代所不具有的。无论是李白自称的“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还是与他同代的杜甫所称道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都是李白诗歌特点的准确描述。在李白的诗中，经常出现那布衣而抵卿相的人物或功成身退的侠士，他常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羡慕姜子牙：“君不见朝歌屠叟辞荆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他追求平交王侯，君臣相得，“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剖肝输胆效英材”（《行路难》其二），他佩服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即使在现实中受到严重挫折也不会消沉，相反的，则表现了愤激的斗争精神。像他的《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像他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 在这些诗里，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悲愤，还对朝廷的是非不分作出了强烈的批判，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对祖国人民的关爱，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束毫不调和的态度，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集中表现，而这一切，往往又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从而较之以往的浪漫主义作品，那种追求理想，反抗叛逆的精神大大增强了。除此之外，与以往的浪漫主义作品相比，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与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不论是以“我”或“李白”的出现直抒胸臆，还是借古人的化身自许，不论表现何种生活、何种形象，都使人感觉到诗人李白的形象活跃其中。事实上，在初唐诗中“我”字的使用率很低，随着向盛唐发展而渐高，李白则居于顶峰[3]p5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行路难》之二），是他政治失意后悲怀难遣的浩叹；“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是他眷恋长安时一往情深的痴想。李白也写山水诗，却很少写幽寂的丘壑，宁静的林泉，而是着力表现奇峰大山，千丈飞瀑，滚滚江河，借以表现狂放不羁的个性[4]p3。“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轮台歌》），那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就是诗人自身热情奔放，傲岸不羁的性格写照。由于上述自我表现的特点，李白的诗歌在感情的表达上就是奔放不羁，以巨大的夸张历史与神话，奇丽惊人的幻境，构成超现实的幻想境界。在以往的浪漫主义作品中，也多有幻想境界的虚构，但却从未有像李白运用夸张运用的如此大胆的。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借有形的白发表现无尽愁思。《北风行》则以“燕山雪花大如席”来夸张幽州苦寒，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雪雨恨难裁”这样惊心动魄的比喻和夸张，揭示思妇生离死别的绝望悲哀。在李白诗中，夸张往往与神话、幻想结合在一起，从而展开充满奇情异采的幻想境界和形象领域。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之作。李白一生都在理想和现实的激烈冲突中挣扎徘徊，思想感情极其矛盾复杂，因而他的诗歌往往呈现出感情充沛，瞬息万变的特点，他的名作《将进酒》、《行路难》等都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悲叹行路难，忽而又高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强烈的信心转眼便取代了消极的悲叹。他的感情在转瞬之间判若两人。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处理得这样洒脱灵活，并且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完美，在诗史上只有极少数诗人能达到这个水平。从这种跳脱变化的特点继续发展，于是他在有些诗篇里就同时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必然要反映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和痛苦[5]p69。这就决定了他有的诗既写实，又想象夸张，象《北风行》、《关山月》，有时竟把抒写理想愿望与描写苦难的现实结合在一篇诗里，如《古风》第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俯见被安禄山毁灭的洛阳，急转直下的感情，浪漫幻想的破灭，深刻表现出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心情。与遍篇以幻境喻现实的《离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山水诗的开拓性贡献

李白好漫游，终其一生，几乎走遍了天下名山，在晚年作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自己也承认，“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6]p123。他不慕儒家圣人，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隐者》）。所以，在他创作的大量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中，涌现出了许多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山水诗，最早出现在刘宋初期，在当始十分流行，谢灵运是第一个擅长写山水题材的诗人，他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题的诗歌，从而把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在继谢灵运之后，谢眺进一步发展了山水诗，在艺术上，他的作品都较少雕琢，较少玄言成份，有清新自然的特点，但是，在当时分裂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诗人往往胸怀不高，眼界相对狭窄，因而在艺术上多表现为精致纤巧，而思想境界有限，而李白，正是在前代山水诗人开创的基础上，大力进取，把山水诗推上了一个顶峰。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的昂扬进取精神高涨，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而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山水诗中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与此同时，诗人群体中还出现了一类隐士，他们有济世之志但又不慕名利，不附权贵，不受束缚，他们的隐游不同与南朝的消极避祸，而是放歌于名山大川，寄情于五湖四海，虽然隐居，但有着慷慨高歌。这一切，都对李白山水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白的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个性化。如果说二谢是为山水写形的话，李白的诗歌则为山水写心，所谓写心，就是指李白将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也融入了山水之中，在他的诗中，山水往往也带着诗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给山水灌注了生命，给它们以活的灵魂[7]p167。在李白的观念里，他不为世俗理解，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这种思想观念了的生活际遇而逐渐加深，使他更加热爱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人性化了。像他的名篇《蜀道难》，在诗中，对蜀道山水倾注了雄放壮烈的感情，以极端夸张和非凡想象来表现开辟这条沟通秦中与蜀中的高山栈道所付出的壮烈牺牲。它“上有大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高峻惊险，神兽敬畏，正是诗人独特生活道路的象征，理想事业的化身。而登途攀越，高可摘星云，孤寂危险，且有威胁，这进一步渲染衬托出蜀道之险，显示诗人的胸襟情怀。敢登蜀道者需有大无畏的意志，毅力和气概，决非凡夫俗子所能为。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则融化于蜀道高险而雄壮的形象中。

李白还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但仍都具有幻想化、个性化的特点，像《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两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实为诗人以水作明镜，以山作屏风，把清山秀水为家。所以末二句写猿啼远游子伤悲，而方外则显示诗人以山水为家的闲适情怀，体现出幻想化的色彩，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以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之人与无心之山，相成知音，也属此类幻想化。最能体现李白山水诗幻想化、个性化特点的，是那些直接描写向往仙境，交往神仙的作品，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集中典型的表现。它写梦中游天姥山仙境和觉醒，诗一开始便断定海中蓬莱仙岛不可信，但高高天姥山却可望可游。于是夜里梦中“飞渡镜湖月”，他“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而在“迷花倚石忽已瞑”时，突然来到了“霓为裳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的神仙境地。然而，梦忽惊起，惟觉时之枕席，于是诗人感叹“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因而他要骑鹿访名山，寻求梦想中的仙境，大自然山水在诗人笔下变幻成了神仙世界。鲜明地表现出幻想化与个性化的特征。从山水诗的美学角度看，李白对二谢的山水诗也有极大的发展，使山水诗由清丽走向了壮丽。李白的风格，从大体上来说是壮丽。李白其人，不论从胆识，才学、气魄等各方面来看，都高于二谢，因此其风格主导方面，也表现为雄健的阳刚之美，他的山水诗所呈现的美学风格是壮丽，而二谢山水诗所呈现的美学风格则是一种清丽，是一种婉约的阴柔之美，这就扩大了山水诗美学风格上的表现范围。从李白的经历和游踪来说，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长河上下、大江南北、塞北江南，无不留下他的身影，他不同于二谢，游踪只局限于江南一隅的明山秀水。所以在他的山水诗中，有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庐山的奇秀，峨眉的伟岸，江南的秀丽与塞北的浩瀚。

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揽八极，目尽长空闲。（《游太山》其三）

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峰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在李白的这些诗里，祖国的大好河山，千姿百态，气象万千，有的雄奇，有的秀逸，有的苍茫，有的明丽，各显示出其特有的美，在李白笔下的黄河与长江，更是魄力非凡，大气磅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秋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凡尘丘子》）

在二谢的诗句中，不论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还是“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山水仿佛是一张张优美的山水画，给人以清丽之美的感受，而在李白的山水诗中，则有一种跳荡的感情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在跃动。他的山水诗，常常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曲动人心弦的山水交响乐，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充满着壮丽色彩。

总之，李白的山水诗与二谢山水诗相比，完全是一处新的境界。在他的努力下，山水诗由为山水写貌走向为山水写神，由清丽走向壮丽，在前人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乐府的进取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各体诗歌都有佳作，尤工乐府歌行。

乐夜歌行这一自由诗体，滥觞于楚辞，孕育于汉乐府，而在鲍照手中得以形成，十八首《拟行路难》思想丰富深刻，感情强烈奔放，形式上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一切都对后代诗人创作乐府歌行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到了李白，乐府歌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李白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他的二百三十多首乐府歌行，有《庄子》的纵横恣肆，屈骚的委婉跌宕，《孙子兵法》的奇诡多变，汉乐府的长短参差，他集众家之所长融一已之创造，呈现出舒卷自如的自由美。《蜀道难》《江上吟》、《将进酒》、《梁甫吟》等，无不写得纵横开合，跌宕生姿，呈现出诗人天才的创造力，把乐府歌行这种体裁发展到盛唐诗歌的顶峰，成为盛唐之绝唱。李白的乐府诗歌，往往是在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的基础上翻出新意，曲尽拟古之妙。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侠客行》等，均属于缘事而发之作，表达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寄托。另一方面，则是借古题抒已怀，通过旧题所寓之意或题目本身之意，来引发出作者对自己情怀的抒写。而这一类乐府诗，正因其偏重主观抒情，所以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兴发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8]p286像他的名篇《蜀道难》，这一题目本有功业难成之意，而这正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的悲愤。所以他在诗中极力抒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险峻，也是他对世道艰险的悲慨，再如另一名篇《将进酒》，这本是汉乐府短萧铙歌的曲调，题目意译即为“劝酒歌”，含有饮酒放歌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发，抒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壮气概，把原本借酒销愁写得气势澎湃，如大江奔流势不可遏，展示出诗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

李白的乐府诗，同其它诗作一样，都呈现出他人不可企及的个性特色，在李白的乐府诗中，不论是语调还是气势，都是典型的李白式的，这种以第一人称的抒情和议论表达主观受的写法，完全不同与以往乐府的赋体叙事，他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乐府诗的创作中，形成了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此外，他以大胆的想象与夸张，以及巧妙的比喻来突出主观感受，形成了磅礴的气势，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完成了乐府诗从汉魏的古体到唐体的根本转变。

综上所述，李白作为伟大的天才诗人，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他继承了前代诗歌的丰富遗产，加之他个人的非凡才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做出了令后人不可企及的贡献。

第四篇：关于山东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调查报告

儒家文化在山东的现状

——通过孔府家酒集团感受现代企业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导言

山东被称为“齐鲁圣地”，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位圣人孔子、孟子皆出生在此处。儒家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并渗透到建筑、艺术等领域。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由此看来，山东应是中国受儒家文化熏陶最深厚的地区之一，然而，儒家文化在山东究竟发展得如何？儒家文化真的深深影响着山东人民的生活与思想吗？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文化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安身立命、高速发展的根本，对于后来而要居上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而孔府家酒集团坐拥齐鲁大地，以儒家文化为炉、时代精神为器，锻炼出的企业文化引领着孔府家酒开疆拓土，走向世界。孔府家酒集团究竟是如何利用儒家文化这面大旗经营自己的企业？又是如何凭借自己的企业将儒家文化推向世界的？

社会实践期间，我所在的高二（7）班社会实践第三小组的7位同学，走进曲阜、泰安的街头巷尾，与当地市民进行了零距离接触，就儒家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并且借参观孔府家酒集团的契机，通过分析孔府家酒集团的生产工艺、产品卖点和销售路线等，感受现代企业对于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具有说服力地证明我们对于儒家文化在山东现状的结论。下面的调查报告将分为曲阜和泰安两部分，主要以调查结果的分析为主，还会根据我们的所见所感附上一些结论。

正文

一、儒家文化在曲阜

调查时间：2011.6.7 调查地点：山东曲阜 调查对象：曲阜市民

附注：曲阜共设置2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份 调查问卷结果：（选择题，数字为题号）1、20人中共有18个山东人，2个非山东人 2、18个山东人中，16个已经工作，1个退休在家，1个为在校学生。2个非山东人中，皆已工作。3、18个山东人中，全部回答出了孔子的出生地在山东。

2个非山东人中，全部回答出了孔子的出生地在山东。4、18个山东人中，16个人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1个人不知道，1个人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

2个非山东人中，1个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1个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5、18个山东人中，全部知道三孔景区在济宁曲阜。2个非山东人中，全部知道三孔景区在济宁曲阜。8、18个山东人中，14个购买过孔府家酒集团的产品，4个仅仅听说过。

2个非山东人中，1个购买过孔府家酒集团的产品，1个仅仅听说过。

1.儒家文化对曲阜的影响

曲阜是孔子的出生地，我们所采访的对象年龄从

16岁到60岁不等，而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比较平常。例如问卷第10题“您知道儒家有哪些著作呢？”，2位外地人不知道，本地人中只有10个人知道，10个人中8个人只知道《论语》，另外2个人分别说出了《大学》《中庸》和《三字经》。就一些儒家基本常识来看，首先第4题就能看出问题：多数人都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正如同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被焚毁的一样，这是一种一知半解的表现，或者说了解不够深入。而第6题“您在学生时代是否接受过关于孔子的教育”中，除了1名外地人之外，其余的17个人全部回答了“是”，说明他们是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的，难道学校教错了？大概是他们的记忆不够深吧。那为什么记忆不够深呢？也许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时常接触到儒家文化吧，使得这方面的知识并无多少实际用处，因而很淡忘。有1名山东的高中生接受了我们的调查，她正确地选择了《论语》的作者，说明现在山东的教育中也是有渗透儒家文化的内容的。那么除了学校之外的其他地方呢？紧接着请看问卷第7题“您现在的工作生活中是否有与孔子或儒家文化相关联的方面？”，3位山东本地人提到了孔子文化节，3位山东本地人提到了教育，2位本地人认为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保守的民风也与此相关联。3位本地人则认为对于人民精神的影响就可见一般。第11题“您认为您生活周围有哪些可以体现儒家文化的地方？”，大部分人说没有或者不知道。而有一位营业员说她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已经接触到了儒家经典，比如每天都要读的《三字经》，上小学后会读《论语》。2个本地人则认为论语碑苑、三孔景区等旅游景点是最能体现儒家文化的地方。综上，可见儒家文化对曲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并且人们对于儒家文化的了解不拘泥于“《论语》的作者？”“孔子的出生地在哪？”等干瘪缺乏灵活性的类似于应试教育考点的这些问题，而是从相对感性的角度，从平时的生活中感受儒家文化的点点滴滴。走在曲阜的大街小巷，各种小店皆冠以孔子的招牌，如“孔子杂货店”、“孔子拉面馆”等，说明儒家文化的确渗透到了曲阜人民的生活中。

2.人们所希望的山东的发展

调查问卷第12题“您认为山东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方面还可以做哪些？”，基本上18位山东本地人的回答无外乎“利用儒家文化带动旅游，拉动经济发展”这个话题，我们调查过程中也发展曲阜对于孔府、孔庙等景点的开发远远不及2天后去的泰安，整个曲阜县城的经济水平也是比较落后。我采访的一位阿姨告诉我们，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曲阜能有工厂，这样街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无业游民和贫穷的农民了。因为曲阜是孔孟的出生地，所以曲阜始终是依靠儒家文化的影响来吸引游客从而发展经济的，但也因为如此使得曲阜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其他城市，人民的生活十分辛苦。因此，我认为，曲阜不应该只是注重它的文化氛围与传统，还应该将保护文化遗产和发

展其他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推动曲阜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孔府家酒集团对儒家文化的传承

“孔府”本身有多重涵义，有物质层面的，它是古建筑的物质遗存；有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作为一个因孔子而著名的家族，孔子后裔已有七八十代。而孔府又是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标本，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符号。孔子创立的儒家理论，原本就建立在农耕文明与宗法观念基础之上，治国与治家同样适用，“朝廷用之以为治天下之法，在尔辈守则为治家之法。”而孔府家酒的曲阜市酒厂在充分挖掘孔府酒坊酿造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酿造处孔府加酒并大获成功，在企业决策层高瞻远嘱的领导下，广大员工勤勉努力，孔府加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销量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在参观孔府家酒展览厅时，我们看见了许多具有特色的佳酿。其中，儒雅香孔府家珍藏酒，充分融合了中国白酒清、浓、酱、芝麻香四大香型之所长，体现了中国白酒传统的酿造精华，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庸和谐”的价值理念，是现代酿酒行业体现企业形象与生产、贮存规模的最佳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白酒业未来冲击高端消费的利剑，没有丰厚的酿造基础和贮存实力，就无法涉足珍藏酒市场。孔府家儒雅香地下珍藏酒融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于一体，它的出现是孔府家酒丰厚酿造底蕴的最好展现，必将极大的推动鲁酒品牌的升级。现在的孔府家人深度挖掘孔府家品牌的文化内涵，重点打造“儒家文化标志品牌”、“中国礼仪文化酒”，用传统的老五甑酿酒工艺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酿制出独具儒家文化底蕴的孔府家酒。

孔府家酒传承儒家文化还表现在其企业精神（诚信人和、兴家建业。）、道德规范等方面，由此可见现代企业对于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且在继承了文化的基础上还提高了自身的销量与水平。

二、儒家文化在泰安

调查时间：2011.6.9~6.10 调查地点：山东泰安 调查对象：泰安市民

附注：泰安共设置2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份 调查问卷结果：（选择题，数字为题号）1、20人中共有5个山东人，7个非山东人 2、5个山东人中，3个已经工作，2个为在校学生。

7个非山东人中，3个已经工作，1个退休在家，3个为在校学生。3、5个山东人中，全部回答出了孔子的出生地在山东。

7个非山东人中，6个回答出了孔子的出生地在山东，1个不知道。4、5个山东人中，1个人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4个人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7个非山东人中，2个人认为《论语》是孔子写的，4个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1个人认为《论语》是孟子写的。5、5个山东人中，全部知道三孔景区在济宁曲阜。

7个非山东人中，全部知道三孔景区在济宁曲阜。8、5个山东人中，全部购买过孔府家酒集团的产品。

7个非山东人中，4个购买过孔府家酒集团的产品，3个仅仅听说过。

相对于曲阜，泰安的经济状况要好很多，教育的情况也相对好一些。从调查对象对“《论语》是谁写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看出。可见同在山东但两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但泰安的儒家文化氛围却比曲阜淡一些，或许是因为曲阜内关于儒家文化的景点与宣传比泰安更深入人心，人们可以直接近距离感受儒家氛围，而泰安相较于曲阜虽然人们的只是掌握的更精确，但受儒家影响并不是那么深，这一点可以从第7题“您现在的工作生活中是否有与孔子或儒家文化相关联的方面？”看出。大部分人认为并没有什么相关联的方面，与曲阜对比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儒家氛围并不浓厚。

而泰安最著名的就是泰山了。千年来，泰山成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随着帝王封禅，泰山被神化，佛道两家，文人名人纷至沓来，给泰山与泰安留下了众多名胜古迹。泰安也因山而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泰山自然景观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而被称为“五岳之首”，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缩影，而今又成为世界珍贵遗产。泰山风景名胜以泰山主峰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而成。儒家更时时标举“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尊泰山为儒家文化之象征，以至有“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的颂辞。

综上，儒家文化在泰安还是得到一定的继承和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泰山。泰安的发展与文化氛围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增强关于儒家文化的宣传与建设，使得泰安的儒家氛围更加浓厚。

第五篇：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摘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将其推向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形成了邓小平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本文概述了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本观点,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了邓小平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继承与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

飞跃。“两次飞跃”由两位伟人相继完成，他们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次飞跃”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都做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都做到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开创中国革命特殊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全面展开始终是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轴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亦始终是以实事求是作为轴心的。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作为它的灵魂，绝不仅仅是外在的方法或作风，而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容和内在的生命力。

二、邓小平是毛泽东未竞事业的继承者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也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探索中，十分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和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期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相比较，邓小平理论有活的灵魂，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继承与发展。首先，是在继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有了解放思想的新特点，使其更具有活力。其次，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前提下，发展到了“三个有

利于”，又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再次，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都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从而形成了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既一脉相承，又富有新意的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邓小平理论不是无源之水，它是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的正确理论成果并在新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结果。

“两次飞跃”紧密联系，没有第一次飞跃，就不会有第二次飞跃；没有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不会巩固和发展。“两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不断获得发展的实践体现。

总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髓，活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又从不同方面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核心、实质及特性，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既一脉相承，又更有创造性，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沿着解放思想方向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