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第一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 ——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在国家安监总局党校精心组织和安排下，2014年秋季处级干部进修班第一单元的学习已顺利完成，学习情况和体会可概括为一个感觉，两点认识，三点思考。一、一个感觉：生活充实,学习系统。在第一单元中，按照课程安排，我们重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思想》、《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辅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内容，自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序言》（节选）、《资本论》（节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序论、第一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及《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了解了《现代培训理念方法与党校干部培训》、写第一单元学习体会的写法，开展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

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以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2、针对性强的含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其创立者针对社会宏观、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探索，深入分析和研究，并进行全面总结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三大宏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引领人们的思想，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实质，指明社会发展道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继承马克思主义，针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适合两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理论。

（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践性强的与时俱进的硕果

1、与时俱进

马列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及对各种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的批判中，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2、实践性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实践的产物。这从马列主义产生的背景等方面可见一斑。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更是毋庸置疑。从井冈山革命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井冈山的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理论），到解放战争（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本人一边从事革命实践，一边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指引，从其发表的一些著作即可了解这一点。

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化？

马列主义与爱国主义？马列主义主义与中国社会道德？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获得人民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认同感?这些都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化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至上，消除短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说出了一句令所有人都感慨的名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为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如何解决资本（资金）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与让人们享受改革的红利之间的不一致性，如何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人们的心灵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消除短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这也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三）如何进一步优化实事求是的宏观环境？

习近平同志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要做到实事求是，难免会缺乏一定的宏观环境。这些宏观环境中的阻碍因素至少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权威因素。权威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正像经验是有益体验的总结。但是权威和经验一样，只能代表过去，它对未来，有举一反

三、预知预示的一面，也有不合实际的可能。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他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权威，一方面不能绝对迷信权威，不能靠他们鼎盛时期的光环来为我们永远地照亮。

二是利益因素。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这种利益相别的阶层或集团，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

第二篇：关于对毛泽东《矛盾论》的一些思考

对毛泽东《矛盾论》的一些思考

不管毛泽东的功过如何，我们都从心底佩服他，他是开辟新中国的一代伟人。而看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之后，我被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思维折服了，他强大的思想武器武装了革命的党和群众，使之能夺取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是在1937年写下这篇文章，他结合的世界发展和共产党在成长过和中遇到的一些挫折，批判了当时苏联兴起的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

关于事物的矛盾的理解，毛泽东就尖锐地指出人类认识史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对于前一种见解，毛泽东把它分为几大类，按东西方不同发展时期，有中国的形而上学，有西方的唯心论，机械唯物论，还有庸俗进化论。对于这种宇宙观，并不是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而是用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革。而后一种，即唯物辨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对此作了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就矛盾的内部是主因，外部次之。举了不少例子。如日俄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犯下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共产党才遭遇了重大的挫折。

这些事情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变而引起的，后来的历史发展印证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前，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比如一张桌子，你能与窗外的一棵大树联系起来吗？两个事物是否存在有矛盾呢？如果我们不认真细想，或许很干脆就回答，它们没有什么样联系，哪来的矛盾呢。其实不然，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正趴在桌上写一些东西，而这棵大树恰好给了你灵感，而这张桌子就因为主人而对大树产生了联系。即使你不是作家，你只是在桌子上干其它事情，而大树上的鸟声却给你带来好恶之感，桌子与树的距离就发生了变化。再退一步来说，即使桌子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它和树之间也会产生关系，比如树挡住了一些灰尘，让桌面没有那么多污垢，如桌子或许因为光或者成为其它生物的载体，而间接对大树产生影响。

好多时候我们都习惯用形而上学来看待问题，这种把握问题的方法有时会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可能就与我们忽略内因有很大关系。大的方面，就举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来说吧，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一条救国强国之路，有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还有三民主义，它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为什么呢？这时由于没有认识当时国情的矛盾是由内因是主要的。唯心主义者懒于思考，忽视国情，一味全模仿西方的东西，像早期的西学东渐运动，由于国民并没有西学的根基，实施起来就不过是杯水车薪，免不了被未开化国民让所抛弃，再说三民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政体，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方，但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很弱小，根本解决不了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下层农民的出路问题，即使当时没共产党的出现，国民党也能代表中国革命，也要首先解决广大农民出路的问题，才能稳固统治。而西方却不一样，资本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萌芽，现在也发展壮大了，大多数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时由于没有强大的政治联盟和资产家的缓和阶级矛盾措施，使得代表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有无穷的生命力。从小的方面来说，个人修养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影响深远，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从社会风气来看，民国初期，中国出了好多大师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如两弹一星等，新技术层出不穷，而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全球一致看好，但中国就从来没有什么大的科技发明成果出现，更不用说获得诺贝尔奖。而原因又是什么呢？到底还是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从追求精神生活过渡到物质生活，人心浮躁，比如一个研究，要几年才出来的成果，但为了量的要求，不得不把科学的精神放到一边，没有亲手实践，一味借鉴别人的东西。好多大学也是这样，其实一刚进大学的同学本来就没有涉猎过什么书，就要交论文，这就浮躁心促使中国的的教育并不能踏踏实实，所以难有大成。唯心者认为，这是外因使然，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觉得有问题，你如果是追求自身完美的，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吗？不会。改革开放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物质的诱惑，但能有陶渊明的安然自得的心，不攀比，有耐心恒心，难道也能物欲的巨浪所吞噬？

毛泽东谈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情中，都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比如人之生死，个体生命内部的化学变化，外界一切事物的变化，还有各种科学的发展等等，都与矛盾有关。毛泽东同志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支部内部也存在有这样的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我很欣赏毛泽东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批判了德波林学派所谓的差异性的说法，认为这是矛盾差别性的问题，并不是差异，因为德波林学派所谓的“差异”不过是矛盾并没有激化罢了。

我认为毛泽东说得很对，不同事物都有矛盾且各有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时期也有不同体现，还有各事物的矛盾的性质有所不同。当说到矛盾普遍性，我就想到我们是常生活中所说到的个体差异和每种事物随着发展过程变化所发生的转变，这些是矛盾吗？比如你跟一个很合得来的人说，我和你之间存在有矛盾，他能接受吗？你对现在的我说你每时刻都有存在矛盾，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

其实这就要区别哲学上讲的矛盾，是与是常生活中所说的矛盾是不一样的，矛盾存在，但不定都会被激发，要好的朋友，由于利益不一样，也要有得商量，这叫矛盾的调和，自己也要在各种不同场合中作出取舍，不能自我矛盾。同理，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波林学派所谓对工资阶层的差异论作出了批评，认为这是脱离唯物史观的反马克思主义。

对于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用了比较长的往篇幅来说，这说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非常重要。人们很容易能搞明白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要找到矛盾的特殊性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了矛盾特殊性——“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大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长征，毛泽东深深懂得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理论武装头脑的重要性。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中国革命运动的质莫过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红军所处的实际情况。认识了敌强我弱，认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这就是当时中国有别世界其它追求独立自主运动国家的特殊之处，当然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要有自己的斗争特点。毛泽东还提到一个认识方法论，“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想一下我们搞科学的，不正是这个过程吗？刚开始还未弄懂一个物理规律之前，总是从一些已观测到的一些物理现象去找到共性，从而找出物理规律，就比如电的发明就是这个例子，人们最初从雷电中知道电的存在，富兰克林，曾以还用风筝来收集过电，但人们就认识到电的威力很大，可以发光，可以把树劈倒，这就是电的特殊性，再然后法拉弟就找到了电磁关系，牛顿发明了电灯，人们逐渐从这些电的特殊性中发现了电的一些共性的东西——电的产生是电子的定向移动，同时有电磁现象产生，这就是一般性。但人类不满面足于此，于是从电流中又发现了电子的自旋，这又从一般回到电的特殊性。

认识了不同的质，就得针对不同的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举了很多例子，更加强调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相一致的。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对，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其实毛泽东晚年自己也做得不太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人生的败笔，伟人尚且如此，所以这种错误我们犯了不足为奇，但犯了再犯就不可原谅了。比如对学生评价的一刀切，虽然体现教育公平，但却忽视了个体特质，所以要两者兼顾，当权者还得好好想想才行，还有与国际接轨，好多人思想跟不上，认为别人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就味追捧，所以有的人享乐主义盛行，没有社会理想，没有认识到国情的特殊性，所以出现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

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的矛盾时，毛泽东的思辨方法与论述矛盾的普遍生与特殊性一样，用了活生生的革命事例作分析。我认为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如抓重点，解决主要冲突，比如学生时代，抓好学习，工作时候，重点在于家庭和工作，现在中国正处发展中国家，所以要抓经济，又因为贫富差距，又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针对一个矛盾而言，而主要的矛盾则是在众多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的那个矛盾，两者都是找重点，但范围不同。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搞清重点，次点，不能不分主次，这样做不好事情。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具体反映。对于矛盾的斗争性，人们很容易理解，有矛盾，就可能会发生冲突，肯定有斗争，但为什么又有同一性呢？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矛盾是孤立的，两者不相容的事物并不能在共存，矛盾的一方必定让另一方失去作用。对此，毛泽东指出 “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比如生死，上下，大小 等，都必须以对方的存在，这个矛盾才存在，就如政党与革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要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指出，建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专政，就是为了“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

矛盾是同一性是寓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单方面并没有矛盾，如果矛盾的对立面消失掉了了，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所以这就不是矛盾了。就如贫富的矛盾，当你在贫穷的时候，与想到的富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伴随着你努力实现富的过程而存在的。当你实现富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但不是说就不存在矛盾，只可以就主要矛盾已发生了变化。所以说，矛盾的对立必然是统一在这个整体之中。

马克思研究矛盾的方法，也是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研究的，具体问题具本分析，坚持唯物史观，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大理论学习利器。从毛泽东的对矛盾理解可以看出，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所以要真正学会理论的学习方法以，一定要真正去学懂马克思主义还丰厚的实践经验。

第三篇：学习体会交流：我对个人党性现状的思考

在这次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一边努力研读规定文件，一边沉下心来，认真梳理入党35年来的心历路程。感谢党组织和周围同志的教育、提醒和帮助，使我清理了思想，查找了问题，分析了根源，明确了努力方向。我决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委托，振奋精神，牢记使命，全身心投入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不断为党旗增添光辉。

一、存在问题

对党性内涵的解读，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检验一个党员党性强不强，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性强不强；看在建设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做出多少贡献；看爱岗敬业、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能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本人从党性分析角度切入，认真进行了反思，查找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学习愿望迫切，但时有浅尝辄止。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学校停办，自己只好选择了辍学当兵的道路。由于文化程度低，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更不能满足个人发展进步的需要。所以，一边努力当好兵，一边顶着压力坚持业余时间补习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终于有机会参加考试并被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录取，实现了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梦想。在部队服役22年后转业到交通部机关，从事全新的地方（相对于军方）工作，学习热情依然不减，参加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并按期毕业。1998年9月调入中远后，学习愿望仍然迫切。无论是班上还是假期，从不把学习当成负担，恰恰相反，总把读书学习当成乐趣，当成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政治理论、学习与工作相关的各门类知识，并用于指导实践。近4年就积累了70万字的读书摘记和学习笔记，收获还是很大的。这是主流，但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也存在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现象。涉猎面较宽，开掘不深；偏重人文，忽略科技；现用现学，系统性差。所以，用于指导工作时，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思路不宽，“书到用时方恨少”。

二是理想信念坚定，但时有迷惘困惑。五六十年代，新生的中国群情振奋，英雄辈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做为在校学生，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对社会主义的坚信、对共产党的热爱，已经深深扎根。在部队这所大学校22年，马列主义的正面灌输，政治建军的积极实践，工作岗位的长久磨练，使个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

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个半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具有生命力的。不管反对派的势力多么强大，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而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现阶段的实践，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点本人从不动摇，从未彷徨。但有时有困惑。全世界60亿人口，48亿人信教，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口信教比例更高，他们或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8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产生了怀疑。中国党内的腐败，人们深恶痛绝，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产生那么严重的问题？对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思索，有时让人困惑，一时找不到答案。

三是宗旨意识明确，但时有患得患失。参加工作30多年来，多次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但自己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服从组织调动，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待遇。面对党的工作，我的座右铭是：一不讲价钱，二不喊困难，三不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分配由大锅饭向拉开档次转变，自己思想上也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特别是看到价格“双轨制”暴富了一批纨绔子弟，坑蒙拐骗暴富了一批社会垃圾，贪污腐败暴富了一批党内蛀虫，而踏踏实实努力工作的广大人民群众却背负着改革的沉重代价，看到这些心里不平衡。日前，看到一个统计资料，现在国内1.3%的家庭控制了31.5%的社会财富，44%的低收入家庭只持有4%的社会财富，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心里不平衡，有时党的大目标想的少了，个人小目标想的多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想的少了，福利待遇想的多了；不断进取岗位创新想的少了，把住底线不出问题想的多了，患得患失的苗头是有的。

四是积极努力工作，但时有畏难情绪。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后，环境变了，岗位变了，任务变了，已有的经验不再管用，一切都从零开始。尽管努力学习，积极实践，加速追赶，绝不服输，但囿于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信息渠道、人脉关系的限制，还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来到远洋，对航运生产一窍不通，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生产经营，最大限度地调动所属员工积极性，带领员工完成好研究工作任务，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过畏难情绪，工作放不开手脚，谨慎有余，闯进不足，因而使有的工作平平淡淡，没有特色，自己也不满意。

五是群众观念很强，但时有管理不严。参加工作30多年，多是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一线，因而对人的研究多一些，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对于自然人来说，我主张“性恶论”，倾向法家观点。而对于文明社会成长的社会人来说，我主张“性善论”，倾向儒家观点，相信绝大多数员工积极上进，愿意在岗位上奋发努力，具有奉献精神。我还主张“无碍组织目标论”，对于员工的个性给以空间，只要不妨碍组织目标，就不去过问，不横加干涉。我更相信“群众英雄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正由于此，在工作中自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遇事愿意听取群众意见，在反复研究群众意见基础上部署和开展工作，也收到了很好效果。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有时对员工管理不够严格，点到为止，力度不够。

二、根源剖析

通过两个月的回顾和反思，既找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又对存在问题的产生根源有了新的认识。关起门静下心好好想一想，用党员8条标准一对照，惊出一身冷汗。为了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下面再分析一下原因。一般说来，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往往应从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今天只从个人思想角度剖析原因如下：

一是学习不够深入，特别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不强。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无论是浅尝辄止，还是迷惘困惑，还是患得患失，还是畏难情绪，还是管理不严，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没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的、系统的、运动的观点看问题，许多片面的看法就能转化为全面，许多消极的情绪就能转化为积极，许多盲目的实践就能转化为自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集大成者，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自己的学习深度不够，这是产生问题的关键。

二是抵制外部思想侵袭的自觉性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打开窗子，苍蝇和蚊子也会飞进来。多元的文化，多彩的世界，多渠道的信息，科学的、伪科学的；先进的，落后的；善意的，敌意的，都一股脑涌进来，由于自己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不足，许多问题一时难以分清，放松警惕，“防火墙”不牢，就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

三是自认为是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把式”，存在自满情绪。

俗话说，人到中年洗尽铅华，何况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不仅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也有度量容纳不可改变的事情，还有智慧区分这两者的异同。遇到事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有自己的道路选择。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做怪，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自满情绪。细想起来，这个“满”字里面可以辨析出个“骄”字，满了就装不进去，骄了就听不进批评，学习积极性就受到抑制。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全身心的学习还时感落后，何况有满字当道呢？

四是对自己要求有所放松。

工作时间长了，岗位长时间没有变动，难以产生新的冲动和激情，惰性增加了。因此，进取心、事业心和责任心有所淡化，标准没那么高了，得过且过的苗头是有的。

三、努力方向

这次集中3个月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主题突出，政策明确，要求严格，操作规范，无论是参加人员的规模、工作推进的力度，还是思想考问的深度，都是多年来没有的，自己也深受教育。针对个人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制定努力方向如下：

一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宗旨意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理想信念是立身之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保持先进性就是一句空话。党的宗旨是党的立身之本，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目标。理想信念明确，活得就充实，活得就有意义。正如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撒下热泪。”

那么，应该坚定什么理想和信念呢？现阶段，就是建设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应该加强什么宗旨意识呢？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是进一步提高学习自觉性，不断改善知识结构。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学习，当前尤其要学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对各种经济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航运知识、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的学习，改善知识结构，适应工作需要；继续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知识的学习，尤其要下功夫研读先进性教育规定的文本。

在学习中要理论结合实际，带着问题学，不仅入眼入耳更要入心，自觉指导实践；在学习中要勇于克服困难，舍得花力气。古人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日；壮而好学，如日中之阳；老而好学，如柄烛之明。”毛主席日理万机，天命年后还在学英语，个人学习中有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在学习中要不断积累，积极思索，善于总结，永不满足，不断有新的进步。

三是进一步理清思想，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魏武帝曹操曾感叹：“人生苦短，对酒当歌”。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吟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时空两大维度中，人生是多么渺小、多么短暂、多么微不足道，转眼就会百年。但只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去，就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就能为企业的发展、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鲁迅说过：“从血管里喷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能明辨是非，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潮的侵袭面前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脚跟，抵住诱惑；在艰难困苦和危险面前就能经得住考验，勇于站出来，无怨无悔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一切。

四是进一步确立奉献精神，保持先进性。做为基层党的书记，首先，突出重点，抓好班子建设。讲政治、讲大局、讲正气，团结协作，步调一致，相互补台。只有班子建设坚强有力，才能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发挥好研究中心“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其次，严格管理，从严治党。通过严肃而规范的组织生活，保持党员高昂的士气，时时、处处、事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次，真抓实干，模范带头。列宁曾经说过：一打纲领也不如一次实践。扑下身子，全身心投入，脚踏实地，廉洁从业，严格要求自己，给员工做好样子。最后，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工作制度，改进思想工作形式，丰富思想工作内容，把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到岗位建功立业上来。

五是进一步转变作风，创造良好的工作小环境。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组建70年间，先后有11项研究成果、12人次获得诺贝尔奖，每年至少有一项发明专利。有学者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认为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成功的关键。在这里，二流人才可以做出一流业绩，一流人才可以做出超一流业绩。做为研究单位，创造一个和谐的内部环境非常必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群众，心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了结员工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必须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在晋职晋级、培训机会、奖金分配等方面向业绩突出的员工倾斜。必须关注员工的长远发展，搭建合适的舞台，帮助员工实现人生价值。必须真心实意地关心员工的疾苦，帮助员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增强单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做为基层党的书记，我给自己提出的8句话目标是：坚定的信念，清廉的作风；清晰的思路，科学的方法；宽广的胸怀，广博的学识；创新的精神，突出的业绩。以上是个人党性分析材料，请党组织审阅并检查指导我的行动。

第四篇：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摘要：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 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毛泽东、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的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根据美国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在近期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一江山岛。在一举攻克该岛后，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只对大陈岛发起空中打击，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渔山、披山诸岛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这个批示清楚显示，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不使战争的范围扩大，不使战事升级。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全部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岛屿。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提出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在大陈岛解放后，马祖、金门将是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一方面，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则在必然爆发的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则正是美国所企望的，势必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完全隔离，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并于1955年初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3月5日，毛泽东在复电赫鲁晓夫时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以上报告或电报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第三次合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全面；从1958年开始，工作重点也由最初的“促进统一”发展为“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寻求接触，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是毛泽东、周恩来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修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他代表政府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指出：“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来，海峡两岸虽然有一些消息的传递，但总的来说，和平攻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台湾海峡平静局势有利于美国推行“划峡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12时，炮击开始。

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战，而是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 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存在。”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充分暴露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只顾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金门炮击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停止。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通过这一炮击行动，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两个中国”。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向蒋介石进一步发出了中国大陆不首先动武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而释放的都是善意信息。“文革”时期，虽然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应当说，这些行动对于两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而实为美国，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而实为中共。信中谈到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虽欲插手台湾事务，但承诺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不愿意同新中国军事对抗。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远东遏制苏联、新中国的政策，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以武力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并大力实施使台湾脱离中国的政策，加紧在国际上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等方式，为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制造法理基础。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始终牢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据理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注意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也适时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1955年2月3日，针对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认为“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出席。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强了相互间了解。同时，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向全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正义主张，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坚持了民族大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阐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又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提案，1971年8月20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三）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台湾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在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力。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这就从战略上建立了中美两国进行缓和的基础。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艰辛谈判。谈判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告诉美国客人，将“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这样，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国家利益的”。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迫使美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不得再行制造“两个中国”，否则就要在国际舆论面前输理、失去道义，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条件。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方面，解决起来艰巨而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时，始终抓住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全方位开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艰辛，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绩，功不可没。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经验与重要启示，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记取和发扬光大。

(2010年1月5日第274期《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6期《党的文献》)

第五篇：对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思考

对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思考

新课程下，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直接影响新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效果。在广泛的听课访谈过程中，一部分教师已经基本理解新理念，并能够体现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上，但也有一大部分教师还没有真正把握新理念。因此，要想将新课程理念落实于课堂教学，真正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就必须致力于开展创新教学设计，提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研究。北京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提出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将培训潜移默化地融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在整体视角下，强调框架与细节的融合，强调共性与个性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从而引领教师发展，促进学生发展。

实践过程

学校确立了基本的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思路，以一至六年级数学学科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行动研究为主的方法。具体过程为：国内外教学设计现状检索分析――本地区教师教学设计现状调研分析（课堂观察与访谈，问题的提出部分已经简要阐述）――进行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过程性实践研究。

国内外教学设计现状分析，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纵观国外主要教学设计理论，虽然他们陈述的定义侧重点不同，但是教学设计的最终任务是为了改进教学实践服务的。由此，学校将其与传统的备课进行了比较，归纳了注重系统化（即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学习者的需求和科学性等几个主要特点，以“教”与“学”理论为基础，以学生实际需求和特点为核心的（学生是接受者，更是建构者），结合施教者自身风格，最终达成社会要求的每个阶段的策划与实施、反思与完善的过程。

进行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实质性实践 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骨干引领的以教材知识教学为主的集体教学设计、分单元分课时教学设计；第二阶段骨干引领的以单元知识核心内容为主，兼顾学生情况的教学设计；第三阶段以学科系统知识为载体，以学生阶段发展现状为基础，集体与个体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在不断摸索与实践中，中央教科所李嘉骏研究员、北京教科所张熙博士所带领的整个团队、区科研等部门专家都给予了学校充分的肯定与深入的指导。如，学校重组了领导与技术指导小组，进行了全体动员及培训会；课题负责人对课题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以及参与教师分期进行了课题相关培训；对参与教师进行了基本功的前期测试；对课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二次文献检索，并求助于专家进行了二次指导；进行了小学阶段学科知识的整体梳理与分析，基本完成知识技能结构图，并进行了此内容的培训；还进行了学科教学常规的梳理与学习、考核；对每个年级都进行了面对面的操作性全程指导；制定了更加严密的计划与制度，出台了课题管理办法；随时记录填充与调整内容、反思等，随时整理，以单元为单位装订或装袋；撰写成长叙事或案例等。

经过几年的实践，仅数学，学校就已经培养了2位市级骨干、3位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其他学科市区骨干一举从2002年初的4名上升为14名。并且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教师们把握教材的能力在增强，从以往的“就一说一”、走过场走向了有意识地寻找知识间的联系，注意了架构知识的联系；他们真正注意了理念与实践的融合；研究意识与思考能力也日渐成为自觉行为。

对教学设计实践效果的反思

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实践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促进了教师群体的学科素养的提高，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形式适合新课改和教师需求，即课时设计与课程设计相得益彰，个体设计与集体设计相互补充，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结合。第二，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内涵依据新课程理念有了增加，即以“教”与“学”理论为基础，从知识的系统性视角出发，以学生实际需求和特点为核心，结合施教者自身风格，最终达成课程要求的每个阶段的策划与实施、反思与完善的过程。第三，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的原则定位有据可查，有章可循。第四，注重挖掘与强化整体框架设计的多重作用，以求更加适应课程理念和弥补课程教材的不足（适应教师的基础需求）。

进一步完善研究的注意事项

单元整体教学框架设计是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设计的创新，是对教师过程性随时性培训的一种有效策略。在实践研究过程中已经显现其优势，但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进行此单元教学框架设计不能搞一刀切，对于学科新手型教师的反思研究重点是规范、提高课堂教学技能；对于学科成熟型教师的反思研究重点是：针对预设的教学设计与教学行为，如何根据课堂的发展情况作即时地调整，使老师的教更适应学生的发展，让老师们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提高；对于学科专家型教师的反思研究重点是：实现外在压力与自我内在要求的有机结合，完善自我，把丰富的教学经验上升为教学理念。

未来，学校希望得到更多专家的帮助与关注，便于此项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为新基础教育改革继续注入新的气息，以使课堂更加精彩！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