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五篇）

第一篇：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

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

徐有富

摘要：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程千帆先生在思想和学习方面关心研究生的事例，同时介绍了程先生在治学方法方面对学生的教诲，以及他以教学为重，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做法。

关键词：程千帆；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徐有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210093。

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砺锋、张三夕和我第一次叩开了程千帆先生的家门，望着满头银发的程先生不禁肃然起敬，从此我们便踏上了艰辛而又快乐的求学之路。现就程先生如何指导研究生的问题谈点体会。

一、思想、学习、生活都管

在我们与程先生初次见面时，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次日，在中文系研究生师生座谈会上，除八字箴言外，程先生还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

程先生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自己出版的书，总是送我们每人一本，在送给我的《史通笺记》上还特地钤了一枚闲章，印文曰：“肴殳灾梨枣亦英雄”。因为过去的书板都用梨木、枣木等坚硬的木料刻成，出版一部书等于要使许多梨树、枣树遭殃，所以“肴殳灾梨枣”也就是著书立说的意思。此印反映了程先生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所以我很珍惜。后来这本书被一位朋友借去了，较长时间未还。同样的书倒容易找到，但是书上的这枚印章却不易得。于是，我便拿上另一本书请程先生再为我钤上这枚印章，谁知先生竟以此印相赠。我哪里敢要！先生说：“我年轻时气盛，现在再不会用此印了。”我想先生治学已入化境，自然虚怀若谷，而我还在蹒跚学步，岂能拒绝先生的教诲，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枚印章。此外，程先生还爱将所藏复本图书送给学生，我有一本《王利器论学杂著》，扉页上写着“千帆先生 正”，落款为“九四年国际儿童节，北京”，还钤有“书为晓者传”、“一千万字富翁”、“利器持赠”等三方印章，显然是该书作者王利器先生送给程先生的。程先生便将该书送给了我，所以扉页上还写着“转赠有富贤弟”，落款为“千帆”。睹此，感到前辈学者的流风逸韵，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

研究生读书当然主要靠图书馆，程先生甚至连我们的借书问题都考虑到了，还专门同系资料室与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协商过。例如他在给我的一个条子中写道：“我已代你们在大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每人可借十册。„„”除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外，一些常用的书得靠自己买，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我虽然带薪读书，一个月的工资就四十几块钱，还需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一个人在南京，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钱，要买书就得靠省吃俭用了。记得因为写毕业论文《唐诗中的妇女形象》，需要买一套《全唐诗》，我问营业员这套书的价钱，他满不情愿地说：“39！”言下之意是：“你买不起，问也是白问。”而这一次我是有

备而来的，真的买了，弄得那位营业员有点不好意思。从这件生活小事可见我们当时的购书能力是多么低。而且当时学术著作出得很少，也不易买到，所以程先生特地为我们代买了《文选》、《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新英汉词典》等不少书，还借给我们一百元钱作为买书的周转金，他甚至连包书皮的纸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最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的还是每周一次与程先生海阔天空的闲谈。程先生曾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学问是在喝咖啡中得来的，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每次闲谈都由程先生主讲，名人逸事、治学方法是经常涉及到的内容，比如刘永济先生每天起得很早，大声朗诵《十三经》等书；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徒步跑南京图书馆，风雨无阻；他和孙望先生得到刘国钧馆长的特许，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站着看书，抄资料；他说写论文要言必有据，好比盖房子块块砖头要落实；他说分析的语言要注意其不可移动性。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程先生还组织我们到栖霞山、白鹭洲公园等处游玩。游玩时也连带着谈诗说文。譬如我们在游栖霞山时，看到石缝里长出来的植物都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程先生立刻联想起苏东坡的几句诗，一是《栖贤三峡桥》中的“清寒入山谷，草木尽坚瘦”，一是《百步洪二首》之二中的“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并且指出这些诗都是对生活仔细观察与深刻体验的结果。说老实话，过去我没读过这几句诗，经先生这么一说，便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程先生还一再强调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一定要练习写写诗，我交上去的作业是一组新诗，后来他在上课时曾提到从事文学研究应当有创作经验，练习写新诗、绘画也行。我们的文学修养正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

毕业前，先生还专门给我们讲过《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法嗣》中的一个故事。德山宣鉴禅师去拜访龙潭信禅师，德山在法堂上见到龙潭后说：“我一直向往龙潭，但是来了以后既没有见到龙，又没有见到潭。”龙潭欠身说：“您已经亲到龙潭了。”德山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暂时住了下来。一天晚上，德山站在龙潭信禅师身旁。龙潭信禅师说：“时间不早了，您为什么还不走呢？”德山刚出门便回头说：“外面很黑。”龙潭信禅师点上蜡烛交给德山，德山正要接，龙潭信禅师又将蜡烛吹灭了。德山大悟，便倒身礼拜龙潭信禅师。德山悟到了什么，不得而知，我听了这个故事，感到先生的用意是告诉我们做学问光靠导师指引不行，还要靠自己去摸索、去实践。

由于我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一直都受到程先生的关心，先是协助程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先生又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这项工作先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当然会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在此期间，我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由于我水平有限，希望程先生挂帅，由我来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程先生坚决不同意，后来这本书的署名为“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阅”。程先生在校阅时花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这次他在书稿上所作的批改，没有像过去那样用红墨水笔，而是用铅笔。于细微处见精神，我知道先生是希望我独立负责一项比较大的科研工作，培养我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程先生对我的科研工作始终关心，听说我在写《郑樵评传》，特地将吴怀祺教授校补的《郑樵文集》转赠给我，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听说我在写《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又特地为我开列一些学术范文目录；在翻阅

了我的讲稿后，还对我的稿子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完成此书的写作任务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二、注意传授治学方法

程先生指导研究生非常注意传授治学方法，为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先生除开设“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并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讨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门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作业就是让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为了让我们进步快一点，他还专门为我们列了一个专业文献选读书目。有位学生问他：“假如您现在年轻二三十岁或更多，您将如何着手？”他回答道：“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首先注意从目录学入门。”由于程先生是一位目录学家，早在1939年就出版过《目录学丛考》，所以特别重视目录学，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目录学教育与训练，使我们大开眼界，少走了不少弯路。

早在1979年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先生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教我们写读书笔记，并专门谈了治学方法问题。先生不仅言传身教，而且还严格检查。我这里还保存着先生自己写的一本读书笔记，工笔楷书，抄的是普暄所撰《误书百例》，题下注曰：“原载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学院期刊第三卷第一期”。笔记一字不苟，令人赏心悦目，卷端还钤有“程千帆印”以示珍重。他也用这样的要求来批改我们的读书笔记，将错字、不规范的简化字，甚至行书字、草书字都一一标了出来。为了弥补我们史学知识之不足，先生还特地让我们通读《史通》、《旧唐书》以及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并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在批改中有什么看法，他也随手批在我们的笔记中，譬如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谈到“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先生批曰：“古代成文之史料，广狭之义盖有以时递更者，未可执而不化，如今日读《史记》，或以史料视之。”我在笔记中还摘录了金毓黼的一段话：“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先生在这段话的后面共画了四个圈，表示赞赏。程先生看完了我的读书笔记，还特地用朱笔批上 “阅，80.2.13.”。凡此都告诉我们读书写笔记既要认真，又要思考。

到写论文的时候，程先生专门给我们一份《习作论文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用来参考。对我们的论文程先生当然更是精批细改，使我们终身受益。例如我在论文中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程先生批曰：“此处应用《汉书》，凡是史料相同的，应尽量用最原始的，原始资料有不足处，则以后者补充或纠正之。”他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但是如果我们的作业写得还可以，他也乐意推荐发表。譬如我写过一篇《简谈宋诗中的议论》，他先是让我在系里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后来又将这篇习作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发表后，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在1981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这对一位在校研究生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鼓励。

毕业留校任教多年后，我自己也成了博士生导师，在如何指导研究生方面也不断获得过程先生的帮助。1999年11月31日上午，我和三位博士生拜访了程先生。由于我们在去之前早已同先生约好了，先生显然做了准备，所以一见到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治学方法。他说：“要学

好文学，一方面要注重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不了解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那你也就不易理解其作品。读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想些什么。„„学文学的人，自己应当能够写作品，如果完全不写，就会对文学作品不亲。„„攻读博士学位要选一个很好的题目，我在南大指导十位博士生，他们的毕业论文基本上已经出版了。„„尽可能求博，尽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程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也为我们读书指明了方向。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论文选题，因此，我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有好几部已经出版了。

三、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高校对老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老师们往往都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先生却一再强调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这一观点和他的教学经验，实在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

除指导我们阅读、撰写论文外，程先生还亲自为我们上“校雠学”、“史通”、“杜诗”、“古诗选讲”等课程。其中“古诗选讲”，我们听过好几个学期，所以听课笔记中还有“历代诗选”等不同的课程名称。现将“历代诗选”听课笔记中开头的一段话抄录如下：“二十多年没有上课，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天要丑话讲在前面。‘历代诗选’选讲汉至宋代的五、七言诗。学生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汉时司马相如说读了一千篇赋，就学会了写赋。三国时的学者董遇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八个字。”我想这段话给每个听课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先生上课是一件快乐的事，即使像“校雠学”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先生也有办法上得生动活泼，以至于系内系外、校内校外来旁听的人很多。至今我还记得先生上课时说过的一段小插曲。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师娘想将钱给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给王四嫂，非问个明白不可。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现象。程先生的一个老学生曾探讨过程先生的教学经验，现录之如下： “特别使学生们佩服的是，他讲一篇作品，总要连及许多诗作，他都随口而出，背诵如流。每一堂课又总会有一两个精彩的例子，引得满堂哗然。后来慢慢的熟了，我问先生：‘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作品，都背得那么流畅？’程先生说：‘先生差矣！’我立即纠正：‘是学生差矣。’他笑了，说‘那是一样的。’然后他解释，谁也背不下那么多作品；再说，即使背得下来，也不能绝对自信，说不定就记错了。‘那秘密非常简单’，他说，‘我备了课。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

上就会应付裕如了。’他还说，每堂课都要准备好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

程先生培养学生的经验之一就是友善地施加压力，交给他们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我读研究生毕业后不久，程先生就让我给中文系研究生上“校雠学”课程了，后来他还推荐我给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上“版本学”课程，还有好几位教师也旁听这门课。正因为有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在讲台上出洋相，我才继续认真地学习了校雠学知识。我感到教一门课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最好方法。程先生于1985年12月1日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提到过这件事：“徐有富同志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本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年过七十的我，体力就衰，对于校雠之学已经力不从心，难以有所贡献，现在有富同志能够钻研，总算是薪尽火传，这也使我稍为减轻了未能发扬光大刘、汪两位老师学术的内疚。”程先生和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一百四十万字的《校雠广义》。这部书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等奖励。

程先生对学生是始终关注的。记得2000年3月初，我受学校派遣赴韩国讲学前，程先生还特意为我饯行，想不到这次小聚竟成了永别。4月16日，程先生还亲笔给我写过一封信，其字迹如松枝竹节般苍劲有力，而行文一如既往地睿智、俏皮，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现将信的最后一部分恭录于后：“我的文集由伯伟、砺锋处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切顺利，大约今年可出。《中华大典·唐五代分典》今年可出。五月份要开魏晋南北朝及理论分典审稿会。武汉大学吴志达所主编的明清分典亦在准备中，如顺利，2003年可以出齐。此亦弟之所愿闻也。我身体不好，幸眠食尚可耳。近以《唐宋诗名篇》一书分赠诸弟子女，见徐阳甚温厚有礼，为之一喜。客中望保重。我90生日，诸君想出一论文集作为纪念，但未成议。今年弟千万不可为我生日归国，至要。即颂著安。”想不到这竟是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先生6月3日不幸去世，一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念念不忘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子女。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伤。记得出版《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程先生因病住在省人民医院，我特地将文稿拿去给先生修改，先生不但没有责备我，相反还感到很高兴。现在写文章，再想请先生修改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当时在异国他乡，无缘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因此，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先生的哀思。

（责任编辑 周玉清）

第二篇：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本来面目。[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1]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重合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一般是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和情感动力（尤其对于那些对外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将民族和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华民族”一般是指汉族血统为主的民族，那么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范围更为狭隘。只有在一个因封闭而导致的主要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一致的。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划等号，实际上将国内所有其他民族置于一种臣服的处境。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3页。对于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两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之分析，见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

[2] 事实上，黄河决口并没有能阻挡日军进犯。参见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90, pp.448-450。笔者并非是说，更多的日军伤亡或抵制侵略的有效性就一定能为伤害本国人民的举措提供正当性。对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和影响，参见张殿兴：“黄河花园口掘堤事件”，《历史教学》1996年第4期，第45-47页；郑永彪：“60年前的黄河花园口决堤”，《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第11页。对于这次事件的参与人为其必要性的辩解，参见熊先煜：“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第16-23页。

[3] 当然，如下所述，这里也涉及关于“责任”的问题：或许有人会将责任全部推给“鬼子”——没有他们的侵略，国民党自然也不会做出这等自残的事情。然而，责任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孤子；即使日本人最终有责任，国民党也推卸不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是否决堤的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方式阻碍进攻。

[6] 笔者假定以下基本论点是无须解释或辩护的：根据休谟定理(Hume’s Law)及其对价值与事实判断的截然区分，价值判断本身不具备可通过逻辑或经验手段验证的“真值”(truth value)，因而无所谓对错之分。对于分析哲学的相关表述，参见Alfred 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1952), pp.102-119。因此，作为一种没有“真值”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无论它被多少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爱国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无所谓“正确”的主观道德现象。笔者希望读者充分注意这一点，而不要陷入“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 fallacy，基本上就是指“存在即合理”这种逻辑)。参见G.E.Moore,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88), pp.37-58;J.L.Mackie,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7), pp.32-34, 50-51, 61-63。本文从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爱国主义情绪：既然它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种情绪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后果。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组成要素。[7] 例如高全喜教授指出：“这种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爱国主义一旦变成政治口号，就变成了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也就显而易见了„„对祖国的热爱实质上变成了对强权的热爱，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爱，对一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而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引自“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8] 当然，“爱”字其实也大有学问可做。“爱国”之爱，显然不同于夫妻或父子之爱。

[10] 一个例子是主张某个种族至上的种族歧视，在纳粹时期甚至产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悲剧。种族歧视之所以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因为它能激起少数种族的优越感而已；一旦将“种族”分解为个体，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毫无意义的。

[12]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相关命题，那就是为什么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仅停留于“人”，而不进一步将人分解为肢体、器官乃至细胞。大致的辩护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非是要求无限分解，而只是要求将分析对象分解到在功能上作为一个自主自为的独立个体的层次。当然，这并不排除心理学家乃至生理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动机的过程中将焦点放在人的某一部分。但在一般情况下，将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合理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排斥某些整体性概念，譬如制度、规则、文化、传统等。但是个体主义者会更注重支撑这些整体概念并使之成为宏观现象的微观机理，以及宏观对象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具体作用。

[13] 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观念的作用经常是巨大的。作为一个例证，中国的公有制就是整体主义思维的典型产物，而经济改革已经深受传统观念之害。公有制主张社会财产（如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属于“公共”、“全民”或“集体”所有，但这些整体概念都是虚幻的。在缺乏个体化定义的情况下，“人民”或“集体”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最后，财产事实上是被实际控制分配权和使用权的少数人掌握着，而他们的利己主义行为最终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不公。现在已十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农民土地承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普遍现象，充分说明在没有具体制度的保障下，诸如“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第12条）是多么苍白无力。参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究其原因，无非是“公共”等整体概念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行动、实际不存在的虚幻；在效果上，它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存在只是为实际掌权者瓜分属于全体人的财产提供便利，为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漏洞增添障碍。

[14] 例如在法国，大独裁者路易十四最后将国家这个整体概念个体化了——“朕即国家”。卢梭的“公意”说虽然未必有专制的意图，但至少有这个效果。参见Jean-Jacques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Donald A.Cress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1987), pp.33-37.[15] 有人会将“人”上升到“人民”，因而“爱国”也就是爱民。但是“人民”仍然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还是必须被分解为具体的个人，否则就会陷入许多悖论，譬如在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不为任何人服务。

[16]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感，或许是人类自然和道德进化的产物，因为这种情感有助于激发个人为了社会而牺牲自己，至少避免去做损害社会的事情，从而维持特定社会的生存。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一个没有爱国主义情感的社会迟早会因为内部不团结或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入侵而消失，进化后剩下的就只有“爱国”的社会。对于社会生物学和文化进化论的一般理论，参见Edward O.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William H.Durham, Coevolution: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D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另外，如果“爱国”的情感是从社会分工和交换中产生的，那么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理性的“爱国主义”将要求突破传统国家的框框，走向一种国际化的兼爱或泛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世界逐步进入和解时代（当然并非没有激烈的抗争和冲突）的过程中，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市场将越来越小。

[17] 见Crito, in Plato, Five Dialogues, G.M.A.Grube(tran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1, pp.45-56。当然，即使这种“爱”也未必是无条件的。苏格拉底之死这个例子本身代表了一种极限：如果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公正地剥夺了任何人的生命，那么即使社会赋予了这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似乎也因为后来的剥夺而不再有权利要求这个人“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应有权利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自己的基本存在，即使这些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基本权利的剥夺是政府官员或社会个别人（例如凶杀）所为，因而受害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怪罪社会。但在苏格拉底案中，雅典由50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两次以多数判决其死刑，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社会本身造成的不公。苏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甘愿一死，只能说是体现了其作为哲人的博大胸襟。[18] 譬如在五篇经典对话的第一篇中，苏格拉底和年轻人一起探讨“虔诚”(piety)的意义。这种探讨是在怀疑主义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上展开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导致青年人反思和质疑对雅典诸神的传统信仰。见Euthyphro, Plato, Five Dialogues, pp.5-22.[20]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22] 《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儒家也反对无谓的战争，例如孟子曾谴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孟子曾经嘲笑墨家弟子的功利主义有失肤浅，但其反对战争的理由似乎也不过是战争损害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这一点上和墨家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26] 见《墨子·公输》。当然，墨子还是受到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局限。由于决定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封建诸侯手中，功利主义说教显然是空洞的——除非战争失败或引发国内暴动，作为个人的诸侯为什么要在乎平民百姓的生死？因此，墨子不得不试图用诸侯本人或本国的利益来说服他们放弃战争，从而偏离了普遍的功利主义立足点，也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这是专制政治制度给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普遍困境，例如见《孟子·梁惠王上》的论点。

[28] 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是自由主义者阿克顿的论断也似乎过于绝对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自私（生存的本能）向奉献（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的发展。”见《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0页。事实上，他可能还因为将爱国主义道德化而混淆了理性和非理性过程。一般认为，尽管自私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能力或自然倾向），但它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理性算计过程，而不是无意识的“本能”。“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奉献”）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过程。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自然萌生的“本能”，就和父子之爱一样，而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设定或计算过程。

[29] 一个例外是受到主流社会系统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种族，譬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的黑奴。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去“爱”那个剥夺他们的社会。如果他们起义反叛，摧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某些次要的歧视或不公并不能为极端的报复提供理由。譬如据说青年时代的希特勒也没有能如愿展现他在艺术方面可能具有的才能，但尽管社会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埋没了他的艺术才能，他仍然可以通过社会交流而获得一种体面的生存，因而他可能遭遇的不公不能为发动毁灭性的战争提供任何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个人可能为自己未能获得重用而郁闷不乐乃至愤世嫉俗，但这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社会已经为其生存提供的诸多资源。

[30] 虽然霍布斯并没有确切地宣称政府必须是专制的，但他认为专制政府是最好的，且主权是不可挑战、不可限制的，因为任何挑战主权的行为——譬如内战——都有可能将社会带入自然状态的深渊。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1968), p.81。毫不奇怪的是，在英国议会和国王之间爆发的长年内战中，霍布斯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31] 对于意大利南北不同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社会效果之比较，见Robert D.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2] 事实上，即使霍布斯理论中的专制君主仍然受到一定的形式限制，例如必须依照法治而不是任意的人治，不得无故伤害臣民的基本利益等。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1968), p.192.[33] 例如“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如父母矣。”《孟子·梁惠王下》。

[34]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礼记·坊记》。当然，儒家并没有将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的强制性惩罚，而是更多在于君子榜样的感化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35] 关于汉朝儒法两家就贤人治国的争论，可见《盐铁论·刑德》。贤良大夫认为：“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儒家在此只是证明贤良是治国的必要条件，而不能证明是其充分条件；换言之，贤人治国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能用来说明制度建构是不必要的。

[37] 事实上，美国制宪者也充分考虑到选民素质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麦迪逊等人主张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因为议会代表的素质和能力一般高于普通老百姓。见麦迪逊的《联邦党文集》第51篇。

[38] 见孔子与樊迟的对话：樊迟认为“三年之丧”只是浪费资源的繁文缛节，孔子却反问他是否能心安理得地拒绝服丧。孔子认为，凡人都至少有三年的父母怀抱之爱，因而三年服丧只是子女回报的一种方式。《论语·阳货》。但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不仅体现于此，而是为不平等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普遍的正当性。

[39] 事实上，这种逻辑并非只是中国儒家的主张，西方的传统伦理哲学同样也是如此。譬如英国的费尔莫(Robert Filmer)即持此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王权政治理论。在《二论国民政府》中，洛克全面反驳了这种理论，认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子女属于上帝而非家长的财产，家长只是在其未成年时期代行临时的抚养看管之权而已，因而没有权力要求子女绝对忠诚。但洛克他同时认为，子女仍然尊重家长并为其争光的义务。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pp.310-314.[40] 一个悲哀的例子是几十名民工将一名前来阻止械斗的警察围殴致死。令人惊讶的是，网上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却反而是同情民工，认为警察经常暴力执法，因而死得其所。注意到网民的评论是在对该个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只能反应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即使这个案例当中的警察没有个人过错，完全是依法执行任务，也改变不了网民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因此，要让公民“爱”这个国家的警察，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法律有效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从而在公民眼中变得更“可爱”。

[41] 根据某种统计，中国的官民比例据称已经达到1:18，创下历史新高。见“官民比例高达1:18，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http://news.163.com，2005年6月13日，来源：《法制日报》。但即便如此，所谓的“官员”也仅占人民中的不到1/5，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普通百姓。

[42]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实际上对上述区别仍混淆不清。笔者最近看到，以下这则并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消息引发了一名网友的评论（参见“北京站西广场发生爆炸，不排除人为放置炸弹”，http://news.163.com，2005年7月9日，来源：京华时报）：

“如果政府再黑暗点，如果再多出一些冤案，如果贪官再多一些，如果不公正的事情再多些，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伟大的祖国啊！你整天喊口号不落实，你之下小小的生产组组长都贪污，你下面的村干部一年吃垮几家小饭馆，叫我们如何爱你？！我希望祖国强大美好，但是我痛恨现在的社会。”

这段评论显然混淆了国家、社会和政府这几个相关而不同的概念，也没有明辨“爱”和“恨”的含义，但它确实折射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在没有经过理论反思的情况下，普通人很容易将“爱国”和“爱政府”混为一谈。由于国家和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政府腐败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甚至绝望。

[43] 譬如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因而其中必然有人或团体对政府政策或决定持反对意见，但恐怖袭击却无从分辨政府的赞成者和反对者，而让反对者承担政府政策的后果似乎有悖情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笔者得益于David Miller教授于2002年夏天在苏格兰圣安德鲁(St.Andrews)大学召开的政治哲学会议上的讲演，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其论点。

[44] 当然，笔者在此仅限于言辞上的批评，而不是人身攻击甚至暴力行为。除非在个别极端情况下，个人没有权力通过暴力违反法律或抵抗政府。即使个人认为政府行为违法或显然滥用权力，也必须通过国家设置的法定程序挑战政府的决定和行为，而不能阻碍政府可能违宪或违法的执法过程。虽然在法理上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抵抗权”的概念，但各国的普遍实践尚不承认这种权利，否则政府就注定难以统治下去。

[45] 对于密尔对言论自由的辩护，参见其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J.M.Dent & Sons Ltd.(1972).[46] 当然，外国政府或人士可能对中国提出恶意批评，但是他们本来就不存在爱国或卖国的问题。

[47]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日本占领期间参加“伪政府”工作或“伪军”是否构成叛国。如果是主动投靠、卖身求荣并给本国利益带来实质性伤害，叛国或卖国罪名自然成立。但如果只是被动参与（譬如只是为了“糊口饭吃”），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一个前置性问题是政府的实质究竟如何定性。如果有关人员是像汪精卫政府那样由日本钦定，那么该政府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伪政府”，其招募的军队自然也构成“伪军”。但如果外国只是推翻了原专制政府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最终由本国人民及其代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根据宪法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那么这样的政府在本质上是属于本国人民自己的，其军队也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而不是外国统治而建立的。加入这样的政府及其军队，自然不构成什么“卖国”。笔者认为，伊拉克的情形在本质上应属于后面一种，尽管其民主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

[48]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国内不久前流行的反日情绪，在某些地区演变为暴力违法事件。见“上海万人反日游行情绪激昂”，http://www.hantmw.net/wz/sh/sh93.htm。形成这种敌视态度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违反协议或谅解的做法以及少数历史教科书对战争责任的否定。（当然，国内对后者的不全面报道也造成了人们对日本教科书制度的错误印象。）不论如何，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情绪应该被允许以各种和平方式充分表达出来。但根据同样的逻辑，反对言论也应该被允许获得自由表达，而不致被扣上“亲日”甚至“卖国”的帽子。至少，对于日本政治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学术评价不应受到任何压力；否则，“爱国主义”情绪就将泛滥，像洪水猛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9] 事实上，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和在国际上大肆侵略掠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且不说民主政权难以控制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所作所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假定，民主制度完全未必会产生控制侵略和掠夺行为的动机。例如在美洲独立前夕，相对严苛的殖民地纳税政策其实不是像《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由英国国王制定的，而正是由议会制定的。当年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及后来的瓜分和掠夺，也必然经过了议会许可。事实上，当时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有不少国家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当然，和专制统治者相比，一个国家的人民及其代表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和平。例如日本军部1930年代制造的满州事变和皇姑屯事件都是在没有议会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且事后都引起日本议会和内阁的抗议和抵制。只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完全控制了议会和内阁，日本政府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傀儡。参见长谷川正安：《昭和宪法史》，岩波书店昭和36年版，第64-87页。尽管如此，笔者的意思是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依赖其它国家的善意来保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善意的缺失而对其它国家在制度上的优越性视而不见。

[50] 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最后导致了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但如果只是出于无知而非故意，这项危害巨大的政策也牵扯不上爱国问题。当然，另一方面，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者有义务采取极为谨慎的决定方式，并有义务知道决策不当的重大后果。因此，如果决策者草菅人命，以极其轻率的方式采取了错误政策，最后酿成大祸，那么这类严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有可能上升到一种“准故意”(quasi intentional)的层次。

[51] 这要求我们反思历史教科书对诸如鸦片战争中不同立场的简单化处理，标准的“正统”版本可参见金冲及与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0页。即使在今天，中学乃至大学历史教科书仍然一如既往地宣扬一种政治化的爱国主义史观。但这种政治化的历史处理在许多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譬如如果义和团针对洋人传教士的暴力行为可被认为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么如何认定在国家遭遇强敌入侵之际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客观上，太平天国显然削弱了政府抵御列强挑战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甚至可以说应对中国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教育早已成了一种自说自话（因而没有意义）的灌输。笔者注意到，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而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没有按照正统模式处理林则徐和琦善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52] 当然，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将这类很容易政治化与情绪化的主题作为他们的关注焦点。笔者注意到，美国社会很少在爱国问题上打“口水仗”，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诸如9.11事件后迅速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感。在这方面，政府和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自律，不应轻易诱导社会陷入某种思想运动；事实上，中国历史也证明，民众一旦在这类问题上“走火入魔”，确实是很容易“失控”的。政府至少应能从制度上保证，对于叛国罪的指控或影射，损害个人名誉的失实言论将受到法律追究；当然，根据言论自由的一般原则，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受到宪法保护。

[5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54] “强权政治往往打着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美好旗号，以虚假的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来混淆是非，以抹杀真正的爱国情感中对于何为国家的自由主义追问。”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55]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没有将爱国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事实上，本文先前已经指出，社会功利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体现，也是爱国的一种形式，而功利主义虽然未必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密尔(J.S.Mill)同时写了《功利主义》和《论自由》这两本最经典的著作，但两者显然是不可等同而语的。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想象出两种原则发生冲突的许多事例。参见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1974), pp.28-29.[56]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结论可能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内在价值倾向所致。但如上所述，这个论点是不准确的。社会功利主义也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但并不是自由主义。见Bruce 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pp.314-320.[57] 高全喜教授指出：“无条件爱国是一种变态，强调牺牲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绝对忠诚。共和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爱国是有条件的，其基础不是种姓，而是政治制度、自由正义和美德；这些条件一旦丧失，爱国情感也将随之消亡。”见“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58] 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28-31页。

[59] 事实上，即使是“人民主权”这样的宪法概念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

[60] 诚如孟子所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当然，反过来并不一定正确；即使像孟子要求的那样奉行仁政，国家仍然可能遭到外敌的侵略甚至毁灭。例如法家认为，仁义在现代的现实政治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但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国力、人口、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同样条件下，以民为本的国家至少没有内忧，只有外患，因而更可能维持繁荣和发达状态，也更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

第三篇：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于鲁迅先生，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读过一些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陌生是因为我对鲁迅先生还充满着许多疑问。比如：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认为答案是严肃。因为鲁迅先生的神情是严肃的，文章是严肃的，笑也是严肃的，同时也充满着慈详。从鲁迅先生的“笑”和“文字”中读出一份执着、固执和严谨，每一个文字都含着深刻的含义，耐人琢磨；同他本人一样需要细细品味„„

这也就是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起来怪怪的？所以我一直避开这些文章，去读曹文轩、去读《草房子》。可是我发现这些文字蕴含了深刻的道理，而鲁迅先生是不明说的，只有仔细品味，才能有所体会。

我觉得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会比较乏味，因为大多数文章都有着一样的写作风格，我知道是因为当时年代的原因，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悲凉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有时读了，让人一筹莫展。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平凡而伟大；严厉而慈详。

六年级:新梦圆

第四篇：张千帆：新闻自由是世界和平的制度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双聘教授张千帆 陈卓 摄

【编者按】前坂俊之著作《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最近由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详细描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军部从揭露批判到退缩沉默、再到顺从屈服的变化过程。二战悲剧和这本书都提醒我们应该思考“新闻报道与国家命运”这一重要话题。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凤凰大学问沙龙特邀本书译者晏英教授和张千帆、展江、马立诚、刘笑盈、苏小玲等相关学者，就这一话题及中日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凤凰大学问对张千帆教授发言的精编，经作者审阅，与网友分享。

前年这个时候访问日本，一直想找一本书，论述日本新闻和侵华战争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上天不负有心人”，回国前夕终于在一家书店无意间“淘”到了这本书。《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篇幅不长，但是它里边都是故事、都是事实。它用一个个故事，很直观地反映了战争和新闻的关系。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当时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新闻媒体一定难辞其咎。影响基本国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战争道路，首要因素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想打仗？又为什么能把这场仗打起来？我用的这个分析框架很简单，但是它能从本质上解释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或不会发生什么事。这本书非常生动地给展现了一个国家要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

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 我最近在编注一本中国经典，刚看了《孟子》的一则对话，说墨子的学生正去楚国说服楚王罢战，路上碰到了孟子。读过《墨子》的都知道，楚王曾请能工巧匠公输盘，也就是我们曾经大力宣传的鲁班，制造了很多攻城利器，打算攻打宋国。而墨子主张“非攻”，所以他听说以后，连夜赶路到楚国去阻止，在楚王面前摆阵，最后战胜了鲁班。楚王一看，墨子防守严密，依靠“先进武器”不能获胜，就同意了休战。墨子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楚王，为什么不应该打仗、为什么要和平。孟子却说：从利益的角度说服统治者不要打仗，这是很不可靠的。万一墨子输给鲁班了呢？难道这就意味着这一仗该打吗？所以他一开始就跟梁惠王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让梁惠王不要去谈利，只要施行仁义，利益迟早自己会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那么无论结果是什么都不该打。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孟子也好，墨子也好，都没能成功地说服君主放弃战争。孟子后来骂梁惠王“不仁”，因为他为了土地，逼迫自己的子民上前线送死。孟子肯定也从道义角度劝阻过梁惠王打仗，但还是失败了。可见无论从道德还是利益角度去说服统治者，成功希望都很小。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里最想打仗的就是统治者，人民是不想打仗的。皇帝是国家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土地，还拥有人民。对皇帝来讲，地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打仗如果能够攻城掠地，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当然好；如果失败了，除非亡国，皇帝承担的成本也很有限，无非就是像清末时割地赔款，统治的地盘虽然小一点，但皇族的待遇不会变，战前过什么样的生活，战后基本上还过什么样的生活。倒霉的是人民，因为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给他当炮灰。神奇的是，专制国家还有人心甘情愿当炮灰的，甚至以此为荣。

因此，专制体制天生就要打仗的，中国历史上所谓励精图治的皇帝往往都穷兵黩武。要不打仗，只有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近二十年来流行一种说法：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会打仗的，因为归根结底是人民不想打仗。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所以专制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很可能打仗，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也可能打仗，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不好说，但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因为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前一段时间发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当然最后失败了，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很心平气和，完全没有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如果有谁因为苏格兰独立而对它发动战争，那人们一定认为他得了精神病，这么离谱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这说明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土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威胁，因为他不是靠武力在维持领土，而是靠优越的制度。这套制度能够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大家心悦诚服。这有点吊诡，世界上越是那不断强调主权、领土的国家，主权、领土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个专制家长不断要把子女留在家里，但是子女偏偏要离家出走。那些从来不谈这些事的国家，比如美国，这么多年来领土、主权都非常稳固，因为他的制度放在那儿，人民该得到的权利都能得到，该得到的幸福都能得到，他要离开这个国家干什么？

和民主国家相反，专制国家永远会夸大领土的意义和作用。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满蒙权益论”，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好像不占领东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现在看来，当然纯粹是瞎扯。战后日本也没有满蒙，资源跟原来一样贫瘠，不也发展得很好？诸如此类的理论只是专制者炮制出来蒙骗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在当时却糊弄了一大堆人。今天围绕钓鱼岛问题，这类言论听上去也很熟悉，大家要警惕。

新闻自由与真实与民间交流是避免战争的良方

目前的中日关系基本上没有跳出传统逻辑。为什么法德可以修复关系？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具有同样的本质，都是民主国家。而中日关系却出现了波折反复，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发展得不错了，胡耀邦时代达到了鼎盛，但到了现在还不如以前，反而记起仇来了。邓小平通过访问日本、引进日本电影等等修复中日关系，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时很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追讨。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候，这种修复或促进就会很不稳定，容易出现波折甚至倒退。

刚才讲到，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少不会发生战争。既然对普通大众来讲，战争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游戏，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民主国家是不想打仗的，但如果国家被少数人控制了，例如日本大正时期的后期，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少数军部好战分子可能把国家带向战争。假定有了民主，没有新闻自由，行不行？还是不行，这个国家还是可能选择打仗，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操控新闻来扭曲民意。日本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更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新闻业就相当发达。日本新闻最大的优势在于媒体的私有化，朝日、读卖、每日新闻等大报都是私有的。不像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国有，都是“党的儿子”，“老子管儿子”是没商量的。日本政府管控新闻就比较难，但当时日本的新闻自由是不完善的，报业存在着“四大恶法”，为后来政府操控新闻埋下了伏笔。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间谍搞的鬼，日本媒体的报道却说是中国人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却根本不知道，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攻破了中国的首都，日本国内一片欢呼，都以为是皇军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日本政府操纵宣传机器给民众洗脑，掩盖战争真相造成的后果。即便发动了战争，但假如当时能及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发表到报纸上，日本国内的反战压力就会相当大，但是没有。美国之所以停止越南战争，和国内反战压力有很大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手，而且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全面扩大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在新闻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新闻控制的手段与局限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总结了控制新闻的两种手段，一个政治手段，一个经济手段，线条非常简单。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对媒体的直接管控，日本有很漫长的新闻史，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两者都不完善。比如，日本的媒体曾经和反对党联合起来，通过报道政府的丑闻，监督首相的行为，甚至逼迫内阁辞职。但是这种机制不够稳定，尤其是当时对新闻还存在着某些恶法。民主被破坏以后，军部就可以通过这些恶法来管控媒体、扭曲新闻。

经济手段是右翼黑社会发动抵制运动，拒绝购买批评军国主义政策的报纸。比如《朝日新闻》是日本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纸，但右翼团体联合日本政府对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发动“不买运动”，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报纸市场化本来是日本媒体的优势，但是也使之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经济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还管用。两者双管齐下，日本的大媒体就完全屈服了，甚至从战争的反对者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宣扬者、鼓动者。

很讽刺的是，管控来管控去，日本政府把民众的眼睛耳朵都堵得严严实实，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真正的国家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毫无“秘密”可言。我们知道，珍珠港袭击的发动者、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破译，而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新闻控制可以使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却挽救不了战败的命运。

即便如此，日本的新闻管控仍然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地方上的小媒体，坚持对战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些言论放到今天来看是非常有远见的，日本少数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当时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担当和勇气也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所不具备的。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言论似乎还有所忌惮。中国媒体人读了这本书，应当有所感触、有所觉悟。当然，这也表明即便在军国主义登峰造极的时候，日本新闻界也绝非死水一滩、铁板一块。

日本学术界当时也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和勇气，一些著名学者和公知敢于批评军部的政策。美浓部达吉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法学教授，他就曾屡次批评军部政策，包括满洲事变。他当然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政府并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依然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还有一位京都大学左翼教授，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日本的教育部门勒令停职，而京都大学法学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39人提出集体辞呈，抗议这一决定。最后，京都大学的校长本人也辞职了。对于一名中国学者来说，这些事件很震撼，让我感佩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我们今天的境界还远不如当年的日本，类似于京大法学的集体辞职当然也是不能指望的。和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群体应该为自己的懦弱人格感到羞愧。

启示与反思

读了《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以后，我至少得到了三点启示：

第一，我们要明白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本书向我们生动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闻的情况下发动并持续进行的，我想这一点比较有意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但我们对这一次战争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谴责、发泄的层次上，把战争原因片面归结为日本人坏，好像日本这个民族就是有侵略扩张的基因。当然，武士道文化方面的原因的确不可忽视，但我们更要注意，千万不要陷入战胜国的狂欢，而忽视更加根本的制度原因。

第二，日本在战时环境下，仍然有少数记者、编辑、作家、学者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我在读那些故事的时候，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时常能感受到一种心心相印。今天至少有网络，我觉得我们的总体环境还是要比他们宽松，不要因为恐惧而无所作为。即便少数派的抗争未必能拯救国家，至少也能让自己免于耻辱。

第三，我们要反思这场战争的原因，反思我们自己的制度现状。现在，安倍政府似乎也在试图加大对新闻的管控和干扰，但是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日本的新闻监督已经确立，不可能走回头路，所以这个国家不会发生太离谱的事情。反过来，新闻自由的缺失已经让我们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一个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可以发生任何事情，包括战争。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向右转”和中国“向左转”互为因果、互相激化。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往更不友好的方向转变，跟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媒体过于宣扬反日情绪，只会让更多的日本人感觉受到威胁。中国有三百多部“抗日”电影电视剧，银幕镜头总是把日本人刻画得那么猥琐不堪，你说日本人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于是反中的右翼言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同情，而这又被中国媒体当作日本舆论“右倾化”的表现来宣传，更加激化了反日情绪。这种左右两极相互激荡非常危险，一定要予以充分警惕。

其实，要修复中日关系是不难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两国人民要在没有政府干扰的前提下，通过自由的交流去修复感情，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比如说旅游，虽然反日情绪甚嚣尘上，中国人还是很愿意去日本旅游，旅游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倒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愿意到中国来，不是因为歧视中国，而是因为中国雾霾越来越重，反日情绪也很重。我前年访问日本时碰到一位大学老师，她说有一次在中国买火车票。当她表明日本国身份之后，售票员竟要求她公开声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否则就不卖票给她。你说这种做法离谱到了什么程度？不愉快的经历也会让更多日本人不愿意来中国，交流越少必然误解越多。

尽管如此，只要国家不刻意塑造和干预新闻，让两国人民之间自由交流，那么误解终将消除，我对中日关系和感情的正常化仍抱有充分的信心。这是我们能从《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中得出的正面启示。

第五篇：俺是怎样做研究生导师的

俺是怎样做研究生导师的mountainview

（一）研究生导师现在被普遍称为“老板”。这实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号――照俺看来，所谓的导师，就好比一间个体企业的老板，只不过，老板的终极目标是发财，而导师的终极目标就多了，做学问、做官、发财……既取决于个人的定位，也和大环境有关。

先说做学问。这是部分导师的终极目标：五六十岁的导师，每天坚持看两小时最新文献，每周和研究生讨论研究进展，乐在其中的，不是少数。也是其余老师的阶段目标：anyway，做官和发财，还是要建立在做学问或者做过学问的基础上。“科学家是越老越值钱”，七十年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再说做官，人文社科，特别是做经管、法律、***、哲学等方向的教师，进可攻，退可守，从智囊团走向前台，从“处江湖之远”，到“居庙堂之高”，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建议参看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

最后是发财，以工科、经管的教师为代表。俺每天骑车都要经过经管学院的停车场，满眼都是别克雅阁帕萨特，曾经安慰自己，这些应该是MBA学生的座驾，可事实上，那都是经管学院教师的；而真正发大财的，恐怕应该是那些自己开公司的工科名教授吧。

有选择余地的是老教师和名教师。至于俺这样的青年教师，似乎还没有精力考虑做学问之外的其他事情。去年，北大出台了职称评定的新方案，俺们学校除了跟进还是跟进。辞职，学校不会挽留，人事处的抽屉里，有无数海龟博士的简历；下海，俺一介书生，既无魄力又无能力；到外企做research scientist，既乏学术自由，同样亦有裁员风险；于是只好在解聘大刀的挥舞之下，紧赶慢赶朝前奔。

（二）既然可以类别成一间私人企业，面临的压力，首先就是活下去，然后就是发展壮大。俺还不是博导，所以每年招两个硕士生，一共六个，另外有四个博士生，挂在其他博导名下，其实也归俺指导。所以，俺需要解决十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里头难度不小。

首先是俺的问题。为了确保教职，俺必须每周上三、四个学时课程，这还是最少的，因为俺是所谓的研究型教师。为了上课，每周还必须备课六小时左右。为了达到理工科研究型教师的目标，每年必须保证十五万科研经费，或发表论文影响因子合计10.0以上。

其次是学生的问题。因为是做基础研究的，学生体谅俺，只要求解决基本生活保障。这在本城，大约是月入一千元左右；俺们学校尚未招自费生，每月还能给研究生发两三百的津贴，所以俺每月需要给每个学生发七八百科研补助，每年合计约十万。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在就读期间，完成论文方面的指标。这并不难，硕士生是一篇核心期刊，博士生是一篇SCI加一篇权威。不过，如果他们希望申请出国读博或做博后，更多更好的论文是必

要的。

为了满足俺和学生的论文要求，必须提供最低限度的科研设备和耗材。俺的学科，对设备的要求不算太高，每年在设备更新和折旧上的投资大约在十万左右，但对实验耗材的要求就比较高，每年也在十万以上，而且，要看学生的操作能力。所以，有一个笑话，说是最受欢迎的研究生是聪明勤奋又能出成果的，其次是不勤奋但能出一些成果的，再次是懒惰的，最怕是勤奋而又不出成果的。

然后，俺和学生们还需要参加一些比较知名的国际会议，需要出差，因为俺不在首都，可是多数课题都来自北京，还有七七八八其他费用，每年也在十万以上。

综上所述，俺一年到头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四十~五十万的科研经费，解决俺这十多口人的温饱问题。

（三）一年到头，俺的主要工作都以科研项目为核心。在所有的科研项目中，最为基础的是所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NSFC。负责过NSFC项目，是多数大学晋升教授的必要条件。每年，基金委收到近三万份项目申请，批准约六千项。基金委有六七个学部，每个学部有若干个学科，每个学科每年的资助数目在一百项上下，有多有少。

申请NSFC的竞争压力是最大的。不幸的是，俺的学科很大路，是个综合性学校都有，还有科学院、军队和不计其数的地方性科研机构。另外，NSFC的面上项目，资助额度并不高，平均二十万左右，而一个项目的周期为三年，因此每年的资助金额还不到七万。

虽说NSFC的性能价格比不高，但是它带来的学术声誉还是很诱人的，每年二、三月份正是NSFC的申请季节，俺现在就是一边写基金申请，一边给俺的帖子灌水。

一个NSFC的项目离解决俺们的生存还差很远。幸运的是，俺的学科既算得上是前沿领域，又算得上是基础研究，因此和科技部的两大国家级计划，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简称863，还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简称973的，多少还能搭一点边。这些项目的资助额度比NSFC大很多，每年每个小项目有数十万到上百万。但是，问题在于，这两个计划都是以五年为期的，开始时不能挤进去，中途想要插队，难度就太大了。因此，不能作为俺这个公司的正常收益，只能作为计划外的营收。

好在除了所谓的国家级项目，还有省部级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申请难度会低一些，而且，如果能够混个脸熟，后续的项目还会更方便。因为省部级项目取决于学科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的经济实力和需求，俺就不多说了。

上面的项目都是所谓的纵向课题，与之对应的是横向课题，就是来自企业的项目。不过，对俺们这样的小青年来说，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以纵向课题为主。毕竟，做纵向课题，是求名；做横向课题，是求利。名利双收，就算得上是名教授了；对青年教师，二者不可得兼，舍利而取名也。

谢天谢地，俺升成硕导之后这几年还算顺利，到目前为止，还能支付俺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费。但是，经费的利刃，始终在俺的头上悬着，哪一天资金链断裂，哪一天就破产倒闭，俺就要被扫地出门，下岗再就业。

（四）说说俺的工作时间。俺还算卖力，但也不是特别勤奋，每天的工作时间大致在十小时左右，双休日基本上休息一整天，春节休息半个月，黄金周陪陪孩子，暑假是做项目的最好时机，因此每年的工作日在两百七十天左右，合计每年工作两千七百小时。

然则俺的时间是如何分配的呢？大头之一是科研项目申请、研究进展、结题等种种事务性工作。

某国外教师在主页上自称proposal writer，俺深以为然。为了保证每年获得两三个课题，俺每年至少必须写五六份项目申请，简称proposal。

各类项目之中，俺最重视的是NSFC。除了能带来学术声誉之外，更重要的原因，NSFC的项目性质是“自由申请”，就是说，俺们只要提供充分的理由，就可以自由提出感兴趣的课题，去打动同行评议专家的芳心；而其他种类的项目大多采用招标的形式，不能自由选题。因此，这就是俺们所能享受的主要学术自由。

项目申请书的格式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说明俺的选题是很有研究价值，俺非常熟悉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展，能够提出一个有创新又比较合理可行的研究方案，能够确保一定量的科研成果，有一定的研究实力和基础，等等。这里的科研成果，对NSFC或者973，以学术论文或者专著为主；对于863和省部级课题，还要求专利、新材料、芯片、软件等。

写申请书需要作许多前期调研。俺必须综合考虑自己目前的研究方向，自己未来感兴趣而希望转移的方向，国家目前重点培植的研究领域，选择合适的题目。如果是招标的课题，俺还需要考虑课题和俺研究方向的匹配程度，没兴趣的坚决不申请，俺可是很有骨气的：）当然，差距太大的，俺也不可能拿下。太大的题目俺也不敢申请，首先是难度大，怕砸了小店的招牌；其次，俺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如果真的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俺现有的人力资源不够，势必大肆扩张，三年之内又不能裁员，风险实在难以预料。

然后就是通读各类有关文献，上网检索最新进展和专利，提出研究方案。这里的关键是要提出合理的研究目标，太高了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太低了不容易拿到项目。

俺认真写一份proposal至少需要两百小时。两份就是四百小时。顺利的话，俺就金盆洗手，明年再来；否则，俺还得做些小修小补，等到别的口子有类似课题招标，俺就再投一把。

课题执行期间，俺必须按时提供各种报告，季度报告，现在还有月度报告。课题执行过程中和结题时要接待若干批领导专家考核和验收。领导专家来了还要接待。可怜俺本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嗜烟酒一书呆。。所以，尽可能的情况下，俺不申请本地项目，平时打打电话发发mail，偶尔上京赶考，也就罢了。

小结：课题申请五百小时，书写报告两百小时，其他两百小时。恰好占用俺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

差点都忘了，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俺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俺的职责是教书育人。

当年俺找工作，曾经向自己的老板请教，高校和研究所，哪一个更好。他老人家给俺指点迷津：在研究所，要是做不出成果，那就只好走人；在学校，实在做不了研究，还可以专门教书。不想若干年后，改革的春风吹来，俺们的后路就毫不客气给切断了，这是后话。

说实话，俺对教书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大学课堂上能学到多少东西，无非启蒙而已。俺们校长常说，大学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是甄别人才的地方。俺学校对教学的要求不太高，也没法高，因为教学的质量很难量化评价――曾经一度以学生评议的方式给教师打分，公认的名师得分居然不高，排在前列的都是心慈手软、打分宽松的。

不过，俺比较虚荣，没事经常上学校的BBS，偷窥学生们在背后对老师的议论，要是有人夸俺英明神武，俺就心满意足；要是有人说俺猥琐，俺就吃不香睡不甜。所以俺上课还算认真，有那么一点点表现欲。

俺每周四节课，分两次上。和研究生教学不同，理科的本科教学较少互动，所以俺必须从头到尾一个人唱独脚戏。这实在很辛苦，俺没少吃金嗓子喉宝和胖大海。

俺特别崇拜教理论的某些老先生，平时从不准备，上课时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往黑板上抄两个公式，然后就刷刷刷写出大段大段的推导，那真是叹为观止。还有教外语的老先生，从来也不带教材，整篇课文是倒背如流。俺就不行，教过几年的课程，俺照样每次都要备课。另外，每年都要添写新的讲义，现在还需要抽空编写课件，所以俺每周至少要在教学上投入十小时的工作量，合计每年四百小时。

对于教学，俺还有一点私心。上过一学期的课程，对班上的学生，大致能有一些了解。因为俺是小本经营，小店不养闲人，最怕就是招了既不能干也不肯学的研究生，所以俺必须亲自担纲HR之职，每年吸引若干本科生加入俺的lab，指望能从中挑出两三个可造之材――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俺不是名师，就特别期望能高徒出名师。可惜的是，俺在学校是小字辈，在国外高校和产业界缺乏人脉，无法为研究生的出国和就业提供强有力的帮助，所以最好的学生都有其它选择，好在跟了俺的，也都还是不错的学生。

（六）招徕了业务，招聘好员工，俺家小店开始进入营运阶段。

首先，为俺的每个课题成立项目组――其实一般也只有两个，再根据研究兴趣把学生分到两个项目组里，每人做一个小方向。

俺的两个项目组每周都要组织一个讨论班。内容无非两类，一方面讨论具体的项目进展，另一方面读一些和课题有关的新论文、新著作。大致上，在项目的起步、中期考核、结题阶

段，俺们要比照项目合同书，一条一条检查研究目标的执行情况。其它时候还是以讨论文章为主。

讨论班上主讲的自然是研究生。俺的表现，据总结，有时好比岳不群，从头到尾温文尔雅道貌岸然；有时好比莫大先生，耷拉着眼皮猥猥琐琐蜷在椅子里，突然眼睛一抬，精光四射，学生就知道，有破绽被俺捉住了。不过好像还是莫大比较受欢迎。

讨论论文也是俺指导学生的主要手段。乍一看，俺和学生的目标不一样：俺需要按时完成课题任务，交出规定的研究成果；学生需要完成规定的论文。但因为俺基本上只承担纵向课题，交帐的成果也以论文为主，所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冲突。

俺们学科对实验要求很高，所以出论文不是那么频繁。学生有了idea，实验结果还可以，俺们就开始讨论论文的框架，如何突出创新，如何提供更翔实的数据，如何和现有方法对比。初稿出来后，俺要改两三次。比投稿更重要的是学位论文，现在的博士论文都需要盲审，硕士论文也需要抽检，所以半点怠慢不得。

论文的署名是很慎重的事情。有个网站叫新语丝的，特别喜欢抓学术***。有位顾老先生，在博士生的论文上随便署了个名字――或许是学生自己填的也未可知。后来揭发出来是抄袭，老先生很是狼狈不堪。其实，那种档次很低的会议和期刊文章，就是一百篇，也未必能被他老人家放在简历里。俺还年轻，名声最重要，只有在俺全程指导下的文章，俺才放心地挂个第二作者；有些学生自发写的文章，俺不了解的，连作者都不敢挂。

俺们做课题好比工厂流水线，需要按时出产所谓的研究成果。对这样的订单式研究，俺们同事都颇有非议，idea实在不比零件，需要时就能冒出来，实现或者验证一个idea，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事先又哪能估计出来。可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争取后续课题，又必须按期拿出产品，俺实在觉得头疼。

到了课题结题的关键时刻，俺经常得把铺盖搬到办公室，担负起拿摩温职责。学生要是发牢骚，俺就建议找架台秤，比一比看谁更像芦柴棒。有时半夜巡视，女生趴在仪器旁，一边打盹一边等数据；男生在楼道里一边逡巡一边吸烟解乏。俺心里虽然感动，可话一出口就成了“结果出来了吗？”。

小结：讨论班每周五小时，每年两百小时。至于论文，博士生写得多些，硕士生写得少些。一年下来约莫有二十篇，俺平均每篇花十小时，也需要两百小时。拿摩温就算一百小时。这样，俺每年指导研究生的时间是五百小时，平均每人五十小时，平摊下来一个星期也就是一小时罢了。

（七）课题和学生占去了俺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是都能让俺自由支配――因为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工作。

俺每年总要参加三四次学术会议，国内国外都有。一方面是同行交流，另一方面是混个脸熟。会议结束后总能安排一两天旅游，这是俺的主要休闲活动。

在论文评阅的季节里，俺得看一些其他学校学生的毕业论文。虽然是盲审，但因为同行之间都比较了解，所以看了内容多半就能猜出导师是谁。除了实在不忍卒读的论文，多少总能pass――俺至今还没有当过杀手。但太差劲的论文，导师面子上须不好看，所以俺们特别怵论文盲审。

在座的研究生都知道，论文投稿要交审稿费。本学科的权威期刊，俺都还是审稿人。隔三岔五，俺就能收到一张几十块钱的小汇款单，还有通过挂号信或者email或者寄来的论文。这点外快赚得不容易，文章好坏不难判别，难以确定的是原创性，俺看过的论文虽不少，还是经常要检索CiteSeer。

俺并没有一官半职，却也要参加不少社会活动，从可研论证项目鉴定到论文答辩***学习。比较搞笑的是所谓的外事活动，学校差不多每天都有外宾，外事处懒得很，来了瑞典教授就找去过北欧的教师接待，来了研究组合论的就推到数学系，来了女权运动分子就要找女教师！

现在不少大学的考研分数已经出来了，月底就是复试。这里俺多说几句。

从前的研究生是等额面试，不过走个过场。现在改成差额，自然就慎重多了。俺们的招生名额有限，研究生是招进来干活的，不是做摆设的。所以，如果谁在面试中被淘汰，那就说明，和其他人相比，他不能充分显示出做研究的潜力。

面试中，俺们主要考察学生的英语和口头表达，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学生写论文的水平。另外，还要考察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有条件的话，再考察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对跨专业的考生，俺们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初试高分，复试出局，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仪表，自信大方总归不错。

招生中难免有走后门递条子的现象。俺们练就了太极拳，既保证公平，也不得罪人：要是招十个人，俺们就把有关系的排在第十一名，让他的后台去找扩招或者特招名额――这样至少不妨碍前十位学生。

小结：会议二百小时，论文一百小时，乱七八糟非学术活动二百小时，合计五百小时。和其他教师，特别是成名成家的相比，俺的社会活动已经算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