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五篇

第一篇：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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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现在企业抱怨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前者指无论如何得不到贷款，后者指贷款利息率太高。从理论上说，利息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其他因素给定时，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出现储蓄不足缺口。这一缺口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储蓄量增加、投资量减少。一增一减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储蓄（量）=投资（量）；反之则相反。

在货币经济中，实际资源的支配权（或所有权）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移是通过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实现的。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可贷资金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这样，对应于等量的实际资源转移，作为其载体的货币数量却可以完全不同（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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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利息率高低的标准

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利息率是基准利息率，其他一切利息率都是建立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的。这个基准利息率理应同储蓄——投资决定的均衡利息率相关。但基准利息率是货币当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人为确定的。理论上说，这个基础利率同储蓄——投资平衡决定的利息率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如何让反映储蓄——投资平衡关系的利息率同为满足宏观调控需要的、由中央银行认为“正确”的利息率相一致是一个难题。

古典经济学家把由储蓄——投资平衡、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息率（或真实利息率）。经济学家同时把自然利息率定义为同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相一致、不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扰动的利息率。这个定义试图把储蓄——投资平衡和可贷资金供求平衡、自然利息率和基准利息率统一起来。自然利息率是无法观测的。现实中的利息率应该围绕这个利息率波动或趋向于这个利息率。

在美国，自然利息率被设定为能够维持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因而通货膨胀率可以稳定在较低水平上）和充分就业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当然不等于自然利息率。但经济学家假设，自然利息率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估算出来的。在沃尔克时代，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最高曾超过16％。在伯南克时代，联邦基金利息率降到了零。如此不同的联邦基金利息率能够反映“自然”利息率吗？鉴于1980年代美国的双位数高通胀和2008年后美国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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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收缩倾向，联邦基金利息率会有如此巨大差别似乎也可以理解。

在美联储确定了“正确”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在联邦基金利息率基础上通过“加成”为不同金融产品定价，确定其利息率（收益率）。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是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基准通过 “加成”来确定优惠贷款利息率的。这个利息率包含了商业银行“正常”利润（加成）、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等因素。在沃尔克时代，优惠贷款利息率水涨船高，最高曾超过18％。但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息率对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加成率”却非常稳定，始终保持在1.14％到1.26％之间。由于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期限，“无风险”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利息率所构成的跨度从隔夜到三十年期的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便成为有不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

分析利息率变动的理论框架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理论上，由于存在大量可贷资金，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该太高。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依然高达6.96%。官方调查显示，2014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相当数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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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民间借款的年化利率约为25.19%。

既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合理的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储蓄——投资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在现实中则是由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并未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现实中的利息率水平仍然处于过渡过程中。这里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

可贷资金供给量本身是利息率的函数：可贷资金量随利息率的上升而增加。在其他因素给定情况下，可贷资金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一条可贷资金供给曲线。诸如银行贷款之类的可贷资金的利息率包含至少三个构成部分：基准利息率、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对应于给定的可贷资金供应量，如果利息率由于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的增加而上升，就可以理解可贷资金曲线发生向左移。在可贷资金需求（可贷资金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某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在银行间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可以立即使基准利息率下降。如果此时并未发生其他变化，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尽管这种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加成率、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出现更大程度的提高，实际发生的将是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左移，其结果将是利息率的上升。与此同时，如果可贷资金需求曲线发生右移，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程度就会更大。更具体地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致可以归诸于下述原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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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成率”过高。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事实上，同工业部门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银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1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6%；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布的《财富：2013世界财富500强》报告，9家上榜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均在20%以上，其中工商银行的利润率最高，达到28.29%，其他许多金融机构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中国银行业利润率的具体情况，笔者了解很少，无法置评。“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企业）的高利润率及其对可贷资金成本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解释的。

2、风险溢价上升。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避险意识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状态、全社会杠杆率急剧上升有关，也同银行自身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关。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一个企业出事，带倒一片企业。个别银行的风险减少了，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提高了。风险意识提高是件好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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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适度，过犹不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方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许多急需贷款但风险较高的企业，银行不敢问津。这些企业只好利用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并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样，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就顺理成章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成为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原因。

3、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长期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房地产的增值大大超过一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虽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资者看来）风险很低，因而具有投资价值。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宽松供给。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吸金作用可能已有所变化，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需求（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由于虚假（或真实）的安全性，城投债成为投资者的新宠。在可贷资金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可贷资金流入高收益或看似安全的投资项目推高了非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并进而推高了企业总体的融资成本。

4、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一些商业银行可以满足贷存比指标，但已经用完信贷规模；另一些商业银行尚未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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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规模，但却无法满足贷存比指标。尽管这些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无法为企业提供更多可贷资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就必然想出各种规避办法，如利用各种通道“表内转表外”，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其他的中国式“创新”还包括：非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信贷富余金融机构向信贷紧张金融机构“购买贷款”，以保住信贷规模额度；尽管不需要资金，企业并不拒绝送上门的贷款，而是贷款投入房地产和其他高盈利的非主营业务。总之，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受到监管、资质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5、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长期以来，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目前虽然贷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经实现，存款利息率名义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贷资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于投资和消费的需要）的情况下，银行之间必然会展开存款争夺战。通过出售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之类的形式，银行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各种“宝宝”的出现，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 “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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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直到前不久）和中、小、微企业等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按道理，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取决于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资金成本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就不会借款。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尽管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仍不会减少。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出于政绩考虑或自恃有土地财政的支持，只要能够融入资金，资金成本就不予考虑。一部分企业则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接受非银机构（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贷款，甚至接受高利贷。在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向左稍有移动就将导致利息率大幅度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实力雄厚、选择空间大、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却不一定缺乏利率弹性。银行的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息率甚至会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下浮。

7、实体经济虚拟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阶段、某种情况下往往伴随经济的虚拟化。可贷资金需求不再是最终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是用于购买已有的实物资产（如自住之外的住宅）或金融资产，以获得资产的价值增值。可贷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急剧升值。而资产的增值又会把更多可贷资金吸入虚拟经济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空转”。资产泡沫最终会崩溃，但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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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泡沫往往发源于低利息率，但是随着泡沫的膨胀，利息率会持续上升直到泡沫被刺破。实体经济虚拟化是个世界性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的结果。中国当前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同实体经济虚拟化有关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

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有不同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至少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和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美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两个：就业和通货膨胀。日本则多少还要兼顾一下汇率。在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来说，这四个目标是不能同时兼顾的。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暂不讨论。

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实现最终目标，只能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来实现。尽管各国最终目标不同，而且最终目标的数量也不同，但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则是非常接近——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在90年代以后则以基准利率（美国是联邦基金利息率、日本是隔夜拆借利息率、欧洲是主再融资利息率）为中间目标。尽管中央银行都是通过在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实现中间目标，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如果以货币供应量增速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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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克时代，由于以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美国利息率大幅度波动；在沃尔克之后，由于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中间目标，美联储干脆不再公布货币增长速度的数据。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

中国与上述所有国家不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至少包括基准利息率、货币供应量增速、信贷增速。在中国，央行通过购汇、买卖央票、再贷款等措施改变基础货币量；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比要求改变货币乘数。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环节，央行大致可以实现对广义货币增长的控制。但是，只有在巧合的情况下，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两个目标才能同时实现。作为中国特色，央行还通过信贷额度的分配，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而信贷规模增长目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目标也难以保持一致。事实上，供应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贷规模短边的约束。如果中国货币当局要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新增信贷规模和基准利息率，顾此失彼就难以避免。现在，决策层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如果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谈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就没有太大意义。

国务院:十条举措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

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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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

一、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维持流动性平稳适度，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优化基础货币的投向，适度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力度，着力调整结构，优化信贷投向，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二、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通过提高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等措施，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规范市场定价竞争秩序。进一步丰富银行业融资渠道，加强银行同业批发性融资管理，提高银行融资多元化程度和资金来源稳定性。大力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三、缩短企业融资链条。

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严密监测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被违规挪用，确保贷款资金直接流向实体经济。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各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或运用原则上应当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

四、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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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督促商业银行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于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于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应尽的工作职责，不得再分解设置收费项目。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变相提高利率、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收费行为。

五、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

优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通过提前进行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实行年度审核制度等措施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续贷业务，对达到标准的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优化审贷程序，缩短审贷时间。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差别化监管。

六、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优化内部考核机制，适当降低存款、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权重。发挥好有关部门和银行股东的评价考核作用，完善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冲时点”行为。

七、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积极稳妥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市场竞争，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在加强监管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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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快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培育立足本地经营、特色鲜明的村镇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在基层地区合理布局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银监会负责）

八、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继续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资。进一步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逐步扩大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对各类长期投资资金予以税收优惠。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规模。降低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和“三农”金融债的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发行规模。

九、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

大力发展相关保险产品，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等主体获得短期小额贷款。积极探索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开展“保险+信贷”合作。促进更多保险资金直接投向实体经济。

十、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增强财务硬约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综合考虑我国宏微观经济金融形势，完善市场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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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报告

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报告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其发展壮大，现分析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如下：

第一，小微企业自身具有规模小、资金少、抵抗风险能力差、经营能力弱、信用缺失等特点，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得本质原因。如某企业电话咨询贷款业务，经了解，该企业为新成立企业，目前暂无经营及销售收入，借款主要用于生产车间建设。该企业未来经营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因素，抵抗风险能力差。

第二，担保措施弱。处于防控风险考虑，对贷款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或是较有效的保证担保。然而，小微业务自身规模小，其所属房地产价值低，另其无法提供经营规模、效益良好的企业为其担保。第三，小微企业融资贵

大多数小微企业融资贵原因如下：第一，小微企业贷款相比较大型企业风险较高，高风险必然要求较收益，故导致其贷款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第二，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方式多为担保公司担保或是抵押，担保费及相关抵押费等中间费用，间接增加了其融资成本。

第三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况调查报告

为了解我县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县市场监管局通过电话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为对象进行随机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问题

（一）政策执行有偏差。部分中小企业感受惠企政策落实力度不够，落实下来较慢，对企业帮助不大。在贷款利率方面，部分企业感受到银行优惠力度与政府公布的优惠措施有偏差。

（二）融资渠道单一。一是我县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达不到上市门槛，融资主要方式为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二是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身积累。融资渠道窄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和金融部门及社会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规模小利润低，但对银行来说，其贷款程序和人员需求基本相同，从整体看，放贷中小企业其经营成本和监督费用会上升，银行放贷收益不合算。中小企业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对银行没有吸引力。

二、建议意见

（一）落实融资政策。各银行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政策，对所辖区域的银行进行督促，要求银行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时抛开企业规模因素，做到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让小微企业也能享受到正规、正常利率的银行贷款。

（二）丰富融资渠道。一是金融机构积极培养有信贷资金需求的企业，主动服务上门，助企业规范经营和管理。根据中小企业发展趋势和资金需求研究创新金融产品，有效支持企业发展，以此促进企业和银行互利双赢。二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融资政策，为个中小企业营造一个公平、正常的信贷环境，扶持其快速、健康发展，切实解决个体工商户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三）加大扶持力度。政府主管部门推动银企合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台账。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特点，增设中小企业监管部门，实行不同于大企业金融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人才培养力度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融资创业环境。

第四篇：XX银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报告_文档1

XX银行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报告

XX银行开业以来，因实际开展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小，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我们碰到的情况可能还不具备普遍性与针对性。先就对我行开业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做以下几点分析：

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加剧的情况。关于融资难，其实企业手中有优质抵押物或中大型企业融资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广大的小微企业，他们没有抵押物、没有企业愿意为他们担保，又因为常州地区原有的联保、互保形势的贷款陆续、批量的出现问题，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担保问题成了老大难。关于融资贵，我行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做过调研，企业在我行融资成本占总成本并不高，而企业为了寻找担保产生的担保费，其是在还旧接新续贷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高息借款还上贷款，才能继续从银行贷款，大大推高了融资成本。而作为我们银行，受限于产品开发与权限问题，没有能力为企业解决所有问题。

二、我行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措施及成效

（一）积极与总行联系，创新授信品种，在企业抵押物、担保有限的情况下，为企业打通融资通道。

（二）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减免、降低小微企业办理各项业务的手续费、承诺费等

（三）这对小微企业，退出贷款特别通道，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周期、降低贷款利率。

三、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对策建议

（一）作为政府，应搭建平台，积极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1、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一是规范企业融资中的各类行政收费。能免则免、能降则降，避免重复收费。土地、房产等抵押审批部门应简化工作流程，实施限时服务，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融资时耗。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树立与中小企业的共存共兴理念，增强主动服务企业、减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自觉性。二是制订和落实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分类建立各种类型的财政贴息基金，用于扶持重点企业和项目上市、发债及贷款融资。建立小微企业尤其是成长型科技企业风险补偿基金，为企业贷款进行贴息和代付。落实现有的民贸民品贴息政策，使更多符合政策的企业纳入补贴范围。研究产业发展基金与信贷的结合，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链融资提供担保和放大。尽快建立市一级的担保风险补偿及奖励基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三是规范中介机构行为。组织制定统一的抵押品登记、保险、评估操作程序，减少“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收费项目、统一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适当减免或取消部分困难企业的评估、登记等费用。

2、畅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直接融资力度，鼓励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区域集优”集合票据等。定期召开银行、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相关部门协调会，继续组织开展银担企对接会、洽谈会等活动。积极引导民营担保公司的发展，推动民营担保公司与国有担保公司的合作，切实解决国有担保公司有资格无资金，民营担保公司有资金无资格的问题。积极构建银担风险共担机制，督促银行取消不平等条件，合理分担风险承担比例。鼓励银行对民营担保公司加强合作，严格按协议约定放款。对为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表彰。加快农村产权改革，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尽快完善养殖水面使用权的登记管理，统一搭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交易平台，有步骤地放宽条件培育交易主体。引进优质评估机构，简化规范抵押登记行为，使其成为国有土地和房产以外的重要贷款抵押物。引入金融杠杆盘活农村存量资产，为小微企业和涉农经济主体贷款融资提供便利，同时也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融资安排奠定基础。

3、搭建多层次融资服务平台。进一步开放银行市场，发展社会出资、风险自担的城市社区银行和金融公司。建议由各产业办、行业协会牵头分产业链、行业，组织银行存量授信较多的龙头企业与金融部门签订应付货款代付协议，为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办理贷款、保理等融资服务提供便利。加大对国有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注入，及对民营担保公司的奖励扶持。制定小贷公司统一的监管标准和风险管控要求，增加小贷公司的贷款能力。鼓励金融服务和信贷产品创新，建立多元化的企业融资渠道。对资产充足的企业鼓励其发行债券融资，对成长性好的企业引入私募基金，培育上市或股权融资、租赁融资。引进知名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有效解决企业融资短板。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平衡县域与市区的资金供应，满足各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作为银行，应转变理念，大力拓宽金融服务。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银行靠存贷利差获取高额利润的经营模式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银行必须转变经营理念，改变以贷款为主要赢利指标的考核方式，不断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和比重，适应中小企业“短、小、频、急”特点，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和机制。大力推行存货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土地储备贷款等方式，加强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平等合作。加强利率定价机制建设，规范各项收费标准，改变息转费、搭售理财产品等不合理收费现状。积极贯彻落实货币政策，优先向“三农”、县域经济、中小微型企业、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对限制类企业中的优质企业区别对待，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行的信贷支持，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不断改进和完善信贷审批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灵活用足本级机构的信贷资金和信贷审批权限，大力挖掘和培育新的信贷增长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绿色的金融通道。

（三）作为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应依法依规，尽快做大做强。一是千方百计扩大资本金。争取国家、省资金项目支持，把可以使用的社会、民间资金尽量吸纳到公司中去，能够引入的风险投资大胆引入，壮大资金实力。二是依法依规经营管理。健全内控管理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高管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三是创新业务品种。小贷公司要在“支农”和“支小”，服务低端客户上找创新；担保公司要积极发展股权、应收账款、租赁权、林权、仓单、土地承包权、专利权、商誉权等财产权利质押担保创新业务。探索实践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贷款、集合票据和供应链金融等新型担保产品和服务。加强担保公司与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模式，借鉴非银行金融机构灵活的业务运作机制和经营品种为我所用。

（四）作为企业，应提升素质，切实增强融资能力。

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实力。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方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求，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名优特产品，为金融部门向上级银行推荐争取贷款创造条件。二是强化信用意识，树立诚信形象。密切与金融机构沟通，增大财务信息透明度，消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顾虑，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贷款按时归还。同时，积极参与我市企业征信和外部信用评级工作，为企业融资创造良好信用条件。三是开阔融资思路，拓宽融资渠道。在内源融资同时，注重外源融资，通过抵押、质押、典当、租赁、吸纳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第五篇：信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

信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

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出席由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91金融协办的人民政协财经智库沙龙。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言献策恳谈会”会后，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28日特别推出财经专版介绍此次恳谈会盛况。人民政协报作者陈建萍在《信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金钥匙”》一文，直接引用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观点，强调“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作用是用技术换时间”。

图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深入交流，左一为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人民政协报在“2014-10-28期09版”财经专版刊登了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的原话，写到，“传统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借钱，跟你认识十年的人比跟你认识一年的人，你会更信任。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体量小，成立时间短，那么信任度就低。互联网金融企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以技术换取时间，把更多数据结构化，告诉他这个机构运营的数据、经营状况，把它的结构化数据和经营机构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信用，这样信任关系更多。”

图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宋海和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深入交流

据悉，出席本次沙龙并发表讲话的嘉宾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宋海;人民政协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周北川;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融管理工作局局长王红;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等。

人民政协报28日原文如下：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只限于探讨破解小微企业这一难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很好地考虑怎么抓产业结构调整，怎么有效压缩过剩产能，只有把这些课题提出来，才能真正找到破解之道。”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言献策恳谈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作最后总结发言时，提出了令人警醒和深思的问题。

与刘明康高屋建瓴的建言不同，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性难题，与会嘉宾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务实分析，从把脉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原因、金融机构如何破题、小微企业如何配合、各级政府如何扶持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信用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把“金钥匙”的共识正在形成，并成为最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小微企业融资难在无法获得信用贷款

“2008年之前的10年，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支持中小企业的文件有5个，2008年9月到现在也是5年，这5年出台了120个文件，可见支持力度有多大。”作为拥有20万会员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不仅了解小微企业的苦楚，也知悉政府部门的努力。

政府多次强调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成为小微企业的头号难题呢?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见解独到，“融资难其实难在无抵押贷款难。小企业为什么不能获得无抵押信用贷款?因为按照银行正常的业务流程，需要先评级后贷款。这是对的，问题在于传统的信用评级是基于财务数据，事实上这种信用评级体系对于大中企业是适用和科学的，但是对小企业不适用，因为小企业没有财务数据积累，数据质量较差，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用评级，由此不可能获得信用放款。”

黄志凌进而分析，小企业无法获得无抵押信用放款，银行只能发放抵押贷款。而对于小企业难在抵押贷款也很困难，因为小企业能够用于抵押的财产非常有限。由此只能寻求第三方的路径，即借力担保公司或者第三方担保，这样的结果是贷款链条被拉长，同时融资成本大幅度提高。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提供的数据支撑了这一说法，“从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小微企业定价水平来看，通常为基准利率上浮30%左右，即贷款利率在8%上下，这是包含了有抵质押担保的平均贷款的定价水平。但是如果企业不能够提供合格抵质押品，采取第三方担保的话，企业还需向担保公司交纳10%的保证金和支付3%～5%的担保服务费，其融资成本高达13%～15%。如果向民间借贷则利息更高。”

“所以小企业融资难一难二难导致三难，最后导致融资贵，就是这样的逻辑。”黄志凌的结论很简单。

政府要为小微企业增信扮演主要角色

既然小微企业信用不足，那么，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就成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工具手段问题，与会嘉宾提出，政府要为小微企业增信扮演主要角色，同时，有限的财政资金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一面旗帜，包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镇西告诉记者，“我们从2005年开始全球招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微贷技术，近几年，包商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也不需要中介机构。金融应该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工具，今年我们提出了‘小微企业提升版’，一定要思考用新知识、新科技、新经济、新金融、新生活，对小微企业进行整合、提升、重构。如果不保护我们自己的小微企业，我们有多少钱都没用，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到访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多个发达经济体考察的黄志凌有一个深刻感受，西方国家政府在承担小企业增信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小企业对就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活跃市场起着大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周期的恢复阶段，小企业扮演的角色更是大企业无法比的。因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扶持小企业的发展。扶持小企业的发展，不是对小企业或者给予发放贷款企业给予直接补贴，是通过向银行、向金融机构的贷款提高增信，这是所有问题的着力点。” 至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增信，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的做法是，“我们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建了一座科技大厦，天津市小巨人企业4000家，我这一个楼里200多家，让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企业法人等天天上下班多接触、多交流，通过交流建立互信，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作为全国中小企业“娘家人”的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工商注册企业已经达到1700万，个体户注册已经达到4700万，这么多海量的企业怎么服务和支持?说实话，点对点地支持企业，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公平。多年来，工信部秉承政府支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原则，我们用18亿元支持了837家担保公司，带动了8000亿元的贷款，解决了17万个企业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王红的建议是，“目前中小微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以至于相应金融机构获得中小微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有一定问题，影响到融资的供给判断，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讲，今后我们也会打造很好的信用环境，把政府已经有的信息向金融机构开放，尽可能做统筹协调的工作。”

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作用是用技术换时间

“传统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借钱，跟你认识十年的人比跟你认识一年的人，你会更信任。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体量小，成立时间短，那么信任度就低。互联网金融企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以技术换取时间，把更多数据结构化，告诉他这个机构运营的数据、经营状况，把它的结构化数据和经营机构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信用，这样信任关系更多。”作为创新金融的代表，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

互联网金融的另一家企业代表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则用更具体的描述让人看到技术之美，“我们现有这样的科技，在客户授权的基础上，把电商信息、社交网络信息等等抓取下来，一分钟就可以生成较为完整的客户画像，做信贷的判断。”唐宁表示，“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美国信用体系建设已走过百年，我们才很短的一段时间。如何用技术换时间，利用我们在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方面的后发优势，增进彼此的信任这是有可能的。”

另一个让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是，其实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是给它钱那么简单，还要千方百计加强小微企业的能力建设。“有的企业主认为和银行多吃饭就能拿到贷款，但他连张报表都没有，银行根本没法做。”农工民主党中央经济金融委员会副主任汤东林说，“银行的信贷员应该深入企业教他如何理财，如何运用资金，要综合治理，延伸服务。”

来自一线的北京银行副行长许宁跃体会深刻，“银行实际上不是把所有的服务提供给所有的客户，而是把不同的服务提供给不同的客户。我们认为企业分为四个阶段：创业、成长、成熟和腾飞，小微企业不是说得到了资金就解决了未来的问题，怎么样让他从创业到成长、成长到腾飞，像联想、用友、新东方，最早给他们贷款只有20万、50万，经过了二三十年，通过一连串的组合服务帮助他们成长。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个性化的服务，中关村将会有中国的苹果公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