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六个问题认识
“解放思想大讨论”----对六个重点问题的认识
高三一级部
孔兵
近期学校党委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为更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我校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廉洁从教建设，全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我校内涵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境界，在全校范围内继续进一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并提出六个重点问题，下面我就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出发，说一下自己的对这几个问题的一些浅显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党建工作
我是一名新党员，2014年加入党组织，当时正值我党逐渐开始加强党建工作时期，亲身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对党建工作重视，深刻体会到了党建工作给我们身边带来的变化，党建工作促进了日常教学，让工作更加符合教学实际、接地气，使其与日常教学工作深度、高效融合。我们理综办公室积极参与学习各种党建活动，工作中，三个学科一盘棋，统筹安排，协同办公，老党员同志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付老师运筹帷幄，把控全局，张老师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刘老师默默奉献，不计名利，在优秀老党员的带领下，年轻党员教师亮身份，争先创优创优，树形象，规范自身从教行为，提升党员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全体教师结合教学实际，统一思想和认识，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工作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发展定位
高中教育阶段处在青年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教育已经完成程式化的基础知识教育，进入相对个性化的成长教育阶段，学生成长路径已经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学生对行为习惯、语言方式、人格人性等问题有着不同的成长目标和成长定位。为了满足学生多元化成长的需求，我们应该结合学生现状、教学经验对学生进行基本归类，以多元化的教育模式进行分类教育，甚至遵循个体差异进行个体教育。
三、发展方式
传统的教育理念认为学生在学校对老师尤其是应该惟命是从，但新时代的教育环境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一观念。他们更需要教师正确引导人生方向，教师的认识与实践应做到与时俱进，对于传统的管理办法要去粗取精，剔除糟粕而取其精华，一个优秀的班集体需要优秀的教师认真负责的富有科学性的引导和管理，需要教师掌握正确的现代教育理念因而，新时代的教师应认真贯彻服务理念，摆正工作态度，努力做好与家长及学校的三方沟通工作，共同为中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四、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新常态是进步，新常态是“富态”，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后才出现的状态。在新常态下，作为一名教师要认清自身责任，提高自觉意识，主动作为、多做贡献，为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新常态下，我们要做一名爱岗敬业的好教师。新常态下，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要把握住新机遇，促进自身专业化发展。成为开发学生智慧、发掘学生潜力、激发学生创造性、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导师。新常态下，我们要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敬业精神，对事业有着永无缺憾的钟爱，对自己钟爱的事业有着不遗余力的投入，以身相许，至死不渝，能够做到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对教育事业有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有着“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雄心壮志，有着“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的伟大胸怀。
五、改革创新
21世纪的中学生，成长在改革创新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思维活跃，性格叛逆而有主见，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课本知识，不再是单纯的考大学教育同样也需要改革创新，面对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教师要形成适应现代学生特点的管理文化，管理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制度化、民主化转化，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世纪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融入时代元素。比如：利用现代技术（互联网+），提升管理维度。我们级部安装的网络摄像头，在班级管理工作中起到的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使班主任以往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取证难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对蓄谋违纪的学生一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净化了学习环境，得到家长、学生、班主任的好评，开创了邹城一中借助互联网技术辅助班级管理的先河。
六、落实措施
各种方针政策得不到落实，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本次的讨论问题，从各个层面与角度思考落实举措，让我们每位教职员工反省自身、谋划对策。每位一中人，都应该有大局意识。工作中协同作战，积极落实“六重一不”，守住职业道德底线。抓好学生的日常学习，根据学生的需要，定制学习方法，引导不同学生的进步。
总之，关于六个重点问题的讨论，引领着广大教职工深化学习，促使着每一位一中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进工作。相信通过此次讨论，会进一步促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二篇：六个方面问题
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
重点从以下6个方面查摆问题
（1）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决维护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决议决定，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临机处臵突发情况事后及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规定按程序向党组织请示报告。
（3）坚决肃清黄兴国、石季壮等恶劣影响，对党忠诚老实，对党组织讲实话、讲真话，不当两面派，不做“两面人”，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在工作中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甚至弄虚作假、欺瞒党组织。
（4）担当负责，攻坚克难，不回避矛盾，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主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旗臶鲜明地批评和纠正所分管部门、领域或所在地区的违规违纪言行，严格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打招呼、递条子，不封官许愿、跑风漏气，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
（5）纠正“四风”不止步，针对“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摆表现、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查找解决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带头转变作风，形成“头雁效应”。
（6）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自觉抵制“围猎”腐蚀，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严格执行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等方面的待遇规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
第三篇：强化六个认识
强化六个认识 陈宝生
习近平校长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围绕“办什么样的党校，怎样办党校”这个基本问题，科学全面评价了五年来党校工作的成绩，深刻总结概括了党校办学的基本经验，深化了党校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党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这个重要讲话，我们要强化六个认识。
一、离开了党校姓党，党校就什么都不是
党校姓党是党校性质、属性的科学概括，是党校办学的总原则，是推进党校科学发展的灵魂。党校是为立党、兴党、强党而办的。党校工作的任务来源于党，党校工作的目标服务于党，党校工作的展开就必须体现党的意志，传递党的声音，承担党赋予的职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党校教育工作者的课堂教学、理论研究和行为操守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党校姓党，在实践上必须做到适应党和国家大局的要求，促进党的中心任务的落实；适应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武装的要求，促进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适应党的理论建设的要求，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三个适应、三个促进”，是贯彻党校姓党原则的核心和关键，是党校之为党校的主要标志，必须毫不动摇、毫不偏移、毫不懈怠地做好。否则，党校就会名不副实，就不成其为党校了。
二、离开了科学定位，党校就什么都不能
科学定位是党校职能、任务、作用的准确表述，是党校办学的总要求，是推进党校科学发展的基本遵循。2008年9月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党校办成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使之成为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还要求：发挥党校在党委和政府决策中的思想库作用。这些规定明确了党校是党的“学校”、“部门”、“主渠道”、“研究机构”、“三个阵地一个熔炉”、“思想库”的定位。《2010—2020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推进了党校进一步认清自己在国家干部教育培训大格局中的定位。这次党校校长会议上，习近平校长明确指出“党校是执政党培养执政骨干的学校，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理论武装、党性教育和能力提升的主渠道，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也不是一般的培训机构”，深化了对党校科学定位的认识。党校的科学定位，把党校与其他承担干部培训任务的机构在办学方向、办学思路、办学重点上区分开来。党校的一切工作都要符合中央对党校的科学定位，党校的一切资源都要向实现科学定位集中。否则，就是越位，就可能“荒了自己的地”。
三、离开了突出特色，党校就什么都不强
党校教育的特色，构成党校教育的比较优势，支持和保障党校科学定位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教育的特色课程和看家本领。党校应该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用这一成果武装全党方面，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应该在指导学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结合起来方面，创造新经验；应该在不断深化党性教育的内容、丰富党性教育的载体、拓宽党性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强化党性教育的效果方面，取得新成效。尤其是要紧紧扭住理论教育这个龙头，以理论教育引领和带动党性教育和能力提升，使学员通过党校教育培训，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优良的思想作风，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本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为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也是党校的重要特色。强党校，主要是强特色。有特色才有核心竞争力，彰显和突出特色才有强大的影响力。否则，党校就立不起来，更强不起来。
四、离开了党校优势，党校就什么都不成
党校教育的优势，来自于党校的历史传统和资源禀赋。党校的优势，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齐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力量雄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有深厚的基础。二是拥有丰富的教师资源和学员资源，在教与学互动，共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重大现实问题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形成有影响、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三是有全方位开放的教学科研体制，全国党校系统在学科建设、教材编写、重大课题集中力量攻关等方面具有整体合力。四是作为党委的重要工作部门，与党委政府有着通畅的沟通渠道。实现党校的科学定位，突出党校教育服务大局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特色、思想库特色，离不开深刻认识、精心组织和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否则，党校的特色就形不成，科学定位、党校姓党都会落空。
五、离开了从严治校，党校就什么都不好
从严治校是党校办学的总方针，是对校风校纪校规的根本要求，是党校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党校的学风文风校风是党校性质和党校办学宗旨的外在反映，不仅关系着党校的形象和声誉，也影响着党的形象和声誉。加强学风文风校风建设是从严治校的具体体现。只有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培育清正廉明的学风文风校风，打造风清气正的学府，党校才能成为不正之风的“净化器”，成为领导干部读书养成的“孵化器”。在学风建设上，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鼓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引导党校教师和学员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在文风建设上，要反对“长、空、假”，提倡“短、实、新”，引导党校教师和学员自觉改进文风；在校风建设上，要加强对教师和学员的党性教育和严格管理，形成纪律严明、艰苦朴素、风清气正的行为规范，严防社会上不良现象和风气的浸染。否则，党校就会成为社会上不良风气积聚之处，处于社会舆论批评的焦点。
六、离开了科学办校，党校就什么都不行
科学办校，是习近平校长针对推进未来党校工作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是解决“怎样办党校”问题的一个总思路。科学办校强调党校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客观规律办学，不断提高党校工作科学化水平。做到科学办校，必须按照习近平校长的要求，坚持质量立校、改革兴校、制度管校、人才强校，坚持加强业务指导、党委领导。在质量立校上，要坚持把高标准办学作为党校科学发展的总抓手，持续抓好“一流学府”建设，不断在现有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在改革兴校上，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积极转变培训观念，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优化培训队伍，认真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在制度管校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所需的各项具体制度规定，细化各项工作制度，优化工作流程，消除制度漏洞，树立制度权威，严格按照制度和规定办事；在人才强校上，要以教师队伍为重点，全面建设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保障三支队伍，努力培养造就有真才实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培养造就一批出色的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在学科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培养造就一批素质高的行政管理服务人才；在加强业务指导上，上级党校要把加强对下级党校的业务指导放到应有位置，更好地负起指导下级党校的责任，充分发挥党校系统的整体优势，集思广益，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党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共同提高，增强党校系统整体办学实力；要坚持党委对党校的领导，为做好党校工作提供根本保障。只有如此，党校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就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
第四篇：关于“挪用公款罪”六个问题初探
摘要：
挪用公款罪是刑法适用中的一个热点，这个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非常之多。本文仅就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一、挪用公款罪的内涵及特征；
二、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
三、“借贷”挪用；
四、挪用公款案件的取证、认证；
五、以公款作担保可否按挪用公款罪认定；
六、挪用公款不退还。
关键词：
挪用公款罪有关问题公款“借贷”挪用取证认证
挪用公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职务犯罪，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其新的犯罪形式、犯罪手段等层出不穷，有的问题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争议较大、认识不一。为正确运用法律，准确地惩治犯罪，现就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相关问题作如下初步探讨。
一、挪用公款罪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由此可见，所谓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其基本特征是：
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职务职责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违反法律对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要求。同时，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对于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的，现在一般由主管部门按照政纪处理。情节严重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便利。2002年4月28日，为了进一步明确刑法第384条的含义，有力打击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活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解释》。该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其中对于“谋取个人利益”，笔者认为不应当仅仅单指物质利益，也应包括非物质利益在内，比如安排就业、子女升学、工作调动、职级晋升等。
3、本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范围由刑法第93条确定。具体而言，它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在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案件中，如果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对使用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4、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非法挪用。具体说，首先，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即行为人未经批准或许可，违反规章制度私自动用公款。其次，挪用的本意是私用、移用、占用、借用公款。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而非占有公款。第三，挪用并不侵吞公款，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即使挪用后而不能归还，也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占有，而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二、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公款”的一般理解不够广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国有单位和客户资金的统称。而狭义上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资金。
这里对“公款”的理解是款项或者物资，都是具有一定物质表现形式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完善、支付方式的新型化、多元化等的因素，仅将“公款”的形式局限于有形的款项或者物资，既不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这里的“款”应当进行扩散外延的理解，它还包括一种财产性权利。
第一，从理论研究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有一定基础。笔者认为虽然这里的“款”应当被理解为可以包括财产性权利没有明确的提法和规定，但在理论界及有关实践中确实也有如此理解和操作的。最典型的就是挪用公款进行担保的案件。众所周知担保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这几种形式。而其中有部分形式在设立之时并没有发生物质形式上的财产转移，例如保证只是担保人保证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处分的也仅仅是国有财产的财产性权利，而并不具体指向哪一个具体的款项或款物。
第二，从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并不与有关法律冲突。笔者认为挪用公款中的“款”只是一个代名词，并不局限于“款项”，这点已经从《刑法》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构成挪用公款罪得到确定。既然“款”未被确定为款项或款物，就有了延伸理解的空间和法律可行性。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挪用国库券做挪用公款论也体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有将挪用财产权利作为挪用公款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库券并不是货币，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债权体现，是以国家为债务人的债权体现。
第三，从危害性角度讲，也应当明确“公款”应当包括财产性权利。由于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这种挪用将更为隐蔽。但是其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并不比一般意义上的挪用公款少。事实上，从会计学角度来讲国家的财产是由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等组成的，我们当然不能只保护其中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而是应该全面保护。如果我们抱定现状、死守不变，只能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从而使国有资产多了一个流失的途径。
三、“借贷”挪用。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款的挪用与使用多以借贷名义出现。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案件中，双方往往订有“合同”、“协议”或“借据”，甚至明确约定借用期限、利息。对以“借贷合同”形式进行的挪用行为如何定性，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借贷”行为触犯了刑法，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借贷”挪用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预付货款、支付定金、虚假联营„„等，“借贷”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掩盖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目的。因为，这种“借贷”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此类违反金融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人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借贷”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其“借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2、“借贷”挪用是一种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因为，此类“借贷”合同属绝对无效合同，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依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去处理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坏社会公共利益。”即合同的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其第五十二条更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所得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或者返回集体、第三人。”第一百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贷”挪用是一种禁止性行为，并为刑法所追究。最早明确禁止“借贷”挪用的法律规定见于《公司法》，该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首次确立了“挪用资金罪”，并将“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列为主要罪状。修订后的刑法第272条吸收了此规定，并在第二款中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此罪状之行为的，按挪用公款罪论处。因此，“借贷”挪用不仅为公司法所禁止，也为刑法所禁止。因此，认定利用“借贷合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3、“借贷”挪用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看，此罪侵害的是公款的使用权，即破坏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挪用尽管名义上具有“借贷合同”的某些主客观要件，但更侵害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改变不了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性质。而且其“借贷”行为本身还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活动秩序。因此，从侵害客体上讲，“借贷”挪用行为，比其他形式的挪用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如果对此不予以严惩的话，将对国家的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也不利于对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制裁，甚至可能会给犯罪分子一种错觉：只要将挪用公款行为往“借贷”上靠，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将其作为较重情节从严惩处，以进一步体现设立挪用公款罪的立法精神。
另外，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往往碰到这样的情形：某法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朋友的要求，同时也出于为本单位增加利息收入的动机，将公款“借贷”挪用给私有企业使用，双方私下签定了“借贷合同”，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和高于银行的利息归出借方单位所有，这个合同从某些意义上说似乎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客观要件的，在实际中也是按“合同”履行过，但后来借款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还本付息。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人认为，行为人是出以公心、所收利息归公、自己并没有在这当中谋取私利、借款又有书面协议，故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笔者认为实则不然。众所周知，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和动机之分，犯罪行为也不例外。所谓犯罪动机是指刺激、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内心起因；而所谓犯罪目的则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心理活动）。例如，抢劫犯实施抢劫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动机有的可能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有的则是为了赌博，等等。因此就性质而言，目的总是违法，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对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公款”行为的目的是希望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其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侵犯，至于，其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帮朋友”、“为本单位增收”、“为谋取私利”或兼而有之等等，但这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就象刚才上面举例的抢劫犯，只要他实施了抢劫行为，即便他的动机是将抢来的钱给他家人治病等，遭遇当然令人同情，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构成抢劫罪。当然这在量刑上将予以考虑，是酌定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仅是一种量的影响作用，而不是质的决定作用。
四、挪用公款案件的取证、认证。
挪用公款案件往往具有证据少、隐藏较深，证据间关联性不明显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取证、认证方面的工作较为困难。如何解决好这一难题是查办此类案件的首要任务。挪用公款案件中行为人所挪用的公款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由其管理、使用、汇兑、储蓄的私人所有的货币。这就决定其挪用行为必定会在本单位财务方面留下或多或少可查的财务资料。因此，从检查财务会计账目入手获取犯罪证据，达到突破全案的目的显得特别重要。
1、以企业间的来往账目为突破口查疑取证
目前，许多企业中业务员的职责多为在洽谈业务的同时一并负责回收货款，在回收货款过程中，货款由业务员负责催要并负责保管，此间，很有可能出现挪用公款行为。对于此类挪用线索，首先应从企业账目中详细登录每个业务员某一时间段回收货款的账目记载，查看每笔回收货款的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核对付款日期、付款方式和记账日期、记账方式，如记账凭证所载明日期明显滞后于对方企业付款原始凭证日期，且数额较大或付款方式与记账方式不同，则应进一步查明原因，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其次，对于企业尚有较大数额货款未收回的，应责令被调查企业会计协助我们到对方企业核对双方货款结算情况，核对上次结账至今对方企业返回货款的数额和尚未返回货款的数额是否与本企业入账数额相同，否则，应进一步查明原因，看是哪笔款子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如此款被业务员中途截留，则须固定证据核对截留日期和数额的大小及用途，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2、以银行账户为突破口查疑取证
挪用公款行为人大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挪用公款账外循环不入账，故意隐匿财务账目，造成无账可查。此类案件较其他挪用公款案件，作案手段更为隐蔽、狡猾，案件更为复杂，取证认证工作更为困难。在办案实践中要变难为易，最重要的是以银行账户为突破口，通过查阅银行账户对账单和银行的历史传票，核对每笔等额包括一笔对一笔或一笔对多笔的等额收支情况，看其付款去向和收款来源，如其去向与来源相同且不是本单位业务关系户，而是私营企业或个人，则应查明其真实情况，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五、以公款作担保可否按挪用公款罪认定。
司法实践中国有单位主管人员私自用本单位名义为个人贷款担保，致使单位公款被银行划拨抵偿了到期末还的个人贷款。对此种行为定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担保只是提供一种保证，并不直接侵犯本单位权益，银行划款是贷款人不归还贷款的行为连带出来的，不是提供担保之人主观上的故意，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失，可按《刑法》第168条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担保是一种法律关系，擅自以单位名义提供担保意味着用公共财产为个人承担法律义务，如发生划款事实，应按挪用公款罪处理。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以单位名义用单位公款为个人贷款进行担保，会使该公款处于高风险状态，并不必然导致侵犯国家公有财产的所有权，只有在贷款人不能到期还款的情况下，单位的公款就会被强行划拨，公款的使用权才会受到侵犯。但行为人对公款使用权侵犯的主观故意内容，不是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这与挪用公款罪要求的直接故意不相符合。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挪用行为会发生侵害公款使用权的情况下，并且在行为对象、行为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仍刻意追求该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方面是确定的、直接的故意；此外，从刑法条文的规定上看，挪用公款行为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不具有犯罪目的的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所侵犯的客体恰恰是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客观方面亦表现为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所以，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对这种担保行为不宜以挪用公款罪处理。
六、挪用公款不退还。
挪用公款不退还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地存在。“挪用公款不退还”作为一种挪用公款罪的罪后表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就被关注。该《补充规定》第三条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行为界定为贪污罪。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还作出解释：“不退还，既包括主观上不想还的，也包括客观上不能还的。不退还，使被挪用的这部分公款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行为应‘以贪污论’，定为贪污罪。”但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没有保留《补充规定》的相应内容，而是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一个法定量刑情节，规定这种情形下，对挪用公款的行为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挪用公款“不退还”的时间界限问题。《刑法》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必须准确把握，所谓“数额巨大”，究竟是指成立挪用公款罪时的数额巨大，还是指在一审宣判前实际上不能退还的数额巨大？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争论都比较大。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规定为挪用公款罪最高量刑档次，其依据主要是考虑到被挪用的数额巨大的公款遭到实际损失。因此，所谓“数额巨大”，应当是指在一审宣判前行为人实际上未归还、不能退还的数额达到巨大。如果成立挪用公款罪时的数额巨大，但是在一审宣判前行为人不能退还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不能认为是“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具体而言，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各种情形下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不同数额要求，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在一审宣判前尚有5万元到10万元不能退还的；进行营利活动或做其他用途，在一审宣判前尚有15万元到20万元不能退还的，即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
2、挪用公款“不退还”是否可以转化为贪污罪的问题。修订后的《刑法》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档次的量刑情节加以规定。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特别强调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不退还”仅仅是指“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不包括主观上不想归还。
在法学理论上有人认为，“不退还”既然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状态，那么行为人挪用的公款只要在客观上没有归还，不论主观故意如何，都说明挪用公款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比那些已归还的挪用行为社会危害性要大，因而，需要给以更严厉的处罚。根据这种观点，任何挪用公款后不退还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再以贪污罪定罪处罚的了。司法实践中也有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既然现行刑法取消了挪用公款罪向贪污罪的转化规定，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和做法是与刑法规定的精神不符的，也会造成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构成之间的混淆。事实上，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中作为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标准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只限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还的情形，如果行为人有能力归还却不退还，则在主观上发生了转化、对被挪用的未退还部分的公款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贪污罪的构成，对行为人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挪用公款后主观上不想退还，未退还的公款数额达到贪污罪起刑数额标准的，就该部分未退还的公款，就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上述“挪用公款罪”有关问题的探讨，对正确理解刑法挪用公款罪的法律内涵，把握挪用公款罪的认证、取证方式，对我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打击此类犯罪，保护国有资产，提高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篇：七个不讲六个问题
“七个不讲”“六个方面”问题的表现（10月1日）
一、“七个不讲”共性问题表现
一是不讲政治。对党的理论政策和路线方针政策台上唱高调、台下唱反调，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对严打专项斗争、学习国家通用文字、计划生育说三道四的干部。
不参加政治学习，学习不认真。对统一组织政治集中学习，说三道四，做“两面人”当“两面派”。
二是不讲纪律。对各项规章制度不以为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被“三股势力”收买成为帮凶，至今没有与“三股势力”划清界限，暗地里联络勾结、接收指令，与暴恐团伙勾肩搭背、沆瀣一气、资恐帮凶，并利用职权充当保护伞的干部。
是否存在迟到、早退，有事不请假的情况。
三是不讲大局。对党中央治疆方略和“五个认同”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狂妄自大、胡言乱语的干部。工作推诿扯皮，不服从管理，不讲大局。
四是不讲团结。搞以民族划线的你你我我、团团伙伙、背地里干破坏民族团结勾当的干部。
上班期间家长里短，背后议论他人，传闲话倒是非。五是不讲责任。对维稳措施不执行不落实，对影响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不批评不制止不报告，甚至人云亦云、跟风符合、明哲保身的干部。
六是不讲忠诚。对直系亲属参与暴力恐怖活动、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的问题，以及“两面人”的线索不如实向组织报告的干部。
教职工中间有违规补课，体罚变相体罚情况不汇报，不制止。
七是不讲原则。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言行中强调民族差异、民族特殊、甚至搞“泛清真化”的干部等。是否存在参加学生家长宴请以及吃拿卡要的行为；
二、“六个方面”个性问题表现。
一是落实教育政策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不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发展教育事业的方正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落实不力；教育工作不坚持“四为”发展方向，不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不同总目标保持一致等问题。
二是文化阵地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教育系统和学校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意识弱化，利用学术交流、论坛、网络、学报、学生社团活动等宣扬、渗透“双泛”、宗教极端思想、对校园文化阵地建设政治上不履职、管理上不把关、审查上不严格、发现问题不上报、以及查清干部教师队伍中的“两面人”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形态领域阵地意识弱化；是否转发不实信息，信谣传要，是不是没有积极正面宣传。三是课堂纪律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在课堂上散布错误思想、错误思潮，发表不当言论、蛊惑学生，在课题研究、论文撰写时故意误导学生形成与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五观”、新疆“三史”等相抵触的错误观点，对违反“三尺讲台”纪律监管不力、对出现的问题不追究问责、不严肃处理等问题。
是否在课堂上德育渗透不够，没有广泛开展民族宗教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五观”、新疆“三史”教育等。
四是教材管理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机制滞后，编选教材讲义把政治关、思想观、质量关不严格，对发现的问题教材、讲义不上报、不处理、对相关人员不追责的问题。
是否乱、征、订材料等。五是国语教学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诋毁、歪曲国语教学政策，思想上抵触、工作中不执行、行动上不落实，在课堂上故意不适用国语，以及对上述行为视而不见、不敢管理等问题。
是否对实行国语教学政策不清，人与亦云等。
六是学生管理方面。要认真查摆、整改执行“两个不得”“六个严禁”不力，对学生涉暴恐音视频、笃信宗教或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甚至包庇纵容，对民汉合办教学、民汉混合宿舍落实不力等问题。
对相关政策不了解，不清楚，不关心，对“两个不得”“五个严禁”判断力、敏锐性不强。
一、“两个不得”：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
二、“五个严禁”：
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
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
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
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
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
提示：在原有思想剖析的问题上，针对“学讲话、学通报、肃流毒、反渗透”学习教育内容进一步梳理问题。
“七不讲”现实表象每一个梳理两条，一共十四条；“六个方面”各梳理一条，共计20条。（红色字体内容必须对照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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