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

第一篇：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

来源：新华文摘 作者： 时间：2007-06-2

5内容提要： 在社会转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制度伦理成了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制度伦理的提出，是由于已有的道德资源不能对改革开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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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制度伦理成了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制度伦理的提出，是由于已有的道德资源不能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中出现的所谓“道德失范”现象做出有效的回应，人们为了克服道德危机、恢复道德权威所做的一种努力。所以，制度伦理的提出是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是社会变迁在道德理论上的反映。

一

制度伦理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即指社会体制的道德性，表现为内在于一定体制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所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伦理制度化即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明文化了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

这两方面的含义看似两个对立的问题：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所规范的对象或者说所指向的道德主体不同，前者是国家、政府组织，后者则是指组织中的个人；二者的形成方式不同，前者表现为一种内容的建构，促使对已有的制度加以道德上的矫正，促使道德观念、意识在新制度中的渗透以成为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后者则是形式上的改变，是要将既有的道德规范由社会的倡导、个体的认同变为具有强制效力的社会性法典。传统社会中则不存在这种对立。一方面，人们把国家、政府作为个人必须服从的权威，视为一种最高的权力主体，是个人尽义务的对象，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国家、政府应该如何，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如此；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凸显的是国家主导道德的支配性话语，人们的道德自觉、个人良心的机制，是对社会主导道德的尊重、对道德传统习惯的因袭，因此，国家的意志和道德的规约是一致的，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规约是国家的主导道德的规约，这就使人们的行为取向往往表现出一致性，不必诉诸制度的强制。现代社会的情况则不同了。一方面，社会制度只有被不同的社会个体成员认为是对自己有利即被认为是公正的，政府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制度也才能有效地实施；另一方面，一种道德主导社会道德、社会道德高度一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成为社会的现实，传统、习惯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多元化。

那么，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很显然，其直接原因是社会成员的自我独立意

识和个人自由、权利要求的增强。一方面，自我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越强，个人拒绝社会规范的倾向越强烈，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会最先遭到拒绝，但拒绝一种道德并不等于不要道德，所以各种不同的道德会同时在社会中存在，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就势必会导致社会主导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从而使社会的无序现象增加，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需要将道德法典化，借助于制度的强制将人们的行为统一到对社会秩序有益的规范上来。另一方面，制度作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在人们有着充分的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权利要求的情况下，其权威性决定于它的合法性，即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它的自觉认同和服从，而人们对它的认同和服从的程度取决于它协调各方面利益、满足社会普遍利益需要的程度，这取决于制度的价值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可以说，制度伦理的两方面含义是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道德的两种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问题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利要求并不能直接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观念、意识，并不能直接地引起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个人的自我意识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观念、意识，个人的权利要求要引起社会性的行为，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组织，人们可以交流思想，相互传达各自的观点和意见，使原本个别的、零散的见解成为具有一般意义的、集体性的观念，使原本微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成为强大的、具有震撼效果的声音，从而成为社会性的意识和观念。通过组织，个人的权利要求就会凝聚成群体的力量，成为一种“民意”，使原本不被关注的个人要求成为不解决就会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组织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公共领域”，当今被人们表达为“社会中介组织”或“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独立的”、“公民社会的”组织。

从根本上说，市民社会是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和个人自由、权利要求的个体不得不被强力维系在政治国家中生活时，所寻求的可以在其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同政治国家相抗衡、从国家权威中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这样的社会组织所需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

要形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首先，社会要能够与国家相分离。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作为一种权力主体对政府的权力形成制约，才能够在机制上对国家的决策发挥积极影响，参与国家决策及其实施过程。其次，个人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这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独立于国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争取自己的利益。第三，要有利益和目标上相同的个人的聚集。人们聚集在一起，信息传播得快，容易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人们价值观的统一，也容易在目标上形成共识，在行为上协调一致，获得一种群体的力量。这样的前提条件只能在现代社会中形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特征”，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基础。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经济

上的依赖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家庭，财产由父家长掌握，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由父亲支配，子女在经济上依赖家庭；在社会上，皇帝或国王是整个国家的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将土地分封给臣属，后者又向自己的封臣进行分封，依次而行，形成了臣属对皇帝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而在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社会在其当代形式中，作为其构成特征的商业和手工业的从业者就是一些拥有自己的产品和货币、对他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上的独立个体。在今天，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个人经济上的独立则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基础。

第二，现代城市社会具有吸纳大量的聚集人口的结构能力。人口聚集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而刺激人口经常地、大规模地流动的因素是人口流动的聚集地能够给人们提供谋生的条件，这就需要有广泛的分工、有众多的可以容纳有着不同选择的个人的生产和工作部门。所以，在城市社会形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生产组织，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生产单位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使人口的密度增大，人口相对集中。一方面，专业化和职业化生产本身将人们高度地组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专业化和职业化生产使社会服务业相应地发展起来，使城市居民的生活高度社会化，为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的人们提供了聚集的空间，创造了社会文化环境。

第三，城市社会具有自治的结构要求和传统。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职业分工日益深化和多样化，生产日益专门化，结果使人们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职业联系越来越多、职业关系越来越密切，职业群体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支撑着城市社会生活。人们的职业活动和职业行为直接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工商业发展、职业分化和生产专门化使城市成为工商业者的聚居地，不断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新的社会结构——具有业缘关系的工商业者，造就出了新的社会阶层(如经理人)；为了调节职业内部和职业、行业间的关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和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独立组织。

我们看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关于国家制度、政治权力的价值内涵、合法性问题越来越为市民所关注，以至于在今天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话语。

人们在诉求制度的道德性的同时，现代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包容，使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即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丧失了独尊的地位，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不再是人们行为必须的价值取向。开放的社会结构，高度流动的人口，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使道德传统、习惯已无法保全，它再也无法像在乡村社会那样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了。亨廷顿认为，乡村“锁在传统的桎梏里”为传统制约和塑造，但反过来传统也只有在乡村中才能形成、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封闭的环境、稳定的人口、有限的交往、简单的生活方式等等都使社会难以发生明显的变迁，因此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有重复和沿袭的特点，那些在生活中指导或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规范也就世代沿用，成为人的行为必须遵守的传统。同时，由于在一个有限、固定的空间中生活，由于缺少流动，导致人们的交往和活动往往局限于熟人的圈子里，人们相熟相知，便于相互间行为的监督，使人违背传统的行为受到了制约，这就保证了传统的效力，使传统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控制力量。在乡村中，传统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文化的一种认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使得人们愿意自觉地服从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彼此利害相关，对传统习惯、对人们之间契约的遵守会使人们免受危害，所以功利的考虑是使传统能够有效控制人的行为的基础，因为人们担心“不遵守契约要求的结果会给整个社区招来天谴”。

城市则不同。在城市中，人们交往的肤浅、表面、匆忙使舆论对人的行为的控制能力比较在人们朝夕相处的乡村已经大大减弱。在城市，人口的高度流动往往使一个地方只是人的居住地，而不是人的生活的家园，不是人们寄托理想和希望的所在，人们对它缺少因共生而产生的依恋，地方的规范往往外在于个人，地方规范由于缺少人们的情感支持而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作用。城市中居住的是一些阶级、阶层、职业各不相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世界，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对统一道德规范的自觉失去了直接的利益基础，人们会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表现出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一种道德准则无法造就一种舆论环境、无法激起人们情感上的认同、不能协调人的利益关系时，当与此相关的人的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秩序时，为了把人们的行为统一到社会秩序上来，原本诉诸人的自觉的道德准则，就会被赋予制度的强制性。“原来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将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所取代。这种变化趋势是与城市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相联系，与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的趋势并行不悖的。”

三

由上述分析审视中国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提出的制度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

农业生产是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的生产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制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所以，典型的乡村社会实质上就是封建社会。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从历史上看，虽然在春秋时城市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城内的居民还不能脱离农业生产，不能单纯靠交换来维持一种城市生活”，城市不过是有围墙的农村，因此农业生产依然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这种情况虽然到明清时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说城市依然依附于乡村。总的说来，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社会结构所支配的社会，乡村社会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维系着这一社会结构稳定、延续的是与之相应的传统道德。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乡村社会结构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它不能适应城市社会的要求，无法作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功能条件。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这就使得建立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道德秩序成为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了协调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因多元价值观念而导致的多元行为，为克服因多元行为而必然出现的社会的无序状态，具有价值整合性、强制性的制度伦理便应运而生。

制度化伦理构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其积

极的方面如：

首先，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在以往的道德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个人美德和人际伦理，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规范自觉的个人，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文化现象的道德判断以一种情绪、情感、态度表明赞成还是反对、肯定还是否定。这样的作用实施起来不仅难以把握，而且是非常间接的，其作用的结果也是无法预期和无法确定的。但是，制度伦理通过一定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公平和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通过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明文化了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或影响不仅变得可以操作、可以预期，而且变得确定和直接了。例如，以诚信为道德支持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必将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使人们的诚信行为可以预期、可以把握，使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次，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道德是与人类共始终的社会现象，道德理论的形成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道德理论所关心的是人的美德及美德的形成和培养机制，是人际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协调机制，是科学的道德知识体系的构建。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才使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性的课题。所以，国内有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性道德知识增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生长点”。制度化伦理构建的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首先，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人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所以人有个人利益也有社会责任，道德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也是对社会有利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个人而言，道德具有工具的价值，同时也是目的本身。而制度伦理基于个人利益，关注的是个人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公平，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实现和保证个人权利的工具，其结果是使道德缺少了理想的高度。其次，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道德同法律、政治等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同属社会的规范文化，它们各因其特殊性无法彼此替代而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道德和法律、政治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主体的自律，是非强制性的。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制度伦理，是因为它前提性地被赋予了制度的强制性，并借助于这种强制性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这样一来，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人失去了主体的地位，这就在根本上模糊了道德同法律和政治的界限，让人们有理由怀疑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再次，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传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意义不可避免地有着传统道德的构成因素，因而历史的语境是我们理解现实道德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制度伦理着力于现实道德的制度化而脱离了道德的历史传统，使道德无法得到反思性的理解和自觉。制度化伦理的提出是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但是制度化伦理绝不是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唯一的、终极的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地超越现有、反思历史并以这种反思为动力对社会进行新的建构、趋向完善的现代性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性的发展必然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而向未来开放。从这样的视角放眼现代化的发展，道德建设就

应该是多维度的。

现代性具有人类性。现代性与大工业、市场经济相联系，分工的扩大和深化、交换的普遍化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了世界意义。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构成因素，但是，现代性的拓展和完善却要求超越个体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构建起合理的共同体，形成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不仅要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要有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是全社会、人类性的。个人、共同体、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是现代性道德应有的理想维度。

现代性道德建设需要人们的道德自律，也需要人们的道德理想，需要借助于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解释来获得自身的确切意义。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第二篇：后备干部制度化走向

后备干部制度化走向:关键在于增加透

明度竞争性

2010年11月15日09:27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前言：完善后备干部制度，关键在于增加透明度和竞争性，把“民主、公开、公平、择优”的基本原则，融入到每一个具体安排当中。

最近，随着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在京结束，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66名京官也陆续赴地方任职锻炼。他们平均年龄46.5岁，最小的41岁，且大都被视为各部委“后备干部”。

后备干部群体，以少有的高调形式，又一次跃入普通公众的视线。来自高层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正在对不同区域间的后备干部进行宏观统筹，不同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在逐步扩大。

“此前培养后备干部，大多在单位和系统内部培养，而目前将干部直接派地方任职，这种培养将更具开放性和挑战性。”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干部选拔方式。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干部选拔制度，后备干部制度也将面临着增加透明度和竞争性等诸多改革创新的挑战。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多数公众眼里，后备干部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群体。对于后备干部如何选择、培养，如何从幕后走向前台，均鲜为人知。那么，后备干部这个群体，到底经历着一个怎样的成长历练呢？

“后备干部”颇具神秘感

今年32岁的小崔，是北京某机关公务员，前不久刚被选为副处级后备干部，亲友们都为他感到高兴。但这样一个问题却让小崔哭笑不得：后备干部是一种什么职务？在本刊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对后备干部这个群体，仅有27%受调查者表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些”，而73%的受调查者表示“不了解”。一些受访公务员也向本刊记者坦言，尽管已在机关工作多年，但对“后备干部”既熟悉，又陌生。

何谓后备干部？是指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有关选拔标准和选拔程序，选拔出德才素质好、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干部，为上一级领导班子补充干部而准备的后备人选。

中央2002年7月9日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

事实上，目前在我国领导干部群体中，就有不少人是先被选为后备干部，然后通过组织多年的培养、考察，才逐步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总的看，年轻、高学历已成为后备干部最突出的特点。

“后备干部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来源，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对本刊记者分析，“成为后备干部后，就被视为走上了提拔使用的一个重要‘台阶’，以后将有更多提拔机会。”

从近年情况来看，对后备干部的挑选范围在不断扩大，各地并不局限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也在选拔之列。

按照规划，中央要求在2009年下半年建立起新的后备干部名单——选拔200名左右正省部级单位党政正职后备干部、1500名左右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后备干部、10000名左右县(市、区、旗)党政正职后备干部。

“如果加上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种级别的后备干部，估计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从趋势上判断，后备干部的选拔范围将会越来越大。”

“除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外，对后备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也属于考察重点，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等的表现。”尹韵公说，“后备干部队伍中，还有适当数量的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

中央还提出要形成“复式年龄结构”，正省部级后备干部要求年龄不能超过58岁，以55周岁以下的干部为主体；而到县处级后备干部，则要求是以45周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并特别要求35周岁以下的干部要有一定数量。

干部储备的“国家战略”

后备干部制度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新老干部正常交替问题。

“经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干部更替危机程度加重，后备干部制度正是创造性应对这一危机的制度安排。”谈方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干部培养计划，旨在对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进行跟踪管理和培养。”

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指出“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建设的战略需要”。显然，培养选拔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已成为当时一项紧迫任务。

同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各级领导班子第三梯队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提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有连续性，必须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后备干部制度。

1983年10月5日，中组部发布《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这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后备干部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后备干部工作，重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选拔培养，为各级领导班子培养出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后备干部。中组部2000年9月2日印发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的条件、数量、结构以及选拔、培养和管理原则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后备干部制度成为党政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制度，并逐步发展和规范化。该文件还强调，“后备干部一般按领导班子职数正职1:

2、副职1:1的数量确定。”

2009年2月，“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下发，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随后下发了与之配套的《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跨度长达12年的规划拉开了后备干部选拔的大幕。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后备干部制度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确立到现在，已顺利完成了新老干部交替的历史任务，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备而不用”和“用而不备”

需要正视的是，后备干部制度在有些地方也存在透明度不高、目标不明确，缺乏通盘考虑和分类管理等问题；其中“备而不用”、“用而不备”，是一个突出问题。

“有的单位和部门，后备干部选拔工作透明度不高，不搞民主推荐，不考察，‘一把手’说了算或少数人暗箱操作的现象很严重，难以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平竞争机制。”沈友军认为。

“有些地方选定后备干部后，名单并不公开。”沈友军指出，“这导致干部群众的监督失去目标指向，造成所在单位培养干部方面无作为，同时也弱化了后备干部奋发向上、承担责任的精神。”

本刊记者发现，在后备干部选拔中，存在拉票贿选等问题。不久前，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于12起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例的通报》，其中就曝光了一个后备干部拉票的典型案例——

2009年9月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政府原秘书长李维群，在得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即将到齐齐哈尔市进行地厅级后备干部推荐考察后，先后给180多名领导干部发送410多条手机短信进行拉票。根据查明的事实，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决定，取消李维群的副厅级后备干部考察人选资格，齐齐哈尔市委免去其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职务。

而在一些地方也出现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通盘规划和考虑等问题。比如，对后备干部培养工作不够重视，对班子的年龄、专业结构、文化和搭配情况，以及从长远考虑如何调配班子、选拔何种类型何种专业特长的干部心中无数，缺乏全局性、综合性的培养办法，没有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培养。

“备而不用”和“用而不备”问题更值得关注。由于从“备”到“用”出现断裂带，导致有些地方在后备干部培养方面，出现“备”和“用”的严重失衡。在有些地方，甚至真正由“备”而“用”的不足15%，80%以上的后备干部埋没在名册里。

“四年前入选后备干部时，十分兴奋。”北京市某局处级后备干部小周对本刊记者说，“这说明自己的工作已获得上级认可。同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后备干部，自己以后也有了更多晋升机会。”

但小周的心态，还是同很多后备干部一样，经历了由热情高涨到逐渐平淡的过程。“几年过去，后备干部中只有少数人得到提拔，而一些不是后备干部的人，却有不少得到了重用。”小周抱怨道，“在很多人眼里，后备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即使原地踏步，也算是一种失败。”

让民意拥有更多发言权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完善后备干部制度，需增加透明度和竞争性，把“民主、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融入到具体安排当中，更应与公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真正目的，是把最为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尹韵公认为，“进入后备干部群体，不一定就要提拔，后备干部如果不足够优秀，也可备而不用。但多数后备干部‘备而不用’，也说明了这项制度仍有待改进。”

在尹韵公看来，后备干部制度迫切需要打破封闭性和神秘化，实现由“少数人选人”向“多数人选人”转变，尤其要有效约束“一把手”用人权，杜绝在选人用人上搞暗箱操作，让民意拥有更多发言权，真正把那些优秀干部选拔进后备干部群体，让更优秀的后备干部进一步得到提拔重用。

“只要严格按照科学性和民主性来选人，就能选出优秀的干部。”尹韵公认为，培养要充分考虑到后备干部的不同层次和特点，做到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尤其要避免“一锅煮”的现象发生。

“选人和用人，重在遵循科学性和民主性。”原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程连昌认为，“选拔任用干部的公开性、透明性、民主性、科学性也要不断发展和充实。”

受访专家建议，可采取轮岗、易地交流任职、挂职锻炼等方式提高后备干部的实际能力。更需使后备干部保持紧迫感，即进后备干部群体，并非进入升迁的“保险箱”，若不思进取，也将会被淘汰出局。

“在后备干部队伍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沈友军说，“要结合年终考核、民主评议、综合考察等结果，每年对后备干部队伍进行调整补充。对不胜任工作、出现违规、违纪等问题的后备干部坚决清退。在确保整个后备干部队伍高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后备干部使用率。”

“如果采取公开选拔、公推公选等竞争性方式把优秀干部选拔为后备干部，可有效抑制干部选拔中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行为，也是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一条重要途径。”谈方认为。

同时，多位受访专家还指出，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视野应更开阔，不仅在后备干部中挑选，还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择，将预备对象和普遍对象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竞争性选拔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完）

第三篇：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

生态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样，它不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研究，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德学说。它要求改变传统伦理的两个决定性概念: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本身的关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赋予它们按照生态规律永续存在的权利。

一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据统计，近十年全世界制造业每年约产生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这些废物有的具有对人体直接造成危害的毒素，有的通过对环境的破坏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的损害令人们反省过去漠视环境的保护，从宏观到微观，环境保护意识己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始创于20世纪初的生态伦理学，便是直接针对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恶果而提出的。最早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是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AlbertSchweizer)其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伟大创造，“生命本身是神圣的”人类对一切生命都要给予极大的尊重;应将“崇拜生命”作为伦理的核心和基本原则，“保护、完善和发展生命”应是“人类与自然的准则”和“善”的观念的重要内容，“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害生命”121。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AldoLeopold)于1933年写成、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被誉为‘拓宽道德研究的范围，实现伦理观念的变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主张：扩大伦理学的边界;改变人类的地位;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他提出“大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的一切生物也不是仅为人类而生存的奴隶，人和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这个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13。其他的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顿、史托斯、特来普等，也都主张“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和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以“协调”为宗旨的道德目的，创建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一-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

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与同时出现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是在20世纪60年代于发达国家兴起，对20世纪晚期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主义者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人是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非人类存在物是否具有对人类的工具价值以外的价值?如果有，这类价值的性质如何?人对自然的正当权利和必要义务是什么?最后，自然的本质是什么?人是什么?如今，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被归于“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这些并不太确切的名称之下。生态伦理学，按照多数人勉强接受的定义，是指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应用伦理学科。在生态伦理学界，由于理论倾向不同，对于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一般地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拥有道德价值，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中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14，因此所谓“生态伦理学”(如果有的话)研究的是与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非人类存在物，如生命个体、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生态伦理学是研究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的新的伦理学分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生态伦理学目前不妨归入应用伦理学范围，但从发展看，该学科的成立关乎整个伦理学基础的改造，因而通向一种新伦理学。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居于主流。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无论就著作、学说、派别的数量或争论的激烈程度而言，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都可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与此种热闹场面形成对比的是，这门学科在短短的历史中己陷于实践和理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各派观点都相持不下，能够开出一长串处方，但无处去找药店和熬药的人。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主要为一些激进环境组织所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问题，但是，不管是德性伦理学还是规范伦理学，总体来说，都处在哲学的末端。一种全新的伦理学说的成立，必定是和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元伦理学等更基础的哲学领域的改造联系着的。尽管他们对此作了种种努力，从结果看明显准备不足。这两方面的困难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点与研究的基本问题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西方生态伦理学家认为，它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雷根1981年的观点认为，一是必须承认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拥有道德地位;二是必须主张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仅限于有意识的存在物。16两者主要区别是，在道德对象和道德目标上，罗尔斯顿1987年的观点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

“过去，人类是惟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一种新伦理学，増加了对植物(和动物)的尊重。”171因此，“生态伦理学超越了康德伦理学，超越了人本主义伦理学，因为它把其他存在物也当作与人并列的目的来对待”。在道德学说上，“康德仍然是残留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只有自我’(个人)才与道德有关;他还没有足够的道德想象力，从道德上关心真正的‘它者(非人类存在物)一树木、物种、生态系统。他只是一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还不是一个环境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在理论上，第一，要求确认自然价值的理论，认为不仅人有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包括它的内在价值;第二，要求确认自然权利的理论，承认不仅人拥有权利，生命和自然界也拥有权利。在实践上，它要求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保护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护生物物种、生物遗传物质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伦理学经过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个世纪的孕育和思想准备，在20世纪中叶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中产生，逐渐提出一种新的区别于传统伦理的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

国际生态伦理学会会长，来自美国的Jamieson先生曾经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解释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某个小岛上，盛产海参，居住在这里的贫困的居民，大量地捕携，以供给富裕的日本居民食用。捕捞海参成了当地人唯一的致富手段，而过度地捕捞，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Jamieson先生说，从表面看，是当地居民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从生态伦理学角度看，是富裕的日本人的需求真正导致了并不断助长这种破坏。他说，贫困的当地居民即使意识到了严重的后果，也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另谋出路。生态伦理学就是要为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矛盾提供理论的支撑。

Jamieson先生承认，生态伦理学是一个受哲学、文化支撑的学科，因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地区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核心观点，而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环境问题还是必须也有可能以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他认为，存异求同，把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统一起来的焦点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改善我们的环境。他说，不同的部族对森林有不同的信仰，有的部族认为森林中生长着精灵，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他们的祖先，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受魔鬼保护的，等等，其后果是一样的，这些部族保护了他们的森林。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并对自然界施加更加巨大的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己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角色的转换就成为更加紧迫的课题。我们必须尽快从大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角色转换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自觉地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通过主动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己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这种伦理信念就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当代的生态伦理学家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四种不同的伦理理念，即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人应该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对动物的关心，对生命的爱护和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这种伟大的情感有助于稀释和冲淡人们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有助于把人们从对人际利益的永无休止的算计和纠纷中解救出来。只有当人们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人类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内部为争夺权势和财富而进行的争斗是多么的琐碎丨人与人之间过分精明的尔虞我诈和斤斤计较是多么的卑微!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环境的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只有当我们不仅仅把环境保护理解为人的一种“聪明的自利”，而且还理解为一种需要用生命来承担的道德义务，承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可靠的保护。

三、生态伦理学的走向与未来

从关注‘环境”到关注“生态”，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181生态伦理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发明和应用科技，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特别是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的物质文明己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则是:人类正面临着极大的全球性危机，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等等。地球正在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这一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工业化时代，由于“利”的驱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粗暴掠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剥削，人类使自己陷入了危机。

如何走出困境，在21世纪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关键是人类必须转变价值观念，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道德伦理观。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绿色浪潮”起源于“绿色消费”，主要针对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品。1978年联邦德国最早实行了绿色产品制度，由国家权威部门对产品实行审查评定，并贴上绿色标志。从绿色食品、绿色日用品到绿色服务、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浪潮”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全球《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随后，我国政府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并制定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章程》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而确立于80年代的一种新文明观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实质同生态伦理学一样，也是以新的价值伦理观去审视人类的行为，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再次揭开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共同生存问题关注的序幕。19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全球性的保护环境运动由此开始。继而，1980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明确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对该概念的明确界定则是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1991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九大原则:各种生命社团都应受到尊重和爱护;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习惯，建立人的行为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使各社团能参与其自身的环境保护;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与秩序，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再是单纯以经济的増长为人类发展的目标，而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荣，追求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三大转变:生产技术的大转变、经济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自然观的大转变。其实，三大转变的同时，必须有第四个大转变，即道德观的转变。人类的新道德观以及相应的生态伦理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必然。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学几乎同时提出，是人类在经历了反生态性、不可持续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大危机一“人类究竟能否还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之后，在对工业文明进行重新审视、反思、检讨以至否定之后的一次思想飞跃。

可以预料，未来的人类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可持续发展则必然要求构建新的关系与秩序一生态伦理，也就是说，21世纪的生态伦理问题，必将是全人类关注的热点。未来人类生态伦理的基本内涵，是建立真正平等的、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共荣共存。它建立在两个道德原则基础之上:一是人类平等原则;二是人与自然平等原则。

人类平等原则，具体包括“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前者体现的是全球共同利益，后者体现的是社会未来利益。“代内平等”原则是说，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以损害别人、别国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必须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同舟共济。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具有联系性和整体性，同样地，地球也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类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贫困和污染也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损害他人必然危及人类整体。因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确立代内平等的道德原则，即公平、平等地对待代内间的人际关系，注重维护弱者的发展。这样，建立新的生态伦理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必然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倡导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患难与共，唇齿相依。

代际平等，是生态伦理所要求的人类平等原则的另一个内容。代际平等原则要求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也就是说，生态伦理在人类内部关系上，不仅着眼于建立同代人的人际伦理关系，即人类横向的伦理关系，而且还注意建立当代与后代间的代际伦理关系，即人类纵向的伦理关系。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的毁弃，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110，对后代欠债，违反了代际平等原则，危害他人而必将危害甚至毁灭自己的“类”的生存。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11。人与自然的平等，以及“人一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这就必然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不再以人为唯一尺度，不再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是有目的、有理想的存在物，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所产生的“人类中心”意识，是对人类价值的信仰和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由此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索取和掠夺，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污染就是“人类意识的污染”1121。鉴于此，生态伦理的建构，必然以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原则为基础。

生态伦理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以及崭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己经不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道德学说，而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逐渐渗透到人的实际行动中。

例如，政治生态伦理，要求公正平等地分配社会和生态资源;自然生态伦理，要求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森林生态伦理、土地生态伦理和资源生态伦理，要求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企业生态伦理，以新的伦理理念推动企业的经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人口生态伦理，主张适度人口、尊敬老人、爱护儿童等;消费生态伦理，崇尚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公正消费;科学生态伦理，科学和科学家承担对自然的责任;战争生态伦理，高扬“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一共产主义”统一的伟大旗峴，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等等。在所有这些实践应用领域它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在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积极力量。那么未来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吁的是建立新的道德原则、扩大道德对象范围，在注重人与人平等的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平等，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第四篇：官场反腐从“阶段性”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节日禁令：

官场反腐从“阶段性”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央视网记者马骏裴彤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多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纪委发布了多个通知，对于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均明令禁止。尤其2013年中秋、国庆和2014年元旦、春节、“五一”等多个重要节日前夕，中纪委等部门多次发布通知，狠刹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购买贺年卡、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公款旅游之风。节前发禁令甚至成了一个规律。

制止豪华铺张 节俭办晚会

2013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通知要求，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滥请高价“明星”、“大腕”的歪风；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竣工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会；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摊派所需经费；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等原则上不得与地方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不得借举办晚会之机发放礼品、贵重纪念品，防止利用晚会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要加大财务监督力度，严格落实审计制度，依法对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进行审计。

刹住公款送礼 高价月饼难觅

2013年9月3日，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通知重申，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监督检查，对顶风违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并对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曝光，坚决刹住“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切实巩固改进作风的成果。

通知下发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北京、杭州、济南等地，包装简约、价格实惠的月饼成为市场的主流，“天价”月饼难觅踪影，礼盒月饼的价格大多在200元以内，20至30元的散装月饼颇受欢迎。月饼从高端礼品逐渐回归平民滋味。

和月饼礼盒一样遇冷的，还有大闸蟹、海鲜等酒店高档礼券。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鸣说，中国人很注重送节礼，“价格”往往和“心意”联系在一起，导致月饼等传统食品“异化”为人情、腐败的“交际工具”。中央有关禁令对遏制奢侈之风和非理性消费十分有效，月饼也逐渐回归原有的文化内涵。

严禁公款买贺卡 “挂历之乡”遇寒潮

2013年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需要不在此限，但也要提倡节俭。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这一举措深得民心。有媒体称，禁令一出，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挂历、年画少卖一个亿。素有“台挂历之乡”美誉的金乡镇同样经历着一场“寒流”——上千份退单席卷而来。

台挂历是金乡镇经济的三大特色产业之一。每年，金乡镇都会举行一次台挂历礼品展览会。2013年9月的展览会上，参展商从前一年的300家增加到400多家，媒体还以《浙江苍南台挂历逆势增长》为题报道了展览会的盛况。谁都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台挂历企业的销售形势急转直下。来自浙江省纪委的消息称，一些原本打算公款购买贺卡的单位已经取消了订单。截至2013年11月底，苍南县各印刷厂已接到退单合同1000多份，取消台挂历成品半成品3000多万本，取消合同金额达1亿多元人民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中纪委的“禁卡令”对于党的作风建设、公仆形象的树立、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如何更好地把纳税人的钱用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严格接待管理 禁入私人会所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禁止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议、培训等费用，禁止以举办会议、培训为名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禁止向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转嫁接待费用，禁止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待费用；禁止借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出。

2013年12月，中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盯住党员领导干部，严肃查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等违规违纪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形成威慑。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中要作出承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狠抓重要节点 对顶风违纪零容忍

2013年11月，中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对违纪行为快查快办，严格责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

2013年12月，中央印发《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节日期间，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要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相关制度规定，带头厉行勤俭节约、移风易俗、文明过节。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严禁将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非公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严禁公车私用。进一步减少、简化各类茶话会、联欢会，严禁使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经营性文艺晚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严肃财经纪律，严禁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

通知重申，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严禁参与赌博活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惩戒问责力度，对违规违纪行为要快查快办，对典型问题要及时通报曝光。

2014年4月4日，中纪委召开新闻宣传通气会，强调要狠抓“五一”重要节点，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二是畅通监督渠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8日在首页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引导群众积极举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三是严查违纪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一律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四是狠抓通报曝光。中纪委“五一”前后将通报曝光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同时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问题，形成有力震慑。

禁令常态化 改进作风是持久战

廉政建设专家指出，中纪委在重要时间节点频出禁令，表明了中央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透露出反腐倡廉的一些新走向。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败工作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另一方面，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实，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从反“四风”到倡节俭，做到动真碰硬，狠抓具体，常抓不懈。

“紧盯关键节点步步推进，一个‘标’一个‘标’地治理，积小胜为大胜，以突出问题的解决带动作风的全面好转。”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人们注意到，中纪委每到重要时间节点出台相关禁令，正在成为一种惯例，也是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具体体现。

常态化意味着作风建设不是一阵风，而是持久战，要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许传智说：“不良风气积习甚深，改起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将重要时间节点连成线，一抓到底，久久为功。”

彻底转变作风 要靠制度保障

彻底转变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最终要靠制度来保障，这是反腐倡廉最为明确的走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进作风常态化的一系列制度——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表示：“只有建立起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让这些制度真正运作起来，才能切实有效地反‘四风’、反腐败，控制公权力滥用，保障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

“随着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将不再有立足之地，进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局面。”姜明安说。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

第五篇：干部考德走向制度化_党建研究_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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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考德走向制度化

时间:2010年06月08日 09时53分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记者 盛若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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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做人讲人品 为官讲官德 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 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德与才，如同干部素质的两根“支柱”，互为依托，缺一不可。相比而言，才不够，可以学；德不行，很难补。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多有佐证。纵观近年来落马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也都是在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

识人难、用人难，往往难在识德上，如何考察干部的德，一直是干部考察中的一大难题。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组部也出台与之配套的地方考核、部门考核、考核等3个考核办法，要求突出重点，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

“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到一个《意见》、三个考核办法，可以看出，“以德为先”的导向越来越鲜明，关于干部德的考评的要求越来越具体，指导精神的操作性也越来越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

各地积极行动起来——

为切实考评好干部的德，今年年初，重庆市出台《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中，采取正向测评、反向调

查、跟踪记实等方式，对全市2354名市管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德的专项考评。

今年4月，河北保定市委出台加强干部队伍政德建设的意见，着力解决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传统美德这“四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加强政德建设的长效机制，逐步将政德建设纳入干部队伍建设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日前，山东济南市委组织部就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德的考察评价，出台实施意见，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德”进行考察评价。

甘肃陇西县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完善德的考评办法，为科学评价干部积极探索途径，创新方法。

全国各地，一场加快领导干部考“德”制度体系构建的“大剧”，已经拉开了“帷幕”。

如何考准考实干部的德

正向测评，讲求综合评德；反向调查，突出熟人问德；全程记德，建立记实档案

长期以来，考评干部往往是德、能、勤、绩、廉一并进行，缺乏对干部的德进行专门考评，且考评内容也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在重庆新出台的考核办法中，这一问题得到高度重视。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表示，新的考核办法采取正向测评和反向调查相结合，从正反两方面对干部的德进行评价印证，从而在制度设计层面有效破解了“考得准、考得实”的难题。所谓正向测评，讲求综合评德。“对党忠诚，与中央、市委保持高度一致，用人五湖四海，处事公道正派”；“慎交友、拒红包、不吃请、不说情、不谋私”„„考核办法从6个方面细化德的正向测评指标，并纳入干部考核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一并设置、测评、计分，由参评人员按照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不了解5个档次对干部德的表现作全面综合评价。

所谓反向调查，突出熟人问德。“看一个干部的德不仅要看正面评价，更要听负面反映。”重庆市委组织部分管负责人介绍，组织部门专设了分类指标，用反向调查方式，向熟悉领导干部情况的人员调查了解干部是否具有某些负面反映，以全面、准确、真实掌握干部的德行。

“什么问题突出就考核什么”——重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行业领导岗位实际，选择当前群众意见最集中、社会反响最强烈的10种负面现象作为评价指标，包括“贯彻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态度不坚决、行动不迅速、措施不落实，怪话气话牢骚话多”、“学风不浓玩风浓，不信马列信迷信，求神拜佛、看相算命，江湖气重书卷气少”等诸多方面，并分别制定区县正职、副职，市级部门正职、副职，高校正职、副职等6套德的反向调查指标体系。

调查中，由调查对象按照无反映无意见、偶尔有议论、社会有反映、群众意见大和不了解等5个档次，分别对干部的德作评价。调查结束后，将调查结果与正向测评结果逐一比对、相互印证，并将最终结果及发现问题反馈干部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和本人。

“德的反向调查法，既有利于干部内敛德行，更有利于通过群众监督，匡扶干部品行、锤炼党性。”在重庆市合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刚看来，这样的考评切中要害，让人服气。

据统计，在2009市管领导干部德的专项考评中，重庆全市共有

4.5万名干部群众参与、对2300多名市管党政干部进行了德的反向调查。

为达到跟踪记实之效，重庆还实行全程记德，实行领导干部德行日常记实制，建立干部德的记实档案，确保干部德的考核日常化、证据化。市委组织部负责建

立全市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记实电子档案，并明确专人负责电子档案的维护、更新和管理，区县、市级部门和高校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记实的主要内容涵盖6个方面：干部德的反向调查结果；干部考评中民主测评结果；干部监督部门掌握的干部违规违纪情况；中央及市委巡视组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获市级以上重要表彰或立功情况；被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和处分情况。

“各地制定的一系列干部考德办法，虽然操作流程不同、制度设计各异，但基本都围绕‘四德’进行，将中央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为考准考实干部德行探了新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

用好德的考评结果

干部德的量化考评结果，不仅是本人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督、评价干部的重要手段

考德结果之高下，最终需要反映在用干部上。“干部德的量化考评结果，不仅是本人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督、评价干部的重要手段，能督促干部不断提高道德品行和个人修养。”刘旭涛认为。

还以重庆为范本。通过正向测评加分、反向调查扣分，重庆对干部德的专向考评结果进行了量化得分。结果表明，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德总体表现良好，在2354名市管党政领导干部中，90分以上的占78.1％，80—90分的占18.4％，80分以下的占3.5％，还有低于60分的。

在结果运用上，重庆动真碰硬。一方面，市委把德的考评结果作为干部选任的首要标准，在领导班子换届（任期）考察和领导干部提拔任职考察中，德的考核低于60分的，不能作为拟提拔人选。另一方面，将德的考评结果计入干部考核得分，作为干部等次确定、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德的考核得分低于85分的，原则上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要求做到德才兼备、提拔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目前，经综合分析考评结果，结合日常掌握的情况，市委已对得分最低的一名县委书记进行了调整。

去年以来，山东省日照市对市管干部普遍进行了一轮“四德”专项考察，共有15名干部因“四德”方面存在问题被谈话提醒，其中7名干部因民意调查结果较差被调离原岗位。“我们对在考察中有不良苗头的干部，都通过与‘一把手’沟通、与干部面谈等形式进行了反馈，多数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转变提高。”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钱焕涛说。陇西县在提拔使用干部时，则对考察中“德”的测评结果成绩排名靠前的干部，在同等情况下优先使用；对民主推荐排名靠前，但“德”的测评排名靠后的，慎重任用；对“德”的测评总分90分以下的，原则上不予任用。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选拔任用方面充分体现考德结果，各地还把德的考评结果作为干部监督管理、教育培养的重要方向，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教育、早提高。比如，重视把德的考评结果反馈考评对象本人，得分较低的由市委组织部直接与干部个别谈话诫勉，逐项指出问题，督促整改提高。

“从各地探索实践看，干部德的考评正逐步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叶笃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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