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各国对避税的态度和措施

第一篇：论各国对避税的态度和措施

论各国对避税的态度和措施

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避税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解除税负的目的。其后果是造成国家收入的直接损失，扩大了利用外资的代价，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使得一国以至于国家社会的收入和分配发生扭曲。

避税有

1、非违法性；

2、低风险、高收益；

3、策划性。

4、反避税性等特征 产生避税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各国的避税的原因都大相径庭

1、利益的驱动。在利益驱动下，纳税人除了在成本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2、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运用、税制要素、征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别，造成了税务的不公平性，给避税行为提供了便利的外在条件。

3、税收法律、法规本身存在漏洞。由于纳税人定义的可变通性、课税对象金额的可调整性、税率的差别性、起征点与各税税收上的优惠政策等，使纳税人的主观避税愿望能够通过对现有政策的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

4、各国各地之间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以改善投资环境为由，出台优惠政策，牺牲税收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避税提供了便利条件。美国的避税态度与措施措施

态度：1970年通过的《税收改革法令》针对纳税人利用外国信托等其它避税和偷漏税活动，制定了相应的条款，该法令取消了以前给予外国信托的各种优惠，如收入分割、延缓课税、积累免税及资本利得减免税。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银行保密法案》，规定对美国纳税人利用外国银行帐户逃税给予严厉惩罚，处以最高为50万美元罚款或5年监禁，或罚款与监禁并罚；要求美国银行，经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就任何一笔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美国财政部报告；要求出入关境的价值5千美元以上的本币和外币以及不记名票据必须通过海关。此外美国政府还向其纳税人避税活动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避税地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减少或取消对非居民的税收优惠。1981年，美国的税政法案等改变了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的税收待遇，使通过分支机构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和通过美国子公司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的税收待遇基本相同。国

会旨在以其所制定的法律废除现有的条约，努力防止外国公司通过条约规避在订有对外国公司减免条款的国家通过建立分支机构等手段进行避税

措施：加强立法控制避税

在美国，“偷税”是指为逃避缴税而恶意地违反法律。纳税人一旦被确认有恶意偷税的企图，就会受到民法和刑法的处罚。其中包括监禁。比较而言，“避税”则被广泛地解释为，除逃税以外的种种使税收最少的技术。人为的避税技术，并不是为了经济或业务的需要，它与偷税紧密相联，通常应得到制止。为挫败这种避税，可对这种人为交易进行调整，使之在经济上更为合理。通常应予以制止的避税技术包括：（1）为避税目的而掌握或利用控股公司和其他实体；（2）公司实体资本不足；（3）不适当地积累公司利润；（4）违背独立核算原则，在有关纳税人之间分配所得和费用

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本国税法中提供的减免税进行避税，美国税法又另行规定：有关纳税人所发生的业务能否享受税收优惠，须经税务当局裁定。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公司改组发生的财产转让涉及外国公司，则必须获得税务当局裁定以决定是否准予免税。通过该项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对避税的控制。

我国对避税的态度及措施

态度：如果一种避税方法在大多数纳税人中盛行，这种避税方法就变得为立法机关、财务当局、法院或其他方面所不容，避税就可以被确认为“不可接受”，甚至会在新的立法中宣布为偷漏税，然而，如果避税是由能够对选举施加重大影响的强大势力集团所实施，就会仍然被归类于可接受的避税。相反，如果避税是由没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选民所为，则可能列入“不可接受”的范围。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执法工作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偷、漏、逃、抗税率违法现象将日趋减少，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违法遭受经济上的处罚和名誉上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届时避税就会成为纳税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并终将成为政府面临挑战的重要方面。措施：

一、对未违法的避税行为进行引导，堵塞漏洞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纳税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税收法规，少纳税款只不过是通过对税收负担的优化选择而实现的，譬如回避征税管辖权、选择低税点、利用

税收优惠待遇等，都属于此，在法律上应当允许。补救的对策只能在实行正确的税收导向，堵塞可能发生的漏洞。比如，对减免期终了的企业，通过分设或更换牌号，重新享受新办企业优惠，税法上应当规定有准许和不准许的明确界限。对新开办的企业，允许其亏损两至三年，过期还未盈利的，按企业所得额进行调整等等，必须有明文规定，以便征纳双方有据可循，共同遵守。

二、对带有欺骗性的避税行为，申明正常交易标准

纳税人的有些行为表面上没有触犯税收法规，但实质上是采取欺诈的手段，有意违反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钻税法的空子，以达到逃避税收的目的。滥用税收协定、转让定价、骗取出口退税等均属于此类。借鉴国际经验，可以针对不同的交易类别，规定”正常交易标准”。

三、要加强国际税收协作

在与国际避税的斗争中，面对在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活动的对手，许多国家逐渐认识到，仅靠本国的力量，单枪匹马去禁止，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只有通过加强政府间的双边合作和开展更广泛的多边合作，组成反国际避税同盟，协同行动，才有可能在这场避税与反避税的长期较量中取得胜利。

在国与国税收协定中，要规定防范滥用协定的条款，明确调整联属企业应税所得的具体程序，并加强税收情报的交流。要注意的是，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税收政策目标的不同，反避税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我国对外缔结税收协定时，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

第二篇：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解琳琳

摘要：鲁晋地区曾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突出地区，义和团时期，毓贤曾经先后任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其中在任职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义和团的所做所为呈现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矛盾的。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

持，对洋教痛恨至极，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的思想变化是随着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官民阶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毓贤招抚义和团洋教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了在中国的新一轮掠夺。清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一再的纵容与妥协。割地、赔款、在华建设教堂等一系列深深的震撼了爱国人士的心灵。特别是一再饱受外国传教士剥削的农民阶层成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对象。而山东作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据点，阶级矛盾更加格外凸显尖锐。

当时，对帝国主义“仇教”的态度占据着上风，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等一部分官员在内，作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典型代表，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其作为封建官吏的代表人物行为上在进程中矛盾而变化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更深深的影响这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态势。

一、毓贤简介及在义和团初期其围剿的政策

毓贤（？—1901年）字佐臣，监生出身。清末汉军正黄旗人。毓贤的主要活动是在光绪年间进行的。光绪五年，毓贤由选用同知报捐知府，光绪十五年，委署山东曹州知府，鲁南曹州府属一带，向来是经常发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方，“曹故多盗，毓贤抵任后，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两千余人。”［1］光绪十七年由巡抚张曜奏荐得以实授，并盛赞其“讲求吏治，整顿捕务，署任两年，民怀吏畏”的政绩，［2］随后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九月来京陛见。十月巡抚李秉衡以节交霜降，黄河各工俱庆安澜，追陈毓贤在兖沂曹济道任内出力，得旨交部优叙。二十四年巡抚张汝梅以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奏署山东布政使，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旋授山东巡抚。”［3］

特别提出的是，毓贤本是所谓的“果于杀戮捕务”的屠夫，［4］在毓贤任职山东按察使的光绪二十二年，他坚决执行朝廷的旨意，积极镇压大刀会的反抗组织活动，命令“将首要各犯捉获就地正法，余令归家，不准再习，限一月内各向各官具结报明，否则大兵压境，按户搜查，如一查出，即与首犯同罪”，［5］残忍无情，并杀害了会首刘士端等。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毓贤以“善治盗，不惮斩戮”［6］取得了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了他得以晋升山东巡抚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时期的毓贤不遗余力的镇压着山东义和拳的反洋教组织斗争，与义和拳民不共戴天。

二、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具体变化过程

随着义和拳运动规模的不断高涨，毓贤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拳民的态度时剿时抚，暴露了他对义和拳态度，极度缺乏着稳定性。可以说毓贤的行为是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他是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代言人，他对义和团并不是完全丧失人性的屠害，而是利用他的封建思想这把尺度在丈量着其范畴。他不会允许任何一种僭越封建统治的组织凌驾于皇权之上，并对其发起挑战。但又对义和拳这种深受洋教侵害的百姓有些同情。他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7］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加以迫害镇压，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率众起事，造成了抗击官兵的事实，不加以处置，不利于他在山东范围的统治，也无法向清政府做出有力的交代。但同时毓贤又如实的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平民屡被教民遇害事科罚不平”，［8］故起意纠众“滋闹”。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主张一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是不同的。

可以说毓贤是清政府思想政策的发言人，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奴才，他的某些行为与清朝统治者存在着密切可观的联系。当义和团组织的锋芒刺痛了清政府的权力底线时，毓贤便会毫无顾忌的愤然起身，把刺枪对准他们，加以残酷镇压。他对义和团态度的两重性，即是清政府态度的两重性，仇视洋教势力，害怕洋教势力侵犯到他们封建统治阶层的权力范围，同时又时刻敌视着劳动人民大众，与人民处于对立的阶级立场上，从根本上害怕人民的反抗会危机封建统治的自身利益，所以随时遏制他们随时爆发而起的反清朝统治范围的运动。毓贤对义和团所执行的态度不是单纯的一味的剿杀，也不是心平气和的去招抚，而是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态度。他曾在递交张汝梅的禀报中，一面宣称“并无大刀会滋扰情事”，［9］一面强烈指责德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说他们“偏袒”不法教民，致使许多入教者“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10］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之位，此时正是戊戌变法后西太后慈禧鼓励各地兴办保甲团练之际，而此时的山东义和拳又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形式上可谓是公开承认了义和团，他将“团”与“匪”区分开来，他公开宣称：“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11］同时义和团组织对洋教势力丝毫没有屈服，反而加大了与洋教势力斗争到底的热情。列强对毓贤的态度不满，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毓贤回京陛见。毓贤一面申称：“闹教生事”的“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12］委婉地为其招抚拳民政策辩护；一面进而提出：“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限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13］隐约可以看出毓贤表达了希望可以利用义和拳对抗洋人的思想。毓贤在回京之后与朝中实权派人物宣讲拳民忠勇可用之处，并且得到了端郡、载勋、刚毅等的支持。随后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出任山西巡抚。

三、毓贤对洋教的痛恨及举措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加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组成了侵华联军，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利益被这帮中国军民所剿杀，借口保护教堂和教民，纷纷进入使馆区，并短时间内陆续增兵，以此扩大侵华的规模。五月二十日，慈禧召见群臣，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有人讲伪造的一份“勒

令慈禧归政光绪”的洋人照会送达大学士荣禄，荣禄于次日呈交慈禧，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慈禧是不会向任何他损伤自己清朝统治最终大权的势力妥协的，“今日开衅在彼，国亡在目前，若意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14］这一行动激化了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矛盾，使慈禧确立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思想。同时慈禧的态度更加膨胀了毓贤对洋教势力的行动野心，这就坚定了他放纵义和团和“杀洋灭教”的思想及行为，使得毓贤更加迎合慈禧的心意去行事。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15］表达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的决心。［16］

在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表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将义和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谕，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统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17］毓贤自称是义和团的大首领，又隆重接见了从榆次来省城的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姜晋华，“大师兄出入抚署，无敢阻之者”。［18］同时毓贤也采取了“杀教”的行动。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写到：“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19］六月十八日。毓贤派巡捕率领兵丁，会同省城义和团，包围太原头道巷，二道巷的李家、樊家两院，杀死天主教中国教徒李泽华等78人。

四、对毓贤对义和团运动的综合评价

可以说毓贤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洋教势力的渗透对毓贤作为封建官绅在权力上的僭越。这种外来的“异端”势力对毓贤构成了挑战。众多的中国教民冲着给予他们希望的教会寻求希望与寄托，而教民的管辖权则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可以说洋教势力是完全脱离于封建王朝的一种异己文明，他们的存在对保守封建思想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天敌，在对抗外来殖民势力的战线上，毓贤便选择了与义和团运动组织站在同一个壁垒里。

毓贤对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爱国心的，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统治阶级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而封建官僚尾随着这种态度的变化，他的立场是处于清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他既是清政府对外行使权力的直接授予者，又是桁架于普通百姓的父母官，他的面前可以直生生的看到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的感官随时可以感受到百姓面对洋教迫害所遭遇的一切。他不愿意看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不法横行，尽管他的思想受的是封建正统与妄自尊大的传统束缚，但是民族的自尊心依然能够表现出来。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普通的百姓不同，却客观上却符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总体目标的。

毓贤从自身行为上纵容过义和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注定了在反复无常以自身利益为重的清政府对待毓贤同样是以利益为前提的。使得毓贤在帝国主义大肆入侵后，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持，既是取决于自身前途利益的发展点，又是取决于西太后慈禧当权者反复无常的需要。在态度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是非观，始终处于一个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立场位置。这也肯定了毓贤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注定是悲剧的。

注释：

［1］日本佐源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第一册.第262页.［2］［3］［4］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11.01.卷62.［5］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02.01第一版.第3分册.第184页.［6］清史稿.毓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08.01.卷465.第12757页.［8］［9］［10］［12］［13］义和团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90.07.01.41页.第13页.第40页.［11］金梁：四朝轶闻.复东印刷局.1936.09.01.第23页.［15］［16］（清）许指严：十叶野闻.中华书局.2007.04.01.［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记事.上海出版社.2000.06.01.［18］罗敦曧：拳变馀闻.中华书局.2009.01.01.［19］义和团

（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2.01.第501—502页.参考文献

［1］山东近现代史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2］李文海：义和团运动史实要录，齐鲁书社1986第一版。

［3］卞修跃：义和团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4］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著：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5］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第三篇：经济全球化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

经济全球化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

摘要：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以严厉的惩罚机制来对治国际避税。但同时对于国际避税的概念和法律性质各国学者众说纷纭，在对其法律性质不甚明确的时候，以惩罚机制来对治避税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以国际避税的后果为标准来进行国际合作，进而国际反避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一员，尤其是我国在 2001 年 11 月 20 日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增加，国际避税这一话题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在国人面前。关键字：国际避税;法律性质;反避税 现方式 存在原因 措施国际避税是国内避税在地域范围上的延伸。跨越国界的避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制度，其影响跨越避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制度，其影响跨越了国界，不仅影响有关国家的税收财政收益，而且还影响跨国纳税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税收公平。因此，研究国际避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避税概述所谓避税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作适当的财务计划，以达到避税的目的。而国际避税(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是指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缺陷，通过变更其生产经营地点、经营规模以及人和财产跨国界的流动等方法来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规避税负的行为。国际避税与国际逃税都是为了规避税收，减少成本，但它与国际逃税又有不同，国际逃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不足和漏洞，采取一些非法手段逃避应纳的税款。它与国内避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避税实际上是国内避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们都是通过一定手段来实现避税这一目的。但是，由于国际避税行为主体是跨国纳税人，它的避税行为不仅跨越了国境，而且一般都涉及到两个及其以上国家的税务机关，而由于各国的税收制度不尽相同，所以有关国家的任何一方往往都很难杜绝。因此，国际避税较之国内避税和涉外企业避税更为复杂，矛盾更突出。

二、国际避税的表现方式及存在原因国际避税的主要表现方式有转移定价避税，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和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其中，转移定价是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所采取的一种避税策略，又称转移价格、调拨价格或者内部价格等。它是指在跨国公司内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内

部价格相互流通商品、劳务、技术，通过高进低出的形式，将部分所得收入从高税负国转向低税负国，以达到降低跨国公司总体财政负担的目的。简单地说，转让定价就是利润在集团内部的一种流动手段。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集团内部使用范围广、隐蔽性强、操作较为容易的一种避税方式。首先，提供劳务、转让专利中的转让定价。集团内部企业之间提供劳务、转让专利权，在支付或收取相关费用时，利用定价的高低，把收入和利润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达到避税的目的。其次，贷款业务中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通过制定有区别的贷款利率，将利润从高税负国向低税负国转移，比如处于低税负国或避税地的母公司为了使在高税负国的子公司的经营收入减少，故意提高贷款利率，以增加子公司的产品成本，达到子公司少纳税的目的。再次，租赁业务中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通过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的租赁来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其方法之一是肆意制定租金价格进行避税，而另一种是利用国家或地区间折旧制度的差别来进行避税。上述中提及的国际避税地避税是国际避税又一表现形式，国际避税地一般是指对财产和所得收入不征税或虽征税但税率相当低，可以被人们借以进行所得税或财产税国际避税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首先虚设机构避税。跨国公司通过在避税地建立空壳公司，开展虚假的经营业务，借助转移定价手段，向避税地转移高税负国的分公司营业利润和所得，以逃避居住国的高税负。其次，信托避税。如果跨国公司在高税国拥有某些能产生利润的资本，为了减轻在高税国的所得税税负，就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将这笔财产转移到避税地区，从而避免在高税国的即期纳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它有效地抵制了国际双重征税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国家间缔结税收协定特别是双边税收协定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有效途径。签订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双方均要做出相应的自我约束和妥协，才能形成对缔约国双方居民都适用的优惠条款，特别是在商业贸易中的一些税收优惠条款。

国际避税存在的主观原因是跨国纳税人具有趋利避税的强烈欲望。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避税，精心研究有关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利用各国税收上的种种差异来减轻税负，并且跨国纳税人也具有一定的避税技巧和税收法律知识。客观上，各国税收制度的不同，为跨国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条件。例如，当今世界各国的税负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高税负国家的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30%甚至更多，中等税负国税收总额一般占到 20%～30%，而低税负国家和地区税收总额只被控制在 20%以下。各国税收管辖权选择和使用的不同，使纳税人能够利用这种漏洞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成为可能；各国税收管理部门为避免国际重复征税而制定的不同措施也可能导致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各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的差异也为国际避税创造了条件；各国税收优惠措施的差别提供了很多为跨国纳税人减轻和消除税负的良机；国际间还存在着多种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差别，跨国纳税人也可以利用其中的漏洞为避税服务等等。

三、国际避税的对治措施

(一)加强反国际避税的国际合作

国际避税必然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因此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国际避税问题的，这需要有关国家之间的真诚合作。各国应积极签订和利用税收协定，做好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征管: 设置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条款，缔约国税务当局加强合作，互通关于跨国公司的情报，利用税收协定专门条款对纳税人在东道国遇到税收争端提供帮助，共同对跨国纳税人实施控管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各国在征管制度上应建立起一个健全、高效的管理机制，以确保反避税立法意图的实现。各国应加快国际税收协定的签署工作，形成防范跨国公司避税的协定网络，这类协定的内容包括: 关联企业国际税务准则、相互配 合与协调规范、情报交换等。由此，从双边协定逐渐扩大到多边协定，最终形成世界性的多边协定。同时，应制定出一套防止滥用国际税收协定的措施，明确规定协定条 款、协定国之间的情报交换和调查配合的具体程序(二)加强和完善涉外税收立法要开展反避税工作，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因此各个国家必须制定一套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反避税法规。在税法中增加反避税条款，以做到有法可依，不给纳税人以可乘之机;实行评估所得征税制度。许多国家在国内税法中都采取了评估所得征税制度，当跨国公司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或者因为经 营活动的 复杂性，难 以计 算所得额时，税务机关利用国内税法评估所得征税，此举目的是为了防止跨国 公司利 用 不准 确 的 成 本、费 用逃 避 税负。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 首次出现反避税地避税条款，与旧的企业所得税法相比，一个亮点就是增加了“ 特别纳税调整 ”一章①，一系列全新的反避税地避税利用海外受控公司将利润囤积海外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 是吸引外资众多的东道国，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加，出现了外资企业大面积亏损，外资却不断增加的怪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是跨国公司国际避税的主要受害国。(三)建立反避税信息资料库，减少避税成本列举避税地国家和地区或确定判定标准，降低 反避税调查的成本。从国外情况看，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都有列举出一定数量的避税港②。而更多的国家则以规定的税率为标准来判定避税港③。因此各国也应国家和地区或确定判定标准，在确定了避税地范围，建立列举作为避税地的了相关反避税信息资料库后，可缩小范围集中力量打击避税活动。此外，在国与国税收协定中，增加国际反避税合作相关条款和防范滥用协定的条款，细化调整跨国企业所得的程序，并加强税收情报的交流，对减少政府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降低反避税调查成本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四)确认纳税人的报告义务和举证义务报告和举证是反避税工作顺利开展必须要妥善解决的问题，通常举

证应该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反避税调查中，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对关于该企业的信息的占有是不对称的，税务机关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或者根本无法获取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对已经体现出来的异常情况或者逻辑上矛盾的地方(比如一直亏损却不断扩大投资)作出合理的说明，即 企业必须 承担举证义务。事实上，为了使税务当局能及时掌握与纳税人有关的涉及纳税义务的经营情况，许多国家在其税收立法中都特别规定纳税人必须就其纳税有关事项向税务当局有报告的义务。我国也不例外，对于反避税而言，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企业必须就其关联交易向主管税务当局报告，充分利用税收协定，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交流。总之，税收制度是一国重要的经济制度，也是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各国不能也不敢容忍国际避税行为的泛滥，否则，其后果必然导致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整个国际社会欺诈盛行，公平与正义远去。在经济生活日益发达的今天，纳税人通过各种商业安排追求自身税负的减轻本无可厚非，而如何在私法自治与公共利益之间趋向平衡，就成了政府管理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刘晓静、王志云.国际避税的方式及反避税措施[J].科技信息，2006 年第 5 期 刘东涛.浅议国际避税及其防范[J].商场现代化，2009 年第 8 期

.张杰、莫燕.反国际避税措施的借鉴与完善[J].社会科学家，2005 年第 S1 期陈清秀． 税法总论［M］． 台北: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曹建明，陈治东． 国际经济法专论(第六卷)［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16．

第四篇：各国对工业设计的定义

各国对工业设计的定义：

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

 美国工业设计协会：工业设计是一项专门的服务性工作，为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的利益而对产品和产品系列的外形、功能和使用价值进行优选。

 我国：工业设计，又称工业产品设计学，是一门综合性将工业产品加以美化与功能化的学科。用以增加顾客的购买欲望，达到生产者的销售目的。

 我们理解：就批量生产的工业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工业设计。

第五篇：各国领导人中英对译

欧洲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Dmitri Medvedev 俄罗斯总理：普京 Putin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Lukashenko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 “Nick” Clegg 法国总统: 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 George Papandreou 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Hu Jintao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Ma Ying-jeou 中国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 Donald Tsang Yam-kuen 中国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Fernando Chui Sai On 韩国总统 :李明博 Lee Myung-Bak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Kim Jong Il 日本首相：菅直人 Naoto Kan 印度总理：辛格 Singh 泰国总理：英拉 Yingluck（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Lee Hsien Loong 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 Benigno Aquino III 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 Mahmoud Abbas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ud Ahmadi-Nejad 非洲

埃及代理总统：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 Mohamed Hussein Tantawi 埃及前任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Mohamed Hosni Mubarak 埃塞俄比亚总统：吉尔马·沃尔德·乔治斯 Girma Wolde Giorgis 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 Omar Muammar al-Gaddafi 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 Mwai Kibaki 索马里总统：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 Sheikh Sharif Sheikh Ahmed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 Jacob Zuma 美洲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乔”·拜登 Joseph “Joe” Biden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Raul Castro Ruz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an Pinera 海地总统：勒内·普雷瓦尔 Rene Preval 大洋洲

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 Julia Gillard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John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