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控股分析论文

第一篇：我国金融控股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作为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金融控股公司已成为我国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竞相探索与实践的重点。但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潜藏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法律支持 监管体制 立法完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在组织形式和业务运作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的大型金融组织——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成为金融业的热点。处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巨大变革的影响，金融控股公司也成为我国金融企业以及非金融企业竞相进行创新探索和实践领域。在目前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如何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集团化经营，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不仅是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亟待研究的一项重大的课题，也需要从法律角度探讨这一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与应对之策，为其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法制空间。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法》创设的，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终体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趋于终结，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大型金融集团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个控制权下面所受监管的实体明显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从事两种以上的业务。”根据巴塞尔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这一界定标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者。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中信、光大、平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等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已逐步放开政策之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而开始松动。如在尚无正式立法的情况下，针对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组织所引发的监管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行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规定。该备忘录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在我国当前法律明确规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且短期内改变立法成本太高的现实状况下，金融控股公司为实现金融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平台。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一方面又必须应对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全程式服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兼顾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中间过渡平台。”

金融控股公司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从现实来看，由于法律对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尚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本环境，目前出现的所谓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这一词，2002年2月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就经历了我国在相关法律上尚无“金融控股公司”一词的困境。中信最终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国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国中信控股公司”。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我国金融法制提出严峻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灰色地带不仅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的空白与缺陷，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长此下去，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

（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是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防止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束手无策。那么，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极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日后会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给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埋下隐患。以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例，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仅直接违反国际通行的“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者通过发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从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由于其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德隆事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意识到对我国当前不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监管的紧迫性。除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类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当集团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时，亦将导致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牵连集团其他单位。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若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旦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秩序与安全。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规范、有序地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已摆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需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筹划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战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不仅是迎接金融全球化，实现金融创新的要求，也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涉及到《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因而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目前金融立法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法律主要是采取按机构分别立法为主线的方式。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是基本以机构监管为主线，按照上述立法方式，要对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说需要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这是遵循立法惯例，保持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金融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相互衔接与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从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也应当采用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必要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更能够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法律主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与关系进行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实现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立法目标。

但在具体的立法步骤上，就现阶段而言，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金融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全面制定较高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考虑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先行制定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也可借鉴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制定，制定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视条件成熟再制定完备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二篇：我国金融领域问题分析论文

内容预览：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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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一、公司概况

法定中文名称：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Financial Street Holding Co.,Ltd.法定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北座5层

董事长：王功伟

注册资本：29,471.28万元

二、公司的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新技术及产品项目投资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停车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等。

三、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金融街区域的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开发和综合管理。

四、控股股东变更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5月23日公司与金融街集团进行了整体资产置换；2000年5月24日，华西包装集团公司办理了将其所持4869.15万股公司国有法人股全部转让给金融街集团的股权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完成后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金融街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国有法人股。2000年6月26日选举产生了新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自2000年8月8日起，公司更名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简称由“重庆华亚”更名为“金融街”；2001年4月公司将注册地由重庆市迁至北京市。2002年公司实施了A股增发方案，因增发新股，公司总股本由125,906,400股变更为147,356,400股。公司于2003年4月16日，实施了200210转10公积金转赠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4,712,800股。

第四篇：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效率论文

［摘 要］ 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生产性资金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当前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制约了中国金融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障碍。提高中国农村金融，包括民间金融的运行效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农村民间金融；金融效率；农户；农村中小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央银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 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 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 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 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 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而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货币的演变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观效率贡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效率体现为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1.融资交易效率。融资效率高低是影响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对融资的交易效率评价，可从融资成本、融资机制的规范度和融资主体的自由度来衡量。融资成本是企业筹措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也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进行资本筹措的重要依据。资金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高融资成本（相对于具有相似风险性项目的竞争性市场收益而言）和资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发达。解决金融不发达的问题可以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带来好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别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温·H·尼夫，2005）。在债务融资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管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难以合法地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机制的规范度体现了资金市场的成熟度。机制规范的资金市场融资渠道多、风险小、效率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中，民间金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所有其他的融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外界约束的程度，这种约束包括法律上的、规章制度上的和体制上的，约束与自由度成反比，与融资效率成反向关系。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曾特别强调资本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GDp的增长重要得多。

2.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民间金融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为最终借款者和最终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将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单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单位转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贯彻这一功能时，其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并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储蓄（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1988）。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正适应了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需求（彭兴韵，2002）。

3.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贸易和服务交换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效率。金融体系的绩效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决策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融资难度大小对一个经济体内资本形成的数量和类型关联度较大。在动态的、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盈利与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高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相对紧缺的国家而言，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欠发达的金融系统一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与资源浪费并存，投资效率不高（沈坤荣、孙文杰，2004）。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保持金融资源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实现支付、为积累财富的投资提供便利、为可行的新项目提供融资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来体现其效率，其产生和发展弥补了现有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

4.资金配置效率。资金配置效率包括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资金配置效率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上供应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务价格的灵活性。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两个主要渠道，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资本形成的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进储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资金的充分流动是资金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必要条件。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增值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广谦，1997）。在农村，由于投资渠道少，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民间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适应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需求，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二）微观效率贡献

金融的微观效率是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体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

1.降低营运成本。民间金融能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规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满足。这些受配给的农户和企业为了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进行融资。通常，正规金融与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连，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农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较小，从单项交易看，正规金融机构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额信贷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而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效率的提高可以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人品等情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踪管理成本低下，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效率的提高还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反映出来（崔慧霞，2005）。

2.动员储蓄。动员储蓄意味着将资金从众多小额储蓄者处聚集起来，用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一般而言，在动员储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成本：一是从小额储蓄者处集中储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成本。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意会型知识。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总体而言，目前民间借贷涉及的恶性事件和风险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在动员民间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资本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形态而存在，运用市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供给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组织系统，有效创造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缓解资本压力的基础。相关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间金融的运作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传统型制度环境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即信任关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机制为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跨越这些社会网络关系的界限后，民间金融将难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刘会荪、李汉铃、冯兴元，2005）。市场收集信息花费的成本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产权的明晰程度。产权越明晰，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

农村民间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供给者）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着信息优势，表现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农户、农村中小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直接到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其经营活动中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构提供。

4.改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s），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而新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的出现，通常是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只要求金融中介机构来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其他金融组织、服务与金融工具的需求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有能力并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场也越发达和活跃（崔慧霞，2005）。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实行有奖储蓄等方法吸引储蓄，改进了服务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包括服务时间的延长、取消午间休息。在农村地区,民间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四、民间金融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制度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最大问题在于其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受到融资管制、体制管制等方面的影响,发展缓慢。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民间金融效率比正规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目前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之间在规模与利率上都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现实中，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非常适合小规模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减少对民间金融的约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谨凯、单春红,2003）。

（二）融资渠道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内源性的融资为主，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较小，资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剂短期资金的余缺，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乡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但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包括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诱发替代式的民间融资途径，进而扭曲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链条的供给能力，是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依赖短期融资即“借短用长”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容易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路线几乎都是“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经营活动中始终面临着资产结构上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优化平衡问题。

（三）基础制约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资源配置作用，但总体而言，它们的金融服务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业务开展缓慢，金融市场非规范运行，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风险积累，市场机制发育不快等是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础约束。

五、结论

2004年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中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正名”。通过笔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将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条件。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民间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从效率与规模关系上看，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效率高的市场将形成更多的资本，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吻合的。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筹集更多的资本。

5.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6.中国的非组织民间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仅仅靠取缔地下金融实现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中国贸促会广州市分会会务信息部2005-10-24http://www.xiexiebang.com/servlet/infosystem.news。

②佚名：《中国金融》2006年第6期。

③张帆：《农村金融改革应凸现竞争性》、《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日。

第五篇：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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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世界，形成引人注目的经济景观和潮流。作为一种趋势，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金融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此时，我们该如何进行金融体制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并将金融风险控制到最小，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通道。当代发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将突破国界在全球铺开，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同质性进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亦为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金融创新活动。这既包括制度的创新，又包括工具的创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创新、股权衍生工具的创新等等。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方面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GDp总和的20％。应该说，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二元效应。

金融全球化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中，同时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出于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体现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比较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矛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第四，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二、中国金融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二元效应有助于我们形成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为了将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当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依然离所需甚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效益急剧下滑。1996年，国有四大银行净资产利润率只有5．5％，这一指标不但低于国内其他非国有银行，更远低于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而正是银行不良贷款及低收益率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的竞争力问题较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众所周知，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是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各自资产总额都在10000亿元以上，合计10万亿元。而在证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约为3500亿元，规模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资产仅有300亿元左右。如果再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相差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随着跨国大型投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资本市场，以国内现有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是无法与其比肩相争的，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创新乏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

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

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三)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存在突出问题。

从中国金融业的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风险控制及产权问题上，尚未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最终解决，金融业仍然不按商业法则运营，在同具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竞争中就难以获胜。

从外部监管看，首先表现为金融法规建设滞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极为缺乏。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而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其次，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证券监督权力分散。从中央管理层角度看，虽然中国证监会是主要监管部门，但包括财政部、央行、计委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对市场拥有较强的干预能力。从地方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证券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有时仍会干预证券机构的运营。这就产生了对证券监管的统一协调问题。其二，监管部门缺少评价考核金融机构市场风险的标准，对异常金融变动缺乏及时的预警定位和风险处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金融开放之后，很难监管全球化下各类金融机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再次，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我们须对少数外资金融机构为逐利而利用监管缺陷违规操作的可能性保持相当的警惕。另外，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短期游资定会大量进入，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的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科学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外资金融机构和短期游资进行动态监管，防范所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三、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

(一)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首先，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必须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向入手：

(1)外部治理。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外部治理，就是要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必须尽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银行(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由于两者产权同构，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遵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既是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立足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前提。如果不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无法在微观制度层面根本解决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第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其结果，不但企业的依赖性变本加厉，银行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减小。因此，当务之急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工作重心从被动的对企业进行“救火”，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宏观对金融运行进行调节。

(2)内部治理。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其意义有二：第一，从表层看，有助于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其二，从深层次看，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为此，我们要加快国有银行产权重组进程，充分吸纳社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建立公司法人产权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银行才有条件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实际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其次，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金融业竞争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将其推向并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体制外的竞争，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大大减慢，缺少真正的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体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深化的重中之重。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可通过组建产权明确、内部风险约束机制完善的股份制民营银行，来专事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服务。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培育金融业规模竞争力。培育金融业的规模竞争力，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股市融资，一个是资产重组。股市融资主要是凭借股权来融通资本。对于已上市的、符合条件的证券机构，可从制度上为其创造增资扩股的条件；对于未上市的、符合条件的证券机构，也应尽早上市。通过增资扩股和上市，证券机构可获得资本市场的巨大支持，从而解决资产质量和资本金问题。资产重组主要指对现有证券机构的一种资源整合。对于实力较强的全国性证券机构和区域性证券机构，要鼓励强强联合，寻求集团化发展模式，通过相互参股打通以市场为纽带的联合通道。对于中小证券机构，除了可考虑相互合并之外，具有特色和专长的机构很可能以出售、换股等方式被吸收到大的证券机构之中，补充并壮大其竞争优势。当然，在证券业的资产整合过程中，必须相应提高证券机构的管理水平，遵循市场规律，要把提高竞争力作为根本目的。否则，重组过程很可能蜕变成一种行政命令式的盲目扩张。

(二)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转变。今后，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要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加强调控的有效性上来。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消除歧视性政策，放宽市场进入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监管原则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展开充分竞争，鼓励合法金融创新。对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要依法规范和治理。政府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次，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为此，必须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改革步伐，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当前，金融机构的创新突破口应主要

围绕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和金融电子信息化展开。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三)加强对金融业的综合监管。

金融业的综合监管是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有机统一。首先，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1)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机制。金融机构需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要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2)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加强金融业的自律建设，一是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二是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具体而言，在银行业，要加强银行同业协会的职能，充分发挥其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在证券业，要加强证券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在公平竞争、信息共享、风险防范和仲裁等方面的协调职能。

其次，加强对金融业的外部约束。(1)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第一，完善金融立法。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领域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目前迫切需要出台《信托法》、《期货法》和《外汇法)等急需的专门法律，以便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并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一起构筑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主干。第二，强化金融执法。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要赋予央行及证监会与其职责真正相称的权力。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软环境。(2)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是确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国，实行金融风险预警，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主要包括：A．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际上规定，如果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5％则被视为危险的信号；B．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如果短期外债过多，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两者之比为100：20)，极易引发金融危机；C．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控制在10％以内较为安全。D．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根据《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以上，核心资本应达到4％以上；E．股指和股价波动。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快速上扬，明显脱离实际经济的真实水平，预示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泡沫；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下跌，则易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财富缩水。危机处理机制是化解危机、减小损失的最后防线。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第一，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第二，要提高呆帐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四，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第五，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应提供紧急资金援助。

(3)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思路，一是要加强与跨过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及时进行信息沟通，按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并表监管，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二是针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视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三是鉴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跟不上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中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融全球化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供了有益的警示，提醒我们应该谨慎设计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战略。惟其如此，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才可能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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