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管理办法

第一篇：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管理办法

企业文化管理办法

创新；

（二）各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具体分管企业文化建设实施工作，提出企业文化落实的具体工作思路和工作要求；

（三）各公司其他高管人员组织分管子公司、部门企业文化的落实。

（三）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与企业文化的一致性、企业品牌的社会影响；

（四）与企业并购重组各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度；

（五）员工满意度。

第二篇：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一、公司概况

法定中文名称：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Financial Street Holding Co.,Ltd.法定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北座5层

董事长：王功伟

注册资本：29,471.28万元

二、公司的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新技术及产品项目投资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停车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等。

三、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金融街区域的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开发和综合管理。

四、控股股东变更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5月23日公司与金融街集团进行了整体资产置换；2000年5月24日，华西包装集团公司办理了将其所持4869.15万股公司国有法人股全部转让给金融街集团的股权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完成后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金融街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国有法人股。2000年6月26日选举产生了新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自2000年8月8日起，公司更名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简称由“重庆华亚”更名为“金融街”；2001年4月公司将注册地由重庆市迁至北京市。2002年公司实施了A股增发方案，因增发新股，公司总股本由125,906,400股变更为147,356,400股。公司于2003年4月16日，实施了200210转10公积金转赠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4,712,800股。

第三篇：金融街控股发布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

金融街控股发布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

8月3日，以商务地产开发和区域运营为主营业务的金融街控股正式发布其商务地产全国服务体系，这套被称为“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的系统涵盖了资产管理、写字楼商务服务及物业和生活服务的全范畴。在其背后，则是金融街控股力图继续扩大其商务地产版图，打造商务地产领军企业的庞大计划。

近两年，金融街控股连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销售额，2012年全年完成205亿签约金额，同比增长近60%，其中商务地产销售接近百亿，这一数据，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

“我们一直在思考，房地产行业也应该像电器、汽车这类行业一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为终端用户提供便捷、贴心的办公及生活服务，‘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就是在这种思考下应运而生的，应该说是首个基于商务地产的售后服务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更好地服务客户，与客户彼此信任、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成为真正的同路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洪如是说。

提升实用性 凸显增值力

具体而言，所谓4C即指四个服务中心——商务服务中心、资产管理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和物业服务中心。金融街控股希望通过这四个服务中心的建设，为其未来商务地产产品客户，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类客户的精细化需要提供全面的服务。

“C就是英文center的缩写，在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中即指以客户服务为中心。”金融街控股副总经理王志刚表示，“公司将以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这四个服务中心，包括统一的形象、统一的前台接待、统一的客户服务热线、统一的基本服务标准。这是突破过往整售型写字楼的开发经验，为中小企业类客户而准备的。在使用方面，它有助于提升办公人群商务和生活的舒适性；在投资价值方面，统一的管理和售后体系，也必将凸显出超越同类型写字楼的资产增值能力。”

“我们希望通过对中小企业客户市场的开发，进一步巩固我们在商务地产领域的领军地位。”王志刚表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以写字楼及其综合体为主的商务地产销售，依旧将是公司业绩的主要来源，贡献率将长期维持在70%左右。

4C体系试运行 助力天津金融街

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将首先在天津金融街（南开）中心项目中试运行。而今后，这一标准也将广泛应用于该公司打造的非定制化写字楼产品中。

金融街天津置业营销副总经理李亮说，“公司之所以会把首个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落位在天津金融街（南开）中心，是因为天津的商务地产竞争非常激烈，要在市场中突围，就必须在产品打造上下更多功夫。”李亮介绍说，金融街（南开）中心是继长江以北第一高楼——天津环球金融中心之后，金融街在天津打造的又一心血之作，以45万平方米体量，集洋房、高端公寓、国际甲级写字楼为一体的南京路首席商务地标。

吕洪说：“今天的金融街（南开）中心4C资产管理服务体系发布，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未来，金融街控股将不断结合客户需求，努力为市场、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商务地产产品，为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篇：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 专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中国证监会河北证监局于2010年6月7日至8日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2010年7月23日向我公司印发了《关于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令改正决定书》，指出了我公司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财务处理、持续经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要求我公司管理层针对存在问题逐项落实整改措施、时间、责任人等内容，写出书面整改报告予以公开披露，整改报告《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我公司收到《责令改正通.

第五篇：我国金融控股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作为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金融控股公司已成为我国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竞相探索与实践的重点。但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潜藏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法律支持 监管体制 立法完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在组织形式和业务运作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的大型金融组织——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成为金融业的热点。处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巨大变革的影响，金融控股公司也成为我国金融企业以及非金融企业竞相进行创新探索和实践领域。在目前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如何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集团化经营，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不仅是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亟待研究的一项重大的课题，也需要从法律角度探讨这一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与应对之策，为其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法制空间。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法》创设的，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终体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趋于终结，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大型金融集团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个控制权下面所受监管的实体明显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从事两种以上的业务。”根据巴塞尔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这一界定标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者。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中信、光大、平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等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已逐步放开政策之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而开始松动。如在尚无正式立法的情况下，针对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组织所引发的监管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行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规定。该备忘录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在我国当前法律明确规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且短期内改变立法成本太高的现实状况下，金融控股公司为实现金融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平台。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一方面又必须应对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全程式服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兼顾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中间过渡平台。”

金融控股公司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从现实来看，由于法律对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尚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本环境，目前出现的所谓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这一词，2002年2月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就经历了我国在相关法律上尚无“金融控股公司”一词的困境。中信最终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国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国中信控股公司”。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我国金融法制提出严峻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灰色地带不仅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的空白与缺陷，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长此下去，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

（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是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防止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束手无策。那么，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极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日后会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给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埋下隐患。以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例，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仅直接违反国际通行的“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者通过发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从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由于其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德隆事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意识到对我国当前不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监管的紧迫性。除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类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当集团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时，亦将导致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牵连集团其他单位。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若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旦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秩序与安全。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规范、有序地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已摆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需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筹划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战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不仅是迎接金融全球化，实现金融创新的要求，也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涉及到《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因而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目前金融立法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法律主要是采取按机构分别立法为主线的方式。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是基本以机构监管为主线，按照上述立法方式，要对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说需要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这是遵循立法惯例，保持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金融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相互衔接与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从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也应当采用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必要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更能够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法律主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与关系进行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实现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立法目标。

但在具体的立法步骤上，就现阶段而言，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金融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全面制定较高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考虑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先行制定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也可借鉴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制定，制定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视条件成熟再制定完备的金融控股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