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0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5篇）

第一篇：2011080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办

理销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发布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司法局

文号：[94]沪检办135号

发布日期：1994年11月24日

生效日期：1994年11月2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市当前查处销赃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对办理销赃案件提出以下意见：

一、如何认定销赃罪

销赃罪是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代为销售，既包括代犯罪分子将赃物卖给他人，也包括向犯罪分子买进赃物再卖出，以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与犯罪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赃物进行销售或者收买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二、如何认定销赃罪中的“明知”

认定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销赃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具体分析。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是犯罪所得”：

（一）销售工业原材料、半成品或生产设备的；

（二）低价成交市场紧俏商品或来路不明的贵重耐用消费品的；

（三）一次性大量成交国家指定专门机构经销的限制流通物品的。

三、如何认定买赃自用中的“情节严重”

买赃自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一）一次买受赃物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多次买赃累计数额巨大的；

（三）曾因盗窃、销赃、窝赃等财产型犯罪被判处过刑罚，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四）曾因盗窃、销赃、窝赃被劳动教养，解教后三年内，或者受三次以上其他治安处罚后一年内，又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五）明知是未成年人犯罪取得的赃物而向其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四、其他问题

（一）赃物下落不明无法追缴的，但有行为人的供述和有关人员证言并能够相互印证的，也可认定。

（二）销赃、买赃行为情节轻微，符合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可以收容劳动教养，或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三）赃物数额的认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3）沪高行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某路XXXX弄XX号XXX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

法定代表人姜某，区长。

委托代理人徐某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某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张某某因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某、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某某、蒋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9月24日，张某某向浦东新区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2003年11月23日姜某某与浦东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浦东新区政府收到张某某申请后，经调查，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2012

（答）－18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184号答复书》）。答复认定张某某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告知该委联系方式、电话等。之后，浦东新区政府向张某某邮寄送达答复书。张某某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浦东新区政府作出的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政行为。张某某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浦东新区政府作出《184号答复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浦东新区政府负有办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宜的法定职责。依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等规定，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拆迁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拆迁人应当将其订立的所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区、县房地局备案。浦东新区政府认定张某某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其公开职责权限范围，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答复符合法律规定，其同时建议张某某向浦东新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收到张某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张某某，程序合法。原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张某某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系浦东新区建交委职权范围，但浦东新区建交委至今未对该政府信息

予以公开，没有履行原审判决；上诉人提供2013年4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其来信的回复一份以证明浦东新区政府具有处理本案行政纠纷的职权。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辩称，涉诉协议为浦东新区建交委在履职中获取，依法不属于被上诉人公开的权限范围；上诉人新提供的证据未提及信息公开问题，与本案无关，不能表明被上诉人有公开义务；上诉人对浦东新区建交委是否公开有关信息不服，可以另行寻求法律救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当事人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予以送达，程序合法；上诉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为有关拆迁协议，而根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等规定，拆迁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拆迁人应当将其订立的所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区、县房地局备案。因此，被上诉人答复认为该信息不属于其公开的权限范围，建议上诉人向浦东新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2013年4月11日有关来信回复作为新证据，但该回复仅系处理信访事项，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公开政府信息无直接关联；浦东新区建交委是否应当公开有关信息，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

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张某某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军

代理审判员 王岩

代理审判员 郭贵银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居雯娅

第三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定罪问题》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结果时，对严重结果是由共同加害人负责还是由直接造成伤亡后果者单独负责，可分五种情况分别处理：

1.在共同对相同对象实施的加害行为中，某人或某几个人的行为强度明显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围并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这种情况属于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对此，应由实行过限者单独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其他加害人只对预谋实施的聚众斗殴罪或者寻衅滋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在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犯罪中，实行过限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两种：（1）共同实行犯明显超出了教唆、纠集者的故意范围（如某人纠集多人去“教训”他人，讲明不要造成他人严重伤残或死亡，结果实行犯直接致人死亡的，此时实行犯的行为就是实行过限，应单独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2）在共同实行斗殴行为中，某人明显加重打击强度、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如在一般性的徒手斗殴或挑衅行为中，某人突然掏出匕首捅死他人，这种出乎其他共同实行犯意料之外的重度加害行为，应当由实行过限者单独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2.各加害人之间没有犯意联络，但相继或同时对同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的，各自的加害行为属于同时犯，因其不成立共同犯罪，应各自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造成他人重伤、死亡者，应依法单独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者，不负刑事责任（如甲乙两人见朋友丁与丙推搡，甲即冲上前击丙面部一拳，乙也跟着冲上前刺丙胸部一刀，致丙死亡。因甲乙之间并无犯意联络，乙的行为属于片面共犯，故乙应单独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3.在多人参与的一对一或分散进行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案件中，如果各加害人的行为始终针对各自固定的对象实施，相互之间没有协调配合的，各加害人只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及其结果负责。如果有人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除加害人外，首要分子（即本次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也要对此严重后果一并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其他参与寻衅滋事或聚众斗殴的人，应依法承担寻衅滋事罪或聚众斗殴罪的刑事责任。

4.各共同加害人对发生他人重伤、死亡后果均有概括性认识，客观上其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协调配合、并对重伤、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尽管能够查清死伤后果由谁的加害行为直接造成，仍应全案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但对于各共同加害人的行为，可依据各自对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分别裁量刑罚。如果共同加害人既造成他人重伤、又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因其出于聚众斗殴的一个概括性犯意，对重伤、死亡后果均在预料之中，是行为人在一个故意支配下实施的不同程度的加害行为，应采用重度行为吸收轻度行为的方法，只认定故意杀人罪一罪，勿须实行数罪并罚。

5.对于共同加害他人造成重伤、死亡后果，但难以查清由谁的行为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所有有证据证明参与了直接加害行为的人应共同对此严重后果负责，但在裁量刑罚时，应根据各加害人实施的不同行为分别酌情从轻判处刑罚。如果发生死亡后果，综合全案难以认定加害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可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论处；如果参与了直接加害行为的人也难以查清或确定，则应由本次聚众斗殴或寻衅滋事犯罪活动的纠集者、策划者或指挥者对此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第四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问题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问题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立案问题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立〔2011〕1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及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为进一步统一全市法院立案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就近期立案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我庭经充分调研并与全市法院立案条线、本院相关部门进行多次研讨，对有关问题形成了如下解答意见。现将有关解答予以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庭反映。立案工作中所涉及的其他疑难问题，将在继续调研后下发相关解答。

附件：《立案问题解答》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立案问题解答

问：起诉时，以公司为被告确定管辖的，如认为公司实际经营地为主要营业地即公司住所地的，应提供哪些证据?

答：实务中，很多公司异地经营，如原告主张被告实际经营地为其住所地的，原告至少应提供被告公司在此经营的证据材料，如挂牌营业的近期照片、租房协议、网站公示营业地或类似证据。问：起诉时，以个人为被告确定管辖的，原告起诉时难以提供证明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证明材料，应如何处理?

答：原告为证明被告的题述事项，一般需提供身份证、户籍资料或相关单位证明等材料。但原告因客观原因确实只能提供明确地址而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各法院可根据各自情况利用社区法官、调查法官或其他方式对相关地址予以核查后作出处理，如无法核查，也应先予以立案，不能以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为由拒绝受理。

问：关于涉外婚姻受理的范围?

答：涉外婚姻案件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婚姻双方国籍；二是婚姻缔结地。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涉外，我国法院即有管辖权，并应按《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如两个因素均涉外，即原、被告均为外籍且婚姻关系在国外缔结，则只有原、被告双方共同选择接受我国法院管辖且确需由我国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才能受理。

问：敬老院是否可作为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敬老院(养老院)虽会对住院老人的疾病进行一定的治疗，但毕竟不是专业医疗机构，是一些老人晚年固定的养老场所。在敬老院安享晚年与住院就医有实质区别，故只要当事人在上述地点至起诉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可视为经常居住地。

问：关于消费者在网络买卖中对“送货地“的约定，可否认定为是对合同履行地的认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只有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或交货地时上述地点才能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虽然网络买卖中的“送货地”与规定中的“合同履行地”及“交货地”均有较大区别，其更类似“货物到达地”的概念，但我们认为该约定仍可视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具体理由为：首先，上述规定是在1996年出台，当时网络购物还不常见，因此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买卖合同做出的。而就现有的网络购物交易模式来看，货物的流转通常为买家在网上提交订单后，卖家根据买家确定的送货地点进行送货，买家确认收货后交易完成，故“送货地“在一般情况下意义同于“交货地”。其次，网络购物买家遍布全国各地，如约定的“送货地”不能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此类案件将全都由被告住所地管辖，既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也明显不符合管辖的两便原则。因此，在受理网络买卖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对送货地的约定可视为是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电话、电视购物可参照适用上述意见)。

问：实践中，对民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协议管辖五个联结点所设定的范围应如何掌握?

答：协议管辖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因此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判定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重要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的《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因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应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我们在掌握五个联结点范围时不应机械地理解，而应从当事人的约定与案件的关联性角度出发予以适用。就当事人住所地而言，原、被告的住所地、实际经营地、居住地均应包含在这一范围内。标的物所在地，应不仅限于诉请中提出的标的物，与案件直接相关的标的物也应包括在内。如房地产中介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在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诉应视为有效约定。

第五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发布日期：2011-06-01 作者：范俊峰律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

1、在民间借贷中，债权人仅以担保人为被告，一般应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以担保人为被告起诉至法院，通常应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此类案件的审理，不仅包括担保关系，还包括主债务，既借贷关系。担保的主要基础法律关系为借贷，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借贷关系成立与否。

2、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应视情况区别处理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

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

而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3、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的认定

此类案件处理中，首先应当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作为一个基本处理原则，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同时还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该债务有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两个因素，属于基本原则的例外情形。如果一方有证据，证据足以证明夫妻双方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该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该债务可以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4、债权人起诉借款的夫妻一方还款，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请，在执行程序中，法院未追加另一方为被执行人，现债权人另行起诉，要求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理方式上海高原《关于贯彻审执兼顾原则的若干意见》（沪高发[2007]135号）第六条对此作了原则规定，具体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一）债权人以债务人及其配偶或原配偶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即使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一方不是合同当事人，立案部门一般也应准许。

（二）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追加债务人配偶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一般应予准许，并对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作出认定、处理。债权人仅以债务人为被告起诉并胜诉后，又诉请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审判部门应对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作出认定、处理。

（三）执行中，申请人申请追加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且该债务形成与债务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执行部门一般应推定为共同债务并裁定追加；对符合《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难以推定为共同债务的，可引导申请人起诉被执行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立案部门一般应予准许。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规定：出借人明知道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其中的“明知”、“非法活动”的理解和认定对于能够认定是由于赌博、吸毒贩毒等非法行为产生的“债务”，即使其采用“借条”等形式出现，对此类“借贷关系”也不予保护。对于债权人提供借款给债务人后，债务人从事赌博、吸毒贩毒等非法行为的，法院对该债贷关系是否保护，关键是看债权人对债务人从事非法行为是否明知。如果债务人不能证明债权人明知自己从事非法活动，则该借贷关系仍受法律保护。

6、用人单位以暂支单形式向劳动者放款，因此引起的纠纷应区分情况予以处理高院民一庭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一【2002】6号）中规定了“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占有对方财物的行为与劳动权利义务相牵连的，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占有对方财物的行为，与劳动权利义务没有关系或属于非法占用或临时占用，因此发生争议的，不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因此，在用人单位以暂支单形式向劳动者放款的情形下，如果该款项与劳动关系关联的，如属于预支工资、奖金或出差费用等，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否则，按照一般民事案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