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俄银行合作机制论文
一、中俄银行业合作的现状
银行合作是中俄发展经贸关系的重点领域,2002年中俄总理会晤联合公报即明确指出,双方应扩大两国央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为双方对外经济各领域的合作开展金融服务。
(一)银行合作机制
1.中央银行:2000年,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建立了银行分委会制度。这是一个专业性合作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其宗旨是通过相互交流,加强银行间的互信与合作,为经贸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中俄央行合作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推动双边高层互访,增加央行间的信任度和决策程序的了解,解决各自国内的分歧意见;二是进一步调整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和与俄方签署了一系列金融和银行合作协定(见表1),为商业银行创造的合作的制度基础和政策环境,如《中俄关于在外汇监管领域的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关于金融机构业务监管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反洗钱合作和人员培训协定》等。
表1中俄双方近期签定的合作协定与我国最新出台的相关外汇管理政策
2.政策性银行:在三大政策性银行中,参与同俄金融机构合作较多的是进出口银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向俄金融机构提供授信额度和买方信贷的方式,以解决结算不畅和信贷不力等制约两国经贸发展的难题。
3.商业银行:近年来,根据市场和双边经贸发展的需要,各大商业银行注重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即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开立美元直接结算账户、提高相互授信额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在结算、信贷及其它金融服务方面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见表2(在各商业银行的代理行关系中,约50%是在2000年以后建立的),扩大了业务范围,信用证、保函、托收等多种国际结算工具开始使用,双方商业银行正在积极探讨贸易融资、项目融资、中长期信贷、银团贷款、联合代理发债等多领域合作。
表2主要商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俄方银行合作的情况
资料来源:各相关银行提供。
4.民间交流:2001年,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倡议召开的“中俄金融合作论坛”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该论坛由中国金融学会、俄罗斯银行协会和俄中央银行共同主办,每年一次,目的是为实现两国战略合作经济目标,协助银行分委会促进两国银行、外汇、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间的沟通,在尊重共同利益和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基础上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二)银行合作的主要内容
除政府贷款等政府协议经贸项目下的合作交往外,中俄银行合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合作。
1.贸易结算。中俄双边贸易中,通过银行进行的结算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通过第三国银行的间接结算和中俄银行间直接通汇结算。此外,还有现钞结算、早期贸易中较为普遍的易货结算和“对打结算”方式(即相互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通过协商,将对方进出口所需货币和资金打入对方银行账户)。各种结算方式发展不平衡,主要以第三国转汇方式为主,非银行渠道的现钞结算量增长较快。近两年随着双方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设立直接结算的美元账户,直接通汇有所增加,但所占比重仍很小。
2.出口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是指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前提下,银行向进口国(如俄罗斯)的银行提供外汇贷款,由进口国银行转贷给进口商,用来专门购买我国出口商的产品。)是国际金融市场通行的出口融资方式,较一般贷款相比,其信贷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多为能源等大型项目和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出口融资。2002年建行、中行、工行、农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与俄外贸银行签订了“出口买方信贷协议”。对企业而言,由于有国内银行向进口商提供信贷支持,可以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竞标成功的把握,还可以及时收汇、加速资金周转,为提升我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供有力支持。对银行来说,由于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借款人又是俄罗斯第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际融资风险,是一种风险相对低的业务品种,扩大了中俄银行合作的范围,有助于发挥各自在客户资源、业务领域的优势。
3.银团贷款(同业贷款):银团贷款是由多家银行或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向一家企业或一个项目提供一笔融资额度的贷款方式。目前,我国与俄罗斯银行由于相互理解和信任不足,在贷款方面的同业协作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商业银行在支持对俄项目时,可多考虑参与国际银团的招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同时,能够涉足一些较大的项目。这也是俄方银行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
4.融资服务:分为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两大类。近年来中俄相互投资趋于活跃,两国经贸合作从单一贸易发展到共同开发大型投资项目,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不断加强。目前,双方融资方面的合作相对较少,正在探讨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等问题(2002年,工商银行以买方信贷方式支持华为、中兴等国内企业出口设备和占领俄电信市场,开辟了利用融资促进贸易增长和项目发展的新途径),包括在边贸项下,提供人民币贷款等信贷便利。
5.互设机构(准入限制):中国入世刚刚两年,俄罗斯正在与各国进行入世的双边谈判,两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尚处于初级阶段。俄罗斯共有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33家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只有“俄罗斯中国银行”,是中国银行在俄的全资附属机构(俄罗斯中国银行为股份制银行,股东包括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和新华银行。1993年获准在俄开展业务),业务范围相对较小,至今不能为贸易和投资活动全面提供所需的结算和融资服务。目前,还没有一家俄罗斯银行能够达到我国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在华尚无正式的营业性金融机构,仅设立了四个代表处。因此,俄方希望中国能够放宽准入条件。中俄银行在两国互设机构,将大大提升两国金融合作的水平。
6.信息交流与人才培训:近几年,中俄双方加强了银行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加强银行高层互访和业务人员培训的同时,注重提供有关两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管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商业银行信誉、资产财务和资金状况等,逐步增强中俄银行参与合作的信心。
总体来看,中俄双边银行合作处于起步阶段,仍需在结算、融资、担保等方面,不断提高银行合作的水平,为贸易秩序规范化奠定基础,以适应双边经贸加速发展的需要。
二、经贸发展的金融瓶颈与银行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02年达120亿美元,俄罗斯成为我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俄罗斯第五大贸易伙伴。但是,双边贸易在中俄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2%和5%,这与中俄两国地理位置相近、经济规模较大、在资源和商品结构上互补性强等极不相称,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消除制约双边经贸关系加速发展的障碍,亟待
解决银行合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银行结算渠道不畅是长期困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问题
由于俄罗斯银行信用较低、双边结算渠道不畅,现汇结算多通过第三国银行转汇完成,直接通汇的实际规模及其在结算总额中的比重仍很低。且不同贸易形式所采用的结算方式和支付手段有所不同。一般贸易和正规边贸的经营较为正规,多通过银行进行现汇结算,支付手段以美元为主;旅游购物等边贸及包机贸易则较多使用现钞结算,以美元和人民币为主,卢布所占比重较小。
其结果是:(1)通过第三国转汇的结算周期长、时效低,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贸易收益;(2)现钞交易风险高,经常出现货主人身安全难以保障、资金难以收回等问题,加大了贸易的潜在风险,造成外汇和税收管理的漏洞,影响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3)多种方式的结算体系造成贸易秩序混乱、黑市交易活跃,导致银行体系外大量外币交易的存在和资金流的不平衡(大量外币现钞流入),为走私和洗钱创造了便利条件,大大增加了贸易统计和外汇监管的难度。
2.中俄银行结算工具单
一、服务范围和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银行结算工具较为单一,信用证等业务虽具有风险低、成本小的特点,但在实际业务中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结算中所占比例较小,保函、托收等其它多种方式更有待进一步开发。这种情况造成银行服务费用高、竞争力下降,“地下钱庄”和“地摊银行”在边贸中十分活跃。其次,俄罗斯银行业务水平低导致双方纠纷时有发生。再次,人民币结算没有纳入正常渠道。边贸以交易双方的本国货币进行结算(根据我国《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边贸企业与毗邻国家的企业和其他贸易机构之间进行边境贸易时,可以以可兑换货币或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可降低企业汇兑风险和交易成本。人民币较为稳定,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属于硬通货,很多俄商业银行也愿意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但中俄两国长期没有明确双方货币在边贸结算中的合法地位,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币进入正常贸易和银行结算系统。在2002年正式明确中俄本币在双方贸易结算中的合法地位后,2003年1月1日,本币结算正式实施,但有关人民币兑换卢布的牌价、现钞外运及银行头寸的风险控制等问题,需尽快探讨解决。
3.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出口积极性受到影响
在中俄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一直呈不断扩大之势,过去10年已累计达270多亿美元。除贸易结构等因素外,长期逆差与中俄贸易主体中个体商人比重较大、边贸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民营和中小企业一般不是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主要对象,贷款总规模较小、融资环境较差,严重影响企业抓住商机、拓展规模。另一方面,俄进口商存在支付困难时多以提供物资的形式付款,而对于化肥、钢材、羊毛等物资,中方企业无权自行进口,随着我国配额许可证制度的逐步强化,边贸企业没有配额申领资格,企业基本效益得不到保障。此外,从事边贸的私营和个体经营主体没有外贸经营权,难以进行外汇核销,更无法享受退税和出口鼓励政策,出口积极性受到影响。
4.信贷合作刚刚起步、经贸发展规模受限
中俄银行信贷合作刚刚开始,规模和水平亟待提高。第一,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进出口,需要大额信贷,但俄罗斯央行不举债,不向商业银行提供担保,贸易规模受到限制。第二,我国银行无法直接向俄罗斯企业提供贷款,均是通过俄方银行进行转贷款,但俄罗斯银行对转贷款业务的风险意识高,转贷费用过高,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我银行在俄融资市场的竞争力。第三,双方授信协议难以顺利实施,中方在实际操作中十分谨慎,俄罗斯签署协议则重在形象,缺乏实际业务或成熟项目。第四,中方外汇管理规定支付预付款的最高限额为3万美元(1997年以前限额为10万美元,1998年打击逃套汇后,将限额降至3万美元),超出限额的需由对方银行出具保函。由于俄方银行资信较差,无法提供保函,双方商务合同执行难度大,预付款限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也致使部分贸易通过非银行渠道进行结算。
(二)原因分析
中俄两国均在进行经济改革,双方贸易方式不规范、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银行间合作水平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在银行结算机制、仲裁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等领域合作的不足,影响了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1.俄罗斯金融体系脆弱、银行资信状况差、金融风险相对较高
俄罗斯金融市场正处于改革阶段,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俄银行体制不成熟,商业银行数量多但规模较小(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央行提高了银行自有资本金的要求,并对大量资不抵债的银行进行清盘,截至2001年中,俄罗斯银行已从最多时的2700多家减至1300多家。俄罗斯最大的200家银行的资本总额低于世界排名前20名的任何一家银行的资本额),资本实力普遍较弱,许多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据俄央行统计,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资本约35亿美元,第九位的银行资产不足3亿美元,60%的俄银行注册资本在30万美元以下,仅有12%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符合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由于银行资本过于分散,俄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差。
第二,俄银行业整体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待提高。俄银行信用等级普遍偏低(2001年标准普尔公司对俄罗斯外汇主权的评级仅为B-,对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最高评级为CCC+STABLE)、区域局限性强,熟悉金融管理和银行专业技术人员较为缺乏,业务品种单一,国际贸易结算中常用的信用证业务往往需要通过第三国银行转开或加保,托收、保函等结算工具更很少使用,效率低、收费高等导致俄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差,资信状况不容乐观。
第三,俄罗斯银行体系的风险较高。一是银行高度参与金融市场,将大量资金投向债市、股市以及衍生金融产品,银行资产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二是银行资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中型银行,这些银行大多隶属或受控于既是股东、又为主要客户的工业金融集团,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独立性,政治利益往往影响银行按照商业化原则开展经营活动。
总之,俄罗斯脆弱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资信状况和两国银行业务取向上的差异,严重阻碍了中资银行与其全面开展直接通汇及信用证、托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业务合作。
2.俄经济社会环境不稳定,影响中方银行积极开展对俄业务
从我国商业银行看来,对俄开展业务的风险较大:(1)政局不稳、经济秩序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导致俄罗斯国家信用评级较低,卢布币值经常大幅波动。货物与资金流动的畅通是边贸往来的必要条件,苏联解体后中俄银行间的结算体系被迫中断,中国商人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及时将收入汇回国内。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其金融秩序和双边结算体系遭到很大破坏,中资商业银行普遍收缩了对俄业务;(2)俄罗斯对外贸易方式不规范、政策多变。民用消费品和轻纺产品进入俄罗斯,多通过非正规渠道、采用包机包税或边贸等方式,而从俄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则往往通过第三国公司代理交易、第三国银行结算。贸易方式的不规范和特殊性,导致俄方在双边贸易中经常提出不平等要求,例如,中方出口时往往被要求货到付款甚至售后付款,进口则要中方支付100%的预付款(俄罗斯银行贷款利率过高,一般为18~30%左右,使俄方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因而要求我方企业以预付款方式进口货物),债务拖欠、履约率低等问题时常发生;(3)我国商业银行对俄企业的财务和资信状况无从了解,大多采用俄方银行转贷方式,但转贷费用过高导致我方信贷的竞争力下降;(4)中俄之间尚无政府级的仲裁协议,在现有条件下许多贸易纠纷难以得到有效、合理、公正地解决;(5)俄社会治安较乱,在中方银行海外业务的战略布局上,不是建立分行或办事处的重点地区。
3.中方银行对从事对俄贸易和投资的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俄双边贸易(特别是边贸)的贸易方式不规范等因素,商业银行贷款出现大量呆坏账,银行损失较大,对向中小企业或从事边贸的主体贷款大幅减少。从事对俄贸易和投资的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实力较弱,普遍缺少周转资金,特别是中方企业的对俄投资或从俄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均需筹措启动资金,但外贸和民营企业因信用较低(外贸企业近年来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信用降低),往往遇到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但银行的资金支持力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抓住市场机遇、扩大发展规模。而且,由于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总体规模较小、在中俄边境地区设立网点成本较高,商业银行对服务中俄经贸活动的重视程度和开拓市场的动力尚显不足,服务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有些商业银行甚至对中俄工商界合作状况及其金融需求不甚了解,业务远不如“地摊银行”活跃,将贸易结算纳入银行正常渠道、服务中小企业对俄经贸活动难以真正落实。而对于有盈利潜力和国家担保的项目,在融资贷款方面出现多家银行跟踪一个项目的情况。
4.中俄双方银行合作缺乏风险控制机制
双方金融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央行和商业银行间信任度不够、信息交流不充分,双边经贸发展和银行合作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风险控制机制。俄罗斯对国家债务和担保严格控制,央行不为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在俄银行风险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我商业银行难以积极开展对俄金融服务,一般对贸易结算和有国家提供出口信贷保险的买方信贷等业务较为积极,对涉及资金交易的业务较为谨慎。俄方对中方银行的风险评估更是十分谨慎,中方得到俄授信额度较难,且从俄罗斯进口的业务多是客户在我方银行开立信用证,俄方又往往对中资银行的信用证要求加保,增加了企业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为改善企业的贸易和融资环境,我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签定协议,分别向俄商业银行提供上亿美元的授信额度。但各大银行的授信额度集中于俄罗斯外贸银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该银行99%的股份为俄中央银行持有,是俄三大综合性商业银行之一,按资产、资本均排名在第二位,其主要任务是为俄对外经贸活动提供服务。该行在建立之初,即与我国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和业务往来,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在俄罗斯的重点代理行之一。)一家银行,有可能加大谈判难度和贷款风险、降低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各商业银行也难以就此事进行相互协调。针对上述问题,亟待两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共同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增强商业银行对合作的信心。
三、加强中俄银行合作的政策建议
地理位置相邻、经济互补性强,是中俄经贸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为配合和推动双边经贸发展,中俄双边银行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加强双边交流磋商、调整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和与俄方签定具体合作协议,为银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对解决结算渠道不畅、支持对俄贸易发展、规范外汇秩序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双方在银行结算、仲裁和出口信用保险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亟待加强与完善,以促进金融合作的加深和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加快建立合作框架和制度,改善总体金融环境
在合作框架和制度建立方面,在多边场合和俄罗斯入世的双边谈判中,敦促俄方规范贸易方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逐步改进银行服务中的不足,以降低银行合作风险;利用中俄现有的银行分委会机制,为金融和银行合作提供完善的法律、监管框架;两国开放金融市场将给银行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逐步解决中俄之间金融机构准入问题,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全方位、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改善政策环境,鼓励和促进商业银行参与对俄经贸合作。具体措施包括:(1)为两国商业银行间的信息收集与交流提供更多便利;(2)提高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发展潜力的认识和对俄市场的重视程度,鼓励其开展对俄贸易结算业务,为企业对俄贸易与投资提供融资支持;(3)改革制约银行和企业业务规模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适当提高银行预付款限额以促进对俄贸易,这在我国目前严厉打击逃套汇、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中方应为进一步疏通和规范本币结算提供配套政策保证,如统一制定大额现钞出入境、卢布-人民币挂牌兑换的汇率等。
(二)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中俄金融合作刚刚起步,很多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提高银行信用、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第一,双方应加强银行的信息披露,我方应加强对俄银行信用的动态评估,提高交易行为的规范性,以增加银行合作的安全性;第二,俄方曾提出建立“中俄地区合作银行”,但对该银行的机构属性尚无法统一认识。可考虑建立民间或半官方的信用担保机制,或借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做法,专门建立针对向俄出口的保险基金,鼓励企业积极开拓俄罗斯市场;第三,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是为企业对外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等活动的合法权益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政策措施,主要承保国外买方的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俄罗斯是风险较高的国家,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对俄贸易提供短期保险,包括一年以内的信用证(L/C)和非信用证(付款交单、承兑交单)等方式的出口业务。应向企业积极宣传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管理、风险补偿和信用担保等职能,主动介绍新开展的业务,为企业出口提供服务。
(三)加强信息交流与人员培训合作
双方央行之间应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交流与沟通有关金融、外汇、税收和双边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金融市场形势和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变化,增加双方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同时,组织商业银行就中俄金融和银行体制、货币汇率政策、与各种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范等,对双边银行人员进行培训,并就中俄双边已经开展的合作业务,加强针对企业的宣传和咨询。
(四)加强两国商业银行合作
为促进中俄经贸发展,两国商业银行应从多方面、多途径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全面代理行关系,拓展信用证、保函、托收等新的结算业务,改变中俄贸易结算工具单一的局面,为双边贸易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短期内,可考虑建立客户信息系统,指定几家资信好、清偿能力强的银行,提供融资便利和集中清算,以帮助中方银行规避风险(俄方信用等级低的商业银行通过指定的俄方银行进行清算,风险将在俄内部解决)。此外,在项目融资方面与国际知名银行合作,开展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并积极考虑参加国际银团招标,通过辛迪加贷款方式,降低风险,扩大贷款规模。
(五)促进商业银行与企业的沟通,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商业银行应全面了解中俄企业的金融需求,提供贸易融资和贷款服务:积极寻找俄方银行合作伙伴进行授信,以方便进出口企业融资和资金周转;针对俄罗斯市场潜力大、资金短缺的情况,积极支持我国有实力和投资意向的企业,如机电和通讯设备、轻工、纺织服装和家电企业等,为其对俄出口、投资提供信贷服务;对有意对华投资的俄方企业,在有银行担保或抵押的条件下,可发放定向贷款,并利用银行的资讯网络,为俄企业对华投资开展咨询服务。
第二篇:中俄两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中俄两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21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中国进出口银行近日与俄罗斯外经银行签署贷款协议,用于支持中俄经贸合作。
据介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近日与俄罗斯外经银行行长德米特里耶夫签署了俄外经银行5亿美元合作贷款协议及俄外经银行融资租赁公司3亿美元融资框架协议。
这些协议资金将分别用于支持俄远东地区煤矿综合体项目,及进口中国大型工业生产设备、交通运输工具、高新技术产品和大型成套设备等。
第三篇:关于中俄交流合作机制调研的汇报
哈尔滨商业大学对俄合作情况汇报提纲
根据黑龙江省的地缘优势,哈尔滨商业大学在发展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始终将对俄合作放在重要位置,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合作经验。
下面就哈商大对俄教育交流合作情况做一下简要介绍:
一、对俄合作概况
我校现有俄罗斯友好院校15所,通过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高校联盟等平台与俄罗斯高校开展人文交流活动,举办各种比赛和主题论坛等活动,中俄院校间定期互访,各专业项目对接频繁,合作密切。
二、近两年主要开展的对俄交流工作
1、两年来学校接待俄罗斯各种团组来访25个,累计来访人数达300余人次。
2、积极参与中俄高校联盟活动。2016年6月学校作为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高校承办了在哈尔滨举行的“一带一盟”建设与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论坛,论坛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共同主办。来自黑龙江省政府、中俄大学和学术界的近80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孙尧副省长出席并致辞。2017年3月,学校承办了 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高校大学生冬令营,该活动由教育部中俄人文合作秘书处发起,我校承办,冬令营为期10天,来自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贝加尔国立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及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等21所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高校的60多名优秀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冬令营活动。此外,我校还积极参与了两个联盟举办的年会及校长论坛。
3、积极承办中俄交流活动。2017年承办了教育部主办“中俄大学生足球赛”,有来自中俄4所高校的近80人参赛。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李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东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中俄友好协会主席谢尔盖·思米勒诺夫、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李云增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4、学校的中俄合作特色项目。依托学校专业特色,哈商大自办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活动和比赛。首先是中俄烹饪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2016年的第三届中俄烹饪大赛作为俄罗斯中国年黑龙江日特色活动在俄罗斯举办,教育厅徐梅厅长等出席了比赛开幕式。每届赛事约有10所中俄高校参赛,是我校依托旅游烹饪专业在国内学科优势和影响力开办一项重要比赛。二是发挥经济类高校的特点开展的“中俄经济类大学研究生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两届,是一项专门在研究生层次开展的中俄学术交流活动。三是结合学校体育经济专业优势、地缘优势和我省冰雪文化优势于今年举办的首 届 “一带一路冰雪体育经济论坛”,共有来自俄罗斯、韩国、日本及中国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参加。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张大铸莅临论坛并做主旨发言;四是根据我校食品专业的学科发展需要,学校为中俄食品专业的师生搭建了产学研合作的平台--中俄食品开发论坛,目前已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乌拉尔经济大学等校联合举办了2次活动。
三、中俄人文交流建议
一是发挥商业大学的商科特点,依托省对俄人才培养基地,继续大力推动学校对俄商贸人才培养,扩大规模,提高层次,培养既通俄语又懂专业的应用型商贸人才。
二是贯彻十九大健康中国战略,从专业特色入手,大力推进中俄食品开发产学研合作,将俄罗斯的健康食品、特色食品和技术工艺引进来,中俄高校联动,尽快推出产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8/1/9
第四篇:中俄能源合作
在中俄能源问题上 中国要寻找新的战略平衡点
2011年5月31日,中俄能源谈判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莫斯科与中俄能源谈判俄方代表、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共同主持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王岐山表示,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长期、战略性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中俄原油管道今年1月1日正式投产以来,截至目前已输油600多万吨。
通过此次会晤,中俄就积极推进原油管道贸易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两国外交表态的背后,中俄在石油问题上出现了不少波折和分歧。负责向中方供油的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不断对中国在定价问题上“发难”,称因为两国关税不同,中石油少付了石油款项。一度有消息称,石油谈判可能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6月16-18日)上升格为两国元首级的会谈。虽然最终谈判仍由两国副总理主持,但中俄在油气资源方面的冲突和深刻的分歧仍是确定无疑的。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安邦研究团队就开始对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进行跟踪研究,并对与俄罗斯的合作表示质疑,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强烈欧洲国家意识的俄罗斯对中国缺乏信任,二是俄罗斯时常会把能源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中国的全球能源安全战略不应把俄罗斯作为支柱。
现在看来,这种质疑是正确的。作为独立的智库,安邦的建议是:中国需要在中俄能源合作上找到新的战略平衡点。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建议,如果俄罗斯的油气价格与中东或非洲相近,或者在计算生产成本之后的成本高于中东或非洲,中国都应该购买中东或非洲的油气资源。石油对中国是个战略问题,不能在基本架构中出现风险。除非找到战略平衡点,否则无法制约俄罗斯的贪得无厌。
俄罗斯邀请日本开发东西伯利亚油田 施压中国
中国经济网北京2011年6月8日讯(张波)俄罗斯《生意人报》周二报道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已经决定邀请日本公司参与开发马加丹大陆架和东西伯利亚的油田。报道中说,促使俄罗斯石油公司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与中国在输油费用问题上曾出现争执,虽然中国最终同意支付原油在俄罗斯境内运输所发生的费用,但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希望通过邀请日本公司参与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油气资源开发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多家日本公司组成的财团可能获得合资企业49%的股份。项目的地质勘探工作将于今年开始,日本将承担所有开支。报道中说,可能参与该财团的日本公司包括Inpex Corp.、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JOGMEC)和一些石油经销商。
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并没有获得马加丹大陆架的开发许可。不过,该公司已经递交了获得马加丹1、2、3号区块和附近海域其他两个区块的申请。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爱德华·胡代纳托夫表示,希望在今年获得许可证。他预测,这些区块共蕴藏有20亿吨标准燃料。
上个月底,马加丹州州长尼古拉·杜多夫表示,根据初步数据,马加丹区块的许可证办理工作将在9月1日前完成。
本月初,俄罗斯石油公司同日本经济产业省达成协议,成立联合工作组考察马加丹1、2、3号区块和鄂霍次克海大陆架,以及东西伯利亚11个油气田的资源概况。日本公司同意承担所有风险,勘探的所有开支由日本方面承担。双方还商定将建立合资炼油厂和石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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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莫斯科2011年6月4日电 题:中俄能源合作的“变”与“不变”
中新社记者 田冰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俄能源谈判中方代表王岐山5月30日至6月3日访问俄罗斯并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期间,王岐山在莫斯科与俄副总理谢钦共同主持了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会见了俄总理普京,参观考察了俄天然气工业集团总部中央生产调度中心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格列米哈油田等地。双方签署了《2009年6月24日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议定书》,并就全面扩大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油气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天然气项目亦是此次会晤的重点之一。对于外界关注的中俄企业间关于输油费用纠纷,以及是否会影响中俄未来能源合作的疑虑,经双方共同努力,在两国政府间妥善解决了管道原油贸易价格方面的争议。双方愿继续努力,保障中俄原油管道长期、安全和稳定运营。
在天然气领域,双方在很多合作原则上达成共识,为最终实现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两国政府部门同两国企业开始准备俄对华供应天然气的政府间协议。双方企业力争在今年6月10日前,按照预付款与天然气价格相关联的原则就天然气购销合同达成一致,在6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俄期间签署相关文件。
俄总理普京评价说,双方正在进行的东、西线天然气谈判,规模宏大,都是标志性工程。西线每年供气300亿立方米,东线每年供气380亿立方米,而且都是为期30年的合作,“意义非常重大”。
此外,中俄在煤炭、电力、炼油、核能、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等广泛领域也取得进展。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用三句话概括中俄能源代表第七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推进了已有的合作;开拓了合作的新领域;在重大项目的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诚然,任何经贸合作过程中都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俄能源合作也不例外。对于双方合作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只要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是可以通过积极协商妥善解决的。
如果说,中俄能源合作存在“变数”,也将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充分考虑和照顾彼此关切,以更加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推动双方能源合作向更宽、更广、更深方向“变”。俄政府主管能源领域的副总理谢钦就表示,“现在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允许我们双方解决任何问题”。
能源出口需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源,此乃不变的现实。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长期、战略性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当前,中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扩大能源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以中俄原油管道贸易为例,俄罗斯实现了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东方管道的输送,而且面向的是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巨大而稳定的中国市场。对中国而言,则提供了稳定的陆上石油通道。
正如王岐山所言,中俄能源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3亿人创造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形成了庞大能源消费市场,为俄能源出口创造了广阔空间。俄资源、能源丰富,在油气勘探、开采、化工等领域具有优势,可以为中国提供安全、长期、可靠的能源供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双方本着互信、坦诚、务实的原则,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俄能源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两国能源合作更上层楼,必定会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第五篇:中俄军事论文
当前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中俄双方基于彼此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但是,美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和美国舰队在太平洋地区的介入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理性的认识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并且有步骤、有层次的发展和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有必要的。
一、当前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军事技术合作,不仅包括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制与开发,也包括装备的购买、技术引进等。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深化的今天,开展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加强武器装备建设、寻求国家安全的一项基本政策。当前中俄是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下进行的军事技术合作,存在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就国际背景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了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格局。人们对于美国的力量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力量优势按照自己意愿来塑造世界格局的感受越来越深。1993年美国的首次对伊战争,是在申请并获得联合国的决议才进行的,并在初步目标实现后从伊拉克撤军;1999年美国对前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轰炸,此时的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借口并且是在绕开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北约的名义进行的,虽然美国没有尊重联合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尊重了自己的欧洲盟国;时隔仅仅四年,在2003年,美国悍然出动十万大军,无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也不再需要北约和欧洲盟友的帮助,连“人道主义”的外衣也不再需要,而是以后来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莫须有”的罪名,对主权国家伊拉克悍然发动战争,这表明美国超强实力的同时,也说明在当前国际力量的严重失衡。不管美国历届领导人是对中东的重视,还是对中国的不友好,这都表明了美国企图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深深的触及了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有的甚至是威胁到双方的根本利益。这可能是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比较显著的一个国际背景。
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的历史与主要内容, 便可发现, 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格局,是影响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进程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是后冷战时代中俄两国为了增强双方的军事实力,部分实现抗衡美国霸权与单边主义, 实现国际关系多极化和保护各自核心国家利益为考虑的一大战略举动。换句话说,只要美国霸权以军事力量为依托以新保守主义为方针的单边主义路线, 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俄以军事技术合作为主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有存在乃至深化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从中俄双方各自的国家背景来看,美国的一系列扩张动作威胁着中俄双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从俄罗斯方面来看,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为由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扩大势力范围与影响的动作,已经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 台湾问题关系着我国根本国家利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企图日益彰显。
美国对台湾军售一览[1] 日期 军备 数量
价值(亿美元)2000年6月
F-16战斗机的机载导航及瞄准吊舱、电子反制吊舱 3.56 2000年9月
AIM-120C空对空导弹、鱼叉舰对舰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和陆军保密通讯设备 13.08 2003年11月
AIM-120C-5空对空导弹 20枚
2004年4月
超高频率远端早期预警雷达及相关设备 2套 17.76 2007年3月
AIM-120C-5空对空导弹和小牛空对地导弹 45艘 4.21 2007年9月
P-3C反潜机,标准-2型导弹 22.3 2009年9月
F-16A/B型战机升级及武器配备 17套 58.5 2014年12月 派里级巡防舰 4艘 0.8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美国之音网站。根据版权条款(英文)和有关美国政府作品版权的相关法律,其官方发布的内容属于公有领域。
除此之外,在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向台湾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价值高达63.92亿美元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得我国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时受到了阻碍。又在2011年9月,奥巴马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达58.52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这两次的交易金额不仅巨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质与量的方面都已经超越过去。
当然,美台军事合作的加深并不仅仅表现在武器购买方面,美台军事交流与培训合作的密切展开也说明了美台双方的合作更加深入。台湾三军司令部、参谋本部等“国防部”所属19个单位中的多数单位每年也会派员到美国军事院校、三军基地、军工企业、作战平台进行考察、研修、训练或实习,乃至观摩或参加美国军演,以此借鉴美军先进的战术与作战学说,掌握各类武器系统的操作技术,强化双方军事高层交流及协同战力,修正台军训练政策与人才培养方式,改进台军未来战法。[2] 在台湾2012年的“国防部”预算书中有提到,在2012年,台湾派出包括陆军、海军在内的“官校学生”去美国进行培训交流。
以上行为,都给台独势力以鼓励。也正是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之下,台独势力在台湾日益壮大,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这种潜在或既定存在的威胁下,中俄双方不得不面对共同的利益威胁者,特别是这一威胁者是在力量上比中俄任何一方都存在绝对优势,这就使得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有其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因此,不管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存在的渊源,还是迫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俄两个大国所进行的军事技术合作都是为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唇亡齿寒,如果中俄任何一方的国家安全受到损坏,剩余的一方都不可能不受到威胁。所以,中俄双方通过加强彼此合作, 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至少部分实现平衡美国力量的优势的做法,不仅对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有重要影响,也对世界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并不是对传统均势政策的复制, 这源于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奉行的不结盟的基本政策。可以说,中俄双方并没有结成同盟, 也就是,各自对双方没有任何战争性质的军事义务。除此之外,多极化, 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联合国权威是中俄合作追求的目标,并且,中俄双方一直强调中俄友好关系的发展与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国。所以说,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并不是双方用来争夺全球霸权的工具,而是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避免冲突的手段。
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自新中国建立之初至今经过65年的发展,合作不断深入。中俄两国在军事合作和技术交往方面已经发展出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是构成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根据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研究资料,除了在2003 年印度超过中国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第一大买主之外,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的地位。除此之外,中俄双方的军事人员交流与军事演习共同举行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其次,据俄媒体披露称,自1996 年以来,已有2000 多名中国军官根据中俄两军交流计划,在俄军各级指挥学校进修。俄军也派遣了一批中高级军官到中国国防大学短期进修。这一行动,不仅加强了中俄双方的互信,还为两军以后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中还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研发工作,同时也有不少的中国工程师在俄罗斯进行学习、研究,被启动的共同生产合作研发项目已经超过100个。并且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军事演习。这些军事演习为深化两军在边境安全的合作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虽然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信任和成果,但是随着国际格局和国家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得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双方在价格方面的分歧、技术转让及知识产权拥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双方之间军备贸易数量的下降,并且可能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信任的情况。
深刻认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背及和现状,有利于进一步分析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只有深刻揭露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背景及现状,才能寻求出更加适宜的解决方案,以增强我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防现代化,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
二、当前中俄军事技合作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不管是中俄双方出于各自的地缘战略还是中俄面对的共同的安全问题,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都提高了我军的武器装备质量和军事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北约东扩、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态势下,中俄军事关系对于双方的国家安全都有重大影响。中俄军事技术的影响也是如此,存在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大方面。
(一)抗衡美国霸权与单边主义,保护我国核心国家利益
美国有“世界宪兵”之称,在世界范围内多次出兵,参加战争。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为他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军事和技术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应有200多个军事基地,使得他能快速有效的打击反对势力成为可能。美国的“一秒钟打遍全球”战略既说明了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真实写照。北约东扩,并将其势力范围向高加索地区延伸,这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对台军售,会见**喇嘛,甚至支持香港占中行为,这都是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侵犯。当前,虽然多强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但是美国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当前俄罗斯实力的相对衰落,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虽然有明显增长,但是军事技术实力由于历史原因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军事技术禁运政策,为我国的军事技术研究平添了许多阻碍。加强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对在地缘上相近,且面临相似的国际局势的中俄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并且,中俄两国都面临着西方国家对本国战略生存环境挤压的这一现状,两国的战略地缘方向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不存在相互之间正面的冲突,这种相同的压力和互补的方向就是两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战略上“背靠背”的合作伙伴。
(二)有利于健全我国军事安全防御体系,加快现代化进程
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已经从最初的简单的武器单方面购买发展到包括武器装备交易、先进武器技术的转让与共同开发、军事人员的培训、情报互享、军事演习等多方面的合作。
中国通过俄罗斯, 获取了相当数量先进战斗机, 这大幅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为维护我国领空和领海的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英国《简式防务周刊》报道, 俄罗斯卖给中国2 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4艘“基”级潜艇,。其中的“ 现代”级导弹驱逐舰还配备了超音速反舰导弹, 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可能在未来冲突中海军以应对航空母舰的利器,提高了我国海军作战能力;而“基洛” 级常规潜艇则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柴油动力潜艇之一,在其舰艇上配备了“ 俱乐部” 反舰导弹, 这使得我国在海底作战中存在优势,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领海安全。
中国积极开展军事技术合作,从俄罗斯有选择地引进装备,不是为了争霸,而是为了接军中国内部问题, 即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军队现代化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最起码需要,因此,为实现军队的现代化,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是一项重要举措。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为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快速提升国防实力、学习国外先进装备技术、完善我国的军事安全体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提高我国自主研发能力,摆脱对外技术依赖性
相较于武器装备的交易而言, 中俄双方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也许更有深远意义。早在1996年,中俄双方就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 俄罗斯在该备忘录中同意帮助中国研发新的武器系统。[3]同年12月6日, 中国又通过许可证的方式获取了生产20架单座式苏-27SK战机的特许权, 由中国的沈阳飞机制造厂按许可证方式在5年内生产20架苏-27SK。首批飞机由阿穆尔共青城航空联合公司提供全套零件组装。首架飞机在1998年12月试飞。2000年11月,塔斯社的一篇报道称俄罗斯同意中国参与使用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NASS是俄罗斯版的GPS ,可以军民两用,包括为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提供导航。[4]中俄双方对于这些先进机器和先进技术的联合开发和研制,不仅有利于提高俄方的研究能力,也有利于我国对于世界军备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吸收、内化。一篇来自印度的分析文章认为,俄罗斯有可能与中国共同合作开发研究战略导弹防御计划, 以对付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5]消息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对于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来说,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特别是当前中俄双方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并不稳定。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已经从最简单的单方购买发展到双方联合研发,这本身对于我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是大有益处的。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特别是在科研发面的合作对于提高我国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军事技术科研能力有较深的影响。对于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掌握和研究使得我国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摆脱对外技术的依赖性,也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军事技术的禁运,增强了我国的总体实力。
(四)可能束缚我国军事装备的调整
1、俄方出口武器周期较长
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中简单的武器出口,就要经过俄罗斯总统、政府、军技合作委员会、外交部、国防部、总参谋部、财政部、国有资产部以及国防出口公司等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和有关部门纷繁复杂的流程。就这一现象,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局副局长兹列科中将曾说, “在未经总统、政府及国防部的批准下, 一个弹匣都不能出口, 更不用说复杂的武器装备了”。[6]这说明,我国从俄罗斯引进武器或者技术,虽然提高了我国的军事实力,但是这期间要经过双方长时间的协商,存在较长的时间周期。这就可能使我国对于不同军区的军事装备的分配产生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对我国整体部署军事力量产生一定的掣肘作用。
2、俄方武器出口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是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俄罗斯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是在符合其整体国家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俄罗斯联邦2010 年前军事建设国家政策基础》中是说: “在军事技术领域计划快速发展并扩大和中国、印度、越南的双边伙伴及睦邻友好关系”。[7]换句话说,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奉行均衡的武器出口政策, 这就把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家放在了平衡的地位, 中国并不享受在军事技术合作中的优惠。俄罗斯的官方文件明确指出, 俄罗斯对外军技合作的战略优先方向是独联体。[8]这使得中国难以买到更为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使我国在军事力量部署上存在先后的差别,这对我国国防力量的调整和提高都是不利的。
(五)过度依赖俄国技术,可能影响自身的独立研发
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意识,国际利益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武器和军事技术研发方面实行禁运。当前,虽然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但也仅是局限于基础的联合;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向中国出售武器,但是在质量上确是差强人意。因此,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对中国来说就尤为重要。上世纪苏联解体时,许多当时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核武器,航空母舰等都被俄罗斯继承,因此俄罗斯成为军事力量最发达的几个国家之一。中俄在地缘上相邻,又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这使得中俄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更具有战略意义。也正是如此,随着中俄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上的发展与深入,使得本身在军事技术上欠发达的我国在共同联合研究、开发时处于比较被动地位。
据俄罗斯的《独立军事评论》的报道,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经过不断的发展,现代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技术的实际已经成熟。在2003 年的北京国际航展上, 俄罗斯专家向中国媒体证实, 中俄将联合研制L1 5 军用教练机等武器装备。
以上资料说明,我国不仅从俄罗斯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并且和俄罗斯共同研究、开发先进技术。但是相对于经验和技术都较为先进的俄罗斯来说,中国在共同研究、开发时就出在比较不利的地位。可能使我国过分依赖俄罗斯,尽而影响我国军事技术研究的独立性。
(六)可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地区关系紧张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就早已友好而深入的开展,虽然在七八十年代有过中断,但至今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一直在进行。也就是说,中俄之间当前的军事技术合作不过是对以往既定的战略的实施。并且,“不针对第三国”是中俄军技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基于这个前提, 在中俄军技合作中不存在战略进攻型武器贸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曾说, 俄罗斯向中国输出的主要都是防御性武器, 如防空系统和战术性飞机等,而对于战略性进攻武器, 他强调指出,“目前有一些级别的武器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出售, 因为武器不扩散原则是世界主流。这主要指的就是战略性武器。我想强调的是, 俄罗斯将严格履行各种国际义务, 军售领域也包括其中。” [9]
但是,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最突出的对外举措就是“重返亚太”战略的出台。这一战略使得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更加混乱与紧张。尽管奥巴马政府说“重返亚太”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并且指出要在安全、经济及其他事务上,发展与中国新的伙伴关系。但事实却和美国的声明并不相符。美国“重返亚太”的实际举措,尤其军事上提出“空海一体战”(ASB)构想与“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以反制中国“反介入”战略;宣布未来将六成海上力量集中到亚太;[10]并且在其所在的亚太军事基地部署“鱼鹰”号新型运输机、F35隐形战机等先进的武器;在中国周边频繁的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实施联合军演,且次数与参与国家、人数、规模等方面都在不断扩大,这表明,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是针对中国的。对美国来说,中国近几年快速提升军事实力与“反介入”作战体系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使其产生了不小压力,并且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投送产生了阻碍。因此,美国认为,有必要联合盟友与伙伴,在“空、海、天、网、电”空间“抵消”解放军日益壮大的“反介入”战力。[10]美国的这一认识和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中国的强大是在和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基础,是对以往我国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政策的继承,并不是美国认为的“争霸”。保持美军在“反介入”环境下自由行动的能力,阻遏中国战略与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11] 这就是美国这一系列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目的。但是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了我国国家安全和地区的稳定。
中国实力的增强,加之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友好而深入的开展,美国认为他的既定利益将会受到损害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使亚太地区处在可能爆发局部战争的情况之下。
三、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我国在与俄罗斯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时,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中俄双方存在并且产生分歧,这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维护是不利的,也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影响。为了应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中产生的问题,我国应该积极采取对策以维护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
(一)加强中俄军事技术委员会互动,增强战略互信
从2006年到2008年的两年间,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没有召开过会议。其原因,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源说,是由于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的更替所致。不过后来有消息说,原因是因为北京要求俄罗斯提高其出口给中国的武器的质量。特别是由于在2006 年中国测试的装载在956EM巡洋舰上的Moskit 导弹与636 舰船上面的Club-S系统都出现了问题,中国对此不满。[12] 这中间的原因由于是国家机密,我们所了解的原因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不管双方军事技术委员会到底为什么在那两年期间没有召开过会议,但也正是在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历史上仅仅是一小段时间的两年,说明了中俄双方是存在不信任的,最起码是存在着分歧。从这点可以看出,中俄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并没有足够的信任,换句话说,双方都对彼此抱着怀疑的态度,这对于双方加强军事技术合作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影响中俄双方其他领域的合作。2014年11月18号,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中俄政府间军技合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并访华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今,双方军事技术委员会合作良好,但不能确保以后不会停止。因此,加强中俄双方的高层互动、互信,召开军事技术委员会,适时的沟通,减少甚至是取消双方的疑虑,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必要的。只有不断消除双方的障碍,才能增强彼此合作的信心,也才能增强彼此战略上的互信。
(二)有选择的吸收俄国防御型武器系统,提高我国自主研发能力
我国从俄罗斯得到了两套先进的S-300F舰对空导弹系统;10 到12 套-30P/ PMU-1型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8套S-30P/PMU-2型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27套Tor-Ml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等众多型号和功用的导弹系统,虽说这些导弹系统比较先进,但是与世界一流的技术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最重要的是这些导弹系统都是防御的,并不是进攻型的,因此我国引进的这些先进技术只是用于我国国防建设。因为中俄之间的军事伦理存在着巨大差异。不管是俄罗斯的尚武好战、英雄崇拜还是侵略扩张,这都与我国避战止战、以民为本和教化发展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国在引进俄罗斯的先进军事技术时,应当适当的选择符合我国军事伦理的技术,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吸收效率,也可以更深入、方便的进行自主研发,提高我国自主研发能力。
(三)拓展与除俄国外的其他先进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
军备交易也是一种商业往来而言,如果我国能够开拓更多的军备采购对象与渠道,相对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依赖程度,可能有助于我国在与俄罗斯进行装备交易时讨价还价。俄罗斯出口到印度的武器性能优于出口中国的,这固然与俄印两国的关系密切有关,但与印度的采购对象多样性也是有联系的。如果我国与西欧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军事关系得以改善,使得欧美取消他们自1989 年制定的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的话,那也许将有助于加强我国对俄罗斯军事合作的讨价还价能力,是我国处在比较有利的一方,不至于太被动。
(四)正确认识民族心理,意识形态等差异
中俄之间由于历史因素,在民族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及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双方的不同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向俄罗斯释放友好信号,增强双方的互信,避免俄罗斯认为“ 中国威胁论” 的出现是很重要的。2001年双方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普京总统访华时两国将最后的领土划界问题彻底解决, 这是中央政府极为明智的举动,增强了双方之间的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影响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隐患。努力发展与巩固中俄军事与技术合作, 强化中俄战略伙伴协作关系,正确对待中俄双方的差异,这对于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有较深的影响。
中俄在进行军事技术合作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要正确的看待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既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又要看到不利的影响,要以保障我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在强化中俄军事合作的同时又要开展和加深同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以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壮大世界和平的力量,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由于军事技术合作的敏感性,研究材料的不易获及,本身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详细情况了解并不充分,研究也相对有限。
参考文献
[1] 关于台湾“国防部”各单位人员访美,可参见台湾“国防部”2012年预算书之“派员出国预算计划总表及类别表”:753-776.[2] Countrys Bricfing:China,Janes Defence Weekly,(December10,1997):5.[3] Russia,China discuss Arms and Space Cooperntion Interfnx,November,2,2000:10.[4] Lzvestin ,Moscow-Beijing:Friendship in the cosmos-The Militarymen of the two Countries Prepare for star Wars,in Jyotsna Bakshi,Russia-China Mihcary-Technical Cooperation:Imphcations For India:3-4.[5](俄)尼古拉·兹列科:《军技合作-巩固国家安全的因素》,载《军事检阅》杂志1998年10月29日:11-14 [6](俄〕尼古拉·兹列科:《军技合作-巩固国家安全的因素》,载《军事检阅》杂志1998年10月29日:11-14.[7]《俄罗斯联邦2010 年前军事建设国家政策基础》, 载http://old.grani.ru/putin _ army/ facts.[8]〔俄〕尼古拉·兹列科:《军技合作-巩固国家安全的因素》, 载《军事检阅》杂志1998年10月29日:11-14.[9].JanVanToletc.,AirSeaBattle:Apoint-of-departureoperationalconcept:96-97.[10].JanVanToletc.,AirSeaBattle:Apoint-of-departureoperationalconcept:9.[11].U.S.DepartmentofDefense,“SustainingU.S.GlobalLeadership:PrioritiesFor21stCenturyDefense”:4.[12] 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J].俄罗斯研究,2009(1):18-20。
[13] 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J].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3-25.[14]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35.[15] 闫海霞.中俄军品贸易与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研究[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国际关系学,2011:3-4.[16] 张千任.论苏联解体后中俄军事合作的内容、意义及对未来发展的构想[J].社科纵横,2012(1):5.[17] 唐连凤,李龙一.周边安全环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探析[J].通化师范学院报,2011(5):9.[18] 赵海英,张俊乔.试析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5(11):8.[19] 张福元.论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军事技术合作[J].当代经济,2014(3):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