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和中俄合作
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和中俄合作 2014-05-25 石油观察
文|刘乾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
2014年1月23日，俄罗斯能源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规定）》（以下简称《2035战略》）。该文件分为“对2030年前能源战略的修改”、“2035年前能源战略的主要目标”、“对外能源政策的战略任务”等几个主要部分，对《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以下简称《2030战略》）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对俄罗斯能源战略主要内容进行修改的建 议，确定了未来20年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和对外能源政策的战略目标。
一、俄罗斯修改能源战略的背景
《2030战略》是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采量爆发性增长之前研究制定的。5年以来，国际经济和世界能源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和能源工业的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2013年，俄罗斯政府指出，国家的能源战略经过5年就需要调整，因此将修改《2030战略》，并将其期限顺延到2035年。
俄罗斯能源部公布的《2035战略》指出，由于一些能源进口大国转向能源自给，世界能源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对于能源行业而言，最重要的不再是生产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而是质量上的提高和现代化。
1.外部环境
过去5年，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地位的变化是俄罗斯修改能源战略的外部因素。《2035战略》指出，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正在致力于通过提高能效、发展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自给，同时扩大能源进口渠道，实现能源消费多元化，能源出口国正致力于扩大出口规模并进入新市场，这导致俄罗斯所受到的外部风险显著增加。
在2009年以来的“页岩气革命”驱动下，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美国已经连续几年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 国，并逐步降低了天然气进口量。在这种情况下，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中东LNG开始流向欧洲和亚太市场，俄罗斯也因此关闭了针对美国市场的什托克曼项目。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到2035年实现能源自给。
在亚太地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仍保持积极增长的势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加剧了日本对进口能源的需求。但是，俄罗斯目前对亚太地区的油气供应仍处于较低水平：石油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20%；天然气则只有萨哈林2号一个LNG项目，每年出口量为1000万吨。
全球经济危机和债务问题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及其对能源的需求。欧洲是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出口市场，但目前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仍未恢复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俄乌2009年出现天然气争端后，欧洲国家积极寻求中东和里海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来源，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市场份额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
因“页岩气革命”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以及LNG对传统天然气储存和运输瓶颈的突破，使得全球天然气市场正在从几个区域性市场向统一的全球化市场转变，天然气的定价机制和贸易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对数十年来习惯于按照“照付不议”原则签署长期合约的俄罗斯来说，在定价方式和商业模式上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2009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多次降低了供应欧洲客户的天然气价格并放宽了“照付不议”条件。
《2030战略》曾指出，俄罗斯不仅将保持世界能源市场上最大供应者的地位，其供应范围也将发生变化。这表明俄罗斯不仅希望保持对传统市场的影响力，还将进入新的市场。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出口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显著增加，这既包括传统的西方（欧洲）市场的疲软，也包括新兴的东方（亚太）市场上俄罗斯地位的缺失。
从长期看，由于新的大型供应者的出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非等），以及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增加，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抢占传统和新兴能源市场的份额将成为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长期挑战。
2.内部因素
俄罗斯经济和能源工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俄罗斯能源战略实施调整的内部条件。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趋于停滞。2000-2008年，俄罗斯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9%；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俄罗斯经济下滑7.9%。2010-2012年，俄罗斯经济短暂回稳，年度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3%、4.3%和3.4%，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降较多，仅为1.3%。
《2035战略》指出，考虑到上述经济增长变缓的趋势，根据俄罗斯联邦2030年前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在基本的创新情景中确定的2013-2035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增长率为3.8%，在保守的风险情景中采用的增长率预测数字仅为2.8%。
在过去5年里，尽管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能源项目（包括建成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北流天然气管道，万科尔油气田和亚马尔凝析气田投产，以及萨哈林2号项目LNG投产等），但俄罗斯能源行业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设备损耗高、能效低、投资效率低、易受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等问题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显得更加突出。
同时，在提高采收率和石油深加工率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在提高伴生气利用率和实施东部天然气计划方面也未能达到既定目标。2009-2012年，从能源在俄罗斯出口、联邦预算收入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来判断，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行业的依赖程度还在进一步增加，2009-2012年，能源出口额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70%、联邦预算收入的50%和投资的40%，均比经济危机前有所提高。
因此，俄罗斯面临提高能效、发展节能和创新技术、降低经济对能源行业的依赖程度等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实现俄罗斯能源行业的现代化，改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磨损程度，提高高附加值产品（例如轻质油品、气体燃料、油气化工产品）的生产等。总之，这些涉及提高俄罗斯能源行业发展质量的任务，都需要在新版的能源战略中得到体现。
二、能源战略修改的主要内容
与《2030战略》相比，《2035战略》延续了原有的大部分内容，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1.文本结构变化 《2035战略》在“俄罗斯能源需求前景”一章中，增加了“对俄罗斯能源的挑战”一节；增加了新的一章“第4章俄罗斯能源2035年前的目标愿景”，该章包括以下几节：“2035年前能源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战略方向”、“实现能源战略的原则、机制和阶段”；
在“国家能源政策”一章中增加了“能源领域税收和关税政策”、“能源领域的生态政策”两节，“能源领域的社会政策”一节被扩充为“能源领域的社会政策和人力资本开发”；在“燃料动力综合体行业的发展前景”一章中增加了“碳氢原料深加工（油气化学产品）”一节；在“预期成果和实施本战略的体系”一章中增加了“实现战略的主要风险”一节。
2.对经济和能源状况的评估
《2030战略》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但《2035战略》认为，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暂时下降，而且随着长期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约束的加强，俄罗斯中期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因此，新的能源战略大幅调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需求的水平。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能源市场的预测，《2035战略》的观点比《2030战略》相对谨慎和保守。
《2035战略》在充分盘点后经济危机时期内世界能源市场发生的变化的基础上，降低了对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率的预测，从《2030战略》的预计年增长率1.5%调低至1.2%。
《2035战略》指出，全球的能源需求正加速转移到发展中市场，而俄罗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市场上份额偏低。相反，在俄罗斯长期处于优势的传统市场上，能源需求将长期受到抑制。
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能源供应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速，这使得世界主要能源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2035战略》对俄罗斯的外部能源需求前景进行了分析，并考虑了主要能源进口国和生产国的能源战略因素。
除了传统的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数量估计外，《2035战略》还考虑了技术进步、定价机制演进以及世界能源市场调控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新版能源战略提高了未来25年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平均增长率预测值，从《2030战略》中评估2005-2030年的年平均增长0.5%提高到2010-2035年的年平均增长0.7%。新旧两版能源战略相比，在调低全球能源消费需求增长率预测的情况下，俄罗斯调高了能源出口的增长率预测，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在保持传统市场上份额的同时，大幅提高在新市场中的份额。
3.能源战略的目标、任务、中心思想和战略方向
《2035战略》延续了《2030战略》的目标，但进行了扩充和细化，增加了关于发展国内能源基础设施的内容，目的在于使国内和对外能源基础设施平衡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出口设施建设居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增加了提高能源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取性及其质量的内容；增加了关于深化能源公司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调控能源发展的原则。《2030战略》的中心思想是能源行业应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行业是俄罗斯工业和相关行业所生产原料、设备、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用户，应该为国家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所必须的投资支持。而《2035战略》提出将能源行业由“资源-原料”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创新”发展模式。
因此，能源行业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将由“发展的动力”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多元化、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大限度地减少基础设施的制约等。
《2030战略》提出了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能源的预算效率”和“能源的生态安全”四个战略目标。《2035战略》扩充了俄罗斯能源安全学说的相应指标；调整了“能源效率”中“节能”的涵义；将“能源的预算效率”扩展为“经济效率”，并制定了新的指标体系；将“能源的生态安全”扩展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能源战略在社会责任、生态安全和创新发展中的要求。
4.国家能源政策
总体上，《2035战略》在国家能源政策的所有方面都延续了《2030战略》中的规定，但是，国家能源政策的部分目标和措施得到了扩大和完善，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地下资源使用”方面：将制定新的储量分类方法，使储量分类不再建立在技术指标上，而是建立在油气生产的经济指标上，并使分类方法与国际通行的储量分类方法相协调。2）在“税收和关税政策”方面：从征收自然资源开采税转变为征收额外所得税，或征收在开采油气资源时所得的超额利润税。
3）在“国家调控国内能源市场”方面：制定和完善各种能源品种的外汇交易市场机制；根据国内交易价格创建石油和成品油的国内价格体系，以及在反垄断监管中相应指标的使用体系。
4）在“能源的科学技术政策”方面：鼓励重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设计方案-试制样本-生产”的全过程循环。
5）在“地方能源政策”方面：制定监测国家和各个地区能源安全情况的方法，以及确定俄罗斯能源安全法则实现的进程。
6）在“能源行业的社会政策以及人的潜力发展”方面：在能源行业的人力资本发展方面采取一整套措施。
7）在“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方面：使俄罗斯在燃料能源资源市场上的政策逐渐适应发展趋势和变化；推动欧亚经济空间内统一能源市场的形成。
5.能源消费和出口结构
在俄罗斯经济发展放缓、国际能源市场转变的情况下，《2035战略》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的指标与《2030战略》相比发生了变化。
首先，降低了俄罗斯国内对一次能源和电力的需求增速预测。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预测发生变化，与目前经济增长前景走低的情况有关。
其次，《2030战略》认为，天然气在能源需求中的份额将会减少，煤炭的份额将会增加；而《2035战略》认为，天然气在能源消 费中的份额将会保持稳定，煤炭在能源总需求中所占份额减少。这是在过去5年俄罗斯能源消费结构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修订，事实证明，过去对煤炭的需求被高估了。
在《2035战略》中，炼油工业的规模增速比《2030战略》预测的增速更慢，成品油出口的增速预测也进一步降低。新战略还降低了俄罗斯国内对汽车燃料需求的增长速度，在《2035战略》中保留了要显著提高炼油深度的方针。
《2035战略》显著提高了亚太地区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中的份额的预测值，也提高了液化天然气在天然气出口中所占份额的预测值。这些变化与世界经济和能源发展关键趋势和方向改变有关。
新战略强调，亚太地区将是最有前景的能源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将大量增加，一些新的大型市场参与者的出现，会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亚太地区与传统能源供应国形成激烈竞争。因此，占据新的能源市场，首先是亚太地区，并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俄罗斯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6.战略建议
《2035战略》提出的建议目标总体上延续了《2030战略》中的内容，包括俄罗斯东部油气工业的发展、俄罗斯北部地区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节能等问题。但新战略更加明确了目标和任务，对战略建议做了一些修改。
其中，“发展节能”的战略建议被明确调整为“发展节能技术”，“发展出口基础设施，促进出口基础设施多样化”的战略建议调整为“发展国内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俄罗斯能源战略的战略目标与措施
《2035战略》提出了能源安全、能源效率、经济效率和能源可持续发展四个战略目标，并提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
1.能源安全
《2035战略》认为，保障俄罗斯能源安全的最重要方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文件预计，2010-2035年，俄罗斯一次能源产量和需求量将增加26%～27%，其结构将发生以下变化。
1）在稳定石油开采和加工规模的情况下，石油和凝析油在一次能源生产中的份额从39%减少到32%～33%；天然气和伴生气在一次能源产量中所占比例从41%提升至47%；煤炭在一次燃料生产中所占份额保持约11%～12%；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生产中所占比例从7%提高至9%。电力行业将加速发展，核电所占比例从16%增加到22%～23%。
2）在俄罗斯国内一次能源需求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能源出口结构将发生变化，天然气（首先是指液化天然气）的份额将增加，原油和成品油的出口将减少。
3）为了实现上述能源结构变化，将推进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包括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形成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即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储运和加工的综合体系）；开发北极地区和俄罗斯北部大陆架的 资源潜力；发展工艺节能；发展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在发展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电力，尤其是水电项目应当引起重视。
2.能源效率
在《2035战略》中，提高能源效率被认为是提高国家经济效率的主要方式。文件预计，与2010年的水平相比，2035年之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电力消耗将下降40%，单位能耗将下降50%，否则能源行业无疑会制约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此，俄罗斯必须建立和完善鼓励发展节能技术的体系和机制。国家能源政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措施包括：发展能源服务合同机制、在能效和节能领域发展国家担保项目机制、给予能效和节能领域利率补贴和税收激励（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减免财产税）。
同时，完善和更新能源管理领域的法规、程序和标准，完善建筑标准与规程，修订最佳可用技术清单，总结节能方面有推广价值的典型工程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实施和运用的最佳案例；政府还需要支持节能和提高能效、节能试点项目、组织机构（企业）进行定期审计等几个领域内的地区发展项目；实施特别措施以提高住房和公用设施（国内能源的最大消费者）的能源效率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3.经济效率
在提高能源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2035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此应该建设完整和灵活的能源政策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 1）形成国内高效的能源市场，该市场的垄断程度低、竞争水平高、拥有发达的内部价格形成机制，并且与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和调控体系的发展相结合；
2）形成稳定的能源行业税收机制，将通过能源行业运行所得到的长期经济效益最大化；
3）平衡关税和消费税，通过关税和消费税的刺激来提高对高质量、深加工能源产品的生产投资；
4）完善国家在自然垄断领域中的价格（税率）监管，监管既要考虑消费者的优先利益，也要考虑自然垄断投资项目融资的必要性；
5）形成规范的法律基础，保护投资者权益和发展竞争，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壁垒；
6）创建鼓励企业使用先进技术和发展技术节能的体系，在能源领域创建稳定的国家创新体系；
7）稳定与俄罗斯能源传统出口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在新的能源市场上建立稳定的关系；
8）完成欧亚经济空间统一能源市场的创建工作，使该市场有共同的能源调控原则，促进能源资源、技术和投资的自由流动。
4.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2035战略》指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社会责任和环境效益，也包括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要发展能源领域中人的潜能，实现教育的发展和投资，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能源企业预防疾病和 13 工伤综合体系及健康恢复体系；在煤炭工业安全领域内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新版本，制定社会标准，建立采煤企业工作人员的强制保险制度。
从能源行业的社会效益来看，要制定和贯彻能源行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规则，必须更全面地限定公共资源提供者、公共服务执行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能源行业的环境效益来看，要加强环保的监管力度，使俄罗斯和国际通行的环保立法规范相协调，发展适用于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环境审计体系，贯彻强制的高风险环境保险条例。
四、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政策
对外能源政策在俄罗斯战略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在提高俄罗斯能源竞争力、促使出口地域和产品多元化以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巩固俄罗斯在国外能源市场上的地位。《2035战略》提出，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加快进入亚太地区市场
文件规定，在2035年之前，亚太地区市场在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出口总量中的份额将从12%增长到23%（其中原油增长到32%），天然气从6%增加到31%。欧洲和独联体的能源市场仍将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市场，但是2015年后其出口规模将会下降，2035年前的出口规模仅相当于2010年水平的95%。
2.出口产品多样化
目前，俄罗斯能源出口中占统治地位的原油和油品，到2035年时的份额将减少30%，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以及电力的份额将增长40%～50%。到2035年，燃料油的出口将从2010年的5700万吨下降到2000万吨，汽油将从4400万吨增长到5800万吨，由于炼油工艺的提高，燃料油和汽油的质量将得到极大提高。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将在2020年达到3000万吨，到2035年达到1亿吨。
3.与传统和新兴的能源市场建立稳定关系
在西方，消除与欧洲在天然气关系上的危机，包括需求下降、竞争加剧、定价模式转变、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的不利监管环境，以及天然气市场目标模式、司法冲突等。必须在考虑俄罗斯利益的基础上完善监管体系，使监管体系适应现代市场发展趋势，其主要途径是在不破坏长期合同基础原则的情况下，提高长期合同的灵活性。在东方，必须完成与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谈判，发展同亚洲各国的能源对话和能源关系体系。
4.促进俄罗斯公司融入国际能源商业体系
扩大与跨国公司的能源资产置换，包括在高风险和复杂环境下的国际合作，俄罗斯将为国内能源和服务公司的运营寻求良好的非歧视性制度。促使俄罗斯进入新的能源市场、保障俄罗斯出口安全的基础设施以实现出口路线的多元化，首先是“南流”和“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出口项目，占首位的是亚洲方向的出口 15 项目，同时还有促进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北极航路的发展。
北极航路的发展有助于北极大陆架和俄罗斯北方地区资源潜力的发展，弥补俄罗斯传统油气开采区开采量的下降。预计到2035年，北极大陆架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中的份额将占5%，天然气占10%。俄罗斯能源政策的特殊方向（指在俄罗斯能源政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形成欧亚经济空间的统一能源市场（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这个市场应该有统一的调控原则，保障能源资源、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保障能源领域的投资。
5.维护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体系中的利益
俄罗斯认为，在世界能源体系中，不仅要保护消费者的能源安全利益，也要保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生产项目的投资回报，同时应保障能源运输的安全。俄罗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是从出口国的狭窄视角、只追求短期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来理解对外能源政策，而是将能源政策看作解决国家和世界问题的手段。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对单边歧视性措施，并且要求发展全球能源对话，使各方利益得到均衡。
《2035战略》认为，上述措施能使俄罗斯能源领域减少受欧洲能源出口单独控制的风险，并且在一次能源出口规模没有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俄罗斯公司的国际化运营增加收入、提高效益。
五、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发展对华合作是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版能源战略明确提出了“完成与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谈判”、“加快进入亚太 市场”的任务，为中俄深化能源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在俄罗斯国内能源行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中俄两国有望出现新的能源合作方式和领域。
1.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为中俄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俄罗斯能源行业发展面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两方面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提出了“东向”战略，加快进入亚太市场的战略任务。在亚太市场，中国在加强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上拥有一系列优势，包括便利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市场容量、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已有的合作基础等。发展同中国的能源合作，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油气出口，是俄罗斯降低外部风险、为国内经济发展获取资金和资源的重要途径。
2013年，中俄能源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上游以及原油和天然气贸易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石油（CNPC）与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简称“俄油”）签署开发北极大陆架和陆上油气田的合作备忘录，中国石油成功参股诺瓦泰克公司的亚马尔LNG项目；俄油将增加对中国的管道原油供应，并计划每年向中国石化供应1000万吨原油，中国石油还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经东线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规定了供气量、供气条件、照付不议比例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商务条款，之后又商定了供气价格公式，为2014年签署供气合同奠定了基础。
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对两国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商务往来和民间交流都具有促进作用。新版能源战略的出台，特 别是强调“加快进入亚太市场”，并明确提出提高亚太在俄罗斯油气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两国合作的进一步扩大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无疑是俄罗斯实现能源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2.俄罗斯开发北极、东部油气区和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为扩大中俄合作开辟了新领域
俄罗斯新版能源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形成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开发北极地区和俄罗斯北部大陆架的资源潜力、发展国内能源基础设施，特别是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水电资源的目标。
2013年，俄罗斯与多家跨国油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勘探合同和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在北极大陆架、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合作，其合作方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日本INPEX和中国石油。由于勘探风险高、投资巨大和技术要求高，俄罗斯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方应该抓住这一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中方曾在中俄油气合作中提出“上下游一体化”的建议，2013年中国进入俄罗斯上游领域取得的突破表明，这一建议已经得到俄方的认可并在逐步落实。未来中俄两国还可以组建财团参与第三国境内的油气开发，并可以参照俄罗斯与西方油气公司的合作模式，进行油气项目的资产置换，以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在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电力和水电项目方面，2013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俄罗斯统一电力国际公司签署了《关于开展扩大中俄电力合作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协议》，中国的多家电力公司有意在俄投资建设水电站，这都为两国进一步发展电力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3.俄罗斯能源行业现代化为深化中俄合作增添了新途径 《2035战略》中提出，俄罗斯能源行业应该由“资源-原料”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创新”发展模式，使其成为俄罗斯经济创新发展的基础。与《2030战略》相比，这一修改意味着俄罗斯正在放弃之前单纯将能源行业作为经济发展和国家预算的资金来源的做法，转向注重俄罗斯能源行业效率的提高，发展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并提高能效；由税收效率向经济效率过渡，通过体制性的改革来促进能源经济的发展，完善能源市场体制，促进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能源行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能源行业改革和发展也面临相似的局面。过去几年，中国的能源结构继续向低碳清洁化发展，新能源（例如风能、光伏等）技术继续发展。中国也在进行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健全能源行业的财税政策。
同时，中国也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能源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看出，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发展政策具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完全可以在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在能源发展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流和借鉴。
4.俄罗斯维护本国能源利益促使中俄合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维护本国能源利益是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35战略》指出，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不仅要保护消费者的能源安全利益，也要保证生产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生产项目上的投资回报，同时应保障能源运输的安全。
因此，俄罗斯希望对外能源合作能够保证其经济效益和政治利益，这不仅是俄罗斯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多次发生天然气争端的原因，也是中俄两国在长期油气谈判的过程中价格问题始终是谈判的核心和主要障碍的重要原因。
必须认识到，由于缺乏长期和规范化的能源合作机制，俄罗斯与一些国家在天然气价格、运费、供求关系、运输基础设施维护的处理上较为随意；或者有法不依，优先考虑政治利益，忽视商业规则。这是发生天然气争端的重要因素。
中国在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通过政府间、企业间签署的具有法律效率的文件，使能源合作机制化、规范化，并建立分歧解决机制，将双方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降低到最小。
六、结论
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调整是在其国内经济和国际能源市场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做出的。从旧版能源战略的落实情况和新版能源战略的修改可以看出，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决策者认识到，过去几年，俄罗斯已经落后于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战略调整不可避免。
对此，俄罗斯提出了实现能源行业现代化、开发北极大陆架和东部油气区、对外能源合作向东转移、巩固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地位等 战略目标。这些目标和政策的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还将受到国际能源市场局势变化、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能源行业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一方面关注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35战略》仍处于讨论和修订期间；另一方面，抓住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的机遇，利用其中的有利条件，顺势而行，促进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共赢。（原载《国际石油经济》）
第二篇：中俄能源合作
在中俄能源问题上 中国要寻找新的战略平衡点
2011年5月31日，中俄能源谈判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莫斯科与中俄能源谈判俄方代表、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共同主持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王岐山表示，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长期、战略性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中俄原油管道今年1月1日正式投产以来，截至目前已输油600多万吨。
通过此次会晤，中俄就积极推进原油管道贸易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两国外交表态的背后，中俄在石油问题上出现了不少波折和分歧。负责向中方供油的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不断对中国在定价问题上“发难”，称因为两国关税不同，中石油少付了石油款项。一度有消息称，石油谈判可能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6月16-18日)上升格为两国元首级的会谈。虽然最终谈判仍由两国副总理主持，但中俄在油气资源方面的冲突和深刻的分歧仍是确定无疑的。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安邦研究团队就开始对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进行跟踪研究，并对与俄罗斯的合作表示质疑，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强烈欧洲国家意识的俄罗斯对中国缺乏信任，二是俄罗斯时常会把能源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中国的全球能源安全战略不应把俄罗斯作为支柱。
现在看来，这种质疑是正确的。作为独立的智库，安邦的建议是：中国需要在中俄能源合作上找到新的战略平衡点。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建议，如果俄罗斯的油气价格与中东或非洲相近，或者在计算生产成本之后的成本高于中东或非洲，中国都应该购买中东或非洲的油气资源。石油对中国是个战略问题，不能在基本架构中出现风险。除非找到战略平衡点，否则无法制约俄罗斯的贪得无厌。
俄罗斯邀请日本开发东西伯利亚油田 施压中国
中国经济网北京2011年6月8日讯(张波)俄罗斯《生意人报》周二报道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已经决定邀请日本公司参与开发马加丹大陆架和东西伯利亚的油田。报道中说，促使俄罗斯石油公司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与中国在输油费用问题上曾出现争执，虽然中国最终同意支付原油在俄罗斯境内运输所发生的费用，但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希望通过邀请日本公司参与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油气资源开发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多家日本公司组成的财团可能获得合资企业49%的股份。项目的地质勘探工作将于今年开始，日本将承担所有开支。报道中说，可能参与该财团的日本公司包括Inpex Corp.、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JOGMEC)和一些石油经销商。
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并没有获得马加丹大陆架的开发许可。不过，该公司已经递交了获得马加丹1、2、3号区块和附近海域其他两个区块的申请。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爱德华·胡代纳托夫表示，希望在今年获得许可证。他预测，这些区块共蕴藏有20亿吨标准燃料。
上个月底，马加丹州州长尼古拉·杜多夫表示，根据初步数据，马加丹区块的许可证办理工作将在9月1日前完成。
本月初，俄罗斯石油公司同日本经济产业省达成协议，成立联合工作组考察马加丹1、2、3号区块和鄂霍次克海大陆架，以及东西伯利亚11个油气田的资源概况。日本公司同意承担所有风险，勘探的所有开支由日本方面承担。双方还商定将建立合资炼油厂和石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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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莫斯科2011年6月4日电 题：中俄能源合作的“变”与“不变”
中新社记者 田冰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俄能源谈判中方代表王岐山5月30日至6月3日访问俄罗斯并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期间，王岐山在莫斯科与俄副总理谢钦共同主持了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七次会晤，会见了俄总理普京，参观考察了俄天然气工业集团总部中央生产调度中心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格列米哈油田等地。双方签署了《2009年6月24日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议定书》，并就全面扩大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油气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天然气项目亦是此次会晤的重点之一。对于外界关注的中俄企业间关于输油费用纠纷，以及是否会影响中俄未来能源合作的疑虑，经双方共同努力，在两国政府间妥善解决了管道原油贸易价格方面的争议。双方愿继续努力，保障中俄原油管道长期、安全和稳定运营。
在天然气领域，双方在很多合作原则上达成共识，为最终实现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两国政府部门同两国企业开始准备俄对华供应天然气的政府间协议。双方企业力争在今年6月10日前，按照预付款与天然气价格相关联的原则就天然气购销合同达成一致，在6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俄期间签署相关文件。
俄总理普京评价说，双方正在进行的东、西线天然气谈判，规模宏大，都是标志性工程。西线每年供气300亿立方米，东线每年供气380亿立方米，而且都是为期30年的合作，“意义非常重大”。
此外，中俄在煤炭、电力、炼油、核能、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等广泛领域也取得进展。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用三句话概括中俄能源代表第七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推进了已有的合作；开拓了合作的新领域；在重大项目的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诚然，任何经贸合作过程中都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俄能源合作也不例外。对于双方合作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只要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是可以通过积极协商妥善解决的。
如果说，中俄能源合作存在“变数”，也将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充分考虑和照顾彼此关切，以更加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推动双方能源合作向更宽、更广、更深方向“变”。俄政府主管能源领域的副总理谢钦就表示，“现在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允许我们双方解决任何问题”。
能源出口需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源，此乃不变的现实。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长期、战略性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当前，中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扩大能源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以中俄原油管道贸易为例，俄罗斯实现了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东方管道的输送，而且面向的是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巨大而稳定的中国市场。对中国而言，则提供了稳定的陆上石油通道。
正如王岐山所言，中俄能源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3亿人创造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形成了庞大能源消费市场，为俄能源出口创造了广阔空间。俄资源、能源丰富，在油气勘探、开采、化工等领域具有优势，可以为中国提供安全、长期、可靠的能源供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双方本着互信、坦诚、务实的原则，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俄能源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两国能源合作更上层楼，必定会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第三篇：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
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
郑东生
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资源大国，也是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能源外交对于全面振兴俄罗斯经济、提高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刻剖析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
名列前茅的世界油气大国
目前俄罗斯原油的原始探明储量为310亿吨，待探明和控制石油储量为23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4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探明储量的33%，居世界首位。据测算，按照俄罗斯政府2003年8月通过的能源发展战略，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尚未探明的潜在油气足够开采80年。俄北冰洋、太平洋大陆架和黑海海底还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俄油气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10%和23%。俄石油高峰产量为1987年的5.76亿吨，2003年产油量创苏联解体以来新高，达到4.2亿吨，其中约一半出口，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头号原油出口国。2004年原油产量达4.59亿吨，出口1.97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仅次于沙特，居世界第二位。俄方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石油出口量提高到每年2.7亿至2.8亿吨。俄天然气高峰产量为1991年，达6430亿方，2004年产量为6330亿方，居世界首位。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中东、拉美等传统产油国局势长期动荡、北欧和英国北海油源日渐枯竭，西方经济恢复性增长态势不断巩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渐振兴，世界主要经济体对能源的需求都在上升。美、欧、欧佩克等国家和组织纷纷要求俄扩大能源生产和出口，以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俄成为各方争相聚焦和争夺的主要能源供应国，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俄大打能源外交牌
俄罗斯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整体外交需要，将对外能源合作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普京还专门任命一位对外能源合作特别代表并兼任外交部领导。目前看，俄高度重视能源外交的主要战略考虑是：
第一，通过扩大对外能源合作促进本国GDP翻番。能源产业一向是俄经济支柱之一，产值约占俄工业总产值的30%，为俄政府创造54%的年预算收人和45%的外汇收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左右。普京当局将大力发展优势能源产业确定为实现GDP翻番和加快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希望通过对外能源合作大规模吸引外资。俄能源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今后3O年至少需要1500亿美元投资更新改造。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潜在油气田勘探开发的成本较高，需要投人大量资金。普京当局希加快非能源行业发展、促进本国经济结构调整更急需大批投资。俄经济尚处在恢复增长阶段，自身投资能力有限，吸引外资的硬件和软件远不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满足国外对俄的能源需求，以出口油气换取大批投资，激活经济外交，是俄能源外交的重要一环。
第三，谋求通过能源外交改善俄外部环境，提高国际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奉行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俄在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备受西方挤压，手中的外交资源有限。利用各方在能源合作方面有求于俄对他们打能源牌，用能源资源补充外交资源，调动各方改善和发展对俄 关系，这在俄能源外交中占有突出地位。俄承诺不会减少对欧盟的能源供应，是为稳定并进而提升俄欧关系。俄应美要求允诺到2010年将对美原油供应从现在占美进口总额的2%提升到11%，是为促美改善对俄关系。俄同意对长期依赖俄能源的部分独联体国家免征石油出口增值税，是为了拉拢日益离心的独联体小伙伴。俄决定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油气资源并向亚太国家出口，则是为了拓展亚太外交，拉近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增加其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总之，能源外交是俄营建有利的国际环境、扩大国际空间的 一张王牌。
俄能源外交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首先，从叶利钦时代的放任自由回归到政府主导。普京始终认为，必须由国家确定俄油气发展的优先方向，国家调控应是俄罗斯资源管理政策的核心。他强调：“俄罗斯经济今后一段时间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其组成部分的有计划增长的基础上，首先就是发挥矿产原料资源的潜力，并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针对大能源公司在上个世纪9O年代基本被私有化、西方借此向俄能源行业渗透企图予以控制、对外能源合作形不成整体外交效应的不利局面，普京当局以整治、肢解“尤科斯”公司为突破口，使大能 源公司相继臣服于俄当局。在此基础上，俄政府授意“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组建新的国际控股超级油气垄断企业，并与亲当局的“卢克”等石油公司统筹对外能源合作。
其次，竭力搞双向能源合作。在积极向其他国家出口油气的同时，俄鼓励本国大能源企业以不同方式打人其他国家的能源市场。一是合资开采他国油气资源。二是压独联体国家以战略企业股票对冲欠俄能源债务，从而控制独联体国家经济。三是带动俄对油气进口国的能源设备出口。四是支持俄能源企业进军他国能源销售市场，如“卢克”公司在美成功 收购1000多家加油站，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汽油销售市场也十分活跃。
第三，奉行多元化方针。俄以独联体传统能源市场为基点，向欧洲、北美、亚太乃至南美多方位辐射，竭力使能源外交具备全球规模。俄对外资进人俄能源市场也奉行多元化方针，在美、欧国家资本已占领俄部分市场的情况下，今后拟主要吸引中日韩和印度等亚太国家资本。
第四，对外资实行一定限制。普京当局认为，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行业，应由国家来控制，各国无一例外，因而对外资进人俄能源行业实行“合理限制”。俄新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显示，在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下资源项目中，外国投资方的股分比不得超过50%。重要的能源产地不容外资独家开发。国家垄断油气干线管道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外资只能投资参与修建。普京已经命令政府在2005年11月1日前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政策写人相关法律。
当前影响和制约俄能源外交的主要瓶颈包括：一是结构性因素。比如，俄油气资源的开采成本较中东国家高很多，俄管道和港口等油气运输基础设施老化且运力不足，俄油气深加工能力薄弱等。这都制约了俄的能源生产和出口。特别是铺建新的油气管道解决出口通道严重不畅问题是当前俄能源外交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二是地缘政治因素。除了面向土耳其市场的“蓝流”天然气管道外，迄今俄所有的油气管道都通向独联体和欧盟国家。俄西南方向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被士耳其以保护生态为由单方面限制俄油轮通行而萎缩，土方建议的巴库一找滩时又管道俄方出于安全和经济考虑不会使用。俄与中、美、日、韩、印度等国已经形成多边能源关系结构，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有高超的战略协调能力，否则将对俄的能源外交形成牵制。
目前俄正在积极筹建新的油气出口管道。一是拟修建经保加利亚黑海港口布尔加斯至希腊、摆脱土耳其限制的替代原油管道，俄与保加利亚和希腊三方已经签署了有关协议。二是新建到太平洋沿岸港口纳霍德卡和至中国大庆支线的远东原油管道以及通过中、日、韩的天然气管道。三是修建从西西伯利亚到巴伦支海港口，然后再通过油轮和气轮运往北美的油气出口管道。四是铺设经过波罗的海海底和德国至英国的天然气出口管道。俄试图实施这样一个连通四面八方的能源出口“路线图”，搞活全方位能源外交。
中俄能源合作前景明朗
多年来，中国积极致力于开拓俄罗斯能源市场。1992年10月，中石油公司在莫斯科就成立了办事处，开通了最早的中俄能源合作的窗口，负责联系和协调中俄能源合作事宜。1994年，中石油公司与“尤科斯”启动修建从俄远东到中国的原油管道工作，同年开始远东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谈判。2000年，中俄中断50年的原油贸易得以恢复，截止到2005年5月，中国共从俄罗斯进口原油1190万吨，贸易额30亿美元。2003年3月，中石油俄罗斯投资公司成立，全力以赴寻求对俄能源合作的机会。
但总的来看，中方在俄罗斯能源市场上进展不大。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尤科斯”官司缠身，屡遭俄政府打压。二是俄远东油气出口管道设计工作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当地政府、生态、地理以及美、日干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至今仍有不确定因素。三是俄迄今为止修建的惟一一条只面向土耳其市场的“蓝流”天然气管道遭受重大损失，至今不能满负荷运营。俄方对修建面向一国市场的出口管道心有余悸。四是俄国内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存有防范和疑虑心理，一方面担心中国“掠夺”俄资源，另一方面也担心俄中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对国内能源生产、开发和出口体系的秩序整顿初步结束，俄对外，包括对华能源合作的内部机制性障碍已经消除。从90年代中期起，中俄能源合作历经多年磨合，相互了解、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和教训，为中俄两国扩大能源合作打好了基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我国领导人多年来大力做俄方工作，拉住、稳住了俄方对与中方开展能源合作的决心。中方主动提出投资12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搞基础设施建设，让俄方感觉到了中国的真诚合作愿望，打消了俄国内部分势力担忧我只攫取俄能源的顾虑，增强了俄方对两国能源合作的信心。
最近，俄方在我关切的几个 重大能源合作问题发出了强烈的积极信号。第一，俄决定优先向中国而不是日本供应石油。继俄政府2004年12月31日确定远东原油管道走向(即先将油管从泰舍特修到离中国边境最近的斯科沃罗季诺后，第二阶段再修建至太平洋的管线)后，普京在出席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期间明确表示，连接西伯利亚油田和远东港口的输油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将优先向中国而不是日本供应石油。到太平洋沿岸的石油管道建设将取决于东西伯利亚油田开发情况。管道一期工程将历时3年，最早将于今年开始动工。管道建成后，每年将向中国输送2O00万吨石油，另外1000万吨石油将通过火车输送到太平洋沿岸。此后，普京又于7月20日强调，建设从俄东西伯利亚至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是俄最大的国民经济发展项目之一，其意义可以与当年的贝加尔一阿穆尔铁路干线(贝阿铁路)建设相媲美。第二，在“尤科斯”无力向我供油的情况下，俄政府克服困难，指示亲当局的“卢克”石油公司取而代之，作为中方新的铁路供油合作伙伴，今年1月中石油公司还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6年内经满洲里供应4840万吨的原油合同，总金额为150亿美元。这使得两国政府达成的在远东原油管道建成前通过铁路逐年扩大向中方供油有了保障。第三，在BP—秋明石油公司与中、韩两国的天然气合作项目——科维克金气田开发案陷人僵局后，俄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垄断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主动与中石油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天然气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俄方一系列举动表明，中俄能源合作的大门正在逐渐打开，两国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的前景进一步明朗。
中国应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高度重视对俄能源合作，充分调动和运用中俄关系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抓住当前两国能源合作的机遇，积极进取，全面布局，循序渐进，使两国能源合作不断取得突破。
(本文责任编挥：季仰舒)《当代世界》2005年第9期
第四篇：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与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与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冯玉军
[内容提要] 未来，国际石油战略格局可能呈现美国主导、供应方三分天下的局面。在新格局下，产油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分歧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既斗争又妥协将成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中俄能源合作是中国能源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的重要一环。在普京第二个任期，俄罗斯能源外交将进一步得以强化，目标将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手法更加多样。尽管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前景看好。
[关键词] 石油战略格局；中俄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外交
[作者介绍] 冯玉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却是“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和受石油资源的约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以满足国内需要”[1]。随着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如何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保障海外油气资源的稳定供应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是在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下开展的，而加强与地缘接近的世界油气出口大国俄罗斯的合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么，当前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有何特点?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如何?当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 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国际石油战略环境恶化，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堪忧。而由于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的一波三折，大多数国际媒体对中俄能源合作前景都不看好，有的是忧心忡忡、有的幸灾乐祸。但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分析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变化，准确把握俄罗斯能源产业以及能源外交发展趋势的话，就可以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并非一片漆黑，中俄能源合作前景依然看好。
国际石油战略格局
石油安全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准确把握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脉动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
21世纪之前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演进史，大致 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6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主要特征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政治权力甚至军事实力垄断着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世界石油的生产、运输、销售及使用几乎完全操纵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这个阶段里，石油甚至丧失了其商品的意义，而成为西方宗主国向殖民地产油国索取的“贡物”。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末。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欧佩克为核心的第三世界产油国以收回原油标价权、提高油价、减产、禁运及国有化等措施不仅 保障了产油国的合理收入，而且第一次以石油为武器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促发了1973一1974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80年代后，欧佩克成员国还在石油运输、提炼、化工和销售等领域加快合作步伐，以增强对世界石油战略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欧佩克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石油经济的局面，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2]
而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近来石油地缘政治环境的一系列变化，预示着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正酝酿着新的重要变动。未来的国际石油战略格局可能呈现美国主导、供应方三分天下的局面：伊拉克影响回升，并在美国直接控制下成为调节国际油市的重要杠杆；欧佩克影响渐成衰势，但影响仍不可小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地位上升、影响增强。在新格局下，产油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分歧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既斗争又妥协将成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产油国既要争夺市场份额，又要避免油价急剧动荡。石油供应格局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产油国为市场份额展开角逐，但同时，国际石油市场多年形成的运作机制和对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担心，也使各产油国避免进行恶性竞争。欧佩克已制定价格稳定 机制，划定油价波动范围为22一28美元之间，意在防止油价大起大落。俄罗斯曾一度对欧佩克的“限产保价”政策进行抵制，但近来考虑到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也加强了与欧佩克在油价问题上的协调。另一方面，石油进口国既有促进石油供应多元化、联合自保的共同需求，也有争夺石油进口来源的潜在矛盾。面对供应多元化形势，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也加强了多方位合作，中东、俄罗斯、非洲、拉美产油国都与美、欧、日、中等石油消费国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同时，为降低市场风险，主要 消费国也通过国际能源机构等多边组织加强了相互合作。在石油消费和进口增势迅猛的亚太地区，推动能源网络建设、建立区域能源储备也成为热门话题。但同时，能源消费国在能源进口渠道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
从长远看，石油多元供应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世界石油将具备更充足稳定的供应，油价呈现稳中有降趋势，总体上符合石油消费国的利益。其次，美国石油安全得以巩固，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能力增强。如何处理与美国的能源合作，成为石油需求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第三，能源需求国对外能源合作面临更多选择，但同时能源外交棋局也更加复杂，博弈变数更多，因而进行对外能源合作需要在大棋局下做通盘考虑。[3]
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继续保持其显著的经济增长，它不可避免地会在许多领域与美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能源领域”[4]。但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当前国际石油战略格局的“天平”并未完全向美国倾斜，而中美在共同维护能源市场稳定方面还有诸多的共同利益。美在世界石油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固然增加了其影响世界油价、影响他国经济的可能，但“庄家”亦须遵守游戏规则，世界石油市场的经济规律和美维护“霸权秩序”的政治考虑使其不愿看到石油秩序的混乱。正如国际著名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所言，“事实上世界仅有一个石油市场，美国仅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一部分„„美国的石油安全有赖于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而为了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应“寻求与其他石油进口国建立能源合作关系，不管这些国家是工业化国家、新的‘全球化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可以在多边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也可以建立双边关系”。[5]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托马斯·巴奈特教授也认为，“美国对中国进行石油遏制”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近视单一的思维，“美国为什么要堵截中国的石油渠道呢?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美国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劳力源泉。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激烈，但这种竞争并不能通过军事对立来解决”。[6]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作用的增强，中国正在成为影响自身能源安全的重要变量，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不仅取决于国际能源安全环境的变化，更取决于自身的能源战略地位、能源战略思维与能源战略举措，而能否顺利推进中俄能源合作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俄罗斯能源外交走向
“能源是俄罗斯发展经济的基础和推行内外政策的工具。”[7]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内，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能源外交的拓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任俄罗斯工业与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在上任后表示，新政府在能源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加快速度、增强力度”。可以说，俄罗斯以能源产业带动经济振兴的战略没有改变，其加强对外能源合作的力度还将不断加强，而“俄罗斯石油的安全意义在于，在今后十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有利于扩大世界石油的供应来源，有利于抑制欧佩克的‘高价减产’政策对国际石油安全和世界经济的有害影响，也有利于世界石油供应的多元化和油价的稳定”[8]。
去年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已经为俄罗斯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普京在第二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贯彻这一战略。从目前看，普京的能源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为实现《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近期，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将审议《管道运输法》，它将成为规范俄管线建设的主要法规；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工业与能源部将向政府提交新的《矿产法》草案。俄工业与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称新法案具有“革命性质”，其意义在于使矿产利用与开发从行政法领域转向民法领域。新法案通过后，矿产开发者将与行政权力机关就矿产利用签订民法合同，这将更好地规范双方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为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9]
第二，密切关注国际石油市场动态，以灵活的税率政策调节石油出口。在近日召开的俄罗斯财政部与经济发展部联席会议后，普京明确指出未来四年俄罗斯面临的经济环境可能要比前四年差，其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油价将从目前的高位降至每桶23—抖美元甚至更低。因而普京要求政府密切关注国际油价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应决策。[10]俄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未来俄罗斯政府将以灵活的税率政策应对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如果油价保持在每桶20—25美元之间，石油出口税将是35—45%，如果油价超过每桶25美元，出口税将升至45—65%。[11]
第三，加强国家对油气公司与油气管道的控制。自去年底以来，围绕着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和对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司法调查，俄罗斯政界、财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尤科斯事件”展现了普京对“能源大政治”的总体思路。笔者认为，未来加强对油气战略资源的国家控制将成为俄发展能源产业和开展对外能源合作的重要原则，具体说来包括：避免私营公司过度扩张，尾大不掉；决不允许外资在俄能源领域占主导地位；尽管俄要增加石油出口量，但最终决定权要掌握在国家而非私营公司手里；油气管线的控制权要控制在国家手中。[12]
众所周知，自2田2年以来，围绕着尤科斯公司倡议的“安大线”和俄五大私营石油公司倡导的“摩尔曼斯克管线”，俄罗斯国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私营石油公司认为，他们有权投资石油管线建设并拥有所有权，但政府将油气管线视为调控能源运输与出口的命脉，坚决反对放松对它的控制。目前，俄罗斯绝大部分石油管道归石油运输公司所有，绝大部分天然气管道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有。去年俄罗斯几位石油大亨曾致信当时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要求自己建设油气管线，遭到拒绝。今年3月初，“俄罗斯石油出口商联盟”又致信新总理弗拉德科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政府的立场不大可能改变。[13]4月29日，普京强调，“目前还没有理由解除国家对管道运输系统的控制”，但他同时也表示“这并不妨碍吸引私人投资，私人投资还可能受到欢迎。在保持国家对管理运输系统的控制和国有制的基础上，可以引人私人资本”。[14]
根据《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使俄从单纯的原料供应者转变为可在国际能源市场执行独立政策的重要参与 者。”[15]这一表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战略目标，其实质就是俄罗斯不仅仅要通过油气出口赚取外汇，更要通过有力的外交运筹成为国际能源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成为国际能源战略格局的“操盘人”。俄罗斯认为，只有这样，俄罗斯才不会成为只输出初级产品的“资源附庸国”，才会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在普京第二个任期，俄罗斯能源外交将进一步得以强化，目标将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手法更加多样。今年2月下旬，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尔格洛夫在柏林参加“俄罗斯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目标及挑战”国际研讨会时就明确表示，在可预期的未来，俄罗斯将“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资源与地缘优势，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将继续加强”。他认为，这主要包括几个内容：首先是加强与美国的能源对话；其次，要通过向中国、或者通过纳霍德卡的深水港向能源需求增速远远超过欧洲国家的亚太国家出口石油实现远东的腾飞；第三，要继续深化与欧盟的能源对话。马尔格洛夫强调，“能源问题不仅是使俄欧接近，更是将俄罗斯与欧盟的利益密切相连的因素，未来俄欧能源对话将更加显著。俄罗斯将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参与到维护欧洲能源安全的进程当中”。他表示，俄罗斯公司进人欧洲市场将为解决俄欧之间的政治问题，包括整个欧洲安全问题创造良好条件；而欧洲安全是建立统一的大欧洲经济的基础。[16]从马尔格洛夫的表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不仅将能源外交作为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实际经济利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且也将其视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与亚洲地区的合作是俄罗斯21世纪对外能源政策的另一个重点。[17]无论是中国、韩国、日本，还是印度，都对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有着重要意义。从市场层面来说，在国际石油战略供应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形势下，亚太市场对于俄罗斯来说有着重要的吸引力，俄罗斯不可能总是捂着自己的“油桶”待价而沽，需要大力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从投资来说，未来20年俄罗斯能源领域需要大规模的外资投人，而对于急需保障能源安全的亚太国家来说，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加大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投资也是其重要选择。
中俄能源合作前景
由上可知，俄罗斯借能源产业加速国家经济复兴的既定方针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实施的力度还会加强。尽管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前景依然看好。
在“安大线”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拖延的时候，普京总统对提高向中国的输油量十分重视。正是在他的亲自关注下，今年2月中旬，俄中双方商定加大铁路输油量，预计今年达386万吨，2005年达550万吨，2006年达1000万吨。俄罗斯铁路公司计划制订通过“贝阿铁路”的更大规模的铁路输油计划，最终使对中国的铁路输油量达到每年3000万吨。[18]此外，尤科斯公司也准备与中石油和中石化签署年供油量达1500万吨的七年期协议。[19]如果这些协议能够商定并且落实的话，“安大线”原定的对华石油出口量可以得到有效的替代。
俄罗斯酝酿出台的远东油气管线新方案也顾及到了中国的利益。在2月26日召开的俄罗斯远东与后贝加尔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会议上，普京总统委托萨哈共和国总统什德罗夫负责制订远东油气出口管线具体方案，称这是“事关全国的战略问题”，[20]并命令俄联邦政府近期就此做出最终决策。[20]4月14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表示，俄将信守在能源项目上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承诺。俄罗斯政府正在进一步研究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问题，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俄中政府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时，俄方将向中方宣布有关能源合作的决定。俄外交部副部长费多托夫近日访问上海时也强调：“俄罗斯赋予俄中能源合作以优先意义。目前正 在制订各种方案，以使俄中能源合作更加有效、更加具体。”[21]
萨哈共和国总理鲍里索夫表示，受总统委托制订的“萨哈方案”将建设油气管线统—“走廊”并将其纳人“俄石油运输公司”的系统。具体走向是：从下波伊马(邻近泰舍特)经尤鲁布切诺—托霍姆斯克油气田、上聂琼斯克油气田、塔拉坎油气田、恰扬金油气田、连斯克、奥廖克明斯克、阿尔丹、涅留恩格里、腾达、斯科沃罗季诺、布拉格沃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纳霍德卡。[22]萨哈共和国总统什德罗夫在接受普京总统委托后称，新方案将成 为“安大线”与“安纳线”的替代物(见图)。[23]
与“安大线”和“安纳线”相比，“萨哈方案”有诸多优势：(1)穿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几乎所有的重要油气产区，可以最大限度地使资源潜力与管线优势相结合，推动整个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能源产业发展；(2)起点从安加尔斯克改为下波伊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西伯利亚的石油，以解决短期内东西伯利亚油源不足的问题。(3)新方案中的油气管线不经过国家公园，远离贝加尔湖，只穿越勒拿河，因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生态安全。(4)新管线不经过地震高发区，只有402公里经过低震级区，所经地区地貌简单，只有765公里穿越山区，因而建设难度较安纳线更小。
此次由萨哈共和国提出的新方案更加符合《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设想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的实施将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管线连接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所有重要油气产区，对中国的出口也考虑在内。新管线全长6224公里，以后还可与科维克金、杜尔西米宁斯克和亚克金斯克油气田相连。鲍里索夫称，将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所有大型油气田纳人统一管线运输网，有利于该地区油气田的综合开发，既可以保障俄罗斯东部地区自身的能源需求，又可以解决长期油气 出口问题。未来，对日、美的出口可直接在纳霍德卡港装船，对朝鲜和韩国的出口可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建设分管道。对中国的出口有两种可能：一是建设通向大庆的分管道；二是从纳霍德卡用油轮装载。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出的“泰舍特一纳霍德卡方案”也考虑到了建设通往中国的分管线的问题，该公司副总裁2月24日说，酝酿中的管道距离中国边界60公里，因此有可能修支线管道，“如果在政治上做出决定，公司就会去修”。[24]
其二，战略规划较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俄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新方案将能源出口线路与地区总体发展相结合，摆脱了在“安大线”与“安纳线”上的纠缠，结束了因俄罗斯的战略模糊而导致的中日之间的“较量”，增强了中国与俄开发油气合作的可预测性。
其三，新方案规模庞大，实施周期长，中俄油气合作不可能一缴而就。新管线方案与远东及东西伯利亚油气开发结合，是名符其实的“世纪工程”，其管线铺设、油气田开发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按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003年制订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开采、运输和供应统一网络建设计划，2007年开始修建从恰扬金油气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道，2010年开始工业开采，2011年管线才能竣工。这说明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既定的油、气管线建设都将延迟。
其四，油气管线合一，科维克金—中国—韩国既定管线可能改向。俄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0%，而最靠近亚太市场的就是萨哈共和国。新方案将油气出口综合考虑，并将美国视为未来俄最重要的天然气市场。俄罗斯科维克金经中国到韩国的天然气管线意义因此下降，其既定走向可能遭受冲击。
新油气管线方案的酝酿出台预示着俄罗斯与亚太地区能源合作战略思路的转变。面对俄罗斯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应制订综合性对策，促进东北亚地区 能源合作，保障中国能源安全。首先，要制订对俄能源合作大战略。新方案的出台预示着俄已放弃在“安大线”与“安纳线”上的两难选择，将能源开发及出口与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的区域振兴、管线建设、能源安全统筹安排，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必须符合俄的这一战略规划。俄“亮出底牌”使中国可以摆脱“安大线”的困扰，根据中国能源需求及俄战略走向制订对俄油气合作的长远规划。目前可考虑：(1)积极争取建设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经黑河到大庆的分管线。(2)与俄商定《中俄长期供油协议》的替代方案。(3)进一步加大铁路输油力度。俄计划制订通过贝阿铁路的更大规模的铁路输油计划，最终使对中国的铁路输油量达到每年3000万吨。中国宜以此为契机，加紧与俄讨论中长期铁路供油方案。
其次，要谋划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大思路。新方案的出台使“安大线”、“安纳线”均成泡影，为中日俄从“恶性竞争”到“互利共赢”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发挥主动性，倡议成立类似“欧洲能源宪章”的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共同解决东北亚能源安全问题，分享俄能源供应配额。可考虑建立东北亚发展银行，对俄管道建设提供国际融资并与未来石油出口配额挂钩。目 前，日本对俄罗斯的工作力度未减，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驻莫斯科代表称乐见俄罗斯新政府就管线问题决策，日本石油资源公司表示愿意在政府担保下参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石油勘探。同时，有的日本学者也提出，“从亚洲整体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不宜独占东西伯利亚的原油资源，而应让国际石油资本也参与该地区的原油开发„„日本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加强亚洲的能源安全保障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日本不应给人以追求‘一花独放’的印象，而应努力让国内外感到日本追求的是亚洲的整体利益”[25]。可以肯定，未来，东北亚 地区的能源安全不可能仅通过双边合作来维护，开展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总之，普京连任对中俄能源合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俄罗斯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以油气资源开发和管线建设均衡发展为核心、全方位发展与亚太国家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路更加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俄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为俄罗斯开展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较清晰的“路线图”，从而增强了中俄开展油气合作的可预测性。
(责任编辑：吕新国)
注释：
[1]陈清泰:“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12期。
[2]宿景祥等:“国际石油的战略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
[3]冯玉军：“国际石油战略格局面临‘洗牌’”，《人民日报》，2田3年4月10日。
[4]秦家弛：“石油压力”，[香港」《南华早报》，2(X只年2月11日。
[5]Dr.Danial Yergin, “Global Encurity”, Testimonyto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Export, and Trade Promotion, 2003.04.08.[6]美国智库聚集中国石油问题”，[美]《华盛顿观察》，2004年4月14日。
[7]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8]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1页。
[9]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до конца 1 полугодия 2004 года внесет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ую редакцию закона о недрах.РИА ТЭК.2004.03.22.[10]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олжно опера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колебания мировых цен-на нефть.РИА ТЭК.2004.03.19.[11]А.Кудрин: Экспорная пошлина на нефть при цене $ 20-25 за барр.Составит 35-45% от цены.http://www.xiexiebang.com.ru/pirnt.php
[25]中津孝司：“西伯利亚原油导演东亚新秩序”，[日]《经济学人》，2004年4月6日。
《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
第五篇：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
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
傅勇
[内容提要]全球能源供求体系决定着中美、中俄之间能源战略合作的基本走向。各种战略要素组合构成中美、中俄两种能源战略合作类型的框架和特点。中美能源合作具有全球性和互补性，其核心是防止能源主要产地和主要通道的各种安全威胁上升，同时也预防两国能源战略利益差异走向对抗。中俄能源合作则更具有地区性和互利性，其核心将是两国能源供求关系更加长期化、机制化，并推动东北亚和中亚两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低碳经济升温，中、美、俄三国都开始进行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其能源战略合作出现新的趋势。
[关键词]能源战略合作 战略要素组合 能源地缘政治
[作者介绍]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和俄罗斯中亚地区研究。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是由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失衡和价格剧烈振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气候变化启动低碳经济、传统大国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等长时段的重大战略因素共同推动的。中美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是这个体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可能超出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能源战略研究不能限于个别学科领域，更不能 只从某个能源战略要素说明整体能源战略环境。在研究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过程中，需要通过全球能源各种要素的分析，认识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多维结构。
一
全球能源体系可以分为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两个方面，由此构成全球能源价格体系和价格稳定保障机制，确保全球能源供求基本平衡是这个体系稳定性的基础。中国、美国处于主要能源需求方，俄罗斯处于主要能源供应方。在能源价格的稳定性方面，美国处于能源价格的主动控制方，中、俄处于能源价格的被动接受方。在这三个能源大国中，中国既是能源价格被动的接受方，又是能源进口大国，其 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较低。这个定位决定了中国是能源战略合作的主动方。无论是能源需求方，还是能源供应方，都需要稳定的能源市场价格。
由能源供求关系决定的能源价格是能源体系的核心指标，也是能源战略合作的核心要素。国际石油定价权是指在国际市场中，一国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使国际油价达到符合本国利益的价位。油价定价能力基本反映了各国的实力。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相当，它对于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也居于首位。在现行市场体系下，多数国际石油贸易以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从石油定价权的区域分 布看，欧洲石油贸易以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Brent)期货价为准；北美石油贸易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得克萨斯原油(WTI)期货价为准；东亚石油定价主要受NYMEX和IPE的辐射和引导。强大的期货市场与美元的计价货币地位二者结合，使美国具备在全球范围支配石油资源流动的手段。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币或俄罗斯的卢布，对能源期货市场都不具备类似美元的价格影响力，因而更需要通过能源供求关系的长期联盟来取得价格的稳定性。防止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就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重要前提。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既是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是大国货币政策和国际资金流向变化的结果。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国际能源价格的振荡。当美国需要刺激经济和出口时，它就采取美元贬值政策，从而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这对于中国这个主要石油进口国来说显然不利。当美国需要强势美元时，油价就会下跌，俄罗斯这个主要石油出口国就会遭受损失。美元汇率变化又会引起全球流动性过剩或流动性不足，巨量资本流动就会随着美元汇率升降而涌入或逃离能源期货市场，导致能源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金融危机与能源价格振荡结合，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和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的中国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后，中、俄都在国际油价涨跌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远远低于美国，“中国因素”很容易成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中国对于国际油价的被动劣势地位还在于国内油价体系尚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国内和国际油价之间存在着一个月的滞后期，结果便产生了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买高不买低”现象。当国际油价暴涨时，中国往往大量购入原油期货甚至现货，但是很快就出现油价暴跌，国内价格不得不保持零售价高位运 行，使中国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到双重损失。
美国影响国际油价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主要产油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势甚至改变当地的战争与和平状态。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两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和实施严厉制裁，这些重大事件几乎与油价上涨的曲线在时间上完全平行。即使如此，美国战略界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往往在油价上涨时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造成中美能源战略对抗的假象。2004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对世界石油供应所施加的压力”。[1]2005年美国国会在《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的追加条款中规定，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联合调查中国在全球争取油源的行动对美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2]2006年，美国国防部在《2006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造成地区局势紧张。[3]随着中国对外部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如果不能找到中美能源战略的共同利益，上述负面战略评估就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判断。
为防止由于能源供求关系的紧张而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必须以能源战略合作作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将涉及到能源供求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能源生产的可持续性、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可保障性以及与能源价格波动相关的汇率机制等[4]，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能源供求关系不仅规定了中美俄能源合作具有必要性，也规定了中美俄进行能源战略合作具有必然性。最近1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从2000年的3.233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907亿吨，因其国内石油消费没有增加，其增量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出口。俄经济结构和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由能源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俄GDP的50%，其中3/4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出口收入构成了俄出口收入的65%，俄政府收入的2/3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税。当2004年至2007年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扬时，俄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出现199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6%。[5]
作为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对能源价格波动的经济政治后果更为敏感。当世界石油价格从每桶140美元跌至40美元、跌幅达到71%时，俄经济立即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增长率在2009年为负5%-6%，失业率为12%，贫困率上升到16%。[6]随着石油价格从最高点的147美元/桶跌至2009年的70美元/桶以下，触及俄国家预算平衡的红线，俄就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甚至财政危机。[7]可见，能源价格波动关系到俄经济基础和国家安全的根本稳定。寻求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确保稳定的能源价格和能源收入，已经成为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增长最快的能源出口市场，同时又具有稳定的国际支付能力，对于俄能源市场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中国因素”长期存在，俄能源出口市场就有重要保证，能源战略合作就必然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是中国寻求能源战略合作伙伴的基本动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8]据国际能源署估计，2008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近1.8亿吨，进口依赖度已达到49%；到2025年中国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1420万桶，其进口依赖度将升至75%。[9]由此可见，确保外部油气资源的进口总量，将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而寻求稳定的油气进口来源，是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实现这个条件的路径，就是与具有巨大油气资源潜力并是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建立稳固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
二
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主要受两个潜在供求关系 因素的影响。一是主要大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二是主要产油国的油气资源储量。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绝对优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和能源价格走势，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对长期价格走势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油气储备方面更需要取得美俄的战略合作，即与美合作增强中国的石油预警机制和应急储备，与俄合作加强油气资源勘探以提高油气开采量。
能源应急保障能力是通过石油储备天数来缓解或消除石油供应中断所造成的危机的能力。一国石 油储备天数越长，则该国的应急保障能力越强。经过1970-198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长期建设，美国石油储备已经达到可以应对进口中断90天的能力。美国石油储备应急机制不仅具有预防战争状态下石油进口中断的功能，而且具有在和平时期调节国际油价波动的功能。当国际油价上涨过猛时，美国就适当释放储备石油以平抑国内油价；当国际油价下跌过快时，则适时提高石油储备总量以保持国际石油供需平衡。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尚处于起步阶段，到2010年底，大连、黄岛、舟山和镇海四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将达到30天进口石油储备能力，新疆独山子等另外四个储备基地正在兴建 中。中国尚未建立及时、全面、可靠的全国能源统计信息系统，这对于石油储备能力的运作系统仍然是一个缺陷。尽管中国石油储备系统刚刚起步，就已经对国际油价波动产生了影响，开始打乱国际炒家利用“中国题材”进行原油期货的投机炒作。随着中国石油储备逐步上升到60天的能力，可能将对国际油价的长期趋势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这个预期，美中在石油储备方面展开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展开石油战略储备协调，就可能使世界油价的峰谷波动变得较为缓和，从而实现石 油供求的稳定性。同时，中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石油储备合作的可能，这就是通过政府间大宗合同谈判来实现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平衡的杠杆和交易模式。在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政府间大宗石油交易之后，俄罗斯也开始加快两国大宗交易的谈判进程，以此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补充。现货、期货、政府交易、石油储备四者结合，将使中国与美、俄的能源战略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俄拥有13%的世界石油储量和32%的天然气储量，但是潜在储量并不等于探明的、可开采的储量。[10]国内生产的持续性主要衡量一国当下石油生产能力及未来石油资源枯竭程度，主要以储采比、储 量替代率及石油储量探明率为度。[11]。俄罗斯能源资源正在出现过度开采和储采比下降的迹象。2008年，俄东西伯利亚石油储量增长比预计少了1/2；2009年原油产量出现负增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俄罗斯油气田是前苏联时期探明的，自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增加新的储量。前苏联时期油气储量是油气产量的3-4倍，但是到2000年左右已降至0.51倍。西西伯利亚的现有油田均已进入产量下降阶段，现存油井的平均充水率为80%-90%。这种趋势如不改变，则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大约只能维持25年的开采量，而天然气资源可 能维持40年左右。[12]但是，这绝不是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的终结。因为大约还有20%的俄罗斯领土尚未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整个北冰洋大陆架完全是空白地区，在这些广阔的空白区仍可寻找到新的大型油气田。然而，如此规模巨大的油气勘探，需要巨大财力和人力的长期投入，而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恰恰可以为俄罗斯提供这种战略支持。这将是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未来空间所在。目前，中俄联合勘探西伯利亚油气资源的雏形已经展现，它的发展可能改变21世纪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供求体系。
三
从能源地缘政治角度透视，我们对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复杂性将有更深刻的认识。能源地缘政治可以分为能源安全博弈与能源安全合作两个方面。确保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建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是能源安全关系的基本内容。在能源地缘环境中，美国能源来源的主要区域是中东波斯湾地区，受到这个地区各种战略风险的影响，需要以巨大的政治成本和军事成本来确保其能源来源的稳定性。中国的能源地缘环境具有复杂性，其中包括中东、非洲及其他石油产区和主要油气运输通道的安全风险。俄能源地缘环境相对稳定，因为大部分油气资源都在俄罗斯境内，但是受到东西方两端的外部地缘环境的很大影响。由于能源地缘环境和能源结构的制约作用，中、美、俄都需要建立稳定的能源战略合作，塑造更为有利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问题在于，如何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找到能源战略合作的共同目标。
能源地缘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它覆盖全球、地区、多边和双边等各种国际能源安全因素，是由能源资源储存、主要能源产地、能源运输通道和主要枢纽、能源市场、能源储备基地、能源国家集团等特殊区位连接的地理空间布局，以及围绕着控制和改变这种布局而展开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从一个国家单独的能源安全角度来看，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包括境外石油供应地的政局稳定性、运输通道的安全性、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本国石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等战略要素，它通过产油国危机发生率、本国能源结构的对外依存度、进口集中率、运输通道安全性等指标加以体现。产油国危机发生率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越低。能源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度越低。进口集中度是指进口来源前5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之比，该比重越高则能源安全风险愈大。能源通道安 全以一国海轮运力、航线长短、途经海上咽喉要道多寡及护航能力强弱而定。途经海峡越多，运输距离越远，护航能力越弱，则海上航道越不安全。对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军事干预能力主要反映了一国通过外交、贸易以及军事手段保障石油供应的能力。在理论上说，这种能力越强则能源安全系数越高。本国石油公司竞争力以公司油气储量、生产规模和实现利润等指标在世界同行中的排名而定，排名越是靠前，排挤别国公司的能力越强，本国能源安全越有保障。这些指标和判断已经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经典信条。总之，石油进口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与该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与其石油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大，对外军事外交影响力越小，则安全系数就越低。[13]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经验判断，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强调通过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地和运输通道来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现实主义的能源地缘政治观把国际能源资源分配视为具有排他性的零和博弈，而新兴大国对能源需求的上升必然构成对传统大国能源利益的威胁。由于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不难由此推理，同为石油进口国的中美能源关系将呈现出高度竞争性甚至对抗性。[14]尽管美国在上述指标上具有全面领先优势，但是它仍然处于能源安全的风险之中，因此美国要继续强化它在中东等石油战略要地的军事干预能力和政治控制力，这就会导致美国排斥其他大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中国在上述指标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此判断中国的能源安全系数很低，必须全面强化这些能源战略要素，力争在能源地缘政治中取得与美国可以平衡的能力。中国由此也会形成单边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两种单边主义的能源战略并存，其后果是日益恶化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以致出现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对抗。这就几乎否认了中美之间在能源安全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根本前提在于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形成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能源供求关系变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改变着传统安全的固定模式，相互依存的大国共同利益促使它们把能源合作需要置于能源竞争需要之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要能源产地已经不再是孤立地域，更不是某个大国可以完全控制的。由于运输工具的极大改进和中小国家的主权意识强化，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权也难以成为霸权国家的垄断专利。随着国际资本和技术等市场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不断加速，能源地缘经济正在超越能源地缘政治，成为主要大国之间展开能源战略合作的空间条件。由于维持全球能源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霸权国家对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和运输体系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开始转向寻求其他大国在主要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的安全合作。其他国际行为体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国际能源署等，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呈上升趋势。东盟等地区组织也开始承担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义务。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大国战略合作、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因素合成能源地缘政治的四维结构，改变着传统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引导着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的复杂互动。[15]
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战略要地的相互竞争，也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市场的相互依赖，以及应对威胁国际能源安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相互合作。[16]从相对安全的观点来看，促使大国之间形成能源安全合作的地缘环境大致有四：其一，在某个大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很低；其二，当某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传统大国维持原有能源体系的能力迅速丧失时，这种多边合作的可能性也较低；其三，当若干大国的实力旗鼓相当时，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其四，只有当霸权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尚未失去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对主要能源战略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但尚未威胁传统霸权国家时，这种能源战略合作才有较高的成功概率。中美两国在能源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第四种情形。
总体上，美国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仍然保持着战略控制权，但是美国保持控制的战略成本越来越高。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以及美国与伊朗的长期对峙已经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包袱，而其盟友欧盟和日本都不能帮助美国摆脱这些旷日持久的战略危机。然而，中国却可以在这个地缘环境中发挥特殊作用，其中包括在伊朗核危机中的调停者作用，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者作用，在伊拉克的经济重建者作用等，却不会成为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挑战者和对抗者。维持这些战略通道和能源产地的安全，是保持世界经济总体稳定的需要，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最大的差距应属运输通道安全及对资源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干预能力，[17]这些都是地缘政治中的硬力量要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亲和力恰恰是美国所不具有的，可以补充其软力量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缘政治优势的中美互补特点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中美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合作还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实行“走出去”战略并取得巨大的战略突破，在20多个国家中进行与能源相关的投资、开发与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中东、非洲、中亚及俄罗斯、东南亚、拉美和北美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中国在这些能源资源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优势和政治友好关系，构成了更大范围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从而也带来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更大空间。2007年美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加拿大、墨西哥、沙特 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进口集中度为58%；同期中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沙特、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和阿曼，进口集中度为61.3%。[18]中国的海外石油主要来源地和美国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大体上不重合，[19]只有沙特是二者共同的主要来源地，而沙特在石油储量和地缘政治倾向上都可以满足这两个大国的需求。因此，中国在非洲等地开拓新的油气资源，不仅可以降低中美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潜在冲突，而且有助于保持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平衡。
与中美能源地缘政治关系相比，中俄能源地缘政治更具有地区合作和战略利益互补的特点。这是由若干长期发生作用的战略因素即俄罗斯在欧盟、远东、中亚三大地区的能源供求结构以及这些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俄能源地缘战略的结构性特点要求其实现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能源出口的战略平衡。迄今俄罗斯所有的油气管道都通向独联体和欧盟国家，欧盟和前苏联成员国是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出口市场。由于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以及乌克兰等邻国对通往欧盟的油气管道加以挟持的压力，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出口始终存在着减少甚至中断的危险。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的严重失衡，又可能造成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的巨大损失。欧盟也意识到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过高所带来的战略脆弱性，正在加快其能源供应多元化步伐。为了应对欧盟对俄罗斯能源需求下降的前景出现，俄罗斯需要在远东地区增加油气出口以达到东西两端的能源战略平衡。只有中国市场能够抵销或补偿欧洲市场可能造成的损失，使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的能源出口收入。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对欧盟以天然气出口为主，对中国以石油出口为主，二者并不存在一方增加则另一方减少的必然性。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并不会减少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在发生危 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增加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包括天然气)以维持其能源收入。这就是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的“双保险”战略，“中国因素”是实现这种战略平衡的关键条件。
俄罗斯能源地缘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保持对中亚-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控制权。中亚-里海地区是仅次于波斯湾地区的世界第二大能源储量地，对于未来世界能源供求平衡关系极大。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至今仍然把中亚国家看作其“政治后院”和“能源储备”，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并且极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市场利益和战略影响力。[20]美国力图改变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别是将其纳入美能源地缘战略版图。为此，美国早就把中亚-里海地区纳入其“大中亚”战略计划之中，不仅在军事上布兵投子，在政治上培育亲美势力，而且在经济上投入巨额资金。格鲁吉亚完全倒向北约，标志着里海西岸实际上已经被北约所控制。此外，欧盟、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等国也都参与对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竞争。[21]在群雄逐鹿中亚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唯一可以确保的稳定因素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借上合组织，俄可以维系俄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纽带，并且保持中亚地区东部油气资源与俄西伯利亚管道网络的连接。上合组织是中、俄和中亚五国共同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中国的全面参与为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持续的积极因素。中俄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把能源地缘政治和地区合作机制结合起来，以实现能源战略合作的新方式。
俄能源战略由西向东转移过程中，保持对中国和对日本的能源出口平衡是其战略选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东北亚能源地缘政治框架。由于金融危机后欧洲能源需求大幅下降，俄能源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东亚。根据2009年8月公布的俄罗斯《2030年能源战略草案》，俄将与国际石油巨头共同开发东 西伯利亚、西太平洋沿岸大陆架以及北极圈地区的新油气田，加快能源出口向东转移，东亚将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增量地区，[22]其市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然而，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市场孰重孰轻，俄经过大约10年时间才确定下来。围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走向，中俄日之间一直存在博弈与竞争。中方提出的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大庆)方案与日方提出的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方案之间相互激烈竞争。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俄达成“石油换贷款”协定，从俄罗斯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边境的“泰纳线”支线管道项目才最后敲定。这是俄罗斯能源战略东移的标志性项目，表明俄中能源战略合作是东亚能源地缘政治的框架主体。中国市场和中国资金来源的巨大潜力，是俄作出这个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而中俄黑瞎子岛争端的妥善解决、俄日四岛争端的持续激化、美日同盟与北约东扩的战略呼应，则是这个选择的深层次战略因素。随着中俄之间以铁路、管道、油轮“三头并进”的能源战略通道建成，以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为核心的东北亚能源地缘经济构架将得以确立。这个构架和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将逐步融合，成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的基础。
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在总体上纵深推进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利益分歧。例如，就在中俄签订“泰纳支线”协定的第二天，2009年2月18俄日“萨哈林-2”液化天然气项目建成，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工厂，而日本是最大的买家。可见，在中日两个能源大市场之间保持平衡，仍是俄罗斯远东能源战略的主要考虑。同样，俄也担心中国在中亚东部地区形成更加直接便捷的能源管道网络，使中亚油气资源在西向和东向两个方向流失，而北向的西伯利亚管线网络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少。即使在 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如何长期合理利用和分配中亚油气资源，如何确定市场份额和市场价格，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但是，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稳定性相比，这些利益分歧是局部的、潜在的。
四
中、美、俄三个大国都在进行能源结构战略调整，这是能源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所在。降低能耗、提高能效是保证能源安全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能源利用率仅仅是日本的1/9，是美国的1/4-1/5。就能源消费弹性而言，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能源消费是欧盟的1.58倍。[23]由于能源效率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领域的发展明显超过俄罗斯，并可能缩短与美国的差距。俄能源资源丰富和经济结构转型迟缓，制约着它的能源结构提升，其能源出口也受到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已制订提高能源附加价值战略，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工业的依赖度。而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就对“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展开战略研究和巨额投资，力图把新能源作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新增长点，以求夺回对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具有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紧迫性，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起步明显快于中俄在该领域的合作。中美之间已经初步形成战略共识，签订了关于中美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的谅解备忘录，并制定了双边能源合作协议，其领域包括化石燃料、核能、水力发电等传统能源，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技术合作等。中美元首峰会和战略与经济对话都把能源合作作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协议”和“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中美新能源合作进程关系到全球减排机制和低碳经济的最终框架，实现全球能源和环境治理的协调机制。正如2009年6月李侃如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所说，“至关重 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通过逐步弥合分歧的现实合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低。”[24]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能源进口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都需要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都需要保证国际能源供应安全，都需要稳定、可靠和经济的国内替代能源。这就形成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新的共同利益基础，使两国发展新能源合作形式具有可能性和互惠性。金融危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空前沉重，却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俄的新起点。确保资金来源，就成为俄罗斯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中国通过巨额贷款缓解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债务危机，“贷款换石油”、“下游换上游”等中俄能源合作的新交易方式，体现了能源要素和金融要素的跨国组合，以及能源产业链的跨国组合，这些跨国要素组合的新模式使两国能源战略合作获得新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美、中俄之间的能源战略合作都出现了新的转型，反映了大国能源战略合作的新趋势。
(责任编辑：张浩)
注释：
[1]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04 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pp.10-11.[2]The Senate andHouse ofRepresentatives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nergyPolicyAct of2005，pp.549-550.[3]US Department ofDefense，The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2006，2006，p.1.[4]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挑战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52-60页；赵宏图：“国际能源转型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35-42页。
[5]http://www.xiexiebang.com/dbtw-wpd/Textbase/n ppdf/free/2005/key2005.pdf.[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p.263，http://www.xiexiebang.com/textbase/nppdf/ free/2004/weo2004.pdf.[10]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ГавриловИ.М.Губкина：“Правдао российскихуглеводородах”，《НГ-Энергия》，2009-09-08.[11]张宇燕、管清友：“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2007年第9期，第17-30页。
[12]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xiexiebang.competition”，Survival，Vo.l 50，No.4，W inter2008，pp.68-74.[15]张建新：“美国霸权和国际石油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马小军、惠春琳：“美国全球能源战略控制态势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38-46页。
[16]赵宏图：“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能源相互依赖时代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第38-44页。
[17]Kenneth Liebertha，l MikkalHerberg，“China 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U.S.Policy”，NBR Analysis，Vo.l 17，No.1，April2006，p.7.[18]Pietro S.Nivola，“Rethinking‘Energy Independence’”，December30，2008，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8 /1230_energy_nivola.aspx；田春荣：“2007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3期。
[19]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8”，Foreign Policy，July/August2008，pp.64-68.[20]杨丽、马彩英主编：《转型时期的中亚五国： 1990-2001》，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左凤荣著：《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1页；杨雷著：《俄哈关系论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8-169页。
[21]孙永祥：“探寻2009年世界能源的几个热点问题”，《能源》，2009年2月号。
[22]В.В.Бушуев，“Россия-ШОС，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Круглыйстол.《Перспектив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клубаШОС》，г.Ташкент，26.02.2007；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rbc.ru，23.03.2009.[23]齐绍洲、李萌：“欧盟能源效率与‘欧盟理智能源计划’评析”，《法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4页。
[2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http：
//www.brookings.edu/testimony/2009/0604_china_liebertha.laspx.《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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