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第一篇：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了这么一句话“80年代下海经商，90年代炒股票，00年代搞网络”，这反应了不同的时代独具特色的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思想潮流。“80年代下海经商”说明当时人们心态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优点和利益，为此，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他们从心里已经认可和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了。对改革与保守，封闭和开放也有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不变，一切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生活有利的我们都应该学习和肯定，改革就是要大胆的去尝试，开放就是要以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站在国际舞台上去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他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一大步。由于当时我国刚刚经历的文革的沉重的打击，改革开放也是刚刚起步不久。所以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等方面还不够成熟，现实的政治体制不适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兴起。现代西方政治中诸如分权制、制衡制、多党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从1981年至1985年，青年寻求民主的热情绵延还断，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青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并有明显的盲目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形式的印迹。

在企业，青年们纷纷要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毛遂自荐者、献计献策者不乏其人。在农村，广大青年农民则从对封建家长作风和宗族观念的反感情绪，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中，向新一代农民应具备的民主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民主管理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国家事务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从单纯的要求民主自由发展到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气愤和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唤，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新形势下从追问到追寻的过程。特别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一时间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并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如此，国家的领导人更应该是这样，要想进一步实行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在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当时我国的各种条件还不够成熟，就应该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欧美的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等等，我们既然决定走出去，那么引进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走出去要求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把自己放到世界这个大舞

台上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引进来则要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以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各国的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否则如果只是单纯的走出去，那其实是跟封闭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善于向别人学习对国家的管理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20世纪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还体现在对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的思考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似乎正好适应了青年一代的迷惘的思绪，尽管形成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在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中，“潘晓”信中提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青年讨论和争执的焦点。绝对的“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青年们所怀疑，而以“自我”为出发点，注重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青年的热门话题。正如“潘晓”之一黄晓菊所说：“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人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说明当时走在前端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在社会这个大集体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改变了以往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大于一切的观点。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重要性，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中也更为理智了，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心态的改变。

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对思想的大解放大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潮流的矛盾和碰撞必然会引起人们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和重新认识。80年代作为这些新旧体制和思潮的过渡时期，人们的心态演变就显得尤为激烈，作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高等的教育，对问题的看法也更加会考虑得多。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种国际国内形式日新月异，我们必须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作为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我们更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慧眼来把握形式，积极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中。

第二篇：中国人名字研究

一、中国人姓名研究综述

（一）当前研究现状

尹黎云《华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董保军《起名的艺术》、纳日碧力戈《姓名论》、王泉根《华夏姓名面面观》、马挺生《命名艺术》等，从人名的起源到各个时代的发展，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从寻根的角度对台湾与大陆的骨肉关系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台湾同胞是大陆的血亲挚友，又如人名与信仰的关系，道教、佛家、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信仰，当前研究的都与宗教信仰交叉，政治信仰却很少提及，其实这也直接包括在不同民族的君主统治下，就是民族融合的另一个方式。

本人认为，虽然那么多著作中似乎都已依次把中国姓名研究的淋漓尽致，现阶段的研究也逐渐从当时社会现象转入到产生的原因上，但更多的应转入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而现在的“姓名学”也提到了是文化产物，为落实姓名这一文化的根本，从文化心理这一领域出发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相关概念界定

文化心理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侯玉波先生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领域之一，它是研究心理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学科，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文化和心理之间的相互整合的机制。”[1]李炳全在《文化心理学》一书中道：“文化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文化心理学所展开的正是人文领域已开发的课题——宗教感、诗意、乡愁、情爱与生病等活动。”[2]名字所承载的文化，体现的与心理、地域、文化、环境等方面息息相关。

名字的文化。现在我们提及的名字，包括姓、名两个方面，基本不提氏、字、号，在古时候，这些都在名字的范畴中。姓氏名字号，许慎的《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 班固《白虎通》：“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不同于姓，是一种族号，而氏是姓的分支，在《左传·隐公八年》提到：“因生以赐姓，胙赐之土而命之氏。”“名”也产生于氏族社会时期，《说文解字》：“名，自命

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是商朝的名。而“字”只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号”见于《释名》：“号，呼也，以其善恶呼名之也。” 号不同于名、字，可以自取为自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号还包括谥号、尊号、年号等。

第三篇：世纪百年中国人的觉醒声音

世纪百年中国人的觉醒声音

来源:中国青年报

1900年—1999年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

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

—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

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

《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

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

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

胡适：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

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

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

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

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

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

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场。

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

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

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

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

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

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1944年

毛泽东：“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备团一位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1946年

闻一多：“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7月15日，最后的演讲，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最后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在演讲完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8年

朱自清、吴晗等一批清华大学教授：“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

领事馆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人员拒绝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毛泽东在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即源于此。

冯玉祥：“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讲。一个老兵的经验之谈。冯玉祥是在评论国民党“剿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成绩”时说这番话的。“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1951年

魏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地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自魏巍发表战场亲历的长篇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遂成为50年代初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普遍称谓。

1954年

毛泽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

马寅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后来被批判的“新人口论”。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说。

1959年

彭德怀：“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纸，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一个老共产党员以极大的勇气对“大跃进”的反思。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信，7月14日。

1959年

马寅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一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回击对他的批判。

1962年

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绝笔诗《国殇》，1月24日作于台湾。

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发表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7月7日。著名的“猫论”即来源于此。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行为和生活态度影响了几代青年的价值观。至今，每年三月还会有学雷锋的军人义务修车等活动。国内媒体报道说美国西点军校也高悬雷锋像。

1966年

邓拓：“作为一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尽前绝笔。选择死亡有时候也是选择尊严。“文革”中死难的殉道者还可以列出老舍、吴晗、傅雷„„一串很长的名单。

1968年

食指：“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的名字是《相信未来》。在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困顿的时候，它激励和鼓舞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存信念。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超过1600万。

1971年

周恩来：“现在，门打开了。”

是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隔绝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开启，小球转动了大球，史称“乒乓外交”。

1973年

顾准：“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

我们借用青年学者朱学勤的一句话作为评注：“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1976年

王立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是年清明，北京上百万人自发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对当权者的抗议活动。这是当年流传最广的一首诗。

1978年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

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5月11日《光明日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平反冤案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80年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杂志当年5月号发表的一封来信，一场规模空前的人生观讨论由此引发，来稿超过6万封。其时思想禁忌初开。

1981年

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月20日，北大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获胜游行口号。青年的爱国热情从这个口号爆发出来，迅速传遍全国。

1986年

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歌曲《一无所有》。80年代理想青年的苦闷和呐喊。

1988年

民谚：“拿手术刀的不如耍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一个博士在学校旁摆烟摊，知识分子收入问题备受关注，舆论称为“脑体倒挂”现象。

11年后，高知识高收入比比皆是，“知本家”成为新兴流行词汇。

1992年

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南方讲话，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

1996年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

是年《中国可以说不》以畅销书的姿态面世，书中的民族情绪引起争议。

1997年

江泽民：“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四篇：管理与经济学院MMD讲座之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问题研究

管理与经济学院MMD讲座之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问题研究(2011-11-08 15: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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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为了让同学们更加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管理与经济学院团委学习实践部于11月7日在龙子湖校区6216教室举办了MMD系列讲座。管理与经济学院张梅教授，管理与经济学院10级MMD学习研究会全体会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中，张梅教授对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张梅教授追根溯源，为在场的同学讲述了中国人社会心态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经过三十年的社会转型，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实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但目前中国处于转型的时期，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还存在一些问题。接着张梅教授为我们简述了这些问题，中国人群体性的焦虑感、弱势化心态在社会各个阶层滋生蔓延、不公平感增强、社会诚信缺失、社会群体对官二代，富二代等的怨恨、浮躁等社会心态问题。然后张梅教授科学的分析和看待当前的社会心态，主要是经济上的不公平，文化上的迷茫和空虚，政治上的无望和无助，还有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的矛盾，社会信任困境，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与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等因素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社会心态存在着那些问题。接下来张梅教授讲解了如何养心和引导正确的社会心态，我们应该给群众宣传什么是健康的心态，全社会也需要一个养心的过程。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最后张梅教授告诉在场同学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正确的社会心态，最终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在这个深秋里,张梅教授的演讲如一场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心灵一次洗涤，让我们明白了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做到用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社会心态去学习，工作，生活。张梅教授的讲话符合实际又幽默诙谐，让在场同学受益匪浅，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进入更加关键也更为艰难的历史阶段。最近几年，社会问题、群体矛盾、恶性事件的不时发生都向我们透露出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提示我们把脉社会心态的基本走向，探究社会心态的内在动因，寻求社会心态的疏导模式，构建社会心态的优化渠道，是维护和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前行的重要命题。

一、当前几种社会心态问题的主要表现

社会心态即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反映的是特定时空环境中人们的利益要求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心态通常通过社会情绪、社会态度或社会舆论得以表现。社会心态问题反映的是社会心态方面一些消极、负面或不良倾向。当前，几种主要的社会心态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各有体现。

1、经济生活中的心理失衡。30年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获得了的极大提高，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没有人否认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市场经济的丰富。但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人们的心理感受却失衡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原因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明显的贫富差距，有些地区富豪成群，有些地区民怨载道；有些行业一夜暴富，有些行业杯水车薪；有些人挥金如土，有些人惜金如命。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9年已经接近0.5，逼近社会容忍度的临界点。巨大的的收入落差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出现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挫败感，伴随而生的是仇富心理、怨恨心理、攻击心理乃至破坏心理。

2、政治生活中的心理无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参政议政的制度保障，但从现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和组成来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占据绝大比例。改革开放30年中十届人大代表的职业结构分布为：领导干部33.17%，企业家13.85%，教授、科研人员11.35%，农民和工人分别是2.22%、3.22%。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缺少参政议政机会，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的联盟与同构，普通百姓渴望向上流动的通道遭遇阻塞。广大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健康、资源等诸多领域面临的缺失、不平等与无奈，造成他们强烈的心理无助感。

3、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空虚。文化繁荣、开放与多元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的喜人景象，但在这一景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局面。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丰富多彩、良莠杂陈的西方文化相遇，传统文化的根基遭到撼动，纯粹的西方文化表现出一定的“水土不服”，适应新时代、新经济的当代文化还未成型。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呈现出空虚、盲目、模糊、杂乱等表征。缺乏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撑，缺乏生命境界与人生意义的求索，缺乏稳定理性的精神生活，拜金主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空虚与茫然。

4、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焦虑。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建设”的命题，表明我们党承认并开始重视社会建设的紧迫。社会建设的滞后反映在诸多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基本公共服务缺口很大，社会保障体系欠账太多，造成众多民众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养老难。这些基本民生问题挡在面前，导致人们担心未来，顾虑现在；上为老

人担心，下为孩子纠结；加之社会竞争激烈，求职就业艰难，职场压力重重，全社会弥漫的焦虑、不安情绪不容忽视。

二、当前社会心态问题的心理实质

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四个角度描述了当前社会心态问题的基本表现，同时还试图探究这些问题与现象内部的心理本质，因为“社会心态问题，归根结底是公众心理需求与社会发展状况双向互动的产物”，上述分析侧重了社会发展状况的角度，接下来探寻公众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们认为心理失衡、心理无助、心理空虚和心理焦虑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稳定、不安心的感觉。安全感是心理需要的第一要素，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当这种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心理问题。当代中国民众的不安全感源于2个内在原因：存在焦虑与信任缺失。

存在焦虑是一种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不确定性是恐惧的根源，这与生命初期婴儿的生命感有关。如果母亲给婴儿的慈爱是经常的、持续的、稳定的，婴儿就感到舒适和满足，产生最初的安全感，对周围世界产生信任与接纳。这种基本信任的获得是生命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婴儿自我同一性的奠基。存在感是关乎生命存亡的根本问题，当个体的存在感受到威胁时，焦虑感随之发生。存在感还体现在价值论层面，即个体的基本价值受到质疑或否定时，也会产生焦虑。信任是以确定性为前提的承诺与认同，分为“当面承诺”与“非当面承诺”。前者是指共同在场的情况下，人际之间体现与维持的信任关系，后者是指从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等抽象体系中获得的信任关系，分别表现为对人的信任与对抽象系统的信任。

“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与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 说到底，当人们生活的稳定性、持续性、一贯性被打乱之时，个体心理上就体验到不安、焦虑或担心。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人习惯于一切依计划行事，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僵化保守，相安无事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改革开放以来，打破僵化，唾弃保守，鼓励创新，弘扬开拓，生活日新月异，社会突飞猛进，不确定性成为社会的基本状态。由改革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背景，从积极的意义说，这是国人超越现状，自我更新，开创新境界的必要阶段。当然，以必要的社会机制将不确定性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或通过制度创新，消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震荡，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举措。

三、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政策建议

1、利益分配上让利于民。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力日益增强。让全体国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化改革，凝聚人心，赢得民心的当务之急。优化分配体制，完善税收机制，遏制贫富差距过大的不良状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农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充分开发就业岗位，努力拓宽就业渠道，保证有劳动能

力的人劳有所得，不仅有利于调整利益分配，也是使人获得尊重，体现价值的必经之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

2、政治制度上取信于民。保证国人共享改革成果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驾护航。改革各级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新分配代表比例，使基层民众、弱势群体、农民群体发出声音。真正落实人民参政议政的途径与渠道，在法律修订、政策出台、选举任命等事关人民重大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必须坚持公开、公正、透明，通过听证、公示、列席等具体举措，取信于民。切实惩治腐败，使那些以权谋私、丧失党性、坑害百姓的不良官员受到应有的惩处。

3、工作实践中服务于民。一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革，通过管理创新还人民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管理的本质是服务，现代国家制度完全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代国家，人民是纳税人，各级政府，各级官员都是人民聘用服务者，建立服务型政府，强化服务意识，服务于民是一切政府赢得民心的必然选择。理解民众疾苦，体察百姓需要，回应公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是体现人民政府服务为民的具体举措。

4、终极目标上造福于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人民的安康满意幸福。以人为本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选择，关注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满足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提升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既是以人为本的落实，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第五篇：党在我心中征文 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

党在我心中征文

——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

汤恩比曾说过：“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虽然对这句话的含意众说纷纭，但是中国在21世纪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毋庸置疑的。雪莱曾说过，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将为之震动。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已经觉醒，无疑已经震惊世界。实际上，200年前，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再往前1000多年，还可以追溯到大唐盛世、大明帝国。然而近代的中国却是一部屈辱与奋斗的现代史。经过200多年的战争与动荡岁月，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道路”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各方人士探寻的重要话题。

什么是“中国道路”？简单的说，就是和平发展。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

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是我们要保证国家的完整，西方的既得利益者从来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强大的中国危胁到他们的支配权；中国的周边也总有些势力以中国为假想敌；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颠覆和演变。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稳定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必须是强势政府，他的政策是必须能够得到坚决的、一惯的执行。这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而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倍增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制的执政地位保证了政府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政策得已坚决的、一惯的执行。

回首党领导人民一步步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道路，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基

1本问题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双重压力之下，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性主题，中国各社会阶层都在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救亡问题的发生，有自身落后的问题，有清政府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但其直接的原因则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既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又能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受到先进的中国人的欢迎，不仅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客观必然的。中国人找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后，中国的面目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自己的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强调中国革命的这两个阶段必须有机衔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前途。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进行了长达28年的不懈探索和浴血奋战，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从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解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的微不足道，到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从温饱问题的解决，到人民群众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这一切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支撑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则全面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两次伟大革命的历史结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源自于党的领导。党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崇高旗帜。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清醒而又坚定地坚持了这些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事业发展的领导，坚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因为如此，党才能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拥护，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力。

当前，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始终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前途和命运。我们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大势，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风险，我们肩负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面临的考验复杂而严峻。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近期的伟大目标。到了未来，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果问：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回答是共产主义，尽管很遥远，但这就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终极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一直以意识的形式存在于广在国民的心里。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可以搞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了，那么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将得到广泛的支持，可以做到水到渠成。而这一切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了社会主义最为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不仅让一个新型社会制度在中华大地展现蓬勃生机，也让一个五千年古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还必须清醒认知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研究和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再接再厉、锐意进取，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更加符合人民

群众的愿望和利益。

李伯瑟尔说：“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时代，一个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时代。目睹我们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变，亲历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航程，时代给予我们光荣与梦想，更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