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散远：加大检查监控力度070529

第一篇：关于小散远：加大检查监控力度070529

加大检查监控力度，扎实做好安全预防工作

实习训练场

近年来，我们结合团队驻地偏僻，居住分散，社情复杂的实际，注重抓住重要时机，扭住重要环节，盯住外部环境，不断加大检查监控力度，扎实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全团连续13年无事故案件。我们股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集团军树为抓基层先进机关，多次受到总部、军区表彰。

一、针对重要时机诱因多的特点，实施全程监控，紧紧把住容易发生问题的关口

实践中我们感到，越是重要时机，诱发事故案件的因素越多，只有实施全程监控，把住关口，才能抢占安全预防工作的先机，掌握主动权。实际工作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三个时节：一是外出执行任务时。我团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外驻训演习，与地方人员接触频繁，诱发安全问题的因素比较多。为此，我们始终跟随部队检查指导，确保安全预防工作不断线。今年朱日和演习期间，不少当地老乡向战士推销蒙古刀，尽管事先搞了教育，仍有个别战士出于好玩心理悄悄购买，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的事故案件，我们坚持每天一检查，每周一点验，及时收缴。部队返营后，又连续组织了三次突击检查和一次点验，彻底消除了这一隐患。二是季节变化时。季节变化带来了季节性事故隐患和苗头，同时，随着季节变化，官兵心理生理也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夏季心情烦躁、郁闷，对外界刺激比较敏感等，容易导致激情犯罪。为此，我们在加强教育引导、心理疏导、行为督导的基础上，坚持上下联动，外查内控，主要做好“三防”：防进。我们每天派一名保卫干事在门岗值班，严禁地方人员进入营区或在营区附近逗留。防出。严格请销假制度，控制人员外出比例和时间；由保卫股牵头，各连轮流派出巡逻队，进行昼查夜巡，发现不假外出或逾假不归人员，立即进行纠察并通报；为了防止熄灯后或夜岗交班后私自外出，我们加大查铺查哨力度，将午夜查铺由1次增加为2次，及时堵塞官兵与外界的不正当接触。防点。与地方旅游景点和水库等管理机构建立了检查联防机制，定期巡查，加强管控，有效防止了淹亡、奸情等事故案件的发生。三是人员变动时。老兵退伍、新兵入营，伴随着部队人员变动，官兵的思想波动起伏大，安全事故诱发因素多。尤其是老兵退伍期间，少数老战士由于个人愿望未能实现、实际问题未能圆满解决、对前途失去信心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情绪，造成外出人员多、老乡聚会喝酒多、打架闹事多、住院泡病号多、小偷小摸多的“五多”现象，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为此，我们在搞好教育整顿、严格落实制度、积极排忧解难的同时，采取门岗卡、街上纠、随机查等方法，不断加大监控力度。去年老兵退伍时，我们下连队检查，发现战士刘建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首打油诗：当兵真窝囊，士官套不上，军校又落榜，无颜见爹娘。经过深入调查我们了解到，这名战士从农村入伍，家境贫寒，希望在部队有所发展，愿望接连落空后，感到悲观失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原因搞清后，我们及时靠上去做工作，避免了一起事故的发生。

二、针对重要环节管理难的特点，实施重点监控，牢牢堵住容易发生问题的漏洞

对重要环节重要部位的安全管理，既是各级关注的焦点，也是安全预防的难点。工作中，我们坚持扭住重要环节，紧盯重要部位，实施重点监控，及时堵塞漏洞。在部位上始终抓住小散远直单位。小散远直单位和公勤人员，在数量上是“小头”，但在安全预防上却是“大头”。针对人员少、岗位多、任务杂、居住散的实际，我们坚持零星人员集中监控，分散人员联合监控。即对机关公勤人员和养猪种菜等勤杂人员，按照任务分工、点片人员多少等情况，编成班排，集中食宿，统一管理，做到每天早操时查一遍，开饭时过一遍，点名时清一遍，查铺时看一遍，随时掌握去向。此外，我们还采用定期监控与随机监控结合，电话监控与检查监控互用，思想监控与行为监控并举的形式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确保小散远直单位人员在位情况清，活动情况清，思想状况清。在对象上密切关注流动人员。对在外学习、住院、休假、出差等流动人员，一方面依靠制度监控。主要坚持了以下三项制度：一是思想汇报制度。凡流动人员，每半月必须向组织汇报一次学习、工作、思想和遵守纪律情况。二是人员交接制度。对因病住院人员，我们要求单位派专人护送，并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出院时，由医院通知其所在单位接回。三是联合检查制度。我们定期或不定期以书信、电话或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了解流动人员在外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部队情况，传达首长的指示，提出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实施联合监控。即建立探亲休假人员“流动管理档案”，分别寄给他们的家长和当地政府，由家长和政府领导分别填写他们在探亲休假期间的社会表现，从而使在外流动人员始终处于我们工作视线之内，有效防止了流动人员失控违纪的问题。在范围上重点突出枪弹、涉密载体。对枪弹和涉密载体，我们采取了定员监控、定时监控和定点监控的方法。定员监控，即将与枪弹和涉密载体接触关系最密切的人员如军械员、仓库保管员、武装执勤人员、打字员、保密员作为主要监控对象，在严格政治审查的基础上，随时关注其思想变化、社会交往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更换；定时监控，坚持每周至少检查一次武器擦拭保养、出入库登记、涉密载体使用管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定点监控，经常到附近手机收费网点、废品收购站进行调查走访，看是否有违规使用手机呼机和涉密文件外流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在流动枪弹管控上，我们实行一人一枪一卡制度，坚持凭证取枪，交枪换证，定时取放，确保流动枪弹始终处在监控之下。今年上半年，在担负“探索—2004”受阅任务中，我团携带步枪230支，每支枪平均每天至少出入库8次，历时19天，无一枪一弹丢失，确保了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快的特点，实施跟踪监控，死死卡住容易发生问题的源头

我们团队虽然地处偏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驻地的社会环境也日趋复杂，对安全预防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我们坚持做到“三严”：一是严防不良的政治环境迷惑官兵。驻地赤城县是“法轮功”重灾区，虽然驻地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但少数“法轮功”分子仍然利用驻地地理位臵偏僻、群众觉悟不高的实际猖狂活动。为此，我们定期对官兵进行《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认清危害，坚决抵制》等专题教育。同时，成立了警戒防范巡逻队，坚持每天对分散点、值勤点和重要部位进行昼查夜巡，及时清理收缴“法轮功”宣传标语口号和传单，有效地防止了不良政治环境对官兵思想的影响。今年6月，我团弹药库执勤点官兵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手提皮箱，在营区附近徘徊，形迹十分可疑，盘查后发现皮箱里装有大量“法轮功”的传单，准备利用夜间到部队营区散发，我们接到报告后，随即将“法轮功”分子扭送到当地派出所，并协助地方公安部门成功地捣毁了一个制作、散发“法轮功”宣传品的地下窝点。二是严防不良的文化环境侵蚀官兵。近几年，随着驻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各种文化娱乐场所越来越多，在我们营区周围就有洗头城、泡脚屋、歌厅、网吧、桑拿浴等60多家。为了抵御外界不良文化的影响，有效地卡住各种“污染源”的侵入，我们坚持落实好“每月一大课、每周一小课”的道德法纪教育，不断强化官兵的法纪观念；坚持定期检查书刊杂志和音像制品，定期到营区周围纠察，定期向派出所了解官兵遵纪守法情况；研究制定了确保“人员在控制之中，休息在管理之中，活动在组织之中，干部在战士之中”管理措施；编印下发了《军人道德三字经》、《三十个怎么办》、《法律常识100问》等教育手册，做到人手一份。通过学习教育和跟踪监控，筑牢了官兵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确保了官兵思想道德的纯洁。三是严防不良的治安环境影响官兵。团队驻地经济较为落后，社会治安状况较为混乱，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不良现象时常出现，个别不法分子犯案后为了躲避制裁，以各种手段引诱我们部队思想意志不坚定的同志为其不法行为提供庇护，甚至为其藏匿赃物。对此，我们注重加大与驻地治安部门的协防关系，建立了信息畅通、内外连接的监管网络，开设了“军营110网站”，成立了“连通三方、遍布各点”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不良治安环境对官兵的影响。去年6月，驻地一青年找到我团战士小王，请小王帮他将偷来的3部手机卖掉，并许诺给1000元好处费，小王一边想办法将他稳住，一边打电话向我们举报，使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事情使官兵从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提高了警惕，防止了类似问题的发生。

第二篇：加大散煤治理政策支持力度

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散煤治理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京津**地区大气污染十分严重，2013年的PM2.5、PM10年均浓度达到106μg/m3、181μg/m3，分别是国家标准的近3倍、2.6倍，有11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在污染最严重的前20位，其中七个位于前十位。

分析表明，农村量大面广且低空排放、无任何环保措施的散煤燃烧是重要污染源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表示，当前，应从源头上斩断劣质散煤供应链，加快推进散煤清洁化替代工程，长期应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农村能源体系。

谢克昌委员建言，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散煤治理政策支持力度。

首先，完善监管及补贴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清洁煤供应流通监管标准化统一配送体系。建立三地统一的农村散煤质量标准，甄选供应商，明确负面清单，严格市场准入标准，保障清洁煤供应；科学规划建设若干区域性农村洁净煤加工集散中心和二级中转站，建立清洁煤输配体系；加强散煤全产业链监管，重点加强中间流通环节的监督执法力度，将农村劣质散煤减量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强化散煤监管。

建立统一的清洁煤终端补贴体系。中间环节价格补贴容易导致生产商哄抬煤价，应转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直补终端用户，统一清洁煤购买补贴标准。

其次，实施散煤三大重点工程。

清洁煤加工集散中心工程。政府主导，国有大型煤企参与，在京津**三地建设1015个大型清洁煤加工集散中心，承担散煤仓储、加工洗选等，中央财政负担50%的建设资金，并在项目审批、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清洁煤二级中转站工程。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配置，实行特许经营制，保障清洁煤的保质保量供应，中央财政对新建或由煤场改造成的二级中转站提供不低于30%的资金支持。

燃煤集中供热工程。采用市场运作模式，因地制宜开展燃煤集中供热工程，中央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建设资金以及环保投资补贴。

第三篇：加大监控力度努力控制农药负效应

加大监控力度努力控制农药负效应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先提到的仍然是粮食安全问题，强调要不断增加粮食生产能力。指出：“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要求“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低毒低残留农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农业生态治理”、“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和“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投入品，是农业高产稳产的保证。农药又毕竟是一种有毒有害的物质，广泛大量使用，甚至滥用，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威胁粮食安全。因此，如何科学、安全、合理地使用农药，防治和大幅度减轻农药的负效应，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加大对农药的监控力度，大幅度削减农药的数量，降低农药的危害，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去年底，国家领导人在谈及“三农”工作时，提出“控药”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新阶段关于农药管理的特殊提法，非常必要和及时，且针对性强，其真正涵义就是要加大农药监管力度，在严格监控下生产经营使用农药，有效发挥农药的正作用，大幅减少农药的负效应。当前“控药”的重点应该是农药的减量降害。一是环境保护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要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大气、水、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迅速增多，农药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护人畜生命安全的要求。农药控量生产和减量使用能大大减少自然界有毒有害物的数量，降低农产品的毒物残留，从而极大减轻农药对人畜生命健康的危害。三是综合治理病虫草害对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过分依赖化学农药，造成大量农作物病虫的耐药性和抗药性提高，使得农药防治效果下降，用药量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因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发展有机农业，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做到科学植保，绿色植保。

1.农药数量过剩

有害生物采用化学防治，见效快，方便，受环境影响小，节约劳动力。化学农药是工业产品，便于大量生产，成本较低。因此，农药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最初用来防治农业病虫草害，后来大量用于公共卫生、家庭卫生等方面，数量增长也十分迅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药还主要靠进口，九十年代中期出口开始大于进口。全世界有上千农药品种，我国登记的有近600种；本世纪初农药年产量在八十万吨左右，目前，全国农药年生产量350万吨左右，出口量在160万吨以上；国内农药年使用量近50万吨左右。我国已成为全球农药生产、使用和出口第一大国。

1.1登记。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展了农药登记管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国农药登记起步晚，1982年颁布实施《农药登记规定》，至今只有三十多年发展史。上世纪末，取得农药登记的产品不到九千个，90%以上是临时登记，正式登记多为国外产品。尽管农业部2007年开展了的农药登记整改年活动，但登记数量仍持续大幅上升，只是正式与临时登记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2012年，农药登记产品共有29631个，其中正式登记产品27784个，由十年前的不足10%上升到93.7%。截止2015年1月底，共登记农药产品32019个，正式登记产品数30758个，临时登记产品数不足4%。登记数量如此之大，大宗作物用药的同质成分太多，有的同一成分产品达几百个，而一些小宗作物无合法农药可用。据农业部农药检定所2012年的调查，964个小宗农作物的病虫害，有874个无合法登记的农药，占90.7%。全国仅1/5的常年种植蔬菜品种、1/3的常发病虫害有登记的农药可用。农民主要根据经销商建议或农药适用防治对象选用农药，不考虑登记情况，农药使用事故时有发生，农产品竞争力低，出口严重受阻。

1.2生产。我国农药生产虽然发展迅速，形成了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原料中间体、科技开发在内的工业体系，但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工艺技术落后、设备设施差，总产能产量增长过猛。目前有农药企业（包括卫生杀虫剂企业）达2600多家，行业前10大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不到20%，前20大企业占总产量比重也只有30.%左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世纪五十年代，农药年产量不足万吨，1986年也只是10.2万吨，1996年为38.1万吨，2005年突破100万吨，2013年高达319万吨。以总产量计，我国从2006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农药生产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研制投产200多个农药产品，基本是仿制国外产品，自主创制的品种数量不足10%，核心竞争力很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1.3经营。我国农药经营单位多而散，主体素质差，农民用药主要由个体户供应。据调查，全国共有农药经营单位35万多个，经营人员60多万，90%农药经营者的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学历，近八成的经营单位在3人以下。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农药行业销售额持续增长，销售收入从2005年的625亿元增至2012年的2，363亿元，复合增长率达21%。近几年农药出口额也是增长的，稳定在310亿美元左右，但市场规模只占全球农药市场销售额的6%，排世界第五。农药出口最大特点也是货物数量大，价格低。1994年出口量为6.1万吨，到2013年，农药出口数量高达162.2万吨。经测算，我国生产的农药60%供出口，40%在国内的农、林、牧和卫生等领域应用消费。

1.4使用。据农业部调查，全国有2.5亿左右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人员3亿多名，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80%以上是农民自己完成，六七成农民购买和使用农药依靠经销商的推荐。全国大田农药年使用量35万吨左右，商品量8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农田单位面积用农药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农民安全使用农药情况堪忧，65%以上农户喷施农药没有保护措施，因农药使用不当造成危害的事故时有发生，30%多的农户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农药中毒。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调查分析，2013年全国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73亿亩次，其中，病虫害的发生面积54亿亩次，防治面积67亿亩次；农田草害防治面积16亿亩次；农田鼠害防治面积3亿亩次。31个省植保植检站（不含西藏）统计，2013年我国农业用药96.72万吨（商品量），折百量31.1万吨。其中杀虫剂和杀螨剂12.2万吨，占农药总量的40.5%；杀菌剂8.0万吨，占农药总量的25.8%；除草剂10.1万吨，占农药总量的32.4%。2013年农药使用量超过1万吨的省份有16个，用药量在24万吨左右，占全国农药总用量的75%以上。山东、黑龙江、云南、四川、河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前十位的省（自治区）用药量为19万吨，是全国农药总用量的六成。

2.有效监控乏力

2.1制度缺陷，管理薄弱，农药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因农药的特殊性，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农药管理法规，法国1905年制定的《农药管理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农药管理的专门法规，标志着世界农药管理法制化的开始。随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也相继制定了农药管理法。美国制定的《联邦杀虫剂、杀菌刺和杀鼠剂法》，简称《农药法》，至今已进行了10多次修改，且不断完善。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许多国际组织，都对农药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和技术规程与标准。我国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的农药管理规章制度《农药管理条例》，虽也经过些修改，但很不完善。尤其是在管理制度设计、管理方式方法规定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如对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农药产品的管理及惩处、农药市场秩序的管理、农药负效应的防治与监控等方面相当薄弱，急需重新修订。

我国农药总体生产技术水平落后，部分企业仍在使用淘汰的工艺技术；研发能力薄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普遍存在；农药产品科技含量低，品种多滥杂，同质化严重；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等问题突出。农药经营主体是按计划经济体制设计的专营模式，因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改革变化之大，目前实际上的农药市场处于完全放开状态。加之经营单位和个人良莠不齐，相当多的农药经营人员“卖药不懂药，违法不知法”，不可能针对防治需要而供药，更谈不上对农民进行科学、安全用药指导。从而导致农民用药不对路，防治效果差，加大了用药量。另外，故意造假、非法添加农药隐性成分的问题十分突出。2013年全国农药监督抽查中假农药占不合格农药的58.4%，农业部在市场上直接抽查的76个农药样品中77.6 %检出农药隐性成分，47个“助剂”样品中，74.5%检出农药成分。

2.2用药水平低，施药机械落后，环保意识差，用药量过大。目前，广大农村基本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绝大多数农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家种田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文化程度低，身体素质差，管理粗放，农药的安全使用标准和安全使用原则基本不了解，对农药的性质了解甚少，农药使用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一是品种选用不当，施药方法不正确。不分作物品种用药，不管防什么病，治什么虫，也不论水稻和蔬菜，不分大棚和露地，只按照自己的习惯，怎样方便怎样用，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用药方法；也不按病虫为害习性来施药，用药量大增，药害事故也不断发生。二是药剂选择不科学，用药剂量不标准。防治同一种病虫害，多种相同作用的农药一起使用，不根据防治对象、作物和施药时间对症用药，常常是连续多次用药，用药量激增，利用率低下。三是盲目施药，用药目的不明确。不按病虫预报情况，不管有无病虫施药，防效不佳，施药次数增多。四是故意加大用药浓度，兑水量不足。不按照技术部门推荐的合理用量配置农药，认为浓度越大，效果越好，造成浪费，甚至出现药害。五是随意施药，用药时间不准确。不按田间病虫草害发生的防治适期用药，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用药，因防治不适期，效果不好而不断增加防治次数，造成用药量倍增。

另外，农药使用中急需高度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施药器械落后。目前农户使用的喷雾器绝大多数还是工农-16型老式器械，“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影响了用药质量，降低了防治效果，且造成浪费，加大了农药投入量。二是随意丢弃农药废弃物。对用过的农药瓶、袋等包装物随意丢弃，污染环境，残留药物蒸发到空气中，或经过水冲、雨淋流入到河流、土壤里等产生危害。

3.农药负效应突出

3.1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妨碍农业可持续发展。污染环境是农药大量广泛使用的负效应之一，农药的溶解性、降解性、附着性、渗透性和内吸性等基本理化特性对大气、水质、土壤、环境生物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农药污染水环境，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发育。水体中农药主要来源：一是向水体直接施用农药；二是含有农药成分的雨水落入水体；三是植物或土壤粘附的农药，经水冲刷或溶解进入水体；四是生产农药的工业废水或含有农药的生活污水等进入水体等。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等一些世界著名河流的河水中都检测到严重的农药超标。上世纪末，一些国家对地球两极进行的科学考察，也都在冰川中检测到了一些农药成分。农药成分会随水分一起蒸发到空气中，从而对大气造成影响，使空气中污染物的数量增多，其浓度若超过卫生标准或生物标准，就是严重污染，势必对人体健康、其他生物健康及至整个生态平衡构成威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环境监测中，一些大城市上空和广大农区的空气屡次检测出人类使用的农药成分。本世纪初，我国相关科研机构在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及一些农区上空均检测到了可检测的许多农药成分。土壤中的农药成分，有的是直接进入土壤的，如除草剂的施用、撒毒土、药水灌根等；有的是防治病虫害喷撒农田的各类农药；也有的是随着大气沉降，灌溉水和植物残体中的农药成分。2013年初，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称，山东、广东等土壤、水体和空气中检测出至少120余种农药残留。相关部门调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5亿亩耕地受到农药污染，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5%左右。对532条河流检测发现，有82%的河流是被污染的，而44%的地表水污染是农业造成的。

长期依赖化学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破坏了生态平衡。一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态系统中各生物。如农田喷洒除草剂，对周边棵树田的桃李杏等敏感果树造成落叶、卷叶、变形等危害。二是影响生物群落的正常演替过程，使生态系统中生物相对贫乏和不稳定。进入土壤中的农药被土壤颗粒吸附，直接或间接与土壤微生物接触，对土壤中微生物直接或间接危害，影响土壤的通透性和腐熟，改变土壤结构，降低农田肥力，影响作物生长发育。近代灭绝的生物种类越来越多，灭绝速度之快与人类大量广泛使用化学农药不无关系。三是破坏了农业病虫草害的自然控制系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量杀伤天敌，削弱了天敌的自然控制能力，引起害虫的再猖獗或次生害虫的大发生。如鸟类、蛙类、蛇类等绝对数量明显减少。人们印象最深的麻雀曾作为害鸟绞杀也无济于事，有机磷农药广泛使用后，麻雀就稀少了。一般天敌的繁殖速度不及农业的有害生物，且对农药又较为敏感。随着大量化学农药的广泛使用，有害生物的抗药性不断增强，改变了田间生物种类的组成。有益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少，对有害生物的控制作用也越来越弱，一些受抑制的病虫草害又变成了主要的了，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主要病虫害再爆发、次要病虫害也爆发，农药使用量大幅增加，如此恶性循环，严重妨碍农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类的粮食安全。

3.2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竞争力。农药直接作用于蔬菜瓜果等可食作物的表面，经过生长过程进入内部；受污染的土壤、水域中的农药颗粒随着水份、养分进入农作物体内并富集，从而形成农药残留，人们食用后，就直接危害身体健康。近年来，因农药污染而引起的中毒事件越来越多，仅果蔬残留农药中毒一项，平均每年每省超过6000宗。家禽家畜饲喂含有残留农药的饲料，或者在禽舍、畜厩内施用农药，致使蛋、奶、肉等畜禽产品造成污染，从而影响人类的健康。2013年农业部开展蜜蜂安全专项调查，发现有40.4%的问卷反映蜜蜂农药中毒情况，35.1%的蜂蜜样品中有农药检出。

农药污染土壤、空气和水体后，通过食物链的积累，造成公害。鱼体中农药的累积除了食物链外，还通过它呼吸作用的途径而累积。据试验，一些鱼类生活在含有农药水域中，农药富集高达几千到几十万倍。牲畜及禽鸟体内农药的积累，来源于取食含有被农药污染的饮料、野外的作物种子和谷物，或者取食被农药污染的鱼类和无脊椎的小动物。

农药残留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每年都发生几十甚至上百起，因农药残留而引起的农副产品国际贸易纠纷案。

3.3危害人体健康。农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三个途径进入人体，造成危害，分急性中毒与慢性中毒。急性中毒时出现恶心呕吐、呼吸困难、肌肉痉挛、神志不清、瞳孔缩小等症状，直至死亡；慢性中毒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胸闷、食欲不振、乏力多汗等症状，引起内脏机能受损，影响正常生理代谢，导致癌变、畸形和突变等。人体中毒的程度视进入体内的农药品种、接触途径与进入量不同而异。轻的引起局部伤害，重的危及生命。慢性中毒起病虽缓慢，但持续期长，涉及面广，影响人数多。世界公认，帕金森病、早老性痴呆以及运动神经疾病等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与农药使用关联度极大。农药对人类生殖系统的危害也很大，能降低精子数量，影响精子质量，使胎儿DNA受损，在子宫内中毒，导致畸形怪胎。有些农药还会导致女孩早熟以及儿童行为失常等。很多科学家早就提出农药致畸、致癌、致突变和造成人类不育不孕大幅度上升的问题是人类健康的一个很大威胁，并呼吁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

使用者在农药施用过程中，可通过呼吸、皮肤的接触进入体内，危害健康。大气中残留的农药经过呼吸道进人体危害健康。水溶解度大的粉剂、水剂农药易被人体吸收而引起中毒，尤其是一些无嗅、无味、无刺激性的农药，易被人们忽视，中毒的可能性大一些。经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的农药，主要是来自食用了受农药污染的食物，消化道对农药的吸收最强，危险性也最大，常见的农药急性中毒事故大都是误食已受农药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施药人员与包装工人中毒，主要原因是防护不妥，皮肤接触药液，经过皮肤进入体内。不管是哪种途径进入人体的农药，如果超过了常人的耐受限量，都将会导致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失调，引起病理改变和毒性危害。

4.加大农药监控力度的建议

研究和探索农药减量控害与合理使用问题，对于控制日趋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大力降低农药负效应的危害，促进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等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4.1源头控制，把好登记关，整合农药生产，净化农药市场。充分利用特殊农业投入品的管理机制，从准入源头上大量压减同成分的农药产品，迅速清理过剩和大量重复的相同产品，撤消一批不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为了登记而登记的同质农药产品登记证。彻底改变目前农药产品登记证数量多，同质严重而大量蔬菜与一些特色小宗作物无合法农药可用的农药准入状况。大力整合农药生产企业，坚决关停一批生产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质量控制不好、研发能力不强、设备设施简陋的农药生产企业，彻底清理采用传统工艺的原药生产、制剂加工等落后生产作坊与厂家。尽快建立农药生产企业类似于药品生产GMP标准的认证制度，不达标，不合格的农药生产企业必须淘汰。大幅度削减农药产能产量，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规范农药生产秩序，促进农药企业升级。建立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全面实行农药产品可溯源管理，大力整治农药市场秩序，坚决惩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药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彻底清理无证无照农药经营者，净化农药市场。

4.2改变观念，坚持科学植保，绿色植保，综合防治的方针。植保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植保功能必须兼顾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人畜安全等多个方面的需要，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首先正确认识防治效果，用药的目的是控制病虫杂草的进一步为害，减少经济损失，而不是全面的消灭它。加强农田生态建设，促进生态平衡是绿色植保的重要内容。农田是农作物有害生物和有益生物种群的栖身场所，在长期的共生中处于生态平衡和生物的多样性，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设水土保护良好、物种多样、生态平衡的生态农田。然后是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彻底改变长期完全依赖化学农药防治农作物有害生物的做法，科学合理地生产、管理和使用农药，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强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植保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农药对人类的危害。

农业防治就是利用一系列耕作和栽培技术，根据作物-害虫-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良环境条件以避免病、虫、草害的发生，利用各种耕作和栽培方式有效地控制有害生物种群数量，减少其侵害的可能性，达到保护作物，避免有害生物危害的目的。

利用各种物理方法来预测和捕杀害虫，具有经济、方便、有效和不污染环境的优点。例如，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安装各种灯具诱杀害虫；干热处理和湿热处理进行种子消毒；高温、高湿、闷棚：土壤浇水后配合喷洒石灰和覆盖稻草等附加措施，覆盖地膜或棚膜，利用光能升高地温和棚温，起到杀死土传病害和虫卵的作用；利用黄色和有毒胶膜或粘膜结合诱杀温室白粉虱等等。

生物防治是农田病虫害生态调控的有力手段，以生物多样性来保护有益生物，使有害生物的种族密度保持在经济效益所允许的受害范围内。利用有益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基因产品等控制有害生物，包括以虫治虫、微生物治虫、性引诱剂的应用及其他有益动物的利用和遗传方法防治等等。如采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稻纵卷叶螟、玉米螟和松毛虫；利用赤眼蜂（人工饲养）寄生卵的特性控制、杀死番茄棉铃虫、辣椒烟青虫等害虫；用金小蜂防治棉铃虫；用捕食螨的蜘蛛防治螨虫；用草蛉防治棉花害虫；利用丽蚜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等，都取得良好效果。此外，利用益鸟如猫头鹰来控制鼠害等。

4.3大力削减化学农药，以生物农药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替代。在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草害的前提下，先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以环境友好型农药替代，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新品种农药。生物农药如苏云金杆菌、白僵菌等真菌制剂，植物制剂如苦参楝、印楝素等均已成熟。病毒杀虫剂如防治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的病毒制剂有菜青虫颗粒体病毒制剂、小菜蛾颗粒体病毒制剂、甜菜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剂等。抗生素类如阿维菌素等，可防治菜青虫、小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甘蓝夜蛾、菜蚜、黄条跳甲、斑潜蝇、叶螨等蔬菜害虫。

4.4研究先进使用技术，改进施药机械，全面降低农药使用量。一要建立健全的农作物有害生物预测预报网络体系，改进和选用先进的测报设施设备，做到精准测报，尤其是要提高中、长期测报的精准率，为防治农业有害生物提供可靠的依据。制定动态的合理的复合防治指标，为害水平未达到经济阈值，就无须喷药防治。真正做到有害生物防治发布及时，主攻对象明确，使用药剂对路，防治技术到位，防治方法可靠。二要建立健全的植保技术推广服务队伍，指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首先要做到对症下药，筛选出使用剂量低、防治效果好、环境安全的农药。根据有害生物发生的实际情况，筛选药剂品种、优化防治策略。如针对害虫的抗药性、某种药剂能引起某些害虫的特殊反应等进行合理的药剂选择。蔬菜、水果、茶叶等必须根据农药的作用特点和毒性，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对作物及天敌安全、无不良影响经济的药剂品种，严禁使用高毒、剧毒、长残效的农药。其次是把握用药最佳时间，要在害虫发育中抵抗力最弱的时期及发育阶段中接触药剂最多的时间施用农药。还要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期和不同药剂，选择最佳用药剂量。三要根据实际情况改进技术，指导农民采用混用和轮用。混用可形成多位点的作用机制，避免交互抗性的产生。轮用对有害生物造成一种选择压，减少长期选用单一品种，引起遗传重组而诱发抗药性。四要大力改进植保机械，减少浪费，提高利用率，降低农药投入量。

4.5加强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科学用药的技术水平。针对我国广大农民文化素质较差，科学观念淡薄的现实，必须加强广大农村的科技培训工作，大力培养农民的公众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大力推广和普及科技种田的知识。在工作调查中发现，有的农民明知农药使用不当会造成危害却偏要为之，如向已收获的小麦、玉米里喷洒防虫药剂，不按安全间隔期要求采摘喷洒过农药的蔬菜和水果，在浇灌韭菜的水中放入呋喃丹等禁用农药，将农药包装物随意丢弃或扔在池塘和水井里，夏季驱蚊蝇在居室内喷洒农药等等，农药中毒伤亡事故屡屡发生。因此，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及网络通迅等传统和现代的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农民群众大力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以及法制教育。

第四篇：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检查.

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检查

为确保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2008年1月24日至1月30日，三江县人民政府组织经贸、工商、卫生、食监、质监、农业、畜牧等7个职能部门对全县16个乡镇进行食品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的食品品种为酒、糖果、饮料、大米、面粉、水果、蔬菜、水产品、肉制品、保健食品和儿童食品等。

第五篇：加大廉政检查考核力度

党风廉政建设

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实施责任追究，才能确保责任制的有效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制度。近些年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的工作，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有待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1、认识不到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地方、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关键。个别乡镇、部门主要领导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不想抓，认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是务实，党风廉政建设是务虚，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有的不真抓，出于自己小集团利益或觉得出力不讨好，只喊口号或只下文，被动应付了事；有的不会抓，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学习、不了解，对如何抓、怎么抓不去思考，将落实责任制与部门单位中心工作、业务工作割裂开来，没有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去。

2、责任不明确。部分部门单位没有立足单位、岗位实际进行责任分工，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条款不够细，缺乏可操作性。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过于“标准化”，千篇一律，不分级别、不分岗位，没有体现每个人、每个岗位应该履行什么责任、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虽然层层签订，但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没有实际作用。对县委、县政府责任分工，牵头单位主动召开专门工作任务会议很少，参与单位主动沟通牵头单位联系落实责任任务也少之又少，没有真正形成齐抓共管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3、缺乏日常监督。落实责任制主要是靠年初分解、年中督查、年终考核三个时段，没有建立经常性的督导、检查、提醒制度。党务、政务透明度不足，公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够，造成群众有监督意愿却不了解情况。致使一些地方、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只是上面布置的动手抓一下，检查的临时应付一次，考核的重视一会儿，对分管部门及其下属长期失管、失教、失察、失监。

4、责任考核不规范。目前在责任制落实的考核上欠缺科学统一、能定性定量又方便操作的指标体系，对考核对象特别是领导班子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难以作出精确的评判，在责任考核实际操作中缺乏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依据，导致实行责任考核时普遍存在着好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在考核结果的运用方面也存在责任制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奖惩、选拔任用脱钩，存在责任履不履，履行好不好都一个样的现象。

5、责任追究不严。一方面，对出现党风廉政问题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追究的执行主体不明确。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知道出了问题，责任在谁头上，经常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责任追究案件无人管的局面。另一方面，对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界定比较模糊，责任追究往往取决于主要领导的态度和决心，受人的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遮盖捂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

二、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建议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紧紧扣住“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环节，而抓好责任的分解、考核是前提，加强监督检查是保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是基础。

1、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这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首要环节，是责任制的基础。一是细化任务分工。在年初对反腐倡廉建设任务进行分解时，任务分工要做到班子成员全覆盖，每项工作任务要明确主要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各地方、各部门单位也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单位的实际，做好承办任务的再分解、再落实，将承办任务分解到各职能科室和部门，明确每一项工作的负责人、任务要求和完成时限，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二是明确责任主体。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除了要明确领导班子的责任外，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特别是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避免出现个人领导责任变成集体领导责任，集体领导责任变成谁也没有责任的情况。三是完善党风廉政责任状。与推进廉能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相结合，结合岗位职责和廉能风险点制定“共性+个性”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在保留共性部分的基础上，根据班子成员、各下属部门和单位、各岗位，不同的工作职责和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个性责任条款，并就“谁该承担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提出明确具体的责任条款。

2、完善考核机制，注重结果运用。建立科学、合理、实用的考核评价体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环节。一是注重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加大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在考核内容中的比重，将各单位开展工作的信息、资料报送和县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督查、专项督查情况以及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列入考核范围；二是要完善责任考核的方法。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能够量化的内容要尽量量化，同时还要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注重民主测评，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及基层群众代表参与评议乡镇和县直单位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和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并将测评结果作为责任评定考核的依据。三是完善激励制约机制。要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领导干部个人测评结果存入廉政档案，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年终考评为优秀的单位进行鼓励和适当奖励，对其主要领导作为提拔重用的资格条件之一。考评为不合格的列为翌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整治对象，对党政主要领导实行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3、创新监督方式，加强日常督导。加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日常监督，是破解个别单位平时消极对待，年终积极应对现象的有效方式。一是建立定期汇报制。以书面、工作例会等形式，各乡镇、部门每季度汇报一次纪检监察工作，重点汇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内容完成情况，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督促目标任务全面落实。二是完善经常性监督检查制度。充分发挥纪工委监督分局的职能作用，加强和改进监督的形式、途径、方式，深入了解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尤其是重点领域、部门单位反腐倡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纠正。三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做到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深化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加强党务、政务公开，全面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拓宽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通过设立公开电话、举报信箱，聘请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及时监督、反映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4、强化责任追究，严肃执行纪律。严格责任追究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保障，也是从严治党方针的具体体现。一是有责必究，追究必果。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问责制结合起来，实施责任追究倒查制，出了问题从严从快处理，实行层层追究，不管查到什么人，都要坚决处理，轻则轻罚，重则重罚，不搞下不为例，不搞迁就，杜绝以经济处罚为由，逃避执纪，或以集体决策失误为由，逃避个人责任，形成良性的责任导向；二是分清主次,抓住重点。在责任追究的重点对象上，要坚持以抓领导干部为重点，就各类领导班子而言，应以党政领导班子为重点，就各部门领导干部而言，应以重要岗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三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把出了问题积极查处与出了问题遮遮掩掩的责任分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掩盖、袒护，或者干扰、阻碍责任追究调查处理的作为责任追究的着重点,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

总之，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按照“抓源头、抓重点、抓关键、抓惩处”的基本思路，紧紧围绕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细化工作责任和目标，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制度执行，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实施责任追究，才能确保责任制的有效落实。

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