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及政策建议

第一篇：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及政策建议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EDP网站www.xiexiebang.com，2010－3－2.［2］国家统计局报告。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电（记者刘铮）。

［3］［4］曾燕波，杨健楠。外来务工青年城市融入与发展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75－80.

第二篇：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

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致使失业和就业方面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面临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体制转轨中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退役军人和失地农民就业等众多问题。笔者在对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和青年白领三个群体的就业现状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府的经济和相关就业政策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政府不能包办青年就业，但

有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的当然责任。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时代；青年就业；政策；经济发

展。

绪论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0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约达到9.9%，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青年白领就业压力已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当前青年的就业现状及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滞后期”，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单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强企业高校招聘会而言，岗位减少40%，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出来。青年人失业（包括待业）占失业总数相当大比率，是我国历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就业制度被打破之后，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1978年失业青年人数为249.1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47.0%，1988年245.3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82.8%，与10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业青年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68.9%，与10年前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中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十五”期间增加5697.23万人，即每年平均增长千余万人，2006年为1603万人。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而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1］1.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派生出新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还要持续几年。

在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有860万人。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被迫选择考研，国家也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以延缓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派生出新的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已经形成。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大学毕业生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同样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和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及家庭的一种考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容易冲动，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由就业问题引发公众教育投资的进一步拉大，会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2.青年农民工基数大，就业的稳定性不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看，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有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至少有近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镇；另外，目前中国人均0.3亩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农民已接近5000万人，而且每年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会不断增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是不会长期滞留于城市中，并且农民工对条件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就业质量不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属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然而，现实表明，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更是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监测显示［2］，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提高。经调查，进城务工青年年龄大多在18—28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多。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增加家庭收入。据上海市金山区团委对来沪青年农民工的调查，［3］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青年农民工求职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绍。

74%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并且学历越低越是依靠这种关系（P=0），初中以下学历占80.6%，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占到100%。通过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同来沪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而同跳槽的次数、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直接有关（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说，跳槽的次数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强关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环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占少数，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延长工作时间在农民工这里是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仅占13%。

三是青年农民工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经济收入少。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77.8%），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虽然长三角地区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可是目前来说全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是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还有待提高。

关于“如果让您对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种说法最符合您”的问题，选择“半个上海人”的比例为16.2%，选择“新上海人”的比例高达21.8%，选择“外地人”的比例为51.9%。关于“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多久了”的问题，选择“四年以上”的比例高达41.6%，选择“三年左右”的比例为14.9%，选择“两年左右”的比例为18.6%，选择“一年左右”的比例为16.5%，选择“半年左右”的比例为8.4%。根据人口学关于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为常住人口，可以认为务工青年倾向于长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3.青年白领的职业压力大，对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青年白领（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为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要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价值定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行情，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作为高知识群体，当前白领青年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我国目前估计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困难。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幅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造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幅甚至超过了30%。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是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三是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另一方面，当前“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导向，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二、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建议。

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数，也将对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青年就业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政府部门首先要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青年成长。

1.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学生就业难，技校生职场走俏，九成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就不止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目前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接纳的劳动力是大批蓝领工人，对大学生需求有限。白领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像金融、法律、理财、高级家政、高科技还有中高档的服务岗位需求不够，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甚至70%。从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问题，当我们的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许能缓解很多。

2.相应提高青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作稳定度。

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资与福利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做出规定，由用工单位强制执行。而外来人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工资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由于中国现存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劳动权益，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是城市农民工的普遍际遇。

青年农民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数据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比例较高，［4］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是促进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上海郊区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职业介绍所”，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建立全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网，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使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在各地设立就业咨询中心，凡有用工必须提前发布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开通全国联网，以帮助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并实行全国通联制度，便于农民工的职业变动。总之，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就业市场，而不能把问题都推给市场。

3.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并未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就无可厚非，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4.鼓励灵活就业和异地就业。

近年来，国内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形式。这些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主要吸纳的是青年群体。灵活就业方式在欧美得到承认和保护，并享受到多重优惠。而国内，目前的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灵活就业从业者的问题考虑较少。

应对吸纳失业人员或实现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青年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暂时性补贴，以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给他们一个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户籍还可以保留，可以来去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对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乡镇、农村，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生，几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业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5.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还要加强。

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困难的有效方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非常低。问题在于：一是大学生创业有热情没信心，真正创业的大学生少。大学生创业热情来自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举办各种创业讲堂、创业比赛。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创业高成本、风险又大，所以真正实现创业的大学生并不多。二是，大学生创业有氛围缺教育，多数大学生是没有创业经历的，急需一批创业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有政策，但由于大学生对创业了解不多，申请时困难多。三是，大学生创业注重高科技轻“草根”。这是源于创业资金的申请门槛仍然较高，还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条件，这导致了大学生创业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轻“草根”的现状。所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创业教育使学生树立创业意识，有助于他们在初次就业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了解市场，寻找创业机会。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有专业的创业讲师队伍。要调整创业政策，更加切实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学生创业。发挥大学校区科研园区的优势，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注释：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2010－3－2.［2］国家统计局报告。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电（记者刘铮）。

［3］［4］曾燕波，杨健楠。外来务工青年城市融入与发展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75－80.

第三篇：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就业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根据形势的发展，国家制定了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为此，大中专毕业生必须转变择业观念，树立市场就业意识，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我们认识到，把各类毕业生推向市场，并不是说国家及各级政府不管了，而是管理的方法变了，由过去的指令性变为现在的政策指导、市场调节、信息服务、推荐就业等，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广大的大中专毕业生，要认真学习国家的就业政策，不断转变就业观念，尽快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在各行各业中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为双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贡献。

一、基本现状

当前，全国上下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我县的国有及集体企业改制工作也已基本结束。在企业改制后，各种用工方式也将呈多元化趋势，企业用工自主权进一步到位。时下，随着各类所有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使企业大批人员下岗失业和转岗，甚至连相当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下岗和失业。就我县当前的发展形势而言，由于各类经济发展缓慢，各类企业也在不断减员增效，对各类人员的需求量也在不断下降。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也面临着新一轮机构改革和裁员。在此背景下，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大中专毕业生的岗位显得十分有限。因此，无论机关、事业单位及各类企业，依靠政府劳动人事部门把大中专毕业生按指令性分配给企业更是难上加难。

几年来，随着各类大中专院校的扩招，我县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在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6年底，历年来在册尚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包括技校生）近千人，而且百分之八十左右为中专和技校生，在大中专毕业生的需求上出现了由原来的供不应求到现在的供大于求的严重现象。从根本上讲，这是极不正常的。一方面部分在职员工其基本素质偏低，一方面受过专业技术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过剩，找不到工作。当然，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政府部门而言，如何采取措施，加强就业指导，不断转变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是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要搞好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和自主创业工作，除迫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政策，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外，还有待于大中专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找准定位，勇于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并在自主创业过程中享受与下岗失业职工同样的优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做好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工作面临着许多难题，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就业观念陈旧，主要表现为：

（一）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该由国家来管，就一部分人宁愿在家等着、闲着、也不主动找工作。

（二）求职要求过高。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往往要求：工作轻松，体面，收入高。对工作挑三拣四，对一些苦、脏、累的工作不愿干。因此，不少劳动条件稍差的企业为招不到工而犯愁，从而形成了“工人下岗、农民上岗、大中专毕业生等岗”的就业结构失衡现象。

（三）就业概念存在误区。认为要到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才算正式就业，到其它企业或是自谋职业不叫正式就业等。这种观念严重影响和拖延了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机会。造成这些不正确的择业观念的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主要是“统包统配”制度的后遗症在作怪。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逐步确立了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主就业的指导方针，但在实施过程中，很多人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因此，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国家、社会管饭碗的烙印还尚未消除。

２、对当前的形势发展认识不足，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淡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各项体制改革及各项配套政策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在改革过程中，大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认识不清，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导致毕业多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３、社会待遇不公平。大中专毕业生死盯着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各方面有保障，而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则被称之为“个体户”，其各方面都存在着客观上的不平等。在政府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社会保险有人管。而非国有企业或个体劳动者，其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工作不够规范，给自主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带来了一定的后顾之忧。因此，精神压力和心里负担十分沉重。严重影响了大中专毕业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对策及建议

综上所述，在就业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了大中专毕业生的个人问题，还反映了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等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为切实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观念转变各项工作。特提出如下对策及建议：

１、要把各类企业和经济组织纳入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调控范围。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过程中，一视同仁，以便吸引更多的人从事非国有经济和个体经济，不断扩大就业岗位，促使大中专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２、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健全灵活、方便的社会保险工作运行机制，不断满足大中专毕业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各种参保需求，切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要加快政策宣传力度，尽快将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扩大到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真正使他们在以各种形势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能做到有人问、有人管，并能得到及时解决。确保大中专毕业生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后能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彻底消除各种人为的不平等行为。

３、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机制，使广大的大中专毕业生牢固树立市场就业竞争意识。首先要制定积极的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大中专毕业生从事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二是做好劳动力市场的规范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劳动事务代理工作，为灵活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劳动保障全程服务。三是要使就业服务深入人心。在开展职业咨询和职业指导的过程中，要特别加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开发，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以适应竞争就业的需要。

４、要健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自主创业者的社会地位。要加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者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种组织，要在个体协会的基础上，建立党、团等组织，使他们能够参加组织活动和参加组织生活，并在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活动过程中，能得到各种组织的保护和帮助，真正享有与所有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５、要树立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引领更多的大中专毕业生更加主动的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总而言之，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尽力提供更加宽松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大中专毕业生搭建起就业和创业平台。从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到资金支持、扶持以及信息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应该让大中专毕业生感到政府和社会给予的鼓励和关怀。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广大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和自主创业铺平道路，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

2011-09-21 11:31:04|分类：|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

大道至简见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缺乏清晰的战

略方向核心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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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

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历史的、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明确“干什么”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还原”。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

成绩，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自然，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

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年版。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更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严格地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

方法。

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

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

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实现

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

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

学。

战略未必一定是带有敌意的。战略是战略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某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21世纪中叶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的“预测”、“未知”和“不安”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

第五篇：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2009-04-15 16:08:31 摘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50人论坛·北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当前劳动力市场

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后，就业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减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系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上升得到证实，很显然，其性质属于直接受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失业率。我们可以利用有关分析机构提供的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MI）的情况来理解这个性质。PMI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先行指标。它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将以下五类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即企业的新定单情况，存货水平，生产情况，供应情况以及就业环境等。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于上升的区域，而低于50则表明经济处于收缩。考虑到PMI的先行性，因此，它是预测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走向的一个有用指标。从PMI中的产出指数与就业指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来看（图1），它们从相对景气的水平上同时下跌到50以下，从而证明了当前失业率的周期性质。

图1：2008年下半年的周期性失业

资料来源：Markit Economics 《CLSA中国制造业PMI报告》，2008年12月1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仅比2007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一项样本为7139个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2288个经济活动人口中，有215人符合失业的定义，据此推算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4%（汝信等主编，2008）。这个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采用更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及时反映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引起决策者对周期性失业的关注。此外，这个关于调查失业率估算的优点，还在于它把农民工的失业状况首次包括进来，而这在正式的统计中和以往的调查中是一个缺项。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如果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推断整体，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应该说高估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首先，这个调查的样本量太小，难以推断整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及工作地点截然分离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地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把他们混在一个仅7000人的样本中，实在无法具有任何代表性。

其次，农民工的抽样是难度极大的，该调查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确信其具有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尤其是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处于下滑区间的时候，农民工又是最先遭到冲击的群体，就业损失最为严重。如果在城镇调查的抽样中高估（或低估）了他们的比重，在正常的年景中就会低估（或高估）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危机年景则会高估（或低估）城镇调查失业率。

最后，根据调查失业的定义，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态通常难以精确判定。面对农民工群体，我们常常难以精确地区分失业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简单把失去某一项工作看作失业，与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是不符的。

二、怎样估计就业冲击程度

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失业严重的程度，从而正确地制订应对政策，的确需要借助失业率指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信息相对复杂，不了解统计定义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先从关于失业的统计谈起。

我们通常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在2003年以前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当时在城镇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不被统计在登记失业中。但是，2003年以后，由于实现了下岗人员与登记失业并轨，这个指标对城镇就业状况的反映程度就提高了。不过，登记失业仍然有一些条件，如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登记，没有当地户口的不予登记，那些不愿意登记或暂时没有登记意愿的人，即使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自然也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个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因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针对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一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否则，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特点，这个调查范围仅仅能够包括少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它主要还是反映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情况。可惜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可以计算该指标的调查项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关于调查失业率数字发布。

我们在（图2）中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组数字，前者是国家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后者则是我们估算的。鉴于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不同的来源，特别是由于一些数字带有估计的性质，这里的失业率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有胜于无的参考信息。从图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3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直至2008年再次上升到4.2%。由于登记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失业者必须自愿主动进行登记，才可以反映在整体登记失业人群之中，城镇就业在2008年较晚时期才开始遭遇明显的就业冲击，因此，该指标对就业市场的状况反映相对迟钝一些。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用调查失业率作为一种补充，以便更全面和及时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图2：两种城镇失业率的统计和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作者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我们可以间接计算城镇调查失业率。1997-2005年期间为实际计算数字，2006年及以后为估算数字（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虽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指出近年来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左右。以此作为估算的依据，我们在2006年和2007年登记失业率的基础上加1个百分点，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估计值。

我们估计200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即偏离了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相差1个百分点的规律，比2007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关于这个估计有两个依据。第一，根据对美国经济中采购经理指数（PMI）与失业率关系的经验，根据中国2008年后期PMI的下降情况，我们推算了失业率可能的提高程度。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的出口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Green，2008），以及“奥肯法则”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失业率提高幅度也大致如此。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估计并不精确，但是也不失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美国PMI与失业的关系也好，美国经验形成的奥肯法则也好，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相异之处通常表现在前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殊性，而这主要影响自然失业部分。鉴于此次失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所以，用美国经验印证中国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失业率的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至于谈到农民工遭受的就业冲击，根据农业部调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农民工2000余万，占1.3亿的15.3%。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了2008年因出口下降而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量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我们的判断是，迄今这些岗位损失主要压在农民工身上，这是因为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外向型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雇用的主要是农民工，而且解雇农民工的制度成本很低。这样的话，看上去我们的估计就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

这两个数字的接近纯属偶然。实际上，我们还利用投入产出表还估计了投资和消费对2008年就业的拉动效果，两者都是正数，形成的该总就业是净增长的（图3）。不过，我们并不尝试把这个推算的结果与有关部门公布的就业增长数量进行一致性比较。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拟中，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就业效果都是理论数值，即按照常规的系数关系，相关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就业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企业实际应对的方式可以不同，例如他们并不采取立即裁员的办法，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一定符合理论模拟。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述估计，即认为城镇劳动力所受经济危机影响，一方面是因房地产等行业滑坡，及其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使前向和后向产业遭到冲击以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如表现为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难等现象。到2008年底，城镇失业的增加可以用前述1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所包括。

图3：就业受三大需求因素影响的分解（2008年）

资料来源：张华初、王德文、蔡昉《抵御就业冲击的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模拟分析》，2009年备忘录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虽然已经接近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尾声，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依照劳动经济学教义，劳动力市场状态无非三种，即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比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三种类型要丰富得多，我们分别描述如下。

1.城镇正规就业。主要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下岗或失业，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一些相对正规的新兴部门就业。他们具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工作年限而逐年提高的工资。宏观经济遇到危机的冲击时，他们总是最后被裁员的，他们的工资甚至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其工资刚性来自于制度性的保护；对于某些新兴的非公有企业来说，工资刚性则来自于效率工资。如果忽视细节上的差异而仅仅以单位的注册类型来划分的话，这类就业人群占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约40%。而按照某些更有针对性的定义来划分，城镇户籍就业人口中大约60%-70%属于这个正规就业群体。

2.城镇正规失业。主要形式是登记失业，即在拥有本地户籍身份的前提下，享有进行失业登记，从而在规定的时期中取得失业保险金的权利。除此之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为同一群体提供更加保底的社会安全网。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情况下，各种瞄准到企业、社区、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扶助措施，也主要针对这些有本地户口的人群。在2008年4.2%的登记失业率下，这个登记失业群体大约有886万人。

3.非正规就业。他们的特点是在非正规的部门，如一些用工不规范的个体、私人企业，以及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经济活动；或者在正规的部门却不享有正规劳动待遇，如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没有加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经历过下岗或失业的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成长劳动力目前处于这种状态，大约为全部城镇户籍就业者的30%-40%。不过，由于具有本地户口，他们通常可以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地方性的就业扶助。

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比例就更高了，据调查大约在2/3以上。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中，那些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另一部分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统计对他们的捕捉能力有限。但是，无论是否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大都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迄今为止也难以被纳入登记失业统计和就业扶助对象之中。此外，本地和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也具有这样的非正规性质。

4.农业就业。在二元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中的剩余。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每当发生经济周期，城市对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劳动力转移就会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农民工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村就业的不充分、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可以被划分为常住务农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两个部分。常住务农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1.78亿-2.28亿之间，他们呈现出年龄偏大的特点，只有18.8%在30岁以下，而81.2%超过31岁。至于返乡劳动力，在常规的情况下是个体行为，即有来有去，他们的年龄结构大致与上述常住务农劳动力相似。然而，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返乡行为，则是以成批成群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返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接近于外出农民工，即61.3%年龄在30岁以下，38.7%超过31岁。

这种劳动力回流现象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由于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已经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因此，这些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返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了承包土地，其中年轻劳动力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加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完善，就业机会不足和社会保护不充分，会使他们陷入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生计境况。

四、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就业群体的划分，可以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岗位人员的多样化。例如，对全国88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显示，在城市职业介绍市场上，寻职者的构成十分多样化和分散化，没有哪些组成部分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历年分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就业转失业人员占17%，本市农村人员占15%，其他失业人员占13%，在业人员占5%，失业青年占22%。外埠人员占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虽然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组特定人群制订相应的就业扶助，或者分别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但是，除了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这个普遍有效的举措之外，并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手段来一揽子解决所有群体的失业问题。

自200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1.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16个非农业部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GDP拉动效果与就业拉动效果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实际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225。中央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实施的产业振兴规划，通常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关注重点，对于替代房地产等行业不振影响到的对上下游产业的需求，预期能够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吸纳就业效果最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利用上述投资计划的地方和民间配套投资，以及减税、减负等财政手段给予扶持。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包括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是青年劳动者。在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3.保持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

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图4），我们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历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下同）是11.9%，1997年－2002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2003年之后又达到了11%。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4：经济增长表现与就业渠道消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

4.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在中国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7年5.34%的总体调查失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

作者：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