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对医疗损害赔偿中误工费的判定

第一篇：法院对医疗损害赔偿中误工费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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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医疗损害赔偿中误工费的判定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五十条 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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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３倍以上的，按照３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３０年；但是，６０周岁以上的，不超过１５年；７０周岁以上的，不超过５年。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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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１６周岁的，扶养到１６周岁。对年满１６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２０年；但是，６０周岁以上的，不超过１５年；７０周岁以上的，不超过５年。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３年。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43.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认定。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受害人是承包经营户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其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受害人一定期限内的平均收入酌定。如果受害人承包经营的种植、养殖业季节性很强，不及时经营会造成更大损失的，除受害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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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外，还可以裁定侵害人采取措施防止扩大损失。

二、相关案例

1.退休人员被聘用或从事他业且有一定收入的，在医疗损害赔偿中应获得误工费赔偿——刘天德诉河南省内乡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本案要旨：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受害人请求的赔偿项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规定的，可补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受害人有足够证据证明退休后被聘用或从事他业并且有一定经济收入的，还应获得误工费赔偿。

案号：(2017)南民二终字第237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法院对医疗损害赔偿中误工费的判定http://s.yingle.com/yl/391858.html）医疗纠纷.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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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误工费赔偿标准

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误工费赔偿标准

（一）概念：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因遭受人身伤害，致使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或进行正常经营活动而丧失的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收入。是一种积极的财产减损，表现为财产的应增加而未增加。

（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误工费的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5条：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误工补助费可以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应得奖金一般可以计算在应赔偿的数额内。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当地的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为限。

（三）计算公式

1、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赔偿金额＝受害人工资（元／天）Ｘ误工时间（天）

2.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根据其能否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区分处理。

（1）能证明的：

误工费赔偿金额＝受害人最近三年平均收入（元／天）Ｘ误工时间（天）

（2）不能证明的，误工费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误工费赔偿金额＝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元／天）Ｘ误工时间（天）

3.在确定误工时间时，一般以医院建休为准。如果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则误工时间可以定至定残日的前一天。

第三篇：人身损害赔偿关于误工费护理费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误工费的确定】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的确定】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2、护理费的赔偿，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员的期限来决定的，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无收入的，指本人生活来源主要或者全部依靠他人供给或者有少量收入，但不足以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

第四篇：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来源：中国法院网

近几年来，医疗纠纷案件逐渐增多，医患矛盾纠纷日益尖锐。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成为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至今，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共97件，占收案数的10%，其中2003年3件，2004年7件，2005年11件，2006年29件，2007年12件，2008年22件，2009年13件，其中判决37件、调解46件、撤诉14件。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医疗机构的改革，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逐渐增多，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然而，由于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和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观念认识上的差异和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各地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实务中遇到许多难题，医疗纠纷案件成为法院审理的难点。现结合爱民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主要从存在问题及相应立法对策进行以下分析：

一、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

1、如何平衡患方与医方的利益

在一段时期，法院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往往认为患方是弱势群体，医方在赔偿能力方面占强势，能赔得起，为了体现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过多的考虑到患方的利益，很难将医方的利益摆在一定的位置。审判实践中，如果患方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就会上访缠诉，无理取闹，制约了法院依法判案。为了服判息访，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倾向保护患方的利益，加重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对医学发展不利，导致医生不敢看病、医院不愿治疗的现象。

2、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作出明确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里最难理解的就是什么是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对这一概念存在模糊认识。在适用“二元论”时也存在冲突，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什么情况适用《民法通则》。审判实践中，经医学会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患方申请对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如果司法鉴定有因果关系，医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导致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赔偿数额少，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赔偿数额高的怪现象，所以，医方希望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属于医疗事故。

3、在对病历检材质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困扰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焦点问题集中体现在医疗纠纷的鉴定上。鉴定是关系到医患双方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对案件的审理及当事人的胜败起着关键的作用。在鉴定前，对送检的材料进行开庭质证，这是必经的程序。对于双方均没有异议的检材，法院可在质证后送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情况对送检的检材特别是病历的争议较多，医方认为病历没有问题，而患方对病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出了异议，在法院对病历没有作出认证意见前，医学会对法院的委托鉴定将不予受理。由于病历专业性强，法官很难对病历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

在审判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属于医疗事故后，患方又提出病历存在问题，经查病历确有添加和涂改，这类问题怎么解决?患者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出来后是否反悔，医学会根据添加涂改的病历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否能改?导致审判程序步履维艰。

4、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

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中，对属于医疗事故的，没有对后续治疗、护理依赖等项作出明确认定，导致法院对原告诉请无法做出裁判。对医疗机构确实存在过错，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定是否有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机构只作因果关系的鉴定，不给作过错程度，导致法院无法认定责任比例。一般情况下，有因果关系就要承担全责。把责任认定及划分的矛盾推向法院。

5、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赔偿标准的问题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或《民法通则》处理案件时，赔偿的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计算的标准、计算的项目均不同，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营养费、后续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导致造成患方伤残比死亡的赔偿数额高，显失公平。该问题的处理即涉及到一般法与特别法、又涉及到上为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实践中带来的法律适用困惑比较大。

6、怎么解决医疗鉴定机构的问题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需要通过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来确定，从而确定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众所周知，医疗事故鉴定是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的“秘密”鉴定，鉴定结论也没有负责人签字，这种鉴定对患者的不公正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由于医学会组织鉴定所抽取的专家均是从各个医院抽取，均与各家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的医疗鉴定机构存在着医医相护、相互包容的现象。

二、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1、统一认识，平衡患方与医方的利益

由于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现阶段我们应该统一认识，充分考虑到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水平的地区差异性，为了不制约医疗水平的科学发展，客观公正的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达到患方和医方的利益均衡，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处理好医患纠纷案件。

2、正确理解“二元论”，以诊疗行为区分法律适用

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法律依据有四个：一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二是《民法通则》，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四是《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在《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这部分有一种观点，“只要是医疗行为，无论患方以什么案由起诉，医方都可以用医疗事故鉴定来抗辩”。我院按最高院的精神，只要是医疗行为，医方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我们都做医疗事故鉴定，对患方的后续治疗、护理费，也按事故等级和过错程度的比例来分担，没有给予全额保护。

在审判实践中，对“二元论”的认识应是并不冲突，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关键在于区分什么情形下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什么情形适用《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得出医疗机构因诊疗行为造成的损害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因诊疗行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什么是诊疗活动?包括诊断、治疗、护理等环节，对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作出的99%的行为都属于诊疗行为，除以下四种情形外：

(1)医疗设备有瑕疵;

(2)医务人员非法行医;

(3)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

(4)其他行为，如抱错婴儿。

对诊疗活动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只在特殊情况下如医务人员有严重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才发生举证责任倒置。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除了需要满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条件外，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过错还要与患者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医疗机构才承担赔偿责任。

医患发生纠纷后，经医学会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没有完全涵盖患方的诉请，法院为了审判的需要，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解决用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护理依赖、是否需要继续治疗等问题;如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患方申请对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做司法鉴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1条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定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说明如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行为就没有过错，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对患方的申请将不予准许。

我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二元论”中不属于医疗事故是否继续认定构成人身损害的法律关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向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的转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专业的角度对过错 以及过错责任进行了规定，而《侵权责任法》是从一般过错的角度对诊方课以责任，同一行为，规定了双层的过错责任，从权利义务关系对等的角度来说，这明显对于诊方在法律适用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的过错推定责任之外，只要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就排除了诊方过错责任的存在，无过错也就排除了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适用。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二元论”是否适用之前，法院应当以医疗事故作为医方负侵权责任的法律要件。如果不能达成这方面认识的统一，在审判实践中，不构成医疗事故却构成人身伤残的混乱局面还将持续，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

3、法官对病历等送检材料只作形式上的认定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核实”，故法院对病历的认证意见主要是对病历进行客观形式的认定，其实质要件应由鉴定专家审查。同时我们建议，医学会结合患者的诊疗过程、病体的实际情况，对病历中实质性的添加、修改作出认定，并以此作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一个参考依据。

关于对病历真实性的认定，建议先由法官组织质证，对有添加、涂改病历，医方不认可的作笔迹鉴定;对医方认可的，建议由医学会通过鉴定认定该涂改对是否对诊疗行为的客观事实造成影响，同时一并作出是否属于事故的鉴定。

4、以“诊疗行为”为条件，依法释明申请做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

法院根据案情对当事人进行依法释明，以“诊疗行为”为前提和条件，如是因诊疗行为引起的医患纠纷，患方想做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法院也不应准许，患方不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应向医疗机构释明，让医院申请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如是因诊疗行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可向当事人释明申请做司法鉴定，确定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问题。

对不能提供病历的医方推定医疗事故，能做医疗事故的按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赔偿，确有损害发生的，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最难把握和认定，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因果关系。损害明显的，可以直接判决。建议最高院及早出现相关的司法解释。

5、从严把握赔偿标准

法院在适用《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时，既要讲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考虑，如果是患方今后生活必须依赖的费用，且医疗机构又能承受的情况下，在适用法律上要有突破。但是我们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位阶上看低于民法通则的适用，但是条例是专门处理构成医疗事故的特别法，且最高院落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通知中，明确对其适用方式划定为“参照”使用，在审判实践中，我们理解的“参照”就是“依照”的意思。因此法院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赔偿范围并没有绝对的法律依据，对该点在实践中应当从严把握。

对此建议最高院出台指导性意见，规范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改变目前探索和尝试阶段的不成熟做法。

6、怎么解决医疗鉴定机构的问题

为了客观公平的鉴定，缓解这一问题，可以进行跨区域鉴定，赋予当事人申请到域外鉴定的选择权，但事先明确到域外鉴定余外增加的费用自行负担。

市级医学会作出结论后，一方申请到省医学会再次鉴定，但在法院诉讼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了起诉，我们就视为当事人放弃了再次鉴定的权利，市级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即是赔偿的依据。

当事人对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服的，要求到中华医学会三次鉴定的，在审判实践中没有具体标准，法院没法操作，对“确有必要的”无法把握，对这一特殊情况我们从严掌握，从2003年至今始终没有到中华医学会的案件。

7、《侵权责任法》的“两种例外”

一是《侵权责任法》第55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医疗机构承担什么责任?应当区分情形，告知义务是诊疗行为，手术是必要的，但医方没有告知，造成的损害分三种：一是精神上的损害、二是额外的医疗费用、三是人身损害。对造成额外医疗费和精神损害的不适用医疗事故鉴定，只要医务人员存在过错可直接判;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是与诊疗行为有关，应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许多医疗机构是以医师向患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口头告知，在对患者采取麻醉或手术时，以为病历记录或者麻醉同意书、手术同意书就可以证明自己已经行使了告知义务，但是这些形式均不能证明医务人员进行告知的具体内容，或者缺乏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签字的书面同意，因此在发生纠纷时仍然难以作为证据证明医方已经正确而完整地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为了避免发生医患纠纷，医务人员在进行告知时，最好将诊疗方案、可能采取的诊疗措施、存在的风险等重要信息采用书面的形式向患者进行说明，并得到患者的签字同意，此外对于患者的详细病情都在病历上作出记录，并及时向患者加以说明，这样就较好地履行了告知义务，并能够避免以后发生纠纷时的举证不能。

二是《侵权责任法》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这里医疗机构应承担什么责任?是诊疗行为造成的损害，就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赔偿责任。

第五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思考

一、现行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及质疑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上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它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也有别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般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是指犯罪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所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且后果严重，因此而由被告人承担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是否应得到赔偿，是各国立法时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德国、瑞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取一定的限制原则，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则立法较为宽松，只要是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被害人即可提起此项诉讼。英美法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定。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2000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

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

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

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

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

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卖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2）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3）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5、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导致相当的严重后果，没有严重后果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事发时和未来生活、工作中可能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这也与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特征相吻合。例如对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必须是造成被害人残疾，才能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否则，伤情较轻，未达到残疾后果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创伤，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和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一般足以慰籍被害人了。

6、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所谓死亡赔偿金，是指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受到侵害并丧失生命，责任人除应承担责任外，还应向死者亲属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经济补偿。这是基于死亡事实的发生，设立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死者亲属的精神创伤和经济困

难。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应理解为对死亡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亡家庭遭受损失的一种补偿，死者家属的安慰。但一直以来对死亡赔偿金能否界定为精神抚慰金性质存在较大争议。直到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今天笔者在此不就最高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的认定是否值得商榷进行讨论，而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将交通肇事中死亡赔偿金予以合法化的问题。在目前立法尚未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应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样可有效保护处于明显劣势的死者家属的权益，也可在审判实践中疏导被告人和死者家属之间由此问题产生的较为激烈的对立矛盾。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交通肇事中的死亡赔偿金是予以认可的，被告人大多数情况是同意支付此项赔偿的，审判机关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也予以认可，其存在有其合理性，这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死者家属的利益，给其在精神上予以抚慰并救济其家庭因巨大不幸而遭受的经济困难，故笔者认为对现实中合理的事物应在法律规定中有所体现，并以此消除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