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第一篇：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著作权法的修改

总的讲，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就实体条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缩小与世贸组织的差距，这点与专利法及商标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对于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等等的专门保护，在我国过去的商标法完全未作规定。这样明显的缺欠，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几乎找不到。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网络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音乐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使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in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目前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企业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16条第1款中，把“不得损害已有的在先权”，作为获得注册乃至使用商标的条件之一。

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包括哪些权利可以对抗注册商标的“在先权”。但在巴黎公约的修订过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间工业产权国际组织的讨论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至少应包括下面这些权利：(1)已经受保护的厂商名称权(亦称“商号权”);(2)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有权;(3)版权;(4)已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权;(5)姓名权;(6)肖像权;(7)商品化权。

中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经把“在先权”这一概念引入了当时该细则第二十五条之中，但(除了应当细化之外)与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均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那么任何在先权人就都无能为力了。实际上，至少对于版权、外观设计权、肖像权等在先权来讲，不应强调在后者的主观状态。Trips协议就并没有把在后申请者的主观状态作为保护在先权的前提或要件。

在这次商标法修正案中，两处分别规定了对在先权的保护，同时删除了把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作为认定是否侵害在先权的前提。这与去年专利法修正案中对在先权的保护相对应了，同时也符合了世贸组织的要求。

禁止“未经许可，更换他人注册商标”

商标假冒未经许可而以他人商标来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是一般称的“商标假冒”，这种行为应予禁止，是没有争议的。

而倒过来，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是否违法?是否应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册商标人的利益﹖在过去，还缺少明文规定。

1997年4月9日，国家工商局认定了第二批23个商标为“驰名商标”。位居序号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厂的“灯塔”商标。这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将有着比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认识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因是大多数商标在创名牌的过程中以及驰名之后，均会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踪假冒，这种假冒活动又一般仅限于把驰名商标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产品上。而“灯塔”之出名，则不仅有人针对它从事这种常见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灯塔产品出口之后?专有人针对它从事“反向假冒”，即撤换掉“灯塔”商标，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标，用天津油漆厂价廉质高的产品，为假冒者去“创牌子”。

发达国家很早已经在立法及执法中实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国则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得不到制止，就将成为我国企业创名牌的一大障碍。

1994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商标纠纷，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换上“鳄鱼”商标，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格出售。这就是国际上常说的“反向假冒”。

该案发生后，北京服装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百盛”及新加坡“鳄鱼”公司损害了其商标专用权;而被告则认为中国商标法仅仅禁止冒用他人商标，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标去假冒他人的产品。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分散而众多消费者们，不可能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币而组织起来去状告“百盛”及“鳄鱼”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会受任何惩处。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听任这种反向假冒行为，则等于向国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中国产品质高价廉，尽可以放心去购进中国产品，撕去中国商标，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难有自己的“名牌”?

从国外商标保护的情况看，依法禁止这种反向假冒行为，也是国际惯例。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及其法院执法实践，明白无误地将上述反向假冒，视同侵犯商标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48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可见，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认为禁止反向假冒仅仅是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所特有的内容，那他们就又错了。发展中国家较成熟的商标法，也有与法国等完全相同的规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业产权法“商标”篇

第189条规定，凡改换商标权人合法加贴于商品或服务上之注册商标的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又如，肯尼亚1994年商标法第58条C项，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组织来讲，也无异议地认为“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与“未经许可而中断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都同样属于违法使用。

在我国，过去商标法中无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场经济的我国，未经许可而改、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的行为又比较严重。为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明文增加这种许多国家都有的禁止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册人的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更趋完整，另一方面对鼓励企业闯名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与去年的专利法修正案一样，商标的“确权”之权，最终移交到法院，这不仅仅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国的商标制度进一步走向人们期望的“法制”与“法治”。这对增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将“不知”并且不能推断其“知”(即以是否能说明“提供者”)改为与赔偿责任相联系，而不再与侵权认定相联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权和保护商标权人。专利法修改时被“忽略”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与专利法的修改一样的诉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是一个贡献。

其他修改

商标权主体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条文与“不得注册”的条文分立，在商标的合法构成中增加立体商标、乃至将原有行文的“商标不得使用”哪些标志改为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等等这些看上去似无大异的增、改，都更进一步符合我国的商标管理实践、进一步符合国际惯例了。

其他诸如对代理人某些行为的明文禁止等等内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标法中应当被注意到的新内容。

当然，由于这一次修改商标法，着眼点主要在于与世贸组织的差距上，故除此之外的问题，人们则关心得不多，也研究得不多。例如，我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商标法仅仅保护到“商标专用权”，其他国家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商标法，均是保护到“商标权”或“排他权”。实际上，我国的商标注册人，也应享有这种更完整的财产权。不过，从这次修改商标法的过程看，我国从“商标专用权”到“商标权”，至少还有很长一段理论与实践上的路要走。

最后，无论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还是在一些外国今天的商标法中，都能明显看到信息网络化的影响，例如，实体法中商标与域名的协调及反协调，程序法中的无纸化申请之类。而这些在这次的修正案中均无踪迹;相反，历史的痕迹却仍旧不鲜。与这次同时修改的著作权法相比，它在这方面也是略显逊色的。

第二篇：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著作权法的修改

总的讲，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就实体条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缩小与世贸组织的差距，这点与专利法及商标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对于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等等的专门保护，在我国过去的商标法完全未作规定。这样明显的缺欠，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几乎找不到。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 网络 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 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 法律 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 音乐 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 社会 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 艺术 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 经济、文化 发展 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 中国 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 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 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 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作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这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 in 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 内容 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 目前 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 企业 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第三篇：从社会文化角度透视俄语言语礼节.

从社会文化角度透视俄语言语礼节

赵永华

言语礼节这一语言现象表现为交际行为中的一部分。交际行为发生的情景以及时间、场合、讲话者的年龄、性别、双方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身份、交际目的、情绪、心理感受等因素都影响着言语礼节的使用。广义的文化中必定包涵着交际文化以及言语礼节文化的内容；其中，交际行为和言语礼节二者本身又密切相关。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交际文化主要是对其中的言语礼节的文化特点进行考察。在言语礼节中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言语礼节的研究将会给我们展现出一幅俄罗斯民族的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外语学习者往往由于言语礼节知识的欠缺，致使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常常犯习惯性错误，即把母语的语言习惯套用到所学外语中。因此，在俄语学习中我们必须对俄语言语礼节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探讨的主题即是俄语言语礼节的社会文化特征。

一、礼节、言语礼节与社会文化信息载体功能

礼节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所应遵循的，符合本民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的准则。在交际中所遵循的礼节分为行为礼节和言语礼节，二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按照俄罗斯的风俗习惯，送礼物是不能送手绢的。因为手绢是用来擦“眼泪”的，所赠手绢将会给被赠的人带来“痛苦”，得到这样的礼物，通常要象征性地付几分钱，以示这手绢是买来的。然而，在中国则不同，手绢常成为青年男女传递爱慕之情的信物。在评剧《花为媒》中李月娥就用罗帕赠予意中人来表达爱情。另外，在俄罗斯逢年过节要送亲朋好友鲜花。但是，黄色的花是不能送的。因为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黄色意味着分手和背叛。并且，花束一定得是奇数。在俄罗斯，偶数朵的鲜花只用于葬礼。在中国则大相径庭，黄色象征着高贵，偶数代表着吉祥，成双成对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的美好期盼。按照俄罗斯的习惯，向人表示祝贺的同时往往要赠送礼物。俄罗斯人收到礼物时会立刻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礼物，然后说很喜欢，向送礼物的人表示感谢。在中国则不然，往往先是拒绝一番以示谦逊，然后再欣然接受。接过礼物后也要先放到一边，以免引起贪婪的印象。由此可见，俄汉两个民族在行为礼节方面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特点。

除了上述行为规范，在交际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言语礼节的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最直接、最常用的表达礼节的手段还是言语。从狭义角度来讲，言语礼节就是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所应遵守的，符合本民族习惯、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的言语准则。它是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行为礼节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Н.И.Формановская的定义，言语礼节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口语语言单位所构成的语言体系，它根据一定的规则建立起交谈者之间的联系并维持这种良好的交际关系，这个体系被社会所接受并固定下来。换言之，借助这些语言单位用以实现称呼、打招呼、告别、结识、道歉、感谢、祝贺、祝愿、请求、邀请、同情、安慰、恭维等交际目的。从言语交际文化的角度来观察言语礼节这门学科，意义就更为广泛：其中除了固定的言语模式，还有其它别的话语表达方式来体现交谈者的态度，以及语调和具有同样作用的辅助手段（如：表情等）。

言语礼节模式是一种特殊的固定交际形式，以现成的典型句子作为独特的语源存贮于人们的语言意识之中，它在每一个具体的言语行为中并不重新构成，而是作为一种语言单位重复再现。言语礼节的符号不是随意组成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妄加改变。它们继承传统，有自己的渊源。言语礼节的符号同另外一些礼节符号（口头的和非口头的）密切相关并 1 具有一定的等式关系，正是这个原因使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得以传达同一内容。

在使用言语礼节进行表达时，人们同时完成着交际行为：称呼、打招呼、致谢……等。在一种语言中会有许多方式用来完成同样的功能，例如：在俄语中用于打招呼的表达法就有40来种，用来告别、致谢和请求的方式也很多。选择每一种表达法都要考虑到：对谁、何地、何时、为什么、为了什么、说什么。由此得出结论，语言中隐含的复杂的社会信息在言语礼节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在言语礼节中传达着有关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信息：他们是否认识，他们的年龄大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否平等，他们的私人关系如何，交际是在什么场合下发生的（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等等。因此，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Добро здоровьца!那么，这是一位来自农村的老者。如果是：Привет!那么，交际场合是非正式的，交际双方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之间是无拘无束的朋友关系。我们有时会听到学习俄语的学生跟老师打招呼时用“Привет!”，这是错误的。俗语词здорово多出于男人之口，带有礼俗色彩。譬如，一个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到农村钓鱼，他可能会对当地农民说：“Здорово, хозяин!”但在别的情况下他不会这样说的。салютик是青年人之间打招呼的习惯用语，老年人不这样说。因此说来，语言载体的社会属性在言语礼节中表现得很明显。此外，在言语礼节的表达法中也集中反映着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试比较下列称谓：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先生、阁下）；Ваша светлость（殿下）；函件中的一些用语：Покорнейше благодарю（万分感谢）；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您的忠实仆人）；Нижайше кланяюсь（深深地鞠躬）；Бью челом（叩首，叩请）等等。

二、俄语言语礼节的文化特征分析

言语礼节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文明行为的工具和产物。从上文得出，言语礼节是交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礼节用语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人们见面时互相问候“您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分手时说“再见”、До свидания！。同时，又有其独特的习惯用语，例如：中国人见面，特别是在饭后，打招呼时常说“吃了吗？”，而俄语中就不能用Вы пообедали?或Вы покушали?作为打招呼用语。在中国“去哪儿？”是人们常用的打招呼用语，对于外国人来说则不可思议，会被认为探询别人的隐私。邂逅相遇让人惊喜，俄语中有这样的句子：Не ожидал вас встретить!Не думал вас встретить!久别之后的喜悦之情溶于Кого я вижу!之中。中国人在该情景却常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去哪儿啦！中国学生和老师打招呼时都说“老师好”，而俄语中却不能说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учитель(или учительница)!原因是俄罗斯人不直接称呼人的职业，学生问候老师时都要称呼其名和父称。按照俄罗斯的礼节，要常常有礼貌地夸奖女性的外貌和穿着。姑娘们喜欢听到这样的恭维：Как ты очаровательна сегодня!Тебе идёт этот костюм.对夸奖她们的人，她们会很高兴地表示感谢。在中国对恭维话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中国人听到赞誉之词，往往要谦虚地说“哪里，哪里！”“我做得还很不够！”或者是“马马虎虎！”“不敢当！”。可见，对言语礼节用语的使用不能忽视操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

言语礼节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它的成语性方面（成语化的句子）有突出的反映。言语礼节中使用的大量成语、谚语、俗语都含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例如：俄语中常用的祝愿有：Ни пуха, ни пера!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表示欢迎的话有：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Хлеб-соль!见面打招呼的话有：Лёгок на поми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告别时说：Не поминайте лихом!邀请时说：Милости прошу(к нашему шалашу)!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Заходите, гостем будете!在介绍和结识时说：Прошу любить и жаловать!等等。我们还可以把成语化的带定语добрый的用法列入此类：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брое утро,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等等。上述所引的成语中，大多数在别国的语言中没有对等形式。例如：对于不了解俄罗斯传统蒸气浴的民族，在其语言和文化中很难找到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的对应形式。

伴随言语礼节使用的俗语有：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как говорят, как у нас говорят, как здесь говорят等等。例如：在请人家坐下的时候、告别回家的时候，礼节用语В ногах правды нет和Спасибо за хлеб-соль的伴随语就可以用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例如：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Людмила Петровна.В ногах,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правды нет(В.Липатов);又如：—Игорь Трофимович.Спасибо,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за хлеб-соль, а ещё больше—за приятную беседу.(Р.Волконская, Н.Прибеженко).综上所述，即便是对言语礼节的表面探索也向我们展示了其鲜明的民族特点、文化因素和词汇背景的文化色彩。下面我们将对某些常用的言语礼节用语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三、某些言语礼节用语的文化内涵

1．各种不同的称呼形式所反映出的社会信息：

言语礼节在称呼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俄语中称呼形式多种多样，选取哪种称呼形式取决于交际情景，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称呼者和被称呼者、以及有什么样的交谈目的。

下列称呼具有粗俗色彩：Парень!Старик!（青年人的称呼，关系很密切的老朋友）；Мужики(不太用Мужик);Шеф!（通常是指出租车司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对陌生人的称呼，比如说：Друг!Приятель!Друзья!Земляк!Братец!Братцы!等等。这样称呼更显得亲密，甚至具有亲昵的意味，例如：Друг!Это на Москву поезд?;Приятель!Не скажешь, как к станции ближе пройти?在俄语中经常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例如：Бабушка!Дедушка!Дочка!Сынок!Мамаша!Папаша!Браток!俄罗斯小孩对陌生成年人的一般称呼是：Дядя!(Дяденька!)Тётя!(Тётенька!)以上称呼体现出俄罗斯人的亲切友好、热情和善。

名十父称——是俄罗斯人特有的称呼形式。这种形式使交谈变得轻松愉快，把朋友关系又拉近了一层。当您对俄罗斯人使用这种称呼时，他们的心理反映是很好的。同时，用惯了名十父称的俄罗斯人也因为无法这样称呼外国友人，不能充分表达礼貌和友好而感到困惑。

苏联解体前，人们通常都以товарищ相称，上至位高权重的领袖，下至平头百姓。七十多年来保持着人的称谓的平等。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个称呼里凝聚着一种神圣的东西：共同的事业，战斗的情谊。然而，товарищ这个称呼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如果人们平日对你总是直呼其名，突然有一天极其严肃地称你为товарищ, 那么你的行为上犯了大忌，对你提出严重的警告。或者反过来，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称呼你为товарищ，而称呼你为гражданин，那么你将不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比如“布哈林公民”。苏联解体后，人们不再以товарищ相称，一时间，称谓上出现了暂时的茫然。

随着товарищ的消亡，出现了женщина, мужчина这样的称呼形式，并且很快被人们认可，并接受下未。性别称谓成了人们相互间交际的新称谓。这种称呼是中性的，不管是什么党派，不管地位高低，权利大小，都可以是женщина和мужчина。除去性的区别，一种最不客气的称呼则是человек。господин的称呼最早使用在有钱人的圈子里，财富和权贵使他们的头上多了几圈迷人的光环。社会上又出现了地位的等级，财富的差异，身份的悬殊。

由此可见，作为言语礼节的重要内容的称呼，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象一面镜子，真实准确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一定时代的称呼反映着该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际关系。它是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集中体现，是社会更迭的晴雨表。2.称呼和打招呼用语的特殊文化语义：

孩子们对陌生成年人的称呼广泛使用：Дядя!Тётя!(Тётя,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而在另外一种用法中，тётя一词就不再是称谓形式了，这就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ваша тётя.（源于电影片名）。这句话常出于妇女之口，带有玩笑意味，可以表达的情感有惊讶、不同意、嘲笑等，例如：—Сегодня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Сергей.Обещал в пять часов, а его всё нет.—Здрасьте, я ваша тётя.Ты с ним на субботу договаривался, а сегодня пятница.在这个例于中，俄罗斯人打招呼的典型用语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здрасьте)已不再表示善意和尊敬，不再是礼貌的问候。在俗语中该词可以用来表达惊讶，不满：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же ещё и виноват.众所周知，用“вы”相称要比“ты”显得对交谈者更为尊敬。但是“вы”并不是礼貌的完全保证。关系很好的两个人，如果称呼由“ты”转向“вы”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行为，可能会引起双方的争执，导致友谊的破裂。在日常生活中，当父母对已成年的儿女很生气时，也会由“ты”急速转变到“вы”。

俄语的称呼语“ребята”在青少年中用得很广，它通常不用在只有女孩的情况下。ребята, мальчики, девочки也可用于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往往是有多年交往的同龄人）。例如，大学毕业20年后朋友们聚到一起，虽然都已白发苍苍，却仍旧互相称呼мальчики, девочки, ребята,例如：—Ребята, как хорошо, что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Девочки, а вы мало изменились.四、伴随在言语礼节中的身势语同样反映着社会文化

交际手段有两种——非言语表达手段和言语表达手段。这两种手段在交际中往往要同时使用。作为言语礼节的伴随手段非言语交际手段手势、表情、语调具有补充意义。譬如，问候和告别的同时常伴随着握手，也可能是只握握手而不讲什么话，或者只是挥手道别。通常，当说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ик, салют, чао这些问候语时，只是摆摆手；而здорово则是把手握得很紧；在男士与女士互相认识时，女方要先伸手。又如：两人相遇时，亲近的女友之间常是轻轻地吻一下脸颊；而中老年知识分子与妇女相遇时，有时则是吻她的手。在任何时候，一定的手势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话语。

综上所述，用来完成称呼、祝愿、告别、问候等礼节的言语方式有很多种，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和态度，不同的人积极地使用在各种情景中。所列举的用法远远没有包括全部的礼节用语，也没有列举出所有的情景，这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领域。言语礼节用语是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经常运用而固定下来的句式，它的使用频率的高低不仅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而且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随着言语礼节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将会对语言的社会本质有更深的理解。

俄语教学中，在向学生介绍俄语日常会话时，会遇到“言语礼节”的一系列问题。学俄语的中国学生所犯的言语礼节错误很多，大多是由本族的语言习惯引起，受汉语的干扰而产生。由此也就不可能精通这门外语，更谈不上正确认识所学语言的文化价值。言语礼节属于操该语言的人们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外文化”交际行为来说掌握这样的一个体系是很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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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增刊，2000年）

第四篇：从素质提升角度透视青年群体诉求

从素质提升角度透视青年群体诉求

调查显示，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实现自我发展是青年群体的第一诉求。一方面，社会发展形势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团员青年意识到，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自我，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大多数青年都选择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但是学习时间和在学习方面的投入却存在极大的不同。在大部分团员中，学习的热情高且学习方面的投入比较大；但是在部分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下一代的青年中，对于学习的热情和投入大大降低。大家普遍觉得：自己现在工作相对稳定、少学点也没有关系。年龄较小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学习时间和学习投入较大，而最需要学习的生产一线青年反而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大家表示：不是对自我提升没有兴趣，只是不知道该提升什么、怎么提升。这表明部分青年虽然有提升素质的热情，但是没有能够与本职岗位、与企业改革的发展脉博相结合。同时，青年在学习中重专业知识，轻政治理论的倾向明显。青年学习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重要法规和文件的积极性都不高。从总体上看，公司青年在素质提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缺乏励志教育、职业生涯目标模糊和针对本岗位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不足三个方面。青年迫切需要提升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素质。

第五篇：从法学角度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的市场经济规划与国际接轨，我们必须建立有限、民主、高效的政府、笔者围绕准行政行为谈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为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为规范，运转团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关键词：政府 机构 改革引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所需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对政府机构改革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运作起来并基本完成。我想就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若干问题从法学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国现有政府机构存在四大问题：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它主要有以下弊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分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物，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与事的现象严重，这不仅滋生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自建国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但每次都执行不力，收效甚微甚至出现反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原因应归于四个字：职能，利益。政府的长期臃肿；官本位的利益驱动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断涌入，人浮于事却饭碗铁定，吃饭官员的消极应对使机构改革难上加难。这就难在政府机构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和职能始终没能彻底打破，难就难在机构改革终于也触及了政府机关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及工作人员的自身利益。难就难在大批习惯在机关端铁饭碗的官人们从此将被分离出保险箱，要与众多的平头百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当今的激烈竞争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奋斗扑腾。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的巨大转折，也是一次严峻的心理与能力的考验。因此，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仅通过单纯的精简就能实现的，它涉及到政府行政模式的改革与重建。其实质是对行政全配和运行方式的调整和革新。我国机构改革的原则是：1.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2.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机构，实现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3.按照权责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见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部门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

4、按照依法治国的。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这些原则的实质，实是顺应行政权嬗变的主动应变之举，有助于使政府机构成为适格的准行政权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国家本位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与正在逐步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碰撞，表明准行政权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也是我国机构改革一直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循环的症结所在。[!--empirenews.page--]何为准行政行为呢？准行政行为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准行政行为的提法，准行政行为更多地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学者们提起缘于对行政行为研究的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行政行为”而放弃“具体行政行为”提法可以看到，将行政行为定义在狭义、最狭义的范畴已不适应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扩展的要求。因此，大多数学者们将行政行为定位在广义范畴，认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公法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行政行为也都归于行政行为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一、准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学术界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义不一：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指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还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日本有学者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根据行政厅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断或认识的表示,由法律将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起来形成的行政行为”。在这些定义中，第一种观点注意到准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将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区别开来，但作为一种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试图对准行政行为本质进行概括，其观点分属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间接法律效果说”“观念表示说”。第四种观点总体上可归属于“观念表示说”，但认为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产生只与法律规定有关，排除其它事实对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影响，尚不全面。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是定义者叙述和角度的差别，尚未构成根本对立。因此，融合“间接法律效果说”和“观念表示说”渐成通说。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观念表示”与“间接法律效果”二个要素，其中，“观念表示”是准行政行为成立的根本前提，“间接法律效果”是“观念表示”的必然产物。根据通说的定义，准行政行为具有下列特征：

1、准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准行政行为首先是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即行为者为行政主体，不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掌握这个特征有助于我们区分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行为，两者的区别其后详述。

2、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行政行为。观念表示不同于意思表示，后者是指行政主体把进行某一行政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改变相对人权利义务。譬如，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交通警察以手势指挥交通，以实现对相对人的规制。而观念表示仅是行政主体就具体事实作出判断后表明观念的行为，这种表态并不为相对人设定任何权利义务。譬如，工商机关告知相对人对其办理营业执照申请的受理，税务机关催促办理纳税申报的通知等，其意图仅是告诉相对人关于某种事实或状态的信息，并不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丧失或变更。[!--empirenews.page--]

3、准行政行为是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准行政行为一定要产生法律效果，否则无法区别于事实行为。但是准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不具直接性。行政主体虽然作出准行政行为，但要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法律效果，必须依赖有关法律的规定或新的事实。“准行政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必然的、确定的、即刻的法律效果，只有当新的事实出现时，或者其他主体作出与该事实相关的行为时，处于休眠状态的的效果意思才表现出其“对外”的法律效果特性”。譬如，工商机关的受理相对人申请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并不与最后决定颁发执照有必然联系，受理行为仅通过最后结果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现实影响。此外，准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果还依赖法律[1][2][3][4][5]下一页 的规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或判断要产生法律效果，离不开实定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而饮水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不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正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同。”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行政机关如果仅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是一种事实性认定，将交通事故与违章行为联系起来，分出是非责任，并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无疑起决定作用。

4、准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认为“行政行为不是一个个单

一、孤立、静止的行为,而是一系列不断运动、相互关联具有承接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又构成一个个多层次的、极为复杂的系统”根据有关研究，行政行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调查取证阶段、作出决定阶段和宣告送达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可能存在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以及程序行政行为等独立的行政行为。但是，从行政行为完成的整个过程看，这些行为又具有相对性，仅仅可能是构成行政行为若干链中的一环。譬如，受理行为和通知行为，可能存在于行政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或者宣告送达阶段，成为一个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由于该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缺乏完整行政法律行为的效果要素，所以对相对人不产生确定的法律规制效果。再如，行政机关的某些咨询、请示、答复等行为，由于正处于行政行为运转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尚未外化，法律效果尚未形成，被称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准行政行为范畴。可以认为，相当多的准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过程性的体现。

二、准行政行为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及意义

（一）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又称法律性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以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且实施该行为时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后果看对相对人能产生羁束力的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完整的法律效果，作出后即产生拘束力、执行力、确定力，表现形式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命令等。准行政行为非以意思表示而以观念表示为构成要素，依赖法律规定或法律事实而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准行政行为只产生行政法律行为的某些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确定力。譬如，行政机关确认某种关系是否存在，某个主体是否具备某种资质。还有某些证明行为，只是证明某种事实状态。这些行为具有确定力，但并不像行政法律行为那样具有执行力。总之，可以认为，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准行政行为在法律效果上欠缺行政法律行为完整要素，这主要由观念表示和意思表示的差异性所决定。[!--empirenews.page--]

（二）准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间接引起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得丧变更等法律后果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在主体和权力属性上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职权有关的行为。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果。“这种法律效果既包括主观上是否以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又包括客观上能否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法律效果有别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法律后果，行政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可以产生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司法审查（如行政赔偿）。而准行政行为以追求一定行政法律效果为目的，尽管这种效果是间接的，但不并妨碍行为的客观效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追求的一致性。譬如，工商机关受理相对人颁发营业执照的申请，尽管并不必然导致执照的颁发，但受理行为已表明工商机关将通过是否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效果上都不可能构成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因此，行政主体的例行检查、调查等行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检查、调查行为除外）以及行政指导行为都属于事实行为而非准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与程序行政行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与实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代表性观点：“程序行政行为指由法律设定的，规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形式与步骤的一系列补充性、辅助性措施的总称”；学术界对程序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我们认为，事实行为属于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范畴，程序行政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不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某些例行检查、调查行为）。一般而言，完整行政行为是一个程序和实体的统一体，因而程序行政行为与实体行政行为一样应当产生法律效果。“在一定情况下，程序行政行为实施所产生的物质后果（如调查所得到的资料）会对行政实体行为产生影响，并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间接的后果。”可见，程序行政行为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主体通过程序行政行为，辅助并保障实体行政行为作出，从而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具有同一性，某些准行政行为如告知、通知，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程序步骤，但亦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虽然某些程序行政行为可以归属于准行政行为，却不可以推说准行政行为就是程序行政行为。因为许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行为并不都具程序性，譬如规划管理机关确认违章建筑，工商管理机关出具企业登记情况说明等，这些行为并非辅助性、补充性的程序性措施，不是程序行政行为，但属于准行政行为。由此，我们认为，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交叉关系：程序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属于准行政行为（尚有部分属于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是程序行政行为。

（四）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和组织，包括根据组织法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也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某一具体事项行使管理权的社会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泛指那些形式上具备行政主体的某些特征，或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潜在对象的机构和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只有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才是准行政行为。准行政主体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实践中，有人把准行政行为的“准”理解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准”，将没有取得授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也纳入准行政行为范畴。譬如，有人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具有代表国家向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资格，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因授权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此时并不因为学校较其它行政主体的特殊性而改变其行为的行政性质。同样，对于法律授权以外的其它教育管理行为，学校亦不当然成为行政主体，其在自治范围内实施的教育管理行为非行政行为，更不能算准行政行为。此外，对于某些体育社团，本属于半官方民间自治组织，不能因为其拥有较强的管理、制裁权力，俨然以“准行政机关”自居，其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若其获得法律授权，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否则，其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讲，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行政行为，而后者不是行政行为。[!--empirenews.page--]

三、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

（一）受理。受理行为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就行政相对人要求准许其享有某种权利或免除某种义务，或对提出的投诉、申请，在程序上作出接受、拒绝表示，或者接受后拖延、退回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上一页[1][2][3][4][5]下一页。”受理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的申请，以接受申请或拒绝申请这种观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为，将产生这样的法律效果：相对人或者已跨过行政主体设置的程序“门槛”进入实现实体利益的“殿堂”，或者面临程序阻隔，被挡在“门槛”之外，从而彻底丧失进入“殿堂”实现实体利益的可能。从实现相对人实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受理行为无疑是起到间接影响作用。

（二）登记。登记指法定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就其权利享有状态进行审核并将该事实记载于相关簿册的行为。登记行为不包含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没有设定任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只代表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同样，行政主体的不登记行为也是一种观念表示。“登记机关虽然也可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但是该决定的作出只是在登记机关认为相对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观念判断而非意思表示。”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动产物权登记中，产生物权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效果缘于民事主体的民事交易，并非行政主体的登记导致物权变动。登记行政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对相对人产生影响，因为“登记行为中的行政机关的核实、登记等观念作用也只是在相对人的民事权利上叠加了一层官方认可的色彩，而民事权利的取得、变动等效果并未因登记而变化。”

（三）证明。证明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证明其存在与否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申请，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者关系进行的甄别和认定。公证、鉴定、鉴证、审核验证等都属于证明范畴。证明之所以属于准行政行为，是因为“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譬如，司法局颁发律师资格证书、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公安局给居民办理身份证以及税务局出具完税凭证，无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事实加以认可，这种认可来源于法律授权，对相对人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四）确认（认定）。“确认指行政主体对有疑义或有争议的特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并宣告其存在与否或正确与否的宣告行为。”根据定义，可以得出确认的主要特征：

1、行政主体确认的内容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

2、确认行为是对事实、关系、地位、权利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甄别与确定（肯定或否定），并不创设新的事实和法律关系。

3、确认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间接的联系。“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认定行为的内容，而只是在认定行为的基础上、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认定行为往往被当作程序性的行为，或者被视为行政行为的一个过程环节。”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行为广泛存在。譬如，确认发明专利，确认公民身份，质量体系认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伤认定等。[!--empirenews.page--]

（五）鉴定。鉴定指鉴定人在行政程序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并得出事实性结论的行为。鉴定是技术分析的形式，虽通过鉴定可能在原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但通常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增减得失安排。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主要通过以鉴定结论为依据的行政处理或者在司法诉讼中被采信而发挥影响力。不借助其它事实的发生，鉴定结论无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鉴定结论的观念性色彩浓重。

（六）通知（公告）。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指行政主体将已经作出的行政决定告知相对人。一般说来，在通知行为中，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是行政决定，将行政决定传递给相对人的通知并不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通知的作用类似送达，目的是使相对人了解行政行为内容。譬如，交通管理机关向相对人发出《违章通知》，该通知并不是对相对人的处罚，而是要求相对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行政处罚，其意图是告诉相对人关于违章事实或状态的信息，让相对人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公告与通知性质类似，只不过公告的受众比通知更为广泛，告知的内容可能更具普遍性。

（七）答复。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答复，指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请求事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所作出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回复。在答复行为中，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要求处理特定事项的申请，告知其按过去已实施的行政决定办，作为一种观念表示，并没有给当事人增加新的权利义务。譬如，信访部门对当事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请，答复按此前有关部门已作决定办，即属于对当事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八）咨询（请示）。咨询指行政主体为准备作出行政行为而向有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或上级部门征求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意见的行为。通常这类行为属于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步骤，有关咨询或请示意见尚停留在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观念中，并未付诸实际，在行政行为未最终完成前并不构成对相对人的直接影响，若引起诉讼，通常因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并不全面，行政行为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也应多姿多样，只不过有些准行政行为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司法个案中或可找出蛛丝马迹。此外，已列举的若干表现形态并不为准行政行为所独有，因此，我们使用了诸如“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措词。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行政行为也会有同样的表现形态，只不过该表现形态的意思要素和效果要素已发生质变。譬如，我们说通知行为是准行政行为的一个表现形态，是因为该通知成为行政主体向相对人告知行政决定的一种形式，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决定而非告知行政决定的通知。但是，如果行政决定与通知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某些授益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本身就包含“通 [!--empirenews.page--] 知”这个环节，如果欠缺“通知”，相对人就不可能从行政行为受益，授益行政行为亦不能成立，不会发生行政机关所期待的任何法律效果。此时，通知已经是一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而不再是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了。

四、准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由与可诉的例外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决定于是否同时具备以下标准：第一，主体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确立主体标准可以排除下列行为可诉：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立法机关)的行为；政党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企事业单位、公司法人所实施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第二，内容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必须是行使与国家职权有关的行为，包括国家行政行为和公共行政行为。确立内容标准可排除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民事行为，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管理行为的可诉，这些行为不具有社会公共事务性。第三，结果标准。可诉的行政行为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谓实际影响指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已经造成了损害，其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的行政行为虽还没有执行，但行政行为已经产生确定力，如果相对人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也应当认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根据结果标准，我们可以排除内部行政行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和重复处置行为的可诉。第四，必要性标准。指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如果不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相对人就没有其它救济途径了，故必须赋予这类行政行为可诉，才能根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权利必有救济”上一页[1][2][3][4][5]下一页，但不是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还存在通过其它方式救济的可能。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没有行政诉讼“必要性”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调解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第五，可能性标准。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的可能。这类标准具有强烈国家意志色彩，与国家对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容许程度系系相关。在我国，目前有几种行为不适宜由司法机关来审查：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它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须运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予以衡量：若同时具备可诉性标准规定的要求，意味着准行政行为与其它可诉行政行为一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反之，则应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根据前面对准行政行为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具有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从主体标准和内容标准看，准行政行为已具备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从可能性标准看，准行政行为亦不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行为之列，具有可诉的实定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关键看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empirenews.page--]前已论及，可诉行政行为要求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而准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问题在于，实际影响是否等于直接法律效果？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是否就是不产生实际影响？结论是否定的。直接法律效果主要指行政行为与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存在直接联系，实际影响则指行政行为已经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言。行政行为的直接法律效果可能产生实际影响，譬如，行政处罚给被处罚人直接设定义务，也因此对被处罚人的人身和财产产生了实际影响。但实际影响并不都是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产生的，某些行政行为尽管并不直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却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某些涉及准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之所以被法院所受理，盖因此由。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准行政行为“以‘间接的形式’加强了新的主体对相关事实处分的效果，或者对抗该效果时，就意味着开始对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这时它就具有了可诉性。”此外，就必要性标准来说，对准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并不排除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监督、内部调整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间接性，行为方式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如果部分行为本身不完全具备最终影响时,它们作为一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得单独引起昂贵的法律救济程序”。但是，当间接法律效果转化为对相对人的实际影响，通过民事诉讼无法有效消除这种影响，或者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行政行为构成对相对人的实质损害，不对其及时救济可能造成更大损害时，准行政行为亦因此获得可诉的必要性。由此，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尽管在主体标准、内容标准以及可能性标准方面符合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但在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方面，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尚需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考察方能得出结论。因此，在理论上，准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可诉性标准的所有要求，原则不可诉。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准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的例外取决于准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确切地说，取决于该表现形态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且没有其它的救济方式可用。准行政行为的行使有三大原则，下面我就从这三个原则来谈一下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权行使的有限原则，着重发展以竞争为中坚的市场力量，加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行政行为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这个界限是不侵犯公民自身的自由和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政权行行使的有限原则，是指准行政行为应仅限于“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就是“根据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显示了这一特点，这表现在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不同以注的各自职责，宏调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流量的平衡，抑制通化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成健康的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为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损于行政行为的功效，但这由于其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将有助于提高行政参与者的责任感，使政府行政取得更好的效绩。[!--empirenews.page--]

（二）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民主原则，广开行政参与途径，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就是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广泛的行政参与，鼓励公众参积极参与的要求，广开公众进入政治的通道。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公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但这丝毫不能成为阻碍政府改革的原因，相反，政府机构应以实现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为改革指南，一是要通过政府生产性功能的转移，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企业在履行其特定社会职能，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服务之后，即使赢得了一定利润，政府还应给予行政奖励。二是应推行政府业务合同的出租，即把政府的一些管理业务推向市场招标，竞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有步骤地实行局部社会管理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间接管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应大力扶植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应中介组织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财政约束，改变中介组织是政府机关自然延伸的陈旧格局，促使中介组织成为有独立的运行目标和价值尺度的社团法人，充分发挥其社会沟通，社会服务与社会协调的作用，逐步替代原来政府的部分职能，实现行政权向推行政权的转变，同时实现改革机构的目标。

（三）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法治原则，推行进行政法治化进程、建设法治行政。市场经济的社会应当是法理型社会，它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关键在于人权观念的相左，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位，依据法律、职权、职责相统一的原则，于政府而言，就是应强调以法控权，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促成依法管理秩序机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机制的形成，使政府有限的权力产生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从。所以法是准行政行为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表明依法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度，也是社会接受政府管理的度，它是准行政行为运行域限的客观限度，行政权倘若超越了法的限度，那么社会理应拒绝，在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准行政行为的法治原则昭示我们：机构改革要与法治结合起来，一是把机构改革的某些行为通过行政治来引导、规范。二是把机构改革的成果用行政治来固定确立。三是把机构改革的目标用行政法来具体化，当政府机构改革把作为行使行政行为主体的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的法制化时，当前我国政府机构的人鱼臃肿，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也就迎风而解了。所以，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准行政行为取得社会支配地位时，我国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实现功能的科学化，权力的平衡化和机构人鱼设置的合理化。综上所述，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有限、民主、法治原则的实现，将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个有限的民主的和法治的政府，而这个理想政府的建立，依赖于政府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构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然，这种变革将损害原有体制和原有利益格局中一些人的利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益，因而改革受到阻挠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诚如托克维尔警示，我们的那样：“一个国家当它们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火，久强下去，而且决不会找到能使由一群胆法和萎痱不振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成精力充沛的国家的社会形成和政治形成”。所以，自觉地推动行政行为向准行政行为的转变，将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而且，因为这种转变的漫长，也就决定了政府机构不可能一挥而就地实现变革，改革政府机构将是一场长久的革命过程。[!--empirenews.page--]综上，我认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将转向如下领域：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二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三是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四是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分，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