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动物检疫工作提升的因素分析.

第一篇：制约动物检疫工作提升的因素分析.

制约动物检疫工作提升的因素分析

论文导读：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动物疫情的传播直接制约畜牧业发展、影响人们生活和阻碍动产品出口，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动物检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词：动物检疫，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动物疫情的传播直接制约畜牧业发展、影响人们生活和阻碍动产品出口，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动物检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现有检疫工作进行认真调研，推动检疫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利益之困造成执法行为商业化，上下争利是制约检疫工作进一步提升的根本因素

目前我国在一线具体从事动物检疫工作的人员多为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聘用的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自收自支的基层事业单位，防疫费和检疫费的收取是其职工工资和其他经费的唯一来源，执法部门依靠收取行政许可费来维持正常工作，这样必然会导致执法部门将行政许可变成一种“资源”、“商品”来经营，于是严格的动物检疫执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市场交易气氛。加之市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经费也未从根本上得到保障，于是也加入了检疫创收的行列，导致降低检疫标准和收费标准的无序局面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部分地区政府或主管部门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出台了检疫工作“四统一”政策（即统一检疫着装、统一检疫行为、统一收费票据、统一收费标准），并严加监督，要求实施到位，但由于利益冲突未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其次，工作人员素质低下，行业地位卑微是制约检疫工作进一步提升的基本因素

某县动物检疫员的综合情况表明，动物检疫员呈现两个50%现象，即年龄超过45周岁的占50%，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检疫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检疫员的选任无任何诸如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有些地方甚至将检疫工作作为关系岗位来对待，使原本应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检疫员变为了专门向经营户收费的收费员。论文格式。检疫部门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培训在职检疫人员，努力使他们尽快提高业务水平，以期望能胜任检疫工作；另一方面一些不符合检疫要求人员却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入检疫队伍中来，使培训工作始终处于临时普及性培训的低层次状态，类似于“扫盲”，致使检疫队伍的整体素质难以提高，这种状况的普遍性导致了部门整体素质低下，难以承担起检疫工作的重任。兽医职业一直处于三教九流之列，社会上普遍对兽医职业存歧视态度，加之乡镇检疫人员工资没有保障，工作经费缺乏，苦、脏、累等原因，检疫职业的神圣感和荣誉感难以在队伍内部、尤其是在基层队伍内部树立起来，检疫人员往往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这种卑微的地位也影响了检疫工作的顺利开展。论文格式。

再次，设备设施不全，手段落后是制约检疫工作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

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是靠着“一支体温计、一把检疫刀”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漏检率较高，准确程度相对较差，而且只能检出常见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对潜伏期的疫病则难以发现。消毒设施匮乏，具体工作中往往无法落实消毒措施。监督设备基本是空白，一般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有数码摄像机、采访机和监督交通工具，取证十分困难，许多案例证据易消失，而现场无法立即进行取证，助长了不法管理相对人的气焰。作为一项技术性相当强的行政执法工作,靠着这种原始手段做好现代检疫事业显然是行不通的。

最后，群众思想认识的偏差是制约检疫工作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 群众对检疫工作的重要意义了解不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曾长期处于一种温饱得不到满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一度视病死的动物产品为美餐，甚至用来款待重要客人。因此对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禁止销售、食用很不理解，认为祖祖辈辈都吃过来了，也没见死过几个人，这种现象在落后农村地区很有代表性。论文格式。这种意识使群众普遍缺乏在购买动物及动物产品时索取有效检疫证明的习惯，缺少了群众的普遍监督，逃避检疫、经营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其产品就有了广阔的市场。作为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者包括部分政府领导，对动物从销售到变为动物产品的过程中要经过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两次检疫很不理解，认为是动物防疫监督部门在设法弄钱，重复收取检疫费用，进而不支持，不配合，影响了检疫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提升动物检疫工作的建议

1、解除利益上的困扰，这是做好动物检疫工作首要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环节，实现不了这种转变，其余工作就会成为摆设，动物检疫工作的改观就会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能取消检疫收费，改变动物防疫监督部门既搞执法又收费的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稳定队伍，提高检疫人员的执法形象，而且可有效地解决管理相对人逃避检疫等问题，使检疫工作更趋规范化、标准化和法制化。要通过动物防疫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基层动物检疫人员的装备，特别是要装备快速检测设备，发展切实可行的快速检疫技术，逐步建立健全实验室体系，要配备好检疫监督执法中所必需的交通、取证、办案等设备设施，逐步改变办案难的问题。

2、提升素质，科学管理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选拔一批德才皆备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担任检疫派出机构负责人，完善编制和人事管理制度，严格检疫员任职资格管理，把好人员进入关。依照中长期人才战略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检疫人员文化、专业和职业道德素质，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岗位职责、工作纪律、责任追究、违法处理、证照管理、财务管理、案件办理、抱怨处理等规章制度，定期进行督促检查，不断规范检疫、收费和出证行为，提高检疫标识真假鉴别力，加大内部违法违纪行为整治力度。引入激励竞争机制，严格考核，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通过数年的努力，力争基层检疫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形象得到较大的改观，建成一支业务精良、作风正派、勤勉务实、保障有力的动物检疫执法队伍。

3、让更多的人了解动物检疫工作，支持动物检疫人员进而提升检疫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行业的社会认可程度，优化检疫执法环境，更好地为公共卫生保好驾，为畜牧业发展护好航。

第二篇：制约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的因素及对策.

制约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的因素及对策

作者：康国华

谢嵘

赖新山 赖新山

摘要 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是国土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保障,分析了制约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的因素及其原因,并就此提出对策,以为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制约因素;原因;对策;江西吉安

全国各县级森防检疫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通过几代森防人的艰辛工作,为国家的林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土生态安全提供了积极有效的保障,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随经济

1制约基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变革和发展的因素及其原因

1.1体制因素

1.1.1现行体制。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3条“县级以上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之规定,县级以上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属于法规直接授权代表国家执行植物检疫的行政执法单位,是经国家批准的林业系统内2家代表国家执法律法规的公益事业单位,应该纳入参照公务管理的范畴进行管理[1]。然而,在全国的数千个县级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中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大部分仍属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比如江西省吉安市13个县市区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没有一个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范畴,这种体制势必产生县级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人员工资、检疫测报基础设施投入、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等经费不足及人员队伍不稳定等一系列的不利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检疫事业的深入变革和发展的因素。

1.1.2产生现行体制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国内大部分县财政可用资金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各类事业单位的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同时,县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法律赋予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的行政执法和公益性质不重视,对林业有害生物对国土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破坏性认识程度不高。因此,在批准成立机构时将其定为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而其中又以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居多,致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现有体制很难适应现代林业发展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检疫执法的高要求。二是一直以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拥有较高的育林基金分成比例,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所得育林基金分成足够开支,因此,对森防检疫机构和林业工作站等下属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没有理顺。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森林天然林资源的大量消耗,育林基金征收标准不断降低甚至不收,林业系统可支配收入逐渐减少,林业所辖事业单位的体制和事业经费问题就逐渐突显出来。特别是中央推动实施林权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还利于民,进一步调低育林基金的征收标准和分成比例,林业所辖事业单位的体制和事业经费来源问题显得尤其突出,这就使县级森防检疫机构,特别是独立了的森防检疫机构不得不面临经费紧张、人员队伍不稳定的严峻局面。

1.2专业人员因素

1.2.1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相对人均管理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测面积太大,各县都呈现森防检疫专业队伍人员严重不足的现象。例如江西省吉安市13个县市区森防站工作人员总数为61人,全市的森林总面积为139.28万hm2,平均每人管理的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防治面积达到2.27万hm2,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二是自组建县级森防站以来,工作量翻了数番。30年来,各县级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防治工作,由20世纪80年代每县仅对1~2种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测报防治,增加到数十种;测报工作由粗放型的对发生面积进行调查的形式向精细型的系统调查预测预报形式转变;防治工作由被动救灾的防治方式向积极主动预防工程规模治理的方式转变;检疫工作由对内执行产地和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向对从外地调入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进行复检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检疫执法转变。而各县级森防站的工作人员数量仍大致相当于建站初期的工作人员数量,个别县森防站至今仍只有1名工作人员。如吉安县森防站,建站初期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2名为专业技术人员,1985—1990年仅对2种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测报防治,到2003年对13种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测报防治,测报防治工作量增加了近13倍;1985—2003年仅对从吉安县内调出的木材和林木种苗进行产地检疫,2004年起增加了对木材加企业生产的产品和从外地调入的木材及其产品、苗木、种子的复检工作,检疫工作增加了近3~4倍,然而实际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的专业技术人员却仍没有增加。

1.2.2人员专业技术素质和年龄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技术员职务人员比例低。如吉安市13个县市区森防站工作人员总数为61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5人,仅占8.2%;工程师13人,仅占21.3%;助理工程师21人,占34.4%;技术员8人,占13.1%;其他人员14人,占23.0%。中高级职称人员只占20%多,技术员不到20%。从技术员到高级职称的比例呈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这表明具有丰富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防治、检疫知识的高级森防检疫业务技术人员相对较少,且森防检疫专业技术队伍呈现萎缩的征兆,显示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队伍后继人员严重不足的迹象,恰恰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事业日益重要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年龄结构不合理。据统计,吉安市全市森防站61人中,35岁以上的占90%,34岁以下的仅占10%。自1999年以来,13个县市区森防站基本没有接收林学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年龄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1.2.3乡镇场基层测报员专业水平整体偏低。长期以来,县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构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情况的预测预报,主要依靠各林业基层单位的测报员对其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种群数量和危害程度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预测其下一代的发生趋势。其预测结果准确与否,取决于基层调查数据的质量,而调查数据质量则取决于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员对各种林业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发生规律的了解程度[2]。然而,实际上各县林业基层测报员的专业素质却呈现普遍偏低的现象。如吉安县在各个乡镇场设置了27个基层林业有害生物测报站,配备了27名兼职测报员,其中林学或植保专业毕业的大中专生为8名,仅占30%。虽然近年来,该县每年都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测报员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知识培训,但由于大部分基层测报员的林业有害生物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效果一直不理想,测报员的专业水平很难有较大程度提高。

1.2.4吉安县级森防检疫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结构不合理和基层测报员专业素质偏低的原因。森防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林业系统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相对偏少的现实状况。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产业和其他产业日益发达,就业面越来越广,就业机会逐渐增多,而林业工作是最辛苦、收入最低的职业之一。1990年以后,大部分高中学生不愿意报考林农类学校,直接导致各林业、农业院校纷纷改换专业设置,降低林学专业招生比例甚至取消林学专业的设置。即使部分林学院仍在继续开设林学专业,但招生人数十分有限,很难满足林业系统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如吉安县曾经连续2年计划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聘2名具有林学专业大学学历的工作人员,但都因报名人数不足标准而未开考。

1.3防治药械因素

1.3.1防机械、药剂过于农业化,无法在林区大面积推广利用。一方面,现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药械过于依赖于农业平原施药机械,无法在林区大面积推广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表现为体积大、质量大,不适宜在坡度大、杂灌多、海拔相对高度较大交通不便的森林中使用;而药剂主要制约因素则表现为对森林生态危害性大的化学药剂种类、数量过多,能保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的生物、仿生、物理药剂种类和数量太少,不能适应建设现代生态林业的需求。另一方面,防治机械种类、药剂理化性质、森林环境和施药操作人员之间也体现出不相适宜的相互制约现象。如粉剂型化学药剂具有通过风送方式,能很方便地使之与高大乔木的树叶、枝条接触,具有单位时间施放面积大、防虫效果好的优点。但是,施药人员要背负近20 kg的重量(喷粉机重量加上药的重量)在布满杂灌的森林中爬山越岭进行施放。这就产生了3个问题:一是粉剂型化学药剂的颗粒非常细微,施放后随风在空气中飘散,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有可能被施放人员吸入口鼻中,造成中毒;二是化学药剂大多残留期长,剧毒,在杀死林业有害生物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的昆虫和其他生物,对森林生态中的生物链造成严重的破坏。三是由于杂草灌木的阻碍和负重过大,造成单位时间施放面积缩小,充分显示出四者之间的不相适宜的相互制约的关系[3]。

1.3.2原因。主要是因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一直以来是借用农业药械的成果,而农业药械研制团队的研究方向重点放在平坦的农田田间作业的特点上,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林间作业的特点。而林业系统并没有组建药械研究团队,即使近年来有部分林业科研院所已经开始了林业药械的研究,也仅仅针对某一种机械或一种药剂进行研制,没有将林间作业的特点、林业有害生物的特性,森林生态、林间作业环境、作业人员等各个因子综合考量而进行系统研制,仍然是单一的各自为战的研制格局。这就从客观上直接造成了药剂、施药机械、施药人员和森林生态环境四者不相适宜的制约局面。

1.4技术因素

1.4.1检疫检验设备、工具书过于单一,检验速度较慢。制约检疫检验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检疫检验设备和工具书种类少。基层检疫机构的检验设备除了生物显微镜就是放大镜,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快速检验和定性分析的需要。而林业有害生物工具书的问题则表现为以文字形式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形态特征进行描述的较多,以直观性的林业有害生物实物标本和彩色照片等实物直观信息进行描述的十分稀缺,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实物直观信息储存量少。基层森防工作人员仅通过文字描述很难对各种林业有害生物特别是病害类林业有害生物进行快速鉴别,不能满足快速检疫检验和定性鉴定的需要。

1.4.2原因。产生检疫检验工具种类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定性分析都是沿用传、帮、带的方式对其外部结构和形态进行肉眼判定的方法,而对林业有害生物内部结构(比如遗传基因等)的定性研究工作基本没有开展。因此,很难推动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检验工具的研制和开发。

林业有害生物实物标本信息工具书少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编撰了少数的林业有害生物文字工具书后,再也没有及时根据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变更和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需要,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综合信息描述工作。

1.5法规因素

1.5.1防治检疫法规中部分条款表述过于简单、含糊,导致依法行政处罚时法律条款适用困难。基层林业检疫机构在进行森林病虫防治检疫执法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法规条款很难适用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法规条款的表述过于简单、含糊,难于操作。如《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30条第5项中对“疫情扩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没有进行详细的表述。假设1车松材线虫病染疫松木从疫情发生的甲县运到了乙县,这一违法行为中是将“带疫植物运出县境”直接定性为“引起疫情扩散”,还是应将“带疫植物运出县境,并引起再次感染和疫情发生”才可定性为“引起疫情扩散”,对其如何界定就存在争议。又如《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办法》规定“木材或其产品的检疫费按其货值的2‰标准收取”,假定一批带有木材包装材料的电缆从甲地运抵乙地后,经检查,包装材料没有进行检疫,也没有检疫证书,按规定应补收检疫费,是按电缆的总价值的2‰收取补检费,还是仅按包装材料价值的2‰收取,办法中没有明确。诸如此类的现象也存在于《森林病虫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收费办法》的有关条款中,使县级森防站在执法过程对违法事实定性可能不准确,引起不必要的行政复议或投诉,从而打击工作人员的执法积极性,这种现象直接制约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检疫的依法行政处罚的力度。

1.5.2原因。主要是由于法规没有根据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和发展形势适时地进行修改或进行解释,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参照标准与依据。

2对策

2.1抓住林改机遇,尽快解决基层森防检疫机构的体制问题

基层级林业主管理部门应紧紧抓住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改革育林基金管理办法,逐步降低育林基金征收比例,规范用途,各级政府要将林业部门行政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以及林业行政执法体系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规划”的政策精神,结合检疫、防治法规的有关规定,积极主动地与编委、人事、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协调,推进解决基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体制及事业经费问题,力争将基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将县级森防经费和森防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纳入财政预算和统拨、统发,以解决林业森防检疫人员的后顾之忧,稳定、壮大和发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专业队伍[4]。

2.2调整森防检疫专业人员结构,提高森防检疫队伍整体素质

第1批专职森防专业技术人员,现已陆续退出工作岗位,第2批森防专业人员也已迈入中年,再过5~10年,森防专业技术的人员紧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凸显,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各地应尽快出台鼓励学生报考林业院校和提高林业职工待遇的相关政策,引导高中毕业生报考林学专业,并在毕业后从事林业工作。二是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将林学专业人员十分紧缺的严重现象向当地县委、县政府反映,与编委、人事、财政及林学院校等部门协商,争取一定数量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编制,用于对林业工作人员招聘或委托代培。三是以市(区)为单位,实行森防检疫业务轮训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县级专职森防检疫人员和基层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员的业务培训力度,不断更新基层专职森防检疫人员和基层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员的森防知识结构,尽最大限度地使其成为比较全面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专业人才。四是尽可能地多组织森防工作人员到异地考察或调研,学习先进工作方法,交流先进工作经验。

2.3推动林业药剂、药械、检疫设备的研发和林业有害生物实物信息工具书编修工作

一方面,组织药剂、药械和检疫仪器研发人员,全面深入地对森林生态系统和林间施药的环境进行考察,力争使机械研发人员、药物研发人员对森林生态系统和林间施药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充分听取县级以下森防工作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研制开发既适合林间施放又能保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的机械、药剂和快速检验的检疫设备,彻底解决机械、药剂与林间作业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操作人员之间不相适宜的问题和检疫检验速度慢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林业昆虫和病害实物标本的彩色照片,集中组织林业昆虫学和理学专家进行归纳和鉴定,并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编辑和整理,编修成一部具有林业有害生物实物彩色图象信息和文字描述的综合林业有害生物工具书或光盘,以便普及和提高县级森防技术人员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鉴别能力,提高林间工作的效率。

2.4组织林业法律专家,对森林病虫防治检疫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司法解释

为了使森防检疫法规条款更详细,概念更明确,实际生产中更具可操作性,适应林业和环保新形势对森防检疫执法的新要求,以国家为主组织林业法律专家组,向全国森防系统,特别是基层森防检疫机构的执法人员征集对森防检疫法规的修改意见,由各级森防站对修改意见进行汇总逐级上报,再由专家组归纳并对部分表述过于简单、含糊、适用性差的条款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修改说明或司法解释,并报请国家批准。

参考文献

[1] 孟宪毅,马秀梅.乌兰察布市重点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一七一二”工作[J].内蒙古林业,2010(3):63.[2] 曾祥春.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健康发展[J].内蒙古林业,2007(8):20-21.[3] 沈林俭.云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概况[J].云南林业,2008(1):37.[4] 陈万雄.充分发挥基层林业站的职能作用搞好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7):117,161.

第三篇：关于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

2007年关于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

检疫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管理工作，控制染病动物和病害产品进入流通领域，防止疫病传播，促进畜牧业发展，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结合我市检疫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确立任务目标。动物及动物产品产地检疫率达到80%以上；生猪等畜禽屠宰检疫率达到100%；动物及其产品出境检疫率达到100%。全年实现创收100万元。

二、强化产地检疫。产地检疫工作由乡镇畜牧发展中心负责，村防疫员兼产地检疫报告员，协助乡镇畜牧主管部门开展检疫工作。在村委会门口、进村主要路口等显著位置挂牌公示产地报告员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方便养殖户和贩运户报检。防疫员接到报检报告后及时向乡镇畜牧发展中心报告，中心立即派人到场（户）逐头（只）实施检疫，坚决杜绝不到现场检疫出具检疫证明的现象。

三、加强屠宰检疫。坚持“一扩、二控、三治理”的原则，扩大屠宰检疫范围，控制和压缩屠宰场点数量，清理整顿现有屠宰场点。屠宰场点必须符合动物卫生防疫条件要求，取得“兽医卫生防疫合格证”。检疫部门派检疫人员驻场（点）检疫，宰前索取产地检疫证明，没有产地检疫证明的实施补检。加强屠宰检疫监督管理，取缔无证经营和私屠滥宰的场（点）。

四、严格出境检疫。市动检站负责动物及动物产品出境检疫，并在4个乡镇设立分站，方便经纪人，堵塞漏洞，提高检疫率。检疫人员索取产地检疫证明，实施严格检疫，并经消毒后方可出具非疫区证明、出境检疫证明和消毒证明。

五、建立追根溯源机制。建立产地、屠宰、出境检疫互促互动的制约机制，发现问题逐环节追究当事人责任。对检疫不到位，引起疫情扩散、蔓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规范检疫票证管理。产地、屠宰、出入境检疫收费票据和检疫证明由市动物检疫站设专人保管，实行统一管理和发放。票证发放必须经主管局长审批。票证领取和返还时必须由本人签字。检疫人员要按规定标准收取检疫费，收费票据必须与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检疫数量相符。

本意见由动物检疫站组织实施。

二00七年三月五日

第四篇：动物检疫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预防控制扑灭动物疫病，保证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

2.对辖区内的动物、动物产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3.组织对行业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

4.处理动物防疫有关案件。

5.对有争议的动物防疫鉴定结果进行仲裁。

6.收集有关信息,分析动物疫情。

7.对进入流通环节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检疫和消毒。

8.负责动物防疫案件的移送。

9.负责各种动物检疫证明的征订、发放和使用的管理及监督；负责动物检疫验讫印章、检疫检验专用章的使用管理。

10.对产地、屠宰、运输、市场等环节实施检疫监督检查。

11.加强公路检査站建设，确保公路检査站无“三乱”发生。

第五篇：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摘要：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创新。新形势下，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还存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持续发展。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政治；制约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n Villagers′ Autonomy

Abstract: Villager autonomy was that farmers directly performed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which was a grassroots democracy of administered their own affairs，practiced self-management，self-education，self-service.Chinese democracy wa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r autonomy also existed including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legal constraints，hinder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illager autonomy.Key words: the autonomy of villagers;democratic politics;restricting factors;analysis

村民自治始于20世80年代初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1] ”。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保证，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在现实的实践中，村民自治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致使出现村民自治愿望日益强烈与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现状构成了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大悖论。经济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水平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政治发展的第一决定因素。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工 程，同样也不可能脱离我国农村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在80年代初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形式实现了平稳转换并且村民自治运作效果也比较好，农村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被淹没在了大好形势之中。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逐渐减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推动作用已不如改革初期那样巨大，原本隐藏的许多问题矛盾也日益突出起来，干扰和制约着村民自治和其它多项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

实践证明，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从许多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任何一种政治现象及其形成发展的动因都深深地根植于经济社会之中，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样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1.1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欠缺

农村集体经济利益的存在是诱使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物的重要原因，而村民个人只有从村民自治组织获得利益,才会对自治组织产生向心力。所以村民自治组织要想有效地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地方将集体资产分光,形成了许多“空壳村”。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1056万个村抽样调查,1993 年底,每个村委会拥有的资金为人均141191 元。这是全国的平均数,如果扣除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所占的份额,那么,中西部地区的“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空壳”的就占绝大多数。在缺乏“集体经济”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难以为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因而凝聚力不强,运作效果不好。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衰弱，导致了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以及农村政治精英为了更好的生存而脱离乡村政治，使得农村的村民自治越走越艰难。

1.2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农村市场经济水平比较低，对村民自治实施的支持作用比较薄弱；虽然长期改革开放显著推动了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但却并没有为农村的小农经济基础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在农村,农业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化,但农产品仍然受“定购”等政策的制约难以走向市场,计划经济和商品市场经济并行的 局面使村民自治组织经常面临乡政府的行政干预,使村民自治权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1.3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差别逐步缩小；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相对滞缓。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需要农民决断的事务较多,民主氛围比较浓厚，使村民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农民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较少,农民较少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影响了欠发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1.4乡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农村分配不公和农民职业分化使农民收入差距拉大。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利用自己占据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民主选举中谋求政治权力,富者为官成为农村的一种倾向。对此,会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部分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较高政治素质的富裕农民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带头人,将极大地改善现有的村级干部队伍的结构,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富裕农民借助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追求个人的私利。另外,贫富差距拉大使部分农民处于贫困之中。经济收入低的村民，往往生活拮据，甚至仅还处于温饱水平，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疲于奔波应付，其主要需求是物质，而不是民主。他们不关心村民自治事务，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参与村民自治事务，容易因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政治立场不坚定，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2 政治因素

2.1国家制度供给的制约

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约束非政府主体的行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国家大力推动的结果。党和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1987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使村民自治走向了制度化运作。乡村民主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权力中心是否及时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供给。而权力中心是否提供和何时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供给,取决于权力中心所确立的社会发展总目标和当前的中心任务；取决于对政治稳定 值的判断,对综合国情的分析；取决于现行的宪法秩序,意识形态；取决于权力中心的成本收益和利益集团的约束。推行更高一层的政治民主有赖于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政治稳定性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发展水平不高,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国有企业问题、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等。冷战后国际环境又出现了许多不利因素。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政治民主进程是渐进的、缓慢的,权力中心的进一步制度供给是逐步的。2.2 现行政治体制的限制

村民自治是基层社会民主形式,它是民主政体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结构和社会支柱。基层的初级民主可能比民主的其他方面更有价值。但是,国家形态的民主和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是其他民主或各民主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权力结构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大的举措,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成功转换为民主法理型政治体制，这就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民主的发展。2.3 各级国家政权态度和作用存在差异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制度安排下的民主实践活动，其运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态度和组织推动力量。“大致来说，在国家内部组织的层级结构序列中，层次越低的组织对村民自治构成阻力越大；相反，中央政府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地方，民主选举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在村民自治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中央政府大力推动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节约对于农村社会的管理成本和重振国家统治能力，并通过乡村自治权利的兴起对地方自治权力进行制衡；地方政权则因为村民自治要求依法办事限制了其权力权威的任意行使，使得一些在农村不受欢迎的国家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所以对村民自治有些漠不关心甚至制造压力和阻力。以村委会民主选举问题为例，广大村民希望选出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村干部，地方政权则希望那些能够完成政府任务的人当选，地方政权希望任“亲”为用，从中便于自己谋取私利，地方政权的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2.4 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两种相对对立的权力，一是乡镇政权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功能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社会；一是村民委员会代表的村民自治权力，功能是在有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农村社会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种权力之间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由于村民自治的实施给乡镇政权权威的任意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村委会干部为维护群众利益难免就会抵制乡镇政权的不合理要求，因此乡镇政权对于推进村民自治总是持有事实上的抵制和消极态 度。许多乡镇干部纷纷要求缩小村民自治权力范围，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自然村，并在自然村之上设立村公所作为乡镇政权派出机构,以强化对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与此同时，许多村委会干部则对乡镇政权过度千预乡村事务相当不满，认为法律制度规定的村民自治权力并没有落到实处，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权力范围。正是在不同的利益背景影响之下，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这两种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奕关系，并制约着村民自治的运作。

在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影响下，村干部由于同时扮演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乡镇政权希望村干部们能够有效完成国家任务，另一方面，村民们则希望村干部们能够保护和发展本村利益。随着经济发展和需要政府管理的农村事务日益增多，乡镇政权要求村干部完成的行政任务也大大加重，许多村干部实际上已经沦为乡镇政权的“腿”，真正为本村村民服务的时间和精力很少。特别是在如今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的公务员化趋势日益明显，村民自治组织对国家财政依赖程度加剧，村民自治组织的群众自治性能在弱化，其行政化倾向却越加明显。这种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与开展村民自治的精神实质是相悖的，很不利于村民自治发挥正常效能，客观上对村民自治的发展构成了很大制约。2.5 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关系尚未理顺

党的领导与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落实到农村最基层就是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在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和党的一元化领导，村的政治权力主要由村党支部执掌，生产大队只是单一的生产管理组织。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实行政社分开和村民自治，在村一级，除保留村党支部外，还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与生产大队不同的是，村民委员会不是生产管理组织，而是群众自治组织。由此决定了，在实行村民自治的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村务管理组织一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党组织，即村委会和村支部，并由这两种组织组成农村社区 权力结构，直接影响农村社会。从理论上说，这是两个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的组织。按照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村民中的党员组成，承担着对农村的政治领导责任，居领导核心地位，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其它村级组织都要接受它的领导。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当今农村的多数地方，村党支部书记才是拥有实权的领导者，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广大农村，在相当部分地区和相当长的时间里，党政在组织上分开了，在具体的工作职能上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在村一级组织结构中，党组织仍掌握村中大权，村里大小事情还是由村支部决定，甚至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村委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党支部的执行机构。有些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热情不高，关键一点就是村委会拥有的不是实权，无法为他们谋利，因此农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无用的选举”上。由于村里仍由书记说了算，村委会很难独立地办理自治事务。有的村委会也制定办理自治事务的计划，但工作上没有主动权，经济上没有决定权，办事花钱都要找书记批，有些事想办也办不成。有些村主任干脆裸挑子。据媒体报道：广东省2000年就有807个村主任因无法工作而辞职(羊城晚报，2000年)，山东栖霞市有57个村主任集体辞职(崔士鑫，2001年)。另一方面，在某种情况下，村委会自主性的增强也削弱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有些村委会干部错误地认为自治就是不要党的领导，甚至要求村党支部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危害村委会和党支部的正常关系，使得党和政府政策难以在农村顺利贯彻实施。2.6 村官腐败制约着村民自治的长远发展

村官腐败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基层中的形象，严重影响了村民参与村民自治实践的积极性。从不少报道来看，目前“村官”违法违纪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那些在村里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据2005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消息：2003年以来，湖南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96件；2004年以来，辽宁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75件。村官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主要参与者，是村里的“当家人”，是党和政府传达贯彻落实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为保障上下政令畅通，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 动“三农”持续发展发挥了下可替代的作用。村干部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直接面对着基层的农民，其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村官”虽小，面广量大，一旦蜕变，危害不小。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村官腐败”现象己经成为农村“内伤”，制约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给正在发展中的村民自治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下，在农村流传着这样的口号；“要想富，当支书；当村长，就是爽，亲戚朋友都沾光。”尽管这话有些偏激，但它从某种方面折射出“村官儿”以权谋私搞腐败的“阴暗面”。村官一旦走上腐败，就会出现理想泯灭，信念丧失，思想退化，立场动摇，导致办事不讲纪律，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不公开公平公正，以私利私欲为中心，打自己的“小算盘”，什么“三个代表”、为民谋幸福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发展己有2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村民自治的实施，主要靠的是基层干部的积极配合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带头人，村干部行为得好坏、得失，将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情况和村民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响应态度。自实施村民自治以来，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的村干部精英，带领着自己的村民走上了小康之路，反过来，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这些富裕村的村民自治能力又有了新的提高，新的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另一方面的村官腐败现象，又给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抹上了一层阴影，使得部分社会力量对村自治能否继续进行下去产生了怀疑，无疑这些情况的存在，对村民自治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文化因素

3.1中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

“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尚不高，农村人口素质相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相对于城镇人口的文化素质更显落后。虽然我国大力开展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各种职业教育，但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仍然偏低，尤其是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村青年人向城市转移、外出打工的现象较普遍，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多为年龄偏高者，这些人的文化程度相对更低一些。这成为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的滞障。3.2 农民价值观念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紊乱

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传统的差序格局、社会的传统观念如自我主义、重人情关系等仍然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又滋生了个人主义、放任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严重影响了一些村民自治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和稳定性。3.3 农民参与意识淡薄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始终较为缺乏民主法制的传统与经验，农民往往习惯于接受“自上而下”的“被”管理。从目前农村村民自治的运作情况看，“无论农民的民主参与目标、民主参与形式，民主参与程序与程度都与预期理想的直接民主有距离，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都很不健全，他们的参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为了解决经济利益，缺乏现代民主‘政治人’所应具备的权利主体意识以及由此决定的权利实现的主动性，他们的参与形式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团体，而多数是停留于历史上的个体性参与。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民主意识的淡薄使村民往往对自治置若罔闻，无法激发起亲身参与的热情。

虽然文化程度高度不是制约民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但文化程度较低必然会造成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对国家政策方针的漠不关心，对自身利益和权利义务关系的无知，也就谈不上形成积极的公民资格，不具备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知识基础和意识前提条件；且文化程度较低，也必然导致农民对村委会性质和职责的不熟悉，将村委会当作是政府机构，而不是村民自治组织，这就影响到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态度和方向，无法正确地看待自身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文化程度较低也制约着农民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不熟悉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技巧，难于以平等的身份和能力来参与村民自治活动。法律因素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核心，以法规、规章和其它规定性文件为补充的较为完善的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制度，一方面为广大村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愿望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另一方面，将村民自治纳入法制轨道，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成功地导入国家秩序允许的范围，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混乱，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总体审视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现有 法律体系和制度，我们会发现，在目前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4.1 法律层次断裂，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不是以村民自治为起点并围绕这一原则展开，而是以村民自治组织委员会为起点并由此展开的，使得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表现在：首先，现行法主要是针对自治组织的，而涉及到村民自治的一系列规范很难涵盖进去，如村民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村民会议的性质、权限等；其次，现行法以实体规定为主，强调自治组织的地位、任务及与其它组织的关系，缺少程序方面的规范：最后，缺乏中间层次的可操作性、专门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使得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性法规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它的缺位必然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统一性产生影响，甚至成为各地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4.2 步调不一，地区之间村民自治的立法发展不平衡

尽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长期统一、民族认同感极强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各地法制建设进程不一，内容各异，发展很不平衡。4.3 内容缺陷，部分法规、规章内容与现行宪法精神相冲突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说，现有的《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行使自治权的方式等规定不够，同时，缺乏对组织或个人任意制定、委派、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等侵犯村民民主权利的行为的处罚规定。从地方立法层面上看，在我国一直缺少国务院或民政部基本法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机关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本地区的村民自治活动，且有一部分也比较完善。但很多地方性法规、规章基本是照葫芦画瓢，内容笼统重复，缺少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实施细则，更严重的是一些规定直接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不一致，如，有的省的实施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出缺时，可由乡镇人民政府征得村民同意后指定代理人选，在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背景下，这实际上赋予乡镇政府过大的权力，必然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侵犯，与法律规定的直接民主原则也是直接相悖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试行法作了重大变更和修改，但目前很多地方的立法还是按照原来的试行法制定的，虽然有些地方已 按法律进行了修订，但仍有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完成这一工作，这无疑也是我国当前村民自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和紧迫任务。4.4 延伸失控，一些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内容不规范

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但它是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在农村最基层单位的延伸。由于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都是由村民自治组织和广大农民直接淑定的，因而在村民心中具有了法律般神圣的地位和权威。然而，也正是由于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由村民直接制定，而我国村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又普遍低下，所以，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问题，有些甚至是明显的缺陷。这势必会对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

结 论

村民自治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履行自己基本民主权利的重要机制，是我国新时期农村组织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贯彻实施村民自治对我国农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努力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村民自治各个构成元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个村民自治系统就能更好地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富裕、社会安定和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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