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再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战略
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 ——再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战略
2014年07月21日 09:32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6上期 作者:马翔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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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翔,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现代金融经济研究所,浙江 宁波 315100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背景
民间金融一直存在“民间资本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现象,为了化解民间金融系列问题,中央提出了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与法制化的指导思想,这将是解决民间金融被边缘化及其他问题的准绳。为此,温州、深圳前海等地中央频频“授帽”进行金融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但从目前各地金改实际运行来看,出现了金融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金融改革进程比较缓慢、金融改革权限受到传统金融体制障碍、金融改革做成了“夹生饭”等问题。2013年,上海金融出现“四不像”企业的“普兰现象”(又视为混搭金融)以及上半年出现了银行间债市核查风暴升级再一次暴露出我国金融体制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过去十年我国已经从商品市场过渡到了要素市场,而在要素市场中,最为滞后的是金融领域,主要金融参数依然是政府主导,可以说,我国金融仅仅在思量发展,却忽视了改革,正如麦金农所说:“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唯一好的金融创新就是ATM机,所有其他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避免一些规则”。在当前我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金融体制究竟是如何改革?从哪里改革?采用什么发展战略?鲜有文献系统论述。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思路。“边缘革命”的理论首次提出是科斯教授和王宁,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来自于土地承包责任制、个体户、私营经济(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四大边缘力量革命结果,并认为“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并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缘由
民间金融进行边缘革命是一种在系统演进前提下比较实效的战略。一是2000年以来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金融改革。张维迎评述说“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现在的金融既得利益群体还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因为他们都在思量向海外转移资产。二是来自边缘力量的金融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金融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安排,这种金融格局的对立,随着“国有”金融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金融体制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如村镇银行要求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给银行放权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这些极大地限制了民间金融改革力量的成长,导致了民间金融的边缘化。三是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金融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原来由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推动的民间金融改革,转化为金融体制内的改革运动,将会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影响。
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力量
力量之一:利率市场化。利率是金融资产对内的价格,是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价格机制扭曲导致了资金涌入高风险投资市场,从而导致朝阳行业及弱势企业的金融挤出效应,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商业银行的盈利持续高速增长等问题突出。当前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放权搞活,如何突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制度障碍问题。民间金融与正式金融已经形成两大利益主体,形成了少数人利益掠夺绝大多数人的财富转移机制,这种机制的利益关系的路径相依已经成为当前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改革的最大障碍,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金融体制改革很难完成。
力量之二: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中国民间财富市场与高端财富市场的迅猛增长,使得中国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具有扎实的市场基础,可以说,网络银行与私人银行是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主要主体目前,新兴的P2PC2C金融信息服务平台问题成为了学术界与金融界热议的话题,同时,也出现了网络民间借贷的无序与携款跑路现象。之前,在2010年阿里巴巴酝酿依托自身支付宝优势,推出了“阿里银行”,若能被中央批示,意味着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等行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还将有效打破金融垄断,对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
力量之三:金融资本特区。如果把经济特区比喻成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那么,2012年3月与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批复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但是这两大试验田本质上属于利率与汇率两大形成机制的改革,由于种种改革行动的不一致性,导致了金融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因此,解决此问题,需要金融资本特区,勇于试错,敢于先行先试,统筹利率与汇率参数,以“在岸连接离岸”方式,打造中国金融在岸与离岸金融资本特区,同时要属于其立法权,并探索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严格监控无实际经济背景的人民币投机。
力量之四:边缘金融人物。从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承包大王”马胜利、“衬衫大王”步鑫生到小岗村几个农民,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成功的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这就决定了金融改革也非常需要民间边缘人物,民间金融边缘力量是由无数民间边缘金融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极其艰难的金融生存环境中,依靠生存本能、金融常识和最低限度的金融知识,在坚硬的金融体制外面,逐步开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决定金融改革的主要力量还是民间一个又一个英雄、精英和领袖。针对民间边缘金融人物,不得不重提吴英,吴英案会不会导致对非法集资的重新审视?浙江涉嫌吴英案本质是金融体制放权搞活、垄断资本与民间资本冲突问题。
纠正民间金融发展的几个认识误区
一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自发?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需要对我国金融体系系统整体升级。金融体制改革不是金融“大爆炸”或者“金融自由化”,在有效金融市场机制、健全信用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与具有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能力的企业主体基础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思路。正如陈志武所说:“只要政府不能做或做不好的都应该留给市场做”。科斯和王宁也认为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也就是说,“边缘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发的。因此,采取民间金融边缘革命战略,鼓励民间自发,让渡部分国有利益,放权搞活民间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民间金融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二是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吗?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与法制化是中央政府对待民间金融问题的态度。但是笔者发现,目前民间存在的“准金融机构”,拥有固有的“特殊市场生存模式”,这种模式是经不起阳光照耀,他们不也愿意“阳光化”,会“见光死”,一旦阳光化,又将进一步导致金融领域的“国进民退”,因此,再次呼吁我国民间金融不能阳光化。一个合理的方向就是:政府应该营造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维持民间金融业态的本质特性与特殊的市场盈利模式,利用金融资本特区以及其他金融改革实验区方式,“圈养”民间金融机构,同时重点鼓励行业自律组织方式以及信用体系建设,正如习近平主席而言:“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
三是小额贷款公司未来之路是村镇银行吗?小额贷款公司是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桥头堡,其未来发展趋势,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的第二项这样表述:“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化为村镇银行”。对此两点需要认识:一是村镇银行不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最优出路,在利率市场化大趋势下,小额贷款公司转化成村镇银行更多会丧失利率优势,同时也面临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杆杠率、存贷比、流动性等硬性约束,村镇银行发展之路未必顺畅。二是小额贷款公司是当前金融体制下的畸形儿,笔者认为,金融公司是比较理性发展方向。经过对江浙区域充分调研,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存在瑕疵,存在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状况不佳;对外担保金额大、有风险;票据业务量不合逻辑;信用不良记录等问题,同时经营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也不愿意走银行这条路。
民间金融边缘革命的进一步思考
金融体制如同自然界的生态体系,各种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金融体制系统演进改革本质可以视为一项“金融水利工程”,是一项大型的系统建筑工程。为此,建立一个竞争、平衡、高效、安全与健康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改革应遵循系统演进战略,逐步推进顶顶层设计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亟须掀起一场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一个端倪的信号就是:近年来,上海为代表的国内金融聚集区涌现出了各类“四不像”企业,这种“普兰”现象本质上已经开始着民间金融的边缘革命。为此,需要考虑三点问题:
第一,民间金融边缘革命,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重新理清金融体系里四股边缘力量,需要有效识别四股边缘力量之间制衡与互动关系,同时,坚持系统演进的思路,疏通各金融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促使金融调控从依赖数量型控制向价格型控制逐渐过渡。
第二,民间金融边缘革命要建立“金融大部制”,需要统一协调的监管部门,重新归口金融监管部门与统计部门,尤其是泛金融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呈现多头监管特点,金融监管的盲区越来越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办均要有相应制度进行协调配合,保障民间金融边缘革命有序有效进行,并建立金融改革实验区域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民间金融边缘革命要重视“滴灌金融”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是牺牲一方利益去补偿另一方利益,在中国金融重大结构性失衡背景下,要坚持“合作多赢”,要更多改革倾向于“滴灌金融”思想,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家庭、个人、穷人享受金融改革红利。因此,笔者呼吁在国内若干各方面条件成熟区域,批准设立国家级微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滴管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或者混搭金融服务创新实验区。^
第二篇: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服务实体经济配置金融资源创新与资源协调发展温州老板跑路潮借贷危机民间资本阳光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金融业垄断中小企业融资难
【背景链接】
201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五个原则: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
2011年4月份以来,有关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断裂,众多企业主纷纷“跑路”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私营企业主因不堪重负跳楼。种种迹象证实,上述事件与当地民间借贷有关。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主要对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报过程中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温州市早在2002年就已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但因种种原因,改革并未深入实施。此番,温州因一系列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再次重提试验区建设。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加强金融服务和财税扶持,主要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能够吸纳就业的科技、服务和加工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和帮助小型微型企业稳健经营、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温家宝
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温家宝
对区域性的小型金融机构监管的责任要交给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在业务上可以归银监会指导,但责任在地方政府。——温家宝
中小企业严重的融资困境和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趋势呼唤金融体制改革。——辜胜阻
[意义]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GDP全国总量的60以上,上交国家税收占全国税收50%以上,创造就业岗位占全国的75%以上。温州是全国中小企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温州全市现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成立、发展很少得到银行方面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民间借贷。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借贷对国民经济发展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但是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民间借贷还处于“地下”或者说“灰色”状态,缺少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借贷程序、手续不规范,随意性大,潜伏着很大风险。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面临发展和生存困难,还是民间借贷风险的发生,追究其根源,与目前的金融体制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当年全中国只有四大银行,即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措施]
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下,不仅应关注现有金融体制要素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而且更要关注新生的金融要素的生长和发展。建立市场配置资金为主,以政府配置资金为补充,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第一,要深化金融组织体系改革。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大力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规范和完善民间信用;要注意防范金融发展中的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行为的发生。
第二,推进金融市场改革。重点发展以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为主的货币市场;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外汇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其他形成机制。
第三,促进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在保持常规金融业务品种外,大力开拓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推行电话银行、信用借记卡、代理理财等业务;继续发展封闭式基金,积极推行开放式基金;发行零息债券;适时推出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浮动利率存款、浮动利率贷款等新型银行业务品种;拓展商业保险品种,发展投资类保险和组合保险;探索资产证券化试点等等。
第四,深化保险业改革,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规范风险能力。第五,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和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业务合规、风险控制到市场退出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如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机构市场推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制。
第三篇:探析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若干问题
探析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若干问题
摘要:中国金融系统由过去的单一银行制转变为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已进入深化金融改革和适应入世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但这并不等于说必须在金融领域内全方位地与国际金融接轨,事实上,在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我国还不具备金融创新的条件,因此,应当结合我国金融国情,循序渐进地在一些方面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进程。
关键词:金融体制 发展 难点 对策 思路引言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转变。在走向市场的这段期间,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相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创新变革则显得有些滞后。自从1979年我国打破了“大一统”的金融管理模式之后,相继推行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外延的扩展上。如增设一些新的机构网点,引进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住房抵押贷款、CDR、QFII等新闻论文发表/xinwenlunwenfabiao/),开辟一些新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回购协议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等)等,即遵循了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和市场创新,而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可能造成潜在威胁的深层次问题,采取的往往是迂回方案或者基本不予涉及。也就是说存在着明显的“三重三轻”倾向,即重增量,轻存量;重体制外,轻体制内;重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轻金融制度。显然,这就与金融创新的系统化变革思想有些相违背。参照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我们不妨将金融创新分解为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以及制度创新。那么,这四者应该说是一完美组合。金融要创新,就必然融合了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其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现有制度所不能实现的潜在利润,它有着将外部收益内部化的能力。具体到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同样在于其将闲置的金融资源加以重新配置并投入使用的能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承载市场的有效的金融制度,又何以创办适应市场运行的金融机构?机构不存在了,那么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工具又怎么会诞生呢?当然,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转变。在走向市场的这段期间,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相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创新变革则显得有些滞后。
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从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看,它可分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四部分。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这样几个难点,即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管理,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由于过去我们长期以来回避了这个问题,1993年以来大家对目前这种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提出了很多非议。因为组织体系的设立体现看其功能,一定的功能也要通过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专项贷款权。这点遭到大家的猛烈批评。国外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从上到下有一个专项贷款指标。这个专项贷款有一部分是国务院点名的,由专业银行去具体办理。
正是由于中央银行的利润留成、教育论文发表/jylwfabiao/中央银行具体办业务、中央银行层层普设机构层层有资金使用权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对中央银行普设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现在不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经济界、理论界、中央各部委对中央银行提出的意见都是希望中央银行要按经济区划设立,取消县级支行。我们现在人民银行分行既有一定的规模调节权,又有一定的资金调节权,反而总行的资金调节权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集中的。所以,1993年中央把省分行的资金权收回了,只留下农副产品收购权及资金。调剂规模权也收上来了,只能给到各专业银行,从而在资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四篇: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效率论文
[摘 要] 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生产性资金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当前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制约了中国金融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障碍。提高中国农村金融,包括民间金融的运行效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农村民间金融;金融效率;农户;农村中小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央银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 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 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 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 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 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而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货币的演变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观效率贡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效率体现为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1.融资交易效率。融资效率高低是影响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对融资的交易效率评价,可从融资成本、融资机制的规范度和融资主体的自由度来衡量。融资成本是企业筹措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也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进行资本筹措的重要依据。资金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高融资成本(相对于具有相似风险性项目的竞争性市场收益而言)和资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发达。解决金融不发达的问题可以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带来好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别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温·H·尼夫,2005)。在债务融资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管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难以合法地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机制的规范度体现了资金市场的成熟度。机制规范的资金市场融资渠道多、风险小、效率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中,民间金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所有其他的融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外界约束的程度,这种约束包括法律上的、规章制度上的和体制上的,约束与自由度成反比,与融资效率成反向关系。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曾特别强调资本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GDp的增长重要得多。
2.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民间金融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为最终借款者和最终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将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单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单位转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贯彻这一功能时,其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并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储蓄(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1988)。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正适应了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需求(彭兴韵,2002)。
3.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贸易和服务交换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效率。金融体系的绩效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决策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融资难度大小对一个经济体内资本形成的数量和类型关联度较大。在动态的、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盈利与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高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相对紧缺的国家而言,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欠发达的金融系统一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与资源浪费并存,投资效率不高(沈坤荣、孙文杰,2004)。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保持金融资源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实现支付、为积累财富的投资提供便利、为可行的新项目提供融资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来体现其效率,其产生和发展弥补了现有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
4.资金配置效率。资金配置效率包括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资金配置效率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上供应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务价格的灵活性。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两个主要渠道,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资本形成的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进储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资金的充分流动是资金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必要条件。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增值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广谦,1997)。在农村,由于投资渠道少,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民间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适应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需求,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二)微观效率贡献
金融的微观效率是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体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
1.降低营运成本。民间金融能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规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满足。这些受配给的农户和企业为了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进行融资。通常,正规金融与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连,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农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较小,从单项交易看,正规金融机构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额信贷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而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效率的提高可以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人品等情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踪管理成本低下,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效率的提高还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反映出来(崔慧霞,2005)。
2.动员储蓄。动员储蓄意味着将资金从众多小额储蓄者处聚集起来,用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一般而言,在动员储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成本:一是从小额储蓄者处集中储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成本。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意会型知识。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总体而言,目前民间借贷涉及的恶性事件和风险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在动员民间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资本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形态而存在,运用市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供给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组织系统,有效创造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缓解资本压力的基础。相关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间金融的运作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传统型制度环境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即信任关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机制为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跨越这些社会网络关系的界限后,民间金融将难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刘会荪、李汉铃、冯兴元,2005)。市场收集信息花费的成本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产权的明晰程度。产权越明晰,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
农村民间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供给者)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着信息优势,表现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农户、农村中小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直接到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其经营活动中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构提供。
4.改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s),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而新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的出现,通常是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只要求金融中介机构来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其他金融组织、服务与金融工具的需求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有能力并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场也越发达和活跃(崔慧霞,2005)。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实行有奖储蓄等方法吸引储蓄,改进了服务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包括服务时间的延长、取消午间休息。在农村地区,民间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四、民间金融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制度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最大问题在于其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受到融资管制、体制管制等方面的影响,发展缓慢。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民间金融效率比正规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目前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之间在规模与利率上都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现实中,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非常适合小规模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减少对民间金融的约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谨凯、单春红,2003)。
(二)融资渠道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内源性的融资为主,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较小,资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剂短期资金的余缺,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乡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但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包括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诱发替代式的民间融资途径,进而扭曲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链条的供给能力,是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依赖短期融资即“借短用长”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容易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路线几乎都是“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经营活动中始终面临着资产结构上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优化平衡问题。
(三)基础制约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资源配置作用,但总体而言,它们的金融服务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业务开展缓慢,金融市场非规范运行,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风险积累,市场机制发育不快等是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础约束。
五、结论
2004年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中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正名”。通过笔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将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条件。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民间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从效率与规模关系上看,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效率高的市场将形成更多的资本,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吻合的。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筹集更多的资本。
5.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6.中国的非组织民间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仅仅靠取缔地下金融实现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中国贸促会广州市分会会务信息部2005-10-24http://www.xiexiebang.com/servlet/infosystem.news。
②佚名:《中国金融》2006年第6期。
③张帆:《农村金融改革应凸现竞争性》、《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日。
第五篇:略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趋向
略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向
当前,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面临着混业经营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监管范围过于狭窄、方式较为单
一、监管成本较高、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改革金融监管体制,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监管效率,势在必行。
鉴于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应该是混业协同监管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金融发展阶段,当前可选择的路径就是:在现有监管体制框架基础上,做好分业监管工作,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同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逐步将金融监管体制从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从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然后再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框架。具体是:
(一)混业监管模式的框架设计。
混业监管机构的设置更优于分业监管机构,并且还继承了分业监管机构模式的优势,这更适应于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具体体现在:专业化分工,综合性监管。基于上述原则,构建混业监管框架。这种架构的特点:精简机构,避免重复监管;适应性广泛;有利于各监管机构的融合协调;国务院提供的监管信息是全面系统的。
(二)混业监管模式的进程探索。
1.监管制度改革。○1在分业经营格局下,继续用好现有的法律和政策。○2根据混业经营的实际进程,废除一些不适用的法律制度,制定颁布符合混业经营取向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与混业经营推进程度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预留政策调整空间。○3在前两步基础上,根据需要适时对原先的法律框架作彻底改革,建立起完整、科学的金融法律框架和监管制度体系。
2.监管机构改革。根据混业经营的实际进程,与监管法律制度变革紧密配合,应逐步对现有监管机构进行变革。
1过渡期的双层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即将金融监管局的综合性监管和“三架马车”○的专业性监管结合起来。建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金融监管局,有其独立的组织体系与行政设置,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旧按照分业监管的原则实施专业化监管。国家金融监管局有权对上述分业监管机构的职责和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通过上述组织设计,可有效解决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混业和分业经营行为并存而引发的监管难题。
2混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当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机构主要的组织形式时,○
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纳为国家金融监管局的内部分支部门,由此,国家金融监管局将成为我国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局负责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进行监控,其下设置的各个行业监管部门负责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旗下各分业经营公司的监控。这样,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成本和协调成本都大大降低,提高了对金融业的监管效率。混业监管是符合国情的一种探索。中国必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渐进演变,才能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