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精)

第一篇：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精)

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

现代快报：这次的中国政府创新论坛为什么选择江阴这样一个县级市来举办?

俞可平：中国政府创新论坛的宗旨，是发现、总结、交流和推广各级党政机关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本次论坛之所以选择在江阴市召开，主要是因为江阴市在“幸福江阴”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如何评价居民的幸福生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展起了一套“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评估体系作出了贡献。

现代快报：江阴的发展令人瞩目，“幸福江阴”更是深入人心，您怎样评价江阴在这方面的探索?

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无疑是极其正确的，因为发展是民富国强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要全面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发展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利益，发展最终是为了造福人民。没有人民的幸福，发展就会失去其价值;没有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其魅力。

江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GDP总量和本级财政收入多次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早在2005年就成为江苏省首批“小康”达标县。经济发达之后怎么办?“小康”建成之后奔向何方?这些问题在江阴比在其他地方更早地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面前。针对这些问题，江阴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战略，是执政理念的创新。在这些方面，江阴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但这种探索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都刚刚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现代快报：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怎样体现?

俞可平：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府的责任。江阴朱民阳书记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对：善政是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幸福，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体验。有些家庭有不幸，有些人要生病、失恋什么的，对这些个体的不幸，政府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说，人民的幸福离不开善政和善治，主要是指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公共治理为人民的幸福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换言之，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社会公共品，包括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满足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也就是政府主要是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改善治理等，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外部条件。试想一下，要是一个地方环境污染严重，人们喝不到干净水;或者经济落后，人们极度贫困;或者犯罪率很高，人们缺乏安全感;或者失业率很高，许多人无所事事;或者官员专断腐败，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生活缺乏尊严等，这个地方的人们怎么可能会幸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善政和善治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

现代快报：幸福通常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很难测评。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幸福，评价的主体应当是谁?

俞可平：评价幸福既需要一套科学的、合理的标准，需要一套规范的、合理的程序，还需要合适的评价主体。在“幸福江阴”建设中，虽然政府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在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方面确实也担负着主要责任，但人民群众究竟是不是感到幸福，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不能由政府或其他人来决定，人民群众不能“被幸福”。所以评价幸福的主体主要还是人民群众自己。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民的幸福完全不能测评，一些专业机构凭借一套科学的评估标准和评估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某个地区或群体的幸福程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幸福指数”。

现代快报：您刚才提到了善政和善治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我们知道您是善政和善治的积极倡导者，您能否谈谈两者的意义及其区别?

俞可平：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后，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古已称之的“仁政”、“善政”，大体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仁政或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能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正和廉洁，各级官吏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不过，更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1)合法性，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透明性，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4)责任性，它指的是管理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回应，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8)稳定，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尽管经济全球化确实已经对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公共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现代快报：杭州市和江阴市都提出“民主促民生”，您也高调发表过“不能以民生替代民主”的言论，那么，民主和民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俞可平：对于人民的幸福生活而言，民主与民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方面。没有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可能有幸福生活;没有良好的公共治理和基本的民主法治保障，同样也不可能幸福生活。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对于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反而日益重要。其实，没有民主，民生也难以得到保障。比如说，前些天有个报道说，一深圳打工者春节回老家过年时，居然发现自己老家的房子被法院贴上封条了。他向法院讨说法，法院说是一个原告把用来抵押的房产的门牌号搞错了，并说法院查封没有错。更荒唐和可悲的是，这位平白无故被剥夺房子的居民在一段时间内还投诉无门。你看，民主法治出了问题不仅会使公民失去依法享有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也能使公民有家难回。连住的房子都没有了，这不是剥夺正常的民生了吗?

中央从来都是既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强调发展民主，推进法治的。改革开放以来哪一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只讲发展经济，不讲政治体制改革，不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了?举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政治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没有民主法治，我们的现代化也难以成功。当然，也确实有极少数人处心积虑地将民生和民主人为地割裂开来，貌似重视民生，实则是反对推进民主法治，反对科学发展。杭州市和江阴市不仅在经济上富裕发达，而且居民的生活质量较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较高，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均采取了以“民主促民生，民主民生整体推进” 的发展战略。

第二篇：乡镇善治工作总结

乡镇善治工作总结

近年来，乌镇通过转变治理方式、治理精准覆盖、重建治理机制，大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现将今年以来的亮点工作进行总结汇报：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1、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做好村社换届试点工作，着眼于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圆满完成村社换届省级试点工作，增强基层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夯实基层基础，协同综治条线，制定出台《微网格建设办法》、《三治积分管理办法》，发挥支部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打造党建特色线路，在横港、陈庄美丽乡村精品线路进行布点，建设了一条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特色带。

2、加强党建粘合力建设。着眼于服务中心大局，把组织工作与新“七大行动”、“一核四地五区”建设和“两战”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组织工作的粘合度。助力“两战”，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发动全体党员积极投身于人员排查、信息上报、卡点值守和复工复产工作。助力爱国卫生运动，下发《乌镇镇全域秀美工作党员自查自纠通知》，让全体党员对照标准，查找自身不足，即时整改到位，并与党员民主评议和推优评先挂钩，督促引导党员在全域秀美中走在前、做表率。深化区域党建共建，积极与苏州吴江区桃源镇、湖州南浔区练市镇进行对接，建立了乌镇大道卡点联合支部，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并在干部互派挂职、活动共同举办、针地互相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加快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全面推进“三治融合”提升行动。

1、微嘉园融合提升工程。截止9月，我镇（户籍户数23857户）共入群人数37158人（占比155.75%），“微嘉园”访问人数9381人（占比25.25%），党员身份亮明3058人（占比81.25%）。深化三治积分管理在“微嘉园”平台的运用相结合，已在陈庄村试点建立“微嘉园”线下工作站。

2、系统平安创建提升工程。深化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企业、平安小区、平安商场、平安金融单位等系列平安创建和平安村（社区）创建，制定《乌镇镇村（社区）平安创建考核办法》，紧扣“平安乌镇”建设主题，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多举措开展系列平安创建宣传活动，营造平安建设浓厚氛围，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

3、全域深化研究工程。充分发挥三治融合在疫情防控工作、微治理、全域秀美、组织换届等各领域、重点工作的助推作用。协助第三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乌镇举办，并布置安排好“云享乌镇”运营中心和陈庄村北庄精品路线两个参观点。打造“三治+禁毒”乌镇示范点，具体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中。三治融合积分兑换服务精细化，重点推出如航天北斗参观、竹编体验、木工体验、老人理发、志愿帮扶等社会服务。今年以来共上报三治融合优秀案例18篇，已被桐乡市级录用11篇，嘉兴级录用2篇，省级录用1篇。

三、深入开展“网格连心、组团服务” 建设

共划分网格112个，其中居民网格108个，今年新增企业专属网格4个。划分微网格1453个，其中居民微网1248个，企业等微网格205个。在全镇108个网格中建立108个管家工作站，与党员先锋站结合，建成“三治”工作室，实现网格覆盖一线、党员服务一线。同时制定微网格队伍管理办法、考核奖励机制和网格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五个一”工作体系，落实教育培训、工作例会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微网格建设。当前开展各类网格长、微网格长工作培训13次，参与培训人员累计555人次，并充分挖掘发生在网格里的精彩故事，通过“平安乌镇”微信公众号每周推送“网格故事”不少于1篇，被市里“平安桐乡三治融合”公众号录用2篇。

四、打造升级“云享乌镇”建设

初步实现“五个一”的发展目标，即“一码关联，全维融合；一图可视，全晰治理；一网感知，全局掌控；一湖数据，全时共享；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新型智慧城镇建设乌镇样板。

1、“一码关联，全维融合”。创新“北斗码”应用，整合应急响应、综合执法、综合治理多个网格数据资源，打造全属性网格体系，建立以空间网格编码为载体的数据关联机制，为孪生城市搭建和智慧应用落地奠定技术基础。

2、一图可视，全晰治理”。建立乌镇“孪生城市”模型，打造三维可视化智享应用平台，探索正在隆源路等重点路段建设三维视频容全景监控系统，将二维平面展示迭代至三维立体呈现，一张图实现物联设备监测、数据分析展示、知识图谱管理、解决方案优化。

3、“一网感知，全局掌控”。搭建物联网基础设施配置和智慧化管理平台，加快智慧灯杆、智能井盖、智慧监控、智慧公厕等物联网设备建设升级，初步建立全面感知城镇产业、安全、交通、环卫、治理的网络空间感知体系。

4、“一湖数据，全时共享”。实现安全应急、综合执法、城镇建设等百类数据广泛采集、及时更新，通过简便操作即可在“数据湖”中提取各部门汇总有效信息，搭建基于大数据和信息共享的智慧化辅助决策体系。

5、“一体联动，全域协同”。打造乌镇管家app和“文明币”信用积分系统，在公共安全和城镇运行管理的多个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集预测预判、快速反应、综合协调、处置反馈为一体的城镇运行管理体系，实现镇村（社区）上下贯通、部门横向联动。

五、提升基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开展“金融惠农”大行动，提升党建引领“金融惠农”品牌。在全镇各村社区召开“三治融合”金融惠农推进会，对全镇17772户农户授信22.7015亿元，三治信农贷授信农户覆盖率84%，授信农业龙头企业4家，授信总额6500万元，用信2480万元；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12家，授信总额1740万元，用信1571万元。建立“文明币”积分系统，依托乌镇管家信息平台，探索建立“文明币”积分体系，目前已完成文明币积分制度的初步构建，正在加快“文明币”积分系统和实体“文明币”银行建设。以奖代补，实行实物兑换。丰富拓展三治积分兑换途径，引导积极群众参与，激励广大村（居）民诚实守信。

六、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1、探索建立“站点专职人员+律所专业人员”的“双专”服务模式和“站点定期坐诊+下村不定期出诊”的“双诊”服务模式，实现法律服务“订单化”，上半年共接受线上＋线下法律咨询近1000起。延伸“最后一公里”法律服务触角，拓展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设，目前乌镇镇各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建成率达100%。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全镇共调处各类纠纷147件，其中镇调22件，村调16件，诉调78件，警调31件，接待调处率100%。

2、选取人民调解员入驻法庭，负责诉前调解工作，2020年1-9月，诉前调解率和民商事可调撤率为83.24%；打造E调解室，依托5G技术远程视频连线司法所，法官实时指导调解工作，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协议法律效力；设立法官工作室，辖区乡镇司法所设立法官工作室，每周定期值班，深入基层，及早发现介入矛盾纠纷，现场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指导；成立“双向派驻”机制，将人民调解员“请进来”，法官“走出去”，协力助推诉源治理。

3、建成乌镇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立“镇-村社-网格-微网格”四层过滤体系，上半年民商事案件数240件，同比下降31.03%，万人成讼率下降9.29。今年来，已开展集中学法9次，复工复产企业线上法律服务17次，已联合便民集市开展12场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加强村（居）人民调解员队伍培养，完善“乌镇管家调解室”建设。截至9月份，全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9起。

七、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1、完成银杏公寓省级示范小区及陈庄村省级示范村验收任务；超额完成主干道沿街撤桶，店铺定时定点上门收运任务；提前完成年初撤桶进箱小区建设任务。联合各相关部门对机关企事业、酒店（宾馆）等行业进行自查整改，在全市督查工作中取得优良成绩。三季度综合考核排名继续排名第二。蚊媒消杀工作取得成效，镇区布雷图指数4.8和成蚊密度1.1，检测结果处于安全范围。病媒生物防制考核制度完善，分别出台《2020乌镇镇病媒生物防制评分标准》和考核管理办法。

2、深入贯彻“我自爱桐乡·清洁家园”活动精神，制定“美丽乌镇·秀美家园”十一大专项行动。成立“美丽乌镇·秀美家园”环境整治暨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召集各村（社区），各部门环境整治爱国卫生推进会十余次，开展各类大小宣传活动一千余场，宣传覆盖十多万人次。截止10月12日，乌镇镇已累计发动党员志愿者、乌镇管家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49450人次，整治问题42380个。

八、加强农村文化引领

积极配合市级“春泥计划”暨“桐润童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路线活动，精心策划乌镇“水乡寻梦”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路线，整条线路包含横横港村丑小鸭驿站、横港村陶艺坊、横港村木工坊、陈庄村知不足斋、陈庄村竹编文化馆、陈庄村传承学院、乌镇航天北斗应用中心七大打卡点。深入实施“春泥计划”，2020年暑假期间乌镇共开展活动300余场（次），未成年人参与活动达10000余人次，共有50余名返乡大学生、160余名志愿者，50余名辅导老师共同参与。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持续推进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建设。

第三篇：扫黑除恶是良政善治

扫黑除恶是良政善治

当前，以重庆为先锋，全国上下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受到举国欢迎。这是扬汤止沸、扬善止恶之举，是割骨疗伤、匡扶正义之举，也是党和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的良政，更是社会治理良善的重要标志。扫黑除恶好得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性都非常大，必除之而后快。第一，黑恶势力横行是法治不彰的表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恶性事件频发，盗匪猖獗，恶棍横行，帮派团伙之间争地盘，打架斗殴，为非作歹，搞得街头乌烟瘴气，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导致社会安全无法保障，民众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肯定非常败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而在法治健全的社会里，立法机关会制定出完善的扫黑除恶的法律，构筑起扫黑除恶的法律制度，黑恶势力难于找到法律空子可钻。公安机关会建立起完善的扫黑除恶机制，依法履行人民警察职能，有效开展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发现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活动，并采取措施加于遏制、打击和惩治，让黑恶势力无法生根。检察机关将健全完善检察监督机制，依法采取检察监督措施，及时发现各种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案件线索，及时制止渎职失职行为，防止贪官污吏非法攫取、掠夺国有资产，防止黑恶势力对公职人员的腐蚀，依法惩办贪腐分子，使得黑恶势力受到国家法律的追诉。人民法院会忠于法律，坚守司法的人民性，依法受理各种案件，公平公正司法，将黑恶势力绳之以法，从而净化社会法制环境，更好地防止黑恶势力收买贿赂司法人员，防止司法腐败。公民将自觉遵纪守法，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品格的公民，树新风，扬正气，从而避免歪风邪气的流行，防止助长黑恶势力的妖气。所以，一个地方出现黑恶势力横行的现象时，就可以认定这个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二，黑恶势力横行是道德的沉沦。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习俗和规范，受到人们的遵守。任何破坏道德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谴责。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里，不管社会条件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容忍黑恶势力横行，不容许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挑战和蔑视，歪风邪气也没有泛起的气候和环境。反之，则从反面说明，该地方的社会道德体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道德的评价功能、调节功能和平衡功能发生了严重偏差，失去了巨大的社会意志力量。如果不给予及时扶正，社会心理统治秩序的崩解，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黑恶势力横行是文明教化失败的反映。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们共同遵守的文化、习俗、行为方式和操守的总称。尽管文明之于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具有特定性，但作为现代人所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任何一个地方、族群、民族、国家都把故意杀人当作犯罪，不会容忍犯罪横行。这种共同社会心理所形成的意识就是文明。在文明教化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遵纪守法，崇礼尚德，成为主流。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成为常态。不良青少年会得到文明教化和矫正，个人行为受道德修养的约束，打架斗殴、欺行霸市、盗匪横行、流氓滋事、黑帮为患等受到文明的排斥，帮派团伙难于找到生根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所以，只有在文明教化失败时，才会出现这些 “礼崩乐坏”的社会症状。

第四，黑恶势力横行是地方治理不好的标志。联合国和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在评价国际社会治理状况过程中，就把黑恶势力猖獗，政府管制失灵，社会秩序混乱作为失败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善治的角度来讲，在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明，政风清廉，社会和谐的地方，断然不会出现黑恶势力肆意占据社会活动舞台中心的情形。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横行，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秩序混乱，政府是腐败无能的，行政管理是涣散的，社会治理是没有效力的，社会生存环境是无序的。这个地方的政府必然失信于民。

第五，黑恶势力横行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任何社会是否和谐，主要看这个社会是否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诚实友善，人与自然和谐。如果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横行，社会秩序必然混乱；腐败公行，社会公正就难于保障；人人自危，社会关系紧张，社会信用体系就难于建立，这个地方的社会建设就很难进行，社会和谐也无法实现。

由于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性大，不扫黑除恶，将误国殃民，必须统一思想，正本清源。

首先，扫黑除恶是建国60年来我党的一贯政策。从新中国建立伊始，党中央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剿灭横行乡里的匪帮，肃清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取缔妓院，禁绝毒品，创造了一个没有黑社会、没有毒品犯罪、消灭剥削制度的奇迹。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对黑恶势力采取绝对不容忍不宽容的方针，黑恶势力根本无法生根。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斗争，延续了我党扫黑除恶的一贯政策，狠狠地打击各种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继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顺应社会治安形势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这符合我党一贯的社会政策，其正义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其次，扫黑除恶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善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扫黑除恶，顺民心，合民意，解民忧，还民愿，体现执为民的人本理念。不扫黑除恶，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无法满足人们群众对平安的渴望和需求。黑恶势力横行，人民不得安生，经济就难于健康发展，这就将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而搞好扫黑除恶，将社会治理搞好，其结果必将惠及全家万户，泽被四方。

再次，扫黑除恶是医治社会疾病的良方。黑恶势力的产生、发展和蔓延是社会疾病的外在表征。扫黑除恶，就是使用激烈的外科手术式的办法先行清除这种社会疾病的病灶，然后再辅以社会综合治理的疗法来消除社会病根和病源，意在为彻底治愈这种恶性的社会疾病奠定基础。

此外，扫黑除恶也是国际治理的惯例。在西方国家，许多新上台的执政者，经常把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扫除黑帮作为树立政府权威，为民众办事的手段。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几任美国纽约市长上台之后，都高调宣布打击街头犯罪、有组织犯罪，并把治理纽约社会治安作为新政府的抓手，强力推行，迅速获取纽约市民的拥护和支持。意大利政府历来对意大利黑手党的活动非常关注，采取了许多措施严厉打击黑手党的犯罪活动，预防和控制黑手党扰乱意大利社会治安秩序，有力地维护意大利的社会公共安全。在苏联时期，斯大林以雷霆万钧之势消灭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彻底铲除了黑恶势力的社会基础，黑社会在苏联根本无法立足。但是，苏联解体后，黑恶势力就象莫斯科森林里的蘑菇一样四处冒出来，左右了俄罗斯政坛和社会生活。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政府重拳打击黑帮的犯罪活动，才使得俄罗斯黑帮逐渐收敛。可见，扫黑除恶乃是国际治理的基本手法。我国借鉴外国打击黑社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扫黑除恶的斗争，实际上是顺应世界各国反黑潮流的重要举措，必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我国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犯罪高发的社会治安背景下，开展扫黑除恶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扫黑除恶，铲除黑社会性质团伙、有组织犯罪团伙，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有利于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

第二，通过扫黑除恶，肃清社会不良分子，教育转化违法青少年，有利于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社会基础。由于青少年社会阅历少，模仿性强，辨别力弱，稍有不慎，极容易受周围不良环境影响，许多黑社会骨干往往以各种手段威胁利诱那些意志力薄弱的青少年拉入伙，使之误入迷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一方面揭露黑恶势力的罪行，将首恶分子绳之以法，还社会以公正；另一方面，惩恶扬善，有效地震慑潜在的不良青少年，使其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教育挽救绝大多数。

第三，通过扫黑除恶，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欺行霸市，非法市场垄断行为，有利于为建立公平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保障。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黑恶势力乔装打扮，极力掩盖其真实面目，红黑白道样样精通，利用雄厚资本，拉拢党政干部做后台，干着欺行霸市，损人利己的勾当，破坏市场经济公平交易规则，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不堪，投资经商的社会环境差，严重扰乱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对黑恶势力依法打击，可以将市场公平交易机制化，培育诚信文化，营造投资经商的良好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四，通过扫黑除恶，打击黑恶势力的帮派活动，防止黑恶势力危害基层自治秩序，有利于为社会建设健康化提供法治保障。在一些地方，就发生过黑恶势力插手操纵村民委员会选举，介入土地纠纷，参与非法征地拆迁活动，收取市场保护费，对弱势群体肆意盘剥，成为基层自治的对立面的现象。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对于防止党和政府对农村政权管理的失控，防止社会管理出现真空，从而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政权，非常有利。

第五，通过扫黑除恶，强化司法机关治理社会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地位。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历来是公安政法机关的主业，扫黑除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不扫黑除恶，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就是失职、渎职。

在扫黑除恶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决断，更需要有胆识和毅力，要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借助党和政府的权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强力措施加于展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一是要坚持严打不动摇。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黑恶势力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根发展，必有其长期经营的过程，若要除恶务尽，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打持久战，持之以恒，常抓不放。否则，一阵风吹过，匆匆走过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助长黑恶势力的威风，更加失去民心。

二是要坚持反黑与反腐并重。黑恶势力和贪污腐败结缘，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规律。反黑与反腐并重同样是世界反黑斗争的规律。我国在开展反黑斗争中，应该遵循反黑与反腐并重的规律，把黑恶势力的幕后操纵者、教唆者、支持者连同黑恶势力一网打尽，以绝后患。

三是要坚持集中打击整治和综合治理相结合。在反黑斗争中，在一段时期内集中优势警力，动员社会力量，打歼灭战，可以收到集中打击整治的显著效果。同时，还应该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打击极少数，挽救教育绝大多数，减少社会对抗，消除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四是要坚持依法办事不跑偏。由于反黑斗争中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如何正确甄别首恶者、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胁从者、赞助者和同情者，需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依法收集证据，查清事实，认真甄别界定，依法审理案件，依法定罪量刑。为此，一要防止扩大化。反黑过程中不能用极左的眼光看待事物，怀疑一切，要以法治理念为指导，把握好政策界限，防止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差。二要防止雷声大雨点少。对反黑斗争的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但却不落实或落实不具体，就无法真正查清黑恶势力的犯罪事实，无法依法给予惩处；对黑恶势力的头面人物的处理，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否则，容易给社会公众留下不良的印象，影响反黑斗争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扫黑除恶，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办案程序复杂，社会反响大，必须宽严有据，张弛有度，恩威并济，章厥有常，务求收到惩恶扬善，平安稳定，和谐共生之功效。

第四篇：《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公共管理学院 林煌2013308128

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可以说是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治理最初是侧重于政治上的政府治理、控制或管理，而善治则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领域充分发挥效能的实践过程，其实质就是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治理在现代意义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已经成为了各学科中重要的词汇，尤其在社会科学学术探讨和研究中，其应用的频率越发提高了，是赶时髦还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得而知，这一学术术语是当今的前沿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书中讲述了治理的源起、发展以及作为元治理的自组织与治理的密切关系，此书中间部分关于治理的文章（论文）汇编则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前沿理论研究，最后部分便讲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脉络，以及我国政府治理的变迁。

治理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原意是控制、指导或者操纵，关于它的流行则是出现在70、80年代，主要原因是与各种社会学科中出现的研究范式危机有关，这部分危机主要是指有的学者和专家对于当时主流范式描述和解释本学科的“实在世界”的能力不满而引起的。于是便将“治理”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许多新兴的词语或者是学科是在问题出现时、危机显现时、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真可谓“时事造学科”。

在治理的“实在世界”中提到，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速度的加快，治理的手段、方式、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应用。伴随着近年来各种网络扩张，市场和等级机构的作用有所下降。在政治领域、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一切协调的方式都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矛盾、怪异的现象和失败，此时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其地位也应当并且也会有所提升。治理兴起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使得自组织在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市场或等级制原本所起的作用。

提到治理自然说到自组织，因为它与治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自组织概念是源自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是相对与被组织而言的。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机构、团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潜力的理论范式。有学者研究表明，事物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较低有序走向较高有序的进化过程有两种，其中一种方式便是自组织，即自我组织起来实现有序化。在《治理与善治》中，对自组织也进行

了分类，其依据的是需要协调的行动系统之类型。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层面上指的是，结成人际关系网的自组织。在这一社会网络中，个人代表的是其本人或其所担任的职能系统，不需要让特定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义务。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自组织最基层的最为微观的单位，当然这是相对与默顿的中层理论来说的。

第二个层面是指，组织间关系的自组织。以有明确的任务---“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谈判和正面的协调为基础，而纽带便是成员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自组织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共同利益点是协调的基础和前提，自组织中的成员各自掌握着为达到互利结果所必需的、同时又是分散控制着的独立资源。这体现着成员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制约性，但对自组织的产生分歧埋下了苗子。

第三个层面上的是指，若干系统之间调控的自组织。即以降低噪声干扰和进行负面协调为基础，这点我个人认为书中说的有点过于具体了，这样的话代表性就不是很强，说服力自然有所减弱。之后提到的组织更具纲领性或者负有明确使命的组织体系。这是上升到宏观层次的自组织，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自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困境：首先是其内部成员共同做到既有凝聚力有有适应性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是单一自组织保持各自的统一和独立，同时又要与其他组织在物质、社会、空间尚保持相互依赖，相互和谐共存，也实属不易；最后，在不同的等级体制下，自组织又各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统一协调的实现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成功的协调和治理来说，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即所采取的协调方式如何、需要治理的对象的配合程度、实现协调的环境状况如何。一般来说，当环境相对稳定、成员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式的检查、互动式的学习逐步改进，此时的治理或者说是协调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善治以公民社会为基石，公民社会因善治更和谐

《治理》一书的第二个侧重点就是善治。善治的实质是权力的部分转移，即国家的若干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善治有赖于国家和政府，但更确切的说是更多的是依赖于公民的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善治，而更好的善治也会使公民社会更加的和谐和美好。

需要首先解释一下的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三个词语。简单的讲，公民社会是强调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别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很多年轻学者喜欢用这一术语，也是《南风窗》杂志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宗旨之一：呼唤和建立公民社会。其政治学意义，即强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民间组织和机构；社会学意义则是强调其“中间性”，即三分法，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互补的领

域，主要是指社会领域的活动。而市民社会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中，有一定的贬义，学界一般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们惯用的词语，主要是历史学者来研究中国近代中的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离开了这一主体也就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它的三个主要特点是，第一、非官方性，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也不代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立场，是专属于社会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寻求最大化；第二是其独立性，即有自己的组织机制、管理方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管理上都相当地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因此也可称为志愿组织。而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民间组织的又是具有特色的，即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又是在社会逐步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形成的。再者就是特色性，绝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被主导的，尤其是繁琐的所谓的正式的登记注册机制，在暑期的调查中发现，许多社区自组织为找一个挂靠单位而“奔走呼啸”，以及名称的取得也得经过登记部门的“深思熟虑”，再者就是“创利”（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利益和名义上的荣誉）后谁来接受荣誉称号，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自组织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前段时间热议的由著名影视明星李连杰主创的“壹基金”的发展前途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深思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属不易。渠道的不畅通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当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会给政府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正确的引导，积极的促进社会组织的有序建立，主动地去接受社会领域（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是对政府魄力的考验，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驱力。因为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仅仅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力去解决一切问题了，更多的是社会力。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是中国日后的道路选择，适时适度的放权也将会是社会发展一种趋势。

第五篇：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

 2.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

（1）治理

对于什么是治理，众多机构和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

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与私人治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作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适应，也可以是采取合作的行动。它既包括为保证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体制，也包括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指由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地反映着多样化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

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政府）、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第二，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政府）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有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第三，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为公共利益）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力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伙伴关系。

第四，政府的主导角色。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政府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2）善治

善治指一种良好的治理，主要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绩效,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

政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管理效果是指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

经济效果主要指通过治理实现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的福利。

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效果，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

就一个国家而言，善治则意味着政府实现了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取得稳定而快速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升，社会与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3）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则是在治理概念内涵的意义上进一步具体化。公共治理涵括了治理概念的所有内涵，同时，它还继续突出了“公共”的价值和内容。

第一，公共治理的主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作为传统公共机构的政府，还包括准公共机构的社会组织和营利性机构，以及生活在社区和组织中的个人。内涵广泛的“公共”意味着它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参与公共事务，享受应得的福利。

第二，公共治理还有另一重特征：公共关联。它不是把任何社会事务割裂开来，而是从总体上、从所有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进行处理。它突出强调了公众与

公共事务的不可分割性，强调了公民的责任精神。 3.公共治理的原则

第一，参与原则。

传统统治和管理模式基本上把管理对象（多数人）排斥在外，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统治和管理。

参与原则是民主的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参与包含几个关键要素：授权、基层自治、对话协商。

（1）授权是参与的前提,没有充分的授权,任何参与都可能意味着非法，而非法的参与并不能带来良性互动，相反，却可能导致对抗和压制。

（2）参与的另一个相关要素是基层自治。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官员真正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不能仅仅依靠有限的机械的执行权，而且要有部分自治权，即能够自我决定如何执行甚至变革政策和计划。

（3）参与的再一个要素是对话协商。通过互相尊重、平等、民主的对话方式，大到国家组织，中到社会机构，小到微观个体，都能够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并能和他人建立理性的沟通关系。

参与式民主围绕着公共利益这一最大的目标展开，它的倡导者设想，公共利益可以通过鼓励员工、顾客和公民对政策和管理决策进行最大限度的参与来体现。第二，透明原则。

透明原则是公共治理的重要标准之一。透明指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合法的、便利的途径在法定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透明原则包括信息公开与程序公开。

透明原则最主要的内容是信息公开。政府必须制定信息公开法，用法的形式来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程序、时间和方式，保证公民随时随地能够方便地获取政府信息并利用政府信息来进行各种经济、社会、科学活动。



透明原则的另一个内容是程序公开，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绝大多数程序都必须用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最大限度地允许公民方便参与。第三，责任原则。

责任原则是公共治理的核心,而重中之重是强调公共机构的责任。

责任意味着公共机构应该履行对公民的义务，这是公共机构不可推卸的工作职责。

公共治理的责任内涵：积极的、建设性的责任；负面的、惩罚性的责任。

责任性对公共治理的要求：

（1）公共治理的主体始终保持对公民或者社会广泛关注的状态，应该时时刻刻将公共群众作为自己服务的目标。

（2）公共治理的主体切实尊重和保护公众的权力，不得产生任何违反基本法律侵害公民权力的行为。第四，回应原则。

这是从效能的角度考虑公共治理的标准。

所谓回应原则是指公共治理机构必须能够及时快速、准确无误地了解社会公共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方案，集中充分的社会资源，帮助社会公众脱危救困、协作进取。

回应原则主要关系到实效问题。回应必须快速，延误意味着公众利益的损害。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公众的紧急危险得不到发现和排查、公共项目不能及时筹集资源和建设立项等，都可能意味着公众的重大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救援、保护和提供。这

种因为时效上的差错而导致公众利益的损害行为属于回应力不足的表现之一。第五，协作原则。

协作原则是指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不是相互隔离而是通过建立起良性的叠加的组织网络来共同分享公共权力和协作处理公共事务。

公共治理具有多元性、民主性、合作性。

对政府部门来说，治理就是从绝对统治、垄断管理到“掌舵”引导的转化；对公民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隔离、被动接受到被吸纳、主动参与的转化；对企业而言，治理不单单是一个单方面赚取利润的商业行为，而是与环境密切合作，积极肩负社会责任的

行为方式。所以说，治理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多样社会主体共同合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行为。

协商民主是贯彻协作原则的治理方式。第六，合法性原则。

按照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是否自愿授权并接受某个权威机构的统治就是该机构合法性的来源。越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的机构合法性越高，反之则相反。

公共治理是彻底贯彻这一理念的政治模式，它反对统治观念，也不同于管理模式。公共治理认为，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的政治授权，还来源于人民在具 体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互动和支持。

只有尊重公民的意愿，与公民一起，根据公民的利益要求和民主选择而制定的政策才具有真正的高度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