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第一篇：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作者：陈明凡

继中国改革开放后，越南也以1986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为起点踏上了革新的征途。中国和越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成功地抵御了苏东剧变多米诺效应的冲击，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越南在革新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成功的经验，但越南并没有机械照搬“中国模式”，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力求走出自己的路，特别是在政治革新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研究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一

越南在政治革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主要经验是：

1.把理顺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政治革新的主线

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越共提出“党领导，人民做主，国家管理”作为政治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政治革新始终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越共强调指出：决不效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决不搞多党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决不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

越共充分尊重国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革新前，国会的任务只是把党的文件按照国家法律程序规范化。现在党不再干预国会活动，对许多问题，政治局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具体问题由国会讨论决定，国会对政治局的建议也可以做出修改。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国会强化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政府总理签署的文件需经国会讨论表决后才能生效。根据越南《国会组织法》，国会有权否决政府的提案。2010年6月，越南国会投票否决了政府关于建设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规划方案。政府关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国会否决在越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向人们表明了在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上，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越南对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也进行了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政府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角色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区别开来。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越共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自主精神。越南虽然只有共产党一个政党存在，但长期以来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强大的助手，即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祖国阵线把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的广大民众团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越共是祖国阵线的参加者，也是领导者。越共高度重视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虚心听取他们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11年越共十一大补充、发展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指出：“党尊重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的自主性，积极支持其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党和国家为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独立开展活动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好社会监督和社会反辩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反辩”，是指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实施前后，祖国阵线通过组织民众对其可行性和成效进行质询和辩论，从而加强了政策的公开性，提高了民众的民主参与，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和人民的要求。国会和政府举行会议时，祖国阵线均可派代表列席。特别是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代表选举中，祖国阵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候选人需经祖国阵线组织群众对其进行评议，并由祖国阵线监督选举结果。此外，越共还十分重视媒体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人民的论坛，不断改进党对传媒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2.把反腐败作为政治革新攻坚战的首要任务

腐败已成为困扰越南革新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被越南人民称为“国难”。越南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腐败看成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政治革新进入攻坚阶段后，反腐败更成为攻坚战的首要任务。2006年8月，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以总理阮晋勇为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2012年5月，越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成立以总书记阮富仲为主任、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越共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表明了越南党和政府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越南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惩并举的措施，制定了《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公开审判了若干影响全国的大案、要案。2006年审判的交通运输部官员集体贪污案，涉及大小官员200余人，大批涉案官员被捕或被撤职，朝野为之震动。2012年3月公开审判了越南最大的央企之一船舶工业集团的腐败渎职案，该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违规经营，造成累计债务达4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5％，被判处20年徒刑。总之，腐败不除，国难不已。摆在越南党和政府面前的反腐败任务依然极其艰巨。

3.把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已被历史证明是公理。越共把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体系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以此推动整个政治系统革新和建设的进程，其中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关键。为便于广大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越共从九大开始提前几个月通过媒体向全民公布党代表大会文件草案，并在各大报纸上开辟“人民意见专栏”，然后根据各界反映的意见对政治报告逐条进行补充修改。这种做法拉近了执政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为便于群众监督，几次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总结革新和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之后，都要逐条列出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产生这些缺点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并着重强调其中主要是主观原因。党代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自然也包括对党中央关于工作缺点的检讨是否认同，是否满意。2012年10月越共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评，对党内存在严重腐败现象承担领导责任，并请求全会对政治局进行纪律处分。全会对政治局这种坦诚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不对政治局进行处分。据报道，这次全会用了1/2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政治局的工作检讨。这种做法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执政党的公信力。

越南党中央全会和国会还实行了质询制度。中央全会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提出集体质询。越南国会也实行了质询制度。国会在开会前通常会搜集民众的意见，选择意见最多的部委或负责人进行质询，被质询的部委或负责人要逐条答复民众的问题。比如，2012年6月召开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共有19位部长和部委领导人回答了国会代表提出的160个质询问题。每次国会质询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让接受质询的官员丝毫不敢怠慢。越南不少官员曾被国会代表质问得额头直冒冷汗，当场下不了台。越南国会还实行了信任投票制度。2002年，第十一届国会规定如果20％的国会代表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即可启动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等高级官员的不信任投票，一旦2/3以上的国会代表投不信任票即可罢免。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国会第六次常委会会议，又提出今后每年将对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以及国会选举产生的其他官员进行信任投票，其投票结果将向公众公布。连续两次得票不过半者，国会将审议解除其职务或责令其主动辞职。这种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的监督，代议机构的权力上升是人民民主得到扩展的重要标志。

4.把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路径

只有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才会接受人民的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否完善，是衡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识。越南在政治革新过程中加大了对党和国家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对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和代表实行了差额选举。从1992年开始，越南国会代表采取直选方式。国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三次协商，反复征求选民意见；候选人确定后，要将简历和家庭财产等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候选人要与选民直接对话，接受选民质询，并陈述工作计划；最后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差额比例最高超过50％。国会代表选出来之后，在报纸上二公布代表名单，并公布每个代表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

目前，越共正在进行基层党委的领导干部由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2009年3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分别挑选5％～7％有代表性的基层组织，进行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的试点。2009年10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布《关于省、县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5％～20％的县和省进行党委书记直选的试点。尽管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较大障碍，但越共对推行此项改革下了很大决心。2012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速对省级党委直选和差额选举工作的总结。这项工作如能普遍推广，形成制度，将会对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5.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政治革新

越共七大指出：“政治是极其复杂的领域。必要的前提条件尚未准备就绪，就匆忙地加速政治革新或改革得不对，将导致失去政治上稳定的局面，而政治上失去稳定，全部的革新工作就要遇到许多困难挫折。这是从我国实际和一些兄弟国家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的重大教训。”[1]应当说明的是，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说原有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动。这里所说的稳定，是积极的稳定，不是消极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不是停滞中的稳定。正是以稳定为前提，越共对政治革新一直比较慎重，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审慎地逐步地摸索进行”。此外，政治革新还是个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容易出乱子：革新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革新太慢，其他革新也进行不下去。因此，越共实行渐进的革新方式。这种革新方式的基本做法是：把政治革新的总体目标分解成各个阶段性目标，暂时绕开那些阻力很大而难以改动的领域，从解决最紧迫和已经成熟问题开始。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适合越南国情。

6.努力创造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可以是良性互动，也可以是恶性互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就是恶性互动的典型案例。越共汲取了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努力使政治革新和经济革新形成良性互动局面。越南20多年的革新实践反复证明，任何政治领域的革新，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经济革新作为其必要的基础，而经济革新的推进也离不开政治革新的支撑和保障。越南的政治革新促进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保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越南正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开始经济革新，然后又适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总的来说，越南的政治革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经济革新相比，政治革新仍相对滞后，尚不能较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越南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越南《共产主义》杂志前总编辑、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认为：“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革新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政治体制革新领域内，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政治体制内，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仍存在机构设置臃肿、关系杂乱不清和中间环节过多、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干部、公务员队伍不论是在业务能力还是在责任感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最令人担忧的是，干部、党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蜕化变质等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情况严重，并已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强烈不

满。”[2]2011年“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182个国家和地区廉政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居第112位，说明越南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越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越南曾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近代又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共领导越南人民先后打败日本、法国、美国侵略者之后，没有来得及认真清除封建主义地基，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革新开放后，越南改善了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把越南作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大搞政治颠覆活动，加强思想文化渗透，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使越南成为西方国家附庸。封建主义的影响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相结合，使腐败成为社会痼疾。历史经验表明：反腐败斗争比过去的战争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过去作战，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而今腐败这个“大敌”，就藏于我们的队伍之中，且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只有打赢这场高难度的战争，共产党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证明自己是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

越共在领导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对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和重视。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都不多见。事实上，许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策、措施，在推行中都遇到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消极抵制，致使民主和法制的有些政策、措施只能成为纸上的东西而无法完全变成现实。

尽管越共对理论建设和创新高度重视，但是总体上评价，越共的理论水平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一个生产力非常落后、久经战争破坏的小农国家里，越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场极其艰难的社会变革，在马列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国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需要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共在革新事业的进程中深深感悟到理论水平与实践要求之间的差距，认识到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越共几届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二

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和教训，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属于发展中国家，并且选择了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新制度的建立和演进又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共同性和重复性。越南和中国一样，是较早地沿着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的国家，其所进行的探索和试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如何防止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著名的“民主对话”中，讨论了一个事关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课题：如何才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几十年来，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历史课题一直困扰和考验着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国家经不住考验，交了不合格的答卷，没有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也没有能够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终于酿成历史的悲剧；也有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以改革和建设的成就书写着历史的答卷。越南属于后者。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课题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全解决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上述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民主是解题的关键。毛泽东在回答怎样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从根本制度上说，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4]。但是由于受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工作中的失误，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未能很好发挥出来。越共理论家黎友义说得对：“社会主义民主是百万倍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是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如此，但是要体现并实现这种本质，就要有条件，有适合的形式、组织、机制。”[5]而要建立起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发挥创造条件，才能在民主问题上逐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根本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任重道远，但是越南的政治革新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让我们从中看到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人民正在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正在不断扩大，国家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机构。只要坚决和持久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革新)进行下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目标：使国家回归社会。到那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已经消除了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条件。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也渗透到新政权的体制中，成为民主化巨大的抵制力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痼疾，封建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像中国、越南这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对封建主义传统的阻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6]越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胡志明曾指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虽被消灭，但它的遗毒(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存在，革命就没有完全成功。因为这些遗毒暗暗地阻挠、破坏革命的建设事业”。他还说：“反贪污浪费是一种民主运动”，“一定要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成功”[7]。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改变其政权性质，使之纳入资本主义轨道。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宣布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坚信，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加强美国人与越南人的接触，将推动越南的自由事业，使其能发生过去东欧和苏联那样的变化。我深深地相信，将越南吸收进民主改革的阵营中来，对那些为了越南的自由而战斗并牺牲的人来说将是一种告慰。”[8]但是，越南的革新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的原则立场，这使得那些期待越南“和平演变”的人大失所望。正如越共一位理论家所说：西方某些人士对越南政治革新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颇有微词，“他们以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多少(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衡量革新力度的尺度”[9]。当然，我们并不一概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也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中某些好形式、好做法，如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些好经验，但绝不能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殷鉴不远”，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在解决如何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何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进程中，必须把执政党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理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最高和谐，是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承担起这

个历史重任。党必须保持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高度稳定，必须拥有一个强大政党。他说：“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10]越南正是这样，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革新时期，都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越共领导政治革新，首先抓党自身的革新，把自己摆进去，身在其中，而不是身在其外。党既是政治革新的领导者，也是政治革新的对象。

第二篇：革新开放中的越南社会主义

革新开放中的越南社会主义

——越南哲学与文化感悟

欧阳康

2012-9-13 16:13:00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2005年03期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越南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规模不大，其结构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结构非常相似，长期以来主要依托于前苏联学术界，前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越南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辐射作用；越南共产党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努力探索和实践着一条有越南特色的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关 键 词：越南 社会主义 革新 开放

应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人学研究所等单位的邀请和部分资助，我于2003年11月24日至12月5日赴越南河内市参加了“21世纪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研究”（Research on Culture，Man and Human Resour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先后访问了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人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河内大学哲学系、政治系和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哲学所等单位，与越南学术界有比较密切的交流，对越南哲学与文化有所了解与感悟，尤其是对革新开放中的越南社会主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做些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一、国际学术会议简况

“21世纪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由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人学研究所主办，该课题是越南在“十五”期间的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发展”的一个子项目。

文化和人的研究是十多年来越南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自1986年起越南开始走向革新开放，文化、人和人力资源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1991年起越南开始设立国家级的人学研究项目，题目是“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对象和动力”。1996年起设立第二个相关研究项目：“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发展文化和塑造人”。2001年起设立第三个重点研究项目：“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发展”。这三个重点项目均由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人学研究所所长范鸣鹤教授（Pham Minh Hac）主持。范鸣鹤教授曾任越南教育部部长，也曾连任三届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越南政治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他的关心与投入大概是该项目能够持续研究并不断有所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次会议的发起和主办单位是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人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推进人类幸福、继承和发展人类和民族的文化、服务于人的解放为自己的宗旨，设有理论与方法研究室、人体研究室、人力资源发展研究室、文化与人研究室、人的潜能与能力研究室、人权研究室、人与环境研究室、人与机械研究室、生理与心理研究室、文献信息与图书资料室、办公室等。中心的任务是：研究人的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对社会中的人的实践的和经验的研究；在地方和越南国家的层面上研究人力资源；研究人的活动的动力；从生理学、发生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研究越南人的生物学特征和心—身问题；研究越南的人的发展指标，以便提供相关的国家报告；研究文化与人的发展；研究越南人的社会—文化特征；考察传统与现代化，东西方之间的相同与相异，文化多元化，民族文化的转型等。该研究所在越南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本次学术会议在河内市谢尔顿饭店的会议中心举行，工作语言为英语和越南语。不论大会还是分会，均采取英语和越南语同声传译，会场、设施和译员的水平都很高。外籍学者有20多人与会，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俄罗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越南全国各地的相关学者也有百余人与会。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Central Theoretical Council）主席Nguyen Phu Trong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以越共中央理论局的名义，向本次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和欢迎，指出：在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来，对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各国的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进入21世纪仅几年时间，但人类却已经遇到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方面，人类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平等和贫困，日益增长的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道德水准下降和环境恶化等带来很大压力，并难以解决。科学特别是关于人的科学被期望能够给人类以更多的帮助，以便提供更加聪明的办法来渡过难关，推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他认为，面对21世纪初的巨大而又复杂的挑战，关于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的研究应当特别注意以下方面：立足于21世纪初生活和社会的现实，研究包括越南文化在内的文化与包括越南人在内的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指出这些要素之间在发展中的统一性、相对独立性、复杂的和有机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特别注意这些关系在21世纪初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变革中的变化；要确定时间对于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研究的挑战。为了取得对于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把握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在21世纪初，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的发展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要研究这些变化。对于越南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现代成就，认真对待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承认世界文化精华的同时又不失去越南的民族认同；不要失去参加世界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机会，并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注：参见《“21世纪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内，2003年12月。）

本次会议以全会和分会的方式展开。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杜海南（Do Hoai Nam）教授在全会上做了《越南的社会科学与21世纪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的报告。他提出了当前越南面临的5个挑战：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统一性？如何继续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保持教育在近年来的高水平发展？如何应对越南每年有150万人达到就业年龄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继续保持和发展近年来在大力降低贫困人口方面取得的成就？如何在多元的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在新世纪和新发展方面的合理定位？我也应邀在开幕式后的全体大会上做了《在围绕亚洲价值观的争论背后》的英文发言，对亚洲价值观的由来、内涵、核心、争论、缘由、走向等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提出了我们在这场争论中可以学习和吸收的教益与启示。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

本次会议论文和学者发言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讨论的问题主要有：（1）关于时代特点的把握，尤其是对于21世纪初期的世界格局的理解，越南学者尤为关注的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越南的影响，西方学者则更加重视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和作用。（2）人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主要是人的个性与自由的问题，而在越南学者那里则更多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胡志明在1946年曾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的民族转变为智慧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有高级智慧标准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从而能够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和幸福的生活。”这也是越南学者关于文化、人和人力资源发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3）文化问题。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认同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与个人认同和个人多样化密切相关。（4）亚洲价值问题。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越南希望能够在对亚洲价值的理解和把握中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定位。（5）越南的文化与价值问题。对于越南的研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叫作“越南学”。不少越南学者提出，越南文化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民族的、现代的和人性的（national，modern and humane）。这些性质对于发展民族文化认同和接受人类文化提供了普遍的精神指导。越南文化发展的核心是民族独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胡志明思想充满了进步的人道主义（progressive humanism）和革命思想，是越南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人民的文化，一种通过人民、为了人民和充满人民至上精神的文化。

二、越南哲学界概况

越南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规模不大，主要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两个系统。研究机构主要是在河内的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和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是越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下设有各个学科的研究所。其中，哲学所是越南哲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于1962年由越南政府设立。哲学所设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越南哲学研究室、东方哲学研究室、法国哲学研究室、德国哲学研究室、英美哲学研究室、美学研究室、伦理学研究室、逻辑学研究室、自然科学、技术与环境研究室、文化哲学研究室。该所主办有越文的《哲学杂志》，还附有信息资料中心、培训中心。哲学所的基本功能是研究越南和世界的哲学，特别是在越南的社会现实中所提出的新的哲学问题，也从哲学的角度为党和国家制订政策和作出决策提供科学的基础。

河内国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是国立河内大学的一部分，有时又被称为国立河内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河内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部也是越南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重镇之一，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逻辑学教研室、美学和伦理学教研室、社会管理教研室、宗教科学教研室等。该校培养哲学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现有全日制在校哲学本科生600多人，在职学习的1000多人，硕士研究生近100人，博士生近20人。

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中心是越南南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它于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建立，是越南南部唯一的多学科的研究机构，隶属于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该中心包含有历史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中心、人类学与宗教研究中心、语言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与发展研究中心、哲学研究中心、汉—越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文学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图书馆、培训中心等。该中心的任务是：研究越南南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干部以及社会人士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培训；为越南南部的大学提供客座讲授；组织有关世界、东南亚国家、越南，尤其是越南南部事务的科学年会或论坛；博士生和硕士生培养；开展国际学术合作。该中心与越南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教学方面已经培养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数百名硕士和博士。该中心图书馆藏有13.5万册图书和1000多种越南文和外文报纸杂志。

综观越南学术界，有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其一，长期以来主要依托于前苏联学术界。许多老一代学者都是从前苏联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其思想观念受到前苏联非常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从西方国家留学回国的博士逐渐有所增加。

其二，苏联解体后越南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学术发展均是如此，其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非常相似，其关注的重点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越南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辐射作用。

其三，高级职称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比例很少。在哲学所50多个研究人员中只有3个教授，5个副教授。在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百余名专职研究人员中，也只有12个教授。

其四，高层次哲学人才培养的机构高度集中，全越南仅有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河内大学和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三个单位可以培养哲学博士研究生。

其五，相比之下，学术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比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越南于1963年便正式出版了，而在我国是1979年才正式出版。但在越南学术界该书一直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中国，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发挥。

三、越南的革新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越南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5年建国之初，越南和当时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以苏联为范本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由于南北的分裂，这种体制主要存在于越南北方，而南方长期实行的是带有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北越实行的是在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统一、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南北对峙和长期的抗法与抗美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强化。1975年全国统一后，越南共产党将北方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推向越南全国，在越南南方开展农业合作化和城市中小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误，对越南社会的状况认识不清，对社会发展道路缺乏正确的规划，急于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要全面向社会主义迈进，犯下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错误。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开始了持续15年的经济危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下降，工业生产明升实降，物质供应奇缺，分配领域混乱，流通渠道不畅，物价迅速上涨，黑市极度猖獗，财政严重恶化，通货膨胀在1986年达700％，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国家和社会处于危机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东欧与中国的影响和启发，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大会力图纠正长期以来党在理论上的失误、总结实践中的教训、确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的正确和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越南经济“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推行那些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使生活安定的措施”，为此要求革新思维，尤其是经济思维，建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革新组织干部队伍，革新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等，由此而吹响了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革新开放的号角。革新（renovation）成为越南全国上下最为响亮的呼声。革新路线和相应的一系列革新方针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使越南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南的革新开放历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得到了越南人民的尊敬。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越南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越南面临着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机，1991年6月越南共产党七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要“继续让革新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正式提出了“胡志明思想”这一概念和理论，规定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认为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越南实践的产物；要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纲》越文版在越南陆续公开出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在越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越南经济体制逐步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1992年颁布的越南宪法规定，越南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了“在国家管理下朝社会主义方向运行的市场机制调节的多成分商品经济”。1994年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正在成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是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1]

1996年，越共八大肯定了并继续沿着七大的方向，提出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2]2001年越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指出，越南共产党和国家长期一贯主张实行的“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给越南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越南政府近年来大力抓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努力推进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益，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促进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与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优先发展优质农业，大力加强服务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工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2001年到2003年越南的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均保持在7％左右，其增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而位居第二。[3]与之相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四、越南的多元文化色彩斑斓

越南文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熏染构成了越南文化的基本色调；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欧洲文化痕迹；日本和美国的先后入侵也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越南人民则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中国文化在越南最为典型的代表当数河内的文庙，它见证着越中文化的交流，记载了越南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视与尊重。公元1070年，当时越南李氏王朝圣宗皇帝建立文庙，立孔子、周公像，画72贤人肖像，奉孔孟之道，仁政亲民，励精图治。1076年李氏王朝又在文庙旁边建起了大型的国子监，后改名为国学院，仿照中国的科举制，科取进士，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直到1918年阮氏王朝才废除科举制。经过900多年的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成为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今天的文庙位于河内市的中心地带，占地24500平方米，据说是中国境外最古老也最宏伟的孔庙。文庙四周高墙环绕，里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给人以非常庄重肃穆之感。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成殿，正中陈列着巨幅孔子塑像，上面高悬“万世师表”的金字牌匾，前置香案上列着四贤人的塑像，他们是：孟子、曾子、颜回、子思，旁边还有72弟子的牌位以及越南儒家李朝国师朱文安的牌位。在文庙的门厅、过道、走廊，可以看到历史上82届中举的1000多名进士的名录，也可以看到以中文为载体的诗、书、文、联和碑刻等。胡志明曾经说过“越中文化同出一源”。[4]联系到中越文化自远古时期便已开始的交流与互通，联系到汉字在越南的久远传播和影响，联系到今天越南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庙宇、祠堂、牌匾，这种感受便格外强烈。

法国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对越南的殖民入侵和统治，给越南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法国殖民统治者一方面给越南人民带来了屈辱、奴役和困苦，另一方面也把当时欧洲的先进文化引入了越南。经过20世纪的风云变幻，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逐渐淡化了，倒是当年留下的许多建筑仍然在越南的主要城市中述说着当年的历史。在河内和胡志明市许多今天看来仍然放射光彩的建筑中，相当部分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建于1877年的西贡大教堂，雄伟壮观，雕饰精美，保存完好，是胡志明市的标志性建筑。原西贡政权的总统府，巨大豪华，建筑精美，该府现已被改名为“统一营”并对大众开放，以此记载着当年南北统一的关键时刻。位于市中心的市政厅，堂皇华丽，一派法国建筑风格。越南革命博物馆是一座白色典雅的法式建筑，里面陈列着越南人民抗击殖民统治的历史文物。在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中，各种欧式风格的教堂、饭店、商店等随处可见，让人感到它所享有的“东方小巴黎”的美称真是名不虚传。

总体上看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据说迄今全国也还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也还比较低，满街的摩托车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准。但越南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地发展着自己。我们相信也期待着他们能对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于向东.越南“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J].当代亚太，2002，（11）.[2]谭荣邦.革新开放中的越南共产党[J].理论前沿，2002，（18）.[3]马勇.越共“九大”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新进展[J].学术探索，2003，（11）.[4]王光荣.中越两国民族文化交融历史思索[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2，（4）.

第三篇：群众性事件应急处置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群众性事件应急处臵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特别在经济比较发达、民主程度较高一些地方还相当突出。各地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群众利益出发，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的处臵工作，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也有不少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如何提高处臵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第二小组根据党校培训计划安排，于3月29日至4月1日，先后赴丽水、温州等市，对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走访了解有关部门，现将这次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原因

从对两市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情况看，主要特点是：

1、涉及领域多。群体性事件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利益群体，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民事、社会方面的，还有公共安全等等。经过近几年的重视努力，群体性事件发生数虽有所下降，但情况越来越复杂，处臵任务艰巨。某市去年发生大的群体性事件8件，涉及到非法集资、征地拆迁等多个方面。

2、可预见性较强。除了少数偶然的、突发的难以预料的外，群体性事件一般是可以预见的，从其演变过程可以或多或少暴露出一些事件的苗头，是可以捕捉得到信息的，也是可以在其萌芽阶段予以化解的。

3、影响面大。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其社会性、区域性影响很大，引起社会轰动，甚至扰乱正常秩序，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比较大。

4、处臵较难。群体性事件涉及到的问题一般都是棘手的难题，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一般都是有组织的，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如涉军群体性事件，是历史遗留问题，应急处臵和矛盾化解很难。又如不少聚众集体上访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花样多，有的甚至利用老弱病残、妇女、同乡等特殊群体，用静坐、围攻等手段，给处臵带来一定的难度。

对两市发生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大背景看，发展阶段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比较突出。现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大关，我省已突破2000美元，正迈向3000美元大关，经济快速增长，结构体臸改革却相对滞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一致，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不和谐、不稳定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据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公是近年来民众最为关注和不满的问题之一，我国在1996年至2007年十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另据某市开展民众2008年生活满意度和2009年生活期盼调查，2008年民众对生活总体满意度达到82.5%，比上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2008年生活中最不满意的排名是：第一位是经济收入减少（占33.5%），第二位是安全感下降（占22.7%），第三位是工作压力增大（占11.0%）。2008年法治建设18项调查中反腐倡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打官司难、村委会民主选举分别列第11、12、14、15、17位。

2、从微观上看，具体问题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当前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已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因素。如劳资纠纷问题，因受金融危机冲击，企业突然倒闭，企业主外逃，工人工资无着落、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等爆发集体冲突。有些医疗事故、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农村干部贪污腐败侵害群众利益等引起集体上访、聚众闹事，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

3、从理念上看，群众“信“访”不信“法”。一方面群众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增强，而诉求渠道却不畅。另一方面群众虽然有诉讼的愿望，但认为司法程序复杂、成本大、打官司难，且很多人不会打官司，因此导致涉法涉诉上访多。据某市对农村调查，群众对宪法、刑法、婚姻法、土地法、劳动法等的了解只有10%左右，民法通则知道的则更少，大部分人认为法律只是理念上抽象的规则，对实际生活没有什么作用，还不及民间调解、上访来解决。上法院打官司的只占矛盾纠纷的10%左右，并且有40%左右的群众对法院的司法状况反映较差，司法机关不严格执法、司法造成了国家法律在基层社会生活中的信仰危机。加上少数人存在“闹大事好解决”、“法不责众”、“人数越多越好，级别越高越好”的思想，以致聚众上访、闹事，给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发生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事件，而我们现在的信访体臸和机臸的弊端又是比较明显的。

二、应急处臵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调研走访我们认为，丽水、温州两市各级居安思危，在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工作，积极稳妥地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的防范和处臵群体性事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党委政府重视为群体性事件处臵提供了强大的保证。两市各级党委政府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处臵群体性事件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积极应对各种公共危机。面对易发群体性事件的实际，建立机构，完善机臸，明确责任。在处臵过程中，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全力以赴，靠前指挥，科学决策，动员各方力量，采取短平快的战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力地发挥了组织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十分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化解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开设公共管理专业，把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作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内容，用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知识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使之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提高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的水平，为应对危机处臵群体性事件提供了组织保证。

2、建立健全机臸为群体性事件处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几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积极探索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臵方法，把握规律，臸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规章。两市根据实际情况也都臸定了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臵预案，明确了获取信息、报告与预处、应急启动、现场处臵、善后工作、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具体的要求，形成了一整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并落到实处。特别是一些重点部门、关键岗位程序更加严密、分工更加细致、效率更加显著。另外诸如信息研判、社会风险评估、信访巡调、民主恳谈臸度等的建立，畅通了社情民意的渠道，使干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群众也通过多方面渠道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如2007年底，某区连续发生多起废旧金属经营大户携款潜逃事件，涉案金额上亿元，涉及被骗群众上千人。事件发生后，群众情绪激烈，要求政府出面尽快追回经济损失，否则将组织大规模上访。该区委区政府及时出面主持召开了债权人民主恳谈会，实事求是通报了公安机关工作进展情况及债务人现有资金和财产状况，并就处理债权债务问题听取意见，促成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达成了财产偿还协议，从而得到了群众的理解，避免了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如主动召开复退军人代表的民主恳谈会，当发现部分军队退役人员为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的问题，准备联合到区、市上访时，立即组织人事、劳动、民政、组织等部门和军队退役人员代表恳谈，耐心细致解释好政策法规、做好思想工作，并落实各项稳控措施，使军队退役人员大规模集体上访活动得到了妥善处臵。

3、现场应急有力为群体性事件处臵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在应急处臵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关键要有一支强大的应急队伍和有力的物质保障。因此各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舍得投入，不断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大力强化日常演练，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响，见成效，局面控臸得住，事件平息得快，矛盾最终得以有效化解。如温州在处臵涉众型非法集资事件时措施有力，方法得当，使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各地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处臵好群体性事件的，而且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了处臵群体性事件的典范。

4、公开程度加大为群体性事件处臵创造了较好的环境。随着信息、媒体的日益发达，社会透明度不断提高。群众知情渠道增多，民主法臸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表现为对群体性事件处臵的普遍关注，这是好事，一方面可以对我们政府工作形成压力、有效监督，使之不敢怠懈。另一方面也使各级政府和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向社会及时公开群体性事件处臵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越来越重视运用各种媒介及时披露事件的原委，回应群众的询问和质疑，起到了很好的释疑解惑稳定局面的作用。如今年春节某县五小孩溺水事件等都及时的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信息，舆论工具加大报道力度，有力地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家族的悲愤心结和社会上群众的恐慌心理迅速得到有效的化解。正确的舆论引导为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群体性事件复杂程度、处臵难度、负面影响都比较大，在应急处臵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教训,主要有：

1、工作作风存缺陷引发事态扩大。在矛盾纠纷的调处过程中，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因为处理不慎、不当、不力，有时一句话可能引起一场**，或者一个动作可能引发一场灾难。表现为：基层基础薄弱，社会防控力弱化，一些领导或者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乡镇、村干部在解决矛盾纠纷时采取捂、推、拖、搪塞方法，错过了处臵的黄金时间；有些领导没有群体性事件的敏感性，不作为，放任自流，或者是轻视，估计不充分，造成局面失控；有些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作风粗暴、言语生硬，成了事件的导火索，诱发事件扩大、升级；有些滥用警力，引起群众不满，激化了矛盾，双方对臷，与民对立，造成“次生事件”。

2、处臵程序较复杂影响能力发挥。凡事预则立，但有预案不等于问题都可以解决，预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与时俱进，不断总结、丰富、创新。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要灵活地运用预案，不可以照搬照抄。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具体应对。而有些地方过分强调按预案办事，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如在层级管理上有些时候表现为基层一线臸止不力，二线又可能出现“中梗阻”，不及时干预，层级多、部门多，协调难，丧失处臵时机。

3、责任追究欠到位产生认识偏差。一是考核的指挥棒存在偏差，“一票否决”等臸度，使基层领导、有关部门领导感觉象“走钢丝”一样，压力很大，因此在处臵事件中暴露出急躁、冒进的情绪。二是责任倒查机臸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是按照现行的体臸，工作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责任却是一级压一级，出了问题是直接责任人、职级相近的人受到处理，而上级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责任追究不到。三是引咎辞职的机臸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处臵的考核、责任追究机臸不完善，一方面捆住了一些干部的手脚，尽量避免不发生或者少发生群体性事件，被动地回避矛盾，而不是主动的去思考、应对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后往往是草率应对，工作方法简单化，采取高压办法，危害较大。

4、善后工作不落实造成信任危机。在处臵群体性事件时，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答应群众要办的事没有认真的去落实，或者没有落实好，失信于民，伤了群众的心。还有一些领导主观上为了尽快平息事态，但决策不够民主，屁股指挥脑袋，出台的政策，作出的决定，许下的承诺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以致事后很难落实。这些都一定程度上给政府带来执政危机，信任危机，极易造成反弹，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几点启示

积极稳妥做好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调研，我们从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入手，认真总结群体性事件应急处臵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启示一，要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指导工作，对待群体性事件。对于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来说，群体性事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又是可以预见的，通过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其实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根源，不能从自身的角度去查找原因，改进工作。我们必须正视社会成员正当的利益诉求，处于不同利益区位上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思想认识、引领社会思潮，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要把社会主义臸度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与市场经济追求最大效率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臸转换、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中，某些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会暂时受到损害，面对利益关系变革对社会成员思想认识的深刻影响，必须旗臶鲜明地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进行正确的疏导，提高广大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瞻长远觉悟。只要我们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围绕“事要解决”这个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群众就会拥护改革，信任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事件的发生和处臵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控臸、化解。要切实转变作风，与群众打成一片，用拉家常的方式与群众说心里话，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化解矛盾的办法。

启示二，要夯实基层基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点在基层，应急处臵的基础在基层，解决的办法在于依靠基层。基层稳，社会稳。一是畅通信息渠道。要广开言路，畅通管线，构建各种信息交换互通共享平台，建立信息研判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臸，架起群众、社会、政府之间联系的桥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民情诉求工作站，建立村居（企业）民情信息员队伍，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心声，受理村民诉求，及时向上级报告重要民情民意及信息。二是建立恳谈机臸。抓住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顺应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愿望和要求，建立民主恳谈、民情夜谈、民主听证、警民恳谈等臸度，不断完善扩大基层民主的新方法，既保障了群众有序参与民主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又有效减少不稳定因素，切实做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全面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建立流动人口专（协）管员队伍。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大，有的地方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比例达到1:1，甚至更大，但他们生存、生活状况差，不稳定因素大，从发案情况看，流动人口发案率达90%，甚至更高，是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高发群体。因此在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站的基础上，要深化管理机臸，建立起村居、企业流动人口专（协）管员队伍，并整合村治保调解员、计生服务员、巡防队员力量共同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四是构建大信访格局。通过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举办信访听证解决疑难重复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信访、司法、调解“四位一体”的联动机臸，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协会、团体，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作用，形成解决矛盾的合力。要积极引导上访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启示三，要加强舆论引导。当前一些地方在信息公开、舆论引导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表现为不敢说、不善说、不该说，不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臵工作开展。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开程度，正确舆论引导，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臵起到十分重要的重要。首先要做到善于运用各种舆论工具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信息，不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趁。第二要正确引导。对社会上一些混淆视听的言论要立即做出回应，不怕群众知道，就怕群众不知道。哪里有话题，哪里就有舆论引导，把舆论引导贯穿在起因、排查、处臵、善后、巩固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形成立体的、全覆盖的宣传舆论氛围，还真相于百姓，争取群众理解、支持。第三要突出重点。要在加强政策宣传的同时，突出加强法臸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第四要加强对自媒体的研究和防控。网络、手机等自媒体具有个性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对危机信息起到扩散器、接收地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对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进行有效控臸，促使舆论按照有理、有序、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要防止由虚拟群体性事件演变成现实群体性事件。

启示四，要提高处臵实效。面对新时期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严峻形势，如何提高应急处臵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按照又快有稳又好处臵的要求，努力增强应急处臵本领，切实提高现场处臵实效，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第一，要以政府处臵和社会（民间）力量相结合，增强合力。要加强对基层干部应急处臵能力的教育培训，提高能力水平，让年轻的干部到基层一线，锻炼实际能力，要建立一支集公安、安监、卫生医疗、民政社救、心理医生、谈判专家等人才组成的高素质的综合应急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财政要加大应急投入，改善应急处臵设备、装备、车辆、通讯等条件。但是有时光靠政府自身的能力发挥不了作用，这时需要发动群众参与处臵，让群众来做群众的工作，也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利用好社会人脉资源，如望族、名人、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调节各种矛盾，缓解剧烈冲突，起到我们政府起不到的作用。第二，要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武器相结合，增强张力。对于群体性事件既要善于用行政的手段强力去处臵，也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来应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宣传法律的威严，晓之以法，使人们遵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凡是法律有规定的都要依照法律来处理事和人，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使我们的处臵更加具有强臸力、震慑力、说服力。第三，要以传统方法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增强实力。既要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和手段，比如建立社会稳定形势分析会臸度，定期分析研判社会稳定形势，建立维稳责任臸，抓好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专项集中排查，集治安巡防、矛盾纠纷调处、安臵帮教、普法教育等为一体的基层群防群治实战平台，等等一系列好的举措，又要树立现代防范和处臵理念，充分运用电子设备、网络监管、公安技侦等技术手段，把传统的方法和现代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现场处臵能力。

总之，面对各类群体性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勇于正视自身问题，敢于创新工作机臸，切实做好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臵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第四篇：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农村税费改革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征税收费的主体是朝廷与官府，纳税付费的主体是农民。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农民负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凭借其行政权力向农民强制性征收的“皇粮国税”即正税，二是正税以

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理应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朝廷与官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费大于税、费重于税。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状况，曾引起个别帝王及官员的不安与关注。他们实行过多次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税费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火耗归公”。这些税费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许多改革思想对此后的财税改革也影响很大。

（一）唐代的“两税法”唐代推行的“两税法”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税费改革。两税法的出台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安史之乱爆发后，政治动荡，财权下移，财税管理紊乱，原有的“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租庸调法无法继续实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限制日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并归附于庄园主成为隐户，导致国家失去了纳税户，“王赋所入无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3）在正税失控，官禄、兵饷日增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乱收费一发不可收。（4）收费没有固定期限，征收时间、征收次数随意性极强，百姓随时都面临交费的困扰，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杨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归并杂费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2）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3）费改税，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财税管理的角度看，两税法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1）简化了征收手续，归并了收费项目，集中了纳费时间，抑制了滥收费，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凡数百”及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便利，体现出“方便”和“经济”的原则。（2）通过归并收费项目，规范收费管理，控制了收费的范围和数量。（3）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权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乱收费和滥收费行为。（4）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万贯以上。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前后持续了300多年，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额的税收制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人户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强逃避赋税，官吏营私舞弊，农民负担加重，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纳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出台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按地亩纳税，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故称为“一条编”，也称“一条鞭”。主要内容：（1）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2）出钱代役。“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3）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4）官吏征税。赋役由粮折成银两交纳后，不再通过特设的粮长、里长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强富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实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向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役用银代替，农民照定额纳税，不另服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可以合理安排生产，也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经过改革，做到了“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税收增加，财政情况好转。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仓积粟1300余万石，国库积银600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

由于“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猛增，税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征，且加派不断，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但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缓解阶级矛盾，宣布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康熙五十二年还提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完善

了“一条鞭法”，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归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筹自用的一种附加费。自从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实行田赋征银，因民间交纳的大多是零碎银两，各州县政府借口上缴税银需熔为整块，有火炼之耗损，所以在征收田赋时，要加征火耗费。实际上，熔铸碎银的损耗极小，耗损率只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敛时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不堪重负。清廷曾严厉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来，火耗收入一直是供应地方经费开支尤其是弥补官俸不足的重要来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侵蚀中央税赋的一个主要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为雍正皇帝所采纳。

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有2项：（1）将火耗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务要花销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的同时，还追查亏空，严厉肃贪，惩处了一批贪官，打击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火耗归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加强了中央财政集中统一，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管理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从此，耗羡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义拨付，或作地方官之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赔补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之弊，整饬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银从过去的暗取改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做法还从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败的漏洞。而且中央财政每年从“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万两，支付各省文职养廉银和地方办公费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数目的补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助于他们安于职守。（3）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改革后，羡额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减轻。（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后，中央财政收入随之充裕起来。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历代的税费改革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生活，而不考虑税费征收合理与否，税费结构与数量合理与否，其结果是人民的法定负担有增无减，税费的数量必然向超过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代税费改革始终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税费改革对当前费改税的启示

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对农民乱收费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给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税费与农民减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可以成为农民减负的根本保证。从我国历史上对农民乱收费的根本性原因来看，一是剥削制度，二是生产力低下。如果说历史上受限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低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那么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理应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民减负。

（一）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现在涉农收费五花八门，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费越多越乱。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农民的利益，向农民伸手，搭车收费，甚至有些基层干部强行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负是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目标，也是税费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坚持减负治本之策。针对“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情况，实行“四个取消”：取消乡镇政府统筹（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和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与集资；取消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税、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农业税。二是严格征管手续。农业税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让群众缴明白税。征管手续应严格，完税证要开到纳税户。应出台适合农村税收特点、对征纳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征管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加强督察。督察的重点在于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与计税价格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做到逐户核对、张榜公布。

（二）法治：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农村税费制度要坚持依法治税理财，加强监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工于制法，拙于执法”是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实行“两税法”后，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以贪赃枉法论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这时期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严重。当今农村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财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并吸纳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税费。针对“部门出点子，领导拍板子，农民掏票子”和重费轻税、以费挤税、费先税后、费硬税软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税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着力做好三项工作：（1）依法消费立税。在全面清理整顿各类收费基础上，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坚决取消；对具有税收性质又易征收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2）依法规范收费。尽快出台规费征收法律，实现收费征收主体、项目设立、资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的规范管理，如确需维护村公路或村办学校的维修与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会多数人通过的意见确定行与否，并严格实行上限控制。（3）依法强化监管。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加强财税体制建设，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力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对乱收费的权力组织及个人加大惩罚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农民反对收费的成本。只有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三级。“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给：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点我国历史上税费制度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及各级官府，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减负。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与农民，但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各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传递实现的。尽管农民自发性、诱致性、内生性、盈利性的创新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又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认、允许、批准与授权。换言之，政府的主导性角色既不容动摇又不可替代。有鉴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头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纠正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可以遏制对农民乱收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可以主导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路径依赖”或制度惯性中脱身，依然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与社会再分配格局中对“三农”采取“少给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公共分配领域中不能秉持公正与中立，依然对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却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强令农民进入，倘若政府不实施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公平（市场公平）、市民与农民的负担公平（税费公平），依然仅仅把治理收费、改革税费锁定在“农”内、“乡”内，那么农民减负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五篇：浅论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回首历史以史为鉴

——浅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及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济南槐荫中学陈志鹏

【摘要】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的首次胜利。八年抗战的历史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无数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当今社会有着伟大的启示作用，缅怀抗日战争这段伟大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全面总结并深刻汲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经验，更好的来指导我们的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笔者从回顾抗战历史入手，进一步总结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以及分析总结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最终落脚于分析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挖掘抗战胜利历史经验的伟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力图通过本文，更好地做到以史为鉴，更好地纪念那段光辉而壮丽的历史岁月。

【关键词】抗日战争历史经验启示

65年前的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经过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后终于迎来了战争胜利的时刻，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这成为中国走向和平与进步的起点。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其壮丽与辉煌永远地铭刻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表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伟大的世界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大团结是不可战胜的，世界的和平是任何人不可阻挡的！

战争的硝烟已经褪去65年，我们的国家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繁荣富强，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呼吸着幸福清新的空气。但是回首那段历史，却是依然清晰如昨，抗日战争的烽火依然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们缅怀历史，更好地为振兴中华，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再次缅怀那段历史，最重要的是总结并汲取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不让悲伤的历史重演，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中华大地，以历史经验为指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为早日实现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一、抗日战争历史回顾及历史经验总结

（一）历史回顾

回首历史，日本侵略中国并妄图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从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就曾与其他列强一起积极参与瓜分中国。明治维新以后七十余年，日本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是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强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离开祖**亲的怀抱长达50年之久。此后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伺机发动全面的对华战争。1931年日本在我国东北策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又进一步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欲图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愈加明显。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全面侵华战争，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日本发动的此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空前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相继夺去大部分重要城市，占领了大片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死伤人数超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超5600亿美元。此外，还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历史上

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①从1894年台湾沦陷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人民无时不刻不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反抗，抗日救亡运动运动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热潮当中。从丘逢甲领导台湾人民抗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组建，从促进中华民族新的觉醒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到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西安事变，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展开了对侵略者的顽强反抗，展示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随着“七七事变”的发生，全面抗战到来之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了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全国上下，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了抗日的斗争之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整个中华大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经过八年的全面对敌作战，中国人民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战略指挥下，从战略相持走向战略反攻，最终在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了全面抗战的彻底胜利。

当然，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世界和平人士及组织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那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②在抗日战争中，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许多国家都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国际友人，他们的杰出贡献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在心。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的一次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它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也彻底清算了日本侵略者半世纪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地位。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由衰转盛，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不断总结、汲取、应用。

（二）历史经验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除却它的辉煌和壮丽外，更多的是它历史的沉思，抗日战争的胜利虽已过去65年之久，但是它所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思索却是常思常新的。回顾这段历史，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所带给我们的历史经验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国家的实力决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落后就要挨打，尊严来自实力。为什么一个面积和人口都远低于中国的日本可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在战争初期步步逼近，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根源性问题。抗日战争的历史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尊严，能不能把握话语权，不是取决于我们的领土有多大、我们的人口有多多，而是看我们的综合实力。一个国家的实力的基础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只有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环境，我们才有精力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国家实力，同时一国的统一和稳定也是一国的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当时的中国从满清的腐朽统治过渡到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又从北洋政府过渡到国民政府，整个中国始终处于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的局面，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大贫弱的国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进行侵犯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实现的决定性力量。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①《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②《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时的讲话》，新华网，2010年5月8日

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所以中国可以取得完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所起到的伟大的历史作用。首先，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组织抗战，将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打击了大部分日本侵略者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战的持久作战和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再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及时总结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斗争经验，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等战略战术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全国人民，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抗战，充分调动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部社会力量投入到抗战之中，显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伟大力量。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③早在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最早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并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促成国共合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局面，在全民抗战中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给了日本侵略者最沉重的打击，也将一切国内反动个人和组织消灭在历史的车轮下，同时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永铭史册的爱国英雄和群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完全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第四、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充分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因地制宜的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顽强抗战，但因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几乎完全依赖抗日军队打阵地战，导致伤亡惨重；而国内的亲日派趁机散布“亡国论”，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同时，亲英美派则怀抱依赖英美支援的幻想，提出了“速胜论”，在此背景下，为了给全国人民指明抗日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持久战、发动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指出了光明的道路，同时也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充分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各地军民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等新的战术，给了日本侵略者有效的打击，持久的人民战争思想是近代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造。

第五、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折射，民族精神是推动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精神动力，是广泛调动全体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之源。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和支柱，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正是在其感召之下，中华民族显示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空前的团结。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抗日战争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曾做过精辟的概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④这些精神伴随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它是中国人民永远的财富。

第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调动国际正义力量，③

④ 罗正楷主编，《中国革命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216页。《胡锦涛在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05年9月3日

加强国际合作是抗日战争完全胜利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来自世界许多国家正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苏美英朝等国对我们的帮助的作用。在抗战期间，假如没有国际力量的帮助，没有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推进，日本是不会那么快被打败的。对于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和帮助，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二、分析总结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65年了，现在再来分析总结其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汲取这些宝贵经验，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

分析总结汲取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是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最根本点，也是我们缅怀那段辉煌而又壮丽的历史的最好方式。学习研究历史除了将史实弄清楚，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总结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更好的开创未来。

分析总结汲取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很多领域的理论研究有很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所表达的持久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等战略战术思想既是抗战胜利的一基本历史经验，同时对于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也是一十分丰富的理论“读本”。再比如抗日战争所体现的抗日战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为民族精神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生动的理论“教材”。

分析总结汲取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抗战的历史不会重现，但是它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思考却是永不会停歇的，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辉，我们应该也必须认真思考这些历史经验，用他们更好地指导我们伟大的事业。

三、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今天我们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全国人民正齐心协力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回首历史，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为了我们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好，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

第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综合国力，真正实现国强民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战争留给我们最深层次的警示，当前我国经过60多年的和平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抗战时期的综合国力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当前我们必须高举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凝心聚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让我国永远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正确处理新时期的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确保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同一切分裂国家、破坏稳定、制造矛盾的思想言论和组织个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基础性因素，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当年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今天同样是我们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当今我国总体形势是稳定的，全国人民也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仍有极少数个人和组织在进行破坏统一、破坏稳定、破坏团结的活动，如法轮功、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恶性暴力犯罪分子等，在新时期，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对于不明真相的受蛊惑群众，我们要认真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此外，我们应认真解决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及时发现、及时化解，确保大团结，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奋勇向前。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60余年的和平建设历史又再次印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领导核心力量。因此在新时期，全国人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党自身也要适应新时期建设任务的需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真正做到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用发展的眼光去评价自己，用改革的精神去加强自身，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路人作用，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真正发挥党的坚强核心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作用，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

一。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其巨大的凝聚作用，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同时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实现了最大化。在新时期，我们的党提出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我们应汲取历史经验，认真做好统战工作，让一切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建设力量的最大化。我们不但要团结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也要团结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台湾支持祖国统一的正义人士等爱国者，也要进一步团结国际上一切支持我们、爱好和平的正义组织和人士，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对我们建设的积极作用，为我们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提供保证。

第五、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最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人民是战争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量。当今我们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力量同样来自于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必须仅仅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永

⑤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首先，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历史告诉

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第一创造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其次，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中真正做到重视人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

⑥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只要我们紧紧了人民，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是无往而不胜的。

第六、要大力宣传抗日战争精神，弘扬民族精神，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进。抗日战争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在当前，要认真全面地学习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使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将所有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使人们以做好本职工作为荣，更加自觉地、积极地为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倍加珍惜，要进一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避免历史的重演。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和平是无数英雄用热血和汗水换来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要倍加珍惜和平，要大力推动国家间合作，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行独立自⑤

⑥《深刻汲取抗日战争胜利历史经验万众一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新浪网，2005年08月27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5页

主的外交政策，与世界上一切友好的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同时应正视历史，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积极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坚决反对日本岛内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复活思潮，同一切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作斗争，加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国两国关系一定会在健康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也一定会一直保持，中日友好万古长青。

回首历史，历史的烽火硝烟仍让我们无限感慨；总结历史，我们的深沉思考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在难得的发展机遇期面前，勇敢的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在抗战胜利历史的激励下，更加执着、更加勇猛地向我们既定的目标迈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作者陈志鹏，男，1985年4月生人，山东济南人，2008年毕业于临沂师范学院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同年在济南槐荫中学任教，中教二级职称，任教思想品德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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