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困境的对策思考

第一篇：突破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困境的对策思考

突破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困境的对策思考

［摘要］食品安全是关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世界各国政府大多把食品安全视为公共安全，并加大力度进行监管。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法律体系、运行机制及文化氛围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明确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社会氛围，确保食品安全，构建和谐社会迫在眉睫。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1)03－0062－0

4一、食品安全管理与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进入2011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毒豆芽”等食品安全事件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面对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我国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011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也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群众都能吃上放心的食品”。

导致食品不安全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食品安全负有管理和监督职责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模糊与缺失。由于部门职责界定模糊、责任追究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履行不善，缺位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建立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度，旨在使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的管理方面做到程序化、规范化和系统化。所谓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以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责任以致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规范。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作为行政问责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具体运用，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基本适用的。

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原因行政问责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对行 政权力的监督，对行政权力行使进程中出现的滥用、不用等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根据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实践教训，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应包括法律条文及配

第二篇：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 意义 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并发挥出了其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现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3年因“非典”而颁布实施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及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对决策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时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将“权责统一”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200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则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可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进步。

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民代表表达人民的意志，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其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自迈耶提出依法行政原则已有百年之久，但依法行政依然是行政法的基本理念。①而且还将继续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存在下去。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活动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要求，而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推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即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权威。这样，政府不至于朝令夕改，每一次的行为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守法、诚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权威，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民众也因政府的守法、诚信，而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规范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制度。根据宪法、组织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目前的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因上下级隶属和业务熟悉等原因具有快速高效性，但也因此种关系使得问责易流于形式。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体制，也为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一政府机构，在行政问责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不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更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否则，这样的问责制度将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也就是说，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并且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以便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

严格划定行政问责制的责任对象。“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而应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事由及标准。在问责的范围上，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需要问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同样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也应追究责任。行政问责事由不仅应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应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②。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问责方式。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否能真正体现出来，问责方式的真正落实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在事件平息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追究，逍遥于“问责”之外，而且有的不降反升，这种现象既无视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这与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关系。因此，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当然，也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可根据工作需要，允许其重新参政，在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对实际工作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和作出成绩的，予以提拔使用。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我国的问责程序启动之后，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缺乏具体执行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问责要常态，程序要透明。在问责过程中、处理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一个交代，关系到行政问责的贯彻实施。因此，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使问责公开、公正。

结 语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行政之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焦作大学)

注释

①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页。②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第三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摘要：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推行行政问责制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困境；路径优化

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而2008年以来，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等严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一大批官员被追究责任。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对问责制的认识极其混乱，存在泛化、滥化、简单化的倾向，问责制似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责任体系。本文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内涵及本质特征出发，发掘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探寻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以期对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所裨益。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本质特点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教育约束机制，把惩前和毖后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把社会监督制度化，使监督主体在行使问责制度时，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行政制度上保证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二、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

1．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及特有的政治生态影响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人治传统浓厚的国家，封建意识在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人们对权力的本原缺乏清晰正确的认识

在此种政治生态环境下，我国的行政问责还无

法进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行政问责确切地说还

停留在权力问责而非制度问责的阶段。

2．权责不清、异体问责不到位问题直接影响问

责效果

科学的问责制度是以清晰的权、责、利为前提的。权责不清晰，行政问责将无从着手。由于历史

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有些职责不清

晰、权限不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以至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责任的情况。特别

是在问责过程中，被问责的官员具体应该承担什么

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

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时常很难下结论。历次行政体制

改革都在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今效果不明显，这使

行政问责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3．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制约

行政问责的发展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行政问责对象的行为或

方式受到责任追究的范围。我国目前行政问责的范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表现在问责还停

留在事后的处理和惩戒上，发生了事故引起中央高

度关注，问责才能启动。而诸如决策失误、行政不

作为、用人失察等问题还提不上问责日程，这与国

际社会普遍推行的行政问责相比，范围显然过于狭

窄。

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路径选择

1．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从2003年启动行政问责以来，一系列问责事件始

终停留在：出现问题——领导批示——成立临时调

查机构——严肃处理这一公式内。这

种“权力问责”从表面上看是起到了一定的问责作

用，但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政原则。因此，中国的行政问

责要走向民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实现从“权力

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这首先要求政府官

员树立如下理念：一是政府公共性理念。二是权责一致理念。三是依法问责的理念。

2．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通常是由上级

追究下级的责任、领导追究其下属的责任，这种问

责只能叫同体问责，而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民主问责。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异体

问责”制。从目前我国的现行体制安排来看，启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是一

条比较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倡问责主体多元化，要 追究行政违宪或违法行为责任时，应适时启动司法

问责；要追究侵害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责任 时，应启动公众问责，同时，应鼓励各民主党派、新 闻媒体在行政问责中发挥作用。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异体问责”，关键的一条是政务公开，权力透 明，实行阳光行政。

3．由“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转变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新形式，它通

过对政府绩效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 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的深 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 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

4．由“风暴问责”向“常规问责”转变

我国的行政问责目前还停留在“风暴问责”阶

段。也就是说，出了问题才启动问责机制，而平时 偃旗息鼓。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应该有一整 套的常规问责机制，这套机制时刻处在运行当中。由此，我国的“风暴问

责”必须向“常规问责”转变。建立起一

套具有法律效力的问责程序，用以规范问责的顺

序、方式、手段和步骤。任何问责从启动到听证、裁 决及救济都在严格的程序下进行，从而避免问责成 为临时性决策甚至一时一地的个别人活动，使国家 的公共权力不再是游离于责任与法律之外的强权，而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种力量。

第四篇：副校长角色困境对策思考

副校长角色困境对策思考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学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历经多年的实践完善，中小学校的领导体制改革已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校长的全面负责制、党支部的政治核心和监督制、教代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制有机结合的学校领导管理力量合理结构，在这政、党、群三者的权利分配关系中，“校长负责”是核心。但是由于学校作为一个集体，他的发展是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的，因此，我们既要充分体现校长行使统一决策指挥权的思想，又要发挥学校行政集体领导的作用。而副校长在学校这个领导集体中处于十分特殊的位置，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不是决策人物，也不是具体管理人物，但同时，又是校长决策的参谋、主任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因此副校长如何自我定位、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关系到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学校的发展。

目前，对于学校管理集体一员的副职领导——副校长的使用与管理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相对薄弱。我担任中学副职多年，实践中认识到，身为副职，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副校长就要作到：要以努力实现校长的办学思想为己任，努力摆脱实践中的种种困惑，淡泊名利，远离尘世的诸多诱惑，揽事不揽权；做事不争功；到位不越位；用权不越权；上下搭桥，引导和带动教师朝着学校确定的奋斗目标扎实工作。

一、明确职责，当好助手，走出权力的困惑。副校长有多大的权力，有人说校长给多大的权力副校长就有多大的权力，那么副校长应该做多少事情呢，回答是给多少权力就做多少事情，就目前我们常常把一把手称为老板的境况下，副校长所处于的权力和作为确实是一种困境。根据学校岗位职责规定，副校长是校长的助手，协助校长尽职尽责做好分管工作，副校长与校长的关系是分管与主管的关系，副校长要服从校长的领导与分配。

职务的性质决定了工作的性质，职位的不同决定了权力的差异，因此，副校长在工作中既要做到主动、积极，又要严格遵守自己的职责范围，掌握分寸，主动、积极工作而不超权越位；比较大的事情，事先向校长请示，事后汇报；较小的事情，且自己可以做主的，就大胆去做；应该由校长亲自出面做的事情，自己不越俎代庖，在没有校长授权之前，不轻易表态或做出处理。

要做好以上工作，作为副校长首先是要有正确的观念，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副校长，没有权力就对工作敷衍塞责，畏首畏尾，拿不起放不下，只有走出权力的困惑，运用好自身的权力，准确地把握好权力的度，才能在工作中开拓进取，有所作为。

二、创新务实，率先垂范，走出“副”字的困境。校长是总揽全局，宏观调控，而副校长一般都分管一项或几项工作，是办具体事情的，作为副校长不能因为自己是副职，就对自己的工作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恰恰相反，副校长必须有一种创新务实的工作作风，牢记有为才有位的思想，要把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活，抓出成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熟悉、精通分管工作。副校长无论分管哪项工作，都是学校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分管工作抓不好，不但会降低自己工作威信，而且会影响整个工作，拖学校工作的后腿，因此，副校长必须熟悉自己所分管工作的业务，把握工作的特点，研究分管工作的方法，落实分管工作的措施，完成分管工作的目标。

为此，副校长必须身体力行，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指手划脚，让别人去干。要勇于创新，做事干净利落，处理问题果断、坚决，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不把矛盾上交，努力提高独挡一面的能力。其次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起好“桥梁”和“纽带”作用，由于副校长特殊的工作性质及位置，校长和教师对副校长有不同的期待，这就要求副校长能正确处理好上、下两重关系。副校长要身先士卒，发挥表率作用，要求教职工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只有这样才能在下级面前有感召力，使下级心悦诚服地自觉干好本职工作。从而与上、下级达到工作上的支持，目标上的认同，行为上的顺应，感情上的共鸣，这样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三、明确坐标，看准位置，走出地位的困境。副校长作为学校集体领导班子的一员，在学校管理中具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和行政地位，承担着具体的管理职能。作为副职领导，要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要始终记住有为才能有位的道理。把握好为和位的关系，有位不越位。因此，要在以下几方面定好位。

1、认识上要到位。在学校领导班子中，校长总揽全局，全面负责，副职领导虽各行其职，但应在校长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具体展开本职工作。如果说，学校是演绎一出育人大戏的舞台，那校长就是戏中“主角”，是“领衔主演”，副校长则属于一个重要的“配角”。所以，副校长要首先从认识上明确自己的“配角”意识，做到不越位，不“抢戏”，甘当配角，积极主动配合校长做好工作。

2、职责上要看准位。副职领导要明确自己的分管工作范围和职责，明白自己分管什么，既不越俎代庖，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往校长或班子集体推，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同时遵循“有职有权，服从全局”的原则，切不可把分管工作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搞“独断专行”，也不要“越权管理”，随意插手其它领导的分管工作。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分管就是要各负其责，但是也要注意分工不分家。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问题是很难说是绝对或纯粹是属于某一个部门的，而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完成的，这个时候作为副校长应该发扬通力合作的思想，谋事不谋人，决不能互相推诿，人浮于事，给工作造成损失。

3、行动上要定好位。副校长要时刻看清并记得自己的位子，处理事务，要注意对内和对外、个人和集体、公开和私下、场上和场下的区别，注意维护校长的威信和领导集体精诚团结的形象。切不可我行我素，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不把校长和群众放在眼里。这样做既不能提高自身的形象，更不能做好自身工作。

4、语言上适当到位。领导工作实际上也是一门艺术，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因此作为行政领导，说话的时候要注意技巧。说什么不说什么，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要注意分寸；在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心中要有数，要注意时机；要注意说话对象；要注意场合。不要信口开河轻易许诺，以免造成校长和学校领导集体工作上的被动。

四、襟怀坦白，宽容大度，走出名利的困境。由于职务性质，决定了副校长的地位，他是校级领导，分管一片天空，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力，同时，副校长又是被领导，是做具体事情的。由于名利等方面的原因，被上级和下级误解难以避免。副校长要有宽广的胸襟，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是否为名利所惑，工作有否疏漏和过失，其次，要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其他的角度想一想，如确被误解，如果是原则问题，要敢于直面真理，坚持原则，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如果是原则而外的事情，则要体现我们的风格来，特别是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要考虑到远离自我，淡泊琐碎，“宽以待人，严以律已”，不要去计较这点点滴滴的得失。用这样的心态对待校长，设身处地为教职工着想，自己应承担责任自己要敢于承担起来，不乱发脾气，更不轻易责怪；当他们获得成功时，真心为他们喝彩。

校长是一校之长，当学校整体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上台领奖的是校长，闪光的镜头对准的是校长，如果说校长是“红花”，那副校长是“绿叶”，副校长要甘当绿叶来映衬红花。副校长要学会忘记自己分管工作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本身的辛勤工作固然功不可没，但如果没有校长的大力支持、同级的配合与下属的奋斗，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不把要自己当作有功之臣，副校长要牢记功高不能盖“主”。因此，副校长要有“绿叶”精神，切不可抢“镜头”，不应一味强调自己的作用，过分夸大自己所做出的贡献，那样做不仅自己的品行值得人怀疑，也会抹杀自己实际工作中的成绩，这是淡利境界的首要问题，我们要相信，副校长所做的贡献，所做出的成绩，校长心中是有数的，群众也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校长在工作中难免有失误，副校长应从维护校长的威信出发，主动做解释工作，落实补救措施；事后，既不能向他人张扬，以显示自己某些方面比校长高明，更不能拆校长的台和寻找话柄，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样不仅维护了校长的威信，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更主要的是顾全了大局，树立了集体领导的形象。

总之，如何当好副校长，应该是副校长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作好工作，搞好班子团结，发挥班子的整体效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树立正确理念，找准自己位置，走出困境。要注重位置意识和角色理念。就像足球队员那样谁是前锋、谁是中锋、谁是后位，一清二楚，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清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一位领导成员都要重视位置意识和角色理念。要做到工作主动不越位，当好参谋不离位，当好配角不偏位，细致周密不空位。

对于副校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要不违背学校发展目标，不违背职工群众的利益，就要依靠其个人能力，独挡一面地积极开展工作。副校长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要当好主角。相对于正职，副职只是配角，针对自己分管工作，副职就是主角。因此，只要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就要果断决策，大胆实施，使自己的工作对全局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要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副职是否恪尽职守，不仅要表现于立足本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这就要求副职在贯彻上级精神，执行正职意图过程中，结合自己分管工作的实际，确定好自己的工作思路，并采取得力措施使之落到实处。

只要我们一切为职工群众，努力为职工群众谋利益，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副职的位置上有所作为。作为学校领导干部，不论是正职还是副职，都要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想着职工群众，事事依靠职工群众。视职工为兄妹，把职工当靠山。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真正做到想职工群众所想，急职工群众所急，为职工群众尽实心，办实事，谋实利。

对职工群众利益，要舍得动真情花力气，要抓细抓实，利益无大小，只要是群众的利益，就要“不因善小而不为”，尤其要避免能为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须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同时要注意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投机心理，不能有拉关系找靠山，信奉不怕众人恨，只要一人信的信条，好事坏事都敢干，以至堕入消极腐败的深渊不能自拨，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密切领导同职工群众的联系，做一名称职的优秀的有所作为的副校长。

第五篇：关于行政问责制的一些思考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一些思考

目 录

内容提要„„„„„„„„„„„„„„„„„„„„„3页 关 键 词„„„„„„„„„„„„„„„„„„„„„3页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应用„„„„„„„„„„„„4页

二、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5页

（一）行政问责主体单一„„„„„„„„„„„„„„5页

（二）行政问责客体存在诸多问题„„„„„„„„„„5页

（三）行政问责方式的不恰当„„„„„„„„„„„„5页

（四）行政问责程序不健全„„„„„„„„„„„„„6页

三、对改进行政问责制的一些建议„„„„„„„„„„6页

（一）行政问责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6页

（二）明确行政问责客体„„„„„„„„„„„„„„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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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为社会各方对政府机关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立足研究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运用情况，结合近期频发的重大安全事故，试图找出其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用以完善这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文章首先从背景入手，引出“行政问责”的相关内涵及其应用。其次，文章从应用中存在的四个现实问题切入，阐述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最后，本文在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关键词:行政问责；事故；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

2008年9月8日山西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同一天新闻媒体曝光三鹿奶粉问题，9月20日深圳舞王俱乐部发生大火、黑龙江富华煤矿发生火灾，9月21日河南登封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短短半个月内连续发生五起重特大安全事故。再回顾到2008年4月28日造成72死、416伤的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如此频发的安全事故，将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推到风口浪尖，行政问责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应用

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涵盖三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是行政监控机制的一种表现,主要是为实现行政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问责对象和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由政治理念、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是“问责”。在法治社会，权力意味着责任，职权意味着职责，有多少职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部门有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对民众应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必须实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日常化。这既是公权力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前，行政问责基本上不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当中。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陆续在行政问责方面展开了一些探索，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

2003年5月12日，中央颁布《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 4

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不可否认，行政问责的推行带来了成效，机关的行政效率有了很大提升，行政监督发挥了作用，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但是，行政问责在其推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主体单一。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二）行政问责客体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各地方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中只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纳入行政问责的对象。而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没有纳入行政问责法律中，而是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的条例予以规定，造成不同标准的行政问责。其次，行政问责对象与主体不能相对应。目前看来，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三大类。这三类客体与行政问责的三个主体并不是对应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换言之，行政问责的每个客体都要接受来自于不同问责主体的问责与监督。这样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降低了问责的效率。

（三）行政问责方式的不恰当。首先，行政问责是政治问责，而从一定层面上看，政治责任即为宪法责任，但在现在的行政问责中，我们很少甚至是没有看到《宪法》被运用到问责中，很少看到人大及其常委会参与到行政问责当中。其次，对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没有做具体规定。当前，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 5

法规基本上只给出了行政问责的几条方式，但是，具体到问责客体的哪些行政失职行为对应什么样的行政问责方式，在各地则没有做太多的规定。再者，对行政问责方式的规定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对行政问责方式基本上是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而没有解释问责方式的具体操作内容，容易造成问责流于形式。

（四）行政问责程序不健全。一方面，行政问责程序确认制度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给出行政问责程序在何时开始启动。一般的规定是由人民政府做出，或者是由行政首长（省长、市长）做出。这样一来，行政首长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行政问责客体存在的意义，或者，可以这么说，行政首长处于行政问责的真空状态，只有他问责别人，却没有别的机关来问责他。另一方面，行政问责缺乏救济制度。现阶段，每出现一桩重大责任事故，党委、政府就会在第一时间出面追究责任，有时仅仅是为了“平民愤”找一些替罪羊来问责，这样就导致了不该被问责的被问责，而我国现在的行政救济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还存在种种不足，无法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改进行政问责制的一些建议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发现：行政问责并非简单的确定问责主体、客体，按事问责，它可以影响到涉及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社会政治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再设计等。行政问责的开展无疑将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监控的愿景，推进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行政问责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明确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人士）、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保障。转变“人大、政协代表举举手、投投票、鼓鼓掌”的消极参政模式，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每一次行政问责当中；鼓励各新闻媒体以其看待事物的敏锐性参与行政问责，提高行政问责的社会公信力；对广大人民的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敢于接受群众代表的质询，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随着近年来政治文明建设，有关部门把群众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对话与协商、信息公开与权益保护取代了传统的堵、压、瞒，这表明相关部门处置理念正在发生转变。比如，在2008年11月发生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市委书记***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6

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奠定了条件。

（二）明确行政问责客体。首先，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将党群机关与政府机关的领导者共同界定为领导者，纳入同一体系中，接受同样标准的行政问责；将各机关（包括党群系统）公务人员共同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之下，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其次，明确各行政问责客体与行政问责主体间的对应关系，尽量减少客体与主体间的交叉对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优越性，以充足的行政资源来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

（三）规范行政问责方式。第一，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行政问责即为宪法问责”的意识，提高宪法在行政问责当中的运用程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实现行政问责“异体问责”的同时，实现行政问责方式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第二，明确规定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问责客体的具体行政失职行为确定对应的行政问责方式。第三，必须对行政问责方式的内容加以明晰。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会行为，各地可制定一些融合有地方实际情况的问责制度，对问责的方式作出具体解释，防止行政问责“走过场”。

（四）科学设计行政问责程序。提高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科学确定行政问责程序的启动时间，摒弃长期以来由政府机关行政首长签定的做法，将政府行政首长置于行政问责的有效管辖之下，杜绝真空状态的出现。这一措施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步开展实施，2008年10月1日，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生效。这是“首次进行集中、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有助于推动中国其他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为国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从行政问责制度与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间的衔接关系入手，明确行政问责的范围、对象等各因素，完善行政问责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使行政问责救济制度趋向完善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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