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是当务之急

第一篇：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是当务之急

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是当务之急

领导干部达到任职年龄界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改任非领导职务，这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是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干部任用条例》的需要，是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它对于改善和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增进干部队伍活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部分改非领导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工作经验丰富，领导组织协调能力强，思想政治觉悟高，有的同志还精通业务，甚至有一技之长，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实际上，大多改非领导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对改非领导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大部分单位领导碍于情面没有象在职干部一样给他们安排具体工作，个别单位也只是安排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致使改非领导干部显得无所适从，无事可做，一些干部干脆就另谋职业，直接导致了干部人才资源的浪费。同时，改非领导长期占用编制职数，使得一些单位无法新录用公务员，出现高龄化现象，也影响了公务员队伍建设。

因此，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要加强对改非领导干部的思想引导，通过召开座谈会、学习会、报告会，建立谈心谈话制度等，防止他们产生“无为”的消极思想，消除他们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其次要明确职责，加强管理，构建对改非领导干部管理的正常运行机制。要落实改非领导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制定《非领导职务管理办法》，使非领导职务管理有据可依，有法可行，形成以组织人事部门为主，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为辅，纪检监察、社会保障、编委等有关单位配合实施的工作合力机制。三要严格管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因人制宜，搭建平台，充分发挥改非领导干部的作用。要采取统分结合、因人施任的办法，整合干部资源，积极搭建平台，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挖掘和发挥他们的潜能和作用，使他们继续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篇：教育下部是当务之急

教育下部是当务之急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时，特别强调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性，指出：“面对新时期的艰巨任务和可能遇到的风险，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江总书记把教育干部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寓意深刻，语重心长，令人警惕。

为什么江总书记把教育干部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呢？我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新形势、新问题、新问题所迫。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史无前列的全新事情，必然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演变、共产主义国际运动出现挫折、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放，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等，都从多渠道、多方面对干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着深刻影响，致使部分干部心理准备不足，甚至缺乏应有的思想敏锐性，把握不住单位建设的方向。要使干部在复杂形势下保持清醒地头脑，站稳政治立场，经受住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抓好干部队伍的教育。另一个是新世纪干部的责任所在。我们这一代干部担负着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目标的重大责任。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执行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贯彻执行的效果。不把干部队伍教育搞好，素质搞强，我们事业的发展就难有保证，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就不能实现。这是事关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坚持本色不变的重大问题。再一个是组织的教育管理不力所致。教育管理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是党的各级组织的重要职能。然而近年来有的单位过分强调用能人，重经济效益轻教育管理，重业务能力与轻思想素质，导致部分干部政治信念淡化，不讲政治纪律和党性观念，执行政策纪律不严格，甚至贪桩枉法、腐化堕落，已经到了非下功夫解决不可的地步。教育干部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和保证，是第一道防线。

应该说，这几年，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上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冷静地思考一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在教育干部的观念有所淡化，认识上有些偏差。一是“放心”论。认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一般都经过了多年的教育培养，而且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经受了锻炼，具有基本的思想觉悟和党性观念，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一般情况下自己会把持住，不会出什么问题，尤其是不会出政治性问题，因而感到教育不教育无所谓。二是“自然成熟”论。认为现代传播媒介发展迅速，而且渠道增多、范围广泛，干部经常参加会议、传阅文件、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新闻等，自然会在这些活动中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的了解，受到教育，思想政治素质也会随之提高，无须劳神费力去搞教育。三是“物质转化”论。认为现代社会是物质社会，只要物质丰富发展了，条件、待遇改善了，干部的精神状态、思想素质也会强起来，与其把时间花在教育上，还不如让他们多些时间抓抓经济建设，多创造一些财富更实惠。四是“不可救药”论。还有的甚至认为，现在有些干部政治信念淡化、政策纪律观念不强、涉身酒绿灯红场所、痴迷“FLG”、贪占公款公物等，有的甚至到了非采取法律、纪律解决不可的地步，似乎教育对他们已不起作用，干脆不管不问，任其自食其果，等等。正是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部分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教育干部重视不够、抓得不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影响了单位建设的发展，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支部的高度重视，认真加以克服和纠正。

江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这一历史性课题，既是对改革开放20年抓干部队伍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精辟提炼，也是对下一步如何抓好干部队伍思想建设的总要求。因此，落实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强化教育干部的观念，拿出具体举措，切实把教育干部这件大事抓好。从近年来各单位的实践看，解决好严重的问题，抓好教育干部工作，首先是党委要高度重视，摆上重要位置，分工专人负责，尤其是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制度，把教育作为党组织的第一责任，纳入党内组织生活之中，从思想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任何忽视和放松教育干部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其次是要突出重点，抓好领导机关干部的教育，把党员干部管严、管住、管好；重点抓好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江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三讲”、“三严”、“四自”等要求的学习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把干部队伍的各种现实思想问题回答好、解决好。再次是要改进方法，把教育干部纳入党委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轨道，采取领导带头、制度促动、实际考核等方法，提高教育的效果。同时，要处理好教与管的关系，把教与管统一起来，用教育打牢基础，用严格的纪律来巩固

、强化教育效果。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把“严重的问题”解决好，促进干部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三篇：提高质量是推进城镇化的当务之急(问对)

提高质量是推进城镇化的当务之急（问对）——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 本报记者 于春晖

《 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27日05 版）

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征地补偿等与推进城镇化有关的问题引起人们热议。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让城镇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陆学艺。

强调提高质量抓住了推进城镇化的关键

记者：中央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确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为什么强调提高城镇化质量？

陆学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强调提高城镇化质量，抓住了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上世纪，我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2002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这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但也因短期内大量人口涌入，城镇空间规模急剧膨胀，很多城镇特别是大城市正在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上涨、社会矛盾频发等城市病的征兆。

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应先提高存量的质量，再做增量。应投入相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加强城镇建设，防止和治理城市病，使城镇成为功能完备、宜居宜业、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之地。这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下一步，各地继续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根据自身实际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进行。有些地方脱离实际，赶农民上楼，结果并没有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反而给他们带来很多不便。这种违背农民意愿的城镇化不能再搞了。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记者：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陆学艺：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坚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等已住进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为城镇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城镇工作遇到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问题，在城镇生活面临社保难、子女入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这是很不公正的，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跟不上造成的，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具体表现，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加以解决。有人认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会给城镇增加很多额外负担。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农业转移人口是城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每年又交了各种税费，大多还交了社会保险，理应获得与其付出相称的待遇。同时，解决好这一问题，能够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能够为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奠定坚实基础；能够促进许多困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和谐发展。因此，建议对已进入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准确掌握其数量和结构、就业情况、分布情况、居住情况以及去留意愿等，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城镇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推进城镇化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

记者：人口大规模转移流动，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对社会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

陆学艺：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又一个重要着力点。当前，人口转移主要是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应重视这些地区乡镇、街道和社区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工作，鼓励它们先行先试。东部地区有些城镇发展非常快，例如广东东莞的虎门镇，经济发展迅速，已经聚集近百万人，但还是一个镇的行政建制，只有80多个在编干部，虽然聘用了数倍于此的辅助人员，但管理的难度还是很大。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普遍。有很多乡镇、街道管十几万、几十万人，也有一些街道下的社区管好几万人。应适应这种发展实际，及时调整基层行政组织结构，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当然，公共服务也要跟上。与户籍人口相比，现在转移人口大规模增加。例如深圳的户籍人口只有280多万人，而常住人口达到1200万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500万人。面对庞大的实际人口规模带来的需求，根据户籍人口配套建设的公共管理机构及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推进城镇化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

第四篇：组建中学数学实验室是当务之急

组建中学数学实验室是当务之急

湖南宁乡一中 黎国之

关键词：中学数学 数学实验室 实物型数学实验室

一、背景与原理

长期以来，中学只有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而唯独没有数学实验室，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或许有人认为、物理、化学、生物是实证学科，因此必须要有实验室，让学生通过亲自试验获取知识，而数学是逻辑学科，无需实验，也无以实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数学和物理化学生物一样，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学科，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抽象，只不过数学是上述学科的工具性学科而已，而工具的掌握同样离不开实践，这还不只是学会操作工具的问题，重点是让学生通过实践深入建立概念理解世界和感受世界，培养对数学的欣赏和追求。

因为这样的认识，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数学实验室的概念，不太多的文献对此已经有所论述。这种实验室是基于数码技术的发展而提出来的，起点是相当高的，是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其具体做法，是用电脑终端、软件和网络组成一个系统，学生在电脑上运用虚拟技术模拟数学情境，体验数学知识。最简单的则是利用图形计算器来进行。毫无疑问，上述设想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这给了学生一种有别于多媒体演示、黑板书写和口头讲述的新体验。特别是对于函数图像的变化规律，其动态性效果相当好。

二、正本清源

我们姑且把用电脑或图形计算器作为实验器材的实验室称为“虚拟型实验室”，而把用实物模型、实物工具和实物材料作为实验器材的实验室成为称为“实物型实验室”。

显然，上述虚拟实验室仍然是非常不够的。

其一、理念上的缺陷。顾名思义，实验实验，乃实践体验，是现场的，真实的。虚拟型实验仍然不是实物型实验，仍然无法给人真切的现场触摸感，因此学生的体验仍然是虚的，仍然是看人吃饭而不是自己吃饭，这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养成动手习惯、培养对科学的情感都是非常不够的。

其二、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和互动。

其三、现实操作上的困难。学生使用一款专门软件，本身就有一个学习和熟悉的过程，对于有限时间内的实验课来说，课堂效率是不很高的。

其四、成本高昂，不利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及。实物型数学实验室的好处，就在于克服了上述缺点—— 第一、理念看似原始，但其实很先进，实践出真知，是永不落后的学习理念。化学中的氯气有刺激性气味，你就得让学生闻闻是哪种刺激性气味；物理中的电、光、热、力、磁，你得让学生亲自接触；生物学黎的细胞是什么样子，你就得给学生通过显微镜看看。数学也一样：学习概率，就该让学生摇摇色子投投硬币并进行统计分析，学习了解三角形，就该让学生进行实地测量，学习立体几何，就该让学生亲自触摸几何体，学习直线与平面所成的角，就得让学生亲自端详端详直线、平面与射影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十分欣赏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第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和互动。因为采用小组实验，大家分工合作，互相探讨，参与度高，学生兴趣盎然，印象深刻。第三、操作难度低。例如对模型进行组装，或者给模型画上线条，这些都是同学们都没有多大困难的。

第四、成本低，易于组建，易于推广。例如一套立体几何模型，不过一两百元，加上其他数学学具，每套不过两三百元，可供一人或一个小组数人同时使用；而一套电脑或一套图形计算器，不仅坐拥有限，且每套价值若干千元，仅供一人使用，人均成本差异甚大。而且如果实验室不够，可以直接在教室进行实验。

因此，本人建议如下——

第一、立即组建数学实验室，开设数学实验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数学的情感。

第二、提倡虚拟型实验器材与实物型实验器材的互补，在有条件的地方引进虚拟型数学实验室，在条件不够的地方先组建实物型数学实验室。

三、操作方案

下面提供一个实物型数学实验室的器材配置方案（以供60人使用为例）。

1、测量工具类：水平仪

12、标杆

12、皮尺12，测角器12，记录板12.2、模型类：多面体组件12，旋转体组件12，三角函数线演示器12，正余弦曲线几何画法演示器12，二次函数最值演示器12，平移变换演示器12，伸缩变换演示器12，数学求和演示器12，球面距离演示器12，向量和差演示器12，手摇随机数发生器12，正多面体骰子组件12，空间坐标演示器12。

3、耗材类：双面胶、透明胶带、KT板、3毫米PVC板，尼伦线、1毫米有机玻璃板、记号笔、1号电池，3毫米pp空心棒，A4纸，各若干。

4、其它：美工刀12，美工钩刀12，剪刀12，科学计算器12，30厘米刻度尺12，量角器12，打火机12。

5、演示类：小型旋转台（演示旋转体）1，抛物线规

1、椭圆规1，立体几何骨架模型1，几何体石膏模型组1，挂图若干。

6、多媒体演示系统1。

四、实物图片

【全文完】

第五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河北定州因征地引发的6位农民被打死的事件是令人悲伤的。不论这件事情的具体诱因是什么，其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不从制度变革上做文章，类似河北定州所发生的事情恐怕还会出现。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想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来解决现在的难题。如果坚持这种思路，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贻误改革时

机，产生更大的祸患。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特征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过去的改革称得上是“半截子土地产权”改革。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农民在农业土地使用中的所谓承包权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据了解，最近某中部大省正在全面调整土地，主要原因是种地比较利益提高以后，一部分原来“放弃”承包权的农民重新要求归还承包权，并形成了社会稳定的压力。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但根子是“半截子土地产权”。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第二，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从记者的报道看，这次河北定州的土地交易纠纷与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有密切关系。去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很难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危害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至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还导致农村

社会的不稳定。据了解，引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原因是土地纠纷，特别是征地中发生的土地纠纷。

“半截子土地产权”还给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带来了不小的危害。按现行法律，农民进入设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所承包的土地必须交回村集体，不再享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那种抽象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

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这个法律规定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这个由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极大地约束了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关联作用的约束，劳资关系的某种可能的平衡受到破坏，给政府调节企业行为增加了困难。从资本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无疑会给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工商企业因此难以制定用工计划，也难以执行定货合同。2004年上半年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显示出这方面的后果。企业经营本来要面对产品价格变动的风险、资金运用的风险和各种竞争所产生的风险，现在平添劳动力供应的风险，这自然给国家使用传统手段调节经济增加了困难。从劳动方面看，目前的制度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来，决定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地区间的平均收益水平，而目前的制度结构使得土地远期收益以及劳动者流动成本也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后两个因素很难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区域布局的手段，这便增加了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现行土地制度给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调节增加了困难。农民工进城就业，他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又在乡里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在这里，“萨伊定律”（供应等于需求）的作用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形导致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在宏观上，因为存在收入的转移，城市经济部门的总量均衡状态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农村经济部门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事后均衡”的途径是物价变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在微观方面，这种情况又导致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农民是高昂物价的直接承受者。这种状况同样增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的难度。

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关联作用还压缩了中国市场，产生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中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有教无类”传统的国家，基础社会的百姓曾经享有高于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平，可是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想来让我们羞愧。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素质”低下的结果。这个结构性问题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同样给政府的宏观政策时时带来了困难。

如何改革“半截子土地产权”？

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温家宝总理的回答不仅是指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也是指农民对现有承包地的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总理的回答表达了中央政府准备进一步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决心。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也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当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后，农村社会自然不会立刻变成天堂，一些问题不免要发生，但那时的问题一定比现在少得多。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的保守观念该抛弃了；尤其是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该改一改了。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决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的土地改革理念能被付诸行动，依此推动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至于新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以为并不难解决，只是在这里不适宜讨论。“好范文”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