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的公平就业法
美国的公平就业法
2009年初奥巴马入主白宫，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选举前我专程到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索取选民登记表。不巧的是2008年大选时我正在亚洲出差，大选那天太太特地起了个大早，为奥巴马投了一票。选举结果奥巴马共获得6千2百95万张选民票（popular votes），麦肯共获得5千5百75万张选民票，奥巴马以6%的差距胜出。尽管我们家一票的力量微不足道，却也代表了华裔的民意。
美国总统是人民公仆，是薪水阶层，所以也是一种职业。就此而言，一个黑人当选总统，无疑是美国公平就业法的一次最辉煌的胜利。
美国的公平就业法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该项法律适用于雇有15个（含）以上员工的雇主，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职业介绍所和联邦政府等，禁止有15个以上员工的雇主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族裔等因素而歧视员工。
2.1963年同工同酬法。该项法律禁止对从事大致相同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实施工资歧视。
3.1967年就业年龄歧视法。该项法律保护40岁（含）以上人士的公平就业权利。
4.1990年残障人士保护法第一及第五章。该项法律禁止在私有企业、州有企业和联邦国有企业中歧视称职的残障人士就业。
5.1973年康复法案501及505条。该项法律禁止歧视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称职的残障人士。
6.1991年民权法案。该项法律规定了故意就业歧视的赔偿标准。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公平就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简称EEOC），负责执行公平就业法，并监督协调制定联邦公平就业法规、行为准则和政策。
此外，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禁止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因种族、肤色、族裔、性别、年龄或残障而对联邦政府的雇员或求职者歧视或打击报复。该法规还禁止因婚姻状况或加入政治组织而歧视雇员，这就包括因为女性休产假而解雇或拒绝雇佣，或是因为员工参加工会等组织而打击报复。
美国的公平就业法还禁止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族裔、残障和年龄等因素骚扰员工。非法骚扰的行为包括：1）员工为了继续就业而不得不忍受令人反感的行为；2）骚扰的行为严重且持续，使得理性人觉得工作环境可畏、充满敌意和虐待。如果员工对雇主的歧视行为进行投诉、作证、配合调查或是参加反歧视的诉讼，或是员工合理地认为雇主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就业法而敢于反抗，公平就业法禁止雇主骚扰报复这些员工。在英语里，敢于揭露丑闻的员工叫“吹哨者”（whistle blower），如果雇主因为雇员揭露了公司里的丑闻而骚扰和打击报复，就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骚扰的行为可以是令人反感的笑话、诋毁、辱骂、谩骂、肉体攻击或威胁、恐吓、嘲笑、鄙视、令人反感的物件或图画，以及对工作表现的影射。典型的骚扰行为包括骂黑人“黑鬼”（nigger），或是骂华人“chink”。骚扰者可以是受害者的顶头上司、其他部门主管、雇主的代理人、同事，甚至根本不是同事。骚扰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本人被骚扰，任何被工作场所里的骚扰行为所冒犯的人都可以是受害者。例如有些美国人很喜欢说挖苦波兰人的笑话（Polish joke），就相当于中国人说“河南人”的笑话，即使没有波兰人在场，只要有人被庸俗的笑话冒犯就构成骚扰，所以无论有无波兰人在场，说这类笑话都是大忌。非法骚扰并不一定要对受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解雇。如果被上司骚扰的结果是解雇、拒绝提拔或聘用，且伴以工资损失，雇主就必须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如果被上司骚扰的结果仅是工作环境充满敌意，而且雇主能够证明：1）雇主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及时阻止并纠正了骚扰行为；或2）雇员没有采取合理的行动，利用雇主提供的阻止或纠正骚扰行为的机会投诉；雇主也许就无须赔偿经济损失。即使骚扰者并非受害人的上司，甚至并非公司雇员，但是受雇主的控制（如上门服务的外包服务商或顾客），如果雇主不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纠正骚扰行为，同样也得承担赔偿的责任。换言之，如果顾客到商店里购物时辱骂营业员“黑鬼”，雇主为了做生意采取容忍态度而不制止，让雇员受委屈，就构成了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
统计资料显示，在2006财政年度，美国公平就业委员会共受理了23,034宗骚扰投诉，解决了22,408宗，共为受害者争取了5,900万美元经济赔偿，这还不包括通过法庭诉讼得到的经济赔偿。
另一种严重的骚扰行为是性骚扰，如不受欢迎的性侵犯，要求给予性方面的好处，以及其他有关性的口头和肢体行为。性骚扰包括在工作场所讲色情笑话（即我们中国的“荤段子”），过分亲密的触摸（即广东话所说的“咸猪手”），纠缠异性同事约会等。这些行为明显或暗示地与他人的就业有关，影射他人的工作表现，例如上司对下属以提拔、加薪为诱惑换取性满足，或是让下属感觉到若是不服从就会穿小鞋。此外，造成一种可畏、充满敌意或令人反感的工作环境也是骚扰，例如在以男性为主的消防队休息室的墙上张贴裸体女人的年历。性骚扰的受害人和骚扰者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受害人并非一定是异性，同性恋的骚扰行为也构成性骚扰。原来美国的军队一直拒绝征同性恋服兵役，因为士兵们共享的私密空间很小，缺乏隐私。然而因为美国的公平就业法禁止性别歧视，也包括个人的“性定位”（sexual orientation），所以近年来美国军队放松了对同性恋的限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我不问你，你也别告诉我”（Don’t ask, don’t tell）的政策。矛盾的是，同性恋公平就业又增加了同性恋性骚扰和被骚扰的可能性。
统计资料显示，在2006财政年度，美国公平就业委员会受理了13,867宗性骚扰投诉，（其中15.9%是男性投诉的），解决了11,731宗，共为受害者争取了4,94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这还不包括通过法庭诉讼得到的经济赔偿。
因为有公平就业法的保护，美国的劳工成分非常多元化。以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员为例，中国的“空姐”向来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妙龄美女，身材高挑苗条，长相漂亮，最近才见到少许英俊的男性空服员。而美国的空服人员则是黑、白、胖、瘦，高矮参差不齐，老、中、青三结合。如果哪家美国航空公司敢于在招聘广告上将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作为招聘的条件，一定会遭到一场灭顶之灾的诉讼。
然而对于某些特定的职业，公平就业法允许雇主采用一些歧视性的特殊招聘条件，即所谓“善意的行业资质”（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简称“BFOQ”）。例如，时装设计师可以只招聘年轻美丽的模特儿为自己设计的女装走秀，并不涉及性别和年龄歧视。又如，教会学校可以规定只招聘信仰某一宗教的教师，尽管所教的科目与宗教毫无关系。
相比之下，目前大陆的就业歧视殊为堪忧。以年龄为例，40岁以上人士求职异常困难。我看到过许多招聘广告，尤其是文秘、公关和房地产销售之类的职位，对应征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就差明确规定胸围，腰围和臀围了。对服装模特儿的性别歧视尚可理解，因为总不能男扮女装。然而现在国内的“车模”就令人费解了，名车一定要配上美女，似乎男人就不会卖车。此外还有酒吧和饭馆里推销啤酒的，一定是穿着紧身的“喜力”或“百威”短裙的小姐，从未见过“啤酒先生”。至于夜总会的女公关或深圳色情架步里为港澳富婆服务的“少爷”，无一例外都是吃青春饭的。又如公私企业老总的秘书，几乎成了情人的代名词。至于最近大陆广为流行的“潜规则”一词，既是名词、也可当动词用，其实就是性骚扰的同义词，俨然成了影视和媒体业的行规。
大陆目前还缺乏完善的公平就业法，这与国情有关，因为中国有几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廉价人力资源，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所以用人单位可以挑肥拣瘦。此外大陆目前尚有户口制度，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就业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如工资、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及其他福利，根本做不到同工同酬，而且这种差别都有国家政策明文规定，将其合法化。只要城乡差别存在一天，对农村人口的就业歧视就很难消除。
在高端人才市场上，大陆的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近年来大学招生量急剧膨胀，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考生570万，录取新生27万，录取率低于5%，1978年全国录取人数约40万。2008年全国高考考生超过1,000万，录取人数约600万，录取率为57%。197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仅80万，2008年则达到2700万，增加了30多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在的大学已经接近普及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所以现在大学毕业生的素质远不如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膨胀和含金量的降低，导致竞争激烈。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饥不择食，于是雇主便可趁人之危，在年龄、性别，甚至身高、体重等方面提出苛刻无理的要求，而这些因素与雇员的业务能力并无关系。此外，政府明文规定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将地域歧视合法化。
要在大陆实现公平就业，法律保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首先制定公平的政策，只有在国家政策中取消对农村人口和外地人口的歧视，公平就业的法律才不会是一纸空文。
第二篇：公平、效率与就业
文章标题：公平、效率与就业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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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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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就业歧视与教育公平
“非211不要”的就业歧视与教育公平
近日，一条旧闻引起不少人关注： 2007年，深圳某银行招聘，规定必须来自211大学。深圳大学某学生写信给章必功校长，校长安慰：银行招聘人员素质低，不必在意。第二天，他让学校财务处撤回学校在该银行的所有存款，“如果银行再不改，就号召2万多学生的家长把存在这家银行的钱全部提出来。”涉事银行很快改了招聘启事。
大部分人当然是觉得章校长此举大快人心，令广大非211高校学生扬眉吐气。不过“名门痞女”洪晃的看法独异于众：“我认为歧视的定义为，有先天性特征作为选择标准，比如：不要华人，不要非洲人，不要丑的，不要肤色暗的，等等。似乎挑学校并不是歧视吧。校长的责任是把学校办好，让自己学生拿着文凭好找工作，不是跟不录取自己学生的公司叫板，这种心态真的不对劲。还有，什么叫211大学?” 不少网友与洪晃争辩，她又加了几句解释：“原则上来讲，用你自己无法改变的特征去择选你，比如性别，种族，肤色，这是歧视。但是根据你的能力去挑选不是歧视，是优则录取。正常情况下，你考上什么样的大学靠你的能力，这个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校长和教授们的能力。不要你就是歧视是一种坏心态。”她还举自己为例：“我大学毕业找工作，考研也吃过不少闭门羹。主要是我去找的工作明确要求要有某种学历。我没觉得是歧视，只是想要不要去再学个文凭回来。” “非211不要”究竟算不算歧视?查查“歧视”的定义：“歧视(prejudice)即：人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的眼光对待。”毕业于何种等级的高校，自然是“出身”之一种，因此可以算是歧视。然而，歧视是无所不在的。现实就是，即使你以非211高校学生身份被招进银行，领导、同事看你的眼光肯定跟看211高校毕业生有所不同。要改变他们的印象，你需要表现得更杰出更努力，章校长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洪晃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妨置换一下：某银行的招聘要求是“非本科生不要”，然后某专科学校说：你们搞歧视，我们撤回存款，还要号召家长取空储蓄!你觉得这种做法还会引起公众的同情吗? 这里的区别或许在于：教育资源的倾斜本身是否达致公众认可的公平。本专科之别，一是个人高考分数之差，二是学习年限与目标之别，本科的个人投资额度、个人努力程度都超过专科不少。招聘单位有理由将学历作为预估个人能力的指标，也不太会引起公众抗议。但“211”不一样。章必功校长就直言非常讨厌“211”与“985”这两个数字，因为“他对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制不满”。有人说，美国大学不也有排名吗?事实上，理想的大学排名应当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且应当细化到专业。我们常说某大学一般，但它的某专业在国内排名非常靠前。如果你用“211”一划，某大学全选清除，岂能服众? “211”的痼疾在于，它是由教育部组织评估的结果，而且相当固化，并实行教育资源高度倾斜，有些大学有些专业再差也能坐享其成，有些大学有些专业则无论多努力都无缘无份，难道这会是一个鼓励学科竞争、鼓励人才培养的好制度吗? 再进一步分析：即令我们都知道，重视211、985是许多用人单位尤其是国企的潜规则，但将“非211不要”这样的条件公示于众，本身就会伤害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期待。因为按道理讲，211和非211的本科毕业生，学历是同样的。只是因为教育体系自身无法做到“宽进严出”，又人为地将教育资源强行划分，希图“造大船”，才制造出中国特色的“211”，以此为区分标准，实难让人口服心服。
我能理解用人单位减少筛选成本的苦衷，但也应该考虑到公开宣示歧视条件，的确会寒掉多少非211高校毕业生的心，毕竟，211和985们，总是毕业生中的少数。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醒目地写道：“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议用人单位都聪明一点，不要将出身歧视公布明示，伤害公众情感，更希望教育部能“放水养鱼”，让各高校在更自由平等的环境中竞争，博取社会口碑，而不是终年诚惶诚恐地迎接上面的评估小组。
第四篇：法本就业
法本就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法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学专业理应是一门朝阳学科，从社会需要来看是大有发展前景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无论是做警官、检察官、法官、行政机关公务员；还是到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务，做律师；或是到高校做法学教师，到研究所做法学研究者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的关键是广大法学专业毕业生和家长要转变就业观念，扩大职业范畴，做好长远的职业规划
以下针对近年来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求职选择意向做一些深入分析并提出就业建议，希望对大家的择业有所裨益：
1，公务员（包括公检法系统）
从就业单位性质上来看，党政机关、公检法机关工作稳定，待遇好，工资高，依然是法律类毕业生的首选，同时选择到部队、海关、武警边防等单位的也在逐年增加。但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些机关都要经过重重考察，参加公务员考试（大部分公检法机关职位还要求通过司法考试），仍是目前法律专业毕业生进入公务员行列的唯一门槛，因此如何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广大毕业生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考国家公务员的时候，二级学科划分的专
业并不那么重要，通常要求是学法律的即可，但有很多职位在报名简章上就会标明需要党员。法院和检察院现在要求也必须通过司法考试。特别是在面试中，政治素质、反应能力、时事敏感度、组织能力的要求比较严格。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也相当低，考试成绩为中良都基本上没有希望，所以，要做好考前几名的考前准备。
2，律师
就职业状况而言，律师作为社会公认的高收入阶层，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加入WTO，律师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懂英语和国际法的律师的职业前景十分看好。律师的收入构成可分两种计算，一种是拿工资式的，事务所付工资，律师负责打官司，根据能力大小，高的年薪能拿到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低的可能年薪只有1万多元；另一种是律师不拿工资，但挂靠律师事务所，律师得自己去找客户，根据业务提成，一般在30%至70%不等。并且，根据经济法、劳动法、知识产权的专项不同，收入也会有差别。进入律师行业，同样需要以通过司法考试为前提，如果毕业时未能通过司法考试，可以先争取做律师助理职务，在积累实战经验的同时，继续准备司法考试。一旦通过，即可通过一年的实习，成为执业律师。
3、企业法务
企事业单位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增长点，去这些单位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国内只有大公司才设置这个部门，相
对人才供给来说，职位数量很少。相对而言，外资公司的法务部对新人开出的年薪大概在5万到10万元，大型民企和国企则只有2万到7万元。通常，进入外资公司，出色的外语读写听说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民商法和国际法这样的热门专业社会需求更大，就业也相对较好，但热门的专业意味着应聘人数较多，竞争也更激烈。如果能寻求到实习机会那是最好不过，拥有几个月的经验将能使你在和别的求职者竞争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4、其他行业
求职时千万不要受“一定要所学专业对口”这种观念的限制。著名职业规划师许小平曾说过：“学法律的可以有360 种就业，带着法律专业的背景去做非法律的工作”。学法律主要是培养一种法律意识，学会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当然是最好，但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一样会有灿烂的前程。当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也要整合自身的所有资源——包括你在大学四年所学的专业资源去打开职业之门，再去尝试、去摸索，最终通过不断的调整，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之路，以销售和外贸类工作为列。
销售类工作：特长在于对合同法、证券法等经济法律的熟悉，求职过程中需要突出自己的专业背景与岗位的联系。当然，在学校期间，掌握一些销售工作的知识，例如业务流程、行业职业现状，还有沟通技巧，更有利于说服面试官放弃那些毕业于营销专业的学生而签下你。
外贸类工作：对于有法律基础的学生来说，可以利用在校期间熟悉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业法律，这是谋取该类职位以及在外贸行业有所发展的有利条件。针对一般公司对新人的要求，可以参加由一些有实战经验的老师所开办的培训班和课程：外贸流程，包括单据操作、业务拓展、货物质量控制等等。
此外，参加事业单位的招考、自主创业，从事法制刊物的编辑工作等都不失为求职就业的良好选择。
法学天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实践性很强，所以学生绝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是闭门造车。法学专业学生在充分学好本专业理论知识的情况下，还要深入生活，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如到公、检、法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实习，学习实务操作，获得一些经验，并检验理论知识的正确性。尤其进入大四学习时，只要有各种可能的就业选择，都要尽最大努力去尝试（主要是参加各类招聘会和人才交流会）。此时，可借助在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的帮助或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机构来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相信，具备广博的知识，犀利的目光，踏实的作风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法律人一定能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凡的业绩。
第五篇：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改变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风貌
2011.07.19
一名参加过较近期战争的军人在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Services）面谈。今天的退伍军人仍可得到帮助。
（本文由米尔顿·格林伯格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作者：米尔顿·格林伯格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 Bill of Rights）——正式名称为《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于1944年6月22日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签署生效。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张扬，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在展开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行动。但另一个原因是，这项法律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于美国社会的根本性影响当时无人预知。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 和亚洲结束，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很快受到全面检验。短短几年之内，这部新法导致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风貌发生改变。
根据这项法律，二战退伍军人可立即获得以失业保险形式提供的经济辅助。但是，后来证明，这项法律中意义更为深远的一个条款是，为二战退伍军人提供了从职业、在职培训到高等教育的慷慨的受教育福利，并且让他们方便地获得住房或商业贷款。
为报答辛苦作战的二战退伍军人，国会出台了无数法案，但是《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有一个重要的支持者——著名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是它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维护退伍军人利益的民间组织。在1943年9月举的行第25届大会上，协会启动 了全面支持退伍军人运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将大会提出的设想——后由协会全国总司令哈里·克梅尼（Harry W.Colmery）执笔写成立法提案——称为“男女军人权利法案”（a bill of rights for GI Joe and GI Jane）。这项提案很快被称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是形容二战美军的俚语，最初代表“政府颁发”二字（Government Issue），用指军队的规章制度或设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结合了受人崇敬的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理念，在政界人士设法报答归国军人之际，“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注定会在国会里受到青睐。
背景还不只如此。尽管该法案的通过和采纳似乎完全出自充满感激之情的国会的无限慷慨，但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议员对美国战后出现的激进 化趋势感到的担忧，甚至恐惧。二战之前，美国向战争中致残的退伍军人提供福利和照顾，但对健全归来的退伍军人却极少关注。在当时诸多公众人物的记忆中，对 一战归来的退伍军人的忽视，再加上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曾导致发生抗议游行和灾难性冲突。1932年，两万名退伍军人在首都华盛顿集结，开始他们的“奖金 游行”（bonus march）。这些退伍军人希望在他们效力于一战之后，能获得他们认为政府曾经保证过的经济补偿，但这一行动酿成了美国史上最悲剧性的时刻之一。游行对峙 导致胡佛（Hoover）总统调来军队，在日后成为军界英雄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少校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少校的带领下，用枪弹和坦克对付了这支“奖金部队”（bonus army）。
在目睹过这场冲突的一些华盛顿决策者看来，1944年的这部满足退伍军人需求的可行法案已是时不可待。然而，尽管盟国的胜利已经显然，但很少有人 预见一年之后，随着美军向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轴心国彻底投降，会突然有 1500多万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从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场回国。
不应忘记的一点是，在日本轰炸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2年间，美国处于严峻的经济萧条中。因此，当战争来 临，美国需要建立作战部队时，全国毫无准备，很多人也未受过教育，作为军队来源的年轻人只经历过“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代。失业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在1933年的“大萧条”高峰，25%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即便是原来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此时也 加入了等候领取救济食品和施粥棚施舍的队伍，往往全家都面临贫困和失业。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并因此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其中包 括极权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一些深陷危机的国家掌权。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首度当选总统。尽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政府启动了诸多政府计划，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直至1939年，仍有1000万人失业，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17%。欧洲在1939年爆发战争，给 经济带来新的刺激和随后的征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在1941年后期参战，才使“大萧条”宣告结束。战争让年轻人暂时停止寻找工作，参军作战，其 他人则在后方就业，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在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他旗下报纸的大力支持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起“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运动，强调如果让战前领取救济食品的长龙再现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以及 这会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一视同仁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无论在精神还是具体条款上都非常民主。所有军人退役之后都能得到福利。这些规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在军 中服役至少90天，而且是光荣退役。无需有经济能力验证，也不必计算复杂的税收抵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基于军衔和服役经历的待遇差别。只有在计算 教育福利的年限时，才会考虑服役时间长度。使用福利时的官僚主义繁文缛节被降至最低限度。
对整个美国而言，二战的结束是一个欢动和如释重负的时刻。自然，没有什么人能够意识到这部具有变革意义的法律的影响力，就连许多和《美国退伍军人 权利法》的制定密切相关的人也不例外。当时的评论——国会内外均包括在内——往往注重在该法案中失业调整补助的费用和好处，但低估了教育和贷款条款的作 用。失业调整补助每周发放20美元，长达52周，很快被领取补助的人称为“52-20俱乐部”（52-20 Club）。由于“大萧条”的关系，参加二战的美军士兵几乎没人有过工作经历。政府内外对失业调整补贴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每周发放20美元会让这些人变 成不负责任的赋闲者。国会中一些来自南方的议员反对向黑人提供与白人同等的补贴。在1940年代中期，20美元是一大笔钱——用15美分或者更少的钱就可 买汽油、香烟、啤酒、奶昔，或是看一场电影。但是，只有略超过一半的退伍军人申请了这一补助——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结束的反应，以及当时视接受公共资金 为耻辱的观念。此外，接受补助的大多数人只领取了短短的几星期，因此这一补贴的实际支出不到预估开支的20%。
教育福利的方法是，由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确认退伍军人的资格，依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支付最长48个月的学杂费、书本费以及每月的生活津贴。至于退伍军人的住房贷 款，管理局向贷款机制担保可观部分的贷款，设定4%的低按揭利率。这些项目的正式内容，随后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版本中得到沿用（尽管条件不如以前宽松），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内容仍是美 国志愿兵役制招兵时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条件，现在的法律名称是《蒙哥马利退伍军人权利法》（Montgomery GI Bill）。掀起教育高潮
但是，让一切发生改变的是第一个《退伍军人权利法》。这项法律最突出的持久功绩是，它形成了一个如今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每个人，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或家庭状况，都可以而且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战之前，高中毕业是希罕的成就。参加二战的数百万军人甚至没从小学毕业，许多美国年轻人 都没有读到十年级。1940年代，只有23%的军人拥有高中学历，拥有大学学历的军人大约只有3%。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让农夫和工人的子女有可能获得 他们不曾梦想的更好教育，并让教育将带来更好工作和更好生活的信念在社会上普遍生根。在1940年，美国共有大约16万人取得大学学位。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的作用，1950年的大学毕业生接近50万人。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进入大学的并不全是青少年。在上大学的退伍军人当中，大约半数已经结婚，25%已经为人父母。最终共有220万二战退伍军人进入大学读书，此外还有350 万退伍军人就读职业学校，150万退伍军人参加在职培训，还有70万退伍军人接受了农业培训。退伍军人选择自己能够取得入学许可的任何学校或培训项目。阵 亡军人的被抚养人也可享用这些福利。《退伍军人权利法》的教育福利还可以在国外享用。退伍军人管理局在1950年报告说，有5800名退伍军人根据美国 《退伍军人权利法》在45个国家学习。为使经历战争洗礼的退伍军人重返平民生活，大部分学校都认可许多军人在服役时接受的教育培训课程。高等教育各领域的 联盟组织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为评估军事资历制定指南，以便让军人得到应有学分，更快完成大学学业，加入社会劳动大军。《退伍军人权利法》不仅帮助各种背景的人获得高等教育，而且也使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从1950年代起发生改变。战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多数是私立 的，小型文科学院为主，坐落在乡间，住校制，精英式，而且校与校通常有种族和宗教上的区别。然而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可以用与完全相反的词汇来形容。如今的美国大学绝大多数是公立的（占入学率80%），高度集中于职业、技术以及科学教育，规模庞大，面向都市，适于走读，而且十分大众化。现今美国高等教 育为美国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带来的是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是作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电脑、工业、医药和太空领域随后出现的科技奇迹，都可归功于源源不绝的有知识的男女人才。退伍军人入**
在《退伍军人权利法》的起草者中，很少有人料到那一代年轻人在认识到其中教育条款的重要意义之后所迸发的巨大热情。大专院校几乎都对如此众多的退 伍军人报名入学毫无准备，而且更没有为学生的妻子和孩子设想，因为携妻儿读书的现象前所未有。许多主要州立大学的入学人数在一两年内翻了两三倍。大学的行 政主管面对大排长龙的学生、过度拥挤的教室，以及不堪重负的教职员工，深感必须创造奇迹不可。校园涌现了很多临时宿舍，过去为军队使用的预制房现在变成了 教室，甚至出现了活动房的营地。许多校园充斥着施工的嘈杂和噪音。而这一切对周边社区的地方商业和房地产开发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高等院校的资源和声望的 增长，在随后几十年中，这种影响力在很多地方日益扩大。当《退伍军人权利法》对二战退伍军人的适用期在1956年到期时，也就是二战胜利之后的第11年，美国增添了45万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24万名会计师、23.8万名教师、9.1万名科学家、6.7万名医生、2.2万名牙医，以及其他领域的100多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这些大学毕业生为整个国家带来更高的期望，他们的熟练技能也帮助形成了迅速扩大、具备读写和技术能力的中产阶级。美国不再是昔日那个以农业和小镇 生活为主的社会。读大学和随后进入城市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期望。在1970年代初期，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受过大学教育，而在二战之前，这个数字只有十六 分之一。2004年，美国有1600多万人在高校就读，其中包括社区学院。目前每年在美国高校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达110万，还有同样数量的人取得研究生 学位和专业学位。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它成为一种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力量，使有关性别、宗教和种族的固有观念发生动摇。该法不仅让普通民众通过高等教育接触到自由社会的概念，而且在校园中带来了各种族群的大融合。尽管许多女性在二战期间进入工厂或是从事过其他类型的工作，但在战后出现的高结婚率、急剧上升的出生率、以及购买自有住房的新机遇，都使女性在接 下来的20年间扮演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在35万名二战女性退伍军人当中，有6.4万人利用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但在当时，这种优 待主要为男性享有，许多女子学院甚至被改成男女混校，以应付陡然增加的入学人数。然而，由于有了这种机会，更大量的退伍军人的子女（也就是在1950年代 和1960年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进入高校就读。如今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女生多于男生。
在战后高涨的民主气氛中，许多美国人重新审视他们在战前持有的种种偏见。犹太裔退伍军人可以进入许多优等学校就读，而战前这类学校要么拒绝犹太裔 申请者，要么设立严格的名额限制。犹太裔和天主教徒一样，得益于城市地区公立院校数量的增加。《退伍军人权利法》使这些欧洲移民的子女能够进入学术界、商 界和各种专业领域，因此基本上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偏见。传统的黑人高等学府的入学人数也急剧增加，联邦政府也为这些院校提供校园扩建资金。在北方城市地区，黑人退伍军人可以进入战前只有白人才能就读的 院校。但是，1940年代的美国仍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这种局面在许多地区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杜鲁门（Truman）总统1948年颁布废 除种族隔离的命令以前，美国军队中存在着种族隔离，1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学校也是如此。许多黑人退伍军人遭到过于拥挤的黑人院校的拒绝，但却无法进入南 方的白人院校。尽管要经过多年和又一代人才实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无法实现的目标，但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的确是战后那一代人经历中的亮点。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大学读书。战争期间，军队作出的一个卓越成就，是为背景各异的数百万军人提供了从阅读到工程的各种课程。这鼓励了许多退伍军人利用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普通教育发展考试服务”（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esting Service）获得高中证书，亦即现在所谓的“普教发”（GED）证书。另一部分人则通过电子、医疗服务或商职培训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业。雇主被鼓励利用 《退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优惠继续为员工提供培训，推动更多人进入职场主流。许多人继续上学，美国人也因此形成了终身不断学习的伟大传统。人人拥有住房的国家
人人拥有住房是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第二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就，形成了美国前所未有的一大批有产人、独立产权人、房主和业主。在社区中拥有房 产的人们，更愿意为为社区尽责服务。《退伍军人权利法》给美国在地理、风貌和经济格局上带来的重大影响，与教育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驾齐驱。
在经历了长达16年的经济萧条和战争之后，住房危机之剧以及消费者压抑已久的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强大需求令人难以想象——这不仅因为普遍缺乏新住 房，而且也因为现有住房年久失修。虽然在二战刚一结束就开始恢复造房，但从钉子到瓦片，各种材料都很稀缺。住房建造商必须和重振经济不可或缺的商店及办公 楼建造商进行竞争。随着美国日益都市化，绝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大城市，那里的住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但是，征战多年之后回家的二战退伍军人决心通过结婚、养儿育女、以及最终拥有自己的住房来弥补失去的岁月。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经济和心理安全的一个有力象征。
流水线制造工艺被运用于建造民房。截至1947年底，退伍军人管理局为100多万个买房、经商及农户贷款提供了担保。个人拥有的新建房从1944年的11.4万激增到1950年的170万。截至1950年，退伍军人管理局为200多万户提供了住房贷款担保。
在这种被称为“退伍军人管理局贷款”（VA Loan）的借贷方式中，政府为退伍军人担保半数按揭贷款，从而鼓励开发商建房，银行提供贷款，退伍军人通常无需预付定金便可买房。这一做法导致消费者需 求跃升，令美国制造商、企业家和负责修建道路、学校、教堂和购物中心的地方政府精神振奋。制造商创造或再造了他们所能想象出的具有战后时尚风格的各种家居 用品，让新建购物中心琳琅满目，家居应有尽有。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及其之后类似法律的实施，有1600万退伍军人利用“退伍军人管理局贷款”购买了住 房。现在，近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分散管理的市场方法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第三个建树是它的管理和资助方式。根据该法条款，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集中在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退伍军人事务 部），而不是划分给各个政府机构或私人机构。这是一个集中化的联邦项目，但它以分散管理的市场方法作基础。国会决定完全经由退伍军人自身的机制来发放《退 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教育福利资金，而不是经由教育机构，后者原本希望在战后完全控制这些资源的分配权。这个做法奠定了美国战后向大学生提供联邦贷款和赠 款的基本方法。时至今日，在美国，以提供受教育机会为宗旨的资助项目，例如学生贷款，依然直接面向学生而不是由学校经手。同样，战后的住房危机也是通过担 保个人贷款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府兴建或管理的住房项目；这类住房项目有很多未能有效解决住房危机。
回头看，《退伍军人权利法》可能会被有些人视为一个庞大的公共“福利”项目，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最初是一个在特殊时期实施的 特殊法律，只适用于那一代的退伍军人，不与需求挂钩。但此后，该法的主旨被继续适用于二战之后的所有退伍军人，并继续是维持美国志愿兵役制的一个鼓励因 素，这项法律也因此具有了深远意义。对非退伍军人乃至全民而言，该法确立了一个通过教育和房产所有权实现个人成就的模式。此外，该法还促成了一种氛围，使 追求知识成为各种背景的美国人的共同向往，进而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包容，对与消费领域和其他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选择也有更多需求。
无论初衷是否如此，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说明，一个国家对提高多元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作出明确承诺，是对个人和国家双双极为有利的。《退伍军人权利法》使美国度过动荡的岁月，重建了国家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并且帮助美国迅速登上世界舞台的领导地位。-----------------------------米尔顿·格林伯格(Milton Greenberg)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政府学荣誉教授，并曾在担任过该校教务长和临时校长。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田纳西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和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任教，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在罗斯福大学（Roosevelt University）担任主管教学事务的副校长。他曾与杰克·普莱诺（Jack C.Plano）合著重要参考书《美国政治辞典》（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该书于1962年首次出版，现已第11次再版。1997年，米尔顿·格林伯格撰写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改变美国的法律》（The GI Bill: The Law That Changed Americ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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