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卷研读笔记

第一篇：第14卷研读笔记

本卷的半数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其中大部分内容为军事术语、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地名和军事人员的名字。这些词条的显著特点，是充分反映了相关内容的历史变化和历史事件，让我们获得充分的相关知识，并能从中领悟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尽管其内容主要为军事术语和相关的地名与人名，但对于意在培养自己历史唯物主义素养的读者，却是值得一读的。

在《攻击》（71—75）中恩格斯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时，谁先夺得主动权，或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强国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统帅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运动战是既有围攻式的进攻，也有阻援式的防御。其中这种战略不仅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是如此。

在《阿尔及利亚》（99—110）中恩格斯提到，“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法国人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一切准则，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为了替自己辩护，法国人硬说卡拜尔人残暴，他们嗜杀成性，他们拷打俘虏，并说什么对野蛮人宽容是一种错误。”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西方的所谓文明的基督教世界仍然是这样残暴地对待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并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辩护，比如揭露出来的美军虐俘行为。其实，他们才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人。因为他们是屈从于金钱的民族，只有钱的灵魂，而没有人的灵魂。铜臭之所以看上去没有臭味，只不过是因为它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而已。

在《贝尔纳多特》（157—167）中马克思提到，“1818年2月5日，查理十三逝世，称为查理十四·约翰的贝尔纳多特就被欧洲承认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这时他企图修改挪威宪法，恢复已被废除的贵族阶层，掌握绝对的否决权以及撤换一切文武官员的权力。这种企图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了1828年5月18日骑兵袭击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的克利斯提阿纳居民的事件。„„欧洲形势的改变，首先是波兰的起义，一度促使他产生建立反俄同盟的想法。他根据这种想法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建议，但遭到坚决的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于1834年6月23日同尼古拉皇帝签订同盟公约（这个公约使他成为俄国的陪臣），以此为自己有过短时间的闹独立的思想赎罪。从这时起，他在瑞典的政策具有如下特点：蓄意侵犯出版自由，迫害犯〔侮辱国王〕罪的人，反对进步措施，甚至连那些要使工业摆脱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陈规束缚的措施也在反对之列。他利用参加瑞典议会的各阶层的角逐，长期有效地破坏了各种运动；但是议会于1844年通过的自由主义决议（根据宪法，议会在1845年应使这些决议成为法律），使他的政策有彻底破产的危险；但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死了。如果说，在查理十四统治期间，瑞典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挫折中有些恢复的话，那末这决不能归功于贝尔纳多

特，而要完全归功于人民本身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今天，有人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归结为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在学术逻辑上就不通，在实践中引爆了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今天中国的成功同样要归功于人民本身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

在《布吕歇尔》（174—192）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让我们注意到打败拿破仑的最大功臣是布吕歇尔，而不是威灵顿。但在布吕歇尔访问英国时，牛津大学居然授予他教会法和民法博士学位。世界著名大学的奴颜婢膝可见一斑。这样的博士学位是羞辱，而不是荣誉。

在《炮兵》（193—220）中恩格斯提到，在火炮的早期，“炮匠不算作正规军的兵士，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行会，招收学徒，并且宣誓不泄露本行的秘密。当战争爆发时，作战双方都尽可能招募更多的、比平时要多得多的炮匠。招募来的每个炮匠或炮手指挥一门火炮，配有一匹乘马和一个学徒，并按他要求的数量配备专业助手，而搬运重炮所需的人员还不包括在内。炮手的报酬比兵士多三倍。当战争爆发时，炮兵用的马匹由承包人供给，承包人还按照合同提供挽具和驭手。在会战中，火炮成一线配置在阵线前面，这时火炮从前车上卸下，马匹则卸套；接到前进的命令时，火炮架上前车，套上马前进；口径较小的火炮在短距离内有时就用人力转移。火药和炮弹用另外的车辆运送；前车上还没有弹药箱。移动、装填、装导火药、瞄准和射击，所有这些操作过程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来都是极端缓慢的，而且在技术这样不完善、对于炮兵学几乎完全缺乏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命中率必然是很小的。„„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结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在这里，恩格斯向我们展示了从市场机制转为政府体制使得某个领域得以发展的一个实例。

在《步兵》（354—381）中恩格斯提到，“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各城市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处都得到了当时较大的、统一的君主国国王的响应。结果，各君主国建立了雇佣军队，一方面是为了镇压这些贵族，同时也是为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因此，君主制不能等同于封建主义制度。在传统的封建主义制度中要区分中央集权制和非中央集权制。与其说，中国的科举制带给西方文官制度是当代中国在政治上对西方的巨大影响，不如说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带给西方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央集权为皮，文官制度为毛。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因为法国政府很穷，所以十八世纪的帐篷和庞大的辎重都被取消了；实行了露营；军官个人的行囊，在别国军队中要占运送物资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国已减少到军官可以随身携带的程度。军队不是从兵站仓库领取粮食，而是指靠在经过的地区就地征集。这样一来，法国军队就具有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运动性和易于编组战斗队形的能力。战败时，他们几个小时就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进攻时，他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点，出现在敌人的两翼。”当年中共的军队也很穷，也有同样的机动性，但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那就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机动性更强，这是他们能够在运动战中击败国民党军的一个原因。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从1809年战局起，拿破仑就开始制造新的战术队形„„1813年以后，法国的一套战术成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财富。”这表明，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不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

《福格特先生》（397—754）是马克思回击一个造谣诬蔑者的著作。在这本

著作里，马克思不仅驳斥了对方的诬蔑，而是还揭了对方的丑。马克思这样做，不是维护他个人，而是维护当时一些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所共同从事的事业。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因为资产阶级法庭拒绝审理马克思的起诉，即使马克思不在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而只是要求公开审理。对此，马克思指出，“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站在私人和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门之间，并随心所欲地把门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譬如说，站在控诉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讯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诉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自己的预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负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人们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国家里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因此，在今天中国，如果不能直接取消法院拒绝立案的权利，那么，法院必须登记其拒绝立案和审理的案件，并按季度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如果同级人大常委会认为有立案和审理的必要，法院必须立案和审理。同时，在每年法院向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法院必须再次说其拒绝或曾经拒绝立案和审理的案件予以说明，接受同级人大代表会议的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治的人民性。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波拿巴雇佣了一些人组成十二月十日帮，这些人在波拿巴巡游期间，“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看来，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的遭遇其实早有历史传统。这就是西方警察保护下的民主、自由。

马克思提到，他和恩格斯是“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的。那种试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的想法是荒唐的。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意见上的差异，甚至要比今天国内许多学者在两三天内的意见上的差异小得多。

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张，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今天，美国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有类似的借口和目的。美国人民的反战其实就是反对被奴役。

马克思提到，俄国皇帝“尼古拉废除了受到1815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1815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1831年派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1815年条约在1840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马克思还指出，“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我们看到，国际条约本身只是一张废纸，国际法是被“尊重”而不是被遵守的。

马克思提到，“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

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真是恬不知耻！”国外报刊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如果对我们的一些做法滥加赞扬的话，反而值得我们警惕而不是沾沾自喜。

马克思指出，“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这大概一些国家的政府拚命维持工业繁荣和出口的原因。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来了，美国开始利用本国市场进行打压了。马克思还指出，“1857—1858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现如今美国也爆发了普遍的商业危机，其政府为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也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其商业停滞状态会拖延到什么时候，让人拭目以待。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对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这位贝克尔是这样写的：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经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类型〕的政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翻觔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

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贝克尔关于这位法济老爹还有其他的论述，就不罗列在这里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这位法济老爹挺像今天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一种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民主。“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赌窟，以便对它〔大量地〕进行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民族财富，那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鱼〕。”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金融创新其实就是这种信用民主化。

第二篇：第19卷研读笔记

在《给奥·倍倍尔的信》（3—10）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绝对没有什么要向西方经济学学习或借鉴的，至多要从数学或生物学那边借鉴点东西。

恩格斯还指出“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可见，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中国比那时的德国还稍落后的情况而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完全符合恩格斯的主张。

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党“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我们今天也没有权利代表马克思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

在谈到，拉萨尔的“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的陈腐不堪的观点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而今天胡培兆却把“劳动力价值由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所谓原理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注意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每一个公民负责。

在《哥达纲领批判》（11—35）中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无法避免一些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东西所导致的弊病。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商品经济的一个理由，但这种商品经济只应当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而不应当允许任何个人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无偿获得别人的劳动产品。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如果问，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那么政府对学校起了太大的作用就是问题之一。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看来，缺乏生产劳动的教育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一个缺陷。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41—59）中恩格斯指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情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不起作用的根本原因，铁面无情的规律只能适应，不能调控和改变。

在《卡尔·马克思》（115—125）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当再生产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尚未消费掉的商品的价值就会发生变化。这也使得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用统计学中求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来的。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26—131）中马克思反对别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而今天有人将“这条道路”解释成社会主义道路或共产主义道路。但从上下文看，“这条道路”实际上指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因此，那些曾经在中国盛行并仍然继续在中国喧嚣的所谓“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的主张，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让中国失去当代历史所能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并企图让中国人民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35—158）中恩格斯提到，1877年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中工人候选人获得了60多万票。他指出，“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首先在德国建立。

而恩格斯在这里谈到，“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这也可以作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会之间职能分工的参考。

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70—171）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有人说什么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革命，但他不仅在他所引的恩格斯文章中歪曲了恩格斯的意思，而且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恩格斯并没有对“宪法自由”抱有任何幻想。而当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德国革命也爆发了，但是德国工人党的许多人堕落于恩格斯早就警惕的幻想之中，而使德国革命失败了。否则，纳粹德国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了。

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72—190）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01—247）中恩格斯指出，“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

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社会地位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才能算是平等。

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恩格斯指出，“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中国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却说，资本家的资本是社会公有的或是为社会所有的，因为资本家办工厂让工人有工作做、有饭吃。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的生产成果，把社会所有纳入私有。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因此，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被炸毁的结果，不要指望危机本身会炸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人们通常以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并没有被恩格斯当作基本矛盾。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268—269）中马克思在表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时强调，“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同样地，中国要发挥公有制企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也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公有制企业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并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在《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273—276）中恩格斯指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只有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经济学才能真正断定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

在《雇佣劳动制度》（277—279）中恩格斯指出，“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因此，只要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被下岗，可以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他就没有得到解放。所以，电视剧《解放》中所讲的解放，对于今天的许多工人包括一些随时可能被单位不续聘的大多数事业单位的人员来说，那只是历史上的解放，目前阶段还谈不上解放。

在《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299—303）中恩格斯谈到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真正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包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关于价格与供求的观点，正是今天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观点，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难道不是比一百多年的马克思经济学更过时吗？

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315—318）中恩格斯提到，股份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而这种股份制却是中国今天拚命追求和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这难道不是一出荒诞的历史剧吗？

在《马尔克》（351—369）中恩格斯指出，“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存在。”面对这样的前景，德国农民该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曾有人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三农问题，这只不过表明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无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不关注当年德国农民的处境，而他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办法也正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钥匙。如果当年的德国农村适合采用这种办法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更应当采用这种办法，去立即着手而不再拖延地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次飞跃”。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430—452）中马克思提问，“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他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而且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不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还要必须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去补所谓资本主义的课呢？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对当时俄国的分析：“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如今中国倒是建立起了西方那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用于外汇储备的巨款、把通过低价出让土地和强制拆迁而交给转化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本家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城镇国有经济，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将会承认，公有制是中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因素。而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一直摘不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帽子，尽管我们一再讲明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同样，今天威胁着中国公有制经济生命的也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对于这种公有制经济的某种抛弃，以及由国家靠牺牲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而中国农村的改革恰恰是从把农民变成小私有者开始的。

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读书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4）《英国状况——十八世

纪》读书笔记

写作背景 1842年秋，恩格斯来到英国，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侨居两年。《英国状况》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春，是一组论述当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系列文章，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第二部分《18世纪》，第三部分《英国宪法》。因《德法年鉴》停刊，都连载于1844年的《前进报》上。后因恩格斯计划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及英国社会史的文章，就提前终止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写作。《英国状况》主要是关注英国近代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恩格斯从经济方面考察了近代英国社会的形成过程。换言之，恩格斯对英国“社会”史的考察实际上是一部经济史。

主要内容第一部分（第1段至3段）：主要介绍德法英三种不同的革命（德国哲学革命、法国政治革命、英国社会革命）以及三种革命在18世纪的革命中的地位。18世纪在大陆是革命的世纪，但在英国表面上却是风平浪静，实则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社会革命。与德国的哲学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这场革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德、法、英三种不同的革命：德国是哲学革命，法国是政治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二部分（第4段至第8段）：介绍英国的特点，为什么只有英国才有社会史。英法德：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的民族构成的，那时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第三部分（第9段至第36段）：主要介绍英国工业革命史。第9-13段，英国社会革命的后果。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并实行了人民宪章，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第14-36段，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1760年至1830年，政治兴趣的消失与后来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带来了一系列发明 “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只是在阿克莱和克伦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第四部分（第37段至第42段）：工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中间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动力。各抒己见赵阳：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一部分中对宗教本质的阐述是将宗教视为人的一种异化，人“正把自己的本质当做一种异己的本质来朝拜，并加以神化。”明显受到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但是在人为何发生这种宗教异化时，费尔巴哈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恩格斯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说：“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颠倒完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雏形，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对《英国状况》的评议侨居于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恩格斯却在《英国状况》中郑重敲响了这一社会制度的丧钟：“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在这里，“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自身也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对宗教进行黑格尔式的概念推演、逻辑否定。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是我们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经典作家原著的重要任务。第一'英国人和法国人都重视经验'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经验英国人的经验是对理性怀疑和限定的结果'而法国人的经验则是对理性的确信'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使理性向往的东西变为现实的经验*英国人的经验是单个人的经验'而法国人所理解的经验主要是民族性的经验'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英国人之强调经验'是因为两个民族传统的混合而产生的无法摆脱的思想矛盾'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是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的表现”因此'英国人的经验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而法国人的经验则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德国人继承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通过上帝造人-人的现世赎罪和来世幸福引入时间向度'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德国哲学有一定的历史感'它把精神的追求指向未来'具有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性。第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质疑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纳入到私有制这张巨大的经济运作流程图中进行考察，将商品的价格看成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而将生产费用细化为三个影响因素，即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地租，资本及其利益，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报酬，并进一步将之归为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在主观的人的方面，他将科学着重来谈，科学之于经济飞速发展有突出意义，工业革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次，恩格斯考察了私有制下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劳动的裂变过程。再次，恩格斯阐明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永恒波动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革命规律。最后，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所有矛盾的解决都归于私有制的废除。文本对青年马克思有过重要的启发作用，促使他更快地从抽象的哲学王国着陆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世界，虽然在哲学批判方面马克思无疑更超前，但是“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给予者；而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当时“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是理论的承受者。吴霜：恩格斯展示了从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前进趋势的方法。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个历史进步主义者。此时他拥有的视域也比同时期的马克思更为宽阔。马克思此时还在撰写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内容主要分为五个方面：

1、18世纪的思想理论

2、各民族地位分析

3、基督教世界秩序4、16-17世纪创造的社会革命前提

5、工业革命、财政学与哲学的原则。我在这里只谈一下在第三个内容中马恩思想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但在基督教国家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中提出：“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衰亡。”恩格斯将基督教分为农奴制形式和财产统治形式，然后走向人类解放。而马克思则认为需要经历基督教国家（宗教国家）到现代国家再到人类解放这样一个过程。郝晗婷：恩格斯从经济方面考察了近代英国社会的形成过程，十八世纪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一个飞跃，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它是生产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又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英国人受到的封建约束相对较小，保持着自由的个人主义心态，因而保留着些许商业精神。在恩格斯看来，在恩格斯看来，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乃至英国社会革命主要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特性。因此，民族意识以及作为民族意识的理论概括和反映的哲学，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恩格斯的论述启发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重视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文化传统的研究，重视哲学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影响的研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中国悠久的哲学文化传统，借鉴其他民族的哲学文化，建立有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充分发挥它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能动作用。王晓艳：恩格斯在《英同状况》中详细描绘了18世纪的英国社会，大工业机械化生产使得英国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经济上更加工业化和专业化，政治上更加民主化和法治化，个人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而社会则更加的城市化和流动化，并最终得出结论：英国的这一次产业革命奠定了用机器生产机器这一最基本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从而宣告了英国现代化时代的来临。我重点说一下英国的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根据马克思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这也在政治这一上层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英国这种政治局面的改变正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导致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于是在此基础上，英国人被分为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在这种状态下，为了维护个人既得的利益，保护个人财产不受外人侵犯，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于是民主主义党派伴着工业革命同时出现。王明伟：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书，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产生、发展以及影响的同时，指出英国同时正经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篇著作里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认识，通过介绍了工人阶级生活、生产的悲惨状况，阐述工人阶级产生的阶级和社会基础，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社会和历史地位及作用。可以说对工人阶级的论述是本著作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我主要阐述本著作中有关工人阶级的相关理论。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工人不断兴起，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又面临资本主义摧残的悲惨命运。工人阶级“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的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做了详尽论述。首先，对工人阶级孕育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生存现状的阐述。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的实地观察了解，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认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辉煌与成就的同时，看到了其黑暗的一面，英国工人阶级正承受前所未有的苦难，对工人阶级极端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做了详尽的描写与论述。其次，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作用的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苦难，同时也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为了改变自身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工人阶级队伍里蕴含了反抗资产阶级最伟大的力量。再次，对现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预示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阐述。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力量。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矛盾的产生，从而形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矛盾，最终会发展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英国阶级》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通过对英国社会状况、阶级矛盾的分析，有利于引导无产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从实践上，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启发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有利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刘荣辉：《英国状况》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春,在第一篇文章中，恩格斯着重批判了卡莱尔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和英雄观，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强调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第二篇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的社会革命，这个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当时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主讲：赵磊整理：赵磊编辑：吴霜

第四篇：第14课 学习笔记

第14课 学习笔记

1、为什么发菩提心的人才是殊胜施主，世间上的大老板还不算殊胜施主？请从五个方面对比作答。（提示：所施对境、所施物、态度、给予的安乐、时间）

从时间、对境、所施物、态度、给予的安乐等方面作比较，发菩提心的菩萨才是殊胜施主，世间人算不上殊胜施主。

一般世间凡夫的布施善行：⑴从时间上讲，世间人的布施只是偶尔的布施，并非长时间的布施；⑵从所施物上讲，世间人所布施的只是一些普通财物、食品；⑶从布施的态度上讲，世间人虽然给别人一些东西，但行为不一定非常恭敬，往往是以轻蔑的态度来进行施舍；⑷从所施对境上讲，世间人布施的对境只是有限范围内的极少数人；⑸从给予的安乐上讲，世间人只是解决了对方半日内的温饱问题。

比较而言，菩萨的布施善行：⑴从时间上讲，菩萨的利他是恒常的，这辈子利益众生，下辈子还是利益众生，乃至生生世世，一直到佛果之间恒时利益众生；⑵从所施物上讲，菩萨所施予的是暂时的人天安乐以及永久的具有无量胜法功德的佛果；⑶从布施的态度上讲，菩萨是以毕恭毕敬的方式施予；⑷从所施对境上讲，菩萨布施的对境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不仅包括一个国家或是地球上的所有人，人类以外的众生也包括在内；⑸从给予的安乐上讲，菩萨是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

法本P239第二段 法本P240第二段

2、请以教证、理证成立发菩提心的人是殊胜福田。

⑴教证：《趋入定不定手印经》中云：“文殊，恒持菩提心。譬如，将十方世界中一切众生之双目挖出，有人将彼等复原，或者将关于漆黑监狱中之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释放，令彼等享受转轮王或梵天之安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信心目视大乘信解菩萨，且赞颂之，则福德胜过前者无数倍。”

法本P253第一段 ⑵理证：对一切众生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完全成了一切众生的大施主。因为他的发心能给天边无际的众生赐予无上安乐。如果对他供养、恭敬、起信，功德是相当大的；反过来说，如果对他生嗔恨心、毁谤，或是骂他、打他，过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他是殊胜的福田，也是特别严厉的对境。

法本P247第一段、第二段

3、为什么佛子在遭遇痛苦、逆境时，反而会令善法增上、罪业不生？请举一实例。由于他的大悲心、对善法的意乐极为强烈，即使再大的困难和违缘出现，他也不会“知难而退”，反而会令安忍的力量越来越稳固，对殊胜菩提道的信心越来越增上。

就像以前的米拉日巴尊者、虚云老和尚，他们在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违缘，但是遇到这些痛苦时，反能将其转为修行的助缘，就像我们上师法王如意宝，在当年历史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自己的善心始终都没有改变。所以，对这些菩萨而言，就算遇到了再大的痛苦，自相续中的善法也会越来越增长。

法本P256第一段、第二段

4、对发心菩萨加害也能结安乐缘，与前面的“博施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长如心数劫”不相违吗？为什么？

并不相违。上句颂词是说明恶心的果报，若对菩萨生起恶心，果报是相当的严重。而此处的意思是说，菩萨暂时与究竟摄受作害者，若菩萨以大慈悲心摄受他，就能令这种恶缘变成善缘，就像慈力王暂时、究竟使五位罗刹拥有安乐一样。因此，就算是有人对菩萨加害，也会令作害者与安乐连在一起。即使与菩萨结恶缘，暂时会受一点果报，但因为菩萨的发心力和慈悲力，作害者在很快的时间中也会获得佛果。

法本P263第二段、第三段、第五段

5、如果世间上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越来越多，对我们国家、社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请以理建立。

菩萨的心量特别广大，只要能让众生获得快乐，他都愿意全力以赴，不仅是在心里发愿，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去做，今生来世乃至生生世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唯一的意愿就是满足众生、度化众生。所以，如果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越来越多，世界上的疾病、灾难、困惑等就会逐渐消失，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讲，菩提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法本P241第三段

法本P242第二段

6、社会上有很多慈善机构，他们的善举与大乘菩萨利益众生的行为是否一样？请写出你的根据。

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进行布施，他所舍施的对境仅仅是少量的众生，时间也只是一年一月施舍一次，所布施的物品也是平平常常的食物，而且态度也是不屑一顾、极不恭敬，所行的利益也只是解决对方半日内充饥饱腹的食品。如此之举尚且被人们称为善行而受到众人恭敬，更何况说大乘菩萨了。因为大乘菩萨施舍的对境是无量无数的有情，从时间上讲是漫漫无期连续不断，从所施的事物上讲，也是善逝的无上安乐，从所行的利益上讲，也是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从行为上讲，也是以毕恭毕敬的方式施予。

以上通过对境、时间、行为、所施安乐等方面的对比，区分了世间好人与发菩提心的人的差别。

法本P242第四段 P243第二段、第三段 P245第四段、第五段

7、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了菩提心后，是怎样把自己的愿心付诸实践的？

从《释迦牟尼佛广传》中可以看得出来：佛陀在因地时，别人要钱财，给他！要房屋，给他！要自己的头目脑髓四肢，不管什么全部都给他！1998年学院开“金刚娱乐法会”的时候，表演过一个义成王子（佛陀的因地）的故事，就体现了“众生凡有所需，菩萨全部都给”的这种精神。

法本P244第一段

8、一个善良的人就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吗？无论是与否，请列出理由或实例，以证明你观点的合理性。

不一定。世间人大多信奉“以善行来对待善人，以恶行来对待恶人”，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如果有些众生特别毒恶、恶劣，我们就要尽量远离，不能亲近，否则，一旦亲近他们，就会使自己遭殃。然而，大乘佛教并不是这样，只要是有生命的众生，对我好的，我应该很好地对他，对我不好的，我也要好好地对他，不能以牙还牙，而应该以慈悲心来对待。这样的精神，可以说世间和任何宗教都是没有的。我们平常说“这个人特别善良”，但这种善良是有局限性的，也许他在关系好的人面前很善良，也许他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很善良，也许对人类很善良，但遇到一些旁生时他会不会也很善良呢？对于没有发菩提心的人而言，这是很难说的。

法本P244第二段、第三段 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不仅对人类乃至所有的众生，不仅是一天两天乃至成佛之间，一直都会特别善良。而世间人很难做一辈子好事。对于大乘菩萨来说，不只是一辈子做好人，而是生生世世做好人。

法本P245第二段

9、对发了世俗菩提心的人，生一刹那恶念也会一大劫堕地狱，那我们该怎么做才不致于堕落呢？

发了世俗菩提心的人是众生的殊胜福田，是非常严厉的对境。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对他生恶念，即使生了恶念，也尽量在没有过夜之前忏悔、互相说话，如果这个实在做不到，每天念二十一遍百字明，也可以遣除破密宗誓言和菩萨戒的很多罪业。

法本P249第一段 我们对严厉的对境生恶念有严重的果报，但如果对他生信心、生清净的欢喜心，这个功德完全超越了前者的果报。什么叫“生净信”呢？就是觉得他很好，是个好人，或者对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生起信心，若能这样，这个功德已经超越了恶心的果报。

法本P250第二段、第三段 我们对发菩提心的人，如果生起嗔恨心，最好要将这个生恶念的时间减短。即使对方真的做错了，自己暂时缓不过来，也尽量不要拖很长时间，互相都要说话，应该打个招呼。

法本P252第三段 首先，如上师所言要观清净心。观想对方是菩萨，不会有任何过失。有时我们看到对方的过失会产生恶心，有时无有任何理由也会产生恶心，但是如果生起清净心，以清净观把对方观为菩萨，明知对方是菩萨还会产生恶心的情况是很少的，因此观清净心是很好的方法。第二、提升自己的善心，增上自己的菩提心。若生起了菩提心，自己的心很清净，就不会再看别人的过失，很少产生恶心，所以提升自己的修学也很重要。

第三、产生了恶心之后要精进地忏悔。每天念二十一遍百字明，或念《三十五佛忏悔文》，通过忏悔清净罪业。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产生恶心，如果产生了恶心要马上忏悔，若不忏悔其果报是相当严重的。

生西法师：《入菩萨行论》讲记 第14课

10、在日常生活中，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众生？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在周围的人群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是菩萨，哪些不是菩萨，就像《华严经》中所说，善财童子依止的善知识当中，也有屠夫等行为不太如法的人，因此我们不能一看见行为不如法的人，就认为这个肯定不是菩萨，然后就侮辱他、说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诸佛菩萨在世间的幻变，有些是旁生的形象，有些是穷人的形象，有些是残疾人的形象，如果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些没有手脚的人，也应该把他当作佛和菩萨来对待，就像《迦叶请问经》中所说，对所有的众生作佛陀想、本师想。如果能这样，我们就不会妄造恶业，《入菩萨行论》中经常强调，我们对待众生时，即便是自己的目光，也应该和蔼慈爱。所以，大家在没有特殊密意的时候，平常看待任何一个众生，都应该以一种慈爱的心情、慈爱的神态，这样自己也不造恶业。

法本P253第三段、第四段

11、平时吃海鲜、杀生时，敢保证这些动物里面没有发过菩提心的菩萨吗？如果有的话，你的罪业有多大？对此今后你有何打算？

不能保证。对发心菩萨生一刹那恶念都有这么大的过失，如果把它一口吞下去，并且吞了很多次，吃了很多很多的菩萨，那么造的罪业非常大。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重新做人，看到任何一个众生，第一个不杀害他，第二个尽量对他不生恶心，以这种誓愿的摄持，乃至生生世世，我们的行为都会如理如法。

法本P255第二段、第三段

12、解释颂词：“不见尽遣二障暗，菩提心宝之日轮，坠于愚痴黑暗中，睁常断眼诚可悲！”

犹如没有眼睛就见不到太阳一样，世间上的众生因为没有智慧的明目，所以根本见不到能净除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菩提心日轮，这些众生时时处于愚痴的黑暗中，该睁开的菩提心明目不睁开，不该睁的常见、断见的眼睛一直睁得大大的，整天都是搞世间法，真是非常可怜！

法本P264第四段、第五段 所谓常见是认为众生五蕴常恒不灭，或者认为存在神我、常我等等。断见则认为众生五蕴灭后不再生，没有因果、没有前后世、没有解脱。

生西法师：《入菩萨行论》讲记 第14课

13、通过第一品的学习，你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请结合自己的修学体会作答。

第五篇：党课第一讲笔记

在入党积极分子党课的第一讲中，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了关于18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共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专家学者出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议中指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

老师说，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我们由生活单调，到了现在的生活丰富多彩！三中全会，促进了社会，推动了国家发展转型，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加强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