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经费供求5则范文

第一篇：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经费供求

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经费供求

摘要：本文论述了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日益紧缩的高等教育财政，以及私人教育成本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成功实现了从免费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过渡，但迄今为止，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经费供求矛盾，同时居民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没有满足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成本补偿水平的逐年提高，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求学成本、学生资助和预期收入等逐步成为影响个人及其家庭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1999年的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是0.5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够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下降的比例为0.562.而且，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私人教育成本的变化越敏感。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变化对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是最高收入户的两倍多。这表明，在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但另一方面较高的学费水平可能会挫伤低收入家庭接受该类型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学生资助政策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效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05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11.65万人。197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598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85.63万人。199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022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340.88万人。自1949年至1978年再至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程度的发展。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约为40万，1998年达到108万，平均年增长率为6.11.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约为85万，1998年达到340万，平均年增长率为7.41％。据统计，199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约占适龄人口的7.6.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重新修订的统计口径和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1.1999年，这一指标达到11.5.

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在八、九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以8－9的速度增长。同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渐逼近，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似乎向人们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蕴涵着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1998年以来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度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最有潜力的市场；高等教育投资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还是扩大有效需求，改变消费不足的有力手段。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下，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在1998年招生规模的基础上扩大了约44，年招生数约为156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11.5。2000年继续扩大招生规模，年招生数达到约220万。2001年招生数达到约250万人。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经费供求矛盾并存

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必须以高等教育经费水平的提高为依托。否则的话，高等教育的质量将会有一定幅度滑坡。而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制约。为弥补经费需求与供给的缺口，中国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正在采用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扩大财政来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二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挖掘高等教育办学潜力。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实践中，成本补偿政策的推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私人收益。而且，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受教育者个人实行成本补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发展多种教育形式是中国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扩展高等教育规模以满足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高等教育提供者向受教育者收取的学费不同于商品或服务买卖的价格，而是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分担一定比例的高等教育培养成本。因此，高等教育收学费是由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受教育者个人－向高等教育的供给方提供的成本补偿。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公共和个人共同承担。个人分担部分主要体现为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交纳一定数额的学费。

成本补偿合理额度（即学费水平）的确定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依据的原则应该是高等教育目的的达成。Bowen（1971）曾从多维度阐述了高等教育的目的，并对其经济目的和非经济目的做了详细的阐述。Leslie和Brinkman（1993）做了重新归纳，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包括[1]：（1）扩大教育机会，（2）促进经济发展，（3）为社会提供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4）达到特定的社会目标：公平、效率和规模扩展，（5）发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6）创造知识和激励人们学习。

那么，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进而影响到高等

教育公平、效率和规模扩展等社会目标的达成呢？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充分。曾对美国高等教育需求做过重要分析的Leslie和Brinkman（1988，1993）认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研究或者说对学费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扩展和均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很久以来就是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运用和实施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但是，如果学费增加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付费能力，那么这句话的真实性和运用价值将大打折扣[2].二、免费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过渡

从建国到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走过了一条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的免费加助学金的高等教育体制，过渡到由国家和个人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学费加奖助贷学金的新体制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学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用以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部分生活费开支。除此之外，还需要用部分高等教育事业费支付学生宿舍所需的各项开支。过去，免费加助学金的高等教育体制曾被认为可以很好地与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等社会道德原则和谐共存。然而逐渐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免学费或过低学费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以下弊端[3]：

1、由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带来的低私人成本，造成私人高等教育过度需求的存在，这种现象在私人收益较高的学科领域中更为突出；

2、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下降；

3、高等教育较少的入学机会；

4、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高的生均成本。相反，实行高等教育收学费政策不仅可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增加高等教育经费，而且还可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激励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

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的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在此前后，一些高等学校已经开始了降分录取少量自费学生的尝试，揭开中国高等教育收学费的序幕。1989年，国家教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从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从80年代中期到1992年，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实行的是公费生和自费生“双轨”招生制度。在此期间，自费生的比例和学费水平在逐年提高，公费生的学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1992年，国家教委提出逐步实行公费、自费并轨的思路。经过1993至97年的“并轨”过渡后，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公费、自费普遍并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学费制度。经过几年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实践，从高等学校的收支情况看，学费收入占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比重在逐年上升，1996年达到20，已经成为财政预算内拨款以外的最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而对于受教育者个人来说，随着高等学校收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占私人教育支出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尽管如此，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费供求矛盾。一方面是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的逐年提高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逐年下降。教育需求和公共经费供给的矛盾成为提高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水平的主要压力。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巨大压力下，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扩大了招生规模，招收本专科学生156万人。为配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接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而且可以招收中职（包括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毕业生。高职学生在高校“扩招”中占了相当的比例。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中职毕业生有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自1996年某些高校就已经开始了高等职业教育试点。但是如何实施高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探索的问题。1999年招收的高职学生的管理办法不同于普通本专科，如199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在2，000－4，000元之间，而高职的学费在5，000－6，000元左右；普通本专科学生的就业方式是“双向选择”，毕业生由教育管理部门统一发放就业报到证（原派遣证），高职生的就业方式是自谋职业。

据媒体报道，在2000年的春季高考中，北京地区计划录取1，755人（其中高职1，552人，普通本科203人），报名者仅1，10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徽计划录取6，300名考生，报考者高达3.5万余人。从历年的人均GDP看，北京的人均GDP均高于安徽。因此很难说，北京考生对高职的冷落是由于其难以承受较高的学费水平引起的。另一组数字表明，1999年北京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49，205人，招生计划总数为35，728人，报考与录取比达到了72.6，在全国位居第一。所以，北京考生对高职的冷落只能理解为，由于地区差异，北京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优于其他省市。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其教育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和就业前景很难被求学者认可。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还需要逐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收取的学费水平高于普通本专科学校，而且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水平也在逐年提升。198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只收取每年100－300元的少量学费，199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水平在每年2，000－4，000元之间。普通高校学费水平的提高和新的高等教育形式的出现，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而且进一步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供需之间的矛盾。但是，成本补偿合理额度（即学费水平）的确定，最终还要考虑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同时还要兼顾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

三、经济因素对个人及其家庭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

对个人而言，其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机会。个人的终生收入、健康、家庭构成和社会生活无不与其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4].尽管如此，人们对个人或其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过程的了解仍然很贫乏。事实上，许多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形成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影响个人支付高等教育的能力；某种能力指标，如高中的学习成绩，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对高等学校的选择。

在影响高等教育选择的众多因素中，一类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求学直接成本、学生资助、机会成本和预期收入。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受高等教育成本影响的程度用私人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来度量。弹性表示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需求的价格弹性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对于其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其准确定义是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私人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愿意支付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变动的比例。

作者曾采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户中抽样调查的数据，运用高级统计学中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高等教育预期收益和私人成本对高中毕业生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求学者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求学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入越高，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而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对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是负的，即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提高，会负面地影响求学者上大学的可能性。

这表明，其一，与家长受教育程度类似，父母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为孩子制造一个对接受教育有利的学习氛围，因此表现出追求较高教育程度的偏好；而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眼前的收入远比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现实；其二，尽管中国实行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学杂费减免、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等多元学生资助体系，但是，在受教育者上大学期间的经费来源中，家庭仍然是受教育者支付教育费用的首要承担者。所以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面临高等教育选择时，家庭财政约束最大，对逐年提高的教育费用的承担最吃力；其三，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价格信号会传递给求学者，使其产生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而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影响着其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当求学者接收到劳动力市场传递的有利于受高等教育者的市场信号时，求学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增强；当求学者接收到的市场信号不利于受较高教育程度者时，其求学意愿下降。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1）中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私人教育成本的提高而下降，但总体而言是弱弹性。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是0.5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够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下降的比例为0.562.（2）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在当前的私人教育成本水平下，10最高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330，10最低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738.这表明，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同样的幅度，对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私人教育成本的变化越敏感。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变化对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是最高收入户的两倍多。

四、规模扩展、受教育机会公平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若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学费在当前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时，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同时，城镇居民高等教育私人需求对私人成本的弱弹性表明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有着一定潜力的付费能力，因此，在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到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和学费水平的提高还要兼顾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如果学费水平提高过快，而学生资助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由于较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较高收入阶层，那么学费水平的提高对较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入学可能性的影响要大于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因此，学费水平提高的幅度，要兼顾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例、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是关于学费水平提高幅度的值得考虑的方案。

多渠道筹措经费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增加收入的主要举措。多渠道筹措经费的途径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教育税费、社会服务收入、其他财政性拨款、社会捐资集资、学杂费和其他经费。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途径中，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财政性拨款和学杂费收入。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自1993年以来，财政性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学杂费收入占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上升。财政性经费与学杂费相加约占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的90左右。如此看来，普通高等学校的经费收入仍然要依靠政府财政和私人支付两个主要来源。对公立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经费来源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政府拨款。为了维护公立教育的产品属性，学费占生均教育事业费应当维持一个适当的水平，如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学费占生均事业费比重的政策目标值为25.即使有提高，也应当以不超过30或在30左右为宜。

显然，要满足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需要，政府财政仍然要增加投入，同时还要广开源多节流。当公立高等学校中学费水平占生均成本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相应的教育财政政策目标却还不能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时，则需要考虑其他途径。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政策选择。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的途径有三：（1）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公办高等学校转制，（2）公办高等学校中建立民办学院，这样新建的民办学院可以享受其母校的已有资源，母校有基本的质量和声誉保障，民办学院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3）鼓励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给予教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民办学校政策支持，逐渐消除民办高校和公立高校在生源和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市场分割，使条件成熟的民办高校与公办普通高校在同一级市场竞争。

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分析，零学费和负学费（或者说免学费和大范围的助学金）情况下，较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意味着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不效率，如私人收益率较高而社会收益率较低的教育类型被赋予了大量补助。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实行统一的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因此对具有较多私人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高的学费，而对具有较多公共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少的学费，可以提高社会福利[5].但是，收取较高学费的教育类型会限制入学机会，而挫伤低收入家庭接受该类型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学生资助政策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效率。

2000年，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学费上涨的同时，国家助学贷款开始全面推行，实行无担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由国家财政对贷款学生应承担的利息给予50的贴息，成为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一项重要举措。就北京的情况而言，北京市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由北京市商业银行独家办理，北京市政府承诺向18所市属院校贴息，根据实际需求不限额度。2001年5月28日，北京市为鼓励学生及时还款推出一项政策，如果学生能够在毕业时归还全部贷款，政府将负担全部利息。从全国范围看，截止2001年5月底，全国53.4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16.9万名学生获贷，获贷率为21.6.申请贷款金额为33.4亿元，已签贷款合同金额为12.6亿元[6].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对学生的贷款利息补贴一半并优先安排，仍然有三分之二强的申请贷款的学生未能与经办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银行对于学生还贷没有信心。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毕业后流动大，个人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尽管政府出台了呆坏帐核销办法，但对商业银行而言，核销呆坏帐就等于说是商业银行本身拿出一部分资金。

尽管发展中国家学生贷款的经验比工业化国家更有限，但是目前运作的学生贷款项目在拉美国家遍及，而且在非洲和亚洲国家越来越多。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特别是高拖欠率使得批评界一致认为学生贷款在缺乏有效的银行系统或者其他财政机构的国家中是要慎重推行的[7].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从免费教育向有偿教育过渡的条件下，并无现成学生贷款管理经验可供采纳。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有效的个人收入监督机制，银行无法确切获知贷款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无法追踪调查贷款人的去向和收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案和机制才能够降低贷款制度的管理成本、提高贷款回收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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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vemanR.&amWolfe，B.（1984）。SchoolingandEconomicWellbeing：TheRoleofNonmarketEffects.JournalofHumanResources.19（3）：377-407.

[5]Jimenez，E.（1987）。PricingPolicyintheSocialSectors.PublishedfortheWorldBank.TheJohHopkiUniversityPre，p71-73.

[6]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截止2001年5月底）。

[7]Woodhall，M.（1995）。StudentLoa.InMartinCarnoy（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EconomicsofEducation（SecondEdition）。ElsevierScienceLtd，England.（好范文整理）

第二篇：论1919-1937年中国高等教育

论1919-1937年中国高等教育 自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便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没有了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禁锢，教育发展的模式也进入了多元化的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而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下，向德国等欧洲国家进行效仿和学习。可是，并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因此，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仿德国制”理想并未实现。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这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在留美归国的教育博士郭秉文的主持下，另一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迅速崛起。与北大的德国式不同，东南大学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式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此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但是，进入了30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模仿美国式教育的鼎盛时期逐渐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吸收融合中不断发展，但总体走向还是偏向美式高等教育。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仿法国制”大学区制——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曾有过稳步的发展，尤其是在1930年前后，教育和学术都曾有过一个相对稳定而良好的发展时期。而1931年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做过详细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3年7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出版了《二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一书，1935年5月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篇“教育统计”所载内容基本上是用1931的数据。在当时中国有4亿7千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是44167名，在今天看来学生数并不多，且已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都很落后，印度与中国已有很大的差距，因此，1931年中国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排名还算是靠前的。可是，由于日军侵华战争的影响，到1937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水平已明显低于印度。

总而言之，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十几年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黄金期，由蔡元培先生等教育先进分子领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失败和成功中吸取经验，虽然道路崎岖，但是发展稳健，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第三篇：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探讨与研究

论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作者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

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

1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

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

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

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

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

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

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

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

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

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

第四篇：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作者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

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

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

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

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

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

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

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

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是否充足，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干扰，影响了法院司

法独立。

因此，实行“收支两条线”，虽然在目前经济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对于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础建设和硬、软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一种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收支两条线”进一步进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并立法给予保障，即将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全年的开支预算，而这个收支预算，则建立在各个法院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由各个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设资金、人员经费组成。

这部分的开支预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核，单列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保证按预算拨款。

另一部分由办案经费构成，由于办案经费是随案件的多少而增减变动，属于不可预计因素，因此这部分经费由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逐月按需向同级财政提出，同级财政用法院上缴的诉讼费形成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限时拨给法院使用。专款的年终结余用于统筹，保证下一的经费。

这样，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法院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费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体现其灵活性，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院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法治”。

参考书目：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信春鹰、李林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严军兴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 刘作翔、雷贵章

《人大法律评论》 2000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收费考》 方流芳

《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五篇：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极大关注。他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早,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来进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否则,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他希望有更多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