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都区餐饮业美容美发制约机制范文

第一篇：殷都区餐饮业美容美发制约机制范文

殷都区餐饮业、美容美发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为推进建设殷都区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激励守信行为，惩戒失信行为，营造建设殷都区餐饮业、美容美发市场诚信的良好机制和环境，促进餐饮业、美容美发市场规范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区及在辖区从事执业活动的餐饮业、美容美发及注册执业资格人员。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餐饮业、美容美发主要包括：大、中、小餐饮业，生活美容院，美发场所。

第四条全区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协会根据餐饮业、美容美发及其执业资格人员的信用信息，负责组织对相关行业的评定信用等级，具体办法由区卫生局另行制定。

第五条餐饮业、美容美发信用评价等级分为：一星至五星-五个等级。

一星表示信用差，二星表示信用一般、三星表示信用良好、四星-表示信用优秀、五星-表示信用优越。

第六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餐饮业、美容美发的五种信用等级，分别实施白色、绿色、蓝色、黄色、红色五种类别的信用监管。

第七条红色监管主要适用于年度信用等级为五星的餐饮业、美

容美发行业。

对其实行信用激励机制，以扶持发展、加强服务为主，鼓励其做大作强，实施简化监督和较低频率或较低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一）在申请办理资质资格续期、登记的日常管理中可免于审查；

（二）对部分规模较大、列为扶持重点的实行直接挂钩、重点跟踪服务制度，扶持其做大做强；

（三）在评比表彰中，予以优先推荐；

（四）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或较好的辅导或工作提示。

第八条黄色监管主要适用于年度评价等级为四星级的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

对其实行信用预警机制，帮扶与监管并重，实施常规监督和适度频率或适度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一）在申请办理资质资格续期、登记的日常管理中的重点作程序性的查验；

（二）提供可能的辅导或工作提示。

第九条绿色、蓝色监管适用于年度评价等级为二、三星级的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

对其实行信用限制机制，防范与监管并重，实施日常监督和一般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一）在申请办理资质续期、登记的日常管理中予以必要限制和重点审查；

（二）列入专项检查的重要监管对象；

（三）定期对其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执业资格人员进行建设专业法律、法规培训。

第十条白色监管适用于年度评价等级为一星级的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

对其实行信用惩戒机制，以重点防范为主，实施行业重点监管和高频率或高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一）在申请办理资质续期、登记的日常管理中予以最严格的限制和重点审查；

（二）列入专项检查的重点监管对象；

（三）定期对其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执业资格人员进行建设专业法律、法规培训。

第十一条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专项检查、举报投诉核查、上级督办件核查或案后回查等非日常检查不受上列监管类别的限制。第十二条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所指日常检查频率及抽检率，由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规定，进行实施。第十三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行业协会组织评选的先进或优秀餐饮业、美容美发，其上年度信用等级应在三星级以上。

第二篇：健全制约机制 强化村官监督

健全制约机制 强化村官监督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村基层干部涉嫌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反映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信访案件特别突出，有的甚至引起集体上访、超级上访。在当前情况下，如何遏制涉嫌违纪案件的发生，如何对村两委会干部的监督和约束？笔者认为，须从健全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入手，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体系，规范村干部的施政行为，使其工作有序，办事有章，从而实现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一、切实加强民主监督。

要让群众真正参与管理和监督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成立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把村民民主理财小组参与财务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理财纳入到财务管理的必经程序，纳入财务制度并严格执行；在村组财务支出管理中，统一明确一事一议和专项开支一票否决化的工作制度，对公益性、生产性等专项开支和大额开支预算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定期对村干部使用资金的情况进行审核，从而把民主监督由过去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设立村务公开栏，定期将财务收支情况、大额资金使用、干部报酬、个人借款、水电费、招待费、车辆费用等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列项公布，增强财务工作的透明度。

益。聘请党性强、信誉好、有公信力的人担任廉政监督员，加强对村级组织及其党员干部的廉政监督。通过建立定期排查制度，督促村干部切实履行职责。对群众的各类信访件，要及时处理，及时收集各种苗头性、倾向性信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要加强重点核查，推动工作落实。县纪委要组织财政、审计等部门成立了重点核查组，加强对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核查组通过查看各乡镇“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登记台账、随机入村查看公示结果、现场询问村民等方法，核查出主要涉及财政资金收支科目列项、债权债务、固定资产核销等问题。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各乡镇及时整改。健全财务工作流程，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和资金审批管理等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推行民主评议、测评村干部的工作机制。

建章立制后，还要在严格按制度办事的基础上，建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监督评议、测评组织，对村干部就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议、测评，并将评议、测评结果张榜公布。需要改进的，村两委会干部要根据村民的建议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公布于众并认真执行。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测评，要以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村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与村民座谈等行之有效的形式进行，评议、测评结果要与村干部的使用和误工补贴（工

第三篇：关于完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完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个单位、部门管理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一把手”，同时还要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所以，完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实施有效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努力提高监督水平，防止权力的不当运用，既是“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也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

但是，如何完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呢?本文结合矿山企业的实际，拟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同时，尤其要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严格选拔任用单位、部门正职的入口关。只有把好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的入口关，才能为以后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要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和程 序，建立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相互制约的选人用人机制，并把组织选派与公开选拔竞争结合起来，以促进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的优化配置以及领导干部的合理流动，这是从制度上保证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对职工负责、对单位负责、对领导 干部本人负责的关键c另外，在选拔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时，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有机配合，使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超前到位，确实把握好他们的政治素质和

个人品质的关口，为其在今后工作中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确立一个较高的起点。在选人用人方法上，要注意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的选拔任用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搞好民主评议和民主推荐工作，以确保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公认度。笔者认为，在云锡马矿公司刚刚结束的部门正职竞聘上岗的工作中，马矿公司党委通过理论考试、综合面试、职工代表民主测评、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程序，全方位选拔任用管理人员的做法是值得普及推广的。

其次，要建立民主科学决策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凡属重大项目立项、大额资金使用以及干部人事调整等重大决策，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交班子集体讨论，让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在这一点上，云锡集团公司大多数单位的领导班子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笔者所在的马矿公司，领导班子甚至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决策前还广泛征求有关方面同志的意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这对防止个人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将起至Ij积极的作用。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要根据事实、证据、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如果出了问题不追究，该处理的不处理或处理过轻，责任制也就落实不了。因此，在严格执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时，要坚决克服好人主义造成的“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

再次，坚决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认为这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导致工作力度不够；有的则担心抓反腐倡廉会影响基层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生产经营的发展，等等。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担负起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作为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从我做起，率先垂范。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另外还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李嘉廷、成克杰等腐败案例可以证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都是因为其配偶或子女起了推波助澜甚至是“二传手”的作用。古人云：“妻廉夫祸少“，这句古训是很有道理的，许多历史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完善权力监督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规范而有效的内部及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具体制度。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内部监督，明确划分同级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职权范围，把权力限制在履行职务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对主要领导的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权力独揽、权力滥用，逃避权力监督和制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他副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也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建立健全厂务公开制度。一是要公开单位、部门的职责权限；二是各职能部门直接涉及职工群众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事项以及职能范围内应该向群众公开的事项，都应该向群众公开，同时

要求把办事纪律、廉政规定、违纪违规处理规定以及举报投诉的途径和方法向群众公开。另外，凡是研究确定公开的事项，公开后必须及时通过多种形式收集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能立即答复的应予以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应交办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群众反馈处理结果，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三，建立和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有关具体制度。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并完善上级领导干部对下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单位、部门正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责任制，明确权力监督和制约责任及主要责任人，把权力监督和制约工作作为上级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确保权力监督和制约工作到位，防止出现权力监督和制约上的“空档”。要进一步健全党内举报制度、群众举报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切实保障每个党员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单位、部门正职行使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民主权力。另外，要强化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部门正职的监督意识，使自己自觉地、主动地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严于律己，防微杜渐。

第四，建立纪检监察工作的“三不为"机制。一是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廉政从业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教育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牢固构筑抵御腐蚀的思想道德防线。二是建立“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反腐败工作合力，加大对违规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严肃处理各类腐败分子。三是建立“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要加强对人财物管理等易于发生腐败的部门和环节的监督，不断拓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领域。

总之，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力量、各种监督和制约手段的共同作用和密切配合，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单位、部门正职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不仅要依靠党内监督和制约，还要依靠群众监督和审计监督多管齐下，形成多层次、多渠道、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单位、部门正职始终处于各方面的监督和制约之中，确保权力运行始终不会偏离正确的航线。

作者单位：马拉格矿业公司

责任编辑：王珏

第四篇：建立动态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建立动态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内容摘要：领导的权力需要制约，但其目的并非消极的限制权力，而是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实现权力的健康运行，从而遏制因失去制约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然而我国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却相对低效。本文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以授予权力，运用权力，监控权力为流程，探讨如何建立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关键词：授予权力运用权力监控权力

领导权力是指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受人民委托执掌的公共权力。既然是一种公共权力，就不能随心所欲。也正是因为是公共权力，那么如果运用的好，则会造福子孙，反之如果运用的不好，则会贻害众生。如何正确和更好的使用权力，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的制约权力，而探讨如何有效的制约权力，就不应该仅仅把目光放在权力的使用上，应该拓宽领域，从观念和行为两方面出发，以授予、运用和监控权力为流程，建立动态的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一、授予权力要谨慎

1、落实选官用官的程序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就不乏“选官”之说。如汉代的“乡举里选”、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一种选官的制度。而这些选官制度的共同特点是皆为“官选官”而非“民选官”，在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领导干部选用也是如此，上级领导只要觉得某人不错，便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进行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下级“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官”的手中。目前，这种传统的选官方式虽然已经被打破，但其精神实质却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选官”制度上有了比较大的改革，引入了民主推荐、票决制、任前公示等制度安排，扩大了干部任用的民主程度，群众意见也成为任用干部考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又反复强调不能只单方面考虑群众的意见，不能谁得群众的票数多就任用谁。于是，上级领导固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无视民意而强行任用干部了，但是在确定究竟任用谁的问题上却占有着群众无法比拟的优势，此时群众的意见充其量只能算做“选官”的参考因素。厦门市委党校曾对现任县处级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及权力来源时，有64%的人认为“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靠个人努力，只有1%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的认可。[1]从此调查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云南省一位市级地方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的一番表白了：当官最担心的是上级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之后才是社会各界的反映和意见。[2]手中紧握着人民给予的公共权力，却只对身为上级的个人负责，这不仅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问题，折射出来更多的是我国选拔官员的体制问题。

我国干部选拔更多的依靠上级领导“慧眼识英雄”，这一方面在于选拔程序的不健全，更为关键的是选拔程序的难落实。鉴于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应进一步落实干部选拔程序。①民主推荐，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

察对象。在这方面重点在于要更多的吸纳一些客观的指标来确定被推荐人员，例如个人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包括基本的领导学知识和管理学知识，以及以前的工作业绩等等。②组织考察，这是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方面一是要重视对其考察领域的宽泛，不要仅仅关注工作八小时，工作外的时间可能更暴露和容易发现问题。同时一定要重视群众的意见。③充分酝酿，这主要是在党委、人大常委、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这一环节主要是对前几个程序的总结和归纳。④讨论决定。这时的领导应更多的发挥“伯乐”的作用，用“慧眼”挖掘出真正的人才。⑤任前公示，这是很容易流于形式的一步程序，也是任用程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一定要消除“公示即上任”的思想，一方面要确保相关人员公示信息的获得，另一方面要确保检举工作的保密性以及检举人的个人安全。

2、转变领导皆为“高尚人”的观念

经过层层的严格筛选，我们最终确立了所要授予其权力的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吸取以往的经验我们更应该关注上任后领导的所作所为。在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系统中，总是习惯偏向于人。认为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韧而解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否定“经济人”假设，把从事党政工作的领导视为由德才兼备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绝对的“高尚人”，他们品德高尚、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他们毫无私心也不会有私心，他们会运用手中的人民给予的权力全心全意地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这样的意识形态就为领导上任后权力的无限集中，监督严重失衡埋下了隐患。

之所以发生监督和制约的缺失，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价值观中，一直将共产党人或党的干部当成了大公无私的“高尚人”的化身，因而对他们的管理主要是建立在高度的人格信用的基础上，并相信它永远不会变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大量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已经否定了领导皆为“高尚人”的假设。因此，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来看待我们的领导。所谓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将“利己心”视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自身利益相关。在树立了这样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建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权力的运用。

二、运用权力要规范

1、加强思想教育

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倡廉教育力度，特别是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和规定三令五申，可是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明知故犯滥用手中权力，探其原因一是教育流于形式。一些已经受到惩处的贪污腐败分子表示，当他们处在领导岗位时，组织上和上级机关及领导只关注本地区的GDP增长、财政收入等工作政绩，而不重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的理论修养、思想修养、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考察和教育。二是教育教育的内容缺乏

针对性、方式和方法陈旧简单，没有从思想深处真正解决问题。因而“两面人”现象比较突出，即当面说的是一套，冠冕堂皇，一本正经。背后做的却是另一套，弄虚作假，欺骗群众。

教育在整个行政监督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行政机关违法违纪、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主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思想动因，而净化人的思想，必须依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教育与法制等其他具强制性的手段不同，其功能的实现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它潜移默化渗透到人们的思想，长期持久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通过坚持不懈地思想教育，有助于广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其中应以权力观教育为主题，采取示范教育、警示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使广大领导干部进一步明确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和规范运行。但是由于教育的落脚点在于启发觉悟，而觉悟意识总要受制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从精神方面获取的道德自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会发生作用，但当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与之落差太大时，道德自律的效力就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因此，教育只能被看作制约权力的一道“软”防线，而要想更为有效的制约权力还要建立相应的“硬”防线。

2、分散权力配置

合理、科学的权力配置，是关系到权力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但我国目前的权力配置，就横向的部门性分权来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常常集中于一个部门，这就会造成某一部门权力过大，必然会导致该部门领导的权力的过大，对其权力的制约形成了一定的障碍。而就领导体制而言,我国在权力架构上实行的是一把手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导班子内只有一把手说了算。腐败的一把手往往将本应该属于该部门的领导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自己一身,从而使各种监督机制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是在这些腐败的一把手所管辖的范围内,一把手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从而出现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同时，他们往往习惯于决策过程实行“黑箱作业”，用高压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使保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程序性规定流于形式。

因此领导体制必须从合理构建权力结构、科学配置权力入手。一种权力结构不合理、配置不科学, 在行使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背离权力主旨和目标的现象。这是产生权力滥用、权力失效和权力腐败现象的内在原因。合理构建权力结构, 科学配置权力, 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合理分解各权力主体, 使之处于相互平衡和谐状态, 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某一机关、某一部门、某一环节。二是科学界定领导权力职能和作用的范围, 清晰权力界限。[3]使权力由个人掌握转向集体掌握。在具体问题方面首先应做到细化同级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机构的职能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保证同级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领导人的职能权限更为具体。对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权限的规定要更为细致,注重程序、遵守程序，把权力分解到程序中去。重点细化“不可作为”行为, 如个人不能决定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

三、监控权力要有力

1、树立独立的监督主体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行政组织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制约，作为组织内部的从属性机构，缺少足够的实行有效监督所必须的独立地位和相对独立的权力。虽然它们同时受到上级监察机关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但是同级政府却掌握监督机构的人事权、财务权、领导权等重要权力，这就造成监督人员难以毫无畏惧的展开工作。对司法部门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本来对一宗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按照法律的程序和规定来执行，但实际上，法院往往不能独立履行职能，一些领导利用手中对法院非审判事务的管理权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影响法院司法的公正性。

改革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的监察职能。主要应包括：监察机构要赋予与同级党政权力机构相对平等的权力主体地位；由监督机构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由上级财政按纳入预算，由监督机构系统内纵向划拨管理使用。从而使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由独立监督代替附属监督。预防和消除司法腐败，关键也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在司法活动中，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自主地处理案件；司法机关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其人事、财务与地方脱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2、拓宽监督的工作领域

部门领导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决定了其具有双重的身份。八小时工作日中他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八小时工作日以外他则是普通的公民。监督机关也正是因此而把监督重点放到了其行使行政权的这八小时之内，而且只是紧紧盯住这八小时，从而忽视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机关“一把手”的“社交圈”和“生活圈”的监督，而一些腐败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腐败行为发生在这些监督机关的“真空范围”，如许多高官的子女、配偶成为滥用权力的帮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腐败分子滥用权力是不分时间、地点和范围的，监督机关仅仅盯住机关领导的工作日是远远不够的。

搞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必须进一步拓宽和延伸监督工作领域和范围，既要了解干部在“思想圈”中的政治表现、道德修养，又要了解他们在“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中的情况，实现监督工作的全面性和真实性，真正做到政府工作人员权力影响到哪里，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不留“空白地带”。近些年来，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因治家不严、交友不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因此，我们要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家庭，看一看领导干部是否管好了家门，是否管好了自己的配偶、子女，帮助领导干部过好“家庭关”；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社交、生活领域，帮助他们过好“交友关”和“生活关”。

制度建设是制约领导权力的核心和关键，是每一个阶段的“硬”防线。因此要确保制度

建设贯穿全程。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构建“三个环节”的全程、动态领导权力制约机制是保证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2001年4月编，第250页

[2]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3] 杨沫：《一把手”腐败现象与制度性缺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增刊，第114页

[4]徐邦友：《中国政府传统行政的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5]戴厚德：《群体高官落马现象引发的深思》，《理论学习》，2005（12）

第五篇：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重构

张兆松

【摘要】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督法律规范的欠缺性、监督范围的狭窄性、监督效果的有限性、上级监督的形式性和外部监督的软弱性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包括：

1、审判机关的权力制约机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逮捕批准权应由法院行使。

2、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以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实现，建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建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机制。

3、人民监督员的权利监督制约。完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提高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效力，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扩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保障措施。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包括：

1、强化内部纵向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备案审查制度，坚持和完善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报批制度，建立复议制度。

2、完善同级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检委会制度，强化检务督察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过程中，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构建职能明确、分工合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是当前司法改革中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检察权的宪法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权力体系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大部分。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检察机关面临着不少人提出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诘问，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权力滥用、侵犯人权以及办案质量不高等问题，给人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没有“监督制约”的印象。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约束机制，更好地防止权力滥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多年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对于打击犯罪，促进廉政建设，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质疑和加强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的呼声，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着手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建立。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构建始终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0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更是明确提出，今后三年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善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和内部制约的制度，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表现在：

(一)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侦、捕、诉分工制约机制。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由不同内设机构承担，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审查逮捕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决定逮捕的审查工作，公诉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同时实行不同的分管检察长负责制，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分管侦查工作的检察长不得同时分管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

2、控告申诉部门的制约。案件线索由举报中心接受和处理，并移送侦查部门。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对举报线索决定不予初查或者初查后决定不予立案的，侦查部门应当回复举报中心。立案由侦查部门经过初查后决定，不论是否决定立案都应将案件处理情况和初查案卷移送举报中心。

3、监所检察部门的制约。侦查部门应当将决定、变更、撤销逮捕措施的情况书面通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是否超期羁押的审查，对侦查部门在办案中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情况，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4、上级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省级以下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或者逮捕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此外，内部制约监督机制还包括本院财务部门的制约及纪检、监察部门的制约监督等。

(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1、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审判机关的制约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对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进行实体和程序审查，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或者

对其他非法证据要求补强，或者宣告无罪，以督促侦查人员严格执法，文明办案。

2、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监督制约。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聘请、会见律师，申请取保候审、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等权利。对侦查人员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诉或控告。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3、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制约。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03年9月开始，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经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施监督，监督的重点是“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1]这一制度是检察机关在探索接受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监督检察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办案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检察机关内部对职务犯罪侦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约规范，近年来，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违法违纪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都有明显提高。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队伍中的违法违纪案件比上年下降20%，2005年同比下降26%，2006年又下降1.2%。[2]近5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尚未终结的以外，在上述涉案人员中，已被判决有罪的达到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了30.7%，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撤案率、不起诉率持续下降，2007年的撤案率、不起诉率分别比2003年下降了3.4和8.4个百分点。[3]

二、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

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总体来说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监督法律规范的欠缺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在刑事诉讼法原则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专节规定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制度，但在仅有的5个法条中根本没有提及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相关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进行侦查监督。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自身制定的司法解释及司法性文件予以创制的，这就存在着制约监督规范制定过程不科学、内容不合理以及规范内容效力低等问题。这也是多年来导致民众对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质疑之声不断的主要原因。

2、监督范围的狭窄性。在侦查阶段，自侦部门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提请侦监部门批准外，其它涉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查询等，都未纳入到侦查监督范围。许多内容还是侦查部门自己决定自己执行，没有实行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原则。针对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仅把公安机关列为立案监督的对象，而把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立案排除在外。

3.监督效果的有限性。高检院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检察机关内部发现自侦部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时，可以提出纠正意见，而对于“纠正意见”提出的方式和效力均无规定，也未明确自侦部门拒不纠正错误时的法律后果。再说，自侦案件的立案、提请逮捕均由同一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审查批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造成此种内部监督的效果非常有限。

4、上级监督的形式性。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对备案审查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事实上，上级检察院的备案审查作用不大。不少领导对备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备案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认识不明确，备查职能作用发挥不足，使备查工作基本上流于形式。

5、外部监督的软弱性。外部监督的软弱性主要表现在：(1)刑事辩护权难以形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各种权利，但是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突出表现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自身执业保障难和申请取保候审难等方面。(2)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实效看，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的重构

现代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立法者每授予一项权力，必须同时设置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障权力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制约与平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即立足于我国宪政和基本国情，创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司法发展规律的，科学、公正、高效的现代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同级检察院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上下检察院之间的纵向制约监督机制。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外部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两个方面。外部权力制约监督在法律层面上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以及人民法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4]在权利监督制约层面，则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社会权利监督。

(一)职务犯罪侦查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1、审判机关的权力制约机制

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审判机关的制约机制主要是要建立司法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所有刑事侦查措施中，逮捕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所以，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首先必须解决对逮捕的监督制约。逮捕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关于该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案：[5]第一种方案是，由法院来批准或决定逮捕，即对逮捕及羁押实行司法审查，由处于“中立和超然”的第三方，采用严格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第二种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来行使。第三种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法院来行使。

笔者赞同第三种方案，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批准权应由法院行使。理由是：(1)目前，我国理论界通常认为中国审前羁押中缺乏中立司法机构参与，因而导致审前羁押处于失控状态。客观上说，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失之偏颇。因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宪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标准来审视我国现行审前羁押程序的。不可否认，我国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或无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以法律监督地位参与审前羁押司法审查活动的客观存在。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批准逮捕权是符合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和权力制约原理的。(2)自侦案件逮捕批准权由法院行使符合宪法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从逮捕构造的合理性看“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应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由于宪法关于逮捕权有明确规定，取消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的权力是违反宪法规定的。”[6]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上述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具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而人民法院也享有逮捕决定权。因此，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而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由法院行使，并不违背宪法精神。在不违背宪法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对某些问题在现行宪法规定的基础上作一些拓展性的改革。(3)由法院行使自侦案件的批捕权有利于实现权力制约。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逮捕和起诉，缺少了一个中立的专门机关负责审查批捕不符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而将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法院行使，就使法院与检察机关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法律关系，有利于体现“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权力制约原理。(4)由法院行使自侦案件的批捕权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和诉讼目的。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对控辩双方保持中立态度，这种态度更有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权的运作，既可以有效的防止将无辜的公民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又可以最

大限度地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国家权力的现象发生。在实际操作中，法院由于没有利害关系而更倾向于严格把握逮捕条件，从而更有利于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诉讼使命。

2、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防止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滥用权力，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应当赋予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和权利救济途径。

(1)以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实现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为解决律师执业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规定了一些新的措施：第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第二、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的权利。第三、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第四、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同时也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当以积极的态度，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律师法修改的积极意义。从律师法的实施角度来看，关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规定都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冲突。如果法律效力高于律师法的刑事诉讼法仍保持原状，那么新律师法的这些规定都将无法充分实现。所以，一方面，要抓紧修订刑事诉讼法，以保证刑事诉讼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相关规定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即使刑事诉讼法修改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贯彻落实也还需要进一步制定有关实施细则，以强化权利的可操作性。比如在落实会见权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内容：一是什么时间会见(律师在检察机关讯问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多长时间可会见);二是会见手续办理，如到看守所会见，除了出示“三证”，是否还需要出示办案单位的证明文件等;三是律师会见多长时间及会见次数;四是侦查讯问与律师会见时间冲突的解决等。

(2)建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但是没有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必须在场，新的律师法也对此没有作出规定。为了防止刑讯逼供现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必要建立侦查审讯时律师在场制度。律师在场制度是指在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赋予律师在场权，以增加侦查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在场律师享有以下各项权力：第一，了解案情权。即在场律师享有旁听讯问，查阅文书，从而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的权利;第二，审讯监督权。即监督侦查人员审讯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利，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权利;第三，提出意见权。即律师发现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影响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可以当场向讯问人员提出;对其它不当行为，不需要当场提出的，可以在讯问结束后向侦查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提出;第四，阅读签名权。律师有权阅读讯问笔录，如果认为审讯程序合法，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实自愿，对审讯程序没有异议，有权在笔录上签名。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经过律师在场讯问后，很少出现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翻供的现象，提高了诉讼效率，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从2005开始在反贪部门尝试推行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经过实践，已取得良好效果。

(3)建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机制

在基本的权利救济机制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权利的外延和范围，最多只是在法律上列举更多“权利条款”的效果，而不会给犯罪嫌疑人、律师带来辩护环境和辩护效果的实质性改善。律师法的修订，关于律师权利的保护方面体现的仍然是在进一步地增设权利，而不是建立权利救济机制。鉴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从法律后果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法律后果包括程序性后果和实体性后果两方面内容。前者是指对案件程序的影响，比如是否导致程序无效等;后者是指对案件实体的影响，如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等。刑事诉讼法应设专条规定，对所有强制性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都有权向法院申诉，要求法院对这些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并对那些已被确定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采取程序性制裁措施。

3、人民监督员的权利监督制约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内部规定建立起来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是检察院的“内部”制度，应当由全国人大统一进行立法，使其规范化、制度化。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增加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内容。只有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监督范围和职责，人民监督员制度才能成为法定的检察体制的一部分;只有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人民监督员的工作方式和相关程序，人民监督员工作才能形成新的诉讼机制，进而为保障司法公正发挥更好的作用。

(1)完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拓宽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范围、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业务素质的标准、改革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人民监督员选任时要兼顾专业性和代表性，既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胜任监督工作，又必须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较高的社会威望。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上，目前，有的由侯选人所在单位确认后检察机关认可;有的由检察机关考察确认;有的由检察机关与推荐单位协商确定;有的由当地党委组织部门考察推荐，由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有的是检察院与推荐单位商定后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根据现行规定，人民监督员最终由检察长颁发人民监督员证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人民监督员。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难免会影响到监督者的监督力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由国家立法机关来统筹安排。具体而言，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可从确定人民监督员的审查部门、建立人民监督员身份公示制度、实行选举任命和建立人民监督员罢免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可以采取个人申报和人大选举相结合的形式。任何符合人民监督员条件的公民都可以申报人民监督员，由人大法工委进行资格审查，并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然后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一定数量的人民监督员，由人大颁发证书。由此提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地位，切实地履行职责。

(2)提高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效力。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检察机关，监督实效难以保证，并会引起打击人民监督员监督积极性的消极后果。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人民监督员表

决意见的再议环节，通过检察机关的内部程序将表决意见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或在检察委员会的决议与表决意见不一致时，由检察长递交当地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以赋予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强制性效力。

(3)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目前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采取是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的结合。如对逮捕属于事后监督，对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的监督属于事中监督。同步监督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人民监督员进入检察机关做出司法决定的过程，必然会侵犯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二是对拟撤销案件的监督，其审查的期限最长可以是一个月，如果确属应该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会受到侵害，特别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不应有的羁押。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宜采取统一事后监督的方式。这样既可以避免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法律规定相冲突，也可以及时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事后的监督渠道同样能够达到制约、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效果。

(4)扩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目前，人民监督员监督对象只限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立案、撤案、逮捕和不起诉决定等，监督的案件范围较小。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范围过小，就难以实现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也难以体现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决心和诚意;如果监督过宽，则不符合效率原则和程序经济原则。在我国目前法治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至少应将所有侦查强制措施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5)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保障措施。当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受理监督事项后，检察机关的职能部门必须担负起如实报告的义务，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书、卷宗材料、咨询等，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逾期不予办理，或有瞒报情形的，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监督的程序，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更具操作性、规范性。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强化内部纵向制约监督机制

(1)完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备案审查制度。200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备案规定》”)。该《备案规定》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实行备案审查的有关内容。从备案审查实践看，有很多具体环节难以操作，如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备案材料过程中，通过什么渠道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对于除“应立未立”、“立案错误”这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问题，如涉及定性、管辖、适用法律等问题应如何处理?等均无规定。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扩大备案的范围，所有的案件，不管反贪污贿赂案件还是渎职侵权案件，也不论是否为大案要案，都应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二扩大备案的内容，除了现行的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处理结果备案外，线索受理和初查以及所有侦查强制措施的适用都要报上级院备案。三明确备案的期限，对于不立案、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结案每个环节的决定一旦作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四明确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的责任。上级检察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下级检察机关的决定，逾期不予审查或因审查工作不到位造成后果的，应根据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坚持和完善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报批制度。200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根据这一规定，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有助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侦案件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当前报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上级检察院对报批案件应作出什么形式的批复?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具体标准如何把握?在报批过程中下级检察院应享有哪些义务和权利?等等)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内部规定予以解决。

(2)建立复议制度。《备案规定》中规定，对于发现的应立未立、立案错误这两种情况应以“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做出相关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并在收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书面通知或者决定之日起五日以内，将执行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但并未具体规定如果基层院与上级院认识存在分歧，下级院对上级院的相关决定存在异议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自侦案件的质量，也为了使下级院更有效地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建议增加规定：“如果下级院不服上级院的相关决定，可以在7日内提请复议，上级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2、完善同级内部制约监督机制

(1)完善检委会制度。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最高议事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目前，检委会成员除了正、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以及部分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外，许多长期不办案、不熟悉检察业务的综合部门领导也成为检委会委员，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决策，直接导致检委会议事质量不高，成为体现资历和待遇的行政化部门。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在积极探索检察委员会改革。为了提高检委会议事能力，曾经提出了三条路径，第一条是建立检委会办公室。这一思路已经在全国推广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也受制于人才、编制等因素，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第二条是建立“检察官咨询委员会”，服务对象主要是主诉检察官。但由于主诉检察官制度没有发展到预期的阶段，这一改革设想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第三条是设立专业委员会，如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但是它与检察机关目前的工作格局不对称，也与有关检委会的现行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7]笔者认为，就改革方向来说，检委会应当是一个能够充分承担检察业务研讨和决策职能，具有专业性、权威性、规范性的内部机构。但在现行检委会结构难以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实行“小检委会制度”(检委会专家咨询小组)具有现实意义。即在检委会的领导下，从业务部门中通过严格考核选拔出若干名业务骨干组成的一个兼职性专业咨询机构，由检委会专职委员主持或者担任组长，受检委会领导，向其负责。该专业咨询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拟提交检察委员会研究的重大案件提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参考性意见，对拟决定讨论的涉及检察业务建设方面的重大议题进行论证，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检委会的正确决策提供服务。

(2)完善检务督察制度。2005年高检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检务督察工作制度的要求。2007年10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对检务督察的原则、职责、权限、督察的主要内容、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检务督察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核心在于规范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在检务督察中，采取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进行监督检查、能够及早发现、纠正和解决依靠其他办法、其他模式难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一制度具有动态性和警示性，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刚性和力度。在推行检务督察中，要建立高效率的执法投诉、复议机制，检察机关接到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组织针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投诉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迅速处理，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结果。投诉人不服投诉处理的，可以向作出处理投诉决定的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