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小说中阿Q的人物形象

第一篇：浅谈鲁迅小说中阿Q的人物形象

浅谈鲁迅小说中阿Q的人物形象

——读《阿Q正传》有感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

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

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鲁迅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将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的风俗融为一体，达到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有机统一；在写人的艺术上，成功地将西方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等特点，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统形式的结构及用人物自身言行来传达人物神情的艺术传统融为一体。

第二篇：论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内容提要] 鲁迅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一直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其中，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问题是鲁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 鲁迅小说悲剧女性形象

鲁迅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一直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其中，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问题也是鲁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鲁迅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明天》、《祝福》中的单四嫂和祥林嫂，都是失子的寡妇，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命运悲惨却从没想到要去抗争。《离婚》中的爱姑具有较明显的反抗性，但并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的圈子。《伤逝》中的子君，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敢于冲出封建家庭，与自己的爱人自由结合，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个人的思想局限，同样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悲剧。鲁迅通过这几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既同情她们的遭遇，又批评了她们自身存在的缺点，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腐朽、反动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取得社会的解放这个深层的含义。

鲁迅是20世纪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对鲁迅评价时说：“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弃医从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一直在探索“国民性”问题，他要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疗治”的注意。他的小说，着重于反映下层社会的人们的不幸，具有悲剧的美学意义。在他的小说中，涉及女性的篇章不算多，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篇章中，通过一个个在生活中痛苦挣扎的女性的悲剧，深刻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愤怒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罪恶，其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震撼灵魂的艺术效果。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①。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守寡后专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她的心中只有宝儿。毫无疑问，宝儿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劳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义。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神签求过、愿心许过、单方吃过、医生诊过，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然而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她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茫然的双眼能看透自己悲剧的未来么？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②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③

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第二个失去儿子的寡妇是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但这样一个平凡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四座大山把她彻底压碎了。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她具有传统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品质。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强嫁给山里人。当她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妇。可是她还有儿子，所以，这也还不能打垮她。阿毛被狼叼走，给了这个坚强的灵魂不可抵挡的一棍，她终于改变了，“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得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鄙视和侮辱下，她渐渐走向崩溃。柳妈的话，使她感到了阴间地狱的威胁，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终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祥林嫂是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绞死的。”④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妇女，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再嫁的寡妇、失子的寡妇，在社会上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鲁四老爷对她实行经济上的剥削、肉体上的摧残。就因为祥林嫂能干，“竟没有添短工”。不仅如此，鲁四老爷们还在精神上给予她无情的打击。就因为祥林嫂是寡妇，鲁四爷已经皱了眉；再嫁再寡，就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帮手的份也被禁止了。就连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顾死活的强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实际上依赖的是封建社会的族权、夫权。阴间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着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一条门槛。就这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织成了一张有形和无形交织的网，通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效地完成着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任务，无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挣扎，终于酿成了祥林嫂这个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

祥林嫂和单四嫂的形象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她们都是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妇，受苦受难，“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⑤单四嫂是麻木的，只会呆坐空想，只会“等候明天”，但明天又能给她什么呢？可以预见，等候她的只能是更痛苦、更黑暗的命运。祥林嫂有一点抗争，如从夫家逃了出来，独立谋生；婆婆强迫她再嫁，她“闹得厉害”，甚至不惜用头撞香案寻死。但祥林嫂的这些抗争是不自觉的，是盲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她的逃跑，只是因为婆婆的虐待。她的寻死，只是封建思想“从一而终”在作怪。最后，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跑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她们都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鲁迅对她们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⑥

三、离婚的爱姑

失子的寡妇命运是如此，那其他妇女的命运又是怎样呢？鲁迅在《伤逝》和《离婚》中塑造了子君和爱姑这两个人物形象。让我们先看看《离婚》中的爱姑。爱姑同样是农村妇女，但她跟祥林嫂、单四嫂相比却不同。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来调停。娘家又有依靠，父兄都支持她，这也是祥林嫂们没法比的。作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村青年妇女，她多少受过一些辛亥革命反封建的影响，所以不像祥林嫂、单四嫂那样任人摆布，有一定的反抗精神，要大闹一场，“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但又怎么样呢？七大人打一个喷嚏就把她镇住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爱姑所幻想的那样知书识理，讲公道话，会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维护“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封建礼法、封建秩序，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爱姑压服了。在同七大人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交锋中，爱姑表现得是多么的幼稚和软弱啊。爱姑是鲁迅笔下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但爱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钳制，她的反抗是不自觉、不彻底的。她认为自己有理，因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到了婆家又“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对方没有理由“撇掉”她。她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完全合乎传统的“礼”，而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当然，爱姑不可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她进行过这种人权思想的启蒙教育，更没有给她创造出离婚还可以自由结婚的条件，事实上所谓离婚就是封建社会的休妻，那是比寡妇还不如的下场。因此，在她面前、在她脑子里没有一条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还不能不依赖丈夫而生存，还不能脱离开这种依附关系。她闹了三年，并不是真的闹离婚，只是为了赌气，为了不被对方“撇掉”而被休回娘家去。她要争的，其实只是一个做男人附庸的地位。所以，从这一点看，她的反封建思想还是很粗浅、很不彻底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爱姑在离婚悲剧中暴露了她的许多弱点。她对封建势力的认识是天真狭隘、幼稚糊涂的，她对封建统治者始终抱有幻想。自己的抗争失败了，还认为自己“误解”了七大人，自己“太放肆”、“太粗卤了”，于是“非常后悔”，最后“恭恭敬敬地退出去”，竟然连自己的敌人是谁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可悲！她理直气壮地来，服服贴贴地走，让人们看到封建阶级权威、封建传统观念是怎样根深蒂固的钳制着被压迫者的头脑！

四、“五四”新女性：子君

《伤逝》中的子君是“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有文化，有知识，接受了新思想，心中有真挚热烈的爱，跟爱姑又有明显的区别，但结果又怎么样呢？子君和涓生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礼教，不顾一切非议和异样的眼光，勇敢地冲出家庭，大胆地自由结合了。

子君跟前面分析的几位女性不同，就因为子君的心中有爱，她和涓生的爱是真挚的、热烈的。因为爱，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强音，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强烈的；因为爱，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冷眼中表现得无所畏惧；因为爱，子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第二年初春，他们的同居生活就解体了。子君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又回到了会馆破屋里那“寂静和空虚”之中。子君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悲剧。

子君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封建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的个人奋斗，还无法逃脱没有自由可言的旧社会这个大牢笼。在“小东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职了，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的经济基础。任凭涓生如何想方设法、如何努力，但在封建社会各种势力的孤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绝境。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

子君的悲剧也有自身的原因。他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只是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一旦他们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湎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之中，他们的爱也“凝固”了。子君已没有了新的理想，新的追求。“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还跟小官太太暗斗，竟然虚荣到拿涓生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去喂阿随。昔日勇敢的子君已经蜕变成一个关在小家庭的樊笼里、依赖丈夫生活、毫无独立能力的平庸小女人了。子君逃出了一个封建旧家庭，又建立了一个旧社会模式的小家庭。经济的窘迫，使他们的爱渐渐产生了裂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爱的坟墓。终于，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他们因为爱自由地结合，因为失去了爱而走向了悲剧。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将问题留给了读者，而鲁迅用子君的形象证明了自己曾经讲过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观点。封建势力的迫害，个人思想的局限，子君的路必然是悲惨的结局。

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寓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我们今天重读鲁迅的小说，继续研究其思想内涵，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对目前流传的一些诋毁鲁迅的言论最好的、最有力的反驳。注释：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②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鲁迅小说导读》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

③王彬《试论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邓志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④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

⑤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⑥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第33页 参考书目：

1、《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唐弢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邓志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第三篇：鲁迅《阿Q正传》读后感

流浪者阿q——读《阿q正传》有感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之作，人们在这篇小说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劣性，而我看到的只是流浪，阿q以及整个民族的流浪。

中华民族从不是个喜欢流浪的民族，可是在那个让人绝望的年代里人们在不断地流浪找不到方向。三毛说过:“如果只是为了看蓝蓝的天空，飞翔的鸟儿，那不叫流浪。”阿Q是绝对不会有这种高雅情调的，他就是个名符其实的流浪者。

在辛亥革命历史舞台上，在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中，我们的流浪者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他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甚至一无所有，经济条件和社会现实逼迫他一直流浪。

阿q在流浪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也是需要女人的，他甚至想女人想的失眠。这对一直没有什么追求的阿q是从来没有的，于是他的那句“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横空出世了。作为流浪者，阿q是不懂诗意的，或许他对吴妈吟诵“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想你，一天用来想我，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今天的阿q会有不同的结局，可是他没有学习文

化的权利，连姓氏都是奢侈品的人是不配懂这些的，或许吴妈也不懂，但人家不是有姓氏的人么。于是在爱情这条路上阿q注定流浪了。

或许阿q本来是可以交几个朋友的，可是为什么现实是他和小D王胡他们势同水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象小d和王胡也是水火不容的呢？阿q欺善怕恶，没有朋友是注定的吧，流浪者是没有朋友的，他的劣根性决定他只能孑然一身。

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流浪者。他从城里回来时曾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可是自己当了替死鬼时，无数个流浪者道出了同样的幸灾乐祸。阿q是无知的，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你看，多么悲哀如此可怜的流浪者！

很多人对鲁迅的这部经典之作做过评价，从女性观、革命观、奴隶性到看客态度，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不能对一个可怜的流浪者批评太多不是？

希望这样的流浪者永远只活在文学作品里，那么其他的流浪者呢，你我他，中华民族还在流浪。

第四篇：鲁迅《阿Q正传》读书笔记

鲁迅的《阿q正传》我已经读过许多次了，至今依然还没能完全弄懂其中的深意。

今年寒假我又重温了一遍。大概是我自己头脑特别笨的缘故吧，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一眼就能挖掘出它的现实意义来，并让它创造出价值，带来丰厚的社会财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财富)，同时也宣传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建设垒了n块砖，加了m片瓦。我实在是非常佩服这些高明人士的头脑和眼光的。也许是因为我曾经读了几本古书，中了旧思想的毒，思想比较保守，属于呆子一类，故从来只知道有为圣人立祠(如武侯祠——武侯可能是“智圣”)，为鬼神立庙(如文昌庙、药王庙等)，而从不知竟会有人为阿q这样的不知名氏不知行状更无丰功伟绩且曾被拉到十字路口枪毙示众的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建祠立庙的。

然而，在我国的灵秀山水地绍兴，却有一家“土谷祠”专门为阿q建立起来了。土谷祠是鲁迅小说里阿q住过的地方，是在未庄的。它何以会出现在绍兴，我不得而知，也许这是分店或者连锁店吧。但我又太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哪里还有一家土谷祠，这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也许未庄就是绍兴，绍兴就是未庄吧，但我又不懂考古，也没有考证过。究竟土谷祠为什么会开在绍兴，那就只好等渊博的学者们来考证考证了。总之，现在绍兴就是有这样一家土谷祠。那么土谷祠里供奉的是什么呢?我没去过，不大清楚，大概就是社神谷神吧，好保佑当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我们精明的商家，好像还没这么博爱，眷顾到上至神只，下及黎民。但里面又不供奉阿q，因为他不是圣人，他们为阿q立这一家土谷祠，只是因为这是阿q曾经“下榻”的地方。就这问题我想来想去，最后总算想通了：所谓的“土谷”者，土地和稻谷者也。而现在保佑土地和稻谷之神，就是钱爷爷、孔方兄，亦即财神爷。试想那土谷祠的老板、庙祝，不就是在这万能之神的保佑之下获得建屋买房的土地和吃饱肚子的稻谷吗?至于阿q和鲁迅，只不过是财神爷香案上的香炉罢了，就专门等待那些热爱鲁迅、热爱文化、热爱旅游的 “香客”们前来上一炷香。想通了这些，我就更是对那些老板和庙祝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们既保佑了自己的土谷，也给当地带来了土谷，而且让“香客”们获得了无价的精神享受，就像是善男信女们礼拜祷告完毕之后的精神上的舒坦一样。他们建立了这土谷祠，真是利己利人，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真真足可为圣人矣!上面说了这么多，仿佛都是从“耳听为虚”的东西上引发的。

绍兴土谷祠的情况，我只是从那些写得绘声绘色的旅游指南中的介绍和游人的叙述中得知的，自己并未去过，看什么时候去瞻仰瞻仰吧。然而，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却是“眼见为实”的。阿q有一些名言，那就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可是阿q先前是不是很阔，他的儿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会不会更阔，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阿q的现状很糟，这从小说中就能看出来，不用多说。阿q的这些名言我好像不只是在小说里看过，仿佛在现实的世界里也能经常看到、听到过。

也许是人们引用了阿q的名言，并发扬了阿q的精神吧。有时候，我很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很像阿q对未庄人的态度，很落实了他名言里的精神。这就是我读完《阿q正传》的一些感受。

第五篇：浅析鲁迅的《阿Q正传》

浅析鲁迅的《阿Q正传》

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篇章之

一。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曾这样高度评价一一“《呐喊)集中较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盏誉的作品”。连素与鲁迅对立的陈西滢看了《阿Q正传》后也不得不折服，论断“阿Q不仅是一个典型，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而《阿Q正传》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刻画阿Q这一典型人物形象，而且在于具有它的的广泛社会意义与深刻历史意义。

关键字：《阿Q正传》； 阿Q形象； 精神胜利法； 意义

前言

对于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1]；有人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性的性格化和典型化”[2]；有人认为，阿Q是一个革命农民的典型，是一个一步步走向革命觉醒的农民形象[3]；还有人认为，阿Q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是某些具有种种消极性格的人的“共名”[4]。目前，学术界趋向于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而不管怎么说，阿Q这一形象的刻画是成功的。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在于“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让世人清醒。

一． 阿Q形象分析

《阿Q正传》之所以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阿Q相”太普通了，鲁迅先生锐利的锋芒触痛了社会的神经，使得许多人从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这正好印证了俄国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著名论断： “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5]。道理很简单，读者感到熟悉，因为这个人物集中地体现着社会上同类人物的特征：读者觉得陌生，因为他是身肉饱满、生动活泼的独特生命，个性与众不同。阿Q是一个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有着深厚生活基础的文学形象。

（一）落后不觉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形象

鲁迅先生对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做了明确而具体的描写：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性格也丰富复杂。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6]。但同时，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力，在受了强者凌辱后不敢反抗，却转而欺辱更弱小者；他有着守旧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

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他身上更有着“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到过杀革命党，并口口声声地说“杀头好看”。而且阿Q对革命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糊涂、错误的，他带着传统观念来理解眼前的革命。他向往革命，不是为了推翻豪绅阶级的统治，而只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阿Q抱着狭隘的原始复仇主义，认为革命后“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阿Q还幻想着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曾和他一样的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阿Q这种革命观，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总之，阿Q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都表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

（二）阿Q的“人上人”思想

阿Q是经济、政治思想上都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他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失掉了他的土地和独立生活的依凭，现实处境十分困难。“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对此句进行深度剖析：作为封建社会代表的赵太爷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即权势者，而阿Q的思想清楚地说明他所向往的是成为“阔”人，成为高居于一切人之上的“人上人”。“你”字说明阿Q对人的态度和阿Q的“很自尊”。人都应该自尊，但正常人的自尊必须是同时尊重别人，而阿Q的自尊却是异于常人的，他“很自尊”，同时却鄙视一切的人。从没有听见他说过别人的什么好话，阿Q根本没有一个朋友，从来不用平等态度对待任何人，说明阿Q身为社会底层的“人下人”，但他梦想翻身上来成为唯我独尊的“人上人”，这种思想才是阿Q性格里最本质的东西。

辛亥革命到来时，阿Q追求“阔”、成为“人上人”的思想彻底暴露出来，“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阿Q形象的实质得到最充分的表现。阿Q身上集中反映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自己被人凌虐、被人吃又要凌虐别人和吃别人的人际关系的实质，这也是国民性的根本问题。

阿Q是奴隶，但他想反过来成为奴役一切人的奴隶主。如果他的“抱负”、“志向”得到实现，他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而且其暴虐程度很可能不比旧统治者轻。

（三）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核心。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 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

他能夸耀过去来解脱现实的苦恼，他能用虚无的未来宽解眼前的窘迫。他连老婆都没有，却还如此夸口：“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的地位，并且立即从这种自轻自贱中的“第一”中获取心理满足；他能用健忘来淡化所受的屈辱，将屈辱抛到脑后。阿Q在生活中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在精神上却永远优胜，总能得意而满足，所凭借的就是这种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二、《阿Q正传》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意义

《阿Q正传》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他在谈到创作该作品的动机时明确说过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7],“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8]。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鲁迅先生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认为鲁迅在骂他。[9]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要呼吁改革者们来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三、《阿Q正传》表现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阿Q正传》所揭示的阿Q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症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的病容而时时警戒。《阿Q正传》所写得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但他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却不会随时代变迁而丧失。中国是一个被封建政权、封建思想和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意识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的脑中完全清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积习太深，以至于产生巨大的惰性。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尚不十分彻底。因此，当年存在于阿Q身上的落后意识和精神病态也不可能从今天或明天的人们身上消除的无影无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许多人身上，阿Q精神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却依然还可能时时见到其影子。

结束语

《阿Q正传》有着不朽的魅力，在它发表后的几十年里，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正传》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国内外研究、评论文章众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去解读它，其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阿Q正传》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将会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永世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蔡仪：《阿Q是一个农民的典型吗？》，《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8

[2]冯雪峰：《论<阿Q正传>》，《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1951.11

[3]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1956.10

[4]何其芳：《论阿Q》，《人民日报》，1956.10

[5]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出版社，1991.7

[6]鲁迅：《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150

[7]鲁迅：《集外集.俄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82

[8]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144

[9]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