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不闲莲花落（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十不闲莲花落（xiexiebang推荐）

《八大改行》中提到十不闲莲花落及发四喜

莲花落，一作莲花乐，源于唐、五代时的“散花乐”。宋代传入民间，为乞丐乞讨时所唱。莲花落的兴盛当在清代乾隆之后，始有职业艺人出现，并与民间流行的另一艺术形式十不闲合流，成为民间花会形式之一的天平会，名为十不闲莲花落。

“十不闲，是用木架上锣鼓镲，一人居中，连拉带打，左手夹两鼓锤，敲打单皮及大鼓。右手拉绳，敲小锣及小镲，其大镲之绳系于地，用脚踏之使响。言其手忙脚乱，口中唱词，所以谓之十不闲儿。

十不闲莲花落儿演出时先由全体人员敲击十不闲打击乐器，唱〔四喜〕、〔八掌〕、〔架子曲〕作为序曲，然后演唱莲花落。演出形式分单唱、彩唱。前者1人演唱，后者2、3人分饰旦、丑两个角色，分包赶角，尤重插科打诨，以资笑乐。凡子弟票友演唱的组织，称清门；职业艺人的班社称为浑门，统称小口莲花落；以别于乞丐演唱的大口莲花落。

四喜（发四喜）《福禄寿喜》

福字儿添了来喜冲冲,福缘善庆降瑞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恨”字唱成“汉”音,禁忌恨音.)禄星笑道连仲三元,鹿衔灵芝口内含.路过高山松林下,六国封相做高官.(“六”字唱成“陆”音,上口字.)寿星秉寿,万寿无疆,寿桃寿面摆在中央.寿比南山高万丈,彭祖爷寿活八百永安呐康.喜字花儿掐了来,戴满了头,喜酒斟上瓯上几瓯哇.喜鹊鸟儿落在房沿儿上,喜报登科独占鳌头.《花名古人名》

正月的迎春独占先,女扮男装花木兰.手扶万花红佛女,替夫出征廿九年.二月里来花芽儿发,三下寒江樊梨花.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刘金定下南唐四门杀.三月里的桃花满园开,九里山前又把兵排.项羽拉着虞姬手,盖世英雄落下泪来.四月里来玫瑰花儿香,杨贵妃陪伴 唐明皇.君妻入了销金帐,恰似梨花配海棠.《西厢记》

姐儿在房中绣香袋,绣出西厢诸人来.这一边绣的是莺莺女,在那一边儿绣的是张秀才.张秀才来你好呆,为何不跳这粉皮墙来墙又高来那楼又大,姐儿把楼门大敞开.你是谁家的俏郎才,标布(当时的洋白布)的袜子蝴蝶梦的鞋.前门不见姐儿打水,后门不见姐儿抱柴.忽听门外叹声咳,姐儿慌忙走下楼来.搬了一个椅子郎君坐,金壶盛酒银壶筛.八掌儿

据侯宝林先生回忆，开场时先唱“什不闲”，几个人同时唱，为了招徕观众，先唱“福”、“禄”，“喜”、“寿”四个字的吉利词儿，唱完了还有八句独唱。这八句词就是八掌儿，一般人都是这么唱的：一上台来且留神儿，一边财神儿，一边鬼神儿；也有唱喜神的，那就是：一边财神儿，一边喜神儿，财神手拿着摇钱树，喜神手托着聚宝盆儿；聚宝盆儿倒有金马驹子在，金马驹子一上来托着金人儿；金人手拿八个字念来……大伙儿问：“怎么样啦？”那人再唱：念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呀，豆豆，切豆切豆呛…… 架子曲

单人唱的小段儿叫做“架子曲” 《一门五福》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七子八婿,满床笏,胜似那文王百子图.寿星佬跨鹤在云端舞,龙头拐杖相衬着紫金葫芦.那紫金葫芦里面飘仙气,飞出来十万八千燕蝙蝠.《一上台来细留神儿》

一上台来细留神儿,一边是财神,一边是喜神儿.财神怀抱着摇钱树哇,那喜神怀抱着聚宝盆儿.聚宝盆里倒有那金马驹子在,金马驹子上坐着银人儿,银人儿手托着八个大字来吧您哪,愿您:“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 《十 喜》

喜得是一门五福,福禄增,喜得是二字恭喜,高挂彩红.喜得是门前倒有三阳开泰,喜得是四角齐全福寿康宁.喜得是五子登科麒麟送子,喜得是六(音“陆”,上口字)国封相状元红.喜得是七(妻)才子禄您哪辈辈行孝,喜得是八仙过海各显奇能.喜得是九凤重阳民安乐,喜得是当朝一品您哪十字披红.《十二月》

正月十五闹元宵,二月二的薄饼卷了一个包.三月三逛了一趟蟠桃会,四月初八把缘豆儿嚼.五月初五的樱桃桑葚,六月六把《西厢》瞧.七月十五盂兰盛会,八月十五月儿高.九月九登高逛了一趟法塔寺,十月一又把包袱烧.冬子月腊月没有什么事,大年初一吃煮饽饽又把醋浇。

第二篇：财政饭不能成闲饭

“财政饭”不能成“闲饭”

许志峰

“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的承诺背后，不仅是要控制好财政供养规模，更需相关部门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勤勉高效地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令人深思。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编制，这个并不算新鲜的词汇，最近却一再成为热门新闻的关键词。

近日，上海市青浦区城管大队招收新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被热议。这家单位今年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却引来数百人报名，最终有180人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环节，其中包括2名博士、119名硕士。城管岗位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高学历人才？城管大队负责人分析，除了对城管工作有一定兴趣外，主要原因还是城管有正式编制，又参照公务员待遇。

相比之下，去年底哈尔滨市向社会公开招聘环卫工的案例，更是将“编制”的魅力体现到极致。这次招聘引来超过11000个报名者，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约3000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29人。之所以如此火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公开招聘的环卫工人有事业编制。

这些现象的出现，社会各方认识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没有争议：在创业困难重重、就业压力巨大的状况下，整个社会对“体制内”身份有着高度认同感。甚至有人发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惊人之语。

如此多的人争吃“财政饭”，成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的推动力之一。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几轮大的机构改革，但无论从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数量还是从财政供养率这一相对数量来衡量，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仍然偏高。

据介绍，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公共机构的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科研、卫生等领域，此外就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和长休人员。

程文浩认为，在确保能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前提下，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真正在一线向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者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问题突出，“吃空饷”五花八门

相对于财政供养的规模大小，公众对“质”的担忧更为突出：公职人员是不是精干、勤勉？能不能高效地履行职责？有多少只拿钱不干活吃“闲饭”的人？

程文浩认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相对可控，但领导职务人员比例过高，而真正在一线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者却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问题突出。人员结构的整体失衡影响了财政供养人员总体的工作绩效。

有人曾质疑，四川某县总人口仅7万多人，竟有1正16副县长。对此，该县政府在正式声明中提到，在政策规定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的正副县长有10名，此外，还有4名挂职副县长，1名兼任副县长，以及1名正县级非领导职务。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干部好几百个，一些地方政府正副秘书长就有十几个。有网友评论，一个县该是个多大的“庙”，竟供奉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的副职,都得有相应的收入和待遇,超出承受能力的“吃财政饭”人员,以及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成本,让财政不堪重负。

程文浩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短缺”，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投入仍显不足。但也还存在着大量“过剩”，目前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存在上下级政府部门对口管理和同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对应的状况，既“上下对口”，又“左右对齐”，造成机构重叠、职责同构、资源空耗。机构林立又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推诿，彼此影响干扰，降低了政府效能。

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另一群体的存在则更令群众不满，那就是大量“吃空饷”群体的存在。这些年，各种被曝光的“吃空饷”五花八门：比如“旷工饷”，一些人无正当理由,长期旷工，却连续多年工资照拿不误；“病假饷”，长期病事假或超假不归；“多头饷”，经商办企业或在企业兼职,一人领取双份工资；“冒名饷”:一些本不属于财政供养的人员,冒用他人名义领取财政工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表面看彼此有差异的各种“吃空饷”形式,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着工资不干活,或拿着工资干其他活。归根结底,“吃空饷”都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编制不透明，对人事和财务状况的监管不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是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

财政供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程文浩说，虽然社会上习惯把财政供养人员等同于党政干部，但实际上事业单位人员才是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未来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要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状况，使更多事业单位在市场中自力更生，减轻财政供养负担。

今年4月，北京市就表示，严控机构编制，今年不再新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事业编制；确因工作需要的，在现有机构编制总量内调剂解决。据了解，北京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类。

程文浩说，应推动经营性事业单位不再继续依赖财政供养，而是真正走向市场，以便集中财政资金和人员编制进一步加强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

他认为，如果仅仅是以严格总量控制、适度增加编制的方法，这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抑制财政供养规模膨胀，但从长远来看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建立更为科学的财政供养规模形成机制，在防止规模过快扩张的同时，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李成言则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他说，要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从源头上杜绝财政供养的各类违规现象。比如“吃空饷”现象，有“吃空饷”者，就有“发空饷”者，不仅要让“吃空饷”的人和单位受到惩罚，更要让那些提供便利的人受到惩治。

第三篇：“财政饭”不能成“闲饭”

财政供养人员不仅要“精减”，更要“精干”，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

率

“财政饭”不能成“闲饭”

记者 许志峰

 2013-05-20 06:11:00

来源：《 人民日报 》（2013年05月20日 18 版）

蒋跃新绘（新华社发）

“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的承诺背后，不仅是要控制好财政供养规模，更需相关部门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勤勉高效地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令人深思。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编制，这个并不算新鲜的词汇，最近却一再成为热门新闻的关键词。

近日，上海市青浦区城管大队招收新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被热议。这家单位今年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却引来数百人报名，最终有180人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环节，其中包括2名博士、119名硕士。城管岗位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高学历人才？城管大队负责人分析，除了对城管工作有一定兴趣外，主要原因还是城管有正式编制，又参照公务员待遇。

相比之下，去年底哈尔滨市向社会公开招聘环卫工的案例，更是将“编制”的魅力体现到极致。这次招聘引来超过11000个报名者，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约3000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29人。之所以如此火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公开招聘的环卫工人有事业编制。

这些现象的出现，社会各方认识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没有争议：在创业困难重重、就业压力巨大的状况下，整个社会对“体制内”身份有着高度认同感。甚至有人发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惊人之语。

如此多的人争吃“财政饭”，成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的推动力之一。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几轮大的机构改革，但无论从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数量还是从财政供养率这一相对数量来衡量，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仍然偏高。

据介绍，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公共机构的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科研、卫生等领域，此外就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和长休人员。

程文浩认为，在确保能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前提下，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真正在一线向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者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问题突出，“吃空饷”五花八门

相对于财政供养的规模大小，公众对“质”的担忧更为突出：公职人员是不是精干、勤勉？能不能高效地履行职责？有多少只拿钱不干活吃“闲饭”的人？

程文浩认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相对可控，但领导职务人员比例过高，而真正在一线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者却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问题突出。人员结构的整体失衡影响了财政供养人员总体的工作绩效。

有人曾质疑，四川某县总人口仅7万多人，竟有1正16副县长。对此，该县政府在正式声明中提到，在政策规定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的正副县长有10名，此外，还有4名挂职副县长，1名兼任副县长，以及1名正县级非领导职务。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干部好几百个，一些地方政府正副秘书长就有十几个。有网友评论，一个县该是个多大的“庙”，竟供奉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的副职,都得有相应的收入和待遇,超出承受能力的“吃财政饭”人员,以及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成本,让财政不堪重负。

程文浩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短缺”，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投入仍显不足。但也还存在着大量“过剩”，目前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存在上下级政府部门对口管理和同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对应的状况，既“上下对口”，又“左右对齐”，造成机构重叠、职责同构、资源空耗。机构林立又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推诿，彼此影响干扰，降低了政府效能。

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另一群体的存在则更令群众不满，那就是大量“吃空饷”群体的存在。这些年，各种被曝光的“吃空饷”五花八门：比如“旷工饷”，一些人无正当理由,长期旷工，却连续多年工资照拿不误；“病假饷”，长期病事假或超假不归；“多头饷”，经商办企业或在企业兼职,一人领取双份工资；“冒名饷”:一些本不属于财政供养的人员,冒用他人名义领取财政工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表面看彼此有差异的各种“吃空饷”形式,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着工资不干活,或拿着工资干其他活。归根结底,“吃空饷”都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编制不透明，对人事和财务状况的监管不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是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

财政供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程文浩说，虽然社会上习惯把财政供养人员等同于党政干部，但实际上事业单位人员才是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未来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要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状况，使更多事业单位在市场中自力更生，减轻财政供养负担。

今年4月，北京市就表示，严控机构编制，今年不再新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事业编制；确因工作需要的，在现有机构编制总量内调剂解决。据了解，北京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类。

程文浩说，应推动经营性事业单位不再继续依赖财政供养，而是真正走向市场，以便集中财政资金和人员编制进一步加强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

他认为，如果仅仅是以严格总量控制、适度增加编制的方法，这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抑制财政供养规模膨胀，但从长远来看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建立更为科学的财政供养规模形成机制，在防止规模过快扩张的同时，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李成言则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他说，要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从源头上杜绝财政供养的各类违规现象。比如“吃空饷”现象，有“吃空饷”者，就有“发空饷”者，不仅要让“吃空饷”的人和单位受到惩罚，更要让那些提供便利的人受到惩治。

第四篇：休而不闲心情日记

也许是天生的劳碌命，我这人总是闲不住，一闲下来便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因此，我的双休日大多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譬如今天，又逢周末。一大早，当妻子和女儿都还赖在床上时，我便独自披衣起床，拎着菜篮上街去了。买菜归来，简简单单地吃过早点，又一头扎进书堆，随后便应约为一家报纸写了一篇千字文。午饭后看了一会电视，我又扛起锄头出了门，去离宿舍不远处的那片自己开垦的菜园里刨地锄草。

曾经有好友关切地问我：你平时忙，周末也忙，就不知道累吗？

我只报之一笑。我所做的全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们不是非完成不可的差事，我仅仅是兴之所致随意为之罢了。既如此，又怎会有负累感呢？说得确切些，我完全是借它们来休闲。

休闲并不一定就要闲着。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时间长了，换一种活动方式便能调剂自己的生活，便能达到休息的目的，譬如我——

提篮小买对于整日深居校园、与外面世界尚隔着一道“围墙”的我来说，不正是一个感受生活、感受时代脉搏的机会？

作为一名老师，我虽没有较多的钱去涉足名山大川，遍览各地风光，而读书写作恰好是一种绝好的精神漫游，藉此可稍稍弥补一些缺憾。

而开荒种菜，也并非是因为自己穷得连那几个小菜钱也没了，完全是为了借此来舒筋活血锻炼身体，附带体验一下“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自足与愉悦。休而不闲，也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

第五篇：从莲花落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从《大年三十》看中西文化差异

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保守、传统的代名词，而西方文化就是奔放、现代的化身。因而不少人便把中国文化归结为落后文化，西方文化则为先进文化。其实不然，中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其表现方式的差异罢了。而这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还得归结为不同地域人的生活习性差异，但并无优劣之分。

莲花落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一种说唱并重的绍兴地方曲艺，一种草根艺术。其唱词多为信口编造、通俗易懂，演唱也没有固定基调，只寻求生动活泼，唱腔朴实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绍兴莲花落”在庐陵文化中还占有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它在2006年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莲花落《大年三十》的开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开始过春节，置办的年货也主要是年糕、粽子，米酒，鱼干，腊肠，酱鸡、酱鸭酱肉等酱货，而西方，他们的圣诞节则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他们准备的食物也和我们的大相径庭。他们准备的大多是火鸡、烟熏火腿、圣诞三文鱼、圣诞布丁、甜点以及圣诞红酒等等。这也是中西方人生活习性、居住的环境以及文化造成的。

中国人为什么吃这些食物作为过年的象征呢？这还得从中国的悠远的历史说起。据说，最早的年糕是用于祭祀的，到后来才渐渐成为春节应景的食品。“年糕”寄托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希望的憧憬，希望“年年高”。而另外一种“过年吃年糕”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在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建都苏州以后，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大将伍子胥预感到必有后患。因此伍子胥在兴建苏州城墙时，以糯米制砖，埋在地下。当吴王赐剑逼其自刎前，他吩咐亲人说：“吾死后，如遇饥荒，可在城下掘地三尺觅食。”伍子胥死后，吴越战火又起，城内断粮，此时又值新年来临，乡亲们想起伍子胥的话，争相掘地三尺，果然得到糯米砖充饥。从那以后，每当逢年过节，苏州百姓都会做年糕，以此纪念伍子胥。渐渐地，过年吃年糕的习俗便风靡全国各地。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过年要包粽子呢？很多人都觉得包粽子、吃粽子这是端午的习俗。其实不然。“粽子”的“粽”谐音是“宗”，有着传宗接代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壮大，蔓延子嗣，人丁兴旺，这样整个家族便可兴盛不衰。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把控着我们现代，尽管大家都不太明白吃这些食物是什么原因，但大家都会自觉地去做。

那为什么西方人把火鸡作为圣诞晚餐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呢？据说火鸡是美洲的特产。当时大量的欧洲移民刚抵达美洲，还保持着吃烤鹅的习惯。可是他们还没有在美洲大陆上摸索出养鹅的方法，于是就开始吃火鸡了。让他们吃惊的是，美洲的火鸡比他们欧洲的鹅好吃多了。于是烤火鸡就成了美国人的大菜，在重要节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而至于为什么圣诞节西方人要吃烟熏火腿，而不吃普通的火腿，则得从圣诞老人说起。大家都知道，圣诞老人是从烟囱里爬进来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因而西方人觉得，他们吃的火腿也应该带有烟熏味，就好像是圣诞老人送来的一样。

在《大年三十》中，大家也应该都看到了，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而这春联一般都是用蘸有黑墨汁的毛笔写在红纸上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红色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喜庆色。但西方人的“春节”则不同。他们会用“圣诞色”（即红、绿、白三种颜色）来点缀、装饰他们的“春节”。红色的主要是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则是圣诞树。它是圣诞节的主要装饰品，是用砍伐来的呈塔形的常青树装饰而成的。树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礼物和纸花，还会点燃着圣诞蜡烛。红色与白色相映成趣的是圣诞老人，他是圣诞节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人物。西方儿童在圣诞夜临睡之前，都要在壁炉前或枕头旁放上一只袜子，等候圣诞老人在他们入睡后把礼物放在袜子内。在西方，扮演圣诞老人也是一种习俗。在这对比之下，大家也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了。白色在中国可谓是一种很被人忌讳的颜色，中国人都认为白色是不祥之兆，特别是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是不容许出现的，而西方人则觉得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很是推崇。

在《大年三十》中，我们应该还关注到了这么一个情节：数十个小孩子在学堂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中国的孩子学得大多是四书五经；而西方的孩子则是通过请家庭教师来学习的。他们主要学的还是如何弹奏乐器，或是让老师给孩子讲《圣经》里的故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对孩子都十分重视思想教育，但西方则更注重乐器的教授。而在中国古代，先生在对小孩子四书五经的教授过程中，尽管知道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内容，但是他们相信：只要孩子们读的是好书，今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的增多，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悟”出其中的道理。因此，先生们会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读其中的句子，然后学生就会摇头晃脑、似懂非懂地跟读。而在西方，教师则注重让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意思，让他们领悟到其中包含的做人道理。这也是中西方古代教育的一个差异。

在大年三十这一整天发生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中西方人性格的差异。故事中，苏先生在吃“偷”来的番薯的时候说道，大年三十这一天，不该说是“吃番薯啊吃番薯”，这样容易被人知道自己偷了人家的东西，这样很容易让自己丢面子。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硬是把“番薯”叫做“蹄胖”，还和苏师母互相称赞“蹄胖”膘肥肉厚扑鼻香，十分美味。直到后来林嫂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带着吉儿，为苏先生家送来了年夜饭。苏先生苏师母仍想隐瞒自己“偷”番薯的事情，觉得有失面子。从这个情节我们看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十分重视面子问题。觉得面子就是自己的一切，不能让自己丢脸。同时，我们也明白，中国人也是十分团结的民族，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当看到邻居有困难时，大部分的人还是十分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也就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但若这换做是在西方，他们的做法应该会大不一样吧。大家都知道，西方人比较直率，他们喜欢把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隐瞒事情真相。这也是中西方的差别之一。

从《大年三十》苏先生在偷番薯前，面对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向土地公公“寻求”意见的情节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我们将“神”奉为至尊地位，敬畏神灵，可是西方则不一样了，他们是把耶稣奉为至尊地位，一切请示耶稣。总之，就单从《大年三十》这个角度看，中西方的文化也存在着太多的差异。虽然不能简单地判定哪个好哪个坏，但我们应该尊重这些文化习俗。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文化差异。尽管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少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该崇洋媚外，忽略了自己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