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第一篇：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论司法职权的配臵

论文提要：司法职权的配臵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司法改革近十年来在司法领域乃至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将公正、高效、权威三者辨证地统一起来，力图通过公正赢得权威，以高效体现公正，以权威保障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是加快司法改革步伐、优化执法环境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政治基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笔者就当前我国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问题、设立应遵循的原则、重点围绕如何在法院系统内优化司法权配臵进行阐述。

关键词： 司法职权 机制运行 资源配臵

一、关于司法职权和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现实意义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的专门活动。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我国的司法权在文字表述里不包括公安机关行使的权力，把公安机关归属行政管理，司法职权即司法权，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

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是检验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司法职权的科学、合理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摒弃部门利益、抛弃机关得失、消除个人偏见，真正着眼于为民司法，秉公司法，进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明晰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的权力、义务、责任，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只有科学、合理地优化好司法职权配臵，才能完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当前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影响机制运行的问题

通过观察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当下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司法职权配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严重制约了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立。

首先，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臵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其次，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司法职权配臵问题，出现了司法权泛化的问题。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再次，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的混同，相同性质不同层级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之间的司法权配臵出现失衡。实际上，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它们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权力却出现了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成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瓶颈。下面重点讲述司法行政化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优化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甚至要报请国家公务

员管理机构批准，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在司法机关，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离开了行政级别，司法机关要想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就无从谈起。在法院，法官等级不与经济挂钩，经济待遇完全靠行政职级才能享受，所以每个法院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设臵一些内设机构，以解决司法人员的待遇问题。其结果，司法机关的内设机构难免越设越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在司法机关，非业务部门设臵的越多，司法人员的精力就越分散，不但会占有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会使审判工作的效率降低，严重影响审判职权的高效运作。

第二，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司法职责不明，不能保证司法职权公正和高效。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不同岗位的司法人员难以明确划分其职责权限，只要在行政级别上处于上级的地位，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按照行政管理的思维定式，向下级发号施令，而没有权限范围的概念。例如，信访案件，上级对下级层层传递压力，有的地方建立了信访案件源头追究制度，谁审判的案件谁负责到底，本是无可厚非，但信访案件多数是无理上访，法官面对信访案件的行政压力，使得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当事人闹事的风险而不是法律的适用，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又如，法官办理案件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判，但是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办案人员往往没有处理案件的职权，而是要按照行政建制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影响了办案独立性和高效性。

第三，行政化的考核管理方法，难以建立符合司法工作规律的考评机制。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考评，以“德、能、勤、绩” 为考核内容，都是以上级的评判为评

价标准，在考评的方式上都是个人述职、群众和领导打分。这既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能的状况，也违背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只会促成了法院和法官的浮燥风气。因为司法活动优劣的判断标准是事实判断是否正确、法律适用是否准确、案件处理是否公正。而群众打分和领导评价往往是“印象分”，既无法反映司法工作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权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难以做到司法队伍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难以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要实现司法职权的高效运转，就需要按司法工作特点和行使司法职权的需要对其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从而实现司法职权内部配臵的优化。但目前，我国法官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无法脱离行政职级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呈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三、如何优化司法职权的资源整合配臵，建立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基本原则。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公正是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普遍追求的理念。而司法公正，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运用法律主持公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准确、合法、及时将法律适用于对诉讼的裁判之中，使裁判结果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增强民众对诉讼的信赖。而

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肯定了司法独立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实际上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司法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造成了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行政机关的不良干涉，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裁判不公的情况。若行政机关仍然掌控着两院的经济命脉，也就意味着司法仍然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二）建立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

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司法人员及其组合的优化，才可能实现职权配臵的优化和职权运作的高效率。所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最高司法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司法人员工资福利序列。法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对于考评机制要进行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评比标准。法官的考核应当注重其工作的业绩，要讲究定量考核，减少人为评分因素，简化考核方法，要绝对的抓好审判管理质效指标管理。对法官的评价应当看他的职业道德、法学素养、办案能力等综合因素，因为衡量一个法院审判工作开展得如何，要看是否符合公正与效率的标准。这样，把司法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

（三）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

切实提高办案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审判资源能否得到优化的关键和保障，提高法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

鼓励法官积极办案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尚未实现，“就中国法院的现实看，对多数干警而言，法院工作还是其谋生和满足其他各种需要的主要手段，他们共同的、迫切的需要仍然是改善生活状况。”法官经济待遇低于法官们要求的普遍期望值，没有养老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法官职业的尊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法官社会地位不高，但办案风险极大，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法官参与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做好了法官经济保障制度，真正落实了优待法官的经济政策，提高法官福利待遇，完善法官养老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法官的保护机制，法官除故意违法裁判外，对法官因法律认识错误或是为了顶压力、抗干扰的，要实行言论免责和加强人身保护。这样，法院才会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完善信访处理机制。

对于涉诉信访案件，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心浮躁不稳定，负面事件不断，如果对涉诉信访案件建立源头追究制，不利于对办案法官的保护，极有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偏离。对涉诉信访案件，要按照最高法院和省委关于涉诉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统一组织，集中专门力量处理。

总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完善法院的各项配臵，深入推进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

参考文献：

1、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陈卫东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法制日报》，2007年12月09日。

3、孙万胜《论司法改革观念的定位》。4《人民司法》2000年第4期。

5曾峻《司法职权配臵新动向》2008年2月27日

第二篇：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法治国”理念正在由一种理想状态化成全民意识，“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这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法治社会相关制度基础。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在保障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重要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定位检察权、合理配臵检察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检察权配臵运行模式，既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又会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考量检察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当前检察职权配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立法疏漏并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优化检察职权配臵的若干方面，以为司法改革助微薄之力。

一、厘清权力的内容——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立法上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五项检察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也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概括起来，我国检察权的构成基本可以划分为 三大类：公诉权、侦查权和刑事司法监督权。其中，公诉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究犯罪的专有权力，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权是对公务人员实施的一种刑事强制监督，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刑事司法监督权则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来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形式。这三项权能都是检察权的合理延伸，属于检察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检察机关所从事的一切职务活动都被统一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上来，公诉权、侦查权、刑事司法监督权都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权的表述，所谓检察权，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它以查处特定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使命，以国家名义行使公诉权，并对诉讼过程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

二、找准法律的定位——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应然 由于检察机关在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权的内容、性质和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差异性，使得检察权成为司法改革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明确检察权的法律定位对于检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显得尤为关键。关于检察权法律定位的各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行政司法双性说和独立国家权力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司法权说和行政权说。研究当代中国的检察2 权，不能脱离我国的检察制度发展史，也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理念和文化。在我国，检察权就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即法律监督权。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检察权的配臵来看，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无论是在检察机关的构架上，还是在检察官的管理上，都区别一般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即使是把检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西方国家也认为检察权不同于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权。检察权在本质上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按照“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分别行使某一项或几项国家权力，使检察权真正成为隶属国家最高权力下的一项独立权力。

其次，从检察权的内涵上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的核心任务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检察，或者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纠正，或者提请有关机关依法惩处。与审判权的被动性相比，检察权具有主动追诉的特点；与单纯的侦查权相比，检察权又具有提请追诉的目的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检察权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无法替代的作用，即监督一切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

再次，从检察权的要旨来看，检察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 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设臵一个检察机关，既不是与行政机关分享行政权，也不是与审判机关分享审判权，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通过行使检察权来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切实执行法律，并监督全体公民和组织严格遵守法律，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此，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而宪法和法律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也是十分准确恰当的。

对检察权定位进行理性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派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检察权不是国家管理权的简单细化和分解，而是为了强化国家法治和民主建设，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产生的制衡权，其主要职能是现代文明国家用以制约、制衡司法权，打击、铲除国家管理权力运行中腐败现象的手段。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地位的定性是准确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如果仅仅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会使一部分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权失去权威和适当的承担者，导致国家权力运行的缺位和失衡。因此，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三、现状反思——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必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4 特别强调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比十七大报告与十六大报告，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改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变化，语词表述的变化表明执政党对于司法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简洁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含。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我们可以看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在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融贯体制与行为的功用。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配臵基本上涵盖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内容，形成了一个分工比较明确、上下统一协调的运行机制。自2002年的机构改革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以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为依据，一般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机构。这些业务部门的设立，从 总体上讲，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基本相适应的，较好的发挥了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和作用。当然，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优化改革。目前，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都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司法机关用人，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规定由人事管理部门统一招录，司法机关没有自行招录司法人员的权力；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设臵和职位控制只能由有关行政机关决定而不能由司法机关或其上级决定；司法人员的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法官、检察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

这种处处受制于行政机关的状况，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不得不按照国家公务员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司法人员进行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构想更难以实现。

二是检察权能划分不周密，权限规定不完善，缺乏整体规6 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臵问题上，专项权能的集中与分散表现出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统一性。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集中在渎职侵权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再如侦查监督权，涉及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内设部门，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管不了”的状况。另一方面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因规定不明确致使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涉及到民事赔偿内容，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又如何进行？再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如何提起公诉，由公诉部门行使，还是由民事行政部门行使？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手段，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及其法律效力问题都需要立法解决。再如，纠正违法意见缺乏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实践中被监督机关藐视或无视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运行效果。

三是检察权的独立裁量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主要问题 存在于：⑴非制度化、非程序性的不当干涉，影响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非法律因素的直接介入和个别重要人物的指令有时可能左右办案，某些指令会从政治层面直接传达到具体的检察实践活动之中，使检察机关难以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表明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完全确立起来。(2)检察权地方化问题。检察长独立行使检察裁量权的职责与服从地方权力机关的指示之间的关系时常存在冲突。在我国，检察权存在着严重的地方化问题，而且法律所规定的上下一体制度也从未真正实行过。检察官的提升与任免基本由地方控制，那么当危及地方利益的因素存在时，如果检察机关的决定和地方权力主导意见相左，就必然会被否决或者冒很大的风险。(3)检察权受制于行政权问题。我国目前检察权受制行政权的现象还较严重，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一般性标准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限而是由政府控制。

四、充实完善——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实现

在检察权的合理定位下，与法律监督相匹配的检察职权也应当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即按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增加具有权力监督性质的权能，缩减与法律监督性质不协调的职能。同时，增加对检察权的必要限制，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使其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检察权的合理科学配臵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和具体运作需要进行考量安臵，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检察改8 革的深入进行。

（一）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

检察权的科学配臵就是要使检察权的配臵符合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符合检察工作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优化检察权配臵，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检察一体化原则。检察一体化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检察机关司法活动原则，即：检察官在执法活动中，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同一的资格主体，产生的检察权行为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的行为，包括对外和对内行使检察权的独立。对外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指业务一体化，上命下从，在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同时，作为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在检察权的配臵上，形成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明确细化地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序，真正实现检察裁量权的独立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分工协作原则。分工协作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各部门和部门成员要依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按照分工开展检察监督工作；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包办，更不能超越职权行使检察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划分各部门的检察职能，尤其在职权运行过程中的交叉重合领域，要强调协调与配合，以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各项权能。

（二）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具体措施

1、在制度和管理上完善检察权的配臵，强化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第一，要改革检察机关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淡化检察官职务行政化色彩，提升其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明确区分检察官的行政级别与检察官等级，并把检察官等级作为区别检察官的基本标准。在人员管理上，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分为检察业务人员、司法警察、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分别按照《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公务员管理条例》进行管理。第二，强化检察官办案独立。处（科）室负责人不得随意干涉检察官办案，也不得随意更换案件的承办检察官，严格按照《检察官法》中的等级管理规定扮演有关案件处理的其他角色，如案件质量监督人、案件协调人等。同时，进一步确立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保检察权的内部独立性得到确认和保障。第三，重视检察人才培养，锻造优秀的检察队伍。首先，要建立严格的检察官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司法考试和培训制度；其次，要健全相应的检察官惩戒制度，规范检察执法行为；最后，完善检察官保障机制，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臵和高效运作。

2、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与保障，保证检察权的独立10 正确行使。在具体行使检察职权时，检察官作为一个职业主体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宪法规定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明确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领导、干预国家事务的形式。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一般应限于工作监督，在两者权力关系的配臵上应更多考虑对检察权独立地位的保护，而不是实现检察权在人大监督下的相对独立。现代法治社会，更应注重人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也同样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这种制约形式，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分配公民以广泛的实体权利，建立与健全同权力结构相平衡的权利体系；二是通过赋予当事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救济权利，以抵抗、制止检察权的滥用和对权利的侵犯；三是通过社会权利的行使，如社会舆论对检察权的行使进行监督。从权利监督、制约的视角，应当说我国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中，因“权力本位”的国家观念，对犯罪的重打击、轻人权保障价值观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在诉讼中公民权利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功能并未充分彰显。通过完善程序性的权利保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目前，我国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设臵人民监督员强化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让民众参与监督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3、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制度，强化刑事公诉权，确保打击 合力。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致性，共同承担着控诉犯罪的职能，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权未能有力地支撑公诉权，公诉权对侦查行为的控制力度也不够，难以形成指控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合力。为此，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应该向侦查职能合理延伸，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围绕批捕、起诉标准，引导公安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及时预防、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使侦查、批捕、起诉工作相互协调。当然，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引导侦查的对象是必须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对于一般的案件，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常规性监督保证案件的质量，而对于一些重特案件，应该给予充实的侦查意见和引导。若能将侦查环节收集、固定证据的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另外，公诉权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健全不起诉制度，明确相对不起诉的范围，逐步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既要明确起诉和不起诉的界限，又要适当扩大起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体现检察人性化、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精神。

4、完善检察监督手段，加强立法约束保障。第一，要明确民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增加民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拓宽民行法律监督的范围、完善民行法律监督的程序。对于目前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空白，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12 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职权，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民事执行中的司法腐败，而且有助于克服“执行难”的问题，使检察监督职权充分落实，以发挥监督实效。第二，强化检察建议和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效力，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书，有关机关无正当理由不采纳、不执行的，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或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三，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申诉检察三个机构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部门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和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

检察职权乃检察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检察职权的配臵需要慎思明察，合理安排，不断优化。各级检察机关在检察制度改革中应当站到主动地位，主动推动各方面的变革，为此需要检察机关加大对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学习和研究力度，加大对检察权优化的研究力度，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边研究边试验。只有大胆主动创新，才能融汇入国家提倡推动的自主创新的大潮之中，才能保持检察机关与时俱进的鲜活力量。只要我们朝着“司法公正、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公正司法，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这不仅仅是我们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2]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孙谦.《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吴丹红.《欧盟检察制度发展趋势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期（上），第13页。

[5]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6]张穹.《关于检察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检察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杨 敏

第三篇：人民检察院之职权配置现状与未来方法

人民检察院之职权配置现状与未来

职权，乃国家机关之筋骨。国家机关体格健壮与否，取决于职权配置的大小和职权行使独立性的强弱。检察机关为施行法制的重要国家机关之一，职权如何配置，不仅涉及检察机关的地位及其职能发挥，对于国家法治之实现和法制之落实，政治之清明，秩序之维护乃至人权之保障，无不干系重大。宪法、诉讼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是规定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主要法律，宪法规定得较为概括，诉讼法规定得较为分散，而组织法则规定得较为具体、集中。故组织法修改，职权配置颇受瞩目，理有固然。

多年来，我国人民检察院不断呼吁落实法律监督这一宪法确立的根本职能，要求强化检察职权，并根据法律监督和反贪惩腐的实际需要进行职权调整，寄希望于组织法修改将检察职权加以必要调整和强化。总体言之，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诉讼地位是比较明确的，但职权配置却捉襟见肘，并不充分，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应当如何配置检察职权，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之职权，大致可分为监督权、刑事公诉权、侦查权、司法审批权和民事起诉权诸项，这些权力统一在法律监督权这一根本职能之下。这些权力之存废胀缩，为组织法修改不可回避之重要议题。

一、刑事公诉权

刑事公诉权乃检察机关无可争议的权力，不但为检察机关所拥有，在绝大多数国家亦为检察机关所垄断。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之一是“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公诉权中应当包含撤回、变更和追加起诉之权，组织法或者诉讼法修改应当予以明确。在纯粹职权主义诉讼中，案件业经起诉，不允许起诉方撤回、变更、追加者，为不变更原则，此乃纯粹职权主义一大特征。与之相反，对于诉讼标的和诉讼关系，认为当事人有处分的权利，法院应受其处分的约束，这被称为“处分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本实行不变更原则，但如今此种纯粹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经打破，诉讼中一般改行变更原则。我国亦应采行变更原则，通过立法认同人民检察院在起诉后有撤回、变更和追加起诉的权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确立裁量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并希望借助它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为防止该权力被滥用，法律规定了严格条件、制约措施，其制约措施之一，是公安机关对于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有权提出复议、复核。我认为，我国有关法律修改，应考虑取消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权力。履行同一控诉职能的不同机关相互制约环节过多，容易导致诉讼效率低下。取消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权力，不会削弱对不起诉的外部制约。

纯粹职权主义诉讼中，曾经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只要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没有选择权，只能将案件起诉至法院。当今世界各国，一般实行起诉便宜主义，允许检察机关根据公共利益原则对有证据证明构成犯罪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起诉裁量的功效主要是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人到更为严重的犯罪之遏制中去;同时，起诉裁量也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刑罚个别化的新派刑罚思想和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裁量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对检察机关拥有一定的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肯定，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不过，由于担心不起诉权被滥用，立法机关虽然在审查起诉活动中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对这一权力行使的范围限制得十分严格，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案件范围限制过窄;二是不起诉决定引起的程序中断可以基于被害人的起诉而得以

接续。这种限制虽然可以有力地遏制起诉裁量权被滥用的倾向，但弊端也十分明显:它使检察机关基于利弊权衡而作出的决定因被害人的起诉而失去意义，使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失去发挥功效的空间。因此，拓展自由裁量权在审查起诉案件中的适用范围，应当成为检察职权调整的一个目标，使自由裁量权能够发挥更大功效。

不仅如此，我国不起诉制度中还应增设一种不起诉种类—附条件不起诉。所谓“附条件不起诉”，也有论者称为“裁量不起诉”，乃是附加一定条件而后终止刑事诉讼进程的不起诉形式，也就是说，此种不起诉的实质是附加一定条件同时作出的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种类，附加特定条件是此种不起诉区别于其他不起诉种类的关键。

二、侦查权

侦查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除公诉以外的另一重要职权，无可置疑。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

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刑事案件有侦查权，所谓“职务犯罪侦查案件”，此之谓也;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案件都有侦查权，警察机构乃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

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检察机关为刑事司法中的侦查机关，警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辅助机关，检察机关不但拥有侦查权，而且拥有指挥侦查权，即:检察机关有权就侦查政策发出一般指令并有权对案件的侦查发出具体指令，也有权指挥警察协助自己工作。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实际上，检察官很少去侦查，没有足够的 3

人力和职员”，因此，第一线的侦查活动通常是由警察机关完成的，“在德国，把检察官比喻成有法律知识的头而没有侦查的手的动物”。【1】

在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这类案件往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一般涉及贪腐或者读职，大多属于“四知”案件，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少有明显的犯罪现场，侦查难度和阻力很大，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有更高的期待性和迫切性。技术侦查措施，一般称为“秘密侦查措施”，具有不为当事人知晓的秘密性质，采取的手段主要有秘密监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通常借助科学技术来完成，这些手段的采用容易损害个人隐私权，需要以严格的程序加以限制。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特别是审批程序)作出规定和限制。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九条曾经规定:“人民检察院执行检察职务，有权派员列席有关机关的会议，有权向有关的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调阅必要的决议、命令、案卷或者其他文件，有关的机关、团体和人员都有义务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提供材料和说明”这一规定，与当时一般监督职能相配合，此后也随一般监督之废止而消失，但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和诉讼监督，亦应有这类措施加以保障，建议在组织法中将该条恢复并作出修改，规定:“人民检察院执行检察职务，有权向有关的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调阅必要的决议、命令、案卷或者其他文件，有关的机关、团体和人员都有义务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提供材料和说明。”

三、司法审批权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被确认为“司法机关”，它们签发的批准逮捕决定书或者逮捕决定书，均可以被视为“司法令状”;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只要获得检察机关

签发的批准逮捕书，而无须由法院签发这一令状;另外，只有逮捕才适用“司法令状”，搜查、扣押无须“司法令状”，由实施这些侦查行为的机关自行签发“令状”即可实施。

在我国，对于检察院的批准逮捕权和决定逮捕权，不少论者提出非议，认为检察机关虽承担客观义务，但毕竟为履行控诉职能的主体，难以通过司法令状制度对侦查活动加以有力控制。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如一些学者所言，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职能的一致性，造成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滥施逮捕，相反，检察机关严把握逮捕条件，使逮捕批准权的行使颇为慎重，在这种情况下，以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者容易滥用批准逮捕权为由取消该项权力，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值得玩味的是，在实行法官签发令状的一些国家，法院在此环节不过为侦查机关之“橡皮图章”，几乎没有不依照侦查机关所请签发令状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仍由人民检察院掌握逮捕批准权尚不失为一项可接受的制度安排。

不仅如此，为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还应进一步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的司法审批权。在许多国家，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扣押，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需要事先取得法官就此签发的搜查令、扣押令。相比较而言，我国搜查、扣押的活动，缺乏外在制约，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为弥补此一罐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应将对搜查、扣押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进行搜查、扣押，需要事先获得检察机关签发的批准书或者决定书。只有在执行逮捕、拘留且有必要或者紧急情况下，才能在未取得搜查证、扣押证的前提下进行搜查、扣押，以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四、民事起诉权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曾经赋予人民检察院(署)民事起诉权，规定其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某些特定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都规定: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机关职权的规定已经看不见这一职权，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有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职权和职责。我认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修订时应当重新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起诉权，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的权力的价值基础是公共利益。检察官为“公益代表人”，其诉讼活动的取向是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简称“公益”，也可用“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来表达，指的是作为有机整体的公众所共同享有的权益、福利和价值。作为指导国家机构运作的原则，它指的是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有利于公众的整体意志和最大多数人的普遍期待。公共利益包括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公共财产、公共安全等，其特征是适用的普遍性，即为公众共同体所享有并为该共同体中的单一个体所享有，破坏共同体中所享有的权益和福利，就破坏了共同体中单一个体的权益和福利: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对于国家财产和涉及民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在遭受损失而有关的单位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应当有权力、也有责任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和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以避免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遭受损失。

五、监督权

检察机关之监督权，与公诉权一样由来已久。我国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根本职能。

历史上，我国检察制度曾一度实行一般监督，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1951年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二条第一项也规定:“检察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对于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也带有一般监督的性质。从监督方式看，监督权体现为两项具体权力:一是抗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议。”二是要求纠正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要求纠正;如果要求不被接受，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它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抗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上级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应当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处理。”但是，“人民检察院对于违法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无权直接撤销、改变或者停止执行。”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还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第九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应当通知他所在的机关给予纠正;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人民检察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若干年后，一般监督权随着检察机关被撤废而消失，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己不复有该项权力。

当前，我国人民检察院之监督权限于诉讼监督，包括如下权力配置:

(一)审判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监督，包括对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对于审判监督争议很大，通常的批评是，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拥有审判监督权，就取得了凌驾于辩护方而与法院相同的诉讼地位，这就使诉讼结构中平等对抗的机制被破坏。对于法院来说，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诉讼地位也不利于强化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无偏的诉讼心态。另外，承担审判监督职能的公诉人存在角色冲突。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属于诉讼中控诉一方)又是审判监督者，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角色间冲突:作为监督者，其地位应当是超然的，作为控诉方(所谓当事的一方)追求的是给被告人定罪的诉讼结果，显然又不占据超然的地位，因此必然产生难以解决的地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依靠选择其中一个角色而放弃充任与之相冲突的另一角色来解决。

就理想的权力配置言之，审判监督权的确存在法理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刑事诉讼的正三角形诉讼结构本身具有保障司法公正的机能，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并不强调对法院的监督，司法腐败和专横的现象仍然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在设计合理、运作正常的诉讼结构里，只要检察机关进人这一结构井忠实地履行控诉职能，也能够发挥实质上的“监督”法院公正司法的功能。一也就是说，即使从单纯的控诉职能也可以引申出对法院违法行为和错误裁判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必假手于审判监督职能。

不过，须注意者，“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维护司法公正的功能，依赖于周密而完善配套的制度和独立公正的法官才能发挥出来。要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并不像将椅子由室内搬到室外那么简单，在当前审判机关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下，要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难免令人心存忐忑。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间题为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人们注意到，有检察机关在法院之外履行法律监督之责，毕竟可以使审判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约，这一制约一旦除去，很多人担心会造成更严重的司法腐败与司法专横。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审判中存在的严重腐败和不公的问题，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法律监督的乏力和无奈。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反对者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夸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似乎它可以高踞审判权之上，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审判监督权的形式意义要大于它的实质。审判监督的困境出在诉讼本身的结构上，审判权独立于控诉权的结构要素不改变，审判监督的困境就难以摆脱。在法院垄断案件终局裁断权的情况下，审判监督权难以走出名义上强势、实际上弱势的困局。对于审判活动的最终也是最有力的监督，恐怕非借助侦查权对构成犯罪的枉法裁判行为的追究不可。

(二)侦查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学界并无异议，相反，要求加强侦查监督权的呼声颇高。侦查监督权与审判监督权一样，都存在一个明显矛盾的现象:作为一项权力，侦查监督权应当具有“使他人因自己的介人不得不去做某一行为或不得不放弃某一行为的影响力”，但实际上，无论口头纠正违法、纠正违法通知和抗诉都没有必然要使监督者的意图得到贯彻的保障，一些案件抗诉之后得不到改判(其中包括理由正确的控诉)，甚至案件被长期搁置得不到回应。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监督者的监督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被监督者是否配合;如果其不配合，则监督权就落空。

在我国目前的警检关系模式中，检察机关不能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随侦查工作的展开进行引导，二者也缺乏日常的合作，对于提高侦查的水平和质量以及开展有效的公诉活动不利。早有学者批评说，按照现制，人民检察院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属于事后监督，不能随侦查活动的进行同步进行监督，更不能对违法警察直接给予处分，这是侦查监督不力的主要制度原因。

在我国大陆，检察官指挥侦查的机制尚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短期要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得到确立，阻力势必很大。当前要对于侦查监督权的强化，还需要另辟蹊径(说来容易，行之实难)。无论如何，大陆法系国家警检关系模式和检察官指挥侦查的职权，功效显著，不可抹杀，加以移植，不失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一大选项。

(三)执行监督权

对监所和法院生效裁判执行之监督，也为我国检察机关职权的一部分。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检察全国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之违法措施”,1951年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二条第四项也规定:“检察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之违法措施”,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监督刑事判决的执行，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给以纠正。”“人民检察院监督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主管机关给以纠正。”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恢复对监所的监督规定:“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我国，对于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并无反对的声音，相反，加强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力度，保障执行活动合法、正当，遏制执行活动中的枉法行为和贪腐现象，成为人们寄予人民检察院的厚望。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检察机关不是承担监督执行的权力，而是直接拥有执行判决的权限，或者指挥执行的权力，也就是说，刑事判决的执行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或者指挥完成的。如冈田朝太郎所言:“自由刑者，依检察官之指挥司狱官(有时警察官)执行之。财产刑之执行者，依检察官之指挥承发吏(口本日“执达吏”)实施之。”【2】对于检察机关的执行权，我们尚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有加以认真探讨的必要。

总而言之，检察职权乃检察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检察职权的配置需要慎思明察，合理安排，不可马虎草率，率性为之。我国检察制度正处于司法改革的前沿地位，对于检察职权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成果，可为组织法修改之助力;但也有不少议论，与司法实践未洽，于司法公正也未必有益。学者陈颐曾言:“检察制度之与法治国家，关系莫大焉。然研治检察制度扎实深切之专书，自清末迄今已近百年间，尚且鲜见。至于空言废立者，诚可不问也。”【3】此为明智之见，引用在此，供各位有所思焉。

注释:

【1】〔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司法制度.赫尔曼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稿。

【2】〔日〕冈田朝太郎等口授.检察制度〔M〕.郑言笔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8.【3】〔日〕冈田朝太郎等口授.检察制度〔M〕.郑言笔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我爱你 @@

第四篇：论如何实现司法公证

论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现如今，司法的公正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个别法官的违法乱纪行为将案子办成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透明产生了怀疑，使不少群众感觉打官司就是在打关系、打金钱而非凭借法律法规，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产生了疑问。如何实现司法的公正呢？怎样做才能实现司法的公正呢？

不同人有不同的考量，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也提出不少的意见和建议。下面本人就如何实现司法的公正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立法要公证。因为立法的公正是执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根本不可能也根本谈不上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要想达到立法的公正，立法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要求立法机构在立法时，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调研考察；充分考虑到法律条款的公正性、严谨性、全面性等。特别是相关法律涉及到弱势群体时，更要考虑到对这些群体的公平公正。例如：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残疾人的法律，孤寡老人的法律等等。还有法律在公布实施后要及时的修改修订，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现实情况的要求，不能说有些法律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现实情况了，还不知道改，不知道修订。正如前几年《劳动法》、《婚姻法》的修订，就是顺应时代和现实情况的要求而修订的。最后一点，充分了考虑基层法官的立法意见，因为毕竟这些基层法官审理的案件很多而且各种各样，遇到的问题也很多，如何实现相关法律的公正性他们有足够的资格提出意见，并且他们的意见也是更贴近实际情况的更符合实际要求的。他们的意见对完善司法的公正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弥补法律的漏洞也很关键。

在我看来，让人民群众感觉不公的大部分还是执法过程中的不公正。如何实现执法的公正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下面着重给如何实现执法的公正提出一些意见。

首先，确保执法的公正，要从人的思想教育抓起，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正如哲学上讲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如果一个法官思想世界中，有坚定的信仰——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有为当事人服务，为司法的公正服务的思想，有严格律己，公正执法的思想，那么我想他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有太多的法官是思想境界不高，严于律己，公正执法的观念不强，使得自己经不住诱惑，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的。

其次，确保司法的公正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制约机制。

一是用人机制。在人员的选拔上要把关，一定要秉承公开、择优、竞争的原则，以便选出优秀的人员从事司法工作，把那些不适合不能够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挡在司法大门之外，绝不能有滥竽充数者混进司法机构中去，使其祸害一群人，让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根本上杜绝这些人进入司法机构。还有法院的人事制度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实行人才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过于集中不利于他们充分发挥才能。重点的工作岗位可以轮换，避免一个人长期待在一个岗位产生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的现象的发生。还可以让热门单位进行交流，交流经验教训，不至于其他部门发生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

二是落实“合议制”和“回避制”。现如今的合议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很少适用。案件的审理基本上都是由一个“主审法官”来审理，坐在审判庭上的其他法官只是在走过场而已，很少直接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当中去。使得 2 合议制没有很好的起到制衡的作用；没有起到少数服从多数，达到相对公正的作用；没有起到避免那一个人独断专行的作用。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落实“合议制”，让“合议制”切实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回避制，凭我们现在的手段和措施，难以发现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不能让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回避案件的审理，从而导致不公正的案件审理的发生。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务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到法官的住址电话，可以和法官私下会见沟通，可以和法官吃饭娱乐。这些行为，虽然都是法律严厉禁止的，但由于难以发现，因此被处分的法官并不多。这些问题都导致“回避制”不能很好的被实行。所以要考虑如何发现法官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让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回避对案件的审理。

三是审判公开制。公开才能增加法庭审判的透明度，才能使司法审判置于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除了一些法律要求下的案件不予公开外，其他的案件都应该公开审理，都能够让公众和媒体在一边旁听，都能让公众与媒体有提出疑问的权利。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审判的不公正，避免暗箱操作，避免法官的个人情感夹杂在审判当中。

四是岗位责任制。案件审理的人员要职责明确，权限明确，责任到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要明确，都要有相因的负责人，不能到案件出问题想找责任人时，找不到人或者责任人不明确。以此提高案件审理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感。通过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健全，还可以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促进司法的公正。

最后，社会公众也可以对司法的公正做出贡献。比如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违法乱纪的人员进行举报揭露；同时公众也要敢于同不公正的事件和人做斗争，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不定哪天不公正的事情就在自己的身上发生。

第五篇：论司法认知和免证

简论司法认识和免证事实

一、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述论

（一）司法认知。

“显著之事，无需证明”，这是一句古老的古罗马法法谚，也是司法认知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之所在。作为一项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规则，则始于1872年英国高等法院法官斯蒂芬起草的印度证据法.该法首次在第56条和57条规定了有关司法认知的要旨和认知事项.为改变普通法上证据规则非常繁杂的状况，斯蒂芬于1872年秋开始为英国起草证据法，提出于国会，未完成立法程序，就自行以该法案为蓝本而草拟成证据法纲要于1876年问世。该法因系斯蒂芬所起草，其内容包括司法认知部分与印度证据法多相类同。随着证据法理论的研究中心转至美国，1887年为便于在美国适用，雷若兹法官按照当时在美国的通行规则将英国证据法加以修订，于第58条和第59条规定了审判上的认知，即司法认知。相比之下，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仅以简单的条文对其加以规定。我国立法未规定认知规则。

单就其含义来说，司法认知是指法官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依据事项的特殊性质，或者基于一定的理由，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合乎理性的将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种待认定的事实直接予以确认，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

司法认知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司法认知的主体仅限于享有裁判权的法官。其次，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法律与事实。就法律而言，不仅包括国内法，而且包括国际条约和重要的国际惯例，一定条件下外国法也属于认知的范畴。就事实而言，作为司法认知对象的事实是特定的，即具有客观性或公知、公认性，排除了当事人的合理争议的事实，包括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再次，司法认知同时包括事项的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果。最后，司法认知的效力是绝对的。

（二）免证事实。

有关免证事实,程序法多做出较为系统的规定，而实体法多就某些免证事实(如推定等)做出一些规定。在我国，现行诉讼法典中仅有《民事诉讼法》就公证事实做出规定(第67 条)，有关免证事实多由司法解释做出了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等。综合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免证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提供证明,这是一条古老的法则。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指为具有一定知识经验的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一般说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众人皆知且对其真实性不存争议的事实,所以成为免证事实。2.法院依职责或者职务所知悉的显著事实。对于法院依其职责或者职务所知悉的显著事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通常作为免证事实。法院因依法履行其职责或者执行其职务所知道的事实,例如,法院或法官所做的判决内容以及他法院或法官所做的判决、作为法官职务上应留意的破产宣告的公告、失踪宣告等,既包括在本案中所知的,又包括在其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中所知的,也可因办理非诉讼事务所知的。3.推定的事实。推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其中,据以做出推断的事实,即已知的前提事实,为基础事实;根据基础事实而推定存在的事实,即结果事实,为推

定的事实。应当明确,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是以结果事实为基础的,并非以前提事实为基础。4.自认的事实。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说明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无争议,所以无需作为证明对象。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必须作为判决的根据,是辩论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一。这种情况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而不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5.生效的裁判、公证文书和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

二、司法认知制度和免证事实规则的差异分析

(一)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的设置目的。

司法认知与免证事实，二者设置的目的都是对于一些事项由法院直接予以确认，从而免除当事人的举证义务。虽然二者的范围不同,而且我国免证事实程序规定相当薄弱,但并不妨碍两者存在之价值:二者对认知和免证事项的规定,对于确定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围,明确法官职权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认知和免证的事实的客观性，二者是唯物观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是人类理性在诉讼中的反映；由于认知和免证的主体是法官，二者体现了诉讼的公正性,有利于实体权利得以实现。虽然司法认知与免证事实在设置目的上基本相同,但其所设置的主体及理念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司法认知的主体是法官，强调法官司法认知的责任和义务;免证事实的主体是案件的当事人，强调免除案件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举证义务。法院在司法认知中应当主动发现司法认知的事项，告知当事人并主动进行司法认知，而在实施免证事实规则的法院,这种责任更多地为当事人所承担。

(二)司法认知对象和免证事实的适用范围。

1.司法认知的对象。司法认知的对象,即司法认知的适用范围,是指法院对于哪些事项可以采取司法认知。司法认知的对象是毫无争议的,各国法律几乎都规定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显著的事实”可以成为司法认知的事项。首先“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显著的事实”在地域上应当有所限定，是全世界范围、全国范围，还是某个地区范围。其次，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显著的事实”，应当以谁的认识为标准?英美法认为应当以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而大陆法则主张以法官的认识为标准。一般人所知悉的，法官作为一般人中的一员也会知悉;反之,法官所知悉的一些职业知识，一般人则不一定知悉。从逻辑上看,以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更合理一些。

2.免证事实的适用范围。如前所述,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些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诉讼法中免证事实的范围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法院依职责或者职务所知悉的显著事实、推定的事实、自认的事实、生效的裁判、公证文书和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对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进行分类,如当事人承认的事实可以归为自认；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归为一类；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可以归为推定一类；生效的裁判、公证文书和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可以归为一类。因此,简单说,免证事实的范围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自认、推定及生效裁判文书及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

3.司法认知的对象和免证事实的适用范围的差异。通过以上对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对象和范围的归纳,可以看出以下差异:其一,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事实和法律,而免证事实的对象仅仅为事实。虽然免证事实对象中包含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生效裁判、公文书和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这两项事实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法律,但这两项中法律并没有直接成为免证事实的对象；其二,虽然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均将事实作为其对象或范围,但其实质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司法认知对象的事实主要是客观事实,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到的事实。而免证事实所规

定范围内的事实,不仅包括上述客观的事实,而且包括一些主观事实。另外,生效裁判、公证文书和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主观的事实,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与这些事项相对应的分别称为“自认”、“预决的事实”以及“推定”。它们虽然没有被纳入司法认知的范围,但大多设有专章规定其适用范围、程序等。

(三)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的效力。

1.司法认知的效力。法官一旦对符合客观性、公然性的事项采取司法认知，便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司法认知的效力包括对当事人的效力和对法院的效力两个方面：其一，对当事人的效力。司法认知的首要效力便是免除了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是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加重,但由于司法认知具有绝对的效力，对一事项一旦予以司法认知,举证方将不会被采纳。其二，对法院的效力。司法认知对法院的效力表现在法院对司法认知的事项无需查证，但对符合司法认知适用条件的事项应当进行司法认知。

2.免证事实的效力。免证事实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其对当事人的效力，即免除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任何一方当事人在法庭诉讼的过程中均可以自由地使用免证事实范围内的事实来证明或者印证对自己有利的主张,而无需对其引用的免证事实举证。

3.司法认知效力和免证事实效力的比较。通过对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效力的描述可以看出，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在效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均会对当事人产生免除举证责任的法律效力。同样，法院对于符合司法认知或免证事实的条件或范围的事项，应当进行司法认知或确认。

（四）司法认知和免证事实的程序。

1.司法认知的程序。各国证据法大凡规定了司法认知的,都对司法认知的程序作了详尽系统的规定。根据目前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司法认知的主要程序有：

(1)法院主动认知和当事人申请认知。司法认知的主体是法官，法官可以不待当事人申请，依职权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法律主动采取司法认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义务。

(2)告知当事人听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法官将要认知某一事项，应立即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反驳。

(3)指示陪审团。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凡是经过司法认知的事实，法官将指示陪审团将其视为本案中已经确认的事实，无需再通过证人或实物证据予以正式证明。

2.免证事实程序。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中都未对免证事实的程序作任何明确规定，只草草规定对于有些免证事实的事项，“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也就是说，对于有些免证事实的事项，当事人可以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如果该相反证据充分确凿，则法院不可将此事项作为免证事实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