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刘家义讲话

第一篇：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刘家义讲话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

来源： 时间：2011-8-9 14:09:07 作者： 阅读 365 次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

——在中国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上的讲话

刘家义

（2011年7月8日）

;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

下午好！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大家对中国审计学会发展的帮助和指导，感谢大家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三年来，中国审计学会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审计中心工作，及时总结审计工作的新实践以及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入研究审计的本质和规律，为审计实践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指导。与此同时，学会各项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学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有很大提升，为学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做好“十二五”期间的审计工作，更好地发挥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需要不断总结和深化国家审计实践，不断丰富和创新国家审计理论。借此机会，我想就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问题与大家作些探讨。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国家职能“既包含一切社会的性质所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含由各种特殊的因政府与人民大众互相对立而起的职能”。要有效实现国家职能，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或被异化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就必须以公开性为原则，建立起有效的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机制，使各项权力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状态。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审计通过依法履行职责，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推动实现国家良好治理。

人民通过法律，把权力、责任赋予和委托给人民意志的代表——国家，国家再用法律形式把这些权力和责任分解给代表国家在某个方面行使权力、履行责任的公共权力机关。其中，对公共资源、公共财政、公有资产等的配置、管理、使用的权力和责任，赋予和委托给了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及其权力人。对于这些权力行使得如何、责任履行得如何，国家又通过法律授权由专门的机关对其进行监督，这个专门机关进行的监督就是国家审计。所以，在国家治理中，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部分。

（一）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家审计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审计产生于会计又监督会计，从单一或狭隘的技术层面看，这是对的；二是认为审计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和推动民主法治的工具，从现代国家审计的单项功能看，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审计产生、发展的深层动因看，两种认识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对于资源环境审计、绩效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等，又如何能看作是审计或监督会计呢？在中国古代西周，在西方封建君主制时期，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但是却都有审计！所以，从深层次原因看，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审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演进，其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都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的最高目标是维护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保证中央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律令畅通。西周设置宰夫“掌治朝之法”，其考核、监督百官的职能已十分明确。之后审计与对官吏治绩的考核，与行政监察之间的结合日益紧密，明清时期形成了融监察、审计于一体的比较严密的监督体系。欧美各国的国家审计也殊途同归：尽管在体制上各有特色，但都通过独立、主动地行使监督职权，在促进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民众福利不断改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国家审计写入了宪法，确立了其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中的宪法地位。

中外审计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国家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逐步明确了通过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把“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目标，从而清晰地确立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社会稳定，要求国家审计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维持国家内部秩序和实现依法治理，要求国家审计履行用权力制约权力、维护法律秩序尊严的神圣职责；实现国家和社会科学发展，要求国家审计不断地为国家治理的完善和改进发挥建设性作用；国家治理的顺利运转和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要求国家审计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并督促政府明确责任、落实责任。中国审计署上述观点得到了世界审计组织的广泛认可和赞同，而且体现在《世界审计组织战略规划（2011—2016）》中，明确要求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坚定反腐、加强问责、促进透明、强化良治方面不断努力，以展示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从政治制度设计看，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监督控制系统。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控制的职责，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控制系统。其中决策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围绕国家治理目标进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制定可行性方案并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确认决策事项和决策目标，对方案进行选优和决断，对整个决策过程进行协调和控制，并形成最终决策。执行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准确无误地执行决策，实现决策的目标和任务。监督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执行系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并将对决策执行情况的评估反馈给决策系统，推动决策系统及时修正决策，同时根据决策执行情况实施奖惩措施，进行区别激励。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系统中内生的监督控制系统之一，通过依法用权力制约权力，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决策系统，对国家治理的执行系统实施监督和约束。

哈罗德·孔茨认为，控制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依据我国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对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财务收支的监督，促进政府各项重大决策贯彻落实，并服务于各级人大对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监督。同时，审计机关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引导和调动公众对政府部门和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有效的社会监督。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国家审计机关还直接为执政党服务，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其守法守纪守规尽责。

（三）从审计运行机制来看，国家审计有效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对改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国家治理的目标、模式、手段和方法不同，但是实现良好的治理，即实现善治或者善政，是各个国家的共同追求。一般来说，善治包括合法、法治、透明、责任、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等特征，将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广泛认可的良好国家治理的主要标准：一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对外维护主权和对内维持政局稳定；二是有效制约权力运行和建立问责机制，遏制权力腐败；三是有效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四是促进科学发展、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无论国家治理模式和最高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如何，国家审计通过有效制约权力，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在维护民主法治，保障国家安全，推动责任、透明、法治、廉洁、公平和正义等原则和理念的落实，进而在改善国家治理、实现科学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审计的发展进程，国家审计介入国家治理的范围不断扩大，产生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现代各国国家审计的实践，其视野早已超越了财政财务收支的范围，而是以查核相关资料为主要手段，以监督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为主要内容，以审计查实的数据和事实为依据，顺延着财政财务收支的线索，将重点放在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和评估上，放在公共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上，放在有关机构和个人履行职责的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上，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科学发展和人民利益。这些年来，我国审计机关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依法对相关财政财务收支开展审计监督，审计关注的内容从财政财务收支逐步扩展到与财政财务收支相关的各项经济社会管理活动，涉及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完善问题，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问题，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绩效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以及影响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在审计过程中，国家审计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始终立足建设性、坚持批判性，立足服务、坚持监督，立足宏观全面、坚持微观查处，立足主动性、坚持适应性，立足开放性、坚持独立性。这些既是审计理念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审计在实践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特征。

（四）从增强治理绩效来看，国家审计通过发现并促进问题整改，保障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按照“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要求，国家审计机关对党和政府各项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主动进行监督，不断加强对重大投资项目及各项民生专项资金的审计，不断加强对土地矿产等各项国有资源和环境生态保护情况的审计，不断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审计，及时发现和反映各项政策措施贯彻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严格依法进行纠正和处理，强化问责和责任追究机制，排除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利益干扰，促进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同时，国家审计通过深入揭示体制、机制和制度性问题，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渐进性的改革总体思路，意味着现行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相关制度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国家审计以其独立超然的地位，没有既得利益的羁绊，在审计查出各类问题的基础上，开展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从苗头到趋势、从微观到宏观的深层次分析，并提出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促进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累积的结果，必将推进经济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

当前，实现国家良好治理、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国家审计作为依法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控制方式、控制行为和控制制度的集合，具备预防、揭示和抵御等功能，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免疫系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待国家审计，就为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本质特征的认识、准确把握国家审计发展规律和推动国家审计科学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平台。

二、国家审计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实现国家的良治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国体和政体如何不同，国家审计都是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进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国家审计是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重要措施。

权力的配置与制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要素，也是确立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服务，首先应做到的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制约时，国家也就没有了应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道德体系和法律依据，国家政权也必将走向灭亡。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以宪法或者法律形式明确的权力，通过执行法定的监督、揭示和评价等职能，将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权力约束在人民对其授权的范围之内，并将政府机构和官员履行受托责任的程度和水平公开披露，接受人民的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让权力与责任相匹配。如，英国议会于1866年以法案形式明确，政府的一切收支应由代表议会、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主计审计长实施审查，主计审计长由英王任命，但只有经过议会两院的一致同意，才能令其辞退。美国在2003年6月发布政府审计准则时称，公共资源使用的责任观念是国家管理程序的关键，是健康民主制度最基本的要素。

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审计围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权力行使情况的审计监督，尤其是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为监督和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提供了重要依据，监督手段也更加有效。十几年来，共对43万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使一大批正确履行经济责任、工作实绩突出的领导干部，在审计后得到肯定、表扬和提拔使用；一些被诬告的领导干部，通过审计使问题得到了澄清；也有一批领导干部因审计结果认定未能正确行使权力而依法受到免职、降职等处理。

（二）国家审计是推进民主法治的重要途径。

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字面意思是“人民的统治”。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是指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治理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其核心是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方式。有学者指出，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和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所以，民主与法治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国家治理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化选择，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得到统一。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国家治理，而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则是为了确保政府有效履行这种公共受托责任。现代国家审计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紧跟政府责任的深化而不断拓展审计领域，深化监督内容，将审计内容由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逐步扩展到政府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再扩展到国家治理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等，以审计成果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职权、承担责任的监督要求，揭露严重破坏法律和秩序尊严的行为，并促使破坏者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美国审计署认为政府责任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目前其大部分工作是项目评估和政策分析，不仅关注联邦资金是否适当使用，而且注重评价联邦项目和政策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以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

几十年来，我国审计机关坚持依法审计，通过揭示和反映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问题，维护和推动完善民主法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不断推动审计法制建设。1994年审计法正式颁布，并陆续颁布了38个审计规范以及20多个审计准则；2006年审计法修订后，国务院修订了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办、国办下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审计署制发了国家审计准则，审计法规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内容、以审计准则为工作标准的法律规范体系，不仅实现了审计工作有法可依，也丰富完善了社会主义国家法规制度体系，推动了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二是促进政府部门依法理财、依法行政。近年来，审计重点逐步从预算资金的收入环节，向规范支出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拓展，逐步实现了从简单的查错纠弊向促进规范预算行为、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为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服务的转变，有效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三是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和信息发布制度。着眼于深化党务政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依法公开审计结果、审计计划的同时，组织媒体对重大审计项目进行跟踪报道，及时公开审计过程和进展情况，为社会公众了解政府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监督政府部门财政收支活动提供了重要渠道。近年来，各级审计机关制定关于审计信息公开的制度1300多项，向社会发布审计结果公告1.8万多篇。

（三）国家审计是加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

腐败就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异化，是国家治理中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是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免疫系统”必须发挥的作用，是由国家审计的内生性所决定的，它不以审计人员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某个时段、某个国家审计机关的特殊任务，是所有国家审计机关都不能回避的重要职责。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不外乎三条：一是大多数腐败和舞弊，最终都要落到钱上，而审计工作始终紧盯国家财富，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侵吞或间接侵占；二是国家审计具有独立性，与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对象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能够客观公正而又敏锐地揭示问题；三是国家审计是经常性的监督制度，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线索。

世界各国最高审计机关非常重视发挥审计在反腐倡廉方面的作用。如美国审计署曾针对时任副总统切尼的舞弊嫌疑展开专项审计，揭露了美国政府高官和企业相互勾结的真相；欧盟审计院和英国审计署都对议员虚报费用、骗取补贴等腐败行为予以彻查；法国媒体高度关注法国审计法院披露的总统府开支合规性问题；韩国监查院则始终高度关注高官的舞弊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审计始终把查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作为重要职责，切实突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分配和使用，工程建设中的预决算、招投标和物资采购，土地出让和置换，国有资源、矿产资源开采和受让，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票据贴现和保险理赔，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和执行“三重一大”制度等方面的审计监督，并与公安、检察、监察等有关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加强与这些部门的沟通配合，使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得到及时处理。十多年来，全国审计机关向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案件3.8万多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和公开曝光，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

（四）国家审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几乎所有部门的共同职责。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之日起，就依法独立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密切关注国家安全，并为之做出特有贡献。首先，国家审计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及时、客观、可靠的信息，从而为评估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这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就是很好的事例。其次，国家审计注重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和风险，能够敏锐地感知风险、发现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国家审计在这个方面的独特作用有目共睹。第三，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保障其能够如实揭露发现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和意见，促进整改，不断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维护和改善经济社会秩序，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安全。

长期以来，美国审计署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2000年以来，美国审计署关于国土安全、国际事务和国防类的审计报告共有1013份，占同期审计报告总量28%。2010年，中国审计署发布新的国家审计准则，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目标。新准则第六条明确指出，“审计机关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通过监督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新准则对国家审计目标的诠释源于审计法，又更加明确。近年来，中国国家审计机关一直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审计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重点关注了财政金融运行、能源及战略资源、国家信息、地方政府性债务、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监管、国有资产安全和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资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及时分析和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五）国家审计是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今天，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在全球竞争的平台之上，如何持续改进和改革，以应对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国家审计针对发现的问题，揭示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充分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持续推动国家各个领域的改革，取得国家间竞争的优势。这既是法律赋予国家审计的责任，又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

很多国家赋予国家审计机关不是简单的披露权，而是包含建议在内的报告权。这种报告权，也就是国家审计机关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有权而且必须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审计建议，而这一建设性作用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国家治理的持续改革。各国审计机关在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推动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如1714年，普鲁士最高会计署开展业务期间，德国的审计监督已经从单纯的凭证和账目审计发展到了提供政治咨询；又如1761年，奥地利审计法院的前身会计署成立，在其主要任务中，除了发现会计账目的差错、指出不足之外，还明确了实施预防性控制，即在女王做出决策之前，对悬而未决的经济事项表达意见等内容。1967年，美国国会发出了第一个要求审计署对项目效果进行评估的要求；1969年，美国政府经营委员会就美国审计署作为国会信息来源的潜在能力进行了广泛讨论，得出了“如果审计署集中力量进行项目效果评估、审查经济活动和提供新的建议，其工作将会更有意义、更为有用”的结论。“为什么要到审计署工作？因为我们说的时候，别人都在听！审计署处于政府决策的震中！”这是美国审计署网站上招揽人才的宣传词，体现出了美国审计署对自己建设性作用和地位的理解或期盼。

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国家审计发挥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围绕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入手，以责任履行和责任追究为重点，将常规审计和绩效审计融为一体，加强对现行法规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查找政策、制度和管理中的问题和漏洞，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提出解决现实中存在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6年以来，全国审计机关共提交审计专题报告、综合性报告和信息简报70多万篇，提出审计建议102万多条，促进相关部门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2.8万项。

（六）国家审计是维护民生的有效手段。

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既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政治方向，也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公信力。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

针对近年的审计工作，美国审计署提出过四个战略目标，包括应对美国人民福利和财政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和安全威胁、推动联邦政府转变职能和迎接21世纪挑战、使美国审计署价值最大化。美国审计署的八大审计关注领域中就有三项直接和民生相关，一是变革中的美国经济，二是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多样化，三是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问题。由此可见民生问题被关注的普遍性。

多年来，中国国家审计机关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在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审计中，始终把监督检查国家关于民生和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高度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关注涉及“三农”、城市低收入群众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和资金的管理。“十一五”时期，全国审计民生及资源环保类项目和单位13万个，通过上缴财政、促进滞留或截留资金拨付到位等方式，为国家增收节支1107亿元，促进了各项惠民及环保政策措施和资金落实到位。

三、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更好地推动和服务国家治理

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良治，国家治理的任务和重点在不断变化，赋予国家审计新内涵、新任务。当前，形势的发展和要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治理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审计工作需要主动适应。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深度变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和制度基础。下一个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发展的重心将转移到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体制改革的重点将放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和谐社会及其相关领域。在这一特殊时期，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也将相应发生变化，要求审计工作必须应势而变，从主要关注经济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民主法治进程加快。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利益诉求越来越具体，人民监督与舆论监督成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推动力量。审计法规制度的不断健全，使审计工作过程、结果处在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社会公众监督之下，对审计的规范化程度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审计监督既要揭示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推进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体制机制，对审计工作层次和深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三是信息化成为发展趋势。随着审计对象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换代升级，审计机关也需要不断研究应用新方法、新技术，不断调整和改进信息技术在审计实施中的应用，对审计技术方法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

第二，国家治理的着力点发生了变化，审计工作需要主动跟进。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审计机关关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情况和效果，关注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和绩效状况，关注资源和环境保护、自主创新情况，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二是加强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为重点的社会管理，要求审计机关关注涉及民生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关注民生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促进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三是加快民主法治进程和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审计机关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关注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责任履行情况，关注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落实和绩效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各级政府不断提高公信力和管理水平。四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审计机关关注国家利用外资情况和对外开放情况，关注境外资产和投资的效益和安全情况，并认真履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相关职责，积极开展境外审计，在推动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国家治理对审计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审计工作需要主动加压。一是党委政府对审计效能的要求更高了。各级党委、政府希望审计工作在推动制度创新、机制转变、政令畅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党委、政府的需求，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开展审计、选择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审计报告、审计信息和审计建议，更好地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二是社会公众对审计效果的要求更高了。社会公众希望审计机关既要勇于碰硬，敢于揭露违法违规事实，严肃查处大案要案，更要分析原因，提出深化改革、完善法治、强化管理的建议，并及时把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开，对审计效果的关注，已经成为社会公众一种常态化的需求，要求审计机关必须狠抓审计质量，提升审计工作的管理水平，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三是审计对象对审计效益的要求更高了。经过多年的发展，大多数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是认可和接受的，也是支持的，希望审计公平、公正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被审计单位更好发展。这就要求审计机关要在关注真实、合规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效益情况，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促进科学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审计工作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断调整和校正发展路径，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适应有效服务国家治理的需要，推动国家治理的完善和改进。

（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服务国家治理，首先要明确国家审计的定位和努力方向，回答好为谁审计、为什么审计、怎么审计和靠什么审计等问题。一是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审计的最终目标，解决好“为谁审计”问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治理的最终成效要体现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上。审计机关的权力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所赋予的，审计工作的成果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审计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要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审计的首要任务，解决好“为什么审计”问题。审计工作要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重中之重。要加强对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监督，推动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推动行政问责，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政治安全；加强民生审计，促进惠民政策落实，维护群众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民生安全；加强资源环境审计，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三是要把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作为审计的着力点，解决好“怎么审计”问题。从强化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出发，努力培养预防的、动态的、宏观的和建设性的审计观念，始终坚持“两手抓”，在严肃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着力分析和查找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管理漏洞，促进健全体制、完善机制、规范管理，从根本上提高经济社会肌体的“免疫力”。四是要把信息化作为审计的重要手段，解决好“靠什么审计”问题。在信息化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手段的情况下，不加强信息化建设，就有失去审计资格的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审计的出路在信息化，信息化的关键在于数字化。在审计工作中，必须用数字化带动信息化，用信息化推动审计技术方法创新，增强在信息化环境下查错纠弊、打击犯罪、规范管理的能力。

（二）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国家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关系到体制机制创新、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方面。国家审计要紧紧围绕国家治理的各项任务，在更宽领域、更高层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要服务科学发展，紧扣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审计，促进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加强对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和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跟踪审计，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强对科技和自主创新投入的审计监督，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对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审计监督，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对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潜在风险的揭示和反映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要促进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审计工作要更多地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把关系到民众生计、生产、生活的内容纳入审计视野之中，继续加大对财政投入较多、资产额度较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部门、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加大对扶贫资金、社保资金、环保资金等专项资金的审计力度，促进公共资源、公共资产、公共服务公平合理分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要推进法治建设。要通过对政府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揭示法治不健全、有法不依等问题，揭露和查处违法乱纪行为，促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促进法律得到严格执行，推进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民主法治建设。四是要推动深化改革。各项审计工作都要以促进规范管理和深化改革为目标，积极提出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的审计建议，并促进改革措施的落实。五是要促进反腐倡廉。认真研究和分析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准确判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及时揭示和查处重大侵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重大违背国家政策问题、重大铺张浪费和损失浪费问题以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失职渎职、商业贿赂等案件，进一步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三）要进一步改进方式，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治理的水平和绩效。服务国家治理，首先要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和创新审计方法和途径，推动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转变。一是努力培养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开放思维和创新思维，谋划审计工作发展的新思路。围绕主题和主线，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谋划审计工作，不断提高科学判断能力、监督保障能力、建言献策能力和促进发展能力，更加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发挥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二是以加强计划管理为先导，切实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审计工作发展的新方向。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在审计计划的编制中要落实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中心任务，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要求，适时确定、调整和下达审计任务，切实增强审计工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三是以改进组织方式为保障，积极做好审计资源整合，构建审计工作发展的新格局。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将专项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不同领域的审计项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审计成果的全方位、多角度运用。要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多视角分析的组织方式，不能单纯地就账查账、就事论事。要加强审计资源的整合，采取整合分工、上下联动、重点攻关的方式，集中力量打“攻坚战”。四是以保证审计质量为核心，督促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取得审计工作发展的新成效。将督促整改作为审计的一个重要环节抓好抓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推动解决一个问题，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促进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矛盾和困难。要更加注重在审计过程中及时指出问题，及时促进纠正问题，及时促进规范管理，从源头杜绝问题的发生，切实提高审计监督效果。五是以深化政务公开为基础，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形成审计工作发展的新局面。要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前提下，加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推动公共资金的来源、分配、管理、使用、审计等情况都置于人民群众和社会监督之下。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使其更多地了解政府管理者对公民责任的履行情况，了解其是否真正代表民意来开展工作，从而促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六是进一步改进审计机关内部治理水平，提高依法审计能力，打牢审计工作发展的坚实基础。审计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黄帝内经》讲：上工治未病，治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发，治其未传，治其未复。所以，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已病早治、瘥病防复。良好的国家治理，就是要使国家这个系统健康运行，作为国家治理内生“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就要不断提高能力，努力成为“上工”。当前，要在审计队伍中着力提升“五种能力”：第一，提高学习实践能力，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第一跑道，不断提高审计队伍的实战能力，努力培养查核问题的能手、分析研究的高手、计算机应用的强手和内部管理的行家里手。第二，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公正执法，严格审计处理处罚，坚持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对待审计发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做出处理和判断，杜绝工作中的随意性。第三，提高科学管理能力，用科学的理念、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实施审计管理，将目标、责任、考核监督贯穿于业务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制度体系中，并实现其协调运作，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第四，提高开拓创新能力，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加强审计理论研究和工作创新，不断用新的思路谋划审计发展，用新的举措完善审计制度，用新的方法推进审计实施，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应对、解决审计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审计工作理念创新、思路创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第五，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审计工作的“生命线”，把廉政纪律作为审计工作的“高压线”，严格执行“八不准”审计纪律和各项廉政规定，依法有效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以上是个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第二篇：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调研报告

浅议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四种途径

摘要：正确认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位置与作用，找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是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关键节点。本文从国家审计的定义、地位、功能、性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从经济运行、改革攻坚、政策执行、权力监督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审计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审计

国家治理

发挥途径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

从国家审计的定义来看：国家审计，也称政府审计，是指由国家审计机关代表国家所实施的审计。国家审计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一是独立检查会计帐目，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行为。二是独立于管理者之外，不参与具体的管理活动，不履行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职能，对财政、财务收支专司监督的例行行为。三是不论被审计单位有无问题，审计机关均应当履行其监督职能，进行例行审计。以上个性特征表明，监督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能。具体来讲，审计监督就是检查被审计单位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按授权或既定目标履行经济责任，有无弄虚作假、违法违规、损失浪费行为，并督促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促使其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在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审计机关还可以对某些管理职能履行情况作出评价，如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的优劣、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等，并提出改进经营管理的建议。

从国家审计的地位来看：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监督控制系统之一。在实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同的部门担负起了决策、执行和监督控制的职责，审计承担的是监督控制职责，审计机关是代表国家进行监督的部门，它地位超脱，客观公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国家审计的功能来看：国家审计主要是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审计监督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宏观与微观的诸多部门，涉及经济活动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它是国家治理系统中内生的监督控制系统，通过依法用权力制约权力，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决策系统，对国家治理的执行系统实施监督和约束。

从国家审计的性质来看：审计的性质职能与其他部门也不同，审计是对其他部门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部门，也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监督的部门。由于监督的全面性，能够取得各方面的材料，便于综合总揽全局从宏观和整体上看问题，从而发现一些薄弱环节，将这些信息传递反馈到有关部门能够引导或促进有关部门加强监督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审计并不排斥各部门的职能，也不是对其他部门监督的重复，它不但不会削弱各部门的业务和作用，而且在对整个经济监督体系中发挥着充实和完善作用，最终促进监督体系更加正确地发挥作用，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二、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四种途径

1、国家审计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守护卫士作用。腐败的实质就是运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近年来，反腐倡廉形势严峻，一些岗位腐败案件多发，一些领域违法违纪问题突出，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屡禁不止。如决策失误、违法乱纪、损失浪费、会计信息不真实等，违法违规和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也更加隐蔽和高智能化，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审计过程中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仍然是国家审计的工作重点，也是国家审计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不是审计的目的。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要通过查处问题促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2、国家审计在改革大潮中发挥着探路先锋作用。我国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转变职能成为政府改革的主线，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大部门制改革、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这些都是近年来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重要举措。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后的工作建议中就明确提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这一任务，作为审计部门当身先士卒，为国家的改革决策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目前我省正在开展的基本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审计。其审计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审计摸清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就是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议，为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3、国家审计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着参谋助手作用。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审计机关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刘家义审计长也指出“建设性决定着审计的生命力，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审计中发现问题的同时，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揭示反映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及时的向决策部门反馈信息、并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建议，促进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促使有关部门强化管理和监督。

4、国家审计在监督权力中发挥着治病救人作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做到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以宪法或者法律形式明确的权力制度安排，通过履行法定职责，促进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依照我国宪法、审计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审计机关对所有管理和使用国有资金的单位、项目和事项进行审计监督。通过审计，促进政府机构和官员依法行使权力，使权力与责任相匹配，有效发挥了规范、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可以说，国家审计是实现国家良治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无论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审计体制如何，国家审计都是通过有效制约权力，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在维护民主法治，保障国家安全，推动责任、透明、法治、廉洁、公平和正义等原则和理念的落实，进而为国家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家义.2009.树立科学审计理念 发挥审计监督“免疫系统”功能。

（2）刘家义.2008.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审计研究。

（3）溪 源.2012.关于深化改革问题的几点思考.理论网

第三篇：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北京专电（记者黎攀）3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自治区主席马飚在北京会见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郭声琨说，长期以来，审计署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审计工作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不但针对广西审计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整改意见和建议，还在促进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廉洁政府等方面给予了广西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2009年刘家义审计长到广西考察调研工作时，对加快百色铝产业发展向国务院提出了很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广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审计工作保驾护航。发展越快，审计工作显得越重要。我们要充分发挥好审计的独特作用，有效防止损害民生利益问题发生，使经济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希望审计署继续指导和帮助广西发展，推动广西审计工作再上新台阶。

马飚在简要介绍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和审计工作情况后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审计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在审计署的悉心指导下，我区各级审计机关扎实工作、尽职尽责，有效发挥了自身作用。2011年，自治区审计厅还获得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2012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将继续关心和支持审计工作，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责，尽力为审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强审计机关领导班子建设和审计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审计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以及在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作用。马飚还提出了恳请国家审计署帮助解决的有关事项。

刘家义说，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在干部责任机制建立，在强化项目管理等方面创造了很多先进经验，抓得有声有色。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精神奋发，团结奋进，让我们备受鼓舞和感到由衷钦佩。我们要坚持服务大局，发挥审计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审计工作的高度重视，审计署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支持广西又好又快发展。

审计署领导董大胜、余效明、孙宝厚、侯凯、陈蔷、陈尘肇，自治区领导黄道伟、余远辉、陈章良，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王跃飞等参加会见。

第四篇：刘家义 关于2010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

关于2010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1年6月27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审计署审计长 刘家义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0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20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中央财政收入42 488.47亿元，完成预算的111.6%，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中央财政使用的收入42 588.47亿元；支出48 330.82亿元，完成预算的103.6%，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57.65亿元，支出总量为50 588.47亿元；赤字8000亿元，比预算减少500亿元；年末国债余额67 548.11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限额内。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中央政府公共投资支出1.07万亿元，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家电汽车下乡等鼓励消费政策，促进扩大内需和优化 投资结构；中央财政用于科技、节能减排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14.3%、94.3%和19.3%，切实提高自主创新和基础产业保障能力，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和“三农”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20.2%和18.3%；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投入6822亿元用于西部大开发23项重点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深化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27个省份970个县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制度；开展资源税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和企业改革，积极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和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

——切实加强整改，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依法认真整改上年审计发现的问题，挤占挪用的资金已全部追回或归还，并完善制度规定1773项；审计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和104起案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后，有9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10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具体整改情况，国务院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审计署已向社会公告。

第一部分 审计情况

2010年，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审计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个中心，加强对宏观政策执行情况、重大投资项目和重点民生资金的跟踪审计，密切关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严肃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更加注重从体制、制度和政策层面反映问题，在保障中央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一、中央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债管理等情况，还对2010中央决算草案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2010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按照突出民生领域、优化支出结构、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等原则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的规模和节奏，财政的宏观调控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坚持依法理财，严格预算管理，加强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理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开展重大项目预算评审和节能评估，75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审计也发现，中央预算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一）部分中央支出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和准确、执行率 偏低，有些预算的级次和项目在执行中自行作了调整。

1．部分中央本级支出预算未落实到部门。在2010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16 049亿元中，有1485.75亿元是财政部代编的，需要在执行中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单位；至年底，上述代编预算中有148.67亿元未执行，占10%。抽查的“物资收储支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专家津贴”和“驻艰苦及污染地区人员回国工作医药费”等3个项目在2007年至2009年代编预算均未执行的情况下，财政部2010年继续代编38.16亿元，当年又未执行。

2．中央部门归口管理的部分本级支出预算年初到位率低。2010年，发展改革委负责分配的中央本级基建支出和科技支出预算的年初到位率，按规定应达到75%和97%，实际仅为7.8%和47.5%。

3．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未及时细化落实到省区市。在2010年转移支付预算25 606.64亿元中，扣除据实结算项目后，有6536.58亿元未按规定在全国人大批准后的90日内下达到地方，占25%。在执行中，财政部又将215.6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预算上划调整为中央本级支出；少数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如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42.95亿元中，当年仅执行10.56亿元，占25%。

（二）部分投资计划下达不符合规定。

1．扩大投资专项范围安排支出。2010年，发展改革委 将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专项投资4700万元、国家天然橡胶基地建设规划专项投资2100万元，安排给了规划外的项目。

2．少数投资计划下达程序不规范。2010年，发展改革委向专项规划未编制或未得到批复的3个专项、初步设计未得到批复的5个项目，下达投资计划29.96亿元；未按规定批复资金申请报告，直接下达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工程投资计划，造成实际补助比例不

一、个别项目投资多次调整等问题。

3．未按建设进度下达贴息补助。中央预算内投资贴息补助原则上应按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贷款的实际发生额分期安排，但国家能源局2010年安排煤炭产业升级改造项目贴息补助时，直接一次性下达24个项目贴息补助1.66亿元。审计抽查其中5个项目，有3个在计划下达前已基本完工，2个至审计时未开工，导致贴息补助4600万元全部闲臵。

4．少量投资计划下达滞后。在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3926亿元中，有32.59亿元未按规定于10月31日前下达，影响资金及时使用。

5．部分投资资金闲臵。由于规划编制和项目启动晚、前期准备不充分、计划下达滞后等，至2011年3月底，发展改革委2010年下达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等6个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117.79亿元中，有92.11亿元（占78%）闲臵未用。

（三）有些收支事项处理不够规范，部分资金未及时清理安排使用。

1．中德财政合作伙伴基金收支未纳入总预算会计，而是委托中国进出口银行核算。至2010年底，累计收入3.05亿元、支出1199.75万元。

2．以前结转的出口退税资金未及时清理。至2010年底，财政部采用权责发生制结转的2006年和2007年出口退税收入指标584.74亿元已闲臵3年，尚未安排使用。

3．年初批复部门预算时未全面反映上国库集中支付结转和结余。2009年底，中央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合计771.85亿元，财政部2010年3月批复部门预算时仅列入248.65亿元，其余直到4月份才下达给部门。

4．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后未统筹安排使用。2010年，财政部对这项资源性收费继续采用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办法，导致资金大量结余。至2010年底，无线电频率占用费补助在地方累计结余20.4亿元，其中当年结余6.67亿元，占当年下达补助的34%。

5．部分商业银行账户应予规范和清理。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在商业银行开设各类银行账户31个，当年累计收到资金5290.4亿元，年末余额906.32亿元。其中，有些是预算外收支账户，有些全年未发生收支业务。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不够完善。

1．2011年，部分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尚未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2．年初预算未细化，部分支出分配交叉重复。报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44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落实到具体项目；其中120亿元是财政部在国资委等上报的预算建议草案之外直接代编和进行分配的，部分支出方向与另320亿元预算安排交叉重复。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拨付主要集中在11月和12月，其中140.57亿元是12月20日后才拨付的，占支出预算的32%。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不够规范。

1．部分支出预算未落实到具体项目。由于基金项目的储备不足，财政部2010年下达到部门的基金预算有84.87亿元未落实到项目；部分支出指标至年底尚未下达，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水利建设基金的支出指标仅分别下达51%、45%和44%。由此形成2010年底基金结转790.16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3806.91亿元的21%。

2．在公共财政预算中安排与基金预算内容相近的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原则，但财政部在彩票公益金和旅 游发展基金已安排体育总局、旅游局有关项目资金5092万元的情况下，又从公共财政预算中为其安排内容相近、用途相似的预算4.25亿元，其中旅游局的两个项目年底结余1001.56万元，占其预算的47%。

3．少数基金管理使用和设臵不够规范。具体是：未及时将交通运输部、贸促会等部门的4.89亿元基金收入征缴入库；交通运输部收取的船舶港务费和贸促会收取的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认证费等，不符合基金特征或设立条件，未及时清理。

（六）国债发行管理不够严格。

1．记账式国债招投标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投标过程中，对发行现场人员随时查看投标信息没有严格限制，也缺乏出入登记、通讯屏蔽等操作细则；对投标人在出现通讯中断或设备故障时采用的应急投标方式，未制定应急投标书送达时间的确认办法，不能有效防止超过投标截止期或要件不合规的应急投标书被违规录入。上述问题给个别工作人员泄露投标信息，并恶意采用应急投标等方式低价中标提供了可乘之机。审计抽查发现，2007年至2010年，有104份未经人民银行观察员签字认可、无密押或密押不符以及超过投标截止期等的应急投标书被违规录入，中标国债面值808.8亿元，购买价格比正常投标明显偏低。

2．财政部2010年在增补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过程中，存在受理逾期申请材料、未按规定充分征求相关单位意见、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享有的权利、对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查不严等问题。

3．电子式储蓄国债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政策目标落实不到位。在2010年发行的1296.27亿元电子式储蓄国债中，有705.16亿元（占54%）最终由40家承销银行持有，与此类国债重在培育个人投资者市场的政策目标不尽相符；相比发行记账式国债，增加筹资成本约23.55亿元。

对上述问题，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正在逐项研究制定整改措施。

此外，在审计财政部编制2010年中央决算草案情况时发现，未及时清理以前已取消的烟草专营利润、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基金、政府住房基金、水运客货附加费等4.52亿元；在向全国人大报告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时，将用工商银行上缴利润中的22.05亿元安排的补充社保基金支出错列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审计期间，财政部整改了上述两个问题，将4.52亿元结余反映在中央政府性基金决算草案中，将22.05亿元转列为公共财政支出。

二、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此次共审计54个中央部门，延伸审计467个所属单位。2010年，54个部门财政性资金支出预算为5382.02亿元，审计1708.15亿元，占32%。审计结果表明，这些部门预算 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政拨款预算执行率平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统筹消化结转和结余资金423.56亿元；严格控制和压缩公用经费支出，53个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控制在预算内，34个部门在统一压缩的基础上将公用经费支出再压缩5%以上；本级预算管理的规范和透明程度不断提高，25个部门制定和修订预算管理相关制度240项。但审计也发现，一些部门预算执行不够到位，部门本级与所属单位间预算管理水平和财务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需进一步加强。

（一）项目支出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和具体，一些部门本级预算未完全执行到位。由于部门工作计划与预算安排不够衔接，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与预算编制要求不尽适应，54个部门2010年初编列项目支出预算2779.27亿元；中央财政在执行中追加995.55亿元，相当于年初预算的36%。在年初编制的项目支出预算中，11个部门本级的106.76亿元未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有2.92亿元至年底仍未细化。一些部门本级预算执行也不够严格，其中：5个部门本级自行调整了2.74亿元项目预算安排；32个部门本级以拨作支、虚列支出、在项目或预算科目之间调剂使用资金5.81亿元。此外，20个部门本级还存在未按规定征缴非税收入、资产核算不规范等问题金额4.51亿元。

（二）一些部门监管不严，加之事业单位改革尚未到位，部分部门所属单位违反财经制度问题比较突出。此次审计发现的违规问题有80%以上发生在所属二三级单位，涉及金额49.3亿元。

一是预算执行不够严格和规范，主要表现为未经批准改变部分预算资金用途、虚列支出或以拨作支等。其中：210个所属单位未经批准扩大开支范围等10.26亿元；33个所属单位采取虚列支出、以拨作支等方式，将1.51亿元预算资金列支后拨付给下级单位或项目承担单位；13个所属单位采取重复申报项目、多报在编人数等方式，多申领财政资金0.3亿元。

二是私存私放资金设立“小金库”问题仍然存在。2009年以来，各部门深入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活动，但此次审计发现，82个所属单位采取截留收入、虚列支出等方式，套取和私存私放资金4.14亿元，主要用于发放奖金、补贴等。

三是收入和资产管理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非税收入征缴、资产核算和出租出借等方面。其中：80个所属单位未按规定征缴非税收入3.09亿元，违规收费3.68亿元；52个所属单位违规出租出借资产、委托理财以及资产入账不及时等，涉及金额18.75亿元；39个所属单位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有的是为加快采购进度规避集中采购，有的是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和程序不规范，涉及采购资金7.57亿元。

（三）部分科技经费使用和管理不够规范，研究成果存在多头充抵问题。至2010年底，审计抽查的8个科技重大专项2246个课题中，有74.68亿元课题经费结存在承担单位，占这些课题2008年启动以来拨款额的36%，但这些资金已列入牵头部门决算支出，影响核算的真实性；抽查133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发现，由于科技成果审核把关不严、不同科技计划间信息缺乏共享，在这些项目取得的2775项专利、技术标准等成果中，有547项（占19%）申请或取得时间早于项目的立项时间，或是发明人与课题组成员不一致。

（四）一些部门决算草案编报不够准确。对部门决算草案的审计发现，40个部门账务处理不规范，部分收入、支出、结余和资产反映不够准确，涉及金额22.44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量的0.62%。对其中7.53亿元的问题，相关部门在审计过程中已调整账目和报表；对其他问题，审计长已签署意见，要求予以纠正。

目前，相关部门已追回或归还资金9.06亿元，采取收回账外资产、调整会计账目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13.06亿元。

三、财政转移支付审计情况

为摸清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运行情况，审计署组织对中央转移支付管理和分配情况进行了审计，并重点抽查了18个省的90个县。从审计情况看，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转移 支付2.73万亿元，是1994年的11.45倍，保障了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实，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但随着中央财政收入规模和转移支付总量的大幅增长，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结构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逐渐在财政运行中显现出来，亟待研究解决。

一是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中占比较高。由于现行财政体制还不够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权难以满足其履行事权的基本需求，主要通过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解决，导致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中占比较高。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的56%是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审计的90个县财政支出2630.50亿元中，上级转移支付占46%，其中50个中西部县占比达71%。转移支付制度由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修正补充机制，变成了对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

二是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中占比较高。2010年，在中央转移支付总额2.73万亿元中，专项转移支付为1.41万亿元，再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明确用途的2622.2亿元，共计有61.7%的转移支付是有规定用途的，这一比例虽然低于2009年的62.54%，但比2008年提高8.3个百分点。

三是部分专项资金设臵交叉重复、部门多头管理和分配。按现行办法，有些用途类似的专项资金，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和多个项目。由于监管未形成合力，加之资金拨付链条长，此次审计的90个县发现多头申报、套取和挪用财政资 金等问题金额3.32亿元。此外，至2010年底，90个县专项转移支付总额的20%计116.27亿元，未及时安排使用。

四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完整纳入地方预算。2010年，审计的90个县预算编报的转移支付，仅为实际数的50%，其中30个县未编报专项转移支付。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预算编报时间早于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中央预算的时间，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上级没有及时把转移支付预算分解到地区和项目，提前告知的预计数与实际结果差距也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财政部正在研究完善制度；相关地方采取收回挤占挪用资金、完善制度规定、办理项目调整审批程序等措施，已整改问题金额1.32亿元。

四、国税征管审计情况

近年来，各级国税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坚持依法组织收入，不断加强税源管理、办税服务和纳税评估，较好地完成了收入任务。此次审计的18个省区市国税部门2010年组织税收2.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但审计也发现，一些国税部门存在违规减免、征管不严导致税款流失等问题。

一是部分涉税审批事项不合规。其中：税务总局个别司2009年至2010年，以非正式公文“司便函”的形式，批准对企业超过认证期限的增值税发票进项税款17.29亿元予以 抵扣；12个省的国税部门违规批准税前扣除和减免税优惠等，造成税款流失25.78亿元；9个省有关部门将17户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使其享受税收优惠26.65亿元。

二是纳税审核和发票管理不严格。其中：10个区县级国税局为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发票1万多份，15户从事矿产买卖、废旧物资回收和软件生产等业务的企业虚开发票或使用不规范发票，导致税款流失共计14.33亿元；73个国税局对99户企业的纳税申报审核不严，少征企业所得税8.27亿元。

三是有的地方存在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问题。2009年至2010年，有62个国税局通过违规批准缓缴、少预缴、以误收名义退税等方式，当期少征287户企业税款263.01亿元；有103个国税局通过违规提前征收、多预缴、不退多缴税款等方式，向397户企业跨提前征税33.57亿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税务总局和有关国税局正在采取措施，抓紧纠正违规问题，并完善相关制度。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4万多人，以“见账、见人、见物，逐笔、逐项审核”为原则，对全国所有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25 59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54 061个其他单位、373 805个 项目和1 873 683笔债务进行了审计。审计的重点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同时对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需履行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债务也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最早发生在1979年，到1996年全国所有省级政府（含计划单列市，下同）、90.05%的市级政府和86.54%的县级政府都举借了债务。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67 109.51亿元，占62.62%；担保责任的23 369.74亿元，占21.80%；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16 695.66亿元，占15.58%。在这些债务余额中，有51.15%共计54 816.11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举借和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

从审计情况看，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债务率为70.45%。审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为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为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提供资金支持。在应对1998年和2008年的亚洲、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央通过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政府、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方式筹集资金，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各级政府筹措债务资金558亿元用于灾后重建，推动了灾后恢复重建的顺利实施。二是为推动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支撑。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投入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13 753.12亿元，投入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工业等领域4016.02亿元。三是为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打基础。在2010年底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土地收储、能源建设69 675.72亿元，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有利于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后劲。

审计也发现，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举借和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研究和规范。

一是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缺乏规范，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由于现行规定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对业已存在的举债行为缺乏规范，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变相举债，有的甚至违规担保或直接举债。审计发现，7个省级、40个市级和107个县级政府及所属部门，2010年在国务院明令禁止政府担保的情况下，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提供了担保；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等单位采取虚假或不合法的抵（质）押物、高估抵押物价值等方式违规取得债务资金731.53亿元。由于个别地方举债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项目准备不充分等，2008年及以前举借的债务中，有1319.80亿元至2010年底尚未支出，当年财政资金为此支付 利息67.74亿元；还有351亿元债务资金被投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

二是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从地区看，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而且，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 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从行业看，高速公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和医院90%以上的债务余额为担保债务或救助债务，借新还旧率较高。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的借新还旧率为54.64%，有387所高校和230家医院的借新还旧率超过了50%，还有95所高校和575家医院存在逾期债务57.6亿元，为此一些地方已安排441.38亿元财政资金来偿债。

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多，管理不规范。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有3个省级、29个市级、44个县级政府分别设立10家以上。融资平台公司2010年底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 710.68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别占63.12%、16.38%、20.50%。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管理 不规范，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弱，审计的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中，有358家存在借新还旧问题，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有148家存在逾期债务80.04亿元，债务逾期率平均为16.26%；有1033家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等问题，涉及金额2441.5亿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有关部门和地方正在按国务院要求，逐项制定整改措施，研究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审计还发现12起涉嫌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正在依法查处。

六、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为保障中央重大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审计署组织对京沪高铁、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继续进行跟踪审计，对406个扩内需项目、76个支线机场、247个粮油仓储设施的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从审计和调查情况看，相关部门和地方能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要求，安排和实施政府投资项目，加强项目建设的组织和管理，工程进展总体顺利。但在招投标、投资控制和相关政策落实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在工程施工、材料采购等方面违背国家招投标规定，有的甚至非法转分包。京沪高铁建设中，合同金额44.46亿元的施工、监理和咨询等项目尚未招标，相关公司就已进场开展工作。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设中，有45.01 亿元管道和站场施工、2.33亿元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不规范，分别占抽查施工、材料采购合同总额的72%和12%。76个支线机场建设中，有23个机场共计19.38亿元的359项合同未按规定公开招标，占抽查合同总数的20%。

二是部分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投资控制不严、建设进度滞后等问题。投资控制方面，主要是物资采购和工程款结算审核不严等增加投资15.12亿元，虚假申报、多头申报、挤占挪用或违规使用建设资金11.63亿元，以假发票或“白条”入账4.65亿元。建设进度方面，有170个粮油仓储设施项目未能如期于2010年底建成，占应建成数的78%，造成中央补助2.56亿元滞留或闲臵。

三是部分地方征地拆迁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其中：18个扩内需项目违规占地8256亩，包括耕地2753亩；30个扩内需项目、25个支线机场存在未经环评审批即开工、未经环评验收即运行或未按设计要求建设环保设施等问题。

针对审计指出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制定了整改方案，纠正违规问题，完善了招投标、监理和征地拆迁等方面制度，11个扩内需项目和9个机场补办了征地审批、环评等手续。

七、重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物资及灾后重建跟踪审计情况

2010年以来，审计署和地方审计机关共组织7000多人，对汶川、玉树地震1.77万个灾后重建项目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物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按照国务院提出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目标和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取得较好成效，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也比较严格。

（一）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跟踪审计情况。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筹集3033亿元重建基金，累计下拨2986.70亿元；3省灾后重建已完工3.94万个项目，完成投资8672.16亿元，约占规划数的90%。跟踪审计发现，有80个项目存在审批手续不齐全、未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违规转分包等问题；有21个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转移和套取重建资金14.16亿元，主要用于规划外项目建设等。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相关地方和单位已收回资金4.13亿元，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4.94亿元，加快了77个项目的建设进度，改进了258个项目的质量管理，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30项。

（二）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情况。至2010年10月，青海省本级共收到重建资金183.1亿元，拨付75.2亿元；完成投资36.2亿元，约占规划数的11%。跟踪审计发现，有24.92亿元社会捐赠资金尚未明确到具体项目；有95个重建项目存在可研报告或概算未及时批复、施工图未及时审定等问题，部分项目监理工作也不到位。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有关地方已将捐赠资金明确到具体项目，完善了资金 拨付和管理制度，并加强了前期准备和质量监督等工作。

（三）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至2010年底，全国安排和接收救灾资金物资共计17.57亿元，包括中央财政下达6亿元、甘肃省财政安排0.3亿元、社会捐赠11.27亿元；已拨付5.52亿元用于应急抢险以及灾民安臵；结存12.05亿元。救灾资金的拨付、使用和物资发放情况总体较好，审计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八、重大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为促进民生相关政策措施贯彻落实，重点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财政就业补助等资金和项目进行了审计和调查。

（一）审计调查9个省区45个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表明，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制度目标基本实现，至2010年6月底，45个县新农合覆盖面达95%，筹资水平由2009年的人均100元提高到150元，缓解了农民治病就医困难。审计调查也发现，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挤占挪用新农合资金的问题，其中：5个县的有关部门挪用新农合资金2738.18万元，用于发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等；6个县的经办机构虚报参合人数4925人，套取财政补助37.30万元；14个县的经办机构审核把关不严，擅自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向8118人多支付新农合补偿487.80万元，还有4个乡镇卫生院利用虚假病历等获取补偿56.78 万元。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相关地方已归还、收回资金2752.78万元，处理了10名责任人员。

（二）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审计，重点抽查了9个省区的12项资金和388个农田水利建设项目。2010年，中央财政投入9个省区的12项重点资金比上年增长55%，带动地方配套及农民自筹资金增长47%，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防灾减灾能力。审计发现，由于部分项目投资下达较晚，有的前期准备不够充分，至2011年1月底，2009年至2010年千亿斤粮食专项涉及的379个项目中，有376个尚未开工，中央专项资金有38.98亿元闲臵在县级财政或项目管理单位。此外，22个县的44个项目筹资投劳不到位1.05亿元，一些单位还将2.09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出借、偿还世行贷款等。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有关地方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并积极追回被套取和挪用的资金。

（三）从审计8个省区16个城市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情况看，这些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迅速，2010年筹集的廉租住房资金比2008年增长1.71倍，保障总户数增长2.09倍；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8.11万套，出租2.97万套。但一些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供地和住房管理等方面工作还不到位。16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2010年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计划未全面落实，实际少供地7335亩；4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用地未按规定达到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因管理办法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部门协调不力等，有4407套廉租住房被违规租售或另作他用，有4247套廉租住房分给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还有4428套保障性住房长期空臵。此外，一些地方保障性住房资金管理也不够严格，此次审计共发现少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21.49亿元，多申报和挪用等问题金额0.9亿元。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有关地方已收回部分违规使用的住房和资金，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员。

（四）从审计9个省市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看，这些地方2010年共筹集就业资金277.96亿元，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惠及988.96万人次，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帮助302.76万人就业。但审计也发现，8个省市的部分主管部门和单位违规将财政就业资金8.89亿元，用于基本建设、委托理财和工作经费等支出；7个省市的部分单位采取编造虚假材料、虚报人数和重复申请等方式，骗取就业补贴1857.52万元；4个省市部分已就业、已创业等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违规申领就业补贴865.04万元。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有关地方已追回违规使用和骗取的资金1628.8万元。

九、资源环境审计情况

对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和节能减排情况的审计结果表明，有关部门和地方高度重 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加大投入、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强化监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在相关政策执行中还存在不到位、不规范的问题。

一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不规范，违规用地问题时有发生。2008年至2010年，黄河中上游6个省区的315户用水单位共无证取水2.31亿立方米、超许可量取水2.84亿立方米；24个项目违规占用黄河河道1.47万亩，用于建设开发区、休闲旅游设施等永久性建筑，对河道及行洪安全造成隐患。审计还发现，4个省区以化整为零、协议出让等方式违规供地1.35万亩，5个省市的49户企业采取以租代征、未批先用等方式违规用地1.9万亩。

二是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存在“两高一剩”行业扩张问题。审计20个省区市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情况发现，186户企业违规建设火电项目44个、钢铁项目143个和水泥产能4083万吨，183户企业存在应淘汰未淘汰落后产能等问题。审计9个省区市的206个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发现，有114个因资金投入不足、前期工作不到位等未能按期完工。此外，审计还发现，一些地方少征、挤占、挪用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等专项资金24.89亿元，滞留、闲臵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等21.46亿元。

针对审计指出的问题，相关地方已收回资金8.15亿元，出台59项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制度，并处理了138名责任 人员。

十、金融机构审计情况

对工商银行等5家商业银行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的审计结果表明，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实际制定信贷投放和结构调整计划，拓宽保险覆盖面和服务领域，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有效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但在贷款和保险业务经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跟踪审计5家商业银行新发放的3472亿元贷款，发现违规发放和挪用贷款等问题580亿元，其中向未批先建、手续不齐或资本金不到位的项目发放贷款254亿元，还有部分贷款被用于还贷。抽查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499个分支机构发现，均存在以虚假承保、虚假退保、虚假理赔等方式套取保险资金的问题，金额合计19.9亿元；违规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7亿多元，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将直销业务转为代理业务套取的。

审计还发现，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作用发挥不明显。由于贷款门槛高、程序多、期限短，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贷款需求；同时，因放贷成本高、收益差、风险大，经办银行积极性也不高。2010年，抽查的9个省市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按政策规定可担保贷款160.33亿元，实际担保贷款只有37.94亿元，仅占24%。

目前，相关金融机构已纠正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185亿元，追回资金和补缴税款8479万元，对348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处理，并出台规章制度170多项。

十一、企业审计情况

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14户中央企业和4户中央企业驻港机构的审计情况看，这些企业能够执行中央决策部署，紧紧抓住经济企稳回升的有利形势，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企业资产和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总体上有所增强。但一些企业在重大决策、财务核算和内部控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够严格、不够规范的问题。

在重大决策方面，抽查这些企业的625项决策中，有164项存在可行性研究不充分、未按规定报批、违反内部决策程序等问题，造成损失及潜在损失34.14亿元，其中44项发生在下属单位，造成损失和潜在损失31.47亿元。

在财务核算和内部控制方面，此次审计共发现这些企业2009年收入不实606.39亿元、利润不实64.37亿元，分别占其当年收入、利润总额的2%和5%。还有9户企业通过隐瞒收入、虚列支出等转移资金25.8亿元，用于账外发放奖金和补贴等。

相关部门和企业高度重视审计指出的问题，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已调整相关账目，补缴税款11.9亿元，节约资金或挽回损失42.29亿元，并建立健全业务管理、风险控制及 会计核算等方面规章制度577项，处理责任人员65人。

十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审计情况

在以上各项审计中，审计署共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139起。这些案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利用权力“设租”、“寻租”，或培植代理人侵吞财政资金或国有资产；二是利用公共资源“借道”若干非公单位，或在多个地区实施违法违纪行为；三是利用虚假注资、虚假项目、虚假合同和虚假票据等方式，将违法行为隐藏在合法“外衣”之下。产生这些问题，既有一些人员法纪观念淡漠、依法行政意识不强等主观因素，也有体制转轨时期相关制度不够健全、执行不够严格等原因。

一是一些单位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对决策权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有的主要负责人利用个人影响干预重大决策，或直接违规决策、插手干预招投标等活动，为相关方面牟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单位内部控制薄弱，对分支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监督不力，对内部及下级单位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问责不落实、不严格，通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是监管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监管合力尚未形成。从目前情况看，不同执法部门之间甚至同一执法部门内部监管信息不共享、渠道不畅通，对跨市场、跨行业和跨领域的监管不到位甚至存在缺失，既增加了管理难度，也不利 于防范不法分子利用信息“隔离”骗取资金等问题。

三是市场经济体系不够成熟和规范，相关法规制度也需进一步完善。有的法规禁止性规定多，处罚规定少，实际处罚力度小；有的存在漏洞，如现金管理及电子支付业务等制度，在监控大额提现、识别客户风险，特别是对法人账户转入个人账户提现等未作明确限制，个别不法人员正是利用此漏洞，在网上银行或多个账户间将资金层层倒手、或以现金私下交易来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此次审计在金融领域发现的32起大要案中，有19起以现金为主要支付手段，共提现7.43亿元；有3件以网上银行为主要支付手段，涉及资金500多亿元。

上述案件移送后，有关部门已依法查处并结案20起，其他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处中。审计署将及时向社会公告查处结果。

对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已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整改，目前已追回或归还资金35.85亿元，挽回或避免损失47.23亿元，根据审计意见完善了1075项制度规定，有617人被追究责任。最终整改结果，国务院将在年底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对各部门各单位的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审计署将依法予以公告。

第二部分 审计意见

一、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切实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基本满足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所需财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切实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科学设臵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体现转移支付在财政体制中的修正、补充和均衡地区间财力的功能。进一步健全统一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明确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的功能定位，完善各类预算管理制度，处理好不同预算的资金投向和支出重点，使各预算之间有机衔接。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注重支出绩效

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和保障性领域的投入，加快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加强财政管理，严格预算约束，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完善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和考核办法，切实提高预算执行效果。

三、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继续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各地应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要求，搞好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规范工作。应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积极稳妥地处理业已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竞争性项目和有经营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形成的、或者是已成为竞争性企业的债务，应剥离政府偿债责任，主要用项目自身收益偿还，必要时可给予适当财政补贴；对无经营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形成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应统筹制定偿债计划，通过预算安排偿债资金。可研究赋予省级政府适度举债权，逐步探索向具备条件的市级政府推开，举债计划需经国务院审批，编制地方债务预算，纳入地方预算管理，报同级人大审查和批准。建立全口径债务监管体系，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再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借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之外的其他相关债务，各级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批和控制规模，建立备案制度，避免债务人责任转化为政府救助责任。

附件：1．已公告的单项审计结果（详见本站“审计结果公告”栏目）

2．尚未公告的单项审计结果（本站“审计结果公告”栏目即日公告）

第五篇：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李新廷，朱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4）04-0008-04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了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外，还提到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概念，并把“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单独列为一节。那么，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辨析这两种治理关系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一概念在我国以往的官方规范文件中并未出现过。但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治理” 这一概念，“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被写入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 部分中。可以看出，在十八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并列一起。这里的国家治理和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同一概念，而是从一个相对狭义的范畴上界定的，是与社会管理相对的。《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是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在内的治理体系。不仅如此，在《决定》中国家治理体系的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3。总书记也对国家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体系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也表明了治理的范围是在国家的领域之内。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这一宏观性也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宏观性。何增科认为： “国家治理是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国家治理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从横向来看，可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国家治理、全国性国家治理、国家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4］ 郭小聪认为：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 ［5］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主体和方式都是多元性的，政府和执政党是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的范围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决定》中有关治理的重要论述除了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决定》的第十三部分涉及的就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的提出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对十八大报告以及之前所提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针对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姜晓萍认为：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6］。社会治理重视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决定》中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来阐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治理的重点和核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对社会多元力量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因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根据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强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类型①：即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然而，这种分类容易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造成一种不是国家统治社会就是社会压制国家的研究状况，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我们国家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强调社会建设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对社会建设予以重视，注重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关切民生等重大领域，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表明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重视。社会治理的成效在社会意义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效。

二是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诊断及其解决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主要内容。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与治理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不可避免。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诊断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判断当前社会转型关键期的这一事实，诊断这一大转型过程中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能够有效的进行国家治理。

三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即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治理包括多种类型，存在多种维度，因而在治理的主体上也是多元化的，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特征。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公共权力并非唯一的主体，国家治理必须要从政府向社会倾斜，政府必须协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指出：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2］，等等，这些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进行治理的重要主体。

四是社会治理追求的价值也是国家治理追求的价值。社会治理并非一种单纯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着它自身的价值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社会治理主张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主张社会力量对公权力的监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些体现的是对民主的追求。《决定》还提出治理要依法进行，做到依法治理，依法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保证发展的成果和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冲突，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将这种冲突的过程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调节，因而社会治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另一价值追求是充满活力，这不仅是指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而且也指治理主体的活力能够让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也充满活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更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

二、以社会治理创新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杨雪冬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也需要确定阶段性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加快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选择社会治理领域作为突破口” ［7］。

第一，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分开。政府应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退出社会领域的直接管理。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进一步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蓝图和路线，指出社会领域自治的重要性，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实现自我治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对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来说意义重大。社会公共领域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介，而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中介和载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社团组织对于民主和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决定》也指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 ［2］ 50，等等。

第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以及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社会转型期，基层利益纠葛问题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在于基层的自我治理和底层的政治参与，通过这种自治和参与的方式才能调动基层多元利益主体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在自治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将各方的利益凝聚于治理的过程中。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价值、需求、矛盾多元化要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多元化的要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底层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可以为自身创造活力，缓解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政府真正地集中于顶层设计，从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断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因此，要健全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的制度渠道和服务体系，健全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建一个多中心、协同性的治理模式。正如《决定》中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 49。社会治理体制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底层参与，发挥政府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政府掌舵，制定社会治理的相关规则，明确多元主体的主体地位、职责和手段，协同好政社关系，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地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同时，提高基层和底层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引导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具有协同性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还要依法治理，在法律保障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现整体性的利益共赢。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突破口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下的一个重点。因此，将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力量整合到社会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

乔尔·S·米格代尔，相关著作有《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以及《强社会与弱国家》等。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上来［EB/OL］.http：//.［4］ 何增科.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评估［N］.学习时

报，2014-01-13.［5］ 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J］.人

民论坛，2010(2).［6］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7］ 杨雪冬.社会治理是突破口［J］.决策，2014(1).［责任编辑： 于洋］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