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路径

第一篇：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路径

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路径

【内容提要】 权力之间既要彼此制约也要相互协调，这是由权力自身的属性决定的。要构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就必须科学划分党内权力资源，理顺权力之间关系，使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根据党内权力来源和权力授受关系，应使党代会行使党内决策权，党委会行使党内执行权，纪委行使党内日常监督权。现阶段我们应通过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健全党委会制度，改革纪委领导体制来构建决策科学、执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党内“权力三分”机制，实现党内权力的阳光、有序运行。

【关 键 词】党内 决策 执行 监督 权力

党内“权力三分”机制是指将党内权力按照行使的不同阶段划分为党内决策权、党内执行权和党内监督权，彼此分立安排又相互促进协调的权力运行模式。党的十七大曾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①这表明我们党对党内权力运行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今后优化党内权力结构，推进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建设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党内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的倾向仍然没有根本性变化，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凸显了建立党内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②

从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看，党内需要分别设立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机关。根据党内权力来源和权力授受关系，应使党代会行使党内决策权，党委会行使党内执行权，纪委行使党内监督权。现阶段我们应通过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健全党委会制度，改革纪委领导体制来构建决策科学、执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党内“权力三分”机制，以党内“权力三分”机制来不断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促进党内权力间运行的协调、有序。

一、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使党代会的决策更加科学

构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科学决策是前提，它直接关系到执行的落实和监督的成效。要保障党代会的决策更加科学，就必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充分发挥党代会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决策功能。

党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党的决策权属于党的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党章》中将党的各级委员会与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规定颠倒了党代会与党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党代会的决策功能趋于虚化。一方面，由于党代会实行的是任期制而非常任制，每五年召开一次，很难真正体现党代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地位，削弱了党代会的决策功能；另一方面，党代会闭会期间，“党的委员会实际上集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三位一体，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③党内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使得党内权力腐败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权力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有鉴于此，必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通过合理分解党委会权力，重塑党代会功能，使党代会的决策更加科学。

党代会常任制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充分发挥党代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召集特别会议。“不仅可以保证代表大会决策形式的制度化和连续化，而且这一制度模式在结构上充分保证了决策中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功能发挥问题。”④这样，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从而改变现行的重大问题由党委代行决定的状态，确保了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年会制后党代会还需对由它选举产生的党委会和纪委实施日常、有效的监督。相对于纪委监督而言，党代会的这种监督更能体现权力的直接授受关系，它的监督范围更广，监督力度更强。从更深一层意义来看，对党委会和纪委本身的监督也是必需的。通过党代会年会制这样一种制度平台，使得党委会和纪委及时向党代会报告工作，接受党代表的审议，并建立党代会对党委会和纪委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不仅可以更好克服党内监督本身的局限性，还可以真实体现党代会的最高权力地位。

二是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党代会届期一致，通过充分发挥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代表职能来确保党代会的最高决策权。非常任制下党代表发挥代表职能缺乏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平台，作用极为有限。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后，党代表可以通过每年参加一次大会更多地了解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情况，更多地反映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也更好地参与决策与监督。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也可以通过各种视察活动，联系委员和一般委员，监督党的机关工作，积极发挥代表职能。常任制为党代表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参与决策提供了途径和平台，为党组织和委员联系广大党员提供了载体。党代表作为党代会的组成人员，本身所具备的上传下达、沟通反馈党员民意的纽带功能，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党代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当前要实行党代表常任制，积极发挥党代表作用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改进代表产生方式，增强代表产生的合法性。要积极探索党代表直选竞争的实现形式，提高党代表的合法地位。二是改善代表结构。三是加强代表培训管理，提高代表素质。”⑤

三是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还要求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负责在党代会闭会期间代行党代会相关职权，特别是党内决策权和对党委会、纪委的监督权。党代会常设机构如何设置?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在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各地均有不同做法。根据党代会常设机构的职能定位，建立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常设委员会，作为党代会的常设机关，在党代会闭会期间行使党代会相关职权是比较可行的一种做法。“要使党代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常任制，必须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它的常设委员会，并明确赋予常设委员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所拥有的党内最高决策权和最高监督权，使常设委员会真正成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党内最高权力机关。”⑥党代会常设委员会作为全体党代表选举产生的驻会性机构，可以下设三个办公室，即综合办公室、联络办公室和监督办公室。综合办公室负责定期和不定期召开常设委员会会议，处理党代会日常性事务；联络办公室负责联系和沟通党代表，传递党代表诉求和意愿。监督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让党代表通过党代会的制度渠道对党内进行常态化监督，以及对纪委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等。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索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实现途径，实现党代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的功能。通过扩大党代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拓展党代表特别是常设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和渠道，使党内决策更加民主、科学。

二、健全党委会制度，使党委会的执行更加高效

构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高效执行是关键。党委会作为党代会的执行机构，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对党代会负责，在党代会决策指引下执行具体的、微观的、细节的事情。党委会执行的效率如何与党委会制度是否完善息息相关。

要健全党委会制度，首先要对党委会职能进行合理定位。党代会实行非常任制，使得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党委会一身且缺乏有效制约，导致了党内权力腐败现象的出现。因而要根据党内权力授受关系，合理分解这些权力，着重强化党委会作为党代会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其次要对党委会权限进行科学界定。党委会执行权是党内最为经常、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权力，要科学界定党委会执行权的职能和作用范围，明晰权力边界，防止党委会越权行为。与党内决策权相比，执行权处于相对劣势的权力位势，它本质上是由决策权衍生而来，它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即在于它必须忠实于决策权，党委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代会各项决议。“在履行‘执行’的职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决策’行为应当是在执行党代会决议过程中对职权范围内或紧迫问题的相机决策，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重要人事选举和安排等权力应交还已实行年会制的党代会议决，而不能仅仅事前咨询、事后通报。如果遇到紧迫问题必须迅速决策，也可以采取事前授权、事后追认的方式授予党委会。”⑦党内执行权与监督权两者权限相当，地位相同，党委会不得干预、阻挠纪委监督权的行使。最后还要通过创新机制来保障党委会执行权的高效行使。一是要健全党委会内部的议事和执行机制。对党委会议事范围、执行过程、表决方法、检查落实等作出明确规定。“要建立健全党委会议事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如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的平等制度，少数服从多数的会议决定制度，特别是一人一票的无记名表决制。同时，还要明确规定票决的范围、程序、方式，以保证票决时各位委员真实意愿的表达。”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来规范自身的运行。二是要强化保障机制确保党委会执行权的高效行使。要适当增加党委会每年开会的次数，“运用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增强党委会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构筑党委内部交流的新平台”。⑧为党委会集体决策、高效执行党代会各项决议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保证会议质量，在党委会召开全体会议之前还应将会议主要议题及主要文件送各委员，以使各委员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准备。三是要建立党委会执行的情况反馈制度，及时向党代会反馈决议执行情况，接受并吸纳党代会意见，不断提高党委会执行的效力。

执行权是党内最为经常、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权力，完善党委会制度建设，就是要在制度上重新确立党委会作为党代会执行机构的职责定位，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提高党委会决策、执行的效率和水平，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代会的各项决议。

三、改革纪委领导体制，使纪委的监督更加有力

构建党内“权力三分”机制，强化监督是保障。各级纪委作为《党章》中规定对党内监督发挥督察主导作用的专门机关，拥有检查权、处分权等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权力。要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党委会进行监督，就必须发挥纪委的监督功能。

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之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决策权处于相对优势的权力位势，执行权和监督权二者之间的权力位势要大体相当；决策权对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制约(监督)是单向的；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制约是双向的。”⑨但在现行的党内权力运行模式中，作为监督权行使主体的纪委由于缺乏主体独立性，使得其对党委会发挥的监督效力极为有限，这也体现在《党章》的相关规定中。《党章》规定，纪委是党的监督检查机构，它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地方纪委接受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一方面，各级纪委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党委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纪委是非独立性的监督组织；另一方面，纪委作为党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要达到科学有效的监督，必须具有独立性要求。这种内在的逻辑矛盾，在实践中极大影响了其监督效力的发挥。”⑩基于以上矛盾，必须改革现有纪委领导体制，大力发挥纪委的党内监督职能。

第一，要明确纪委监督职责。首先，要重塑《党章》中关于纪委职责的监督功能。从以办案为主转向以监督为主；从以监督一般性违纪违法为主转向以监督违反政治纪律为主；从以事后惩处的监督为主转向以事前预防的监督为主，通过纪委工作重心的转移，真正落实《党章》中赋予纪委的监督权力。其次，要加大对党委会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执行权是党内最为经常、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权力，对党委会实施经常、有效的监督是各级纪委最主要的工作职责。当前由于受原有体制影响，纪委对各级党委会的监督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存在诸多不足，对党委会主要领导的施政监督、人事监督、经济监督效力有限，“失监”“弱监”“虚监”现象比较突出，必须通过纪委领导体制改革来强化对党委会的监督效力。可规定：“纪委有权列席党委会的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纪委有权审阅党委会的各种文件，并有报告权；纪委有权调查党委会提名或任免的干部情况，并有处分权”。(11)最后，要建立制度化的纪委监督反馈机制。纪委日常监督的效力发挥如何，监督权力是否滥用这些都要通过制度化的监督反馈机制进行信息传递。对党委会的监督具体来说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党委会贯彻落实党代会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二是对党委会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这两方面的监督情况纪委都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进行反馈，并提出处理意见供党代会参考。

第二，要强化纪委监督地位。首先，要增强纪委的独立性。当前纪委由于受双重领导体制的影响，特别是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使得其在人员编制、人事任免、工作经费、后勤保障等方面都依存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因而应该根据由谁选举对谁负责的原则，改革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规定地方纪委接受同级党代会与上级纪委的共同领导，使纪委与同级党委之间地位平等，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之间权利平等。其次，要增强纪委的权威性。要通过地位提升增强纪委的权威性，确保纪委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权力配置；要扩大纪委独立行使立案、调查、处分的权限，以加大对执行权的监督；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会任命的干部可独立作出立案、初核、给予党纪处分的决定，保证纪委具有履行职责的自主性和权威性。最后，还要增强纪委的监督效率。在现有体制下，党的纪委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以使各监督机构协调行动，形成监督合力。“要整合原有的监督力量，特别是有效整合纪委、监察、审计、公安以及其他专业监督的资源，形成类似于企业监事会式的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党内的检查控制有力。”(12)

四、建立制约协调机制，使党内权力阳光运行

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与协调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孜孜不懈追寻的目标。权力之间既要彼此制约也要相互协调，这是由权力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权力具有扩张性，必然要求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有效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另一方面，对权力进行制约，根本目的在于使权力之间的运行变得协调、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制约是手段，权力之间的相关协调才是最终目的。党内“权力三分”机制就是要通过合理分解党内权力资源，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高效运转，最终实现党内权力的阳光运行。

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之间如何有效制约?首先在于明晰三者之间的权力界限。《党章》中明确规定党代会是党内最高领导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应独立行使党内最高决策权。党内重大事务均应交由党代会集体讨论并作出决策；同时党代会也具有党内最高监督权，这种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党委会、纪委的工作监督上。党委会独立行使党内执行权，不得随意干预党代会决策与纪委监督工作。纪委独立行使党内日常监督权，重点发挥对同级党委会的监督职能。要想对党内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还必须理顺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之间的相互关系。党代会与党委会、纪委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种领导与监督关系是单向的。党代会通过集体领导行使党内最高决策权，通过监督党委会的执行情况并定时选举党委会来实施对党委会持续有效的监督，使这种制约落到实处。党代会对纪委的制约体现在对纪委工作的质询和报告审议两个方面，对纪委工作实行质询问责制。纪委日常监督的效力发挥如何，监督权力是否滥用这些都纳入到党代会对纪委的工作考核中来，党代会通过审议纪委工作报告并定时选举纪委组成人员来真实体现党代会的最高权力地位，实现党代会对纪委的有效制约。党委会与纪委之间也存在相互制约关系，这种制约是双向的，即相互制约。一方面纪委通过对党委会工作进行日常监督来确保党代会的各项决议得到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党委会对纪委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也能够促使纪委正确行使党代会赋予的监督职权，防止监督权滥用，更好地发挥纪委的党内监督职能。

党内“三权”的科学划分并没有让渡党内权力，只是将权力授予了不同的党内行使主体。这三种权力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但仅仅是分工，而非分立，这就使得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之间不仅能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也能很好地促进权力间的相互协调，防止权力之间由于牵制过多而出现的扯皮和责任推诿现象。党代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党委会和纪委，通过监督党委会和纪委工作来真实体现党代会的最高权力地位。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能够重塑党代会决策功能，通过权力划分真正赋予并切实保障《党章》中关于党代会的职权定位。党委会明确定位为党代会的执行机构，独立自主地行使党内执行权，对党代会负责，权力关系的理顺改变了党委会以往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委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党委会的执行效力；纪委作为党内专司监督的机构，权力的划分和关系的理顺可以改变当前各级纪委普遍存在的体制不顺、监督乏力现象，有利于提升纪委的权力地位，增强纪委的监督实效。党委会执行情况的有效反馈，纪委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也能促使党代会在决策中更好地接受吸纳各种信息，确保党代会的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使得党内间权力关系得以理顺，角色定位更加明晰，权力边界有效界定，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三者之间的权力运行变得更加协调、有序。

由此可见，权力之间的彼此制约又相互协调是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理想模式，是对权力属性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构建正是对这一权力运行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对于党内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提出是对党内传统权力运行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的积极探索。它不仅强调权力制约，更强调在权力制约基础上的相互协调，因而它与西方建立在权力属性划分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强对党内“权力三分”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我们应通过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健全党委会制度，改革纪委领导体制来构建决策科学、执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党内“权力三分”机制，实现党内权力的阳光、有序运行。

注释：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②庞洪铸：《“三权制约协调”机制：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模式》，《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③林怀艺：《党内权力的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理论探讨》2009年第4期。

④谭建：《党内权力的科学配置》，《甘肃理论学刊》2007第11期。

⑤孔庆平：《关于党代会常任制工作问题研究》，《沈阳干部学刊》2011年第4期。

⑥王贵秀：《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十议》，《理论学刊》2004年第1期。

⑦孙应帅：《党代会常任制的运行难点与改革思路》，《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⑧李毅弘，张磊：《党委会制度建设新探》，《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⑨任建明，张斌强：《以权力制衡体系建设带动反腐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8期。

⑩鲁月棉：《论党代会常任制的监督功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第4期。

(11)李永忠：《关于改革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1期。

(12)刘畅：《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模式的构建》，《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1期。

第二篇：构建全方位的党内关怀机制

关 心爱护党员，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新形势下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荣誉感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要求，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健全党内表彰制度，加强对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关怀帮扶。因 此，构建全方位的党内关怀机制，为更好地关心党员、服务党员提供机制保障，就成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建立健全党内关怀的领导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党内关怀机制，是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的内在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党内关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抓出成效。一是建立党内关怀的领导协调小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宣传部门、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源局、财政 局、卫生局、民政局、公安局、老干部局等单位为成员，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形成合力。二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的职责是：研究制定党内关怀工作 的政策措施、中长期计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党内关怀工作进行分工协调，做到各司其职；对党内关怀工作进行督促检查；研究分析工作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提出推进工作落实、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对策建议；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沟通与协作，交流工作心得，协调落实有关问题等。三是成立党内关怀办事机构。党内 关怀工作办公室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任务，配备好工作力量，做到职责、人员、工作三到位。要下大力气抓好关怀工作办公室人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能力建 设，加快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工作队伍。

完善党内关怀的法规和制度

制度 具有长期性、根本性。构建党内关怀机制，需要完善党内关怀的法规、文件和制度，以保持构建全方位党内关怀机制的刚性。《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内关怀的根本 大法，是制定党内关怀法规、条例、文件、制度的依据和基础。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组部《中国共产党发 展党员工作细则》、《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央纪委《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 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等等，一系列规定与条例相继出台，各地也都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和规定。党内关怀机制已经处于 制度下政策层面逐步建立的进程中，要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切实抓好落实。

建立党内关怀对象的信息征集管理机制

信息征集管理是关心党员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对需要关怀和帮助的党员对象进行摸底调查，采取“个人申报-群众评议-基层党组织把关-党委组织部门审批登记”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确定关怀对象并建立档案。内容可包括：党员关怀对象的基本情况、需要关怀的项目、由谁（单位或个人）负责实施 关怀、实施关怀的时间、关怀的措施、关怀效果等，这样便于掌握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关怀。

建立党内关怀内容的“全覆盖”机制

所谓党内关怀内容的“全覆盖”，指关怀的内容要全面、具体、细化，主要包括：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精神关怀、生活关怀、心理关怀等五大方面。

政治关怀就是关心广大党员在政治方面的成长与进步，保障他们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

思想关怀就是关心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坚持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党员干部。对党员进行思想关怀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主题，以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 策为重点，以达到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为总目标。

精神关怀就是关注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断采取措施激励鼓舞党员和干部保持一种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形成党员“人人争上游、个个当先进”的良好局面。为此，要完善并落实党内表彰制度，落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待遇，实行荣誉证 书制度，及时树立新时期的先进典型。

生活关怀就是关心党员、干部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发展，满足其必要的合理的物质利益。邓小平曾经指出：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就当前来 说，就是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党员、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具体应抓好以下五方面：对生活困难的党员进行专项帮扶，建立健全老党员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党内结对帮扶制度，建立健全党员就业援助和创业帮扶制度，建立健全基层党务工作者待遇保障机制。

心理关怀就是关注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党员心理健康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以烦躁、冲动、偏执为特征的非健康心理，可能会 导致一些公共突发事件，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严重的事端。为此，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党员接待日制度和与党员谈心制度，建立健全党内“送温暖、献爱心” 和走访慰问制度，设立党员、干部心理疾病医疗室。

建立党内关怀经费的保障机制

建 立健全党内关怀经费的保障机制，是构建全方位党内关怀机制的重点，也是建立健全党内关怀机制的难点。从各地实际操作和运行来看，采取“财政拨一点，党费列 一点，社会集一点，党员捐一点，企业助一点”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筹款方式和途径。党内关怀经费筹集不易，理所应当把它用好、用在刀刃上，实现关怀效果的最 大化，这就要求关怀经费必须“阳光运行”，防止腐败，杜绝暗箱操作。

建立发挥党内关怀作用的党员联系群众机制

从根本上说，做好关心爱护党员工作，健全党内关怀机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使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向人民负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做好关心爱护党员工作及健全党内关怀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发挥党内关怀作用的党群互动机制，或者说是要建立健全党员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党员的群众观教育，增强联系服务群众的自觉性。要使广大党员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切实解决好“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引导党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握新形势下 做好群众工作的新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三篇：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党内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大体上可以分为自控、互控和监控三个方面。自控，即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觉地、规范地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公共利益。互控，即行为主体之间的互相制约。监控，即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从外部对权力行为主体实施监督和控制。目前，在我们党内，这样的权力控制机制已大体上建立起来，但

其运行还不够理想，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权力控制机制不够完备，还不能有效地杜绝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形成对党内权力严密而有效的控制，切实有效地铲除权力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必须加强党内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内权力控制机制。

一、加强权力自控机制建设

权力行为主体的自我控制，即自律，是防范腐败行为发生的第一道关卡。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建立健全制度是进行权力自控机制建设最有效的方法。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只要这个总开关不出问题，无论置身什么环境，无论面对什么诱惑，都能做到身正行端，不犯错误。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关键，也是抓好制度建设的关键，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各项制度的落实和效果；制度建设是一种规范，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使得权力行使者切实感受到来自制度的压力，并把它转变为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使自我控制由软性约束变为硬性约束。制度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它能为监督主体了解、评判权力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而采取相应措施提供标准和根据，权力行为主体一旦表现不佳，就将要承担一定的后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强权力自控机制，就要抓好这两个方面的建设。

首先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关键。一要加强理论学习。理想信念是世界观的核心，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凝炼。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把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到具体行动中去。还要努力学习掌握其它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包括现代科技、经济、法律、历史等。二要积极投身于实践。要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行动上，积极投身于建设实践；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接受严峻考验，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三要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性锻炼，必须严格党内生活，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四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要把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而且还要常抓不懈；要紧密联系实际，针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人们思想上产生的困惑加强理论研究，作出科学回答；教育形式要灵活多样，因地制宜，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其次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使得权力行使者切实受到来自制度的压力，并把它转变为自我控制和约束的动力，使自我约束由软性变为硬性。制度具有促使权力行为主体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功能，权力行为主体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具有有所作为、追求事业成功、获得良好社会评价的愿望。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制度能够促进他们自我约束。

在党内的各项制度中，民主管理干部的制度和公开制度最为重要。因此，要形成党内权力自控机制，必须首先抓好这两方面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干部的制度，把党的领导干部的命运交给党员群众掌握。

健全的民主管理干部制度，主要包括由党员群众选举、评议、弹劾、罢免党内干部的制度，其实质是党员群众与上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共同分享管理干部的权力，使他们对干部的命运具有发言权、决定权。实行这样的制度，不仅可以减少和克服干部任用上存在的任人唯亲、唯派、唯利和卖官等腐败现象。而且还可以提高被任用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正确行使权力。

第一，完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民主管理干部的主要制度，也是实现为政清廉的关键制度。健全民主选举制度，需要从实行普选制、差额选举和竞选制抓起。普选制是马克思早就提出要实行的制度。如果说我国目前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制还有一定困难的话，至少基层可以首先实行这种制度。要尽量减少委任制，因为委任制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升迁去留不是取决于群众，而是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意见。这样必然导致领导干部从政只“唯上”而不“唯实”，只顾上级领导和脸色而不顾群众的意愿。今年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首次公开选拔县长，在全国首开先河。①这种形式，充分发挥群众在干部选举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整个选拔过程都是在“阳光”下进行，打破了过去领导决策、群众旁观的模式。所以，减少委任制，尽可能实行普选制，对于从制度上形成党内权力自

控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普选制，应健全代表大会制，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候选人名单以民主的方式产生，并实行差额选举，废除等额选举制，使选举者有选择或调换的可能。对候选人一般要其直接和代表见面，并发表当选后如何工作的“施政演说”，并作出承诺，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进行咨询和了解，由候选人答辩，为选举人提供比较、鉴别和选择的机会。

第二，完善民主评议干部的制度。民主评议干部的制度是使干部考核工作民主化的重要制度，它使广大党员群众能直接参与干部的考核工作，既有利于对干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有利于形成一种约束机制。实行这项制度，关键是要使群众了解领导干部的思想行为，为此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如公开制度、领导干部定期述职报告制度等。此外还要作为群众评价干部的重要指标，作为干部升迁去留的重要依据，使群众评议对干部的命运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实行弹劾和罢免制度。由于本质和现象不能完全吻合，因情况不明而选举不准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又由于当选者的情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了选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必须实行弹劾和罢免制，使党员群众有权检举违法失职、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并随时撤换和罢免他们。对当选者，既权力受托者来说，这种制度是一种严肃而有力的警戒，促使他们正确用权，否则，就要被弹劾和撤免。目前，我们虽然有党员罢免权的的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实施细则，并没有形成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弹劾和罢免的程序，并为弹劾权和罢免权的行使提供相应的保障。

（二）完善公开制度，全面增加权力运作的透明度

权力行使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及其公务活动依据一定的规定和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克服政治的神秘化倾向，能够产生权力运作的公正机制，形成强大的促使权力行为主体自我约束的力量。正如列宁说，“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已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②正因为公开有这些方面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在廉政建设中都十分重视实行公开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受封建专制、政治传统及“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对政治透明性问题缺乏自觉的认识和重视，政治的神秘化倾向广泛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政务公开越来越受到重视。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廉政建设中，尽可能地公开办事制度，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群众意见最大、最关心的“热点”入手，从最容易发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抓起，着眼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创造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制度，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在农村、厂矿等基层单位，实行财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制定的《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实施，1997年3月，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所有这些，对制约党政干部权力的非公共运作，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实行公开制度目前还仅仅是流于形式，落实不到位。应去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把它落到实处。

要进一步完善政务活动公开制度。对公开的内容、方式、范围要进行周密的考虑和恰当的选择。一般来说，除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以外的党内活动，应对全体公民公开，使他们具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公开的方式，既可以通过会议方式，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公开报道，还可以通过发布公告和通报的方式。最关键的是需制定和完善有关的公开规定，并使其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要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个人财务公开制度。实行公共官员申报财产制度，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的一项政务公开制度。我国已有的收入申报规定并不完备，离真正的财产申报制度还有较大差距。应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使中国的“阳光法”尽早出台。

二、加强权力互控机制建设

权力行为主体之间的互相控制，其实质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即让权力结构能互相牵制，不能让其中任何一种权力超出其他权力之上，当一种权力超过其合法限度的就会引起其他相关权力的有效制止和纠正，各种权力之间处于良好的制衡状态。权力制衡理论的基本精神是通过分权来实现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大到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小到一个组织内部不同领导者之间的权力划分，都是权力制约理论的运作和体现。在党内的制度中，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生活制度也直接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思想，它们可以使党内的权力结构处于均衡状态，从而形成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制约的机制。因此，要形成党内权力的互控机制，应重点健全这两项制度。

（一）完善集体领导制度

集体领导制度是我们党最基本的领导制度。基本要求是：凡是涉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集体决定的，应提请党委会、常务会或书记处，由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每个领导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显然，这种领导制度不仅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而且能够领导成员之间互相控制和制约，避免由个人专断而导致的权力失控。

要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划分重大问题日常事务的界限。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必然产生两种倾向：要么本来应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却由个人包办了，要么是把所有的工作包括日常事务不加选择地统统拿到会议桌上。在前一种情况下，互相制约就无从谈起，后一种情况会造成领导效率的低下。

第二，明确领导班子成员的关系。在领导集体讨论、表决重大问题时，第一把手和其他成员地位平等，书记只有普通一票，而无其他特权。否则集体领导就有名无实。

第三，健全领导班子的议事规则，完善议事程序，使集体决策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在具体操作上，应对议题的提出、问题的调查、会议讨论、表决等程序作出规定。领导班子在讨论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决策时，事先要提出议题，预先告之，不要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更不要草率作出决定。班子成员应围绕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了解情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并准备好发言材料。会议要在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在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做好准备时就开会。开会讨论时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对自己的重要主张或主要观点，要作出必要的说明和论证。这要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主要问题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的情况下，在会议上进行表决。如果在主要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班子成员要围绕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分歧，再到群众中听取意见，必要时将不同意见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中进行讨论。经过再次调研之后，再次召开班子会议，对分歧进行充分讨论，尽可能达成共识。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同时，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

（二）完善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实现党内权力互相控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当前，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不够健全：一是民主生活会不正常，很少开甚至长期不开；二是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好人主义”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因此，要发挥这一制度的权力制约功能，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它。

第一，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使它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固定下来。

第二，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既要参加党员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又要参加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每个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并且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生活。

第三，提高民主生活会会质量。在民主生活会上，党员干部要自觉站在党的立场上，从真诚地团结同志、帮助同志的愿望出发，开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

三、加强权力监控机制方面的制度建设

权力行为主体的自我控制和互相控制，对于防止权力腐败确实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权力本身的特性，仅仅依靠这两套机制还不足以遏制腐败，还必须构建权力控制的第三道关卡，即对权力行为主体实施外部监控，也就是通过设立权力行为主体之外的专门监督机制，赋予其切实有效的监督权，对权力行为主体实施监督。

党内的权力监督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纪检查制度，另一类是党员民主制度。要强化党内权力监控机制，应主要抓好这两类监督制度的建设。

（一）改革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完善党内专门监督制度

纪检制度是保证党纪得以遵守的一种监督制度，是由党的专门监督机关对党员和党组织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的制度，它是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在查处和打击党内各种以权谋私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纪检制度还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表现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双重领导，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纪检监察干部的任免由同级党委决定，人权、财权等都受制于同级党委，无形中纪检监察部门成为同级党委的“附属品”。我国古代掌握监察权的御史直接向皇权负责，不受旁人干涉。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强调和保障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抛开其阶级本质不谈，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监督机制对腐败的遏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应该有自已私利，这就决定于我们的监督制度应该比剥削阶级国家更完备、更有效。首先，要理顺纪检机关和党组织的关系，纪检部门的领导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向大会负责；其人员编制、工资福利、财政支出均由上一级机关审批，不受制于同级党委。其次，要从具体制度上确定纪检部门有权参加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一切会议，有权查阅同级党委、政府的一切材料，如果受阻，有权向社会公开揭露。再次，应制定纪检监察工作接受群众监督的具体制度，如定期向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制度，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自身的守则和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透明度方面的具体制度，这样，才能保证纪检监察机关顺利行使自己的权力，有效发挥监督作用。

（二）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

党内民主监督制度，是指党员群众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各级组织的行为实行监督的制度，其内容主要是对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向党的领导机关和纪检部门反映党的干部履行职责的情况，检举揭发各种违纪行为，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同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目前，党内民主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监督意识不强，监督缺乏权威性，监督权缺乏保障，监督滞后，监督的实效性不强。因此，必须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第一，强化监督意识。既要强化广大党员群众行使监督权的意识，也要强化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接受监督权的意识，应该使全体党员明白，在党内关系中，所有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有监督别人的权利，也都有接受监督的义务。

第二，确立监督的权威性。对公仆实施监督，是主人的权力。这个权力，除了人民群众自我行使之外，更多情况下是通过各级人大、检察等职能组织去行使、去体现。监督权受之于人民，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强制措施。因此，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在监督之列，都没有不接受监督的特权。要确立监督权高于行政权、管理权的观念和运行机制，以权制权、以法制权，改变监督权受制于人的状况。

第三，建立监督保障机制。党章及其他党内规章对党员的民主监督权行使的形式和方法都做了规定，应保证其得到遵守和实施。维护其严肃性和权威性。要加强对党员民主监督权利的保护。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专门性党内法规。它从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党组织对党员各项权利的保护、对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惩处、明确程序与责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规范了党组织和党员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的工作和活动，明确了党员正确行使权利的原则和保障党员权利的措施。应严格执行这一条例，并不断完善它，为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任何侵犯党员监督权的行为，都要追究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

第四，增强监督的超前性。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偏重于权力行使系统的建设，而忽略了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设，工作中纠偏型、追究型的措施多，制约型、防范型的措施比较少。而且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监督制约越薄弱。近年来，戚火贵、胡长清、成克杰等腐败案件的发生，再次印证了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的规律，也再次敲响了监督防范应先于追究惩治的警钟。因此，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严在平时的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第五，提高监督的实效性。反腐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依然没有遏制住，腐败分子依然有机可乘，症结何在？除了以上列举的原因之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实际监督检查中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等倾向，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显然，不在监督的实际效果上下功夫，再多的监督渠道，再多的监督形式，也会事倍功半。首先，要真抓实干，注重监督成果的实际运用。坚决纠正重部署轻检查、重制度轻落实、重批评教育轻责任追究的倾向。把监督检查与干部的提拔任用、奖惩结合起来。如干部提拔使用时，需要进行事前监督，对达不到德才准标的，坚决不予提拔使用；干部任期内要进行动态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严重的，采取组织处理措施或严肃查处；干部任职期满或调离时，要进行离任审计监督，问题严重的，决不允许易地做官或既往不咎。其次，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权力监督的规律，克服由于长期分工造成的条分分割、株守一隅的线性思维定势，把视野拓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生活、社会情况、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之中，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环境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从而达到目的和手段、动机和效果、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相统一。

在党内权力控制体系中，权力行为主体自控机制和互控机制在功能作用上偏重于预防，权力监控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则主要着眼于纠正和惩处已经发生的各种错误行为，三种控制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权力控制网络。通过权力控制制度建设的途径，有效的促进党建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实践证明，只有适时推进党建的改革，把权力控制制度建设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法规制度，具体有效地规范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规则，使党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党内法规、制度及秩序的基础之上，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才能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推进全部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348页。

②《＊＊内参》，2002年第八期。

《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第四篇：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路径构建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路径构建

【摘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职权法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行政权力法律依据的具体要求为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构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现路径，要明确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统一行政权力事项标准，统一法律依据，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机制，重点推进镇、街的行政职权清理。

【关键词】权力清单 法治政府 事项标准 动态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法治政府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及价值分析

地方推行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梳理。有关权力清单的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权力清单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①。《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将权力清单制度界定为：“将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②。权力清单内涵的表述方式各异，但其蕴含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其一，清单为权力清单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即行政权力在梳理、科学归类后以清单为载体，列单明细，对外公布。其二，权力清单的内容应包括行政职权、行使依据、主体及办理流程等。

从实践层面看，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试点、实践早在2005年业已展开。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率先晒出市长权力清单，明确市长拥有93项法定权力。③这一举措对全国推行权力清单具有示范意义。2013年西城区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单位，开通“西城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对区县一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展开清理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权力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展开。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颁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全国范围内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提供了统一模板和具体操作方式。

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价值。第一，职权法定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要求行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包括行政权力的来源法定、行政权力的运行法定、行政权力的救济法定。其中，职权法定是运行法定和救济法定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对本机关所拥有、掌握的行政权力及其行使依据并不清楚。行政权力边界的模糊导致出现各行政机关职权交叉、互相推诿的局面，严重影响行政权力运行的效能。通过行政职权清理和权力清单制定，梳理、厘清各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便于今后行政机关对照权力清单，秉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依法行政。此外，有权必有责，权力清单中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有规定。如果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权力，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权力清单制度将行政权力及权力运行流程图向社会公开，通过“晒权力家底”的方式，公开行政权力的名称、编码、类型、法律依据、实施主体、办理程序、监督方式等内容。权力清单一般通过网络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实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接受公众监督。权力清单制度集中体现了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要求，成功实现将权力关进了透明的制度笼子中，为权力套上了“紧箍咒”。

第三，有利于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制定权力清单，对权力进行削减、下放、整合，是简政放权的必然要求。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要求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对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权力予以取消；对宜于由下级政府和部门进行管理的事项，原则上应当将权力下放；权力清单制度为行政审批制度等多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新的契机，有效实现以政府权力的“减”换取市场活力的“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单”构成一个整体，共同为激发市场活力保驾护航。负面清单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企业不该做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共同为政府权力扎篱笆，通过明确政府职责和相关责任主体，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以及政府职能转变④。概言之，行政职权清理工作有利于简政放权，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是有效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良方。

有关行政权力法律依据的具体要求

形式不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行政行为合法要件之一。如果在权力清单清理中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未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援引了错误的法条，将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在清理过程中，形式不合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法的名称表述错误、法条表述错误等情形。

第一，法的名称表述错误。在清理过程中，常遇到法的名称错误的情形。如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的“生物”两字漏掉，而误写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误写为《劳动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法条表述错误。在法律已进行部分修改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因未及时更新，会出现错误援引旧法条的情形。如未引用新法的第十五条，而依然沿用旧法的第十条；法条表述未精确到条、款。《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未标明“第一款”，而仅列明第二十八条。

实质不合法。第一，法律冲突。在我国，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位阶高于法规和规章。纵向而言，下一位阶的法不得与上位阶法相抵触。横向而言，同一位阶的法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在职权清理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两种法律冲突，亟需解决。

一是上、下位阶的法律冲突。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的相关法律依据为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为行政法规，《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为部门规章，下位阶的部门规章不得与上位阶的地方性法规相冲突。按照《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的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十九条，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的情形将造成执法过程中法律适用的困惑。该问题在区住建委进行职权清理时无法得到解决，应当通过相关程序递交有权机关予以处理。

二是同一位阶的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同样以上述两部法规为例，二者处于同一法律位阶，但二者针对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事项的法律依据存在明显的抵触：若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要“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而依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要“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一位阶的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将造成行政执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难题。

第二，将未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权力的依据。行政权力的法律依据应当对外公布。规范性文件制定后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公开。不为公众所知悉、未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权力行使的依据。如某市印发的《房改房售房备案工作规范（试行）》和《房改房权属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因未对外公布，故不能作为行政职权的依据。

第三，规范性文件违法为相对人增设义务。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没有上位法的依据时，为相对人增设义务或者剥夺其权益。以行政征收为例，为确保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征收行为的侵害，应遵循征收法定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擅自决定征收的行为，有违行政法治原则。

构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现路径

明确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有学者提出“清单之外无权力”的观点，即“权力清单意味着不在清单之上的权力不能行使，即凡未列入清单的权力，行政机关均不得行使”⑤。该观点将权力清单与依清单行政等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诚然，权力清单对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凡是列入权力清单的行政权力，行政机关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依据、法定程序来行使该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权力清单之外就没有行政权力。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权力清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尚无法律层面的依据；二是权力清单不具有强制力；三是“清单之外无权力”无法反映出服务行政理念。

统一行政权力事项标准。权力清单是行政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将作为整体的行政权力进行分解、归类，细化为单一的行政职权事项。权力清理工作应当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然而目前权力清单的标准不统一，导致同一区域内同一层级政府部门的权力事项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会使公众对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合理性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其公信力。各省、市以及上、下级政府应保持统一的分类标准。建议已经完成权力清单制定的部门按照此要求进行清理或修改，以保证法治的统一性。在理论上，要进一步研究行政行为类型化，为权力清单清理提供理论支撑。

统一法律依据，明确给付行政的法律依据应包括规范性文件。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同一行政权力事项的法律依据应当相同，此乃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而在实践过程中，各地有关法律依据的标准尺度不一。有的地方将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法律依据；而有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也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其设定权和实施权，应当从其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行政行为，则应当从行政行为的性质出发进行分析。侵益性行为是剥夺相对人权益或者对相对人苛以义务的行为，须有法律的授权，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侵益行政行为。给付行政又称受益行政，与侵益行政相对应，是“通过供给、保障以及资助等方式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某种利益”⑥。有学者认为；“在法治的条件下，给付行政必须受法律保留的支配”。⑦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伴随着服务行政的发展，政府不再满足于守夜者的角色，而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为公民谋福祉。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尽相同，其所提供的给付行政的种类、范围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例如北京市与甘肃省对同一行为的行政奖励的金额不同。在我国现阶段，给付行政尚无法实现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规范性文件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做出给付行政。笔者认为，在行政职权清理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给付行政的法律依据除了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外，可以包括规范性文件。

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管理机制。权力清单仅为行政权力的形式载体，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权力清单的公布，解决的是行政权力“列单明细”的问题。权力清单应当随着行政权变迁而不断变化，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实有必要。权力清单的内容应随着法律的立、改、废或者行政机构的调整而相应变化。一是因法律的立、改、废，权力清单需要相应调整。在该部门在进行职权清理时，某部法律合法有效，但是在权力清单公布后新法生效，旧法随着废止，这时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对权力清单进行调整。二是因机构和职能调整而需对权力清单进行调整。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是我国“大部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旨在破解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不清、互相推诿等痼疾。因实施主体职能调整，需要增加或者减少行政权力的，应依据动态管理机制进行相应调整。三是行政权力取消。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有些行政权力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逐渐取消，演变成社会权力。这时，权力清单的内容亦应随着调整。四是上级人民政府下放行政权力，需要对应承接。这时上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转移、下放给下级政府，两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内容都应当相应做出调整。综上所述，权力清单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应当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及时更新，查漏补缺。

重点推进镇、街行政职权清理。我国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乡（镇）四级。我国实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和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因直接与公民打交道，承载了大量的行政职能，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权力清理是清单制度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关乎该制度建设的成败。经笔者统计，省、市、县三级权力清理的速度远比乡镇要快。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权力清单制度主要倚赖自上而下的推动，乡、镇一级尚未全面铺开启动该项工作；二是镇、街的权力形式更为复杂，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公共服务项目，很多行政职权的性质亟待予以统一界定。如发放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特别扶助金的初审、发放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的初审等事项都掌握在镇、街手中。这些事项的初审结果与相对人的权益休戚相关。该初审权应当定性为便民服务事项还是行政许可的初审权，各地区做法不一。笔者认为，该行为如何定性，取决于镇、街的初审权是实质的审核还是仅负责材料的转移递交。如果镇、街仅负责将行政相对人的材料移交给相关部门，并未进行实质审核，则该项权力系受委托行使职权，其责任归属为受委托部门；如果相对人对其初审决定不服，应当以具有该项职能的工作部门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被告。如果镇、街进行实质审核，则属于行政许可权的组成部分。此种情形中，镇、街的审核行为直接影响到相对人权益，应以镇、街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被告。未来，应当将镇、街行政职权清理工作作为重点内容予以推荐。

综上所述，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推行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重要措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回应，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制度化、法治化。

（作者为河北大学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法治河北实现路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FX046）

【注释】

①柳霞：“权力清单制度：将权力关入透明的制度之笼”，《光明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②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4/c_1114749180.htm.③“反思巨贪案：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邯郸出炉”，《南方周末》，2005年8月26日。

④郭金超：“李克强详解三张施政‘清单’：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人民网，2014年11月10日。

⑤杨伟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意义和落实”，《中国法律》，2014年第1期。

⑥⑦黄学贤：“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若干问题探讨”，《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

⑧安徽省阜阳市编办：“安徽省阜阳市全面完成乡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工作”，2015年7月3日。

责编 /丰家卫（实习）

第五篇：论警察权力的道德约束机制(定稿)

江西警察学院 自学考试毕业论文

题目：论警察权力的道德约束机制 专业：公安管理 学生姓名：郭程辉

准考证号：

010110300101

指导教师:

俞莲英 2011下(上/下)论警察权力的道德约束机制

【内容摘要】警察权力作为构成警察职业生命的基本要素，警察权力具有扩张性和两重性，它既能作为警察保护人民、完成工作任务所使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又可能因使用不当而成为危害人民，制约公安事业发展的消极力量。防止警察执法权力滥用及执法不公和执法腐败等现象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道德约束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制约方式，是对警察执法进行制约的最后一道防线，进一步完善警察权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提高人民警察的个体道德是人民警察正确行使职权，完成自身工作和任务的重要保证。【关键词】警察权力；警察道德；道德约束机制

警察权力是国家依法授予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职能所必需的职权，是人民警察行使职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其执法活动的保障。因此，警察权力是一种国家依法赋予的职业权力。这也就是说，每位民警只要身居其位，就会自然获得这些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警察权力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即一种尚未变成现实的支配能力。众所周知，警察道德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应当”关系，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加以总结、提炼和概括之后，就形成了警察职业领域特有的行为规范，对警察职业行为发挥着特殊的调节作用。而道德约束，是保证警察依法执法和公正执法一个重要的维度。对警察执法实行道德制约可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提升警察作为执法者应有的思想道德境界，自觉地做到依法执法和公正执法，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警察道德制约机制是以其特有的调解方式来发挥其制约功能和作用。

一、警察道德与警察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警察道德与警察权力的共同作用 警察道德作为调节警察行为的特殊规范，对警察执法活动起着保障作用，它要求人民警察忠于宪法，服务人民，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无私无畏，切实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任务。如果警察违背了警察道德的要求，势必影响公安工作任务的完成。因此，警察道德是警察完成自己职责的保证。警察权力也是警察实现职责的保证，有职责，就必须有相应的权力，职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实现职责的保证。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国家必须依法授予警察相应的权力。警察如果没有必要的职权，是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警察道德和警察权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保障警察职责的正常行使。

（二）警察道德与警察权力对警察完成工作任务的影响 警察道德规范是一种自律性的行为规范，警察作为道德的主体能够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自觉自愿地以此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履行一定的道德规范。警察道德规范又是人民警察在警务活动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评判起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警察是道德保障警察完成其工作任务的基本条件。警察权力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可以运用的一定手段和采取的必要措施。警察权力的内容包括行政管理权、刑事执法权、警械武器使用权、紧急状态处置权。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权力如此大、如此广，非常利于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完成其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任务，所以警察权力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完成职责的重要工具与手段。

（三）人民警察执法行为需要其职业道德的约束 费孝通曾说：“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这形象说明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的不同作用。人民警察执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外在强制性约束的同时还要受到来自其自身道德意识和道德义务的自律，执法过程中的滥用执法权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更重要是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自责和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道德作为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之一，能够有效的弥补法律规范的有限与不足。

警察道德带有极强的主体自觉性与人格能动性。他能通过两条重要的途径来制约警察的权力，一是将体现时代精神和警察道德伦理思想、精神和气所体现的终极价值标准、评价原则和规范准则作为构成公安事业的精神基础，是其成为警察法律与其他监督形式的指导思想和规范力量，这样，警察道德就成为一切监督机制的内在依据，渗透在各种机制对于警察权力的制约作用中；二是通过警察道德教育与修养，是警察道德原则溶入人民警察的内心，变成人民警察的人格、品质与行为准则，从而发挥着其他警察权力制约机制无法发挥的所谓警察“内心的法”的威力。

二、完善警察权力道德约束机制的基本要求(一)强调警察个体的道德修养

警察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主要是指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依照警察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以形成高尚的警德和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活动过程。警察道德修养要求警察从社会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警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对警察的道德行为和品质进行自我省察与自我教育，在道德观念上进行趋善避恶的过程。因此，警察个体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树立良好的道德意识，注重加强警察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等方面的修养。(二)加强警察道德伦理制度建设

警察道德不能完全依靠警察的精神自律，必须在其运行机制方面运用制度形式加以硬性规定。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具体、清晰、有明确界限的职业道德规范。警察道德伦理制度建设是把一些警察道德规范和要求纳入制度体系之中，使之获得制度地位上的明确与认可，减少道德实施的随意性和人为性因素。加强警察道德伦理制度建设有两点需要重视：一是在警察伦理制度中特别突出警察的执法道德，如人性化执法、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等。二是建立相应的警察道德保障机制，如建立执法回避机制、执法道德激励机制以及道德监督机制等。

(三)实行警察道德激励机制

要充分发挥警察道德激励机制的作用，不能仅局限于对警察道德行为的奖优罚劣上，还应注重考虑警察的道德需要。警察的道德需要应成为实施警察道德激励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受尊重的需要、公正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等。(四)健全警察道德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的监督制度仍然很不健全，公权彼此之间的制约和监督的力度不够，而且往往流于形式。社会层面的监督，因其势单力薄，也很难真正起到监督和制约的效果。对警察道德行为的监督，关键在于监督和被监督意识的培养和监督机制的健全。我们可以通过多种综合教育的手段，培养警察监督和被监督意识，提高警察机关内设督察的地位，加强督察组织机构建设，配齐配强督察人员，赋予督察相应的处置权力，明确督察工作职责，制定操作性强的督察工作实施办法，确保警察督察效果。

三、完善警察权力道德约束机制的建议

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素质得从人民警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人民警察自身两方面来统筹提升。人民警察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道德环境、政治法律环境，从人民警察自身方面来说包括警察道德教育、警察道德修养。

（一）从外部环境来说，实行警察队伍的纪律奖惩制度和法律强制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全国各地要严格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在全社会开展学习“八荣八耻”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树立新时期的道德观，必须将“八荣八耻”走进内心，融化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从而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为孕育良好的警察道德提供先决条件。

人民警察纪律是公安队伍统一意志、正确履行职责、提高战斗力而作保证，也是人民警察依法行政，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法工作的需要。人民警察纪律奖惩是公安机关依据有关法规和内部章程，对人民警察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惩处。它是用公安行政的强制措施，对人民警察的行为进行正强化或负强化，从而在纪律奖惩所具有的引力和压力的作用下，促使人民警察忠于职守，恪守警察道德，顺利实现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安机关的纪律奖惩制度。首先，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准则等执纪依据。纪律奖惩必须有完善的法规依据，公安机关应在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包括巡逻执勤制度、值班备勤制度、财政报告制度、学习训练制度、考核评比制度、写作配合制度等。另外应建立公安惩防体系，公安民警办案质量制度、公安政务警务公开公示制度等。其次，严格管理，加大奖惩力度。就是要严格管理，严格组织考察与内外监督。发现有民警有不良行为，不仅要从思想上进行严格教育，让其反省，写检讨，直至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有触犯者，要革职查办，开除其一切职务。最后，强化监督机制，严格组织考察与内外监督。监督包括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和社会团体监督等。公安机关在警务工作透明度提高的情况下，讲警务工作之余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之下。要充分利用媒体，及时人民群众的各种举报。立争杜绝人民警察队伍里各种腐败行为。在法律强制方面，在实行依法治警的同时，加强以德治警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以德治警对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作用以德治国的成败取决于行政体系的道德化，而人民警察普遍的道德状况则是行政体系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首先，人民警察是公共行政的实施者，人民警察道德状况的优劣良莠，直接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和政府形象的树立；其次，人民警察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聚焦中心，警察职业道德建设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实施以德治警，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修养，是推行以德治国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以德治警是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加强和改进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当前，广大公安干警的素质是好的，这是主流。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队伍中还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部分公安干警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民警身上，但如果得不到切实解决，公安队伍就难以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究其原因，与体制、管理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有些人民警察道德失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强人民警察的个体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完善人民警察个体的道德人格。

在人民警察道德教育方面，首先，要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认识，树立其正确的警察权力观、公仆意识，有着正确的利益观，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民的监督；其次，得有意识的培养人民警察的道德情感，这需要文化坏境的熏陶，需要耐心的启发、点滴地积累才能奏效；接着锻炼其道德意志，这也就是要求人民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地用道德行为动机战胜不道德的行为动机，也是要求人民警察能够排除来自自身的和外部的各种障碍，把道德动机付诸于道德的行为，并坚持到底。也就是确立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养成了自己的道德行为习惯。在进行警察道德教育时，得注意正面教育与必要的奖惩措施相结合，适当的时候可以开展些道德实践活动，另外也得讲典型的教育融于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之中。

在警察道德个人修养方面，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自律对人自身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人民警察道德建设中，而人民警察道德的自律来自人民警察道德修养的程度，所以更应注重人民警察的道德修养。因此，根据人民警察道德修养的内容，我们可以把人民警察道德个人修养的内容相应地概括为：道德意识修养、道德情感修养、道德意志修养、道德信念修养和道德行为习惯的修养等五个方面。加强人民警察道德修养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学。即学习，自觉地、理智地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认识，通过学习，将人民警察道德规范的内容和实质升华为一种必须遵守的纪律，通过自身的内心体验，排除各种错误的观念和认识，形成自己正确的思维方式、政治信念和道德律令，然后以此为指导，处理和解决各类问题，并能动性地将人民警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从非强制性变为强制性，从自发性变为自觉性；通过学习，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之于公安工作实践，克服盲动主义，主观主义，并将规律、真理反作用于人民警察道德规范，提高人民警察道德规范的认知度和实施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2、思。即思考、内省、开展自我批评。道德修养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思考、内省、开展自我批评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内省就是自己在内心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是否符合人民警察道德，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内省和自我批评，并结合人民警察道德规范，不断修正内心道德规范标准，达到知耻而后勇的目的。

3、慎。即慎独，防微杜渐。慎独，意思是说，不要认为无人看见或事情微小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要谨慎遵守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不放纵自己。能够严于律已，从小处要求，坚持原则，反腐防变，警钟长鸣，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4、坚持“四自”。坚持“四自”，即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珍惜自己的名誉；自省，就是经常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换句话来说，就是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辨察自我意识和言行中的善恶是非，严于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自警，就是自己警告和告诫自己，时时刻刻不忘记原则、真理及道德规范；自励，就是自我鼓励和鞭策自己。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工作作风。作为人民警察，不要因为怕犯错误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肯干，而是应当主动进取，积极开拓，勇于创新。自励既体现了对公安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心，又体现了脚踏实地，敢闯敢干的新时期的人民警察的行为风貌。

人民警察道德要求人民警察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忠于祖国，维护宪法，听党指挥，通过提高人民警察执法的公正性，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通过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素质，加强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只要每位人民警察都能严格按照人民警察道德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培养出良好的职业情感，磨炼出坚强的职业意志，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在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使自己思想得到充实，就能掌握好手中的权，用好手中的权，杜绝权力负效应的发生，促进权力正效应的发生，能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人民警察。参考文献： [1] 杜晋丰，高德原，周永玲.警察伦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5年5月第二版 [2] 邓国良.解读警察滥用职权行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第三期 [3] 王宏宇.论人民警察道德规范体系的完善.公安研究，200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