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篇：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组织领导 周密安排部署 积极稳妥地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8月31日）

同志们：

今年4月，在总结前期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和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提出用3－5年的时间，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彻底分离，使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职工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研究从政策层面推动解决有关信访突出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2011〕76号）强调，各地区和国有企业要按照18号文件的要求，抓紧成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完成改革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18号文件和国阅76号文件的精神，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的工作。

国务院明确，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由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一会儿，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同志还将就这项工作进行布置。下面，我就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有企业举办的向主办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的厂办大集体企业，曾经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安置回城知识青年、职工子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厂办大集体先天不足、体制性矛盾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困境，大量集体职工离岗失业，生活困难，成为城市中的特困群体。

（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

党中央国务院对厂办大集体改革十分重视，温家宝总理2005年曾批示强调，“厂办大集体要寻求彻底解决的办法，不宜久拖”。为了积极稳妥地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2005年国务院确定厂办大集体改革采取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的方式，并批准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和一些中央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几年来，经过各方努力，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厂办大集体资产质量差、改革成本超出预期、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有限等。根据试点的进展情况和反映出的问题，张德江副总理批示，“要根据试点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政策”。

2010年底，由财政部牵头，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委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向国务院上报请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政策建议。主要是针对试点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一步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支持力度，提高补助比例，同时明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可以统筹用于安置厂办大集体职工，支持地方政府加大解决厂办大集体职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力度。今年3月，国务院第148次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厂办大集体改革，随后下发了有关政策。最近，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在专题研究信访突出问题时，进一步明确了部门分工和责任，强调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决策。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有关政策，坚决贯彻落实，积极稳妥地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

（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了贡献。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38家入围世界500强，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也有6家入围。按照做优做强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地方国企发展上新台阶的目标要求，我们的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存在多方面的差距。如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营业收入、利润不及壳牌石油公司，但职工人数却分别是壳牌的6倍和16倍，人均指标的差距就更大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经过多年的改革攻坚，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厂办大集体仍是国有企业尚未解决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有利于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在前期试点中，少数地方和国有企业认为，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产权和管理关系，对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不积极，存在畏难情绪。但是，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之间无法割断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使得厂办大集体成为主办企业事实上的辅业企业。根据我们对中央企业的调查，有些企业将厂办大集体纳入了考核管理体系；有些企业形式上分开了，但实际上也在面对和处理厂办大集体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维护稳定等政治责任。因此，国有企业不能以旁观者的态度对待厂办大集体改革，要将其作为解决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来看待。部分厂办大集体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要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事关自身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紧紧抓住这次政策机遇，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分离，彻底解决这一体制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三）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是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据对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的不完全统计，离岗失业的职工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大量集体职工离岗失业后，相应的生活、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厂办大集体离岗失业职工生活没有来源，有的仅能从企业领到少量生活费，厂办大集体企业也无力向他们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二是相当数量的厂办大集体企业没有参保或欠缴保险费，许多集体职工失业后享受不到失业保险，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集体职工的境况形成很大反差，集体职工的心理非常不平衡，成为目前社会和国有企业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群体。《指导意见》加大了中央财政补助力度，着重解决集体职工最为关心的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障问题，基本消除了这个困难群体的后顾之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各地国资委及中央企业在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过程中，在中央加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要按照政策要求，千方百计筹集改革成本，最大限度地解决集体职工的实际困难，将这样一个好的保障民生的惠民政策落实好。

（四）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是转变厂办大集体企业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是分不开的。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厂办大集体出现的严重困难，与厂办大集体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管理不善等体制机制问题紧密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企业资产虽然名义上属于集体企业全体职工所有，但实际上职工难以享有相应的权益，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因而普遍缺乏市场竞争力。彻底转变厂办大集体的体制机制，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关系和现代企业制度是保证厂办大集体长远发展根本途径。这次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政策主要是借鉴了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政策。从前期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政策的执行情况看，大多数辅业企业改制以后，通过明晰产权关系，转变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取得较好的发展，也极大地激发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前期试点中，中国石化、一汽集团等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制后，多数企业发展比较稳定，甚至有的还成功上市。

二、总结经验，梳理问题，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

厂办大集体问题积累多年，情况十分复杂，不少企业长期处于无序管理、停产歇业的状态。因此，厂办大集体改革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之前，先行在东北地区进行了试点。根据初步统计，全国厂办大集体职工总数约500万人，其中东北三省近300万人。从整体情况上看，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职工人数占全国60%左右，企业资产和经营状况都较差，部分主办国有企业已关闭破产，加上地方财政的负担能力有限，东北三省在推进试点城市改革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期间，部分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申请进行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也圆满完成了所属企业的厂办大集体改革。

（一）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取得的初步成效，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提供了经验。

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主要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试点城市开展。吉林省在前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沿用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形式和相关政策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成立了以主管省长为组长的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试点工作，组建了专门工作机构，明确了国资委、财政厅、人社厅、社保局等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按照“积极推进、稳步操作、先易后难、分批实施”的原则，于2006年率先启动了长春、四平、白山三个城市的改革试点。出台了《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明确了厂办大集体的改革方式、资产和债权债务处理、职工安置和劳动关系处理、组织实施等具有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尤其是明确提出，除中央财政补助之外，由省财政和试点城市财政也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长春市和白山市在试点中，由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全额负担了经济补偿金。2010年，印发了《吉林省厂办大集体职工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对于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职工补缴和接续办法等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配套性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好成效，目前四平、白山两市已基本完成了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长春市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黑龙江省在对厂办大集体情况作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于2007年启动了哈尔滨市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并将哈尔滨市的改革试点连年列为全省重点工作任务。针对职工最关心的劳动关系处理和养老保险等问题，出台了《关于对哈尔滨市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中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养老保险关系接续问题的处理意见》。哈尔滨市成立了以主管市长为组长、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职工安置政策和操作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并编发了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工作指导手册》。采取改制、破产关闭等多种方式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将厂办大集体职工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并将全部退休人员纳入了住院医疗统筹范围。由于政策措施到位，哈尔滨市厂办大集体改革进展较快，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将全面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

中国石化、一汽集团、东方电气集团、葛洲坝集团和攀钢等5家中央企业在前期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将厂办大集体改革作为实现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利用试点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厂办大集体改革。据统计，这5家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共涉及厂办大集体企业632户，安置职工共计8.9万人。5家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的情况各具特点，有的资产质量较好，有的非常差；有的企业停产多年，职工长期上访；有的集体企业较为集中，有的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有的在集团统一领导下完成改革，有的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有的将两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无论何种方式，各中央企业都是按照试点政策的精神，主动承担起主办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组织机构，抓好组织实施；积极筹措改革成本，充分利用支持政策和企业当前具备的较强承受能力，对于资产质量较差的厂办大集体，主办国有企业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主动与所在地人民政府沟通，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努力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稳定；立足于长远，主办国有企业对改制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从前期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看，虽然工作进展不是很快，试点范围也没有进一步扩大，但还是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效，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归纳起来，主要是试点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部门有效配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组织实施；认真摸清厂办大集体企业和职工底数，针对职工安置和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障等突出问题，研究出台配套性政策措施；重视解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千方百计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确保社会和企业稳定；主办国有企业主动承担责任和必要的改革成本，积极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以上做法为全面推开厂办大集体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梳理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中的重点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

前期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中，有关地方和中央企业面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立足于企业和地方实际，探索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一是改革成本缺口问题。有关政策中已经明确了中央财政对厂办大集体改革中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但各地和中央企业普遍反映厂办大集体改革仍存在一定的改革成本缺口。这个问题在试点中反映得比较充分，除经济补偿金外，还有一块较大的改革成本是厂办大集体拖欠的社保欠费。因此，这次国办下发的《指导意见》提高了中央财政对经济补偿金的补贴比例，其中，对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军工等企业兴办的厂办大集体补助100%；对地方国有企业兴办的厂办大集体补助50%，并对提前完成改革的地区给予一定比例奖励。同时，允许地方统筹使用中央财政的补贴。这些政策基本兼顾了厂办大集体改革中经济补偿金和社保欠费两项主要成本。同时，《指导意见》中还明确主办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厂办大集体占有的固定资产、土地、债权债务轧差等资产用于支付改革成本。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推动中央企业规范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11〕111号），主要是明确支持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政策。包括国资委层面对中央企业的支持，如可以对中央企业支付的有关费用予以核销国有权益或进入损益后核增业绩利润。同时也明确了中央企业对其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政策支持。建议各地国资委可以参照这一文件出台类似政策。这样可以提高主办国有企业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的积极性。

二是职工的身份认定问题。厂办大集体的劳动用工情况比较复杂，很多厂办大集体停产歇业多年，相当一部分职工已经离开企业去自谋职业，有的还存在“五七”家属工等一些身份难以认定的群体。另外，部分集体职工的劳动关系复杂，与国有混岗等情况普遍存在。各地和各企业对职工身份要认真进行梳理，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处理，并注意尽量不要引起攀比。在前期试点中，吉林省制定了《试点范围界定办法》、《职工身份认定办法》等配套文件，较好地解决了职工身份认定问题。中央企业在这方面要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充分沟通，制定具体办法要注意与所在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基本保持一致，以免由此引起攀比等问题。

三是集体资产界定与处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资产相互占用、土地房产等资产产权不清等情况。对此，政策已经明确可以将厂办大集体占用的主办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用于改制和安置集体职工。主办国有企业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纠缠历史旧账，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和问题的解决。操作中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主办国有企业用于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资产应当确实是占用的资产，划转资产要主要用于补足改革成本缺口；二是主办国有企业要主导划转资产和集体资产的评估，不能因此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三是集体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改制，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四是厂办大集体拖欠职工工资、集资款等债务问题。化解职工债务问题是一个难点问题。除用集体资产偿还外，政策中没有其它专门的成本来源用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首先要认真核实、合理界定拖欠职工的工资等职工债务。其次，集体资产可以优先用于偿还职工债务。在厂办大集体资产不足的情况下，要争取职工的理解，在解决好职工经济补偿、社会保险等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与职工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得到职工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五是拖欠职工社保费用问题。前期改革试点中遇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厂办大集体需补缴的社保欠费较多，职工对此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经济补偿金。对于比较困难的厂办大集体来说，安置好职工是工作重点，而安置好职工关键在于接续好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关系。对此，一方面，有条件的企业必须下大决心多渠道筹措资金，想尽办法补上职工的社会保险欠费，接续社保关系；另一方面，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企业确实无力补缴的部分要按政策予以核销。同时，《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统筹用于安置厂办大集体职工，主要就是要用于接续职工社保关系。

六是厂办大集体改制后的发展问题。由于许多厂办大集体资产质量较差，管理水平低，即使实施企业改制，今后的持续发展也很艰难。中国石化等中央企业针对厂办大集体改制后的企业制定了“长期合同、同等优先”等扶持政策，确保一定时期内改制企业的稳定发展。根据试点经验，改制企业能不能真正发展主要取决于两条：一是企业自身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要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二是企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一定要完善。改制前主办国有企业要给厂办大集体配个好班子，选个好带头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让改制企业真正发展起来，才可能真正脱离主办企业走向市场。

七是部分目前状况很好的厂办大集体是否要实施改革问题。据了解，有一些中央企业的厂办大集体目前状况不错，能够生存，部分中央企业对是否实施改革存在疑虑。我们对这部分厂办大集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应该说，这些厂办大集体实际上仍是依赖于主办国有企业生存，集体企业本身的诸多矛盾和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这些企业仍维持现状，长远看很难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只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要求，将厂办大集体规范改制，才能为其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做，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和长远发展。前期试点中，中国石化和一汽集团都有一些经营状况不错的厂办大集体，还是痛下决心，实施彻底改革，不留遗患。如果职工一时还不能接受，也可以分步走，逐步离开主办企业，走向市场，最终成为产权清晰、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三、把握重点，周密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

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地方厂办大集体改革方案由相关省（区、市）人民政府审批，报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方案由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审批，报财政部备案。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方案的制订，应当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充分协商，妥善衔接，慎重决策。这种组织实施方式，主要是落实地方政府在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中的组织领导责任，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有利于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协调。中央企业在组织实施中，也要在所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稳妥推进。具体工作中，把握以下几点：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稳妥推进改革。厂办大集体改革涉及范围广、政策性强、矛盾积累多年，是一项工作难度很大的系统性工程。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证，许多矛盾和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各地和中央企业都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得力人员组建专门工作机构，落实工作责任。各省（市、区）及兵团国资委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组织实施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推动所监管企业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同时要指导当地中央企业和省属以下各级国资委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也要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改革领导小组，落实工作责任。在一些厂办大集体比较集中的城市，中央企业要与所在地人民政府组成联合领导小组或工作机构，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二）周密制订改革方案，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各地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要结合本地及本企业实际制订周密细致的改革方案，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各地国资委要对改革中涉及的集体资产清查、审计、评估、处置和职工安置、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障关系接续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各级国资委要积极配合财政部门，筹措改革成本；要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厂办大集体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和接续社会保险政策制订和相关组织工作。各地及中央企业在研究制订改革方案过程中，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逐户摸清所属厂办大集体的资产、人员等情况，梳理出各种难点问题并周密细致制订解决方案。

（三）抓住改革重点，务求工作取得实效。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着力化解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题。首先，对于长期困难的厂办大集体，妥善安置集体职工，处理好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是改革的重点。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厂办大集体企业的集体职工面临退休和已经到达退休年龄，将集体职工接续好各项社会保险关系并纳入基本养老险范围，是集体职工的主要诉求。对于已经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集体职工，应当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07号）要求，依据政策将其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对由退休人员个人负担的补缴费用给予适当补助。对在职在册的集体职工，要依法妥善处理好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的，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其次，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的厂办大集体，做好改制重组、谋求长远发展是改革的重点。主办国有企业要立足长远，积极推动厂办大集体的改制，使其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的、能长远发展的公司制企业。

（四）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企业稳定。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各地国资委及中央企业在组织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中，要把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确保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放在突出位置。在制订职工安置方案时，要注意充分听取厂办大集体职工的意见，重大事项要向广大职工公开，接受职工民主监督。重视发挥厂办大集体党、团、工会组织的作用，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拟定处理突发事件的预案，消除不稳定隐患。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合规地做好改制方案制订和组织实施工作，凡是未按程序批准或决定的，一律不得实施改革改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制订改革方案时，要充分听取主办企业、厂办大集体及职工等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主办企业要切实负起责任。

（五）努力做好配合与衔接，协调好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改革工作。从前期试点经验看，中央企业在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中，社会保障、退休人员移交、劳动关系处理、企业改制、资产处置、维稳等各方面都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推进，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以往的试点以城市为单位进行，主要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希望各地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继续给予中央企业包括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大力的支持。中央企业所属企业要自觉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主动与当地政府建立工作联系，全面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中央企业的改革也要把握好节奏，尽量与地方改革同步，防止政策不平衡、不协调出现的攀比和不稳定。

同志们，妥善地解决厂办大集体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厂办大集体职工的深切关怀，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使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厂办大集体改革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好，使厂办大集体职工这样一个困难群体妥善安置好，使其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各地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上来，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以对厂办大集体企业和职工负责、对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负责、对社会和谐稳定负责的态度，通过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圆满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的任务。

第二篇：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通知》

（国资发分配〔2011〕53号）

各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厂办大集体改革的重要意义

全面推进国有企业资助兴办的厂办大集体改革是中央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厂办大集体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曾对发展经济和安置社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企业产权不清、机制不活、人员富余、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大量企业停产、职工失业。很多职工生活非常困难，已成为主办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

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同意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批复》（国函[2005]88号，以下简称88号文件），批准在东北地区先行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并安排中央财政资金给予一定补助。部分中央企业按照88号文件的要求开展了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为积极稳妥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据统计，目前中央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厂办大集体企业。为切实有效减轻历史负担，中央企业要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障改善民生的高度，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政策机遇和当前有利的经济形势，积极稳妥地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二、切实加强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中央企业仍有资助兴办的厂办大集体的，应当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充分认识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承担起主办国有企业的责任，加强对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厂办大集体改革任务较重的中央企业，要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成立由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负责、专门的厂办大集体领导机构组织实施所属企业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

厂办大集体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好的中央企业，要成立专门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机构，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要抓住政策机遇，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因为目前矛盾没有充分显现而延误改革时机。

厂办大集体改革相关领导机构、工作机构成立后，中央企业应将相关机构情况报送国资委。

三、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周密制订改革方案

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政策性强、操作难度大、涉及多年积累的问题和职工的切身利益。中集研—-专注集体企业改革与管理培训、咨询!网址：www.xiexiebang.com 咨询电话：010-65707841

为此，各有关中央企业要深入学习和掌握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方案。

在方案制订过程中，认真做好所属企业厂办大集体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户摸清所属厂办大集体的资产、人员、运营状况等情况。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实事求是地测算改革成本，彻底清查厂办大集体资产，防止改制过程中集体资产流失。要统筹考虑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关系接续、资产处置、企业改制等问题，周密设计解决方案，改革方案中涉及职工安置的内容，要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努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统筹使用好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需由主办国有企业承担的改革成本，要按照《指导意见》和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资产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分配[2007]891号）等有关要求规范进行。

有关中央企业要认真组织、规划所属企业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统一制订改革方案，报经国资委和人力资源社会部批准后实施。

四、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要以安置厂办大集体职工为重点，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关中央企业所属国有企业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主动与所在地方政府建立工作联系，取得各方面的支持。要积极配合厂办大集体企业所在地政府，切实解决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改革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好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制订厂办大集体改革稳定预案，认真排查各种不稳定因素，及时化解各种矛盾，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二0一一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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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2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讲话

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

全面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2012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 宁

（2012年3月24日）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2012年全国管理创新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全国管理创新大会已连续举办了十届，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相聚一堂，分享管理成果，交流实践经验，启迪管理创新的思路，这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使得传统管理方式和手段无法或难以适应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和国际化经营的需要。这届会议以“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变革”为主题，反映了企业管理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大家对信息化引发管理变革的共识与期待。

就中央企业而言，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洗礼，特别是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磨练，在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站在全球的视野审视中央企业，我们会发现，中央企业在规模、装备、技术等硬实力方面和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已不是很大，但是在软的方面，尤其在管理方面，我们的差距比在硬的方面所显示出的差距要大得多。特别是一些企业基础管理薄弱、管理方面长期存

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企业做强做优、科学健康发展的瓶颈。2012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也是进一步做强做优的关键时期。与去年相比，今年我们面对的世界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外部市场萎缩，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经济运行仍将面临许多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央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一样要抓住改革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管理创新，促进企业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进一步加强对标管理，挖掘潜力，突破发展瓶颈。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强做优企业，首先应从对标开始。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业一流企业对标，能够发现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找准管理短板和瓶颈问题，加上配套的考核、管理措施，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管理的改善。前几年，不少中央企业通过开展对标取得显著成效。如中国移动通过十余年坚持与同行业世界一流对标，全面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金融危机时期面临严重亏损的中铝公司，积极与民营企业进行全面对标，找到了差距和不足，进而制定措施，认真整改，2010年实现了整体盈利。加强对标学习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世界一流的重要途径。企业应当抱有这样的态度：凡是比我们强的，都应该成为学习的标杆。对标不仅要注重硬实力的对比，更要注重对比软实力；不仅要注意指标的量化比较，更要比较蕴藏在指标背后的理念、方法、组织流程等的差距。要把标杆作为管理实践中的参照系，通过对标传导市场竞争的压力，促进企业发现短板、消除瓶颈，持续提高经营绩效。

二、进一步强化基础管理，苦练内功，夯实发展基础。基础管理是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共性内容和重要支撑，是企业的基本功，也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没有扎实有效的基础管理，企业的各项管理不仅难于规范，也很容易流于形式。我们大多数企业并不缺制度，缺的是严格高效的执行。从严治企强调企业内部要形成纪律严明、政令畅通、管理有序、协调高效的运转机制，体现了管理的科学性的特征，也是企业管理最基本的要求。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央企业在基础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必须苦练内功，固本培元，不断增强企业内在素质，夯实发展基础。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为提升管理提供动力保障和良好基础。

一流的管理是建立在先进科学的机制之上的，没有先进的经营机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管理。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是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企业改革的主要对象，往往是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碍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和管理制度，改革的成果又最终体现在建立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上。因此，深化改革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加强管理的体制保障和环境基础。而强化管理，可以保证转换经营机制顺利进行，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和发展。在这次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中，中国中化集团拓展并整合事业领域，成功实现向产业服务型跨国企业集团转型；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贯通，彻底改变产业链各环节小而散面貌，实现业务的一体化整合案例等，都是深化改革调整，整合资源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

四、进一步健全风险体系，消除隐患，防范经营风险。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近年来，在国资委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中央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在风险管理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系建设、信息化和人才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复杂的经济形势必然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必须要有高度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加强对未来中长期所面临风险的全局性、趋势性研判，准确定位风险管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认真梳理经营管理活动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点，及时消除可能造成的重大隐患，抓住重点，突出创新，实现风险管理的整体提升。

五、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现代化水平。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不仅成为企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成为提升企业管理、实现管理现代化的有效平台。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企业做强做优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通过信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实现了企业信息化从独立分散向集中统一的跨越式转变，使信息化成为企业经营、研发和管理工作的基础；中航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协同推进信息化建设与流程再造、组织变革、管理方法变革、供应链管理，使信息化渗透到管理运营各个环节，这些经验都非常值得大家借鉴。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以深度融合和深化应用为重点，以确保信息安全为保障，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效率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实现企业管理和各项工作效率的飞跃式提升，改变企业各项工作的基础和面貌，使企业管理活动达到当今世界一流现代化发展水平。

女士们，先生们，2012年，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昨天，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动员会，在中央企业全面启动了管理提升活动，力争用2年时间，通过全面开展管理提升活动，加快推进中央企业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精细化转变，为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的管理基础。这项工作也希望大家给予支持和关注。

最后，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在这次会议上有所收获！谢谢大家。

第四篇：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同志在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改革报告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同志在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改革报告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4年9月11日）

首先祝贺青岛市国资委正式成立，国资委这个机构的职能，一方面是本级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同时，要推动本地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国资委面对的这两项工作都是难度非常大，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还都在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很多的问题，各个方面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网上、还有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很多争论，那么，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我想今天和大家讲的主要东西算是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我想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中央大企业体制构造的一些基本想法。第一个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处于一个攻坚阶段，全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应该说青岛市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攻坚阶段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外部看，大家总觉得很多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块，所以，很多同志就觉得非常的困惑、觉得反差非常大，好象很多方面的情况相互之间很难印证在一起，这个反差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样。从宏观层面看，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尤其是前几年做的国有企业三年 1 改革脱困工作，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大大的改善了，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用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第一次有统计是1996年，95年以前是国有企业，就没有国有控股这个概念，96年第一次出这个统计指标，这几年这个统计指标的变化情况大概是这样的：96年是712亿，97年是807亿，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525亿，这是一个最低的，99年恢复到998亿，2000年是2392亿，01年是2330亿，02年是2637亿，去年是3784亿，应该说增长的是很快的，如果不算98年的低谷，97年是807亿，03年是3784亿，今年很有可能要接近5000亿。如果从这个指标看，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宏观的数字上看，现在的国有企业的状况是相当不错的。但从微观的层面看，大家感觉到这个在青岛可能不太突出，但我们在全国范围来讲感觉到矛盾仍然是非常突出，很多地方下岗职工很多、破产企业很多，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也没有办法按时给职工发工资，所以各个地方仍然在出现很多由于国有企业问题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闹事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央决定要建立信访和群体刑事件联席会议制度，下面设五个专项工作小组，国有企业改革又是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就这个问题、这个矛盾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各个方面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这是一种现实的感受。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说明各个方面的看法不一致。宏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明显改善的，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矛盾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大家觉得宏观和微观相互之间是很难印证的，所以很多同志觉得很困惑，问我们到底国有企业改革是好呢？还是不好？但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用一个“好”，或者“不好”去概括它，但这个说明我们需要对当前国 2 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比较客观的认识，目前这种反差非常大的复杂局面，实际上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一个特征。所谓改革攻坚阶段是十五届四中全会讲的，“关键的时期，攻坚的阶段”，实际我们理解这个攻坚阶段并不是一种概念，它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攻坚阶段的内容为什么与前一个阶段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外部体制环境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从上届政府开始变的，就是以朱总理为主的上届政府。因为上届政府是以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改革，去开始这一届政府的工作，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能想起来，朱总理当时开始上来的时候有这种说法，“万丈深渊的说法、地雷阵的说法”，他是准备推动一系列应该说风险比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上届政府推进的改革的内容很多，有些跟国有企业没有关系，跟国有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说财政的职能在公共领域，在这个体制之下，要求财政减少和淡化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去，这个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保经济发展的条件，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包括财政不能够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或者作为某一些市场竞争主体的后盾间接参与竞争，所以它应该退出去。那么它具体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因为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或者主要是通过支持国有企业进行。在这个改革之下，财政就做了两个巨大的转变：第一个是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第二个是停止给国有企业再注入资本金。这是公共财政体制对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的两个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的财政对国有企 3 业的亏损补贴，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占过财政收入的20%还多一点，这个比重是相当之大，我们财政收入的20%收回来后接着贴给亏损的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就剩下1%了，从20%降到现在的1%。这1%是给谁的，从中央的层面：有些军工企业它有军品生产线的维护任务，我们的粮食企业由于它有政策性的负担，还需要给它亏损。那么从地方层面：更多的是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地铁等等，现在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都保持在或者都严格限定在政策的层面，对经营性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完全没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原来建设项目转成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当时都是贷款借的项目，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资本金不足，你想让财政再给注入资本金，财政的答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科目，就是我想给你注入都没有渠道，因为体制改革把该科目裁掉了，所以财政体制改革就改变了我们的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就是财政不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原先国有企业为什么说是政府的企业，政府的企业出问题政府得管，主要是谁管，由财政管，但是现在财政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如果说财政对国有企业还负有责任的话，现在只剩下一项责任，就是保人的责任，就是说国有企业如果特别困难，职工完全发不出工资，或者说破产企业拿不到安臵费，财政有责任去保职工的基本生活，这个职能实际也是社会保障职能，公共财政里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社会保障职能，人出问题财政有责任，因为它有个社会保障职能。但是如果企业出问题，让财政出钱去挽救一个困难的国有企业，财政已经没有了这样职能，这是财政体制改革。

第二个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大家知道我们原先的国有银行，最开始的时候是财政的出纳这么一个地位，各级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是非常多的，我记得 4 在90年代的上半期，如果地方上，比如青岛市有个企业出问题，这个企业运转不动，发不出工资，青岛市的市长、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把银行行长请来，企业出问题，职工发不出工资，职工要上街，银行行长需要讲政治，要给它贷款发工资，以前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通的，大家都讲这叫安定团结贷款，这种安定团结的贷款造成的后果是我们银行系统里的坏帐不断上升，因为给它发工资的贷款是不可能还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位任务就是确定国有商业银行独立的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再受外部的干预、不能受各级政府的干预，它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自主决策、自主承担责任和风险。为确立这个主体地位，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现在是一级法人制度，垂直管理，它底下的分行不是法人；包括对它内部的责任约束硬化，比如，现在商业银行如果经它的手贷出的款形成坏帐，不管是行长或者是信贷员，制度上规定要追究其终身的责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国务院的角度加强对银行的考核，不良资产每年必须降低多少个百分点。所有这些措施都到位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就基本明确了。这个明确实际上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或者说变的是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很简单的符合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贷款条件很好的企业，象青岛有许多这样的好企业，银行会追着给它贷款，行长会希望这些企业在自己行里开户，因为它是优质客户资源。但如果是困难企业、是亏损企业想找它贷款，就是把吴市长请出来跟银行打召呼，那也不管用，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符合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关系，金融体制改革把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变了。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从国有企业这个角度去看，从基本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两项改革事实上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 5 输血渠道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因为它背靠着政府，国有企业以前都有一个软的预算约束的问题，大概在90年代中期，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国有企业，最后的结论，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所谓预算约束是软的，它就不怕赔钱，赔钱有人给它贴钱，所以这样的企业它不可能象其它独立的约束是硬的经营主体那样去参与市场竞争。当时学者们分析预算约束是软的，其输血渠道是什么呢？国内国际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条是直接的政府补贴；第二条是政府的间接让税；第三条就是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这三个渠道造成了软的预算约束。现在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三个软约束的渠道都已被切断，所以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被硬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其推动着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讲攻坚阶段它有实质性的内容。

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是什么时候启动的呢？大概都是97年底议论，在98年正式开始实施，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大家回忆一下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大家担心亚洲金融危机要波及中国，97年底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即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把98年定为防犯金融风险年，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措施在98年非常快就出台了。97年酝酿，98年开始实施，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给变了，所以是1998年进入新阶段。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和98年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一样的，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断掉后路的改革，如果这个国有企业出现问题，自己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破产，没有任何的系统、任何的机构再出钱去挽救它，这跟98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预算约束被硬化之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的 6 局面和特征，归纳一下，大概有两个方面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是推动改革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改革的推进力度空前加大。9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是84年、85年开始正式起步的，98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方式、内容也都很多（各种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等），大家回顾一下，有两条底线没有人敢碰：第一条是企业能不能退出的底线，第二条是人能不能退出的底线。这两个问题在98年之前没有人敢碰，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企业能不能退出就是国有企业能不能破产的问题，按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是优胜劣汰的，国有企业当然能够破产，大家认识没有问题。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波折，在波折过程中国有企业能不能裁员，从认识上讲，大家也觉得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大家不敢碰它，因为它的社会风险非常大。98年以后，从整个中央对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以开始触及，而且这两条底线都已经被破掉。98年实际是三年改革脱困的第一年，三年改革脱困有这么一句话，就叫做政策归纳吧，是朱总理自己归纳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而且他对这句话特别看重，去年的一月份，朱总理准备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当时邀请很多经济界的同志，包括企业界的同志去对他的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当时的初稿这句话没有写全，而是散在各个地方去概括。当时他召开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一个企业的同志提出来，这句话应该写全，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强调一下。当时朱总理对原来的稿子没有注意，看了以后的确发现是有这个问题，马上对起草组的同志讲，如果这句话不写或者没有写全，本届政府一大半的工作就没有写进去，他对这一政策概括是非常关注、非常重视的。从这一政策概括大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是可以破产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可以下岗分流 7 的，国有企业是应该减员增效的，同时要实施再就业工程。就是98年之前不敢碰的这两条底线，在98年之后统统被突破了，为什么在98年之后被突破，结合我刚才讲的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事实上在新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之下，困难企业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没有人给钱，就没法再维持。实际上这个突破是外部环境变化，造成不得已必须下决心去冒这个风险。这是从中央层面看，改革推进的力度是在加大。我们再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大家在青岛市应该说比我的体会更深，可能98年之后，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是非常之大，为什么？原因还在于外部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刚才我讲的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了，实际上它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也给硬化了，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如果想贴国有企业的话，一个以前经常做的是通过银行压着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做不到了，还剩下一个地方财政。从全国的范围来讲，我们国家地方财政是比较困难，象青岛这样的城市可能不多，很多政府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钱能够和足额地给自己的公务员和教师发工资，不欠工资就算做得很不容易，地方财政没有多少钱，而且我们国家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央财政出现赤字，可以发行国债，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则没有办法弥补，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后把地方政府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臵呢？如果你的国有企业出现问题，银行不给钱，财政没有钱，就把地方政府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要不采取措施把该管的国有企业改好，职工堵铁路反正最后还得让你去疏散，职工围住你上访你自己也就没法正常上班，如果企业搞不好，地方政府自身不得安宁，就把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和国有企业的效果挂钩在一起，这个实际是这几年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动力，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没有解 8 决好，你这里就不得安宁，地方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保一方平安，这是政治责任，你就没有办法向中央交待。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地方政府的改革行为就完全变了，这几年地方政府改革的力度是非常之大，而且是真要改革，不是在做表面文章，与98年之前完全不一样。大家回忆一下，9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感觉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今天这儿出一个经验，明天出一个模式，非常多这种改革的创新，实际上这种做法都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行为。一般地方政府如果有一个新的做法看看不错，地方政府找一些专家学者一块论证一下拔拔高，然后找一些新闻宣传一下，不管这个模式、这个经验到底解决不解决问题，那是另外一个事，至少我先出名，我先有政绩。但98年之后地方政府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只做不说，怕引起争议。所以象我们一直负责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在第一线操作的部门，实际这几年我们都感觉很难跟踪好地方政府改革的进度，因为他做什么，绝对不会主动向你报告，即使你到这儿调研，你也不是外行，他会跟你讲一些实话，我在做的什么，做了些什么，感觉效果是不错，但同时地方政府的同志马上会讲，我们的那个事你回去不要宣传、不要总结，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这几年地方政府推进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关键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动力机制，如果他把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不好他自己没有交待。所以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推进改革的力度空前加大，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特征。这几年改革为什么推进那么快，跟后面整个背景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长期被掩盖的问题表面化了。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而且几十年一直拖到现在，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可以拖的，9 拖得有拖的办法，拖得有拖的政策，财政给钱、银行给贷款企业，有多大问题都没有关系，都可以拖，如果没有人给钱就不能拖。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几十年一直拖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三线军工企业设在这个地方，很多企业基本就没有正常生产，这些一直存活到现在，怎么能活到现在，有人给钱。98年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突然之间没有人给钱，拖的条件就不存在，这些矛盾就开始表面化，这些矛盾的表面化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下岗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实际是从98年开始，下岗的原因是国有企业这方面冗员太多，冗员太多、困难企业多的问题98年之前同样是存在的，但是98年之前咱们很少听说国有企业有下岗的问题，98年之后突然几百万、上千万的职工下岗，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直接的原因就金融体制改革。原先这些困难企业政府压着银行给它贷款，企业能拿到贷款，企业就有钱给职工发工资，职工就可以不下岗，突然之间安定团结贷款切断了，企业拿不到贷款，没有钱给职工发工资，职工只能下岗，这是一个方面，我们从全局的角度看。那么从微观层面看，就是我们一项一项非常尖锐的矛盾开始爆发，我们讲叫个案，一个一个企业出事、闹事。比如说现在闹事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是辽宁葫芦岛杨家帐子矿闹事，这个矿闹事大概是两万职工，最后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是七千武警上去才把这个事的局面给稳定下来，杨家帐子矿是个什么情况呢？它是1899年建的矿，百年的一个矿山，有色金属的钼矿，这个矿现在是资源衰竭，目前没有矿了，它的资源枯竭不是现在枯竭，它在七十年代初就枯竭了，所以杨家帐子矿从1971年开始就是一个亏损企业，作为一个亏损企业为什么能维持二十几年，一直拖到它闹事时候的1999年，拖了二十多年呢，看它的帐，不断的有银行贷款在注入，有钱，所以一直拖到现在，98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了，安定团结贷款渠道切断以后，象杨 10 家帐子矿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的矿山，亏损企业银行不可能再给贷款，于是这个企业的的问题就端到桌面上，怎么办？大家研究这个资源枯竭的矿山只能破产，这个决定一下去，职工就不干了，不断对话做工作，职工说我们虽然是亏损企业，从70年代就开始亏，亏到现在连工资都没欠发过，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说现在要让我们破产，职工不能接受。当时也可能大家工作没有经验，工作关键问题几个方面的因素，出现苗头时没有压住，最后酿成两万人参与的闹事，象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它的问题是几十年前就造成的，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我们一直用安定团结贷款，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一直捂在这，拖到98年金融体制开始改革，没有人给钱了，这些矛盾都激化了。当时做三年改革脱困时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在新的宏观经济体制下，这几十年造成的各种失误都会在这几看到它的后果，很多失误大家觉得奇怪，这样的项目还能上吗？但它就上了，上完以后还真没出大事，为什么？后面有不断的资金地支持着、捂着、有很多政策因素盖着。但98年之后完全不一样，所有的问题都捂不住，国有企业所有的问题都端到桌面上，没有任何掩盖，看到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在98年之后统统尖锐化，问题是几十年前造成的，但非常急切地要求现在解决，所以这几年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非常尖锐的挑战，98年、99年、2000年非常困难，大家感觉到处在出问题，实际就是这么个背景。98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外部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是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这是认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整体形势的基础。这个硬化，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逼着国有企业非改革不可，应该说改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必到这个份上，大家下不了这个决心。必到那个份上，非得做了，改革就 11 推进了，改革的推进必然会在国有企业的效益上有所反映，这几年做的关闭破产，关一户就少一个亏损源，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减一个少一个，必然对经济效益有所影响，为什么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这几年持续在上升，当然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好，但实际上有实实在在的改革基础。同时，它又把长期积累的矛盾表面化了，大家感到压力非常大，在山东可能感觉不太突出，在东北还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实际就是这么个复杂背景，宏观上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微观上还在闹事、职工上访非常多。98年之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在实实在在推进，这几年的改革是动真格的，宣传的很少，很难宣传，有时的确很矛盾，但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真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地方政府只做不说。象南京在全市推“三联动”改革，我觉得还是很规范的，最后这个市长跟我说“三联动”改革我们是要做解决问题的，回去千万别对外讲，不愿对外讲。另外一个从宏观上讲也的确很难宣传。比如说当年第一个破产的国有企业万人大厂--黑龙江阿城糖厂，反复做工作，连续做了两年时间的工作，破产才终结。当时新闻界一直也关注这些事情，国有企业能够破产了，包括万人大厂也能破产，觉得这是改革推进非常大的突破和成效，应该宣传。我们的确也是这么认识，但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因为从宏观角度讲，一个大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个很大的突破，但对职工角度讲，职工就没有岗位了，对他的利益损害是非常之大的，报纸上再去宣传，职工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觉得这事还是不能说，也许改革真正在实质性推进的时候，反而不太好说、不太好宣传。这是第一个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总体形势。

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有成效的，我们认为实质性的突破已经形成，当然也许完全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12 但这个政策已经走通了，我们要继续往下走。这几年实质性的突破大概是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二是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三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多种形式的放开搞活，实际就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这个概念在这几年一直争议非常大，而且有些争议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或者政治色彩很重，但我们觉得中央明确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和行业特点所决定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我们讲的中小企业，一般有两情况：一种情况是一般性的中小企业。在街道、农村看到的小企业大概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大体上是这两种情况。一般性的中小企业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行业门槛比较低，谁都可以做，大家撮几个钱，买几台设备就可办一个厂，面对的竞争环境变化非常快，没什么新鲜的，而且面对的竞争非常残酷。象这样的企业客观上要求所有者离企业要近一点，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的职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要高一点，否则没有办法去应付变化非常快的市场环境和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第二种情况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高科技的中小企业是一种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它对知识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知识资源与其它方面的资源有一个很大不同，所有的知识资源实际都是附着在具体的人身上，而且只有它自己能够启动，外部没有办法去决定这种资源的供给程度，比如，技术人员讲在电脑前头，从外部很难判断他是在搞开发、研究问题，还是在发呆。所以象这种资源启动，只有他自己才能供给。所以象这种知识密集对知识资源依赖非常高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要求很高的关切度，其经营者、骨干技术员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必须非常高。所以，由于是这样的生产力水平面和这样的行业特点，在中小企业层面搞 13 国有制不太容易做好，因为所有者离企业太远，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不可能很高。所以中央在95年、96年就明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针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实际的出发点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出发点，或者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这几年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力度非常大，首先表现在国有中小企业方面，或者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都是产权制度改革加上身份臵换，都是这么操作的，我们觉得改革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在哪？它是这么一种背景，把地政府逼得没有办法，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而且能早一天就早一天，地方政府推得比较急，所以外部讲国有企业改革里面有很多国有资产流失，在地方的中小企业改革方面的确有流失的问题，主要就是地方政府推改革推得太急，急于甩包袱，资产流失、职工的权益没有完全保障好的问题是存在的，但产权制度改革加上身份臵换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进度怎样，从全国来看，改制面接近90%，我估计青岛基本做得差不多了，就这项改革98年之后，大概5—6年时间，现在基本进入尾声，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国有经济要从中小企业这个层面退出，因为在这个层面不具备优势。

第二项工作就是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项工作是这几年做得最艰难的一项工作，从上到下都有一个破产办，有不断的闹事，做得非常艰难。这项工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有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象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是分两段做的。第一个阶段：建国以后我们集中了所有的资源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但工业体系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去建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 14 市场经济，会发现很多计划经济时期建的这些国有企业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很难生存和发展，经济体制转是可以的，但有些企业转不过去。所以我们以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多地理解为一种资源配臵的手段，更多的时候是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资源配臵的手段，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很容易，但实际上我们的计划经济是有实体的，计划经济的实体就是计划经济时建的这些国有企业。你按计划经济的要求已经把形成了，管理体制可以从计划转到市场，但这些企业能不能转得过去，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转不过去，这些企业的典型的情况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布局定位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我们的三线企业，选择最深的山沟、最难进入的地方去建一个企业，现在要求转到市场经济以后，在这样一个定位上，其运营成本远离市场，基本没法与沿海企业竞争，所以这一块是转不过去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太明显的。以前计划经济布局的一个出发点是各地自给、自足、自求平衡的格局和体系，那时报纸会有这么一个提法，某一个项目上去以后又填补某某地的一个空白，就每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经济门类要搞全，自给、自足、自求平衡，而这个体系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青海，从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青海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方，青海的破产力度非常大，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基本上把以前在青海的老企业破光了，于是金融系统就认为青海破产不规范，就要制裁它，把青海列入高风险区，一直是有争议的，争议有两个问题：一是破产规范不规范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青海为什么要做这么大规模的破产。我们到青海去发现是有道理，青海这个地方的工业布局与沿海差不太多，比如青海有几个纺织厂，青海好象并不产棉花；青海有很多机床厂，机械工作很发达，按说青海用不着这么多机床；青海还有钢厂，如果是个普通钢厂 15 也许还有点合理性，青海农民建房子需要建材，问题青海还是一个特殊钢厂，它这个结构，我们到那里一分析发现，青海的产业结构和青海当地的资源、和青海本地的市场基本没有关系，所以它这个结构是计划经济硬给嫁接进去的结构，而且跟当地还没接上，准备嫁接，所以青海的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什么状况呢？当地没有资源，所有的资源从外围运进去，生产完以后当地又没有市场，所有的产品再运出去，象这样一批跟青海无关的企业，在青海绝对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破产，当然做破产要规范。破产以后，现在青海很明确发展什么？搞畜产品加工、搞沿湖化工，这个格局就跟青海的资源结合在一起，但原先计划经济给它布的所有企业都不行，因为跟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没有关系，所以这种就是布局定位的问题。再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是比较优势的问题。因为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一种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城市搞工业，我们是工业基地的概念。或者是先有城市形成工业基地，象青岛。或者先建一个工业基地，再围着一个工业基地形成城市。农村就是搞农业。所以把所有的工业都配臵在城市，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变化了，农村开始工业化了，原先乡镇企业开始搞，现在民营企业再开始搞。农村搞产业就跟城市有竞争了，竞争就有比较优势的问题。农村搞产业第一步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气候之后，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不具备比较优势，象纺织、制鞋这样的产业主要竞争靠什么？靠成本，人工工资成本低。比如说青岛市用一个人多少钱，到农村用一个人多少钱，所以所有的城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就没有了，比较优势的变化你只能退出，没有别的选择。比如说上海的纺织工业是最好的，曾经纺织大军四十多万人，没办法，不管以前做过多少贡献，多么好的传统，这种比较优势你是没有办法弥补的，16 所以只能往外退。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也造成一大批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的企业进入市场以后没有办法生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欠账。最典型的就是资源枯竭的矿山。世界各国都有一个法律规定，矿山开始开采时候就要留下一块钱积累，资源采完以后让你转产用。我们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这个钱，企业开采的时候所有的利润都要上缴，急用的时候财政再去投，所以这个欠账非常多。这些问题，产业定位的问题、比较优势的问题、历史欠账的问题都造成我们相当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期间的企业没有办法向市场转，它不具备转的条件。前几年有些同志讲国有企业的问题什么？是管理问题，百分之八十是管理问题，实际这个判断是不对的。由于我们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企业你即使管理好，由于你的定位问题，由于你不具备比较优势，由于欠账太多，没有办法再竞争生存和发展。原先我们这个体制有很多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企业，而我们前几年国有企业又处于只能生不能死的状态，很多困难的国有企业就作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积累到98年之后。98年之后没有人给钱了，这些问题你再想拖也拖不下去了，怎么办？只能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些矛盾已经不具备再拖的条件了。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实际是让国有企业能够退出市场，把职工安臵好，具体的政策我就不讲了，地方的同志比我还清楚。这个工作的特点一个是市政府组织，我们做政策性破产，有很多人攻击我们，对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你们政府干预太强，你应该让市场去做。实际上这种政策性的破产与其说是破产还不如说是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企业关闭。不过咱们到市场经济以后咱们借用了破产这个词，它是市场经济的词，实际上是做企业关闭，每一个破产包括你青岛市的破产，青岛市管破产的同志，现在这个职能到国资委了，都得组织几十号、上百号 17 人进企业做职工的工作，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给他排查掉。一个是政府组织高度重视。第二个就是政策上保证安臵职工。政策上保证安臵职工实际是我们政策性破产有这么一条政策，叫破产变现的资产和土地使用权拍卖的收入优先安臵职工，在政策上保证有一笔职工安臵的钱。即使是这么操作，这几年仍然是非常艰难，原因是什么？一个当然是观念问题，国有企业职工能让我破产下岗吗。但是坦率地讲就是我们的补偿标准，应该说是实在是非常有限，也是国家财力所限。政府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补偿具体标准我不讲，大家心里都明白，应该说职工承担了很大的改革成本，所以这个工作推得非常艰难，在推的过程中在不断出现不稳定的事情。但是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被开通了，原先大家说国有企业能破产，大家是不接受的，刚开始操作的时候大家也是谈破色变。但是现在大家如果谈到国有企业破产问题，大家不觉得太惊讶了，觉得很正常，这个说明什么？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通过这项工作被开通了，只能退出市场的时候，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第二个通过98年之后的工作大量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到现在已经操作完的都是大中型的3377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六百二十万人，一共解决这么多。像沿海地区历史问题都解决完了，沿海地区包括五个省市，一个是福建、一个是上海、浙江、江苏还有北京。他们的历史问题已经消化完了，以后按市场走。但其他的省市还没有完全作完，这是第二项这几年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我们觉得已经实现了突破，国有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退出市场。第三项已经实现突破的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和结构调整难点都在人身上，大家知道我国前几年社会保障系统建设比较滞后。前几年没太重视这个事，实际上1998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当时这边金融体制 18 改革为防范金融风险这一刀很快就切下去了，这一刀切下去以后国有企业就开始出现问题，职工就开始下岗，几百万人开始下岗，但同时外面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接着。实际98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当时我们感到到处在出事情，出事不是太集中，但感觉到不稳定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启动，国有企业开始下岗，但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办？中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就是在全国建再就业中心，因为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1998年5月在北京开了一个会，是上千人的会，几个系统，国家经贸委、地方经贸委系统，财政系统、劳动保障系统、民政系统一块开会。再就业中心四项职能，一个发基本生活费，第二个交保险，第三个进行再就业培训，第四个介绍工作。应该说，我们的政治动员能力还是很强，半年的时间，到1998年的年底，再就业中心在全国各个城市都形成了，下岗职工下岗以后不直接进入社会，进入再就业中心再兜几年，这样就保证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同时这几年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加紧建设，现在社会保障已经基本上可以承担失业保障的责任了。所以各个地方都在并轨，国有企业的再就业中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就不再进再就业中心，直接进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突破。当然98年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有些工作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突破，我在后面再讲。这几年的实质性的突破大概是这三项，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实质性突破是路已经走通了。第二个实质性突破是已经实质性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现在改制面90%，现在是扫尾的问题，或者是以前做的不好的，给补补课的问题。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主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一个少一个。我们已经解决3377户，六百二十万人，还有多少没解决的，我们 19 今年初在全国搞了一个普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还有多少，最后一个总帐是这样：已经解决了3377户，六百二十万人，现在正在金融机构审批的破产项目575户，一百七十四万人，今后几年全国还要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还有1825户，三百二十万人。这个帐说明这几年通过非常艰难的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消化了一大半。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四年规划，再用四年的时间把剩下的问题消化完，消化完以后，政策性破产停止，以后依法破产，按市场解决。政策性破产就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所有经济转型的国家，当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以后，总要有一个阶段掉回头去收拾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而收拾问题的阶段是社会风险最大的阶段，非常容易出事，非常艰难。现在的普查可以说清楚一个问题，风险最大的阶段全国范围讲还有四年，象东北四年也能解决完，所以我们再挺一段咬着牙把四年的工作解决完，历史遗留问题就基本消化掉了。国有企业改革可能还没有停止，但那时的改革可能社会风险就会小的多。大家就不会感觉到这么紧张，实质性突破还有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由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跟进，国有企业减人的条件具备，减人的幅度是多大呢？1997年末，国有企业的员工七千一百三十一万人，同口径到去年末，国有企业的员工剩下三千零六十七万人，当然这个是国有对国有，因为这几年有些国有转成国有控股了，所以有些职工转到国有控股企业里去了。这期间转到国有控股企业里的职工大概是一千万人，就意味着97年末到去年末，同口径的减员从七千一百三十一万人减到四千一百万人，就是这几年的时间，减掉了40%以上，力度非常大。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下岗，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头已经过去了，虽然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实际上这几年国有企业的矛盾的尖锐程 20 度不断的在缓解。通过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关闭破产、再就业工程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年解决了一个退的问题，一个字“退”，体制上不适应，通过改制退出去，结构上不适应，通过破产退出去，不管是体制改革还是结构调整，最难的是人。退需要体制条件，这个体制条件就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建设，就是解决了退和退的保障条件的问题，后边讲进的问题还没有在体制上完全解决。能够退是意义重大，就是矛盾可以不积累，原先国有企业是矛盾在积累，我们拿它没办法，体制上退不出去，能退出国有吗？国有应该说是最理想化的企业模式、所有制形式，结构上不适应市场发展，亏损也没办法，能破产吗？所以矛盾是积累，退的问题解决了，矛盾就可以化解，矛盾就可以不积累。所以这几年国有企业的问题有所缓解，跟我们在体制上、结构上以及退的保障条件上解决了一个退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已经实现突破了。

第三个问题：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发达国家大企业是公司制企业，我们和国外公司合资必然要用公司制的形式，这几年我们在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一方面的工作是推企业的改制，应该是比较快的，国家和省一级重点的国有企业，都是比较大的、比较主要的企业改制面已接近80%。

第二个方面抓的工作是抓规范运做，大企业按公司法改制后，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做。包括当时根据朱总理的要求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范，包括我们和中国证监会抓上市公司的检查，检查规范运做。应该说在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做的工作还是不少，但大家可能会感觉大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的效果似乎并不 21 象预期的那样好，尤其跟中小企业改革相比，中小企业改革以后，放开搞活改完以后企业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大企业改革效果上总觉得变化不够。再比如说，上市公司是最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家知道我们的上市公司出的问题非常之多，那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前一段的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效果并不太理想，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改革不配套，出资人不到位。因为这套公司制的企业制度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公司法，借鉴了很多国外的公司法起草。那么公司制在国外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国外它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开的问题。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的投资已经多元化，甚至是社会化，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投资人必然他不清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所以通过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会、经理层，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把这个所有者和经营者给他隔开，让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权把企业做好，这是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要保证控制权掌握在所有者手里。因为经营者经营的是所有者的资产，公司赔钱的话，赔钱的是所有者，而不是经营者，所以控制权必须掌握在所有者手里头。所以他要求通过这一套东西，这套治理结构，股东掌握充分的信息，股东能够有权去撤换不称职的经理人，那么我们再概括一下的话，这个公司制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很微妙，他要分开，但是又不能断开。他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那么西方国家是私有制的经济，私有制他的所有者是天然到位的，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是有关切度的，所以西方他对公司制的研究，包括公司制的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西方的公司制研究包括它的立法都是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但是公司制引入中国以后，它需要结合中国的国 22 情，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公司制是在国有企业里面建立的，所以它就会遇到一个西方他遇不到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国家所有者到不到位的问题，国家所有者对国有资产有没有关切度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际是双重任务，第一层任务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国家所有者需要明确、需要到位、需要对国有资产有关切度。第二层任务才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而且第一层是前提性，就是在西方国家公司制是一件事，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问题。而在中国公司制实际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所以如果分析到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前一段的改革是不配套的，出资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出资人是多头行使的，多头行使管资产一条线、管人一条线、管事一条线，那么多头行使的结果就是谁都可以干预企业，当这个企业比较好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出现问题了，大家都跑的远远的，谁都没有责任。那么没有责任就没有关切度，没有关切度就说明出资人没有到位。那么出资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展开一点讲，所有企业发展的动力，就是一个出资人要回报。出资人投资建一个企业，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不是捐款，我建一个企业的目的我是要拿回更多的钱，所以出资人要选最优秀的经营者，要对经营者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你必须给我挣多少钱，如果这个企业经营者不称职，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会马上撤换他，如果这个经营者的确给我带来很高的回报，我要充分的激励他，出资人不能亏待他，害怕他跳槽。所以呢，所有这一切这些企业中的合理的行为，他都有一个基础，就是出资人要回报。如果出资人问题不解决，没有出资人，或者出资人不在乎，我们仅仅去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最后的结果是形似而不是神似。所以前一段我们做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检查，作上市公司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情况，你到这个企业去检查 23 他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检查他的规范运作，他给你说、汇报，给你找出董事会的纪录，一切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不规范的，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但是你会感觉到他总是缺那么一点东西，实际缺什么？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压力，他一些东西都是做给你看的，所以分析企业的体制状况，我们感觉不但要分析企业本身，而且要研究出资人的行为，没有出资人，那这个企业必然是内部人控制，当然，我说的内部人控制不是贬义词，它只是说明一种状态，内部人控制不一定对企业不好，非常优秀的内部人可以把这个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体制上讲它是不太可靠的，如果出资人的行为不规范，企业必然不规范。比如说我们一些上市公司出问题了，上市公司圈钱，你去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没有意义，因为股东去弄上市公司他目的就是去圈钱，所以它的根子在股东身上。所以仅仅靠公司制是不能够解决国有大企业的体制问题的，仅仅做这一步，仅仅做公司制的改制，是不能够解决国有大企业问题的，必须延到所有者这个层面，所以，前一段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启动的话，国有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深化了，我们再做，让企业怎么做，让企业再怎么规范，是事倍功半，因为根子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我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又没有办法去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因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层面上的事，而不是企业层面的事。所以前一段大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就挡在出资人这个问题上，那么挡在出资人问题上一个后果就是很多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还有一个后果呢就是把国有企业改革逼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实际这一个问题在前一段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里面表现特别突出，就是地方在把中小企业改革基本做完之后，开始把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往大企业身上用。那么具体地讲，比如说国有企业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把国有企业要彻底的卖掉、卖光为止，24 因为他在出资人到位的方向上他走不动，可是他又不能看这个企业垮下去，所以把改革逼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去解决国有大企业改革的问题，但实际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国有大企业要退出，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有一个要退给谁的问题。那么退给谁的问题，一个是民营，让民营买下去，民营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几年我们对中国的民营经济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民营就是好的。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民营一介入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实际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具体的分析它，不能理想化的看待它，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私营经济，民营企业具体讲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有它自己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前几年，大概90年代末，有一次，有两个世界银行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国家经贸委，这两个世界银行的专家到经贸委去访问，研究企业问题，就跟我谈，当时我们提出要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这样一个任务，要走出去。谈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也谈到这个问题，要建立一些大企业、大集团，这两个专家听完后，讲了这么一番话，要求发展大企业、大集团，我们非常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促进大企业、大集团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走向世界，没有大企业肯定不行。但他说，我非常遗憾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你们这个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家族的文化，中国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所以台湾没有大企业，香港没有大企业，在美国的华人企业也没有大企业。他认为在家族文化的基础上，他跟现代企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在家族企业文化上是不可能形成规范的大企业的。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反驳他，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但他跟我讲 25 了以后，我注意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情况，发现的确他讲得有道理。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对人才的排斥的问题，再一个内部家族企业的文化的问题。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大概是两年多以前，我们学术界也有一个热潮，研究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家族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家族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两个具体的要求，一个要求股权分散化，第二个要求它引入职业经理人，股权分散化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当时很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那时候讲叫空降兵。经过这段运作以后大家发现，运作得不是太好，空降兵进入家族企业成功的很少。为什么不成功？我跟一些家族企业的人谈过，也和当空降兵的职业经理人谈，大概怎么几个问题：一个你这个人进去不受信任，真正家族企业里面核心的东西他不会告诉你，虽然你可能是总经理，但他核心东西不会告诉你，防着你，处处防着你。这个防着也有道理，就是我们职业经理人的操守也有问题。大家可能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这个职业经理人把它核心东西掌握以后，就跳槽，而且可能带着一帮人跳槽，跳槽以后自己搞一个同样的公司调回头跟原先企业竞争，这个按说是操守上有些问题。所以这个核心的东西他觉得在这个企业不受信任。再一个就是家族的文化。这个企业经理人到这里虽然你可能是海归派，你层次非常高，但是你真正在家族企业的位臵，比他的家族成员、比他的一块创业的哥们，虽然这些人的水平比他要低，但实际他在家族成员里头，企业里头真实位臵实际都在他们之下，包括待遇。所以他们感觉到在家族企业做心态非常不好，很灰的那么一种心态，反正赚了钱也是你的那么一种心态。就这种文化跟做一个大企业所要求的企业文化，确实有差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家族企业一搞大以后也有问题。家族企业还有一个问题决策的问 26 题，家族企业决策绝对没有制衡，我说了算，谁也不会说跟他不一样的，而这个企业做大以后靠这样的决策体制去做，风险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家族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会出问题，所以当时很多学者说我们的家族企业的确有问题。你让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确这个话是对的，可是他做到很难。所以要把我们的一个大企业交给一个家族企业去经营，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个企业文化冲突太大了，而且家族企业去接大企业，风险很大，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说转给民营企业。第二个转给外资。很多地方外资来我们买给外资，但这个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呢，也不能说不对，外资的做法一般是比较规范的大企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国家的长期发展问题，现在所有的外资进来都要求控股，参股绝对没有人干的，把钱交给你去玩人家不干，都要求控股，要求控股就是我们这个企业成为他的一个制造基地。但是如果从长远讲，如果中国的大企业都被外资控制，都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结果是在财富分配上就会非常不利于中国。比如说一个人家资本收益要拿走。第二个人家技术收益要拿走。第三个他在这控制一个企业销售渠道他绝对要拿到手里头，销售渠道要拿走。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加工费而已，交一点地租，也许给你缴点税，税都不一定缴多少。这几年我们就发现外资企业一方面在亏损，一方面在追加投资，就这几年我们所研究的要控制外资转移利润这个事，现在看根本做不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往外转移利润。那么这个财富分配的结果最后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比如说我们极端的讲，假如这个国家都是净投资方，他去投资，这个国家是被投资方，这个国家把资金投到这儿，在这个国家设企业，那么最后财富分配的结果，这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上到一万多，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你上到三千就再也上不去了，因为 27 财富分配没有给你留下多少财富，而且一旦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去了就意味着你的要素成本比较高了，人家外资可能就走了。所以这几年大家说的南美现象说了很多的原因，实际如果到南美国家现场看一下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南美这些大企业尤其是在制造业的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国外的子公司，所以他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因为这是财富分配格局所决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只要这个行业我们国内有企业能做，我们觉着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国家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尽量支持我们的企业，这个包括国有也包括民营，去承担这样产业的发展，不要轻易的缴出去，缴出去以后，我说的这个财富分配的这个机制和格局就要发挥作用，给你留下的就是加工费。所以我们觉着呢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国有大企业改革我们觉着呢如果说我们真是一卖了之，我们把所有的国有大企业都卖掉，说实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事好做了，象中石油、中石化象宝钢那样的企业你要卖给外国人，那时他要控你的股，所有的问题都简单了，不用推他改革了，由外国公司推他改了，我们觉着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它还有一些企业没有改制，前面改制的有些推的比较急，可能会有后遗症，还有比较多的善后工作。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我们还要坚持四年把最后这些历史消化完，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建设，还有一些小工作，比如说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改革成本已到位就自然解决了。实际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国有大企业的改革，而国有大企业改革的切入点就是出资人到位，因为没有出资人，这个企业的运作是不可能规范的，这是第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非常及时的决定。坦率的讲我感觉稍微晚了一点，如果当时推中小企业改革层面的时候，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话，可能中小企业推得会更规范一点，流失会少一点。具体的结果就是国务院国资委的组建，在中央层面第一次实现了所有者职能的集中行使，当然这个实现也不是完全很彻底的实现，我们53户第一把手还是中组部管，我们管副手，但那一百三十几户完整的班子是国资委管，在体制上解决了多头插手责任不清的问题。现在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是高度清晰的，所以说国务院国资委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所监管的国有企业，在我们成立之后再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责任推到任何部门去，原先大家谁都可以推，谁都没有责任，象山东重汽也是中央企业，亏得一塌胡涂，最后是拆成三块下放到地方，重汽是下放到济南，马春季当董事长，在办公室我们俩就算这个帐，光山东重汽这块改革成本多少？大概是60多个亿，或者豁免债务、或者是核销银行债务、或者是地方给的投资，大概为救山东重汽60个亿，但是山东重汽搞到这个程度谁有责任，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责任。因为它的体制这样，他的董事长是中组部管，总经理是人事部管，他所有的副手是机械部管，他的资产是财政部管，他基本建设投资计委管，他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贸委管，那么这个企业做坏了以后谁负责，最后就是加上重庆、陕西那块，我估计整个成本接近百亿，损失就损失了，没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他老总经审查以后个人没有经济问题，最后退休。怎么多的损失最后找不到一个责任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为这个损失承担责任。这老总说你要追究我责任不行，我这些都是你批的呀，重汽当时有一个动议，他觉着光是一个单一的重汽产品，养不活他这八万人的大集团，所以他要求往下延伸，去做中型卡车、轻卡，按说它是对的，29 但是国家不同意，计委不同意，所以你说这老总个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实际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定的。这种责任不清的问题，在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集中行使之后这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有些部门认为国资委权力太大了，实际这不是权力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责任到了，责任到位才能出资人到位，权和责必须挂在一起，有权的部门必须负责任。问题是前一段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多头行使的时候，权分散在各个部门，责任一点都没有，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事他能做好吗。所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启动为下一步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重要配套条件。国资委成立之后，明确我们是中央企业的出资人，原先中央企业出资人是谁不知道，现在明确是国资委。明确并不意味着到位，你要不做事，国资委坐在这什么都不干，明确了也没有到位。出资人的到位需要由出资人一整套工作去实现它，国资委成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做的事情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法律、法规建设。包括《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条例》和《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意见》，反正两条线，一个是国有资产管理，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先把游戏规则搞清楚，包括产权的各种各样的文件一套东西。

第二个方面透明度，就是要增强我们所监管的企业、资产、经营状况的透明度。具体地讲两个方向，一个清产核资，我们发布了一个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从去年9月开始全面的清产核资，今年的9月或顶多到年底基本结束。大体上把家底摸清楚。同时加强和改进外部监事会的工作，外部监督绝对是重要的，这是透明度的问题。

第三个建立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制度。原先这个中央企业没有经营目标，按说也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这么大个企业象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鞍钢、武钢这些企业，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 30 他提个要求，的经营目标都没有，所以这些中央企业应该说也挺好做得，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说我不好，因为你没给我指标，这是原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一个弊端。现在全面的实行目标管理，包括的、包括任期的，作为任免和奖惩的依据。第四个方面改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任制度。23个企业的高管人员公开招聘,去年7个，今年23个企业高管人员公开招聘，现在23个面试已经结束,快要定人了。

第四个方面同时做薪酬制度的改革。原先国有中央企业的经营者的薪酬是自己定的,所以我们接手以后就发现非常不规范,差距非常大,低的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都有,高的自己给自己定到百万上去,问题是高低和企业好坏没关系,企业大效益好不一定高,企业不好,经营者薪酬不一定低。分析按什么分配呢？算是按胆分配吧，胆子大的把自己就定的很高。现在我们对企业进行规范，第一步先做年薪制，然后加上长期激励，再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做一个薪酬包，基本上做起来，当然争议很大，国资委工作也是不好做的，这个方面说这么一通话去攻击你，那个方面说那么一通话去攻击你，反正很难把事情做的各个方面都满意。

第五个方面推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因为中央企业内部改革是很滞后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把主业能够突出出来，分离办社会的职能，内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另外推企业的合并。

这么一组工作怎么评价?这么一组工作应该是国资委的启动，实际上国资委基本是站在企业外围，当时我们把这组工作概括成加强外部监管，先看住，看住再说。用这么一组工作启动呢，原因是这么两个方面，就是原先的体制漏洞太多，原先的很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就象业绩考核、薪酬这种最基础性的东西，原先都没有人做，所以最基本的东西先管起来再说。第二个方面风险比 31 较小，国资委成立各个方面总是有担心，担心国资委成为婆婆加老板，担心国资委把企业管死。那么这么一套工作站在企业外面，我们不会伸手去干预企业内部事物，所以风险小，这样起步比较稳妥。

下一步的工作，大体上几个方向：

第一个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一个完整的体制现在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建设。需要建设的方面一个是地方国资委建设，我们成立一年多呢，地方国资委比较滞后的，应该呈现上下能够贯通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还有一个方面是完善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我们出台的很多改革措施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考核的问题，薪酬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完善。第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这是一个核心性的问题。如果国资委仅仅定位在看住上，那就意味着企业不能进行调整，这是核心性问题。而现在本身产业结构在变化，市场结构在变化，中央明确国有企业是有进有退，所以仅仅看住的概念是不够的，你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结构调整，没有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做配合就不行，比如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中央企业的特点是大的大，小的小，大的企业的资产能上万亿，小的企业资产就几千万，大的企业有一百多万人，小的企业只有几十号人，有些企业是非常关键的领域,有些企业真是可有可无。比如有一户中央企业主营业务是卖手机,这个是谁都可以卖,谁都可以做,象这种企业完全可以特殊的,但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结构调整,退完以后卖出去应该有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键是收入和支出，收入哪个方向来,支出往哪个方向去,所以这是国有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比如直接监管的三大航空公司,实际现在都有一个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原先这三大航空公司还可以,但是民航改革时,让 32 每一个大的航空公司都背负了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航空公司,国航背的是西北航,南航背的是北航,而这几个小的航空公司资产质量非常差,现在并进去以后仔细一盘,一塌糊涂,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几个航空公司的资本金不足,资产质量大幅度下降。按说航空公司这样的产业我们绝对应该保的，一个是因为是朝阳产业，以后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另一个是哪个国家都需要几个国家的航空公司与国外的航空公司竞争，因为我们以后航权开放，竞争是很厉害的。现在的航空公司没有资本金，财政说我不负责再给你拨资本金了。那么怎么办，实际上有很多企业手里拿的很多的资金没地用，因为企业的投资机会是波动的，有高峰有低谷，比如做固定电话的企业，如中国电信，前几年非常赚钱，钱非常多，现在中国的固定电话已经没有多少投资机会，可他手上握有几百亿的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国有资本金预算能够集中一部分资金，投到应该投的、应该加强的领域，那么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才能够实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研究怎么去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方向，即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向在体制创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一开始是监管到位，先看住，站在企业外围，基本的监管到位以后，实际国资委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个人感觉是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一个方向是不断加强国资委，因为我跟你算帐算不过企业，比如业绩考核制度，我说你明年利润应该三个亿，你说不行只能两个亿，你说出好多理由，国资委根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我算不过你，我需要加强我自己，这是一个。薪酬的问题也是跟企业讨价还价，实际因为信息不对称，你怎么也谈不过企业，这是一个方向，不断加强国资委，加强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

再一个方向通过体制创新，更多的引用市场的东西。我们感觉这条路走不通，再怎么加强信息不对称没法解决，国资委也谈不过去也算不过去，所以向体制创新方向走。体制创新就涉及到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改制的问题，上市的问题，多元化的问题以及国有公司董事会试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作为第五个问题专门谈，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逐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现在我们对中央企业的要求一个是你自己要突出主业，辅业怎么办，现在有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政策，859号文件，现在我们也说服中央，分离办社负担，中央企业办社负担开始启动，中央财政出钱。原先的地方分离办社负担都做的差不多了，就是地方不接中央企业的，原因是不同级财政，现在明确中央财政出钱，办社会中央企业可以解决。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现在可以操作，突出主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企业之间的合并，现在主要是自愿，企业谈好了我们给办个手续，但有些企业在不断的施加压力，以后国资委也就是三十家五十家大企业大集团，你自己先找主你们先谈，不行的话几年以后我们自己就动手，这个逐步的加大力度，同时在进行一些资源整合，比如国资委相当一部分中央企业有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作为一个辅业在一个企业里可能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中央企业主业就是房地产，我们排查了一下，中央企业里面有五家主业就是房地产，或者房地产是主业的一个，那们我们现在跟企业发通知，资源作为辅业往外走的你可以跟他去谈，把他并到主业里去，加强主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做旅游，好多中央企业都有酒店，好多中央企业的酒店是五星级的，那么这些酒店作为单一的酒店去经营很难经营好，客源也不足，管理也不好，如果有可能下一步把旅游资源集中到中旅和国旅这样的旅游企业里去，把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再一个准备探索的一条是在中央企业里培育托管公司，托管公司是两个 34 意思,一个是可以去处臵不良企业不好企业,现在国资委在第一线,尤其是我负责的这一块非常受罪,所有的困难企业由我们直接处臵,由于现在有一些中央企业破产的非常难,而政府的行为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有托管公司去托管重组企业,公司的方式、市场的方式,这是一个作用。另一个作用我们更看重，以后上市准备争取做整体上市，中央企业，因为传统国有企业上市模式因为资产质量不好，要上市总有一大块进不去。所以国有企业上市都是这个体制，上头一个集团公司背着一个存续企业很大的包袱，控股上市公司都是这种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显然不是一个好模式，一个是集团公司可能背不动，另外在体制上也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想通过上市变成公众企业，这个企业的行为都受公众的监督，包括重大决策，但问题是现在这种上市模式放在公众投资者面前的实际是一个木偶，是母公司的融资平台，自身没有任何决策能力，决策权实际在母公司，所以社会公众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实际我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他只是母公司弄出的木偶，你说这不行，可以换，真正的决策主体是在幕后，决策主体并没有受到监督。所以这个体制是有问题，以后能够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就整体上市，不留集团公司，不带存续企业，干干净净上去的上市公司，但现在很多中央企业做不到这点，因为国有企业有很多历史包袱，有大有小，如果托管公司能够成气候以后，就这么操作，这个企业上市的辅业、包袱剥出来，自己不要背，剥出来交给托管公司让他去处臵，自己干干净净的往市场上走。如果是整体上市，而且我们考虑中央企业上市模式是争取到境外发一次H股，然后在境内发A股，实际在境外上市的收益是比较低的，同样一个企业股价境外是很低的，境内是炒的因素市盈率很高，到国外上市以后把国外的监管机制引进来，现在国外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对我们企业的约束力非常强，然后在国内上A股，把投资机会 35 同样带到国内市场，要不然人家会说，你们把好的企业都推到境外去了等于把投资机会都让给境外投资者了，境内市场没有好企业了。所以我们感觉比较理想的模式是股权结构中百分之二十几的H股，百分之二十几的A股，剩下国有控股，随着以后的发展也许国有控股还会变动，至少目前形成这样的格局，上头没有集团公司，不带存续企业，我们感觉大股东是到位的，加上国际证券市场监管标准到位，我们觉得对企业的约束应该是非常强的，所以现在有几个中央企业有积极性，我们正在创造条件，往托管公司上转，我们结构调整的余地就更大。以后大体上就这么几个方向。

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央大企业体制构造的一些基本想法 目前中央大企业的管理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加上外部监事会制度。大部分的中央企业是按照企业法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根本没有按公司法注册，所以没有董事会，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大概有二十几个中央企业按公司法注册的国有独资公司，有董事会，但董事会都是内部人，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班子是高度重合的，实际也是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可能就是董事长负责制了，不是总经理负责制。这样的体制问题是由于董事长或总经理负责制，经理班子的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所以一把手负责制的企业实际上企业是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够指望这样的企业出现制衡，这样的企业出现制衡是不正常的。经理班子就需要一言堂，有一人拍板，一人唱一个调绝对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这样企业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制衡决策非常容易出风险，基本上一把手自己拍板，大家不会跟你意见太不一样，如果有点意见也许说一句，听就听，若不听，第二句就不再讲了。因为我是下级，所以企业风险就比较大。这样高度集中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因为跟中小企业不一样，大企业决策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决策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 36 多的，大企业的决策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实际是不太可靠的。比如最典型的，集中度最高的——三九集团，决策一塌糊涂，所以实际现在在做债务重组。

外部监事会制度是有效的，所以有些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创新，当时镕基总理要派稽查特派员没有任何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规没有任何依据，国外也没有派稽查特派员的，但派出去确实有效。因为指望内部监事会，指望内部人去监督，指望下级监督上级根本是不现实的，所以外部监事会派出外部监督是重要的。外部监事会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部监事会包括稽查特派员制度对监事会主席个人的价值取向依赖太多。这需要体制上有点补充措施，如果派到企业的是一个非常熟悉企业工作的，对改革非常了解的，思想比较解放的监事会主席，那这个企业真是太幸福了，企业该做什么他支持你，甚至做不到他还要提醒你，你应该这么做；但如果派进一个思想比较僵化的，完全不了解企业的，不熟悉经济工作的，那企业可受罪了，在别的企业都可以很正常通过的，他那就通不过，就给你挑毛病，所以这是对监事会主席选择的问题，实际也有适当制衡的问题。原先的体制是监事会主席到企业去只带着眼睛，只带着耳朵，不带嘴，看完以后回去写东西往上报，按说写的是什么企业是不应该知道的，那么企业就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制度需要有些调整。再一个是事后监督，问题已经出了，看出问题可以追究责任，但过程监督没有。所以一把手负责制加上外部监事会制度，这套制度有问题，不是非常完善的制度。

国外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而且是独立董事制度占大多数，比如有13个董事会成员，内部的执行董事也就两个人，三个人，绝大部分是外部的独立董事。这个制度实际跟国外的国情有关系，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国外的独立董事制度搬到中国来。37 国外的国情有几点：

第一是以无形资产为抵押的经理人市场非常发达，每个人在经理人市场上实际上都有一个无形资产的评价，比如独立董事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政府聘他到国有企业当董事长，为什么到国有企业愿意当董事长，因为钱并不多，董事、董事长就是董事津贴，他绝对不在乎这点钱的，他说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实际这种自我实现要提升他在经理人市场的价值，如果一个私营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被政府聘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那是政府给他非常大的面子，政府看的上他，如果这个国有企业经营的很好，以后他再到另外私营企业去任职，他的价钱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他就升值了，所以这是自我实现，无形资产的升值。如果国有企业没做好，国有企业受议会监督，议会弹劾起诉董事会，证明董事长或董事没有尽到责任，那他就身败名裂，原先那点无形资产都可能赔尽。但以无形资产为抵押的经理人市场中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不出谁有无形资产。

第二个国外的情况是相关的法律非常的健全。国外的相关法律有可诉性，我们的法律相关的没有可诉性，非常奇怪是比如证券市场上，我们跟证券有一段距离的，不太了解证券业务，上市公司出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去起诉独立董事，按说独立董事就应该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在董事会中，企业不行了，中小股东利益被损害了，为什么中小股东不去起诉他呢？如果真有人起诉他，我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会尽责。国外这套制度是非常健全的，该负什么责任，该个人赔偿的就要拿钱。责任是到位的。

第三个问题是国外的大公司透明度非常高。大公司一般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个要对社会公开披露，另外国外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养着一大批专家去研究，甚至对企业的研究比企业自己还透，而且不断的把研究报告 38 去公开，所以国外的独立董事用不着自己去找信息，光把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研究报告读一遍，就掌握充分信息，透明度很高，信息比较充分。以上几条，实际国内都不太具备。所以我们研究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般国外的东西。

我们的基本想法是董事会都是内部人绝对不行，必须改变董事会的结构。而且方向必须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如果外部董事不占大多数，董事会就炒不掉经理班子，对经理班子就不能实现制衡。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不是我们突破的，是汇金公司突破的。因为国有的商业银行要上市，中行、建行要上市，汇金公司作为国有的出资人。现在构造的中行、建行上市的董事会的构成是7：3：3。7个人是汇金公司派进的董事，3个人是执行董事，内部人，再加3个独立董事，那么这个董事会里外部董事占大多数。同时保留外部监事会，但外部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有一个衔接，国外象美国，有董事会有外部董事的，没有监事会。但我国根据中国国情，监事会是有效的制度，必须保留，但需要有衔接。董事会的构成下一步大概是这样，内部董事即执行董事不能超过一半，这个现在各个方面有好多不同的看法，我们想一开始可以不做到外部董事占到一半以上，但以后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想法是外部董事是什么人？国资委必须内部有一批职业的董事，专门代表国资委去做董事的一批人。我们现在想用刚退的一批人，企业家，经理人，因为中央企业对退休要求比较严，60岁退休，这些人很多是经营经验很丰富，业绩也非常好。我们想退休后，首先是业绩好，口碑很好，第二个身体很好，第三个自己也愿意干，那么国资委再重新聘这些人作为国资委的董事进入企业，不是在原先的企业，进入合适的企业。再有也可以通过社会招聘，我们感觉社会招聘经营者也许还可以，招聘董事因为以前的董事也就是挂名的，没有真正起作用的，所以到社会招聘 39 一些专门能做董事的人可能不容易，以后这也是一个方向。一个是刚退的企业家，同时为改善董事会的知识结构，也许国资委会聘请兼职董事。比如一个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很多，但企业内部在海外是薄弱环节，是不是可以聘请一个特别有海外经验的人，哪怕是在职的，作为兼职董事进去；比如一个企业金融方面的关系很多，但企业内部没有金融人才，也许可以从金融界聘请一个现在在职的作为一个兼职的外部董事进去，兼职的外部董事主要目的是调董事会的结构，知识结构，把知识结构配和好。所以对董事会大概是这么一种想法，就是最后的方向外部董事占大多数。董事会是国资委派出,董事会有两层,一层是董事,一层是经理。对于董事会实际做两层监督,一是代表国资委对董事会进行监督,监督董事会的程序和规范运转,该开会是否开会, 重大决策是否真正上董事会去会议上决定；第二是董事的个人评价,作为一个外部监事会看一个一个董事是否尽职,具体决策什么跟你没关系,就看住这两点就行了。对经理层，财务的信息、经营上是否规范,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董事会,不提供给国资委。因为这是董事会掌握信息,评价经理人的重要依据。因为现在国有企业的透明度不够,外部又没有很多人去研究他。比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之所以很难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不掌握充分的信息。若要让独立董事个人去企业里找信息,那做不到。所以对董事会来说,外部监事会是对他是一个信息方面的支撑.我们想把这两部分衔接起来。

建立董事会之后,国资委和企业的关系也要变,国资委做的最基础的事情要变。一个要放经理层的任命，当然这个也是不太容易做到，如果董事会健全以后，尤其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以后，经理层的任命应该交给董事会，国资委不应该再管，变成一种间接管理，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我现在没有把握的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跟这个能不能衔接好。第二个考核要放下去，给董事会，40 国资委去考核企业永远也算不过企业。董事会建立以后，尤其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以后，具体给经营层下什么指标不是国资委的事情，是董事会的事情，文件要求每一个外部董事在企业至少30个工作日，至少你比国资委要更多的了解情况，你去跟他谈指标去，那么国资委对企业原先是考核变成一种状态分析。国资委内部原先比如有负责考核的部门或者有专门分析机构研究企业状况，把企业不断的和其他同类企业进行对比，对经营状态进行跟踪。如果发现状态不好，提醒董事会，应该采取措施，也许董事会采取措施了，进行班子调整或者换人；若提醒后，董事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说明应该调整董事会。真正数的考核，交给董事会和经营层去谈，国资委对企业管理变成状态分析，最后结合在经营班子调整和董事会调整上。第三、薪酬管理要下放，经营者的薪酬就是董事会管理，当然国资委应该有政策的导向，大体国有企业要在一个幅度之内，具体董事会去谈。第四、决策权要下放，授给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去决策，同时，责任追究制度要到位。如果董事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说明董事不称职，董事也不能做了。第五，要建立与董事会和董事的一套相关制度。国资委对董事、对董事会与和国资委直接对企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要有董事会的报告制度，董事的选择、考核、薪酬的制订等。对董事是比较简单的，如对经营者有套公式算年薪，对董事就是董事津贴，董事津贴也不完全一样，有大企业，有小企业，分几个档，比如四万块钱一档、五万块钱一档、六万块钱一档，在这个位臵就拿这个档的津贴，董事会开会还有会议津贴等等这些方式。我们准备拿七个企业来做，现在基本文件出的差不多了，先起步，难度也很大。难度大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认识并不太统一，设计的制度是不是真比现在的制度好，这个需要通过试点才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是企业一般的讲，不太愿意接受外部 41 董事占大部分，企业说我们最了解企业，外行来领导我们，企业不太接受这个；另外公司治理结构跟现行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结合在一起，有一个衔接的问题。我们想先从派外部董事做起，也许我们一开始不派到一半，但外部董事先进去，所以如果企业的体制是这样构造，那么国资委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往这方面调整，所以现在往下走，从国务院国资委的角度也有许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到底企业体制能调整到什么程度，根据企业体制的调整，调整国资委的定位、功能包括机构设臵。但是我的感觉，对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三个环节。第一个透明度，透明度如果能够做到，好多事情都好办，如果透明度做不到，好多事情就没有根基，透明度就包括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基础制度，包括监事会。第二个环节是选人用人激励约束，涉及到法人治理结构，涉及到考核、涉及到薪酬。第三个结构调整。如果在这三个方向上我们都能做出一些进展，我想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就能大大的往前推。

上面我介绍的都是这几年我们做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是非常复杂的改革，现在还在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改革，谁都不能说谁就对它有多深的认识或认识怎么样，我们觉得需要各个层面大家一块进行探索，同时需要各个层面加强交流，所以我今天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跟大家讲出来，交换一下咱们的看法，不一定对，仅供各位参考，谢谢大家。

第五篇：在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总结“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十二五”时期和年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推动中央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为实现“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提供安全保障。安全监管总局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孙华山副局长专门到会讲话并将提出要求。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一、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国资委高度重视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牢牢把握出资人定位，督促和指导中央企业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业绩考核，不断夯实企业发展基础。各中央企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安全监管总局、国资委的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为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安全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

科学的安全生产理念，是搞好安全生产的行动指南。几年来，国资委提出的“铁腕治安全”、“谁不重视安全、组织上就让他不安全”、“要安全的效益、不要带血的利润”、“安全是效益、安全是品牌”等安全管理理念，已经得到中央企业的广泛认同，并逐步成为广大干部职工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石油确立了“以人为本抓安全”的“人本观”，“一切事故都是可以控制和避免的”的“预防观”，“安全源于责任心、源于设计、源于质量、源于防范”的“责任观”，“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的“价值观”，“一人安全、全家幸福”的“亲情观”，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天字号工程和第一要求，纳入了企业管理的全过程。中广核集团明确提出，“安全是企业安身之基、立命之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中核集团、中国电科、中国华能、中国国电、中材集团强调，安全是央企的第一政治，是干部的第一责任，是员工的第一幸福，是企业的第一效益。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理念的普及教育，中央企业安全发展的意识普遍得到增强。

（二）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落实。

各中央企业按照国资委提出的“一岗双责”要求，通过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实施安全风险抵押，推行领导安全承包、干部安全述职，严格安全考核和责任追究等一系列措施，逐级强化了安全生产责任制。中船重工、兵器装备集团、中国华电、中电投集团、国机集团、水电顾问等企业，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连续多年与下属企业一把手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将安全指标与企业负责人业绩、单位工资总额挂钩；所属企业层层分解安全生产指标，将责任、目标、任务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把安全业绩与干部的“帽子”、员工的“票子”捆在一起，坚持重奖重罚，实行“一票否决”，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得到有效落实。中煤集团深刻总结安全生产经验教训，构建了“党委重视安全、行政主抓安全、技术部门保障安全、生产部门落实安全、监管部门监督安全”的责任管理体系。

（三）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各中央企业按照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结合企业和行业特点，不断探索创新，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一是积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安全管理体系。许多中央企业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加大国际对标力度，把传承安全管理优良传统与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和体系。中航集团、南航集团、东航集团以国际民航安全标准为基础，全面推行了航空运营人安全管理体系（）；神华集团、国投等企业针对矿业安全风险点，采用了国际职业安全协会（）“安全五星”管理系统；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核电等企业按照风险管控要求，建立了健康安全环保管理体系（）。这些体系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优化安全生产管理要素，形成了“设计－实施－检查－改进”的动态循环模式。

二是各项制度逐步规范。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符合本企业安全生产实际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为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化集团坚持每年修订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时将新的规定要求纳入制度体系，确保安全生产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中粮集团、中国五矿、通用技术集团、中国化工等企业根据业务领域不断扩展的实际，及时修改完善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管理和转型升级。

三是组织机构更加健全。中央企业普遍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定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安全工作。强化了安全监管部门，配备了专职监管人员，建立了从总部、直属企业到基层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高危行业企业还设置了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一批企业还积极探索设立安全总监制度，成为安全生产监管的新亮点。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五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企业还在总部设立了安全总监，进一步强化了总部对所属企业的安全生产管控。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交集团、中国水电集团、葛洲坝集团等企业向下属单位层层委派安全总监，加大了对基层单位的监管力度。

（四）安全生产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央企业始终把抓基础、练内功、求实效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来抓，既打牢了安全管理基础，又提高了安全生产执行力。

一是加强基础建设。车间、班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安全管理的重点。广大中央企业着力加强基层建设，把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和基层岗位。兵器工业集团结合创先争优广泛开展“创建平安班组”活动，努力提高班组全员安全意识和岗位安全技能。中国大唐在班组建设中深入开展“三讲一落实”活动，即在生产作业前讲任务、讲风险、讲措施，在生产过程中抓好落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推行标准化管理。各中央企业大力推进“企业达标、岗位达标”，安全管理基础进一步加强。一汽集团、东风公司、中国北车、武钢等企业全面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制定了考核评级细则，开展了专项检查、评比和达标活动，操作规程进一步规范。

三是强化培训教育。中国建筑年组织个培训讲师团，深入各工程局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培训员工万余人。中船集团加强劳务工管理，完善师徒带教制度，禁止新进厂劳务工独立进行危险性较大的作业，提高了劳务工安全意识和作业技能。

（五）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各中央企业大力推进“科技兴安”战略，普遍加大了安全生产科技投入，“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安全投入年均超过亿元，许多企业的安全投入远高于国家或行业标准。通过开展重大课题科研攻关，实施安全技术升级改造，为企业的安全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航天科工在全系统推进“安全传感器工程”建设和应用，建立跨区域、多层次、网络化的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做到了“隐患早发现、违章早纠正、事故早预防”，提高了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水平。中远集团、中国海运、中交集团、中国外运长航等企业，积极推进船舶防海盗“安全舱”建设和防海盗器械的开发、研制、使用工作，远洋船舶安全性显著提升。中国建材、中国水电集团、华润集团等企业自主开发了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启动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信息化建设，并全面上线运行，为各层级企业安全管理、信息交流、经验分享、安全文化建设等提供了平台。

（六）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央企业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要求，普遍建立健全了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培训、演练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落实应急物资与装备，提高企业应对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能力。面对“”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南方雨雪冰冻、强台风袭击等重特大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各中央企业快速反应、沉着应对、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的安全，树立了中央企业的良好形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建立了电网安全风险辨识、评价、控制、发布、改进工作制度，每年迎峰度夏前都举行联合反事故演习。中国海油建立了预案、指挥、信息管理和救援队伍“四位一体”的应急管理系统，注重应急培训和演练，并在实战中经受了检验。中交集团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每年组织开展集团层面的应急演练，“十一五”期间，年平均投入应急演练费用达到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加强应急通信体系建设，形成了抗灾超级基站、高空布放基站、地面应急通信车相互联通、天地一体的应急通信网络。

“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并趋于好转，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趋于下降，特别重大事故明显减少，一些企业事故多发势头得到遏制。年，中央企业百亿元销售收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比年下降了。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业绩持续改善，中央煤炭企业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央建筑施工企业百亿元产值死亡率控制在以下，处于全国行业领先水平。

上述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安全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的有效监管和积极支持，同时也是奋战在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战线的专业队伍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努力、扎实工作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代表国资委和国资委党委，向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些领域和部分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的势头仍未得到完全遏制，重特大事故仍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不可盲目乐观。“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共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起，死亡人。其中：建筑施工企业起，死亡人；煤炭企业起，死亡人；石油石化企业起，死亡人。上述三个行业较大及以上事故起数分别占中央企业的％、％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和％。这充分暴露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还很不平衡，个别企业还存在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够有力等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十二五”时期是中央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我们要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新情况，精心谋划“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和主攻方向，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一）充分认清“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将面临一系列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一是实现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目标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流的企业既要有一流的经济效益，更要有一流的安全业绩。当前，国际上许多大公司都建立并执行了全球相对统一的安全标准，并据此作为排斥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中央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以全球的视野，主动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向世界一流企业看齐，从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查找不足，持续改进，创建一流的安全品牌。二是企业规模扩张和生产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增加了安全管理风险。“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安全生产的资源保障跟不上企业发展需要的矛盾逐步暴露，安全生产风险点增多。目前，一些中央企业产业链不断延伸，进入了自身不熟悉的领域，特别是主业非煤企业进入煤炭行业，在煤矿专业技术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经验明显不足，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增大。中央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实施兼并重组，有些被兼并企业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老化、安全管理水平不高，给安全生产带来新的风险。

三是用工方式的深刻变化增加了安全管理难度。目前，中央企业直接使用的农民工和通过劳务派遣、分包等形式使用的农民工已达到多万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部分从业人员从总体上看安全素质偏低，流动性较大，缺乏系统培训，习惯性违规违章现象时有发生，是事故多发、易发的群体，岗位技能、安全知识、自我防护能力都亟待加强。今后，如何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和加快提高农民工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和安全技能，已经成为中央企业必须尽快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四是“走出去”步伐加快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更大挑战。“十一五”期末，中央企业纯境外营业收入已经占到全部营业收入的，较“十五”期末提高了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化国际资源开发和加工合作，发展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涉足海外业务，领域遍及建筑、石油化工、电力、电信、机械、纺织、远洋渔业、国际航空、外贸等行业。目前，全球安全局势仍在恶化，各种国际矛盾仍在加深，恐怖主义威胁不断蔓延，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绑架、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而中央企业境外项目大多集中在非洲、中东、中亚、东南亚、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矛盾更为突出，情况更为复杂，中央企业面临的境外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等将会更多。

面对新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和风险防控，加快解决安全生产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目标。

（二）“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围绕“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一大目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认真履行中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创新工作方式，夯实管理基础，强化源头控制，加大安全考核和事故问责力度，加快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努力实现中央企业安全发展、和谐发展。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大特色体系，创造一流安全业绩。

建立一大特色体系，就是到“十二五”期末，中央企业要普遍建立健全与国际标准接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安全管理体系。这一安全管理体系，对外要经得起境外竞争对手挑剔，对内各企业和全体员工能得到有效执行。

创造一流安全业绩，就是到“十二五”期末，中央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主要安全业绩指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企业水平；重点行业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十一五”期间明显下降。

（三）“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主攻方向。要实现上述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要把抓好以下“四大重点项目”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攻方向。

一是科学制定并全面实施企业安全发展五年规划。各中央企业在制订并实施“十二五”规划中，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关键风险点，科学配置与安全风险防范相适应的各类资源，将安全发展规划纳入企业转型升级规划和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实现安全生产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要按照国资委确定的主业，优化产业布局，严控投资方向，谨慎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和领域。对拟兼并重组的企业，要严格做好安全生产评估，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时才可并购；已兼并重组的企业，安全管理要及时跟上，加快形成统一的安全文化，确保兼并重组企业安全发展。要加大淘汰落后力度，坚决关停安全性能低下、危及安全生产的设备和装置。二是大力推动安全技术攻关。技术进步是提升中央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支撑。中央企业要坚持高起点和高标准，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优势和自主创新优势，进一步加大安全技术投入，着力抓好重大事故风险防控技术和应急救援技术的攻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要重点完善三大安全保障体系：即完善重大工程和高危项目的安全风险评估体系，避免出现系统风险；完善在线安全监控体系，力争做到所有生产作业场所、重点部位实现全天候的在线监控；完善和优化设备保障体系，切实提高物防水平。

三是大力提升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升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是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凡是在境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都要加强安全品牌建设，认真研究驻在国经营管理、劳资、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抓紧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安全标准相衔接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和安全规章制度，健全安全防范、风险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和法律保障等具体办法，切实履行境外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提高监管效能，强化境外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境外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四是加快培养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安全监管专业队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安全监管专业队伍，是提升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基础。中央企业要把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充实到安全监管专业队伍中来，鼓励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逐步实现安全监管队伍的专业化；加强安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培育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安全技术专家队伍。被国资委列为安全生产监管一类的中央企业要全面推行安全总监制度。要定期对所有员工开展安全培训，逐步提高每个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通过“四大重点项目”建设，中央企业要普遍实现以下具体目标：组织体系健全，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标准完善，执行规范严格，技术保障有力，安全考核有效。我相信，只要扎实推进，不懈努力，“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就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三、切实做好年的安全生产工作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目标的起步之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紧围绕“做强做优中央企业”这一总体目标，结合实际，完善措施，抓好落实。当前，要着力做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不折不扣地贯彻《通知》和《禁令》要求。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号，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国资委公布的《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禁令》（国资委令第号，以下简称《禁令》），明确了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坚决禁止的九种行为，是给中央企业安全生产行为划出的不可逾越的红线。各中央企业要切实把贯彻落实《通知》和《禁令》作为最大限度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保障，作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要按照《通知》要求，进一步梳理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有章可循。要层层宣贯《禁令》，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的发生。各中央企业要细化本单位的各项要求，制定各层级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凡是越红线的事，不能干；凡是越红线的钱，不能赚；凡是越红线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

（二）着力做好事故的预测和防控。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各中央企业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预防在先的意识，坚定“事故可防、风险可控、灾害可治”的信心和决心，把提高预防能力放在安全生产工作的首位。一是要抓好源头防范。中央企业要强化安全生产的源头控制，严把勘探设计、技术方案、工艺流程、装备运行等重要关口，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二是要抓好过程管控。中央企业要将安全生产管理融入到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深入开展安全性评价，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形成风险辨识、分析、评估、控制的闭环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可控、在控和能控”。三是要抓好重大危险源控制。做好关键环节、重要部位、重点设备及重大危险源等的专项排查及整改工作，对整改不力或未按期完成整改的，要追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三）突出做好三项监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各中央企业要深刻汲取近年来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剖析深层次原因，针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一是要切实抓好重点行业的安全监管。根据中央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分布特点，当前要把煤炭、建筑、化工、核电等行业作为监管重点行业，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制度、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和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技防、人防、物防等各项防治措施。二是要加强重点企业的监管。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近年来事故特点，排出重点监管的对象，对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督。对安全生产长期不能好转的企业，该调整班子的要坚决调整，该实施处罚的要从严查处。三是要加强重点环节的监管。从设计、招标、建设、运营等环节入手，严把资质审查、物资采购、持证上岗等重要关口，确保监管环环相扣，责任层层落实。

（四）加强对承包商和分包队伍的管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承包商和分包队伍的安全管理一旦出了问题，业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中央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对承包商和分包队伍的管理日趋复杂。中央企业要认真履行对承包商和分包队伍的安全监管责任，将其纳入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要严把承包商资质关、安全业绩关、人员素质关、现场管理关和施工监督关，防止出现“重资质、轻动态管理，重合同、轻现场监督，重书面审查、轻过程控制”的倾向。要严禁以包代管、以罚代管和违法分包、转包及挂靠资质等行为，坚决杜绝使用无资质、假冒资质、借用资质的分包商。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海油在加强对承包商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在这次会上将做专题介绍，希望各企业认真学习借鉴，切实提高对承包商和分包队伍的管理水平。

（五）大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各中央企业要大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一是要突出培训重点。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接受安全培训，同时要重点抓好对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各类劳务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二是要注重培训效果。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员的岗位特点和培训需求，完善课程设计和培训内容，不做表面文章，不图形式，不走过场。三是要加强培训师资和基地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资源，强化师资培训，加大培训基地硬件投入，改善培训场所、设备、设施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学、社会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多渠道地解决培训师资和基地不足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安全监管专业人员缺乏是当前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各中央企业要顾全大局，不要互相挖墙脚，这要作为一条纪律来执行。

（六）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一是要提升应急预案质量。几年来，从中央企业总部到各基层单位都已经编制了应急预案，初步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一些企业应急预案过于烦琐，导致操作性、实用性较差。各中央企业要对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和完善，坚持切合实际、简明实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要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全面提高企业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二是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中央企业要加强合作，资源共享，提高装备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应急救援队伍。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企业与政府的联动，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优化配置区域应急资源，充分发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区域一体化联防功能，提高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同志们“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标准。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为实现做强做优中央企业的新目标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