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道德堕落缘于权力干预经济

第一篇：普遍道德堕落缘于权力干预经济

莫志宏：普遍道德堕落缘于权力干预经济

2010年09月29日 09:07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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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道德堕落背后的权力之手

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经验现象，似乎可以观察到，挥霍娇奢的生活以及对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崇尚，往往发生在专制政权之下。法国路易16时期、十七世纪的西班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今天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财富积累，似乎正有这样的趋势出现。人们容易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企业家的道德问题，人的素质问题，资本的滥用问题等等，似乎，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的企业家有了钱更倾向于变坏，变得来不节制。是这样的吗？

创造了财富，却不能够比较“人文地”或“人本地”运用财富，这应该说是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出现的现象。有了钱赌博，包二奶，炫富这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财富占有的快感、对财富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层次的人往往都要经历的，台湾早期的经济发展造就的企业家比较普遍地存在这样的情况。

但中国今天的情况——许多的企业家似乎都没有道德感，都为富不仁——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与上面提到的因素有关之外，为大多数人意识不到的是，它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干预经济密不可分。政府干预经济造就的整个经济社会环境，除了直接影响人的行为取向以外，对人的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在正常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往往会自发地产生出一种工作和消费伦理：靠自己的智慧挣钱，得自己应得，在自己所能的尺度内消费。企业的老板也会小心谨慎地行事，珍视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天下。去问问那些真正靠实干干出来的企业家，有多少的人会贪欲无度？又有多少人会像有些国企老总那样藐视风险、藐视正常的商业行事逻辑？其实，只有权力，靠权力支撑的资本运作，才会表现得肆无忌惮，狂妄，和傲慢。反之，即便是微软，也会总是担心出错，担心竞争对手颠覆它的商业模式等等。

不过，在非正常的商业竞争环境中，通过正常的渠道所赢得的利润和靠国家权力介入(如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获得的利润都在社会中并行地存在，后者往往能够比前者以更捷径地方式获得和保有利润。造成的社会结果是，后者一方面遭到大众的反感，但另一方面，那些通过权力而获得财富的轻而易举以及恣意的消费方式，又为大众所艳羡。这似乎很矛盾，但在这种“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的局势下，又有其必然性。可以说，只要这种局势仍然存在，太多的人就会争相被权力垂青，奋力成为大众既愤恨有艳羡的对象。炫耀性消费，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既是对财富的炫耀，也是对权力，尤其是权力赋予他的特权地位的炫耀。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为基于权力、特权而享有的利益感到耻辱，相反，更多的人只是愤恨为什么自己不能是特权享有者。

上述分析当然主要不是为了得出关于中国社会演化的悲观结论，而是为了表达如下观点：把中国的很多问题归结为人性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从来都还没有真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具有自我良性演化能力的财富创造的机制之下，这可能是不对的。道德从来都不是什么先天的东西，而本身就是在市场交往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不能指望人具有所谓的先天的道德能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搞市场经济。这是幼稚的想法。在中国，权力笼罩之下的“道德”从来是不真实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还需要从真正的基于权利而非权力的经济模式逐渐演化出来。

第二篇：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堕落

张维迎：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堕落

“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

腐败这个词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我们更经常谈的是官员腐败、政治腐败。我认为有一类腐败，它可能比其他的腐败更普遍、更严重。这就是我说的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打黑”。黑是什么意思？黑的一般定义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打黑当然我们都会拥护，没人说反对打黑。但是，语言腐败就意味着拿这个词过来之后，赋予了它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最后我们发现打黑就可能变成一个消灭异己的力量，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打击他。

语言腐败不是个新现象，从古到今就有。看我们历史上讲的话，看过去的儒家，其实儒家这个概念在传统社会有一定的腐败性。腐败在哪？就是在儒家的概念里塞进了好多法家的东西，王道里塞进去好多霸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汉宣帝刘询，他是比较残忍的一个皇帝。他儿子看不惯，给他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应该用儒生，也就是用儒家的稍微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手段。汉宣帝怎么回答的？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就是说我们汉家统治天下，实际上我们用的是霸王道杂之，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很实用主义。当然，语言腐败在过去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到了20世纪之后，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最为集权的一些国家。这些最为集权的国家，它怎么去运行？它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腐败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词，希特勒也借过来，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个我们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下，语言腐败也是非常严重。

语言腐败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来的。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本书就叫《1984》。在这本书里有好多语言腐败的经典例子。好比说这个社会政府专门负责造假新闻，这个部门叫什么部？叫真理部。专门负责秘密警察，负责逮捕人，迫害异己人士的部门叫什么？叫友爱部。专门负责发动战争的部门叫什么？叫和平部。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词和它实际干的事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在现实当中也很多。原来的东德，它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它叫什么？它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去年刚刚下台的突尼斯的总统阿里，它的执政党叫什么？叫做宪政民主党；埃及穆巴拉克的党叫什么？民族民主党。所以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国名和它的实际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世界上普遍存在一种专制型的组织，它们特喜欢用民主这样一个名字。

对我们中国来讲，我就觉得语言腐败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这意味着使用语言腐败的这些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种冲突。每一种语言其实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含义。久而久之在历史当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们当中就有一个特定含义。如果你要做另外的事，与人们对是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相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号召人做。所以你一定要借助人们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些善的语言，来表达你想做的可能是恶的东西。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好比我刚才讲的民主，人类的这种共同价值，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它，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不断地修改含义。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或者还在更早之前有这种情况。谈民主，那么有人就会说，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首先就把民主的含义改掉。什么叫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它不专政你，你就是人民。人民和敌人的含义也就完全改变了。

再举一例，好比说革命。因为在我们长期的闹革命过程当中，革命就是褒义词，革命就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人和行为，我们都说它反革命，其实意思可能完全相反。我们说革命的含义是推翻一个旧的政权，改朝换代，这就是革命。本来他的行为是革命，但是在我们这变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革命这个词它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那怎么办？就只好去修改它的本质内容。

还有就是说，我们人类判断好多事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亲身经历这些事物。那我们靠什么？靠语言传递。比如我们今天看新闻看报纸，在美国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我们完全是靠语言给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也就给语言腐败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语言传递的东西你接受了，但是你看不到真实的现象，所以你就可能相信这些事，所以这种语言腐败就可能了。这个从学术来讲类似于信息不对称，就是他主张的这方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就容易来忽悠我们。

语言腐败为什么会发生？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语言里面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包含着道德判断。没有人敢公开地对这些善的好的行为进行直接地抵制，他就变相地用语言腐败来抵制它。

语言腐败使语言失去交流功能

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

语言腐败有什么后果？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些语言腐败可能后果并不那么严重。但是我要讲，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语言腐败，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总的来讲，语言腐败大体有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语言失去了交流的功能。人类为什么需要语言，是要交流，所以我们编了一些词汇。这是马，那是牛，这是羊，那是狗，我们每指一件东西它都有特定含义。当我说我买了两只羊，你就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但是语言腐败之后，它就使得语言的这种交流的功能大大地丧失。

现在你看文件越来越厚，但里面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在我们开某一次会以后，出个什么文件，然后又组织好多人去辅导。按理说一般有文字阅读能力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应该能看明白，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看明白，就因为这文件里包含着好多的词汇，它与它本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与此相关，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件，甚至号称学术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语言腐败之后，语言的这种交流功能丧失了，然后使得大家就去喊口号，不进行逻辑论证。

长此以往下去会怎样？会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带来伤害，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当我们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分析能力的时候，科学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但在这样一种语言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就慢慢丧失了。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更为严重，就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诚实，就是我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语言腐败是什么？语言腐败就是不诚实，实际上就是说假话。

当人们养成说假话的习惯之后，人们的道德底线其实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讲？这可能有一些心理学的原因，我本人没有能力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说假话时，他受到的心理挑战，可能比人们干坏事时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到法庭上说某某犯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敢干坏事，但是他居然不敢不承认他干了坏事，就是说我们仍然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西方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则，一个证人出庭作证，他可能指控了嫌疑犯什么事，如果对方的律师能够证明这个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他的证词就没有用了。如果我们国家要按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找不出几个证人来，几乎每一个证人你都可以证明他过去说过谎。

说谎，或者说语言腐败，它解除了人的道德约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东西。他说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伤害是无法计算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他思想的纯净，从而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所以说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好多学生要出国申请留学，就请老师给写推荐信。本来推荐信应该只有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比较了解，而且他要说的是真话，这个学生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推荐信，不认识的人只要找一个关系，说谁谁谁的孩子，要出国你给写一个推荐信，那好多老师就给他写了。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撒谎。当老师经常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们的学生要诚实守信？而且当这样的一个学生找过这样的老师，他知道老师帮他说了一大堆跟实际不符的好话的时候，他内心是不是对老师有真正的尊重？我想是没有的，在表面上可能是非常感谢，但在内心他并没有尊重。

再回到政府官员。我们好多站在台上讲的的东西，都是自己不相信的，都是假的。这样久而久之，他现在接受贿赂，你觉得他有什么道德约束吗？没有了。我们看到在法庭上，一个腐败官员，一脸无辜的样子，他没有感到有那种罪恶感。我们普通人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也就原谅这种行为。

比如大家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贪污犯，被抓起来了，好多人对他是同情的。在他原来这些朋友里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的，他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太好。大家都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被抓起来了，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还有普通老百姓，像几个月前的小悦悦事件，在广州发生的，那么多人路过之后熟视无睹，为什么？大家都冷漠了。这个社会由语言腐败导致的一系列的道德堕落非常得严重。

中国要真正解决道德堕落问题，反语言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家基本上不说假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了一个道德的底线，然后我们才可能完成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治理。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潜规则特别盛行。为什么潜规则盛行？当你语言腐败严重的时候，所有明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那已经是废纸，只是说给人听的。我们实际的行为一定是按照潜规则来做。纸上说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不代表真实要做的东西，反过来，真实想做的东西，我们并不在纸上说。这就形成了潜规则大量的盛行。潜规则本身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腐败使体制高度不可测

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第三个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它使这个体制变得高度的不可预测。为什么？语言本身有一个信号的功能，你这人病了，那就表明你身体里面紊乱了，出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治它。但是如果病这个词本身被腐败以后，我们身体病了，你并不认为自己身体有毛病。语言腐败就类似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敏感地反映出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好比说你有病了，头也不发烧，哪儿都看不出来，就是类似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可能这人突然之间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有病我们并不知道。

制度也是这样，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这有好多的例子。你看突尼斯，它就是一个小商贩的一个事件，导致了整个政权的垮台。再往前，像20年前，苏东发生的事情，齐奥塞斯库从大家喊他万岁到喊打倒他，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体制的不可预测性，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不可预测，任何事情，任何一个小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坍塌、崩溃。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腐败的三个后果，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语言腐败有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往前走，有时候也得用一点语言腐败。举一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经过十年文革之后，人们脑子里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政府想了好多办法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对知识分子进行公平的对待。阻力很大，怎么办？我们就修改定义，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不是臭老九了，就变成领导阶级了，因为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说语言腐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讲，任何语言腐败，导致的其实都是负面的后果，越到最后我们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第三篇：2015河南乡镇公务员面试热点：缘于权力利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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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乡镇公务员面试热点：缘于权力利益化

2015河南乡镇公务员考试招公告已经公布，招录人数1900名，报考对象面向的是大学生村干部。考试科目是行测、申论，2015河南乡镇公务员考试网为广大考生提供最新的考试与面试相关辅导资料供广大考生练习。

原本2万元一集的电视剧，却花了35万购买。不听取审查小组意见，花费千万元购买5部电视剧，其中一部因为收视率不达标，仅播出3集就停播了„„利用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时任辽宁广播电视台“一把手”的史联文，却提出“在我的经营范围内不能丢掉一分钱”，把权力当成了牟取私利的工具，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的大门。(3月20日《城市晚报》)

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作为一名党的舆论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个中道理不仅应了然于心，更应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时刻肩负起牢牢把握政治舆论导向的重要职责，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凝聚和传递正能量。

然而，这名原辽宁电视台长史联文却无视政治要求、漠视社会效益，不仅利用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把权力当成了牟取私利的工具，如花35万买2万1集电视剧，花费千万元购买5部电视剧，甚至还提出“在我的经营范围内不能丢掉一分钱”这样只顾经济效益无视政治和社会效益的要求。如此等等，着实令人错愕惊诧。

究其原因，想必与公权力利益化有很大关系。原本作为掌管党的舆论宣传喉舌的领导干部，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坐地生财”。党的舆论宣传的监守人，却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对策逃避监管，成为以权谋私的主导者、受益者。那么，“在我的经营范围内不能丢掉一分钱”这样的谬论，不仅是将“权力通吃”法则的极致演绎，更是权力利益化思维在作祟。

事实上，权力利益化不止于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在科技教育、国土资源、项目建设等行业系统中，都在不同程度地在上演着一出出权力利益化的“插曲”。只要公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笼子，就可能让权力在利益的驱使下肆意妄为;只要动一下手中的公权力，总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由此而看，管住权力利益化，不仅是权力约束的问题，更是事关党风政纪和执政公信力，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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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古罗马道德堕落导致的国家衰败

古罗马道德堕落导致的国家衰败

陈钊 11历史班 1130040004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第十章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中，孟德斯鸠认为：“在共和国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触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作者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发展，宣扬了积极寻求快乐和幸福的“快乐主义”，其中以昔兰尼为首的就倾向于把快乐归结为自然欲望的满足，他们提倡的快乐主义流俗为享乐主义。由此，在罗马强盛的国力、富足的生活和安逸的社会上，对感官的享乐开始泛滥，逐步变得愈发的骄奢淫逸，以致于腐化堕落之分弥漫整个罗马社会。

西塞罗写过这样一封信：“美米乌斯刚刚通知元老院他的竞争者和他同执政官们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执政官必须协助他们竞选下的执政官，而从他们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不能给执政官提供三个占卜师和两个前执政官的话，他们必须支付抬执政官四十万谢司特尔求司：原来这样做是要占卜师声明说，当人民通过库里亚法的时候，他们全都在场，虽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至于前执政官，则是要他们硬说，在签署整顿他们的行省的事务的元老院命令时他们是在场的，但这件事也是完全不存在的。”这样一件事引起了孟德斯鸠的十分愤慨，因为信用在他们的观念里是道德品质最基本的标准，然而罗马人却公然的厚颜无耻。

而这些只是表现在品质方面的堕落。在日常的生活上，清贫与节俭受尊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清贫成了无能的象征, 而节俭则是可耻的体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荒诞无稽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景象，手握重权或财富之人将自己沉浸在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娱乐活动中，呈现的是没有节制，完全失控的局面。譬如：“为了讨好公民, 元老院不时增加节日天数。据统计, 公元1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到4世纪则增至175天。节日期间, 国家主动拨款并组织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一般的娱乐活动, 而是观看角斗(人与人决斗, 人与兽决斗)等血腥场面, 以供公民寻求感官刺激的欲望。自由民的上层更是挥金如土, 挥霍无度。为了显示他们的阔气和气派, 他们竞相在罗马和意大利各地修建豪华的住宅、富丽的花园和舒适的别墅, 并整天沉溺在吃、喝、玩、乐, 声色犬马之中。他们聘请专职厨师做饭, 用银制的餐具盛菜。每餐规定要有多少道菜, 多少客人。宴会自然而然成为罗马人生活的中心, 罗马富人争相把宴会办得新奇、巧妙, 以此炫耀。据记载, 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就曾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与饮料举行宴会。而卢库卢斯那高消费的阿波罗餐厅里，一桌酒宴的费用居然高达5000德拉克玛。”奢侈之风的盛行, 不仅使吃喝方面的消费极度增长，而且足以引起整个罗马城市物价的直线上升,，而造成市场及金融秩序的混乱。到了尼禄当政时期，其荒唐的程度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为了重建王宫，竟然火烧罗马城，建成的金屋内用奇花异草, 湖光山色, 王宫内部用黄金、珠宝、珍珠装饰, 餐厅里象牙镶边的天花板、转动的天花板都可以往下撒花和香水, 以至于连骄奢淫逸的尼禄都禁不住称赞自己：“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尼禄仿佛就成为了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这也充分反映了罗马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趣的严重堕落。

除了生活上的奢华浪费，罗马政治体制也随着社会堕落而腐化了。罗马政治腐败就是从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开始的，在罗马早期, 遵纪守法是罗马公民最高的道德准则, 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根据当时罗马的习惯和法律, 代表共和国权力与尊严的元老院贵族不得出事商业活动。但随着帝国的强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一规定到了共和末年便成了一纸空文。权力本是用来造福于民, 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变成了腐败的根源。由于，政治团体在利益的交叉上，便滋生了大量的贪污受贿现象，在帝国时期尤甚，以政治作为交换财富的手段，在明里暗里进行着各种贿选、贪污。这样就致使形成“大官大贪, 小官小贪”的局面最后都是处于社会底层人民来给他们买单，赋税越来越重，致使百姓不堪重负, 纷纷爆发起义,直接诱发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

再者，就是军队的腐化。众所周知，罗马的强盛是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分不开的，但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太平盛世的来临，崇尚奢华的世风不但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 同样也销蚀了罗马军人的斗志、爱国心和荣誉感。军营中士兵不再具有忠勇爱国精神，他们就想吸食上了鸦片一样沉迷于无数的饮宴、赏赐、角斗士的比赛, 使他们成天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原来的军纪不见了，丢盔弃甲,，不事装备,，使战士们变得毫无斗志；而士兵们一旦离开军营, 往往就干起小偷小摸和拦路抢劫的勾当。对于罗马这样的军事大国来说, 军队中的卑劣行径最集中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堕落。

综上所述，强大的罗马在鼎盛时期，迎来的并不是冷静淡然的处理好财富与权力的关系，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享乐之中，奢侈腐化的社会风气并不能带来长久的安逸，相反这只会招来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堕落和衰亡。以史为鉴，这给当今的大国也是一种警示。

参考文献：

孟德斯鸠.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苏维托尼乌斯． 罗马十二帝王传［M］． 张竹明，王乃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 《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 杨俊明 杨 真

第五篇：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对中国读者而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陌生。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关切，对转轨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坦诚直言和中肯建议，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在国际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被誉为“全能型奇才”，学术成就遍及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学领域。作为学界新锐，斯蒂格利茨教授26岁即获得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36岁即获得有“小诺贝尔奖”美誉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荣膺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难能可贵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经济学教育方面始终锲而不舍，还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知识普及到政策层和一般公众。下面谈谈对《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感想。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在的社会显得过于完美，市场经济中经济大鳄的存在，无形中削弱了市场应对各种有预谋经济行为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对现在的各国经济情况来说，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可否认市场有时会失灵,正如我们不可否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而政府的显著特征——拥有社会成员和强制力——使政府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但有优势不代表就一定能够成功，经济活动中会有一种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自组分效应，政府调控有时也无法改变非理性民众的预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所谓“东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比如，战后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就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将本国经济成功地推上“快车道”以后，特别是当本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阶段时，大都没能及时主动地从一些已经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中退出，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日渐失衡的经济结构未能得到及时调整。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还容易带来决策失误，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进而使经济微观主体丧失活力和主动性。就金融领域而言，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更是弊端丛生，主要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政府对银行经营干预太多，造成贷款质量低下，不良资产严重。其二，政府行政干预过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官商勾结，腐败严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在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形成不正常的关系。它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导致权钱交易、人情贷款泛滥、部分官员腐败。

从东亚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企业（包括银行）干预过多会造成上述恶果。那么，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东亚发展模式”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曾风靡一时，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和推崇。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之时，却爆发了始自东南亚自家的金融危机。于是，国际上又有一些人对“东亚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和传媒群起而贬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如何看待“东亚发展模式”成了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问题。

我认为，我们说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能走另一个极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宏观干预，所以关键要看政府是怎样进行干预，即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规，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按“游戏规则”在竞争中发展，而不能去插手应当由企业（包括银行）自行处理的具体经营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要“靠边站”，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也不拒绝宏观调控。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必须通过国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调控，加以弥补和克服。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三卷中就曾经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更明显地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战后至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学派的位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尽管曾刮起一阵自由主义的风，向保守主义管理型式转变成为时尚，这种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反对国有制和国家干预。但是，进入9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风向有变，主要西方工业国家又重新开始刮起“国家干预经济”的风了。国家干预现已在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当今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那种没有政府调控和干预的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国家是两手抓，即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 ——宏观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事实证明，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在其“经济腾飞”的一定阶段，政府引导和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政府的干预要有个“度”，应当注意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视规范自身的行为，与企业保持一定的“距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放手让企业（包括银行）自主经营。

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干预的经济了。而且，政府干预经济目的在于自由竞争。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对市场加以调控，只有管得好与差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本身还是应该由市场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实际上，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地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地自由竞争。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由此，我想到了中美两国的反垄断对象。美国反垄断的对象，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都是私人资本，而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很少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反垄断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最明显的就是油价，十次中有八次是涨，且涨多跌少，涨快降慢，比如存在严重风险溢价的布伦特油价是成品油定价挂靠油种之一，而价格相对偏低的WTI油价却被排除在外，国内油价跟涨不跟跌，真是坑爹！而对此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那它怎么花钱就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

我常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应该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为了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引起严重的不平等而出现的一种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

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集团的高管们，他们的工资却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高管看齐，而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却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何况美国高管的超高收入也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罩着，但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执政者是应该超越利益集团的，这点很重要。

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他们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些都是共同的。我们应该学他们好的，不能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们坏的不学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照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中一部分是用股票，即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照搬得非常熟练，而且这么快就搬过来了。而美国改革的那些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学的，我们却做得非常不够。再来看看中国，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较其他国家更应该注重经济建设中公民的经济利益。而保护公民利益与规范公民的经济行为，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好一系列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以此来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劳动者在这种公平有效的体制下共同竞争的同时法律体系也能有力地遏制“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将政府确立在一个为市场提供服务而非控制的角色上。由此可见，在我国未来的经济改善中，法制的完善必然是首要任务。

而在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规范和监督，打击投机禅坐和各种金融犯罪，金融市场的稳定，是社会市场稳定的先决条件，只有金融的稳定，才能保证诚信劳动不会贬值，社会才能稳定繁荣。

而政府要在法制条件下扮演一个社会服务员的角色，首要是将某些行业中的国有资产退出市场，将更多的市场份额让给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同时鼓励和肯定个人创业，给予创业者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社会服务，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促进创新。

我国实际步入开放的市场环境，仅仅短暂的三十年时间，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归结到根本，是要建立起一种尊重劳动、鼓励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理念和社会价值观。政府要调控社会经济，使其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关键在于协调好公民个人、企业、国家这三块蛋糕的生产、分配。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健康发展。

记得布什在任职的后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资中筠访谈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摘自百度百科）

《吴敬琏风雨八十年》·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