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解读

第一篇：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解读

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

2010020735 毛重琳 应用心理学

摘要

本研究包括三个实验研究，考察了人们思考或拥有权力（Power）对道德两难问题解决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启动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义论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启动会增加人们对行为后果的（结果论的）道德思维。具体而言，当人们进行某种道德行为判断时，高权力启动的人倾向于考虑行为是否违反了规则，低权力启动的人则倾向于考虑行为的后果。三个实验都证实了，当要求被试思考权力时，就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减少基于行为后果的道德思维。

关键词：权力和道德思维，基于原则，基于行为结果，义务论，结果论 1.前言 1.1道德思维

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常需要对一些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或决定。例如，设想一个在中学教写作技巧课程的老师，这个课程需要上交一篇作文。在交作业的最后限期，教师遇到一名因为有偏头痛而不能按时完成作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向老师请求延期一天。一方面，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是真诚的，而且一个小小的宽限也体现了她人性化的教育。但另一方面，老师担心同意延期的话会打破了规则。毕竟，期限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她同意给这个学生宽限的话，那其他的学生也会开始效仿。

在我们的例子中，教师面临着一个道德两难困境，这个问题在于她要决定怎样才是公平的，以及在至少有两个不同结果、而且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后果的选项中选择一个（Velasquez & Rostankowski, 1985)。这些道德两难困境在人们要遵守规则的时候是很普遍的。尽管大部分的规则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似乎超出了这些规则的预期范围的特殊情况。然后我们又面临着是要遵守规则（坚持期限）还是不遵守规则（准许延期）的道德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相反的解决困境的道德思维方式(Anscombe, 1958； Beauchamp, 2001)。一方面是基于规则的（义务论）的道德思维，其中，一项行为的正确与否是以该行为是否遵从现有的原则、遵守法律、遵从规范和规则作为判断基础的。如果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反了偷窃是不应该的基本原则。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里，不论在什么情况，行为本质上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另一方面，有基于行为后果的（结果论）道德思维，在这里，一项行为的正确性，不是由它与原则符合的程度决定的，而是通过该行为的后果得到。

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基本的规则，但这也可能是正确的，例如有了自行车，李明就可以更快地把他母亲送到医院，挽救他生病的母亲。

由于这些相反的道德原则，道德推理可能相当复杂。我们想的是，解决这些难题时，我们如何不被看似微不足道的外界影响。我们想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不会影响我们的道德推理。旧的道德思维模型反映了这种道德决策的观点(e.g., Kohlberg, 1969； Piaget, 1932/1965；Turiel, 1983)。在这些模型中，道德判断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全面的、内在的道德推理过程的产物。然而最近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而且，道德思维常常是基于强烈的直觉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证实。（Haidt, 200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Wheatley & Haidt, 2005）。人们不能达到成为个人道德推理结果的道德判断。相反，他们依赖于一些快速的、自动地决定他们的道德决策的直觉，而这些直觉常常会被上下文的线索，例如社会或者文化环境所影响。

1.2权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要阐明权力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结果。事实上，权力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影响的形式（Russell，1938）。根据Galinsky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我们把权力定义为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的能力（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这个定义有别于权力的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Anderson, John, Keltner, & Kring, 2001）。虽然实际上地位和权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Weber, 1915/1947）。

我们的目标是证实权力的主观感觉会影响人们思考和判断道德问题的方式，这种权力可能是真实拥有的权力，或者只是拥有权力的想法。具体来说，我们设想高低权力分别与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期望高权力的个人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方面，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行为结果来进行道德考虑。

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不是道德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证明权力使人怎样的邪恶。虽然某些形式的权力的确是会使道德败坏（Kipnis, 1972/ 1976），但最近，有人认为，权力的作用不是单纯的只是积极或消极。一种比较好的观点是，权力可以使人有全面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是消极的（腐败），也可能是积极的（值得称赞），具体要取决于个人，情境和背景（e.g., Chen, Lee-Chai & Bargh, 2001； Galinsky etal, 2003； Keltner etal, 2003； Lammers & Galinsky, 2009； 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08； Lammers & Stapel, 2009）。在本文中，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走。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权力使人有更少或更多的道德，而是权力会影响他们的道德思维的方式。高权力的个人更

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

我们对权力影响的设想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高权力的人容易被稳定吸引，因为他们高权力的地位使他们能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Emerson, 1962； Fiske, 1993； Galinsky et al.,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因此，我们预期，高权力的人会被能稳固他们权力的道德法则吸引。规则在本质上更稳定。如果一个人信奉基于行为结果的原则，那么道德的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规则和原则经常不受地点或情境的影响，引起同样的道德反应（Kelman, 1969/ 2001）。如果因为规则的规定而认定偷窃是错误的话，那么不管今天还是明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偷窃都是错误的。此外，更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抽象的基于规则的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手段（Foucault & Gordon, 1980； Sidanius & Pratto, 1993； Sidanius, Pratto, van Laar& Levin, 2004； Sidanius, van Laar, Levin & Sinclair, 2003）。一个系统的规则、规范、价值观念，可以使有权力的人确保没有权力的人服从这个系统，从而遵守制度、维护现状（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因此，因为规则有利于有权力的人维持现状，因为给予规则的道德思维能维持现状，高权力的人就应该更强地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

没有权力的人可能有相反的动机。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规则系统上，而没有权力的人则更倾向于发现权力关系中可能的消极作用。因此，他们采用一种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系统，因为没有权力的人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关系中不公平的行为结果上，可以快速地发现权力可能带给他们的消极影响（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 Tyler & McGraw, 1986； Weber, 1922/1968）。不平等的分配带来的不公平总是可以隐蔽在抽象的、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上，例如精英的概念。而侧重于行为结果的话，任何的不公平都可以立即暴露出来并被发现（Sidanius, 1992）。

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这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可以体现在发生冲突，社会弱势群体期望社会变革而权力大的派别希望维持现状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高权力的人指向规则，法律和原则的重要性和效力，并企图使用这种基于规则的道德封锁变革的路线。在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实际上的、以经验为根据的作用，并通过辩称制度产生的结果是不道德的来呼吁改革（Eisinger, 1973；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arrow, 1998）。例如，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合法的和公平的，因为同样的供应和需求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但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会导致贫富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有钱的富人（即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第一种——基于规则的道德立场，而没有钱的穷人（即没有权力的人）则采取相反——基于行为结果的立场。

我们的目的是证实权力的这种作用，即在更多的控制条件下，高权力导致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低权力导致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目前还没有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研究。然而，证实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有影响是重要的，因为这种权力的作用，提出了对人们公正性的结构性威胁，因为结果可能是，人们作出的道德决定高度取决于他们现在所处的权力结构的位置。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要，因为在实际中道德的决定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作的。在日常工作中，教师（例如在我们前面的例子）决定学生是对还是错，以及是否会通过或不合格；经理们常常需要作出类似的有关员工的决定；法官需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我们发现高权力的人有不同的思考道德问题方式以及会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必须要清楚这种影响的存在，并力求纠正这种影响。

1.3本研究概述

我们假设权力影响人们思考道德两难困境问题的方式，而且高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低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以证明这个假设，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的道德思维。也就是说，参加者扮演中立观察者，本身并没有加入到困境当中。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测试权力在道德思维中的影响，而不受个人的影响或顾虑的干扰。我们启动概念来操纵权力，让参加者想到高或低的权力。我们证明了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减少以成果为基础）的道德思想。

2.预试研究

在进行我们的主要实验前，我们首先测试了两个预试研究的大意。在第一次相关研究中（N = 179），我们计算了参加者在道德偏好上，个人权力对慢性情绪的影响（Anderson & Galinsky, 2006； Anderson, John & Keltner, 2005）。在这里，我们使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对待每个人都一样”）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有时作出例外”）相对立，并进行测量。我们发现，权力大大减少了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增加了基于规则的思维）B = −0.69, SE =.25, p =.006。

第二个预试研究（N = 35）重复了这个结果，但现在通过操纵参加者高低权力的体验（Galinsky etal, 2003），以及通过测量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坚守法律很重要）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我通常觉得重要的是如果必要的话，能够作出例外规定），两个独立的项目都是用9点计分量表。我们发现了交互作用的影响，F(1, 31)= 4.61, p =.04，ηp2 =.13，表明高权力略微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P =.08），但却略微减少了与行为结果相关的道德的重要性（P = 0.09）。

3.实验一

预试研究中我们发现，权力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影响超过了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影响，与预试研究相比，我们现在想测出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权力对实际决定的影响。然而，使用这些困境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明确影响是否真的是由于道德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引起的。他们也可能是由于特定的行为而造成的权力对参加者偏好的直接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正交操纵权力和实际决定控制该决定的影响。有所不同的规定是，我们提出的一个道德两难困境中，他们可以拒绝或接受邀请，我们还会问他们，觉得决定拒绝（或接受在其他的条件下），哪种道德考虑是最好的。我们预计，在实际的独立决策中，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偏好而减少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

3.1方法

3.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9名华南师大学生。男生35人，女生34人。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决定：拒绝对接受）被试间的设计。3.1.2实验程序

我们首先给参加者呈现一个人际关系的两难困境，这是从Donenberg and Hoffman(1988)的研究中改编过来的。在困境里，有一个需要作出道德决定的高中的女生。我们会把这个决定呈现给参加者并提问他们觉得基于规则的还是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比较好。具体来说，他们读的两难困境问题是：“一个叫李敏的高中女生已经答应帮她的女性朋友刘娟解决一个私人问题，这时，她们班新来的女同学王芳，在邀请李敏一起去看电影。这时，李敏必须决定是要忠于她的老朋友，还是对另一个新的朋友表示友好。

权力操控。看完困境后，在作出决定之前，参加者要先完成一个看似无关的搜索单词的游戏。参加者需要从垂直或水平排列的132个字母网格中，划出8个单词。根据实验条件，网格里的单词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填充物，另一半是与高权力（控制，影响，权力和权威）或低权力（下属，无能为力，依赖，顺从）相关的单词。

决定操控与测量。完成权力操作的部分后，参加者返回到道德困境。在一种条件下，参加者读到李敏决定拒绝王芳的邀请，并履行她对刘娟承诺。在其另一种条件下，他们读到相反的结果：李敏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约定，跟王芳一起去看电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道德困境

符合我们的设计，因为这两项决定都包含两种条件——都有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论据支持。

在拒绝条件下的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拒绝王芳一起看电影的邀请并遵守跟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刘娟需要有人来帮助她的问题）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 =承诺是人情债）。

接受条件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接受王芳的邀请去看电影，并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王芳在新学校需要新的朋友，否则她会感到孤独）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分 =这是欢迎新同学并对其表示友好的好规则）。最后，问参加者对此次实验目的的想法。3.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都没有猜到实验的真正目的。两因素方差分析（ANOVA）测出权力和决定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显示，和预料中的一样，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65)= 4.91, p =.03, ηp2 =.07，（Fs < 1）。独立于决策类型，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对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有更强的偏好（M = 5.16, SD = 2.49）。而相比之下，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有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M = 3.34, SD = 2.36）。

这些结果再次了支持高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的偏好，而低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的假设。与预试研究相比，这些结果显示在实际的道德两难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效应，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的描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在把参加者随机分配到两个道德决定中的一个而发现这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证明了权力影响道德思维，但这并不是由于对其中一个结果的偏好引起的（如与王芳一起去看电影）。最后，我们通过在不显眼的单词上操作权力证明了这种效应。参加者只能看到影响他们道德态度的与权力有关的词。参加者没有猜到研究的真正目的。这表明，这种权力的作用至少部分是自动进行的。

4.实验二

在实验一中，我们发现，独立于人们实际作出的真实决定上，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然而，这个实验的一个缺点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它也扔掉了婴儿。毕竟，尽管我们发现权力影响道德思维，尽管这使人们领悟如何达成正确的道德决定，但我们主要研究权力如何影响我们实际决定。

因此在我们的第二个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可以证明权力的影响的同时可以排除掉行为结果偏好原因的实验设计。在这个设计中，我们再一次操纵权力以及交互操纵权力，基于规则的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是否分别引起道德两难困境中积极或消极的结果。与前面的实验有所不同的是，一半的参与者是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不好的事情（惩罚）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好的事情（不用惩罚）的两难困境的实验条件下。另一半的参加者的情况完全相反：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积极的东西（奖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消极的东西（没有奖励）。我们预期，独立于目标的结果，高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作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而低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4.1方法

4.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8名华南师大的大学生。男生33人、女生35。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困境类型：惩罚对奖励）被试间的设计。4.1.2实验程序

参加者首先完成了一个权力经验的启动任务(Galinsky et al., 2003)。参加者被要求回忆起高或低权力（取决于实验条件）的一段经历，并在一张白纸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接着，让参加者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一。在惩罚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不好，老师就会惩罚他。小明是其中一个孩子。小明今天没有表现好，而且跟其他孩子打架。因此，根据规则他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老师怀疑小明打架是其他孩子们挑起的。因此，教师考虑不惩罚小明。另一方面，不惩罚小明可能破坏规则而且制造混乱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分 =例外[即不要惩罚]，9 分=遵守规则[即惩罚]）。

在奖励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好，老师就会奖励他。小明完成了功课，因此按照规则他应该得到奖励。但是老师怀疑小明的功课作弊，因此不应该奖励。然而，教师担心违反规则可能会引起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 分=例外[即，不要奖励]，9分 =遵守规则[即奖励]）。

我们拟定了上面两个困境，在一个条件下，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遵守规则）意味着对小明的消极的行为（惩罚）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作出例外）意味着积极的行为（不惩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基于规则的决定于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由相反的含意（即，积极=奖励，消极=不奖励）。也就是说，这两种条件正交操纵道德（基于规则对基于行为结果）和决定（积极对消极）。4.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没有准确猜到启动任务和后面道德困境任务之间的关系。一位参加者的数据不予考虑，因为她没有完成权力启动，虽然这不影响结果。2（权力）× 2（困境类型）的ANOVA测出参加者权力的主效应显著，证明了与低权力条件者的参加者(M = 6.48, SD = 2.11)相比，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M = 7.65, SD = 1.32）F(1, 63)= 7.36, p =.009, ηp2 =.11。如假设，这个显著的主效应不受困境类型(F =.09, p =.77)的影响。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意义的困境条件的主效应，F(1, 63)= 18.61, p <.001, ηp2 =.24，这表明与惩罚小明相比（M = 6.21, SD = 1.74），参加者更倾向于在小明得到奖励的情况下遵循规则（M = 7.97, SD = 1.49）。

这些结果再次印证了高权力促进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引起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发现。这种影响并不是由于对权力的结果偏好而引起的，而是由两种道德思维方式直接引起的。毕竟，在这两种类型的困境中，独立于个人受决定影响的结果，高权力参加者更有可能采取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

5.实验3a和3b 用两个实验证实最大限度地证明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可靠性后，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测试影响的稳定性上。过去的实验研究都是在相对温和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影响。为什么高中女孩李敏会跟她其中之一的女性朋友一起（实验一），或小明是否得到惩罚或奖励（实验二）相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实验三中，我们要在更极端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同样的权力的影响，在这些困境中决定关乎生命或死亡。在实验3a中，我们使用了医疗困境，在这里决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在实验3b中，我们侧重于使用非法审讯手段的困境。此外，我们还把这两个实验设置在一起，因为像在实验2中一样，一种困境中基于规则的决策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另一个困境中则可能是消极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实验共同表明，这种作用，不会被决定的效价所驱动 5.1方法

5.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31个（实验3a）和24个（实验3b）的华南师大的大学生。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中（低权力或高权力）。5.1.2程序

实验在单独的小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纸张和铅笔。所有参加者首先完成了在实验二人中同样使用的体验权力的启动操作（Galinsky etal, 2003）。接下来，他们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

一，两种困境都排除掉了基于规则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的相互对立。

困境实验3a 这个道德困境描述了一个医生，张强，如何诊断年轻人换了绝症：

虽然这个男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没有因为患病而有任何的不便，但很确定他会在6到9个月内死亡。任何的治疗都治不了他。偶然间他的女朋友比他先知道了这个诊断。于是她请求张强医生先不要告诉那个男的。她解释说，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直想去非洲而且最近已经一起预定了机票过去。鉴于该名男子无论如何都会死，没有办法可以治愈他，女友坚持认为如果医生假期后告诉他真相的话会比较好。然而医院的规则和规定要求医生必须尽早告知病人他的病情。张强医生应该怎么做呢？

参加者随后表示，他们认为张强医生应该的行为是，在9点计分量表中，从1至（假期后告知病人——基于行为结果）和9（直接告知病人——基于规则）。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看，假期后告知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可以让病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过得比较开心。而基于规则的角度看，马上告诉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是遵守医院的规定。最后，感谢参加者参与实验。实验3b的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根据2002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那一年，一个银行家11岁的儿子在放学的路上被绑架了。三天以后，警察在疑犯拿赎金的时候逮捕了他。疑犯承认了绑架，也说他知道男孩在哪里，但是拒绝说出男孩的下落。他的不合作让警察担心男孩可能是被关在一个没有是食物跟水的地方，如果不尽快找到的话就死去。因此，警方决定威胁跟严刑拷问疑犯。于是疑犯很快就范并带着警察找到了男孩，但是男孩已经死了。

该案件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在审讯中什么才是被允许的争论。我们选择这个困境是因为从基于规则的观点看，警方的行为是错误的。毕竟这打破了不可侵犯人身的原则和我们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方面对酷刑的禁令。然而，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来看，如果这可以防止状况变得更坏，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参加者阅读这个道德困境并被要求回答上述条件下三种审讯方式是否应该被允许。具体来说，参加者需要评定“心理压力”，“扣缴税款”和“身体暴力”（不导致永久性伤害）上的允许。三种技术的评分都为9个等级（1 分=不能接受，9 =可接受）。5.2结果与讨论

我们分别分析了实验3a和3b。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测试在第一个医疗困境（实验3a）中权力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权力的效应显著。在医疗困境道德决定的影响表现出显着的影响力，F(1, 29)= 10.86, p =.003, ηp2 =.27，这表明在高权力条件下参加者更以规则为导向

（M = 6.65, SD = 2.34），因此，与低权力条件下更有可能赞同病人女朋友意见等到假期后才告诉病人病情的参加者相比，高权力条件的参加者更有可能直接告诉病人他的病情（M = 3.86, SD = 2.35）。

2（被试间：权力）× 3（被试内：三种方式的接受程度），第二个困境中对酷刑（实验3b）的允许度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出与假设一致的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22)= 5.42, p =.03, ηp2 =.20。与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相比(M = 7.33, SD = 1.09)，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不能容忍几种方式(M = 6.31, SD = 1.07)，这说明，在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使用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并遵守规则，而在低权力下的参加者则更倾向于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允许非法审讯技术。

实验3a和3b表明在道德思考中，权力的影响是稳定的，而且它可能会出现在决定并不重要但是却关乎生活或死亡的困境中。此外，实验3a和3b还很好地结合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实验2中的观点。在实验3a中，低权力的参加者比高权力的参加者对病人更仁慈。毕竟，他们冒险打破规则，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实验3b中，低权力的参加者表现出不友好行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各种审讯技巧可以被采纳。这表明，高（或低）的权力不影响道德思维，因为它影响的是人们更喜欢的结果（无论他们是想友好还是残酷地对目标）。相反，独立于作出的选择的结果，高权力引起更多的基于规则的道德思考，而低权力引起更多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考。6.讨论

6.1关于实验方法的讨论

首先，我们的协变量分析表明，高权力导致人们作出更多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因为高权力的人有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道德取向作为一种强大的中介物，其加入了之后，自变量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权力完全受道德取向的影响(Baron & Kenny, 1986)。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真实的基于规则的决定中权力的影响可以解释为高权力的参加者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其次，这个结论在我们排除了情绪、观点采纳、或者是参加者对作出基于规则或基于结果的决定的感知的困难带来任何干扰的可能性后得到加强。第三，我们使用真实的权力的操纵，这让参加者相信他们对其他的参加者有真实的影响或相信自己真的被其他的参加者影响着，还有真实的道德决定，这些决定让参加者相信实验的过程以及程序的结果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参加者本人就是道德困境中有权力或者没有权力的主要人物。这不仅增加了我们调查结果的生态效度，还允许我们把我们的调查结果推广到感知者亲身参与到困境中而不只是中立一方的道德困境中去。

6.2主观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通过不同的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主观的权力感觉影响人们的直觉偏好，使其偏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方式和判断。在一系列的预试研究中,我们了发现了高权力的人更看重参与者是否是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并更少重视参与者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的初步证据。然后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来测试这是否能转化为在道德困境中所作出的决定，在这里我们用三个不同方法来排除，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高权力的人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更残酷或者更善良的可能性。在这三个实验,参加者并不是实际困境中的角色。他们的角色是中立的观察者。

我们的调查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的方式，而不是道德本身（参见Kipnis, 1972/ 1976）。权力对人通常有不一样的影响，有时甚至也可以表现为恶毒的行为。规则导向或者结果导向的价值判断只取决于所面临的具体困境。

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想作风，而不是道德本身。权力的效应具有普遍的变化，它可能是仁爱的，也可能是邪恶的：这都取决于基于规则的或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发上的背景。我们的研究证明，人们认为正确或错误不仅仅是困境中多方面的功能，而是人们对权力的主观感觉。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通过呈现道德困境并提问参加者，他们认为什么道德原则是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的来挖掘到的思维过程。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问她们是怎样作决定的，为什么他们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尽管人们可以报告他们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作出一个道德决定，他们并不能可靠地报告出他们是怎样决定的心理活动。(Haidt, 2001, 2007； Nisbett & Wilson, 1977； Uleman & Bargh, 1989)。因此我们选择了对参加者道德决定和道德倾向的测量，并从中得知心理活动背后的道德思维。

我们解释时指出，基于规则的思维更吸引有权力的人是因为稳定迎合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在认识上更吸引。实验5加强了这个解释，这个实验表明当规则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时，权力的这种效应就会被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原因——确定的权力-道德链。(Smith& Trope, 2006)的研究表明，权力引起更多的共同处理过程以及防止因细节而分心。权力还可能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因为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需要更集中注意到环境中的具体细节，以及忽略大的背景。一个相关的解释是，可能是如果人们描述的道德事件足够抽象，他们可能感知到这更加稳定(Liberman & Trope, 2008； Wigboldus, Semin & Spears, 2000)这种解释似乎更可信，因为稳定的问题需要稳定的答案，这也可以增加基于规则的思考。我们会在今后的研究中探索这两种解释。

7.局限性及启示

当然，目前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在大多数实验中，我们只去除了一个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互斥的项目，尽可能有效地测量道德思维。虽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医疗困境或在审讯情况下两者是相对立的，但也可能有两者是一致的情况。我们的测量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相对有限的基于结果的思维中而没有研究基于行为结果的更为极端的思维：功利主义。有可能权力对功利思想与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有不同的影响。功力主义需要参加者的距离的控制（to sacrifice one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10）。因为权力与扩大人际距离有关(Lee & Tiedens, 2001)，与减少观点采纳(Galinsky etal, 2006)、减弱同情心有关(Van Kleef etal, 2008)，这可能是因为权力促进功力思考。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缺点是，研究都是操纵权力的经验，而不是真实的对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得出的效应在现有的权力差异中是否存在，例如通过研究组织中的权力。在这些结果之前，我们总结了出研究中三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们的结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更多代表不同权力间的当事人之间的道德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权力的当事人（由于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的依赖程度），他们对低权力的当事人会表现得很严格并且毫不松懈。同时，低权力的当事人也许会显得不负责任，而过多地关注与事情直接的牵连（而不是坚定地，负责任地坚守规则）。进一步说，如果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导致不同的决定，低权力者与高权力者之间可能会引发冲突。

协调者可受益于目击到这种冲突，因为他们了解冲突的根源以及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争端。如果一个妥协方案结合了基于行为结果和基于规则的元素，则很可能更被双方接受。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由两种导向的基本原则共同建构的，并且包含对涉及的当事人都有利的结果。其次，我们的结果也为在谈判中影响他人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在低权力者想通过影响高权力者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他们不应该通过要求特别的对待或者要求例外的情况。毕竟，这与以规则导向思考的高权力者是矛盾的。先认同规则，原则和条款的重要性，再尝试去在现有的规则中找到合适的方法，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再次，应该要意识到，以上的理论只适用与：一个人与高权力者磋商，并且结果不涉及到个人股权交易。当这样的以要求与有权力者一方的利益相关或者背道而驰时，这种影响就会有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时候有权力的人更倾向于放弃他们基于规则的道德倾向并采用更多的基于行为结果的思考方式——自我提升。这提示我们在与有权力的人谈判的时候，需要根据决定牵涉的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或者集体的项目中。当要作出基于规则的决定时，最好是通过在广

泛的、集体的项目上表达要求。而当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时，最好是明确地表明并强调权力者会如何从决定中受益。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专业更易于控制的实验来检验这些不确定的假设。这样做的话，这样的研究才可以建立坚实的基础，就如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想，以及低权力增加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1.Anderson, C.& Berdahl, J.L.(2002).The experience of pow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tendenc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362-1377 10.1037/0022-3514.83.6.1362.2.Anderson, C.& Galinsky, A.D.(2006).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511-536 10.1002/ejsp.324.3.Anderson, C., John, O.P., & Keltner, D.(2005).The subjective sense of power: Structure and antecedents.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4.Anderson, C., John, O.P., Keltner, D.& Kring, A.M.(2001).Who attains social status? Effects of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social grou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116-132 10.1037/0022-3514.81.1.116.5.Anscombe, G.E.M.(1958).Moder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y, 33, 1-19.6.Baron, R.M.& Kenny, D.A.(1986).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1173-1182.7.Beauchamp, T.L.(2001).Philosophic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Boston: McGraw-Hill.8.Bentham, J.(1789).An 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J.H.Burns & H.L.A.Hart, Eds.).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9.韦庆旺,郑全全.权力对谈判的影响研究综述[J].人类工效学, 2008,(02).10.孙晓玲,张云,吴明证.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应用心理学, 2007,(02).11.谭洁,郑全全.目标追求过程中的权力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 2010,(11).12.韦庆旺,郑全全,俞国良.权力、社会动机和问责对谈判知觉、行为和结果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 2010,(01).13.韦庆旺.权力差异和社会动机对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影响[D].浙江大学, 2008.14.张志学,王敏,韩玉兰.谈判者的参照点和换位思考对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的影响[J].管理世界, 2006,(01)15.吴利国.道德判断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实践价值[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1)16.孙如枫，曾钊新.论道德判断[J].江西社会科学, 1995,(04)

17.洪灵敏.道德认知发展研究方法述评[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8,(03).18.黄文新.领导者的伦理标准与道德判断[J].社科纵横, 2009,(06).19.曾志.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情感主义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5).20.姚莉.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反思和重构——新科尔伯格理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04.21.吴慧红.道德研究新视角:道德判断测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05.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二篇：哲学思维对人生的影响

哲学思维对人生的影响

虽然我不是哲学专业的，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让我接触到了哲学。而在每次学习过后，都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人认识，让我的生活有了一些进步和变化。所以我来从个人经验谈谈哲学对人生的影响。

哲学对于我，是一个探讨人生意义的方法。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读哲学就是读哲人对人生的反思；是与哲学家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一个人思想成长的过程，培养和修正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过程。

曾经我以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人都有；哲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每个人（包括文盲)都有。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学习其他人的哲学吗？

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我非常肯定地说：非常有必要。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经常有意或者无意地被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左右着。例如：对待金钱，对待成功，对待失败。社会上有无数种方式，但并不是每一种都是恰当的。有些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自卑，然后自报自弃，最终被这个社会淘汰。但有些人则愈战愈勇，不仅仅成功地战胜了失败，还把失败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一种财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具有良好的三观的。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都是在后天不断地打磨不断地变化才能健康成长的。我们若想要完善我们自己的三观，那么我们就需要参照，对比，我们希望有正确的三观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正。而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局限于自己的“哲学”，被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锁链束缚着，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去反省、去思考？因此，哲学的意义或许就是在于提供个体之外的关于人生之反思的参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其中很好的参照物。哲学讲的是道理，而往往很多人都对所谓大道理有着排斥心理，往往有人会抱着厌恶的情绪。平时的生活中，人们对普遍的真理充满的亵渎，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不注重道理中的真正含义，而是大多数时候当做调侃和强词夺理的凭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思想的体系的，让一个健全的人格指引着我们的生活。现在的大学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更是处于不佳的状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哲学，需要健全自己，强大自己的心灵，让心灵旺盛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具体做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抵制不良思想，不良文化的侵袭，培养自己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对生活的创造中。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辩证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让我知道要完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去实践。而只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才会有能力科学的规划自己的人生，而清醒的标准是什么？是能看清世界的本质，正确认识自我。对人生而言，要辨证地看待人生。比如，眼下正处于大学第一年的我，我要知道我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要学会抓住知识的重点；学科之间要统筹兼顾，清楚不同学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还要有举一反三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如此说来，生活处处都是哲学，处处都有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是对社会的奉献。因此，马克思主义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我很欣赏里根总统的那句名言：不要问祖国给了你什么，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做过什么。当我们这样或那样抱怨我们的社会时，我们问过自己的责任吗？问过我们为国家贡献过什么吗？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样的人生还算有意义吗？古往今来，死去的王侯将相多得多，但能被人记起的又有几人。能被人们记住是大义凌然的民族英雄，是甘于奉献的正人君子。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幸福感越来越下降。学习哲学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

第三，哲学是思考的学问。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会思考的高级动物，却往往做了遵从习惯的动物。如果说思考是人和动物间最重要区别的话，我们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动物而已。哲学是让我们开动脑筋、挑战自我的学问。如果不想浑浑噩噩地活着，即便只想做芸芸众生的一份子，我们都需要动脑筋思考。而思考离开了哲学，是否可能呢？我很怀疑。我们来看看以思考著称人群——知识分子。西方的饱学之士叫博士，而博士的全称是PHD，即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事实上, 除了神学、法律、医学等少数领域，所有博士都是哲学博士。我以为，这说明了哲学对于学术界、知识分子而言的重要性。

当然，如果所谓“意义”指的是实际功用的话，那么哲学是没有实际功用的，它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帮助你赚钱、变得成功，等等。再次，回到冯友兰先生，哲学有的是“无用之用”。

第三篇：权力的背后解读

权力的背后

专业:法学导论 姓名:罗向锦 指导老师:王祖志 晋宁事件:2014年10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的富有村民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经有关部门调查，晋宁村县富有村的征地纠纷达三年之久，部分村民从2012年初开始征这块地时，就多次到国土资源等部门上访要求公开征地手续，但至今没有结果。事件发生后，富有村一些村民反映：‚打过多次‘110’报警，警方也没到位。‛冲突起因：满载施工方人员的卡车，造成群体性流血事件；被征土地是基本农田，村民不同意土地被征收，多次向各级政府上访维权，但没有回应；征地差价流向不明；警方被指多次违令参与征地。

对于晋宁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应细思：权力从哪里来？ 在10月14日双方矛盾爆发。施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真是怵目惊心。云南昆明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后的一晚上，云南省委主要领导高劲松主持召开昆明市委常委会议。高劲松提出要常给干部“体体检”“把把脉”，不能让“为官不易”成为“为官不为”的借口。然而这次官方会议并没有解开人们心中的疑窦。晋宁事件中，存在的违法行政、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贪污受贿问题应严格查处。无疑，晋宁事件是征地拆迁和农民信访问题的典型代表。在农民面前，政府的承诺在哪呢？

平度事件：2014年3月21日凌晨2时许，山东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1死3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据平度征地纵火案现场群众反映，杜家疃村自去年以来就存在因征地引起的矛盾。据村民介绍，从2013年9月开始围上围挡，对方说是政府行为，但是拿不出任何手续。村民阻扰施工，双方多次发生冲突。

平度事件，又一次指向暴力拆迁。这并不是单

一、孤立事件，而是普遍的现象。为促进城市建设，满足城市用地，各地习惯于采取暴力、胁迫甚至是威胁农民生命安全的方式，强行拿走农村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主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社会矛盾愈演愈烈。非法征地，蹊跷火灾，抢尸火化，这些事件将矛头暗暗指向政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未公开解释，也未合理审判，不得想问，政府是在干什么？当初说好的为民服务呢？何必躲躲掩掩。

乌坎事件：2011年9月21日上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为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下午，上访部分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民警和警车，六部警车被砸坏。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与此同时，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9月22日晚平息事态，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农民的愤怒不是空来：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纵观2011年的乌坎事件，从中不难体现民众的权益受到侵犯。民主与监督的缺失,群众诉讼渠道的不畅通，群众问题不能依法合理及时解决，矛盾像一颗种子在群众心里萌芽，慢慢壮大。村务管理、村务监督不是说说而已，要切实关照群众，找出制度漏洞，公开透明农村资讯。在农民与村委的激烈矛盾中，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又在于政府的非法征地与拆迁！

何为政府！何为民主！公共利益岂能当作嘴边语、耳旁风？若政府连自己都管制不好，何来管制民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再想起这些党与政府印烙与心的话，简直羞愧无比。当矛盾不可避免时，暴力与退缩，沉默与躲避不是解决方法。

众多暴力拆迁问题频频出现，可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在这些看似粗暴的事件前，背后更有着不为人知的黑色、灰色利益链。政商勾结？利益输送？政府决策规划违法违规？这些似乎不言而喻。面对利益冲突时，一些基层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依旧走舍弃法治的老路，没有塑造法治威信，使路越走越窄，甚至陷入政府违法行政、开发商暴力拆迁与公民漫天要价的死循环。依法治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征地过程中，如何合理科学保障被拆迁农民的权益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土地财政必须要进行改革。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变化外，还应在征地范围上做到“两个区分”：一个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另一个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党国英说，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村土地，才可以通过征收办法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征地过程应有市场价格参照，充分透明了才能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有必要压缩一定的征地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矛盾高发，各级政党官员应当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履行职责、对于法治轨道上的信访问题，无论是普通信访事件还是涉法涉拆信访案件，接访单位、接访人员都应当满腔热忱地接待、公正诚信地处理，积极主动向信访者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通情理，使信访者既感受到官民贴心，又感受到法治权威，从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一个政党，只有牢牢扎根于人民，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一名党员，只有常常行思与一线，才能摸准时代脉动。田间地头、城市社区、厂矿校园、边疆牧场一线的变革总是那么生动活泼，一线的创新总是那么强劲有力。农村基层建设事关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解决种种暴力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迫切呼唤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也再次证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之弦时刻不能放松。我们说重视民本，就得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了，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依法合理及时的解决，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但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基层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一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家庭环境对青少年道德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道德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性、人生理想的启蒙教育所，是未成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家长与子女关系密切，接触多，对子女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家庭是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和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培养青少年伦理道德过程中，家庭教育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它对个人早期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证明,青少年的早期生活经验,将深刻地影响其整个一生。所以，对青少年而言,如果处在一个不良的家庭环境中,那么,对他们伦理道德培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极易诱发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前途，家庭的幸福，关系到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明天。然而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在当前仍然相当突出并呈现新的特点。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剧增，造成这么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家庭环境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造成青少年道德败坏，走向犯罪道路的特点是：

1、由于过分宠溺的家庭造成其子女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任性、自我为中心的特点。有这种性格的青少年，一旦步入社会生活，很容易以自私的、任性的态度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从而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类青少年若父母是领导干部或大款之类的人物，则表现的更为突出。他们往往有恃无恐、称王称霸，经常纠集一班“小兄弟”在自己周围，旷课逃学，打架斗殴，偷盗抢劫，甚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由于这些青少年的家庭背景，使学校和社会对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管教和打击不力。在押少年犯胡某，男，21岁，5年前正在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书。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大款”，常年在外经商，胡某从小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对他言听计从，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皇帝”。学习上不思进取不说，还经常拿家里的钱物在外面结交朋友，打架斗殴，替别人“摆平”所谓不平事，赢得“小兄弟”们的“尊敬”。老师出于挽救、教育他，经常找其谈心，而他却认为是故意与他过不去。终于有一天，胡犯带一帮“小兄弟”在老师回家途中，先把老师打倒在地，然后用刀子将老师腿部动脉血管刺破。他自己也同时被“刺”进了监狱。胡犯的结果也是家庭溺爱的结果。

2、由于简单粗暴的家庭造成其子女最容易形成粗暴冷酷的性格。这类青少

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很容易发生粗暴的攻击行为，并因此导致违法犯罪。最近，南京市浦口区警方破获的两起流氓团伙斗殴案中，其成员不满18岁的占80.5%.他们常为一件小事拳脚相加，大动干戈，甚至用猎枪对射，用刀斧乱砍，其状血迹斑斑，惨不忍睹。这些人大多是处在父母文化低、工作不稳定，且性情暴烈的家庭里。

3、由于父母形象不佳的家庭。由于父母行为不庄重、不检点，没有建立正常的权威形象，使得青少年形成不良的性格而导致异常行为〈包括违法犯罪〉的发生。如某校一初二年级的学生，伙同他人多次盗窃某建筑工地装潢用的金属材料，并且公然放家里再联系销赃给某废品收购站，其父不仅不及时制止和教育，反而将其儿子身上搜出销赃得来未用尽的钱供自己喝酒赌博用。这类家庭父母的不良行为，很容易对孩子产生极坏的影响，导致这种家庭的子女犯罪率偏高。

4、由于家庭气氛的异常。家庭气氛异常主要是由于夫妻不和，争吵或离异，以及一方早逝所引起。由于夫妻的关系冲突或异常，他们很少关心子女；同时，这种家庭中的儿童由于家庭的不安定，缺乏温暖，容易形成感情冷漠、烦躁、孤独怪僻的性格。此外，这种孩子极易流浪或徘徊在街头，有的在垃圾堆里掏摸，有的到商店摊柜上偷窃食物和东西，被人抓住忍受打骂而不愿回家，逐渐形成冷酷无情、玩世不恭的性格，这种性格特征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很容易成为惯犯或罪犯的心理基础。2000年7月，南京铁路警方破获了一起青少年团伙盗窃案，其成员有10多名青少年组成。他们经常在铁路沿线盗窃过往列车上的物质。这些青少年大多数属于“无家可归”类，他们或者不满家庭的冷漠而出走，或者被离异的父或母抛弃，流浪街头，三五成群纠集在一起，其中不乏女性青少年。

综上所见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父母要成为子女的模范、强化家庭科学管理、营造充满温馨友爱的亲情家庭。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之一。

1、提高家庭教育水评。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正确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之不善，是父母的罪过。第一，要引导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才。第二，要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让孩子从小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做一个学法、守法、遵法的人。第三，要引导孩子从小树立责任感，在家庭，懂得孝顺父母，关心他人；在社会，懂得对工作负责，敬岗爱业，乐于奉献；成立家庭，懂得爱护配偶与子女，做一个健全人格的人。第四，要引导孩子从小树立健康的人格，进行奉献、责任、关心、宽容等优秀品德的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全面文明素养的人，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让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得遵守规则和秩序，懂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

2、父母要成为子女的楷模。

家庭教育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素质。家长自身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不高、自身行为不端，都会为子女提供错误的行为参照模式，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现代家庭的父母不但需要重视对子女说服教育，更应重视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行端表正，诚信友爱，关爱他人，为孩子作出表率。在家庭里，父母应当努力完成“三大主体角色”，即成为合格父母、合格教师和合格主人。为了子女而无私地生活的父母，这就是合格父母。父母还应当同时是合格老师，不仅能够教导子女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并且能够以身作则，成为子女的第一道德榜样。父母同时也应当是合格主人，对整个国家及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与未来持有强烈的责任感，从而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3、强化家庭科学管理。

未成年人优良品德的形成，良好行为方式的培养，不仅需要父母正确的引导、教育，更需要家长严格、科学的管理。大量调查表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缺乏家庭管理，特别是缺乏正确家庭管理的情况下形成的。从预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角度讲，家庭管理应当采取以下科学管教方式：一是积极鼓励。父母当自己的未成年子女表现好时，比如学习取得好成绩、帮助同学、拾金不昧等。应及时给予表扬，必要时送一些小礼物以奖励他们发扬长处，并鼓励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继续努力。二是经常沟通、交谈。父母应与自己的子女“打成一片”，做子女的知心朋友，倾听孩子的心声，接纳孩子，让孩子知道无论在什麽情况下，父母都是爱他，支持他的。而且沟通、交谈要在平等、民主宽松的气氛中进行，不能人为地制造地位不平等的障碍。三是树立威信。恩威并施对子女奉行的价值观念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父母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够回

答和解决子女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正确地管理自己的家庭，要有使子女信服的能力。四是有效限制。父母发现子女的不良行为要进行有效的管制和约束，绝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害，及时纠正偏差，使他们健康成长。

4、营造充满温馨、友爱的亲情家庭。

提倡平等、民主、和睦、友爱的家庭关系，注重家庭的亲密度。未成年人父母要互敬互爱，互谅互让，保持恩爱的夫妻关系。父母与长辈之间要互相尊重，与邻里之间要和平共处，互相帮助。父母对子女要平等对待，多一份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份爱护，少一些冷漠；多一点理解，少一些专横，做子女的良师益友。

总之，家庭教育与青少年犯罪有密切的关系，家庭教育缺陷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家庭是一个人一生中所面临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家庭教育的完整，家庭教育功能能否正常发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的健康。所以在预防青少年犯罪过程中，完善家庭教育，提高家长素质，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长期的、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住地，家长是孩子第一任启蒙老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过：“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个体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家庭是个体成长、素质养成及人格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由此可见，家庭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家庭应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第五篇：浅析校园环境对大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影响

浅析校园环境对大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影响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其核心在于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而在新世纪新型人才的培养变成了时代向教育事业提出的课题。只有不断的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才能使我们有能力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并且保证我们在竞争中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高校必须重视并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和培养！

关键词：大学生 创新思维 培养

纵观历史几千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笃古不变，必然被动挨打，唯有创新求进，锐意进取，才能兴旺发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文明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核心和灵魂。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创新的概念也有了全新的诠释，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能力是指个人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或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创新能力就是发明或发现事物内部规律的能力。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前提,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大学生就是要培养具有创造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大学生,这也是2l世纪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点。

高等院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肩负着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如何让我们的大学生顺利成为国家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我们每一个高等教育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什么是创新思维

加强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我们必须先准确的定位“创新思维”。只有选正确了方向，才可能有事业的成功。

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创新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打破思想禁锢,打破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的束缚,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创新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就是要学会辩证的继承,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大胆的去喊出自己的声音!

“创新思维”是相对于传统思想而言的,没有受到现成思路的约束,寻求对问题全新的独特的解决方法的思维过程.创新思维的过程是开发大脑的一种发散思维的过程.二、大学生创新思维存在的问题

1．对大学生创新意识培养重视不够。

高校对大学生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涉及到教育者的学习观、知识观、人才观和教育观。不同的思想认识导致教育的立足点不同，组织教学的思路和遵循的原则就不同。高等教育受传统的“教学三中心”的影响还很深，这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主导地位强调有余，而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足。因而，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上，较重视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主动学习的作用；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习惯于教师牵着学生走；在学习管理上，习惯于发号施令和严格的监督和惩罚，而不注黄学生的参与和自我管理。

2．高校创新教育机制滞后。

由于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制约，高校教学在课程设置、评价体系、人才选拔等方面都没有形成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中心的合理有效的机制。教材滞后、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文和科学脱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教育方法不适宜，教师往往将知识的传授放在第一位，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试教育色彩浓厚，分数至上，学生考核评价体系不合理。

3．缺乏有利于创新的校园环境。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创新氛围不浓的现象，有的学生宁愿花时间去对付各种外语考试，也不愿花时间参加有助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各种活动。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学生的科研条件都还普遍较差，大学生能够使用的实验设备更加有限，这无疑阻碍了创新性人才的成长，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实践模式，当前学生社会实践组织形式和广大学生的实践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组织和开展社会实践受到经费、时间以及管理等因素的制约。

三、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它的到来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知识经济是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知识广泛传播发展的，以智力资源来创造财富的经济。创新是它的灵魂，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无论是经济竞争还是科技竞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大量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一个国家富强及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

人才来源于教育，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摇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型人才，发展个性特长的需要。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记忆力好、善于考试和只会模仿的学生，不能培养出富有创造性和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因此应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发展个性特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考虑，把协调发展上升为一种现代教育观念。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是教育的深刻变革，是一项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须要在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始终贯彻素质教育，着眼于培养创新素质。

四、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的思路和途径

1、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学校方面应该有目的地利用校园文化传播方式，营造一种平等、民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要充分利用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多媒体、图书馆、板报、墙报等信息渠道扩大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求知欲望；邀请专业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人才，与同学们见面谈心，做学术报告，巩固专业思想，吸取经验，培养成才意识；校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要关心爱护学生，帮助他们克服传统保守意识，克服心理压抑感和自卑感，让学生充分感觉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不断提高认知水平，使之具有文明开放观念，懂得交流与沟通，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2、改善教育环境，营造民主气氛

创造人格的形成与创造思维的形成，有赖于长期综合性的陶冶与熏染；而民主、自由、和谐、安全的精神环境，是创新素质成长不可或缺的养料与气候。只有在民主的氛围当中，才会有人格的自由与舒展，才会有思维的活跃与激荡，进而才有创新潜能的迸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的精神氛围不仅是创新教育的背景条件，而且本身就是最有利的创新教育。

3、改革培养模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高等教育中，以传统的分科为中心，实行分科教学，学生所学的只是确定的、系统化的甚至是陈旧过时的知识。实际教学中，教师的主动性与学生的主体性位置没摆正，教师注重讲解，学生被动地学习，其积极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教学中不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实行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在这种统一的规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容易雷同，缺乏个性、缺乏创见

4、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当代大学生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环境之中，社会环境的挤压日益凸显。如生活节奏快、竞争加强、贫富悬殊等造成的人际关系障碍，以及情感调适不良、就业压力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许多大学生心理失调，影响自身潜力的发挥甚至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因此，把系统的心理教育贯穿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加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促进心理健康，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5、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环境下，面对不断变换的对象进行的。教师的指导作用也相对弱化，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活动的主体。在这种情形下，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的深度、广度都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所能比拟的。他们身上具备的各种基本素质和潜能会得到发挥，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得以加强，因而容易产生创造性火花，表现出创造举动。

结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尽管在新形势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工作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我们必须在此时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和从事创造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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