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转让过程中有关财税问题的实例分析

第一篇：烂尾楼转让过程中有关财税问题的实例分析

“烂尾楼”房地产项目转让过程中

有关财税问题的实例分析

贺迎芳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0004）

【摘要】房地产烂尾楼处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涉及到股东及其他多方的经济利益，蕴含着财务、税收、经济法规等多方面的知识。本文就已转让成功的案例进行剖析，就解决问题较好的方案予以推荐。

【关键词】烂尾楼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债权、或有负债

笔者从2011年至2012成功地操作了一起房地产烂尾楼转让案例。该案例涉及到股东、债权人、购房人等多个经济主体，涉及到财务、税收、法律等多方面问题，现就该案例剖析如下：

案例介绍：A公司是1996年成立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3600万元，五个法人股东，拥有唯一的资产即一块80亩左右的土地，于1997-1998年进行了第一期开发约42亩别墅。前后共计投入开发资金11000万元，除股本金及股东借款外，还向十来家与股东相关联的公司借入大额资金。因所开发的土地在办理国土权证过程中存在纠纷，直到2002年才办妥土地使用权证，导致项目竣工后未能进行验收，且因房屋设计不合理，只对外自然人销售了8套房屋，签订售房合同460万元，收到购房款245万元；对股东的关联公司销售少部分房屋，签订合同1920万元，收到房款约1500万元；除此之外没有销售。因不能办理房产证，购房人未交清购房余款，A公司因无资金没有对项目进行再开发，一直拖延至今形成烂尾楼。因时间太久，股东均有甩包袱的意愿，2011年启动了转让程序，理顺了各种经济关系，在国家产权交易所挂牌成功转让了所持有的A公司股权及债权。该案例中涉及到的多方面的财税及法律知识，值得推荐的操作方法剖析如下。

一、将购房的“物权”关系转化为债权关系

A公司所开发的项目需整体对外转让，存在少部分的预售房无疑是转让的最大障碍。根据该项目的现状，房屋未竣工验收、售房合同未经房产管理部门登记、未办理房产证，根据法律法规，该种房屋销售并不成立，况且购房者未付清全部价款、也并未一直居住，可以界定为购房者对房屋并不拥有物权，只能对已支付的房款拥有债权。经过与购买者协商、法院诉讼等途径，由A公司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购房者历年的资金占用费并适当补偿予以解除购房合同，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

从财务角度看，虽然A公司账面1998年确认了该部分售房收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确认条件中的二条：企业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企业既没有保留与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因为A公司的所售房屋虽然已发放了钥匙但并未真正移交给购房人，仍属于A公司控制，不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应将确认的收入冲回，并向税务局申请确认已多交的税金。

二、股权及债权捆绑转让

五个股东对A公司分别拥有股权及债权，向A公司提供借款的十来家股东关联公司也对A公司拥有债权，这些关联公司希望与股东共同退出。如果逐一转让，则形成了众多交易方，程序复杂。A公司股东基于某种考虑在确定采用股权转让方式后，为简化经济关系，拟定了股权及债权捆绑转让的方案，并且通过签订债务转移合同，将十来家关联公司的债权也转移给相关的股东，由股东作为交易方对外统一转让。通过这种处理，交易主体简化为五个股东，更好地吸引了受让方。

三、股权转让与房地产转让过程中土地增值税差异问题的解决 根据我国现行税法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使用权及房地产项目转让需缴纳土地增值税，而且税赋较重。公司股权转让不涉及到土地增值税。虽然国家税务总局（2000）687号文对广西地方税务局的一份请示函进行了批复，明确：如果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资产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此类股权转让实现了房地产转让的目的，应按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但这种征税方式并未推广实施。此案例中，A公司除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外并无其他实物资产，受让方购买A公司的股权，相当于购买了此房地产项目。但购买股权及购买土地两种方式从纳税义务来看存在区别：转让A公司股权，股东目前不需清算土地增值税，受让方接收A公司后，再进行后续开发及销售时需清算土地增值税，即转让方股东将清算土地增值税的义务转嫁到了受让方。此部分的纳税成本成为交易双方在转让价格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具体情况为：受让方支付了现在的转让价款，接受A公司后再继续开发销售清算土地增值税时，土地增值税的可抵减成本为A公司目前财务账面开发成本中符合税法规定的有效抵减部分。若直接转让土地则现行的转让价款即为受让方以后再开发清算土地增值税时的可抵减成本。若现在的成交价高于A公司目前财务账面开发成本中符合税法规定的有效抵减部分，不利于受让方；若现在的成交价低于A公司目前财务账面开发成本中符合税法规定的有效抵减部分，有利于受让方。当然，税金成本还需综合A公司账面是否有未分配利润负数可用于税前弥补亏损抵减企业所得税等其他因素。为了消除受让方的担忧，促进交易，A公司聘请了一家税务所事务所对账面开发成本中清算土地增值税的有效抵减部分进行了审计并公布了审计结果，便于买卖双方分析税收成本确定成交价。

四、或有债务事项的处理

此案例中转让的是A公司的股权，A公司存续，若存在转让时尽职调查相关资料未能反映的或有负债，无疑将会损害到受让方以后的经济利益。但现实情况通常是：受让方希望待确认不存在或有负债后才支付交易价款中的余款，以避免接管A公司后发现出现或有负债损害自身利益需要向原股东追偿。转让方希望能尽快收到全部交易价款，免得部分价款迟迟不能收回。此案例中的解决方案为：双方设立银行共管账户，约定从交易价款中拿出一定金额的资金存入共管账户作为或有事项的押金。交易成功后受让方接管公司对公司进行全面的检查，并采取登报等方式公告申报A公司或有债务的有效期，以确认或有债务是否存在。待约定期限到期后根据或有负债是否存在决定共管账户中资金的支付，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

当然，每个烂尾楼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处理方式，以诚信来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 2010年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2011年1月8日再次修订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二篇：商标转让过程中八个问题需注意

http://www.xiexiebang.com/ 在办理商标转让申请业务时，除了认真审核转让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商栋续展证明》、《商标注册人或者名义变更证明》、《商标转让证明》等权属证明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文书和资料外，为确保转让商标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最好能对有关资料进行查询核实。

1.通过商标查询应当主要核实确认如下内容:(1)《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证明》、《商标注册人或者名义变更证明》、《商标转让证明》等权属证明文件登载内容是否与商标局档案信息登载内容一致;(2)转让商标是否处于有效期，到期日临近，或者有效期届满但处于宽展期内的商标是否已办理商标续展申请;(3)转让商标是否已转让他人，或者存在正在审查中的转让申请;(4)转让商标是否存在被他人提出争议、撤销申请，申请中的转让商标是否 存在被驳回、如驳回后是否提出复审，申请中的商标是否存在被他人提出异议的情形;

(5)转让商标是否被司法、行政执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6)是否存在以转让人或者关联公司名义注册或者处于申请中的与转让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其他商标；

(7)转让商标是否办理了质押登记。

2如果转让商标已经被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权执法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或者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在办理商标转让时，应当提请法院解除强制措施，或者征得质押权人的同意。

3.如果转让人已就转让商标同他人订立使用许可合同，商标转让

http://www.xiexiebang.com/ 行为不影响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商标转让核准后，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的被许可人可以继续使用转让商标。为避免纠纷，保护商标受让人与商标原被许可使用人的权益，建议商标转让后，商标受让人与商标原被许可使用人应当重新签署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或者对原许可合同进行变更，并及时报商标局对原许可合同的备案进行变更。

作为受让人，在签订商标转让合同时，应当对转让人原签订的有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内容慎重审查，尤其是对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和排他使用许可合同.对于其中的法律风险和对自己将来商标使用行为的约束应当施以足够的注意。

4.办理商标转让业务中，受让人一般均会要求在签署商标转让合同之日起即开始使用转让商标，但转让商标申请的审查并被核准公告需要一段时间，自商标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至商标转让官方核准之日，转让商标的转让人仍为商标权人。在此期间，如果受让人使用转让商标，仍需与转让人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该使用许可合同的终止日期可以约定为转让商标被核准公告之日，这样受让人对转让商标的使用才是安全的，也才能有效避免法律风险。

5.商标转让被核准后，商标局将向受让人核发《商标核准转让证明》，原《商标注册证》上登载的内容将不会改变，即《商标注册证》上商标注册人名义仍为转让人。实践中，为避免受让人在商标转让后对转让商标权属证明文件使用的不便，或者有些受让人不愿让他人知道商标是其受让取得的情况，受让人在商标转让申请被核准后，可以

http://www.xiexiebang.com/ 以受让人的名义向商标局申请补发新的《商标注册证》。商标局补发的新《商标注册证》上商标注册人将会是受让人的名义。

即使受让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补发《商标注册证》，也应当在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转让人交付原《商标排册证》的义务，防止转让人利用持有的《商标注册证》从事损害受让人的行为。

6.转让人、受让人双方就商标转让行为产生的纠纷均应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解决。

商标转让合同是民事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署后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双方当事人就商标转让合同的履行、或者转让商标的权利归属产生纠纷，应当通过诉讼途径或者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解决。如转让人签署商标转让合同后，未配合受让人向商标局办理商标转让申请手续，受让人可以基于商标转让合同的约定追究转让人的违约责任，但在商标转让申请未经商标局核准公告前，受让人不能主张自己为商标权人。

7.商标转让过程中的商标维权问题。

目前商标转让申请提交至被商标局核准公告需要较长的时间(约一年)，尽管转让人与受让人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商标转让合同，但根据法律规定，在转让申请被核准公告前，转让商标的转让人仍是权利人。如果在此期间出现他人的商标侵权行为，需要由转让人来主张权利。

实践中，经常出现商标转让合同签署后，转让人怠于行使权利制止商标侵权的情况，使受让人取得转让商标预期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影

http://www.xiexiebang.com/ 响，建议在商标转让合同签订时应当明确合同签署之日至转让核准公告之日期间，转让人有义务对在此期间出现的商标侵权行为采取积极行动进行维权，对于维权所获取的经济赔偿转让人与受让人可以约定如何分配，如对此无明确约定，应当归属转让人所有。

当然，双方如果在合同中约定在此期间可以许可受让人使用转让商标，建议也可以将此期间的使用许可方式约定为独占许可或者排他许可，同时约定在由受让人制止商标侵权时转让应当积极配合。如果是普通许可，应当要求转让人在合同中明确授权受让人有权制止对转让商标的侵权行为，或者约定在发生商标侵权事宜时，经受让人提请，转让人应当即行授权受让人进行维权。

8.共有商标的转让问题。

共有商标的商标权人为两个以上的主体，共有商标的转让应当是所有共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商标注册和转让程序中为了操作方便，往往要求共同商标申请人明确其中之一为代表人，代表签署有关法律文书。在受让共有商标时，应当要求全体共有人在商标转让合同和商标转让申请法律文件上签署，如果仅有共有商标代表人的签署，应当要求转让人提供证明，证实商标转让是所有共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

第三篇：商标转让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http://www.xiexiebang.com/ 商标转让合同常见法律风险：

一、转让方应注意

1、明确受让方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未依法获准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作为商标权的受让方是受限的。

2、商标转让费应尽量约定为分期支付，如合同签订时支付部分费用，剩余部分则于商标转让核准公告后支付。应避免约定为一次性于商标转让核准公告后支付。

二、受让方应注意

1、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转让方对于被转让的商标合法享有商标专用权，且该商标专用权是有效的。商标注册证书应作为合同附件。需要提醒的是，受让方不能仅凭转让方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还必须调查转让方是否为商标注册人。另外，应了解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是否与转让方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和地址一致，若转让方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和地址，与被转让商标注册证上的名称和地址不符合的，商标局将驳回转让申请。

2、为了防止出现在同一类商品或服务上存在不同生产者或服务者使用相同商标的混乱现象和消费者的误认。应明确约定商标权人转让其注册商标时，应当连同其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注册的其他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一起转让给同一受让人。

3、根据现行法规，发生在后的商标转让不能影响在先的使用许可的效力。被许可人在许可有效期内仍可以继续使用该商标，从而对

http://www.xiexiebang.com/ 转让商标的受让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标权使用许可状态应明确约定清楚。

三、转让方和受让方都应注意

1、根据中国《商标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由于自合同签订后至核准公告之日，受让方并未取得商标专用权，这段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明确约定。

2、应明确办理转让注册商标手续时，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

综上所述，双方在签订和履行商标转让合同时，对被转让的商标要有充分的认识了解，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从而最大限制规避法律风险。

注册商标转让需要注意的问题

办理注册商标转让手续必须符合以下规定:(一)受让人必须具备商标注册申请人的资格;(二)受让烟草制品、人用药品的注册商标时，受让人必须附送相应的证明;(三)转让人必须将其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一并转让，而不能转让一部分、自己再留一部分使用，或者将另一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四)商标所有人如果已将该商标许可他人使用，办理转让之前，必须征得被许可人同意，按照使用许可合同的规定，处理好善后事宜，http://www.xiexiebang.com/ 不得因转让损害被许可人的利益。

通过代理的申请:商标局审查核准后发布公告并由代理人向转让商标受让人发送《商标注册证》。

直接办理注册转让的申请:商标局审查核准后发布公告。转让注册受让人应在接到《转让注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到商标局领证，同时还应携带:(一)领取《转让注册通知书》的介绍信;(二)受让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三)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应加盖当地工商部门的章戳(四)领取《转让注册通知书》;(五)受让人名义变更的需附送工作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商标转让价格怎么确定

商标的价格是按照持有人自己对商标的定价来定的。一般价格比较低的，容易让购买人接受，我公司网上的商标超市里面是一个区间价格，是表示持有人报价在这个区间的。因为持有人报价会有变化，不可能做到100%准确。

目前市面上很多的商标转让，选择性越来越多，面对不同的风格，很多人都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而且最让人拿捏不准的还是商标的价格，由于商标这种产品价格比较无法掌控，因此选择选择合理价格的商标，是消费者所面临的比较困难的问题。根据我多年从事商标交易的经验，来谈谈在网上购买一个商标价格及其它费用的构成。

转让手续费是有手续费的，手续费的项目包括：转让中介费、http://www.xiexiebang.com/ 报国家局商标转让申请费、公证费三项，这三项上转让申请费一般在1500元左右（含代理费），公证费各地价格有所不同，一般在400-500元，转让中介费就有很大出入了，价格低的基本上是包含在转让价格中，价格高的会单列出来一般收5-10%的。客在在买数十万的商标就要先问下中介费是包在里面了还是要买方出的，而价格便宜的几万的小标还是包在里一共多少钱的方便。

第四篇：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刘晓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税收负担是税收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一国政府取得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一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税负的轻重一般以税收负担率来表示，即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其计税依据的比例。衡量世界各国税负轻重的指标，通常用宏观税收负担来加以比较。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鉴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各式各样庞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且这些数据难以获得，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不透明性，要精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以统一口径与世界各国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可获得的相关资料，还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测算和比较科学的判断：

1、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2、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

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3、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4、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无论从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拿走了多少收入的视角去考量，还是政府从纳税人手中拿走税后为纳税人做了什么的视角去考量，即使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中国的税负负担也是沉重的。原因在于，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如法国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分别为43%和19.3%、德国为39%和15.5%、日本为36%10.4%、意大利为32%和13.1%、希腊为31%和12.6%。按照中国目前财政收入中不含社会保障税的税负加以比较，这些国家扣除社会保障税后的宏观税负，法国为24.7%，德国为23%，日本18%，意大利为28.1%，希腊为19.5%。显然，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同中国20.4%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不见得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税负还要低（如日本和希腊）。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根源。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导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战略取向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1、财力快速上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2、事权下移。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3、“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如，中央政府不断将教育达标、卫生达标等具体指标下达到省一级政府，省级政府再层层向下分解，而且通常是向下各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就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就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作用的首要前提，既影响到政府收入、企业负担、民生改善，也关系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的调动。我国税制结构经过多轮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发展，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完整性、不适应性和不公平性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2、税种结构不合理。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 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

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3、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我国的财政支出在统计上，一般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以及其他支出15个项目。在理论分析上，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划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5大类别，或更具可比性的大口径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用在内的维持性支出3大类别。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比重趋于下降，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上升。但从所列表中历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统计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尽管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支出结构仍不合理，行政管理费比重不降反升，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1、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2、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

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年至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

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1375.5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3600亿左右，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更是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3、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从1985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调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对缩小地区财力差距和欠发达地区民生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不科学、不规范之处。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其中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下面又划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细分项。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2、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作为分税制体制下的一种财力调节机制，转移支付制度要同时处理好“存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3、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项目设置过多、过滥，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难以体现中央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引导和调控作用。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2005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加上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专项支付的部分，占当年转移支付总额的53.2%。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面过宽，造成许多项目在管理上存在着“多头管理”现象。如灾后补偿和重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涉及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很容易造成操作中挤占挪用、监督管理不到位、资金拨付效率低等问题。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进入了地方人大监督的范围，而专项资金在使用上还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要使生活在不同区域间的人民能够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差地区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是关键。但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很难起到均衡全国各地区财力差距、促进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而专项转移支付种类过多规模过大，多数项目通常又要求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相配套，容易产生中央和地方相互“钓鱼”、弄虚作假等问题。现行的“税收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以1993年为基数，在“多缴者多返，少缴者少返”的机制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数量和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在滚动增长中进一步拉大，弱化了税收返还作为支付手段均衡地区财力差距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未能体现主体功能区的要求，缺乏针对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难以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第五篇：城镇化过程中问题的调查和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问题的调查和分析

摘要：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模式——城镇化。农村城镇不仅推动了城市的繁荣，也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是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其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城镇的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 污染 乡镇企业 农村 发展

60年城镇化发展，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在一个农业分量很重、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大国，如何发展城镇化，是一个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全新事业。60年间，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60年前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对贫弱的局面，首先升腾起的是工业化的梦想。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动着城镇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项目带动了城镇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在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速，关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也成为议论的焦点。

一，城镇化的基本内容

“城镇化”，是由我国学者创造的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与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城镇化”也有众多解释。一般学者定义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四个方面：一，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二，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三，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四，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对进一步理解其本质特征是有益无害的。

四，发展中存在困难

在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中众多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出来。经调查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一下方面：

1.城镇人口增长过快。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然而据调查研究表明，近几年来我国的小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大量的人口流进小城镇，这无疑给小城镇的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带来严重的考验，同时大量的待业者就业困难，这将给严重影响城市的社会治安。

2．小城镇建设缺乏宏观规划，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仍局限在大城市，新兴小城镇的建设基本处于缺乏规划的无序状态，小城镇的建设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城镇布局零乱，工业区、居民区等交错分布，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区，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同时也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有的小城镇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城镇的水、电、煤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布局、存在重复布局、施工的现象，不仅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3．乡镇企业中的环境问题。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国乡镇企业的显著特点是布局分散，存在环境管理不便、污染治理困难的难题。此外，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落后，设备陈旧，职工和管理人员 的素质低，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

由于乡镇企业自身的特点，建立完善的环保设施和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是乡镇企业在经济上所不能承受的，同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也缺乏应有的环境意识，致使现今众多乡镇企业中严重环境问题的产生难以避免。

4、谓“被城镇化”，可分解为土地的“被城镇化”和农民的“被城镇化”。最近舆论热炒的“鬼城”蔓延，就是土地“被城镇化”的集中体现；而农民的“被城镇化”，则是指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强制交出原有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住房，得到的只是新型社区的一套楼房和少量补偿，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都付诸阙如。这样一种“城镇化”，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其本质是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它一方面加剧拉大了贫富差距，制造和激化官民矛盾，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种子；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大量“空城”、“鬼城”，放大并积累了房地产业本已存在的泡沫，催生出产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与中央推进城镇化的宗旨和目的南辕北辙。

李克强1月15日在国家粮食局考察调研时曾明确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在这里已将本轮城镇化建设的宗旨“多予少取”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到地方就变样了呢？

其他方面1，小城镇主要吸收的多为第二产业，同时投资的也多为工业，然而众多的小城镇都没有重视与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尚未充分利用，从而将限制小城镇的发展。同时信息、金融、商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十分滞后，政府应加大发展步伐。2，工业区完善过程中产生对生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的内在需求不仅在园内建设相应公共设施的需要，而且还要求城区内加大对商务建设的投资。3，由于自身和后天因素导致现有商业、文化娱乐、健身等设施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4，城镇化布局散乱，尤其是部分建设和设计水平不高，使城镇功能不健全，低效益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这些都不利于城镇的功能组织，制约了城镇的长远发展。

五，相应措施

城镇的发展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城镇化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上述问题有着重要必然性。因此，众多学者提出解决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措施有：

1．加强教育，增强环境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目前我国人民的环境意识整体水平不高，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意识水平尤其低，领导人不懂环境污染、不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通过加强教育，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水平，以使乡镇更和谐的的发展。

2．确定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在国家宏观城市化战略确定的前提下，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历史、人缘地缘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城市化进程上不可能一样。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应根据本地区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兼顾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确定，超前或滞后都不利于地区的发展。

3．加强宏观规划，强化功能分区。在小城镇的建设中应做好宏观规划，用生态学的观点、持续发展的观点指导小城镇建设，请专业人员做好小城镇的规划，保证宏观规划的可行性和超前性。在镇区规划中，首先要把城镇的各项基础建设纳入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的不利环境影响。其次，要做好镇区的功能分区。根据本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特征，掌握以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把各功能区布局在城镇的最佳位置，形成城镇合理的功能分区。

4．解决乡镇企业的环境问题。(1)建立乡镇企业集中区：把乡镇企业相对集中，以工业区形式布局在整体规划中的乡镇工业区，乡镇企业的集中使得污染源集中，便于管理和治理。(2)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控制污染工业上马，通过关停“十五小”，对规模小、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一律关停，通过若干优惠政策和技术支援，促使这些企业转变产业结构，根据地区发展选择污染小的产业。(3)推进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环境保护从传统的污染治理向污染预防的重大转变，在国内外得到重视和推广，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也应力求在原料和能源、工艺、生产过程、废弃物、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减少和防止污染物的产生，尽量做到清洁生产。（4）加强环境管理。小城镇和乡村的环境管理一直是我国环境管理的薄弱环节，环保机构、监督体制不健全，技术、人员匮乏，使环境管理跟不上经济发展。应加强乡村及小城镇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和完善，加快专业人员的培训，使环境管理机构在小城镇的健康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结束语

城镇化的更好发展将推动我国城市与农村、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合理发展。因此，认识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其中存在的问题。建设生态的、和谐的发展模式，以推动我国城市、农村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资料：

[1] 张绍军 高二地理下册 人教版

[2] 江美球 城市学[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3] 范先佐 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 《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

[5] 《我国乡村城市化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