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有效

第一篇：治理有效

探索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自治为基治理机制

关键词治理有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治理有效则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建设平安乡村，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广东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积极开展农村基层治理探索，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创新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在清远，探索推动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农村公共服务的“三个重心下移”，完善村级基层治理体系；在潮州，短短3个月，覆盖全市1015个村居的乡贤咨询委员会建成，成为村民自治的有益补充和提高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为让农村基层党组织严起来、强起来，2016年,我省从省市县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1955名优秀干部到软弱涣散村（社区）、2277名优秀干部到相对贫困村驻村……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在建立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自治为基的基层治理机制方面作出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加强农村政治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个重心下移”成中央政策

治理有效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推动，必须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以民主自治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清远通过推动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农村公共服务的“三个重心下移”，完善村级基层治理体系。截至去年10月，清远在行政村一级成立1013个党总支，在村小组一级成立9707个党支部，建成1100个村级社会综合服务站，为农民提供8大类108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同时，清远还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全面建立村民理事会，共成立了16803个理事会，作为村委会加强村民自治与服务的重要辅助力量。全市村民理事会在村“两委”的领导下，累计召开理事会议12.3万次，调解矛盾纠纷3.9万宗，协调组织开展公益事业建设3.6万件。

在梅州市蕉岭县，为有效激活农村基层治理活力，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村内群众，在自然村建立村民理事会（村民小组），调动乡贤能人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村庄治理职能。村民理事会、村民小组与广大农户参与，村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选举权四个权利同步发展。全县8个镇97个行政村1503个村民小组已建立592个村民理事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2015年中央出台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在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上，便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清远的“三个重心下移”经验，对基层放权，充分挖掘基层自治能力。

省委农办主任陈祖煌认为，在解决一些农村治理难题上，村民理事会可发挥巨大作用。“关键要加强引导培育规范，使村民理事会成为村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指导下，协助开展村民自治的群众性组织。”

截至去年10月，全省20户以上自然村成立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等群众组织113963个，覆盖率80.4%。

近2万领导干部驻点联系群众收回拖欠土地租金、完成口粮田分配、恢复分红，这“三大招”一出，当年远近闻名的“后进村”——珠海市白蕉镇虾山村的账不仅清了，口粮田也到位了。现在，在党支部的“硬气”作风和“温情”服务下，村民的生活正过得越来越滋润。虾山村的新气象，正是广东深入推进基层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省按照“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的要求，大力推进基层治理，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着力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2015年，全省整顿转化了2805个软弱涣散党组织。2016年，全省排查确定1955个软弱涣散党组织，安排市县镇三级党委书记均挂点包村整顿。

一批侵蚀基层政权和群众利益的“毒瘤”得以铲除。“蚁贪成群，其害甚于虎”。从2015年6月到2017年初，全省纪检部门排查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线索5.8万多条；检察部门立案查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500多件2000多人。

在全省总动员推进乡村基层治理补齐短板的同时，各地还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在茂名市信宜市，1892名镇（街道）干部组成400个驻点团队，开启“白加黑”工作模式，实行“夜访”。驻点日当天，针对部分农民白天不在家的实际情况，打破8小时工作制，利用群众晚上空闲时间夜访。

全省全面推行乡镇（街）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全省1587个镇街近两万名领导干部，组团进驻村（社区）、群众家庭、企业工商户，打通了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线案例

2000余村民理事会带头干阳山美丽村庄建设掀热潮 “生我养我的山根好棒啊，变化太大了！”12月20日，阳山县下坪村山根自然村外嫁女梁朝雯在回村办事时，看到原先留存在记忆里牛粪遍地的村道变得干净整洁、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健身小广场、破败不堪的泥砖房拆除后改成了菜园子，难抑心中喜悦之情，特意拍摄了小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传播，为山根村点赞。

“有一年我带女儿回来过年，女儿玩耍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摔到了一堆牛粪上，哭着喊着以后再也不来了。”梁朝雯感慨地告诉记者，回家后要把拍摄的山根变化告诉女儿，更要带她回来亲眼看看妈妈的家乡变化有多大。

山根村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实是始于2017年山根村村民理事会换届，热心村庄公益事业的村民梁福建、梁远志等当选理事会成员。

“前期工作是不好做，就连老婆也埋怨自己多事。为了做通个别村民无偿拆除废弃泥砖房的思想工作，上门不下十多次。”回想起半年多来的经历，梁福建咧嘴笑了起来，现在村庄环境有了明显变化，村民尝到了甜头，积极性特别高。截至目前，山根村已筹资80多万元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阳山县充分发挥村级基层组织自治作用和村民主体作用，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发动村民自己议、自己筹、自己干、自己管，由村民齐心协力，形成共识，制定村规民约，从“要我建”“要我美丽”向“我要建”“我要美丽”转变，形成了“人人为村庄建设发展出一份力”的良好氛围。

在小江镇双山村委会雷公岩村，村民理事会发动村民拆除危旧泥砖房、猪牛栏圈、露天厕所45间，仅用半年时间，就将雷公岩美丽乡村建成示范村。理事会成员陈金强告诉记者，为了激发美丽乡村建设，理事会经常组织村民到周边建设较好的村庄参观，“看到别人的村庄建设那么好，干劲就被激发出来了。” 在黎埠镇升平村委会瓦潭村，由村民理事会动员乡贤朱育权回乡带头捐资，并发动村民筹资，已投入资金约90万元建设美丽乡村，村中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阳山县共建立159个村党总支和971个村级党支部。在自然村（村小组）一级组建村民理事会共2453个，理事会成员10145人，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让村中事情有人理、有人管，共建家园齐齐出力；村民理事会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发动村民在农村承包土地整合整治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人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6年度阳山县共有199个村庄通过美丽乡村市级验收，其中整洁村169个，示范村28个，特色村2个，发放奖补资金5000多万元。2017年，全县美丽乡村建设热情持续高涨，非省定贫困村美丽乡村创建共223个，其中整洁村177个，示范村42个，特色村4个；省定贫困村55个、20户以上的自然村660条。

以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理事长陈炎兵认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的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振兴。必须形成城乡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彻底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改革,城市发展成效显著,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并凸显了许多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乡村产业的核心是农业,但我们不能走传统农业发展的老路,必须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可以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城乡接合部为切入点,引导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衡量我国城镇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否带动了乡村发展,是否成功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农业转移人口,并成功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认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近日,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理事长陈炎兵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陈炎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因此必须采取重大战略措施全面提升农业及农村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实现全国所有农民的小康愿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改革,城市发展成效显著,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并凸显了许多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补齐这块短板,就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并提出全面、系统和根本性解决方案及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和整体进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体现,同时也是全面现代化的薄弱环节和难点。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举措。

记者: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 陈炎兵: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的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振兴。乡村产业的核心是农业,但我们不能走传统农业发展的老路,必须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是关键,生态宜居是前提,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实现乡村振兴,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截至2016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4%,不过,总体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没有破解,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问题日显突出。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因此,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加强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城乡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彻底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薄弱环节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国未来的发展潜力、空间和机遇也在农业和农村。而且,我国工业和城市也具备了反哺农业和农村的力量和条件。因此,把乡村振兴作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既具有现实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行性。

记者:如何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陈炎兵: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全局意义的发展战略,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改革勇气和创新精神,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一是要切实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乡村振兴的战略顶层设计,核心是加强政策和制度的顶层设计,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改革与创新,消除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障碍和制度瓶颈,形成各行各业支持农村农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要切实加强产业培育和产业支撑,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强化农村产业培育和产业支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新增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要切实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合理配置。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三权分置”)为契机,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和收益。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动金融资本向农村流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企业创造和积累的资本下沉到农村,推动企业下乡。推动科技、管理、劳动力等要素下乡。深化户籍、医疗和社会保险、就业创业等制度改革和创新,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尤其是激励和吸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四是要切实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环境友好新农村。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配套设施,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发展格局。在您看来,应如何理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陈炎兵: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关键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新型城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促进城乡产业融合,直接结果就是实现城乡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高达27.7%,发达国家一般低于10%,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缩小其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就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产业发展的融合剂。新型城镇化可以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城乡接合部为切入点,引导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了大中小城市和乡村产业资源要素的流动、交换和融合,实现了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共进。

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是人的城镇化,让城市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或者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市民化。另一方面,城镇化的结果是城乡产业融合化,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乡村振兴也是新型城镇化成功的重要标志。我国的城镇化是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等先行城市化国家的新型城镇化,这个“新型”最突出的体现是我国人口多,推进城镇化速度快,根本的路径是就地就近城镇化。因此,带动乡村发展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衡量我国城镇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否带动了乡村发展,是否成功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农业转移人口,并成功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林火灿)

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核心提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当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党中央就基于城乡发展的现实，开始对城乡关系做出重大调整。

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当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党中央就基于城乡发展的现实，开始对城乡关系做出重大调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内容上体现出党中央对于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路不断升华。

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形势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领导人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主要内容包括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乡关系的最终目标，是一个需要花费较长时期，直到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从我国城乡关系的现实出发，城乡融合发展则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只有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不断深入，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我们近几年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突出

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经济问题呈逐年持续改善趋势，但改善程度十分有限。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地区城乡二元经济问题还呈现恶化趋势。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尚未建立我国要素市场改革明显滞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诸多限制，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一是，农民进城的门槛依然较高。虽然本世纪以来，户籍以及城市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改善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环境，也降低了农民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成本。但是促使农民家庭整体迁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依然没有建立，特别是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成为农民在城市定居的最重要限制因素。

二是，城乡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藩篱，资金缺乏有效的双向流动。特别是商业化改革以来，随着国有银行城乡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城乡金融机构分布更加失衡，现存农村金融机构有效供给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农业农村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城市资本适度合理进入农村土地市场的机制也未建立起来。

第三，土地财政以及城乡二元土地市场刺激了城市蔓延扩张，土地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同时也使得农民无法同等分享城镇化发展的好处，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程度。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均实现了制度全覆盖。但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依然较大，其中教育发展不均衡和卫生发展不均衡是主要短板。

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素质不断提高，城乡义务教育教师素质差距不断缩小，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妇女健康和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医疗人力资源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起点较低，进展缓慢，因而，整体提高程度较小，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依然较差。

另一方面，城乡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医疗人力资源配置差距有所扩大，由此减缓了教育均衡发展和卫生均衡发展实现程度的提高，并最终制约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高。以上还仅仅是从基本公共服务数量的角度进行城乡比较，如果进一步考虑质量差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可能会成倍增加。

新农村建设提升空间巨大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要求，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虽然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在村庄布局、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村庄治理方面均存在相当大的改善空间。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考稳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城镇化进入稳定期以后，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显著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农村的普及率明显提高，才能逐步迈向全面的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

一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制定实施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

二是，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特色镇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三是，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改革。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就目前来看，主要是要打破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积极创新城乡在人才、土地、资金、技术方面的制度安排，推动优质要素向农村流动。

一是在稳定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进入农村创造条件。

二是拓宽融资渠道为农业农村提供金融支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适当增加农业政策性银行。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要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要明确将“取之于农”的存款按照一定投放比例“用之于农”。不断增设或升级改造营业网点，加大乡镇及以下网点的布设力度;促进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大力拓展资金来源，发展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拓展农村信用卡业务，解决农民短期资金周转需求。建立农民信用体系，将农民就业生活的微观行为转化成可计量的信用程度，为农民贷款申请和发放提供可靠的依据，进而降低门槛并提高授信额度。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规划，优化教育布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以常住人口为准的教育服务体系，按照人口动态监测情况布局教育资源，并通过财政拨款、设备添置和教师配置等向农村学校倾斜。积极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在城乡的合理流动。第二，加快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和就业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以国有公益性人力资源市场为主体、职业中介机构为补充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保证城乡劳动力就业和企业用工;开展城乡劳动力免费职业培训，提高城乡劳动力就业素质和能力。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总体目标，巩固和提高城乡社会保障并轨成果。一是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注重统筹各类社会群体和各类保障待遇。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向外来落户人口覆盖。

推动规模经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

发展规模经营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从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当前，发展规模经营除了土地制度不适应以外，缺乏高素质的现代职业农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针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继续恶化的趋势，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并且对农村留守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

进一步可以考虑将职业农民教育纳入现行教育体系当中，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尤其在办学用地场所、创业基地建设、办学设备购置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动职业农民教育顺利、健康发展。(编辑:任琳贤)

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基本保障和实现路径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是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国富民战略安排之一。深入研究这一宏伟构想十分必要。

一、振兴乡村战略各项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振兴乡村的各项目标中，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的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来。欠发达国家普遍特征，是由收入指标差异所反映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乡村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农民贫穷，乡村凋敝。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仅是负责任政党和政治家的最有价值的承诺，更因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成功转型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强大支撑，所以实现目标异常艰难。此项承诺真可谓一诺千金，必经万般努力，方可玉汝于成。实际上，中国农村近年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也依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所提供的支撑，其中，最核心因素正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场关系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以及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

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的前提则一定是农业产业兴旺发达。生活富裕的标志是货币收入增长带来的购买力强大，而其支撑力则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即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若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要使用国家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资源，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便不可能富裕。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也是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去年到今年笔者在农村调研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的变化，乡村居家妇女彼此间吵架的事情变得罕见，邻里关系变得友善起来，互相帮助已成风气。小偷小摸的事情近乎绝迹。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重要。随着农民收入提高，邻里的亲情相对升值了。我们在调研中还注意到，农民富裕以后，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合作水平也在提高，一些过去难以达成的公共事务协议也变得容易达成了。我们在几个省的调查都发现，过去一些涉及拆迁、调地的事情，总令百姓抱怨、干部发怵;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之间商量出一个方案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变化固然与乡村治理变革有关，例如实行政经分离改革、自治体设置下沉到组改革以及建立各种理事会等，更与农户富裕引起的价值判断变化以及农户经济活动平台的变化有关。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也有密切关系。农村生态宜居包括排放减量、景观怡人、密度适宜、交通便捷等要素。农民生活富裕达到一定水准以后，才开始看重这些要素的价值。产业进步之后，人们才有能力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同一单位的热量产出所必须开发的土地面积，使更多的土地用于维持自然风貌。

提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两大目标对于其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当然不是说其他几个领域可以无所作为。相反，近几年一些地方在农村宜居环境和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诸方面积极开拓思路，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关联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例如，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改善鼓励乡贤发挥作用，一部分从农村流出的资源开始反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则直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进步与农民收入提高。

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现振兴乡村五大目标的主要路径，是对我国既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坚守这一经验，的确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

按我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我们改变关于城乡关系的一系列旧认识，树立新观念：

第一，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扩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国民经济宏观尺度看，城乡要素流动合理性的标准，是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边际国民福利产出率相等。这个教科书标准虽然无法绝对实现，但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统一的目标远没有实现。城市经济部门劳动要素的经济贡献仍显著大于乡村领域，说明劳动要素的转移任务没有完成。评价土地要素市场均衡的建立较为复杂。表面上看，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土地的平均产出水平要远大于农业用地，但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用“福利”产出来评价土地的收益，关于均衡的计算就要另做考量。虽然农业也有排放问题，但扩大到更广大的包括森林在内的乡村地区，其对环境就有正的贡献，而城市领域则目前是负的贡献。另外，我国城市用地的平均GDP 产出显著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我国城乡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市场还远没有达成均衡，突出表现是各类地价过高，而城市地价更高得离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必须抛弃将农村视为两个“蓄水池”的陈旧思想。我们过去接受了一个“事实”，把农村农业领域当作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贫困人口的“蓄水池”。如果这两个“蓄水池”的存在是合理的，振兴农村的五个目标基本无从谈起。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上不能继续把这两个“蓄水池”与农村农业捆绑在一起。农村的主体居民要逐步成为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两个“蓄水池”应该转变为常规的国民经济变量，即整体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并接受国家主要经济参数的调节，而不能让农村农业负担这样的“蓄水池”。今后的目标是，由农村领域资源不良匹配产生的贫困人口，转变为国民经济周期性因素与摩擦性因素产生失业半失业人口，让贫困人口生活在更容易就业、更容易得到帮助的城市，使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实现真正的“融合”。

第三，必须将农业竞争力提高战略纳入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提高战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整体薄弱，但其相对优势部门仍然可能向另一竞争力整体强大的国家出口产品，只要另一国家的对应产业部门的优势在本国相对弱小。贸易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两个国家的专业分工水平。必须看到，我国近些年与欧美的贸易格局，使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被显著放大。我国制造业出口已经保持多年强势地位，服务业正在迎头赶上，而农业相对优势下降。我国农业的绝对水平在提高，但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制造业显得弱小。这种情况很可能继续下去，最坏的情形是步日本农业的后尘。按报告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我们不能在未来中国更大开放的格局下丢掉农业竞争力，不能让农业成为依靠高补贴存活的产业部门。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一个逆转，让中国同时生成强大的、依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土地及资本密集型农业支撑的“双强”贸易结构，而让其他某些国家成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的国家?事实上，这不能是虚幻的异想，而必须是非实现不可的“伟大梦想”，否则城乡融合发展就没有实现可能。这个目标当然不能靠敲锣打鼓来实现。中国当下正在推动农村脱贫攻坚宏伟社会发展工程以及城乡教育一体化杰出构想，这将助力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

第四，必须使各项经济政策推动中国人口布局大调整。如前所述，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归根结底要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难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融合”。我们的现实是，依靠超过40% 的农业劳动力产出占比8% 的GDP。这个相对劳动生产率太低，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如果去掉农村那些实际上没有真正下地的劳动力，我国生产出约8% 的GDP 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占总劳动力的25%。这个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城市经济部门。如果能通过城乡区划的合理调整，建立更合理的统计口径，我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会有所提高，估计可达到62% 左右。考虑到国际经验数据，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如果政策调整比较好，粗略可判定在2035 年前后，我国农业产业GDP 占比可能下降至5% 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下降到10% 左右，这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0% 以下，相应地，我国城市化率也会达到80% 左右。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农业更加强大，农民平均收入接近城市水平，城乡融合发展获得成功，十九大确立的2035 年的其他社会进步目标也相应实现。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人口布局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是所有其他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

第五，必须完成现行农村政策在实施对象上的转变。在全国城乡区划不合理、城乡各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匹配、村庄人口与农业从业人口相当不对应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内包含了许多矛盾，大量基础性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信息失真使我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缺乏决策依据，甚至造成决策误导。2017 年，笔者在东部某省某镇做调查，注意到该镇85% 的道路被称为农村道路，并按照相应的规范建设和管理，但实际上该镇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人口密集，农业从业人员只有5% 左右。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基于这种情形，现有农村政策也要转变，一些政策要归并为一般性的覆盖城乡的政策，一部分要转变为城市发展政策，还有一部分要转变为单纯的农业产业政策。通过这个转变，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才会更精准，更有利于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三、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下列政策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和水肥药节约型农业技术，前者如大中型农业机械，后者如转基因育种技术。通过这两类技术可以极大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多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外行的声音压倒了技术专家的声音，极不正常，应通过有效的科普活动改变这种局面。

农地保护模式转变。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的综合性约束力弱，效果不够好。应该将目前多种农地保护区政策统一为国家农业保护区，并对保护区内的村庄、河流、道路采用目标匹配度高的统一政策，增强农地保护的效力。此项政策的转变还应配套解决土地用途的预期不稳定问题，使各类土地价格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降低农用地地租率。

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如前文所述，不合理的城乡区划办法严重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也扭曲国民经济的基础信息，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将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与人口密度意义上的城市区别开来，将后一种概念作为区别于乡村的统计概念。例如，可以考虑将建筑用地连续的、人口总量超过两万，且其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0 人的地理单元定义为城市，将城市以外的其他非工矿区、非机场等特殊设施的区域定义为乡村。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城市数量会增加到数千座，发达地区的某些村庄也会联合为城市。适应这个变化，我国还可以设立“县辖市”行政区划类别。这种城乡区划建立后，城市的设置将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量相关政策也会更容易操作。

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如果城乡区划模式实现转变，真正的乡村就是另一番面貌，以往讲是乡村治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若城市化率达到80% 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10% 左右，大量专业农户因生产发展需要，会分散居住，还有一些农户会与其他约10% 的逆城市化人口一起居住在小的村镇。这个时候，大量的村委会设置可能就不再必要，公共服务的中心将是一批小城市和少量的村镇。绝大部分农户距离城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农户可能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住地“某省、某县、某市和某路几号”。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布局形态，社会治理不再需要区别城乡，农民就是市民，只是因为他的职业需要住在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分野将只具有景观差别的意义，其他差别将不再重要。

土地产权变革。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土地产权制度以及农业经营制度也应发生变革。中央已经肯定的“政经分离”模式应该推行，乡村的公共服务由小城市或村镇直接提供，乡村经济服务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及政府农业机构提供。乡村土地管理应该置于农业保护区框架之下。在土地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保护区内土地可以自由交易。通过此项政策转变，目前许多复杂的土地制度难题将不复存在.奋力开启江西乡村振兴新征程

龚建文

2017年12月04日07:44 来源：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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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个战略庄严地写入党章，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特点、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新特征的基础上，着眼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任务，对“三农”工作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是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四大提升”意蕴深刻。一是从“‘四化’同步发展”提升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导向和农业农村“短腿”、短板的问题导向作出的战略安排。二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定位更高、目标更明、路径更宽，更好地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体现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时代要求。三是从“农业现代化”提升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过去讲农业现代化，更多的是侧重发展现代农业，是侧重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服务于城市。但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稳固的，农村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从“统筹城乡”提升为“城乡融合”。由“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强调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空间的共融。城乡关系中的乡村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战略调整，乡村不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城镇反哺，也不再是单纯被动地被统筹带动，乡村成为与城镇并行发展的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江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牢记总书记“坚持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嘱托，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整洁美丽、和谐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农村发展保持了好态势，农村改革实现了新突破，农村民生得到大改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影响和制约农村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力争走出一条新时代江西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

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农业新体系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应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为抓手，向绿色生态优势要竞争力，加快形成“产地生态、产品绿色、产业融合、产出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优质稻、蔬菜、果业、茶业、中药材、草食畜、油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九大特色产业工程，突出抓好油茶、竹业、香精香料、森林药材、苗木花卉、森林景观利用六大林下经济产业，变特色优势为经济优势。二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用好全国唯一的“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这块金字招牌，着力打造农业基地江西样板；积极开展绿色生态品牌建设，大力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加强培育“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积极开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循环化再利用模式研究，探索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和绿色农业新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有机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产品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加快推进农业与信息、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机械设备、农业智能装备、物联网、智慧农业等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二、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增值和收益分配。四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创新集体经济增收模式；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夯实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

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江西样板

以农村“整洁美丽、和谐宜居”为目标，开展美丽乡村升级行动。一是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绿色产业，培育“美丽经济”；培育一批高标准、高普惠、可推广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建设一批集生活、生产和生态于一体的乡村田园综合体、村落风景区、旅游风情小镇，打造一批美丽小镇、美丽村庄、美丽庭院、美丽田园，让美丽乡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宜居家园和市民休闲养生养老的生态乐园。二是深入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深入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建立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农村无序、违规建房整治，改造提升传统民居、老旧院落，实施“百年住宅”保护工程，“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三是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探索开展耕地休养生息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是推进智慧乡村建设。以“互联网＋农村”为手段，构建“村级管理+为民服务+对外宣传”美丽乡村智能化平台，培养乡村信息人才队伍，不断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助推“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促进乡村社会生活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发展，与智慧城市同步推进，培植乡村特有的智慧化生活价值体系。

着力推进乡村文化复兴，建设乡风文明新家园

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江西的乡村文化底蕴深厚，有稻作文化、陶瓷文化、茶业文化、药业文化等。一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乡村文化。加强乡村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注重传统艺术、民俗技艺、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深入发掘乡村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基因，保留原始风貌和乡土特色，保护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和集体情感记忆，打造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乡村，使之成为守望乡愁的重要依托。二是加快完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推进乡村文史馆、文化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广播电视户户通、互联网“光纤入户”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三是推动乡风文明的传播。把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创新民俗文化样式，着力挖掘乡村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名人传记等乡村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乡村特色文化，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将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

着力推进“三治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秩序

乡村治，百姓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是抓好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党建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坚定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二是构建“三治结合”制度体系。坚持村民自治为基础，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发展农村协商民主，强化村务公开、规范村规民约，构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体系；坚持乡村法治为保障，提高涉农立法速度和质量，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干部群众形成亲法、信法、学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建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乡村法治体系；坚持德治为支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风尚，培养家风、规范村风，形成“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树德、以德育人”的乡村德治体系，实现村民自治、政府服务、道德共建的有机互动。三是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充分发挥村集体和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搭建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与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的平台，积极探索“党建+N”“村‘两委’+群众会”“村‘两委’+乡贤会”等乡村治理新模式，形成治理有效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文明新秩序。

着力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构建城乡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融合发展之路，是实现乡村振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全面推进符合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改革；加大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力度，探索建立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就业等城镇资源共享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形成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阻碍乡村吸纳城市资源要素的“栅栏”，建立健全乡村开放的发展制度环境，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支持返乡农民创业，促进城市的资本、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与农村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引导城市消费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地位平等、城乡开放互通、城乡互惠互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着力培育乡村人才队伍, 造就乡村振兴生力军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根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是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农村干部队伍。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干部的培养、配备、使用，选优村支书和村主任、配强村“两委”班子；大力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强化农村干部教育管理，改进考核激励机制，切实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发挥农业高校、科研单位人才优势，培养一批高层次农业技术专家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打造“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的科技创新“领航团队”；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的培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实施“农技推广特岗计划”，创新农技推广模式，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三是培养造就一支有能力的致富带头人队伍。重点争取有经营头脑、投资意向的人才回乡创业，发掘、扶持农业产业化等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领军人才、创业团队，通过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联合起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四是培养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时代职业农民。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骨干、家庭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户等为重点，加强环境、制度、政策等层面的引导和扶持，坚持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三类协同”培养，让新时代职业农民成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主力军。

专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寻求突破

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寻求突破——专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哪些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着力点又在哪里？为此，记者专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鲜明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记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具有哪些重大意义？韩长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释放出了鲜明的重农强农信号，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农村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履职尽责抓落实，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有鲜明的目标导向，又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必须解决好。虽然我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变小，农民在减少，村庄也在减少，但现实的国情是，农村还有约6亿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变、农民是最值得关怀的最大群体的现实没有变、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没有变。如果说在决胜全面小康阶段，我们要消除绝对贫困，那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阶段，就要缩小城乡差别。

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很多：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平衡，农业的质量发展不充分；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益不平衡，农业的效益实现不充分；农业的生产与生态功能不平衡，农业的生态功能发挥不充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不平衡，农业国际市场和资源作用发挥不充分；各类经营主体发展不平衡，小农户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不充分。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乡村振兴就不能顺利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党的十九大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鲜明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重大原则，也是重大方针，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保障。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真正向“三农”倾斜，这必将有力地促进乡村加快发展。农业部门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争取更大支持，创造更好条件。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记者：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20字的总体要求，对这一总要求应如何科学把握？

韩长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指明了努力方向。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经济振兴，还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相较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更加注重促进乡村整体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宏观版，内涵更丰富了，部署更明确了，要求也更高了，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回应了群众的期待。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紧紧围绕产业兴旺下功夫，做大做强高效绿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服务业、乡土特色产业、乡村信息产业，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要从农业内外、城乡两头共同发力，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的有效政策措施，进一步调动城乡两个积极性，大力培育乡村生产经营管理人才，激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增强农民就业增收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为实现乡村繁荣、农民富裕提供物质条件，并在产业发展进程中促进其他方面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记者：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来自哪里？

韩长赋：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依靠改革和创新两大动力。一方面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围绕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快构建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当前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农垦改革三项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抓紧研究制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配合加快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确保政策衔接、平稳过渡。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清产核资工作，继续扩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多途径发展集体经济。深化农垦改革要坚持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方向，抓好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和农垦土地确权任务。

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激发农业科研和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为抓手开展联合攻关，推进科技人员分类评价和科技成果权益改革，大力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此外，要创新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重点在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经营风险分担、金融支农、农民培训等方面求突破。推动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保障体系，加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健全完善农民风险分担机制，实施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创新金融支农政策，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激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奋力开启江西乡村振兴新征程

2017-12-04 14:22 来源：江西日报

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农业新体系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应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为抓手，向绿色生态优势要竞争力，加快形成“产地生态、产品绿色、产业融合、产出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优质稻、蔬菜、果业、茶业、中药材、草食畜、油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九大特色产业工程，突出抓好油茶、竹业、香精香料、森林药材、苗木花卉、森林景观利用六大林下经济产业，变特色优势为经济优势。二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用好全国唯一的“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这块金字招牌，着力打造农业基地江西样板；积极开展绿色生态品牌建设，大力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加强培育“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积极开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循环化再利用模式研究，探索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和绿色农业新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有机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产品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加快推进农业与信息、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机械设备、农业智能装备、物联网、智慧农业等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二、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增值和收益分配。四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创新集体经济增收模式；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夯实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

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江西样板

着力推进乡村文化复兴，建设乡风文明新家园

着力推进“三治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秩序

着力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构建城乡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着力培育乡村人才队伍, 造就乡村振兴生力军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

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到底靠什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都是在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基础上，立足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对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思想内涵却又不断丰富创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顺应了农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将给“三农”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新要求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基础。农村活不活，农民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兴旺农村产业，农业现代化是关键基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提升农业生产功能，还要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全面拓展。兴旺农村产业，主线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保障好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还要着力推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在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上求突破，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农村产业发展新动能，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要求。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实现生态宜居，关键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农村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离不开文明乡风的助推、精神文化的涵育。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动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让文明乡风吹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保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水平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为本、德治为基、法治为要，只有“三治并举”、有机结合，才能让自治运行更加高效、法治建设在村庄落地生根、道德建设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农村才会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目的。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缩小，但农民增收基础还比较脆弱，农村民生短板还很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民持续增收好势头；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全方位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积极稳妥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处理好“乡”与“城”、“人”与“地”、“统”与“分”、“予”与“活”的关系，找准三大着力点，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重点突破。

一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产业融合是产业组织方式和形态的重要突破和创新，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技术、市场和要素条件的深刻变化和交互影响，正在集聚和催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一过程中，积极营造农村产业融合加快发展的良好生态，乃题中应有之义。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创设有利于要素跨界配置的制度条件。健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引导农村产权有序流转交易。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加快数据整合共享和有序开放，深化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强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等主体带动，构建类型多元、活力迸发的融合主体。建设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创新产业融合服务方式，提升服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二是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当前，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需要挖掘农村规模经营、集体经济发展、三次产业融合等领域增收潜力，形成传统增收动能提升与新动能发展的“双支撑”；重点在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形成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互动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不掉队。要坚持开源增收和节本减负增收并举，实施政策挖潜促增收、深化改革促增收、强化创新促增收、弥补短板促增收、精准扶贫促增收，构建农民长效增收机制。

三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结合”是加强乡村治理的思路创新。加强乡村自治，重在强化资金投入和人才保障。要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加大农村公共事务支持力度，夯实村民自治的基础。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高乡村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推动返乡下乡人员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务公开，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加快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在村委会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为农民和村委会提供法律服务。引导村民制定完善乡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加强农村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孝敬教育、勤劳节俭教育，激发农民荣誉感上进心，引导农民群众向上向善。乡村振兴到底靠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那么，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都怎么说？

产业兴旺

调优结构效益更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两稳”“三进”，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形势的突出特征。“两稳”，就是农业生产稳，农民收入稳。“三进”，就是农业结构调整有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大步迈进，农村改革稳步推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村“四化同步”的交汇期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被摆在第一位。乡村产业兴旺，必须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当前，就是要扭住农村发展的矛盾，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转型。

具体来说，推进农业现代化，要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三个重点。当前，要以构建“三大体系”为抓手，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转型升级，努力向现代农业迈进。要推进产品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调优调高调精农业产业，促进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物质条件支撑能力建设，提高农业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挥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乡村产业兴旺，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各项制度改革。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三块地”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为乡村产业发展厚植改革优势。农村改革要从生产端发力，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着力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使农业供需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生态宜居

乡村美了生活更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领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宜居的好环境是重要内容。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为了吃饱肚子，人们曾不惜代价毁林毁草开荒种粮，超采地下水以抗旱夺丰收，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以获取高产。这种农业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丰富的农产品，但也造成亟待改善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农村的要求，不仅要提供充足、安全的农产品，而且要提供清洁的空气、恬静的田园风光等生态产品，还要提供农耕文化、乡愁等精神产品。满足这些需求，离不开生态宜居的好环境。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不仅要搞好农村房前屋后的垃圾处理、村内道路的硬化，而且要加强生态建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应当说，近年来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免费义务教育、新农合、新农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从无到有的变化等，都为实现生态宜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现生态宜居，要加强农村生态保护。把农业绿色发展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让我国农业尽快“绿”起来。要靠建立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规范和约束，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农民从绿色发展中得到真金白银，进而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

实现生态宜居，还要努力建设农民的幸福家园。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科学编制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和村庄规划，同时开展人居环境治理，让新时代的乡村不仅绿起来，更要美起来。

乡风文明

心齐风正邻里更睦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乡风文明作为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重提乡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乡风文明不仅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对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治理以及百姓生活富裕等发生着重要影响。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所在。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我们不仅要传承优秀的家风、村风，继承和发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体现“五位一体”和五大发展理念等新内容。新时代的乡风文明要实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不仅要体现传统民俗、风俗等乡村文化，也要让农民在村庄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新时代的乡风文明要体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国乡村是文化宝库，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国的乡风文明建设在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对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乡风文明建设要注意三方面问题：第一，充分认识乡村的价值。把乡风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乡村振兴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充分认识乡村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乡风文明建设要在尊重原有乡村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吸纳现代文化，而不是离开原有文化基础另搞一套，更不能以破坏乡村文化载体为代价。第三，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综合性与发展性特点。乡风文明的综合性特点不仅表现为内容上，也表现在建设途径和方法上，乡村建筑格局、公共服务、组织制度、乡规民约等都是影响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了，环境变化了，乡风文明的内容与形式也会与时俱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治理有效

公平稳定村庄更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治理研究室主任-谭秋成】农村治理有效意味着以最高效的方式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公平正义，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治理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坚持民主选举村委会主要成员，完善村民议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让农村居民有表达对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的渠道，能对村民委员会进行有效监督，降低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治理有效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与上级政府的关系。行政村只是整个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小的单元，必须执行国家意志，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交办的道路、水利、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等工作，一定要完成好。当然，上级政府也需要了解村民的真正需求，平等对待每个村和村民，将适合村民自己管理的事务下放到乡镇和村一级，扩大村民自治内容，同时接受村民和社会监督。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理顺村与上级政府关系的制度保证。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村社区从封闭走向开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振兴乡村的关键是利用好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因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出现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同农村社区之间要素相互流动，如部分农村居民进城，部分城市居民、资本、知识和技能下乡。当前农村社区治理最要紧的任务之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等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清楚，保护现在农村居民的利益；任务之二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让新加入农村社区的居民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保护这部分新型农村居民的权益。

生活富裕

腰包鼓了干劲更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人”，农民生活好了，干劲足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才会一片生机勃勃。近年来，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让农民收入渠道越来越多元。

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产品生产不断“调优”“调绿”。正是顺应了市场对优质健康农产品的需求，特色农产品价格行情看涨，不少农民实现增产又增收。在工资性收入上，近年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住房、就业等优惠政策密集出台，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成了市民，有了更多的增收机会。在财产性收入上，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成效显著，各地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赋予农民对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占有收益分配权力，让农民变股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在增大。比如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民工工资上涨空间受限等。未来政府应从三方面着力：首先，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其次，加大对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特别要注重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当前不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积极返乡创业，针对这一群体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用地等难题，应给予相关政策扶持。第三，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探索不同模式，带动普通农民、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农业农村发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着墨颇多，并有不少新表述。比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并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农村现代化”，这些概念都是首次见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部署。

乡村振兴，让乡村焕发生机与活力，实现繁荣与兴盛，是6亿农村居民的福祉所系。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向前推进，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真正做到乡村振兴，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清除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种障碍，激发农村各类要素的潜能和各类主体的活力，不断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

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地繁荣发展

南方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五句话、二十字”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曾提出过“五句话、二十字”的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上述表述的变化，反映出哪些新的主旨呢？

叶兴庆：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地繁荣发展。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第一位的任务都是发展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但在不同形势下，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不同的。2005年前后，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供给水平是主要任务。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面向未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且要把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主攻方向。与此同时，还要拓展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视野，全面振兴农村二三产业，防止农村产业空心化。当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的第二战场，虽然分散布局造成环境污染、土地资源低效利用，但提供了大量就业，使一些乡村完成了资本积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制、集中布局的推进，以及90年代后期土地管理制度的调整，除了硕果仅存的部分“明星村”，全国大多数乡村的二三产业发展陷入低谷。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农村局限于发展农业、农业局限于发展种养，在我国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农民不可能得到充分就业，乡村不可能得到繁荣发展。现代化的农村，不仅要有发达的农业，而且要有发达的产业体系。为此，要瞄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现代食品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为引领，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农村产业体系全面振兴。

南方日报：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上述字眼的变化，释放哪些新的信息呢？

叶兴庆：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2005年前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刚刚从温饱转向小康，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6%左右，处于联合国划分的40%-50%的小康标准范围内，总体上刚刚温饱有余。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05年全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2866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高达30.2%。当时，农业税刚刚取消，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刚刚迈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就业很不充分，新农合制度刚刚建立、筹资水平和保障程度很低，低保和新农保制度尚未建立，农村义务教育尚未全面免费。基于当时这种现实，把“生活宽裕”作为未来新农村的一种愿景，是恰当的。

随着这些年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低保制度的完善，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很大改善。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32.2%，即将跨越联合国划分的30%-40%的相对富裕标准，进入20%-30%的富足标准。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剩下4335万人，仅占农村人口的4.5%。这表明，即便按国际标准，把“生活富裕”作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一种愿景，也是切实可行的。实现“生活富裕”，必须注重提高农民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把农民作为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的扶持重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使绝大多数农村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要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

南方日报：村居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是否可以理解成通过对农村脏乱差的环境治理，实现村容整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

叶兴庆：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2005年前后，我国农业仍处于增产导向的发展阶段，没有精力关注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农村还不富裕，没有定力和底气抵制城市污染下乡。农村建设缺乏规划，人居环境脏乱差，大多数农村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状况。基于这种现实，同时为了避免大拆大建，当时仅仅提出了“村容整洁”的要求。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充分暴露，有必要也有能力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农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发展休闲旅游养老等新产业，吸引城市消费者，也要求有整洁的村容村貌、优美的生态环境、怡人的居住条件。适应这些新的变化，未来有必要把“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遵循。为此，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开展农村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继续搞好农村房前屋后的绿化美化、垃圾和污水处理、村内道路硬化。

南方日报：新农村建设要求管理民主，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但社会治理的效果更关乎人民群众利益。那么，在治理体系上，会有哪些新的要求呢？

叶兴庆：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2005年前后，农村税费改革正在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刚刚开始，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还需要农民负担部分费用；乡村债务较为繁重，如何化解需要审慎决策；农业补贴制度刚刚建立，补贴资金如何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需要周密部署；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完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缓解农村社会矛盾，当时把着力点放在“管理民主”上，强调在农村社区事务管理中村干部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的是干群关系。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社区公共事务的深入调整，以及利益主体、组织资源的日趋多元，仅仅依靠村民自治原则规范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不够的。人口流动的增多、外来资本的进入、产权关系的复杂化，需要靠法治来规范和调节各类关系。自治和法治都是有成本的，如果能够以德化人、形成共识，促进全社会遵守共同行为准则，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运行的摩擦成本。为此，需要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根据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健全乡村治理机制。

探索建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用地保障机制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十分明显，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现代化这个国家现代化的短腿

南方日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突出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您怎么理解上述政策安排呢？

叶兴庆：之所以这么强调，原因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十分明显，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现代化这个国家现代化的短腿。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各类资源要素会自发地流向高回报率的工业和城市，农业和农村在这场资源要素争夺战中往往会败下阵来。特别是对我国这种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往往是快变量，农业农村农民向现代化转型往往是慢变量。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要想避免农业衰退、乡村衰落，实现国家协调均衡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切实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面向未来，无论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还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三农”问题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城市这头看，不仅需要农业提供数量充足、品种丰富、品质安全的农产品，而且需要农村提供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怡人的田园风光。从农村这头看，今后即便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仍将生活着几亿人口，他们也需要稳定的就业、富足的生活、宜居的环境。

南方日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您看来，离不开哪些制度建设？

叶兴庆：首先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适用“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思路，投入的重要性甚至更加凸显。一要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一方面，要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另一方面，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新使用方式、提高支农效能上。要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文章。“整合”，就是要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把各类涉农资金尽可能捆绑使用，形成合力。“撬动”，就是要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

同时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农村存款相当部分不能在农村转化为投资，通过金融机构的虹吸效应流向城市，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要从“建机制”和“建机构”两方面采取措施。“建机制”，就是要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涉农业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和考核办法，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解决投放“三农”贷款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建机构”，就是要优化村镇银行设立模式、提高县市覆盖面，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支持现有大型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解决投放“三农”贷款市场主体不足的问题。三要消除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制度障碍。重点是探索建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用地保障机制。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以入股、联营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共同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项目。又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出租、合作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等改革，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进农村。

鼓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效能

南方日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背景下，支持政策与过去相比，会出现哪些调整呢？

叶兴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效能。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补贴在农民收入增量和总量中的占比都在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成本提高，补贴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成本上涨“吃”掉了。还要看到，目前部分农业补贴是与当年生产挂钩的，属于世界贸易组织认定的“黄箱”政策，不能超过一定比例，今后即便国家财政有钱也不能随意增加这类补贴。

最近两年，国家已开始着手调整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如实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推行玉米“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推进农业“三项补贴”制度改革。今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力度还应继续加大，但要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应突出竞争力指向，加大对农田水利、土地整治、农业科技、职业农民培训等的投入，促进农业降成本、提效率。还应突出绿色生态指向，加大对退耕还林、退耕还湿和退养还滩、节水灌溉、耕地地力保护、化肥和农药减量、农业废弃物回收、地下水超采和重金属污染地区治理等的投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南方日报：有观点提出要大力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探索建立公益性农技推广与经营性技术服务共同发展新机制。具体可以在哪些领域先推行起来？叶兴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经过多年努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搭起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仍然太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太低。应把从“有”到“好”作为主攻方向，继续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便利性，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着力增加农民基础养老金，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着力提高农民报销比例，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着力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覆盖面。特别是要针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农村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南方日报：农村“空心屋”“空心村”的现象也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您有哪些建言呢？

叶兴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为乡村聚人气、添活力。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进城，部分地方出现了“空心屋”“空心村”，缺乏人气，甚至略显凋零，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正常现象。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进城，也阻止不了部分村落的衰退和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以县域为单元，前瞻性地规划好村镇体系，把传统民居和古村落保护好，把今后将长期存在下去的村庄建设好。应从目前还在务农的人中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鼓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城市各类人员下乡创业和休闲旅游养老。只有这样，乡村才能重聚人气，最终避免衰退、实现振兴。

第二篇：如何有效治理超限运输

如何有效治理超限运输(08/03/24)

近年来，公路货运车辆超限现象极为普遍，虽然《公路法》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都明确严禁车辆超限运输，由于运输企业和车主受利益驱动，在运输过程中，超限运输现象屡禁不止，不仅对公路路面及公路桥梁桥梁设施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加强治理超限运输刻不容缓。如何才能有效治理超限运输，笔者在路政执法工作多年，对车辆之所以要超限运输谈点粗浅的看法。

超限运输形成的原因

货车运载力和超限车的出现，致使趋于饱和的运输市场供大于求，运价不断走低，运价低又促使运输企业和车主变本加厉地超限运输，形成恶一循环，加之法制观念的淡薄及法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刺激了超限运输的产生。

一是“多拉少跑”。运输企业或车主，为了节约运输成本，由于市场的供求失调，车多货少，车主为了招揽生意，竟相压价，导致运输价降低，而运价的下滑，最终以采取多拉少跑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二是“节约成本”。一些运输企业或车主，由于受市场调节、管理、物价等因素的影响，采取将货物化整为零，购买“大吨小标”车辆和非法改装车辆，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三是“心存侥幸”。一些运输企业或车主，由于受利益的驱动，不顾对公路设施的损害，不顾交通安全，追求眼前利益，心存侥幸而进行超

限运输。

四是“地方保护”。一些非法的改装厂、工矿企业、运输业主和车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一条超限运输线，不法车辆改装厂竞然能获准有关部门的合理批复，堂而皇之大胆超限运输.超限运输的危害

超限不治路无宁日。超限运输产生，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制约公路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其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严重破坏了公路设施。货车超限运输对公路的危害最大，在公路运输上行驶的汽车，其轴载重量对路面是一种重复性的碾压作用，当轴载量增大后，公路路面在有效使用期内承受碾压的次数和受力作用增加，在标准轴载重量下，不会发生结构的破坏，一旦在超限车辆的作用下，就会发生结构性的破坏，造成路面网裂、变形、松散和沉陷等病状，缩短了公路的使用寿命。据专家估算，设计在20年的公路，通常不到

4年就要重新维修。二是严重威胁桥梁安全。目前，超限车辆大多数采取加装钢板弹簧甚至加轴等办法，使车货总重量及轴载量大大超过了公路桥梁的设计的荷载标准，从而导致大部分公路运输桥梁在超限车的作用下，桥梁涵洞出现拱圈开裂，桥墩变形，涵洞坍塌等病状，引起桥梁结构灾难性的破坏，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超限现象越来越严重，小吨位货车可以改造成大吨位的使用，据介绍，一辆5吨的汽车居然可以改造成20----30吨的货车，15吨的货车则被改造成50---100吨货车使用。三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超限运输被称为“公路第一杀手”，这个“杀手”的含义不仅在于超限车辆对公路路面桥梁等造成的损害。据统计，货车交通事故有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引起的，大量事实也证明：公路上频频发生的交通事故和桥梁坍塌事件都与车辆超限密切相关，并常常造成局部交通线路阻塞，给当地公路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一些改装的超限运输车辆，都只不过采取了更换高压轮胎、加厚钢板弹簧、加高车箱栏板等措施，而其操作、制动、动力和传动系统仍然保持出厂配置，给交通事故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四是国家规费大量流失。由于目前公路的养路费、货客运附加费、运管费、车辆通行费等大部分交通规费都是以车辆核定吨位计算的，吨位越高，缴费就越多，为了少缴费，货运车辆“大吨小标”的现象相当突出，为了多赚钱，运输企业或车主，多拉快跑，化零为整，这些都导致

了国家交通规费的大量流失。

治理超限车辆运输的对策车辆超限运输涉及到车辆生产、运输市场、收费管理和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宣传先行、强化职能、部门联动、以“堵”为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治超意识。治超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治超工作是针对超限的现象的，不是治“驾驶员”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结合普法规划，积极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公路法》和其它法律法规，努力把治超有关政策“放”到运输企业办公桌上，“装”进车主和司机脑海中，让广大群众龙其是驾驶员都学法、懂法、守法，为路政部门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宣传超限运输的危

害性，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抓好源头治理，强化管理职能。一是严把营运车辆市场准入关，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车辆进行技术检测，确认符合原车要求的方可签发道路运输证。二是加强对货源地和货运场站的管理，确保超限货车不出矿，不出厂，不上路，三是发现私自改装，拼装运输车辆的维修企业，一律不得通过审核，视其情节轻重给给予处理直至取消经营。

三、规范管理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开展治超工作，公路部门是主体，部门联动是关键。为此，公路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按照国家7部委联合发布的治超标准，明确职责分工，执法程序、工作方式，切实加强对超限执法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对超限车辆坚持以卸载为主，处罚为辅，不消除违法状态不许放行，杜绝人情车。治超机构和治超办要加大督察力度，通过明查暗访，整顿执法队伍，对徇私枉法的治超执法人员，必须严肃查处，坚决杜绝

因治超而发生公路三乱现象。

四、形成治超合力，转变治超思路。治理超限运输是一项长期而坚巨的工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召集公安、交通、质监、矿业、工商、新闻等部门组成综合执法，统一政令，联合行动，分类治理，齐抓共管，使超限运输车辆无处可藏，对严重超限车辆要坚决卸载，杜绝罚款后放行的做法，这是制止超限的有效措施。同时还应追究相关单位的连带责任，如拉运工矿企业货物的车辆一旦超限，不但要处罚车主还

要处罚企业。

治超工作是当前公路部门的一件大事，由于治超工作开展的时间短，很多方面需要去不断探索和创新，只有依靠党委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并且常抓不懈，才能有效的治理超限运输，保障公路

完好完好畅通。

我国现行车辆和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突出特点是人、车、路相分离。汽车生产在厂家，车辆牌照管理和违规罚款在交警，公路建设和管养维护在交通，这种职能交叉、权力分散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治理超限运输工作的正常开展。厂家自主设计生产汽车，不受交通法律法规制约，使得“大吨小标”车辆披着合法的外衣大量流向社会，给公路直接造成损害。公安交警部门拥有车辆牌照管理、车辆审验的职权，但不对公路基础设施的安全使用和管理负责。查处超载往往是“只罚不纠”。接受罚款后的超限（载）车辆继续行驶在公路上，对公路的损害及行车安全隐患依然存在。而且，罚款加在车主负担，形成越罚越超、越超越罚，恶性循环的恶劣现象。作为公路运输管理职能机构的交通部门，却无权处理超限运输车辆和人员，对大量闯岗、绕岗、集结过岗等超限运输行为束手无策，有关法规难以落实，治理工作力不从心

第三篇：如何才能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牢牢抓住廉政价值观培育这个根本。这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着重要意义。

价值观在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文化从广义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而处于文化系统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道德、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影响最深也最持久的，是观念文化。价值观属于观念文化范畴，是人们深层的信念系统，在人们的价值活动中发挥着行为导向、情感激发和评价标准的作用。在观念文化的诸种社会意识形式中，价值意识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这些意识形式相并列的，而是渗透于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是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更深层的意识。因此，价值意识具有渗透性、贯通性、普遍性。价值观由此既表现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理，又显现出一种生活化、世俗化的气息。这无疑使其成为观念文化中的一个聚焦点，成为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核和灵魂。

腐败文化必须用廉政文化来遏制。腐败的一个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遏制腐败就要遏制腐败文化，而遏制腐败文化就必须用廉政价值观来遏制腐败价值观。腐败价值观是以权谋私的价值观，是与廉洁从政相悖的价值观。遏制腐败价值观，制度只是一种外源性压力，解决不了人们灵魂深处的问题。如果廉政价值观在头脑中占据上风，腐败价值观就必然遭到排斥。廉政价值观能挤压腐败价值观的生存空间，净化人们的灵魂，为人们培植健康的精神家园。

价值观问题是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由利益多元引发的价值观冲突也日渐凸显。这必然影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使廉政与腐败的斗争进一步聚焦到价值观上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但由于价值观本身的穿透力，西方腐朽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价值观很容易侵袭一些缺乏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的人，致使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只有抓住廉政价值观培育这个根本，才能加大治本力度，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加强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提供思想保证。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监督，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价值取向等有着支配和驱动作用。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培育廉政价值观为根本，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树立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价值理念，明辨荣辱是非，筑牢道德防线，自觉抵御腐败文化的侵蚀。

廉政价值观的概念及其内涵

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价值意识，而价值意识则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全部反映中有关价值的心理、思维、精神活动的总抽象、总概括。价值意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这又是由于价值意识所反映的价值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反腐倡廉这一重大问题上必定存在价值关系和价值意识问题，也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

廉政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价值观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廉政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般属性在廉洁从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依据概念的属种关系，廉政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另外，从廉政伦理上说，公民都应当具有廉荣贪耻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廉政价值观的主体应当是从事政务活动和公务活动的人，是其手中权力运用的价值取向问题。由此，廉政价值观可界定为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关于廉洁从政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体观念。廉政价值观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

廉洁从政价值主体意识。价值主体意识是指价值主体要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包括责、权、利的定位。廉洁从政价值主体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公仆角色，腐败现象由来已久，自从私有制出现了以后，便产生了腐败现象。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

腐败现象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根源, 又有多种多样的现实原因。首先，我国曾经是一个被封建阶级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 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次，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上的漏洞和机制的存在不健全。再者，市场经济特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腐败现象产生重要因素。总的来说，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腐败的本质就是剥削，腐败的实质就是一种权力的蜕变或异化。腐败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第一，由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滥用

职权、权钱交易等造成政策执行偏差，导致国家管理的混乱。第三，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一定程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构成巨大威胁。

第四篇：如何才能有效防御和治理腐败现象

如何才能有效防御和治理腐败现象

首先，我想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腐败——是全球通病，腐败现象是全球化的现象，而不单单中国独有。不仅如此，腐败还是一个历史问题，无论哪个时期哪个朝代，腐败都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有些时期，腐败之风比较收敛，而有些时期，腐败之风盛行，世风日下。因此，要一个国家不存在腐败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腐败变得不那么腐败。我认为，腐败之所以能够变得不那么腐败，不是因为各方面的治疗，使得腐败现象减少。而是因为各方面的压制，使得腐败现象收缩。做个简单的比喻：腐败就像一个皮球，你压制它，它就会变小，不压制它，它就会反弹，它不会因为几个疗程的“治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对于中国腐败，人们，或者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或者权力机关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得到有效地防御呢？

监督。首先要做好党内监督，只有领导核心和谐了，才能使得各方面得到和谐。人民要起到监督的实质作用，目前的中国，人民实质上的权利比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要来得小，很多官员并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他们总是认为，他们比人民“大”。他们总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前村长被大卡车轧死就是很好的证明，因得罪领导而死，让人心寒！人大监督，中国的人大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很多人大代表也是真心诚意地为人民做事，如果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能做到如此优秀该有多好。司法监督，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并没有做到司法独立，很明显，这并不是处于司法的公正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做得不尽人意，或许平民之间是平等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国家，有时候，出于人情，有些东西总是会变得不那么平等。监督方式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了。

法律。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纪为准绳，该撤职的要撤职，该判刑的要判刑，该重判的要重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能够落实这几句话，那么法律方面也就做得很好了，但是要落实这四句话谈何容易或许等到司法独立了，才能更好地落实了吧。

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教育。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总觉得现在的孩子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现实。比如在大学，比起学术气氛，权力及行政气氛貌似更胜一筹。像学生会这样的学生社团，也渐渐地成为学校管理学生的机构了。我认为，深化教育改革很有必要，只有好的教育，才有好的未来。

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事实上，方法是无穷无尽的。但是预防和治理的腐败不在于方法的多少，而在于落实地是否到位。毕竟，无论是初中政治课本还是高中政治课本，都写了大篇幅怎样反腐。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难道是政策出问题了么，我想根本原因还是落实问题，如果能够落实好反腐的方法的话，政治清廉之期便指日可待了。

第五篇：国有企业有效治理商业贿赂探讨（范文）

国有企业有效治理商业贿赂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大决策，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国有企业如何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当前应该认真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全面扎实搞好三项主要工作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要在认真学好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全面扎实搞好对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三项主要工作。

认真开展对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工作。对企业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准则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是促使广大国企员工普遍受到教育，纠正错误观念和行为，做到自觉依法合规经营的一项有效措施，是治理商业贿赂取得实效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重点检查本单位存在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过程中要抓好宣传发动、调查摸底、查找问题、处理问题、组织整改、评估验收等六个环节；要做到领导干部带头查，重要岗位普遍查，关键环节重点查，有关问题专项查。纪检监察要加强对自查自纠的组织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自查自纠取得实效。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查办商业贿赂案件要贯穿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全过程。一是要动员群众反映和举报商业贿赂问题；二是要

组织力量排查线索；三是要动员、敦促有商业贿赂问题的单位和人员主动交待问题；四是要建立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协作机制，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查办案件和治理商业贿赂的合力。

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商业贿赂问题，着力建立健全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将宣传教育贯穿于专项治理工作始终；二是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自控自律机制；三是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与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强化管理，规范运作，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健全完善反腐倡廉各项制度。

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各分公司要成立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抓好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三项主要工作。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各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是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和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监督检查，坚持自查自纠与督促检查相结合，把督促检查贯穿于自查自纠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实效。

认真制定方案，周密部署安排。要认真制定体现本单位实际，内容具体、重点突出、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报上级批准后实施；要坚

决杜绝“走过场”；既不能搞“运动”，也不能敷衍塞责、消极对待，更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确保少数犯罪分子依法受到惩处，大多数同志受到教育、警示。

加强沟通协调，搞好工作配合。各级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加强沟通协调，建立联系制度、信息报送制度；要搞好工作配合，注意研究工作动态，认真收集、整理工作信息，编发工作简报，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对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确保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积极稳妥地进行。

三、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要注意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严厉惩治和有效预防的关系。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必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按照构建惩防体系的要求，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既要从严惩处，又要深入探索有效预防措施。当前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既要严厉惩治，又要实打实地研究一些治理措施，不断完善体制和机制，探索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新举措、新制度。

处理好整体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头绪多、难度大，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既要整体推进，同时进行，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既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又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思维方式，正确判断和全面把握商业贿赂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带来的影响，使治理应对措施更加有效。

处理好集中治理与常抓不懈的关系。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集中治理的基础上，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要建立责任机制、督察机制和保障机制，实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严格责任追究；要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努力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引向深入。

处理好治理商业贿赂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关系。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国有企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治理商业贿赂一定要严格把握政策，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区分正常商业活动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界限，区分违纪违规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切实维护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