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总体情况分解
关于《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总体情况
“十一五”是南京实现“两个率先”的关键时期,南京将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加快跨江发展和建设“五个中心”的基础上,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迈进。随着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一体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交通发展的支撑、引导作用日益增强。交通出行总量的快速增长,交通结构的快速转型,需要对城市交通设施的总量扩张、结构优化、投入模式以及交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进行综合改革、协调和决策引导。在此背景下,市委、市政府决定编制《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
一、《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编制过程
市委、市政府对《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交通白皮书”)编制工作十分重视,成立了由市长任主任委员、常务副市长和城建副市长任副主任委员,市发改委、建委、规划局、交通局、财政局、物价局、市政公用局、环保局、公安交管局、统计局、法制办、人防办、地铁指挥部、禄口机场、上海铁路局南京办事处等15个部门参加的编制委员会,编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交通白皮书”编制过程分为筹备策划、战略咨询、总体编撰和审议报批四个阶段。
1、筹备策划阶段
2004年2-7月,市发改委、建委、规划局、交通局等部门对北京、上海、深圳和国外大城市交通白皮书编制情况进行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调研;8月,办公室分别组织召开“交通发展白皮书”编制工作专家和部门咨询会,全面收集和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拟定了“交通白皮书”编制工作大纲和技术任务书。同年12月,通过公开招标,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中标成为总编单位。2005年3月进行了“交通白皮书”国际和国内咨询单位公开招标,英国阿特金斯公司和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分别中标成为战略咨询单位。办公室同步完成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地面公交、交通管理、停车设施、出租汽车、公路主枢纽、物流、机动车发展等13项专项规划任务的分解工作。
2、战略咨询阶段
2005月4月,“交通白皮书”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英国阿特金斯公司和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在基础资料收集、交通补充调查、相关部门座谈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开展了国内外城市交通模式比较研究,结合南京自身交通特点,与南京交通所共同建立了南京交通战略测试模型,对南京交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政策建议等提出了众多咨询意见。两家机构分别于2005年6月、8月和10月份完成了“交通白皮书”国际、国内战略咨询报告初期、中期和最终成果,并通过了专家审查。与此同时,十三项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编也相继完成。
3、总体编撰阶段
南京交通所在与中外咨询机构和专项规划编制单位合作过程中,着手开展“交通白皮书”总编咨询报告和白皮书建议稿的起草编制工作,于2005年底提交编委会,并通过了专家委员会评审。在此基础上,总编单位修改完善后形成“交通白皮书”初稿。
2006年初开始,由编委会办公室牵头,对“交通白皮书”初稿进行了专项规划衔接整合、编委会成员单位研讨、市级部门征求意见、省级部门征求意见,以及编委会办公室专题讨论等数十次修改、完善,形成了白皮书送审稿。
4、审议报批阶段
2006年8月,陆冰副市长召开专题审议会,听取白皮书编办、国内外咨询单位以及总编单位汇报。按照陆市长要求,各编制单位对白皮书咨询报告以及白皮书送审稿进一步进行了整体完善。
12月,蒋宏坤市长召开市长常务会议,充分肯定了“交通白皮书”,并明确要求抓紧修订并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协汇报。按照蒋市长要求,编办对近期交通建设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化细化。
2007年6月7日,市人大、市政协组织部分代表、委员共同听取了专题汇报。编办充分吸纳人大、政协的意见,对“十二大建设”进行了全面梳理。
6月27日,市委常委会听取汇报,并原则通过了“交通白皮书”。编办认真落实罗志军书记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突出了公交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
8月份,市政府正式同意白皮书对外发布。
二、《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成功模式
近年来,南京交通建设成就显著、公共交通发展迅速、交通管理水平全国领先,积累和形成了规划先行、科技先导、建管并举、综合整治的基本方针和主要经验。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发展不够协调、公共交通发展仍然不适应城市发展需要、道路设施系统结构和功能仍需进一步整合和完善。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南京枢纽型城市功能将继续强化,居民的出行需求总量将持续增长,出行时空分布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准确把握南京交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面客观地研究分析趋势和需求,科学合理地制定发展目标。因此,十分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同类城市交通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发达国家城市较早地经历了城市化、机动化的发展过程,积累了较多的实际经验与教训,并且在较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国内一些城市也相继进行了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研究。英国阿特金斯公司、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和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先后对伦敦、洛杉矶、新加坡、名古屋、汉城、库里蒂巴(巴西)和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武汉等国内外十多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交通进行了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和各类模式的横向比较研究,结合南京自身特点,总结了值得借鉴的先进理念。首先,坚持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包括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各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交通政策与管理的一体化;其次,明确交通发展的多目标性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交通需求管理与交通供应管理双管齐下,谋求并实现均衡发展;第三,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对小汽车交通进行适当的调控引导,建立时空差别化的交通供应和交通管理政策,以调节交通系统的运行状况。
“交通白皮书”汲取了国内外先进经验,建立了南京交通战略测试模型,并构建了四种战略组合方案,包括小汽车导向、轨道交通导向、轨道和公交优先下的均衡发展以及公共汽车优先导向。通过模型测试并建立评价体系综合分析,南京未来交通适应的发展模式是“轨道和公交优先下的均衡发展”。
三、《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总体框架
“交通发展白皮书”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公交优先、节约优先、环保优先”,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的指导思想,总结了我市交通发展成就与经验,分析了交通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症结,展望了未来交通发展需求与趋势,借鉴了国内外同类城市交通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明确了我市交通发展愿景、发展模式与近远期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交通政策,确定了交通发展近期重大建设工程。
“交通白皮书”主要内容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一个愿景、一项基本方针、两阶段目标、四大战略任务、五项重大政策和十二大建设工程”。“交通白皮书”是对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和改革的全面战略指导,也是政府和各部门推进交通发展的行动纲领和依据。
四、《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明确的发展愿景和目标
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愿景基础上,根据市十二次党代会“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的目标定位和“加快跨江发展、建设五个中心”的战略重点,“交通白皮书”提出南京交通发展的愿景是:建设“畅达、绿色、和谐”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主要内涵是建成国家级的综合运输枢纽、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交通白皮书”坚持以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为统领的交通发展战略方针。以公共交通为主体构建高效、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以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核心,建立健全交通发展政策、法制和管理体系,为广大市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交通服务。
南京远期(2020年)交通发展提出了实现“3133,3155”的目标(“3133、3155”目标,即南京与长三角主要大城市3小时内通达,南京都市圈1小时通达,都市发展区通勤交通3刻钟(45分钟)到达,主城85%单程出行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城内15分钟上快速路、出城15分钟上高速公路,市域所有自然村15分钟内能通达国省干线公路网。城市居民5分钟内可到达公交、地铁车站),具备便捷的国际和区域间多式运输联系和较高水准客货运输服务水平,初步建立一体化、便捷的大都市圈和都市区综合交通联系,具备高效率、人性化的城市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远期目标具体包括:两大空港(禄口国际机场和六合马鞍机场);十四个水运港区(龙潭、新生圩、西坝、七坝、铜井、仪征、马渡、浦口、下关、大厂、上元门、栖霞、板桥、梅子洲港区);“十线汇集”铁路网络(京沪高速铁路、沪汉蓉通道、沪宁铁路、津浦铁路、沪宁城际铁路、宁淮铁路、宁杭铁路、宁宣铁路、宁芜铁路、宁启铁路);全面形成“两环两横十二射”市域高速公路网络;主城八条轨道交通网络;都市发展区“三环十六连十二射”高、快速道路系统(一环:由纬三路(玄武湖隧道、新模范马路至古平岗)、经二路(虎踞北路、虎踞南路)、纬七路(赛虹桥至双桥门)、经三路(龙蟠南路、龙蟠中路及九华山隧道)构成。二环:由绕城公路、长江五桥、浦珠路和长江二桥构成。三环:绕越高速公路。“十六连”:⑴红山路、纬一路、栖霞大道⑵玄武大道、312国道⑶沪宁高速公路连接线⑷纬七路及其东延线⑸纬七路、宁杭高速公路连接线⑹宁溧路⑺机场高速⑻宁丹公路⑼凤台南路、宁马高速公路连接线⑽滨江大道⑾宁巢高速公路连接线⑿纬七路、宁合高速公路连接线⒀纬三路及其西延线⒁长江大桥、江北大道⒂长江二桥、宁洛高速公路连接线⒃宁盐高速公路连接线。“十二射”包括了已建和规划待建的宁镇、沪宁、宁常、宁杭、宁宣、宁马、宁巢、宁合、宁洛、宁连、宁通、宁盐等高速公路)。
近期(2010年)目标是具备与国内特大城市、长三角大城市间便捷的多种运输方式联系,与“一城三区”、“三城九镇”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市域和都市区交通联系,保持并争取提升既有交通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具体包括:区域交通初步形成“两环两横十二射”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突破400公里,二级以上干线公路里程达2100公里;初步形成铁路南京枢纽,完成既有干线铁路升级改造,实现沪宁、宁合间城际轨道交通相通;形成区域性中型航空枢纽,初步形成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公共交通建成地铁1、2号线、1号线南延线及2号线东延线,形成“十字放射”地铁线网骨架;开通2条主城与新市区间快速公交线路,开辟一批公交专用道;实现都市发展区公交运行一体化,公交车总量达6400标台,形成基本合理的线网结构和车型结构。道路交通实现快速路基本成环成网。主城干道网全面完成,新区干道网基本成型,支路网密度明显提高;老城停车矛盾有效缓解,新区停车满足需求;初步建成智能交通基础平台,实现部分干道绿波控制。
五、《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树立的四大战略任务
战略任务一:提高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和出行效率,确保公共交通企业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战略任务二:全面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发展。
以“三快”(快速轨道、快速道路、快速公交)复合交通走廊、综合枢纽支持长三角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交通模式和政策导向,引导土地集约开发。控制老城土地开发强度;加强新区公共设施配套,维持人口与就业平衡。做好地铁、公交枢纽与自行车、小汽车等各类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
战略任务三:以持续扩容、功能优化、需求调控、科学管理,保持道路交通系统整体畅达。
战略任务四:全面整合交通体系。包括整合交通决策管理体制,设立跨部门、统筹城乡综合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决策协调机构;整合交通发展政策和行动,建立交通发展公共政策平台;整合交通系统设施资源,促进各类交通方式协调发展。
六、《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制定的五项重大政策
①公共交通优先: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在法律、投资、财政、税收、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为公共交通发展提供优先条件。
②交通设施引领:坚持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先行,引领城市建设发展,为改善市民出行、拉开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③交通科技先导:坚持以先进的科技手段来规划、建设和管理交通系统,切实提高交通运行管理技术水平。
④交通资金保障: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保持对交通发展的有效投入;坚持市场化融资取向,拓展投融资渠道,统筹和规范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⑤小汽车交通引导:坚持对小汽车交通发展有序引导和差别化调控,以差别化供给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服务,以有效的差别化调控手段对小汽车交通需求实施引导与调节。
七、《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确定的“十二大建设工程”
“交通白皮书”中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十二大建设工程”,并对具体项目作了统筹考虑:
1、铁路设施
建设京沪高速铁路南京段,争取开工建设沪宁城际、宁安铁路、宁杭城际、宁芜货线,建成合宁铁路,完成京沪铁路电气化改造;新建南京南站、南京站北站房及北广场;提升枢纽城市地位,缩短城市间时空距离。
2、公路设施
建成绕越高速东南段、宁杭高速二期、常州至马鞍山高速公路溧水东段;开工建设宁通高速六合至江都段、常州至马鞍山高速溧水西段、南京长江四桥、南京绕越公路东北段、宁盐高速八卦洲至仪征段、溧阳至芜湖高速公路、南京至宣城(高淳段)等高速公路;建设一批农村公路标准化工程。高速公路里程突破400km;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总里程2100km;农村公路全部实现等级化。
3、水运设施
续建龙潭港区、新生圩港区,加快西坝、七坝、铜井等长江南京区段组合港群建设,重点建设芜申运河、秦淮河复线船闸。长江南京段航道争取实现12.5m水深;全市等级航道总里程达230km。
4、空港设施
扩建禄口机场跑道、客机远机位和货机位、停车场;引进基地航空公司;加快空港市政交通设施建设;建成国家中型枢纽机场,覆盖苏皖地区的航空物流中心,年旅客吞吐量达1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40万吨。
5、管道设施
加快建设和完善甬沪宁线、仪长线石油管线、沿江输油管线及川气东送管线。
6、综合枢纽设施
建设并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两大集公路、铁路、城轨、公交等于一体的大型站场枢纽;完善禄口机场航空、公路、公交一体化的站场枢纽;加快建设新街口、小行、安德门、迈皋桥、马群等城市综合换乘枢纽;加快化工园、丁家庄、龙潭等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园区建设。
7、城市轨道交通设施
建成地铁二号线一期、一号线南延及地铁二号线东延工程;启动建设地铁二号线西延及地铁三号线工程。2010年形成近80公里一纵一横“十字放射”型地铁骨架线。
8、城市道路与停车设施
基本完成主城“井字加外环”快速路和“经六纬九”干道网,加强次干道和支路网建设;都市发展区 “三环十六连十二射”高、快速道路系统基本成形;新市区、新城干道基本成网,支路网建设与土地开发同步。加强配套交通工程设施建设;优化老城区路面停车,合理配置新区停车设施;每年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1.5万个。
9、过江通道设施
建成纬七路过江通道、长江公路四桥;建设大胜关铁路过江通道;筹建地铁二号线过江通道、纬三路过江通道。
10、路面公交设施
规划建设2条以上联系主城与新市区的快速公交线路;在主城部分交通干道上增辟公交专用道,实施交叉口公交优先;推进主城“一个指挥中心、八个停车保养场” 建设;加快新市区和外围新城的公交场站建设。
11、人行与自行车交通设施
增加行人过街设施、指示指引标志;4车道以上道路增设路中人行安全岛;在公交枢纽站、商业中心配建自行车公共停放设施;企事业单位适当开放自行车停放设施。
12、交通信息化与智能化设施
加快建设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各系统信息共享;初步建成城市公交、出租车智能化系统;推进交通线控、面控系统建设;扩充和完善中心区停车诱导系统;建设快速路智能交通监控与诱导系统。
八、《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提出的交通运行服务要求
通过设施资源整合化、运输系统集约化以及服务方式多元化,促进城市内外交通、城乡交通、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公共交通与个体交通四大方面的融合,构筑一体化的客货运服务体系。
1、城际客运交通
实现城际客运小编组、高密度的快速公交化运行;提高道路客运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客运企业运营管理效率。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的3小时商务旅游圈和南京1小时都市通勤圈。
2、城区与城乡公共交通
发挥地铁骨干效用,优化公交线网,实现一体化运营;优化公交车型结构,增强多元化公交服务能力;优化长途客运站点布局,实现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推进农村客运班车通达工程,实现“镇镇有站、村村有亭”的目标。
3、物流与货运交通
打造龙潭港、化工园、空港物流平台,加快发展港口经济;提升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内河江海直达运输比例。
4、交通组织与安全
合理区分道路使用功能,明确路权分配;优化信号控制,科学运用信号联控,提高行人过街便捷、安全性;优化调整单向交通组织;建立交通事故快速反应机制。
九、《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采取的交通综合管理措施
以便捷、高效、便民为原则和目标,通过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手段,进一步整合交通管理资源,对交通发展规划、投融资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与行业管理统筹考虑,促进交通和谐发展。
1、决策咨询与过程监督
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审议和专家咨询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决策、监督和政协参政、议政作用;建立健全交通决策校正机制。
2、定价与收费
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交通定价与收费论证、听证制度;完善公共交通票价体系;完善停车收费管理。
3、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车辆废气污染排放“欧III”标准;推进公交车辆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建立科学的机动车排污评价与预防体系、检测与监控体系;严格执行对污染超标车辆实施技术报废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机动车噪声管制的力度。
4、法制建设
健全地方性交通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加大交通法规的执行力度。
5、宣传教育
加强全民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开展交通素质教育、安全公益性宣传,规范交通行为,提高市民综合素质。
十、《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成果特色
“交通白皮书”的编制汲取了中外咨询机构的研究成果,融汇了13项专业规划的精华,主要体现五个方面特色:
1、“交通白皮书”通过虚实结合、远近结合、点面结合、条块结合,确立了南京交通的基本发展模式、长期战略目标以及近期行动纲领,做到发展有方向、目标有支撑、管理有措施、行动有方案,描绘了南京交通发展蓝图。
2、“交通白皮书”把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作为城市交通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方针,确立了公共交通优先地位。
3、“交通白皮书”力求突破体制和机制性约束,优化交通资源配置,成立交通决策协调机构,提出了交通体制改革创新设想。
4、“交通白皮书”综合考虑了交通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以及供需之间的反馈关系,为交通发展的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基础,建立了交通测试模型。
5、“交通白皮书”对小汽车发展实行有序引导的方针,实行时间差别化、价格差别化和区域差别化的调控政策,提出了引导小汽车发展思路。
第二篇:新版《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将发布
新版《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将发布
上海3月5日电(记者孙小静)交通白皮书是政府推进交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全社会共同营造和谐交通环境的行动指南。昨天,上海市建交委表示,历时一年半,新一轮《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编制完成。
新版《白皮书》在此前的社会公示中,共收到电子邮件215封、来函2封、各类网络评论约700条,在深入梳理和综合平衡各类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公示稿进行了十余处修改,其中重点完善了市民反馈意见较多的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章节的部分条款,如小客车额度拍卖政策应加强与既有政策的衔接、加强新城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延续限行的摩托车管控政策等。
将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文本共15章,涉及176条具体行动。相比2002版《白皮书》,新版《白皮书》研究范围由以中心城为主扩展至全市域并着眼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研究对象由以城市客运交通为主拓展至对外交通、货运交通等综合交通,研究重心由关注设施规划建设转向更加强调政策导向和管理导向,更加突出了交通与城市、交通与环境、交通安全与文明、交通精细化管理的相关内容。
据介绍,新版《白皮书》提出,上海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构筑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加快建成国际海空枢纽城市,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主要指标:
一是安全。交通运行安全、可靠,道路交通事故万车年死亡率比2012年下降25%。二是畅达。交通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实现公共交通“45-60-90”目标。即中心城内平均出行时间在45分钟以内,新城平均60分钟可达中心城;长三角主要城市与上海中心城之间平均出行时间在90分钟以内。
三是高效。交通系统有机整合、高效运行,力争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达到3000万乘次,较2012年增长75%。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重达到60%,新城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力争达到30%。拥挤路段的公交优先道高峰时段运行车速高于相邻车道社会车辆的运行车速。四是绿色。全市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等出行比重不低于80%,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比例不低于50%,城市客货运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交通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五是文明。交通决策更加公开透明,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法治意识、环保意识显著增强,全社会交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第三篇:关于全市交通物流业总体发展情的汇报
关于全市交通物流业总体发展情况的汇报
尊敬的市政协视察组各位领导:
首先,我代表市交通运输局党政班子,对各位领导的莅临表示诚挚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下面,我将全市交通物流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作以汇报。
一、全市交通物流业的基本情况
1、全市交通物流业的总体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入“十一五”以来,全市交通物流业发展迅猛,截止到2011年底,全市拥有交通物流企业506户,其中,市区476户;所属县(市)30户。在全部物流企业中,公路运输企业和场、站456户;水运企业42户;邮政传递和快件运输企业7户;管道输送企业1户。截止到2011年底,全市已建成广源、浦东、新纪元、平洋、桦南5大物流园区,总占地面积为82.3万平方米,设计年货物吞吐量450万吨,我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公路运输主枢纽城市。截止到2011年底,全市拥有货运车辆39518台,年货物运输量达2895万吨,货物周转量达42.2亿吨公里,处在全省第二位。截止到2011年底,全市开辟内河主航线3条,界河主航线1条,航道里程达1300公里,已建成港口、码头62个,拥有各类运输船只262艘,货运量达420万吨,我市已成为全省水运第一大市。截止到2011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已达902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387公里,一、二级公路929公里,专用公路34公里,农村公路7670公里,公路总里程位列全省第五位。我市机场经1998年改扩建后,已达4C级标准,机场占地面积260公顷,跑道长2500米,机坪面积16800平方米,候机楼面积5728平方米,货物仓库584平方米,已开辟国际航线2条,国内航线5条,居全省第四位。
2、市区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情况。①佳木斯市广源物流
有限公司(广源物流园区)。广源物流园区位于郊区政府西侧,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9万平方米,总投资6800万元,其中省投资2250万元。主要经营仓储、理货、空车配货、货物运输等项业务。目前,园区内主要有天地华宇、佳吉快运、伟业物流、林海物流等31户企业和52户配货部驻园经营,服务网络已达吉林、辽宁、内蒙古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重点城市。每天园区进出货运车辆1000多台,日货物吞吐量达4000多吨。②浦东货运枢纽站(浦东物流园区)。浦东物流园区位于胜利路东段,设计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2.4亿元。于2011年初,一期工程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投资1.4亿元已完成;二期工程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投资1亿元,已于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预计2013年10月份全部完成。浦东物流园区主要经营仓储、理货、空车配货、信息服务、机动车检测维修等项业务。利用佳木斯空港,即将开展对俄客货运输和贸易。③佳木斯市新纪元物流有限公司(新纪元物流园区)。新纪
元物流园区位于郊区沿江乡政府西侧,规划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2亿元。目前,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完成投资8000万元。新纪元物流园区主要经营仓储、理货、空车配货、停车服务、汽车修理及住宿、餐饮、超市等项服务。④佳木斯市平洋物流有限公司(佳东综合物流园区)。佳东综合物流园区位于佳木斯机场北侧,规划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2.7亿元。目前,已完成农民土地补偿,第三方物流商品混凝土项目已投入生产。佳东综合物流园区的设计理念是,利用佳木斯宏利港区的设施和岸线,开通路、江、海联运通道;利用园区面积优势,开发第三方物流项目。
二、全市交通物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物流企业基础设施落后。全市现有400多户物流企业,绝大多数没有场地、库房等设施,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居民区租用民房开展业务。已建成的5大物流园区,也存在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配套等问题。从中足以看出,我市物流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
2、物流企业经营理念陈旧。绝大多数物流企业还停留在简单运输的原始阶段,仅局限于出租场地和库房,没有形成用物流意识打造物流企业的经营理念。生产和加工企业仍然还在搞“小而全”、“大而全”那一套,没有实现物流与生产主、副分离,物流产业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不高,第三方物流更是凤毛麟角,从而导致了物流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生产加工企业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缺乏竞争力。
3、物流企业信息化程度不高。至目前,全市还没有建立起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物流市场缺乏信息引导,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属盲目发展。
4、物流企业负担过重。由于国家刚开始实施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的试点,还由于物流企业占地较大等因素,企业承担的营业税和土地使用税税赋过高,使绝大多数物流企业处在微利和边亏的状态。
5、物流行业发展没有形成重点和特色。全市物流企业的数量很多,但具有规模的企业很少,行业内缺乏“龙头”企业;已建成的物流企业,绝大多数经营项目重复,没有形成地方特色和企业特色。
6、对物流企业的经营缺乏有效监控。物流行业在我国属新兴行业,立法、立规工作滞后,行业管理分工不明确,对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因而,货损货差、卷款卷货、欺诈经营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物流行业的诚信度。
7、扶持物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不配套。市委、市政府早在2006年就制定了打造物流城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围绕物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措施等一直没有出台,特别是在规划、用地、税收、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没有形成整体机制。
三、发展全市交通物流业的建议
1、抓紧编制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国务院已
明确的部门工作分工,在市发改委的统一协调下,从商务、交通、税务、财政、国土、铁路、民航、海关、建设、规划、工信委、科技、公安、法制、工商、邮政、环保、质监、统计、供销、农业等部门抽调人员,统一编制全市物流业发展规划。
2、全面落实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近期以来,国务院、省政府已就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出台或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就我市而言,应抓紧研究这些政策,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使之成为推进我市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3、尽快明确物流行业管理的责任分工。应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方案和《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意见部门分工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尽快落实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避免互相扯皮和推诿,错过发展机遇。市政府有必要统一组建领导小组。
4、有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目前,我市物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很多,我们应持不等不靠,对看准了的问题积极解决的态度,使物流业发展尽快步入良性轨道。一是针对物流企业税赋过重问题,依据国家已出台的政策,为企业减税减负;二是针对物流企业供地不足问题,从规划上、政策上研究办法,保障重点物流企业的用地需求;三是针对物流企业过小、过多、过滥的问题,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优势企业通过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并购、兼并弱小企业;四
是针对物流行业技术装备落后,信息化、社会化程度不高问题,通过鼓励自主研发、向上争取资金,加大对社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投入;五是针对城市配送和便民服务短缺问题,重点发展城市配送服务企业;六是针对物流行业诚信缺失问题,加大对物流企业的诚信考核,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七是针对物流企业服务功能单一问题,通过市场引导、政策扶持,鼓励生产加工企业实行主、副分离,推进物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八是针对物流企业经营方式落后问题,鼓励物流企业开发代购代送、代储代存等新的服务项目。通过投资、奖励等杠杆作用,鼓励产、供、销平衡的生产企业发展甩挂运输和第三方物流。九是针对对俄货运不畅问题,积极发展对俄边境贸易,打通国际黄金水道,利用我市的地缘优势,力争在短期内开通对俄货运通道,推进路、江、海联运,构建亚、欧大陆桥。
当否,请批示。
佳木斯市交通运输局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四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扫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扫黑除恶”年,而“扫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五篇:发展总体思路:
发展总体思路:
对我市碧江区六龙山光箨篌竹产业发展总体思路:优化、提升、转变、壮大,即优化光箨篌竹产业链的规划布局,提升光箨篌产业层次,转变竹产业的发展模式,壮大光箨篌竹产业的规模。在可持续利用经营的情况下,如何向我们的青山绿水要财富、要效益,把六龙山真正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同时把我们铜仁城区打造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着力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着力在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上下功夫,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想方法为企业创造条件,解决基本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并鼓励、引导上规模的企业来六龙山经营光箨篌竹,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二是着力做宣传、树品牌、引企业、培育龙头企业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六龙山地理,旅游等优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政策、规费征收和资金支付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三是着力加大产业模式,改变单一的光箨篌竹产业生产链,引导农民发展竹下养殖,林区配套种植,成立专业合作社等;四是着力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改变产品单一的现状,提升产品附加值,重点在竹笋的食用、药用,竹编、竹板的用材,旅游景观,水土流失保护等下功夫,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科技投入、产品研发、专业人才培养上大力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