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数字政府新基建发展白皮书
数字政府新基建发展白皮书
前言
当前，互联网创新发展与数字政务结合得越发紧密，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使互联网在政务领域快速延伸，政府办公由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深度扩展。在国家大力发展新基建的背景下，数字政府的建设及推广，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内容，是我国进行数字化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对实现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政府建设首要内容就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它是整个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石，是政务运行、行业管理、企业服务连接的枢纽，是政府资源配置的核心，支撑着政府资源的泛在连接、灵活运用、高效配置。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
本文主要从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对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出发，重点围绕新基建浪潮下的数字政府发展现状、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概念架构、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和数字政府新基建发展建议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同时，通过相关案例展示各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应用实践情况，旨在为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评价等关键环节提供参考。
目录
一、新基建浪潮下的数字政府发展现状 ...........................................1（一）新基建发展政策环境........................................................................................................1（二）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政策环境...........................................................................................2（三）新基建为数字政府发展建设注入新动能.......................................................................5 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构建数字政府的坚实底座.................................5（一）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定位....................................................................................................5（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现状...........................................................................................7（三）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架构.........................................................................................10 三、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评价体系................................................15（一）标准和评价体系让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有规可依”..........................................15（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评价.................................................................................17 四、数字政府新基建发展建议..................................................18（一）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18（二）加强政务应用支撑个性化.............................................................................................19（三）促进政务网络高效化......................................................................................................19（四）营造多方合作的市场环境.............................................................................................20（五）构建数字政府长效运营机制.........................................................................................20 附录：数字政府建设案例......................................................22（一）湖南省省级统一云平台及大数据平台建设案例........................................................22（二）数字浙江建设案例..........................................................................................................24（三）广东省数字政府平台建设案例.....................................................................................27（四）贵州政务服务网“全省通办”建设案例.........................................................................30
（五）衢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案例 .........................................................................................32
图
目录
图 1 数字政府行业供应商市场竞争优势分析.....................................10 图 2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架构.................................................11 图 3 政务云标准评估体系....................................................16 图 4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标准”
评价体系........................................18 图 5“浙江省数字政府”架构.................................................25 图 6“衢州雪亮工程”架构.....................................................32
一、新基建浪潮下的数字政府发展现状
（一）新基建发展政策环境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在2019 年 7 月 30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 2020 年以来，中央在多次会议中相继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包括：
● 2020 年 1 月 3 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 2020 年 2 月 21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 2020 年 3 月 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 2020 年4 月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2
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及创新基础设施。
在地方层面，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其中，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聚焦“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可信安全基础设施”6 大方向，实施 30 个重点任务。上海市出台《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立足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基于上海自身发展优势，梳理摸排新基建领域重大项目和工程。山东省印发 《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数字化升级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前布局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构建“泛在连接、高效协同、全域感知、智能融合、安全可信”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各地出台的新基建政策为新基建在各地落地提供了完善的政策支撑。
（二）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政策环境 1.政策指导为数字政府发展描述蓝图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支撑。2016 年，我国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实施网络强国
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此后，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把“数字中国”建设和发展信息经济作为信息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细化了“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的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成为缩小数字鸿沟、释放数字红利,支撑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多项政策出台指导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数字政府在各地落地生根的进程。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随后，《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 号）、《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 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16］108 号）、《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国办发〔2018〕45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 号）等文件相继出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2.
各地实践推动数字政府转型全面提速 各省市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发展，实践经验不断丰富。2018
年 11 月 18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深化“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工作方案》，《方案》要求“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依托江苏政务服务网，加快构建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江苏“不见面审批”改革推进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群众线下“只进一扇门”，同时以共享筑根基，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018 年 11 月 19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 年）》，确立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总体框架，同时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广东推出“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平台被打造为全省统一集合式服务大平台，已成为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便民服务的重要渠道，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指尖办、掌上办、刷脸办”，足不出户就能办的功能。
2018 年 12 月 28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开始全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多项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的功能，打造了政府服务群众的友好窗口，行政服务中心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同时加速推进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实现业务与数据资源的整合互通。
此外，其它各地也纷纷发布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9-4
2022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方案》。
（三）新基建为数字政府发展建设注入新动能 在国家大力发展新基建的浪潮下，新基建为数字政府进一步发展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数字政府是在现有行政组织框架基础上，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治理工具等进行创新，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深度变革，数字政府本质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中包含的 5G 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基建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要素。
各地新基建发展以数字政府新基建作为首要建设内容，逐步向各行业进行延伸扩展，因此数字政府新基建的发展程度，不仅代表着政府对信息化的应用程度，也反映了新基建的发展水平。数字政府新基建主要内容就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完善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数字政府能够平稳、高效运行，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群众体验。
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构建数字政府的坚实底座
（一）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定位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是包括“云、网、数、用”一体化的基础支撑体系，推动实现资源集约、网络高效、数据共享，通过统一构建应用支撑体系为公众、行业、企业提供丰富的应用服务，是政府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中新生态体系的载体。
1.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务云深度发展的建设方向 政务云经过多年发展，经历了 IaaS 层资源集约化建设、支撑政务数据共享交换、支撑政务服务模式创新三个阶段。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政务云作为其关键基础设施，将会进一步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向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转型，从而实现数据从“存储、整合”到“应用”的跨越，推动数字政府向“云+数智”的方向迈进。
2.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中新生态体系的载体 政府在进行数字化变革的过程中将会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政府传统的组织架构、管理架构将会得到颠覆性改变。对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从企业、公众的数据采集到业务系统中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对数据的有效应用，再到政务数据对社会、公众的开放使用，这套完整的闭环生态体系只有依托于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才能够灵活运转。此外，在 5G 大规模商用落地的背景下，政务网络
7的服务质量也需要依托于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数字政府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中新生态体系的载体，为各类新兴技术的灵活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政务云平台通过集约建设的方式将数据统一存储、统一管理，在提升政府办事效率的同时，也存在数据难以共享的“数据孤岛”问题，各部门业务系统在互联互通等方面依然有提高的空间。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改变政府治理理念，通过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挖政府业务需求、公众需求，提升政府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现代化治理能力。
（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1.各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布局 各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正在迅猛发展。其中，广东省提出要统一构建覆盖全省的数字政府公共支撑体系。在基础支撑层，建立数字政府云平台“1+N+M”总体架构；在数据中心层，汇聚政府、社会数据实现数据资源开放利用；在政务网络层，对接整合各部门业务专网，实现统一、高速、稳定、安全、弹性的网络通信环境；在应用支撑层，为各类政务应用特别是政务服务和行政办公两大类应用提供
支撑平台。
浙江省提出建设集约整合的基础设施体系，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服务支撑、安全保障等共性基础资源集约共享；加快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按需拓展网络覆盖范围；建设共建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建立全省统一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完善省公共数据交换平台和共享平台，加快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和社会化利用，建设全省统一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统一开放的应用支撑体系，包括公共支付、公共信用、可信身份认证、电子签章（签名）、电子归档、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通用组件，为各地、各部门开发业务应用提供公共支撑。
湖北省提出进行基础支撑建设，要求加快网络设施升级改造，提高 4G 覆盖水平，积极跟进 5G 发展，加快 IPv6 改造，改造升级电子政务外网，增强网络的可用性和稳定性；推进省政务云平台建设融合相关行业云和地方政务云，构建全省“1+N+17”政务云平台，实现全省政务资源的集中调度和综合服务；推动信息共享开放，加快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实现平台联通、数据共享，同时向社会优先开放交通、教育等数据，从而挖掘公共数据价值，着力提升全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山东省提出要统一构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要求完善集约化政务云平台，规范统一政务网络架构；统一构建汇聚融合的数据资源体系，扩大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统一构建先进适用的应用支撑体系，9
加快完善共性服务应用；统一构建可管可控的安全保障体系，要求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强化安全技术支撑；统一构建持续优化的标准规范体系，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以及数字转型标准化。
此外、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在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对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范要求。
从各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来看，各地在继续进行政务云建设，加快资源集约管理，加快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向政务云平台迁移和接入的基础之上，开始对政务网络升级改造、推进 IPv6 深度应用，以此来提升政务网络服务质量。各地同时强调了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建设，实现数据能够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高质量应用；进一步完善应用支撑平台，为各部门开发业务应用提供公共支撑。
2.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数字政府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各类服务提供商挑战与机遇并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各地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相关建设。根据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相继有东莞数字政府、广东省数字政府政务云项目、湖北省数字政府等多个亿元大单中标项目。整体看来，数字政府领域的市场竞争氛围颇为激烈。
数字政府行业供应商包括各大运营商、IT 厂商、互联网公司、系
统集成商等。目前看来，传统电信运营商以及 IT 厂商仍然占据优势，但是，互联网公司入局数字政府领域后，充分发挥社会服务流量优势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积极抢夺市场份额，在“互联网+政务”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各供应商而言是挑战与机遇并行。对电信运营商而言，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夯实数字政府平台的云网基础设施支撑，集成各家服务系统进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运行之后，发挥其持续运营方面的优势，保证数字政府能够长久稳定的运行；对互联网公司而言，可以充分发挥其本身的技术优势，为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同时取长补短，在数字政府领域深耕、发展；对 IT 厂商和系统集成商而言，可以发挥其传统的优势，为各地政府提供端到端的服务，扩大其在数字政府领域的市场份额。
图 1 数字政府行业供应商市场竞争优势分析
（三）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架构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架构设计应以集约共享、开放便捷、安 全稳定、高效易维为原则，采用层次清晰、结构完善、技术开放的架 构。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政务网络、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同时具备符合国家和行业规 范的基础设施运维保障及安全保障。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结合面向公众、行业、企业的具体应用服务和相应的运维、安全保障，即构成了数字 政府整体架构。本节中将仅对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架构进行阐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总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架构
1.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行的承载者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中信息基础设施，支撑着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及应用支撑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是数字政府平台能够平稳运行的硬件保障。数字政府基础设施主要包含机房硬件设备及 IT 物理资源两部分内容，在未来数据中心将会以多地多中心架构的建设方式落地，绿色、高效、集约也将会是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新的要求。
2.
政务网络：搭建高效畅通的数据传输环境
政务网络是数字政府运行的关键支撑力量，无论是政务外网还是互联网区，除传统IPv4 的网络支撑外，目前各地政府正在进行 IPv6 的升级改造，随着 5G 的逐渐商用落地，其必然会和 IPv6 进行深度融合，为政府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传输环境以及高效的数据传输速度，提升数字政府办公效率。
3.
政务云平台：打造集约高效的资源管理模式
政务云平台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基础支撑，包含虚拟化云、容器云以及上层的云管平台。虚拟化云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进行统一池化，实现了信息资源统一存放，统一管理，解决了政府运行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信息孤岛等问题；容器云平台为容器化的应用提供部署运行、资源调度、服务发现和动态伸缩等一系列完整功能，提高了大规模容器集群管理的便捷性；云管平台提供资
源管理、多云管理等功能，管理整个政务云平台的运行。此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程度加深，云边协同的广泛应用也会推动政务云平台在垂直行业的应用场景中发挥统筹作用，促使政府在垂直行业的管理更加精准化、科学化。
4.
数据共享开放平台：打破数据壁垒、释放数据价值红利
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包含两部分内容，数据共享平台和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共享平台汇集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大量数据，是政府各部门进行数据交换的转换器，平台将各类异构数据进行统一处理，使各部门能够按照自身业务需求从平台中获取相应数据，避免了数据重复收集、重复存储的窘境，提升了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解决了各业务系统不能互通的难题；数据开放平台实现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政务数据的开放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数据壁垒，有序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对数据资源的合作开发和高效利用，重构生产关系和价值链。
5.
应用支撑平台：提供完善可靠的应用服务组件
应用支撑平台主要为政府政务服务应用提供如身份认证、电子证照、支付等应用支撑服务组件，可划分为公共支撑服务组件、人工智能服务组件以及区块链服务组件三类。公共支撑服务组件提供用户中心、GIS、消息服务等服务组件；人工智能服务组件通过机器学习和
精准算法实现了对政府数据科学的分析和整合，向政府提供知识图谱、人脸识别、智能客服等服务组件；区块链服务组件通过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以及点对点传输等技术为数字政府 数据治理构建包括数据的确权认定、完整性保护和隐私保护等基础数 据信任体系架构，为政府提供电子签章、身份认证、司法认证等服务 组件。
6.
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平台：筑牢数字政府安全、稳定运行的防线
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平台全方位对数字政府的运行提供安全防护，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保障。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平台应严格遵循国家有关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党政部门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管理等制度要求，平台涵盖底层的数据中心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运维安全，应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实现“多维联动、立体防护”，推动信创的产品在重要领域的积极应用，增强安全管理、安全保障、安全运用等立体防护能力。
7.
基础设施运维保障平台：数字政府平稳运行的“守护者”
基础设施运维保障平台通过完善的运维保障团队与机制、统一的运维管理平台以及集中式的运维管理中心，实现规范化、自动化、可视化的运维、监控、管理服务，保障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安全、稳定、15
可持续发展。在建设基础设施运维保障平台时，要充分考虑分布式云 架构下物理分散的云平台的统一运维，可以建设统一的运维保障中心，不同的云平台的运维管理数据回接到统一的运维保障中心进行统一 分析处理。
三、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评价体系
（一）标准和评价体系让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有规可依” 当前，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尚无大规模落地经验，缺乏相关环节的标准规范。在未来，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用成效相关的标准、评价体系将会成为新的关注方向。
在政务云领域，中国信通院从2017年开始深耕政务云行业，持续跟踪政务云新业态。当前，已经形成了覆盖政务云采购、建设、运行维护等阶段全方位、多角度的标准和评估体系，研究制定了政务云综合水平评估、面向专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评估、面向公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评估及政务云解决方案评估一整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为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评价标准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 3 政务云标准评估体系 目前，可信云政务云类标准评估已获得了行业内及政府客户的高度认可。其中，政务云综合水平评估是面向对象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或市（区、自治州）级以政务外网和互联网为主的综合性政务云。作为国内首项针对政务云综合水平的评估机制，该项评估从政策落实、应用成效、平台能力及安全保障四个维度，全面、真实的考察政务云建设水平。
专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评估，面向对象为专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提供方，主要考察云服务商资质、政务云平台服务能力以及安全保障能力。同时，聚焦专有云模式下服务商的属地运维能力和安全应急响应能力，提出符合用户需求的指标体系。
政务云解决方案评估，面向对象为政务云解决方案提供方，重点评估厂商在政务云咨询、平台建设、迁移、交付和安全等方面的全栈解决方案能力。
公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评估，面向对象为公有云模式的政务云服务提供方，聚焦公有云服务商在IaaS、PaaS和SaaS层的资源供给、服务运营、安全合规性等方面能力。
（二）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评价 基于前期对政务云标准和评估的研究，中国信通院结合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实践初步形成了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标准体系框架。该标准主要从平台能力、安全保障能力、运维保障能力、应用成效 4 大维 度对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评价体系如图 4 所示。
平台能力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关键内容，主要从数据中心能力、政务网络、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应用支撑平台五部分考 察相应指标内容。其中，数据中心能力主要对硬件设施管理、灾备管 理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要求；政务云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关键 基础平台，主要考察平台可靠性、资源调配等能力；政务网络中包含 的指标为 5G 网络覆盖、网络服务质量等内容；数据共享开放平台主要考察数据共享、数据开放能力；应用支撑平台对电子印章、身份认 证等应用支撑能力进行要求。
图 4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标准” 评价体系 安全保障能力是考察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整体建设的安全程度，其主要包含数据中心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运维安全等方面，要求建立自下而上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
运维保障能力主要考察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的支撑数字政府的运行，其主要从运维机制、平台监控、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故障恢复等指标出发，整体考察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运维能力。
应用成效主要是对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后具体效果进行评价，指标对公众、企业、政府三个方面的服务提升进行评价，主要考察政务服务覆盖度、企业服务效能提升、行业公共管理提升度、数据共享开放程度及通过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成本节约情况。
四、数字政府新基建发展建议
（一）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程度不断加深，各地政府在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平台建设的需求巨大，越来越多的政府用户基于安全性等因素的考虑更加关注平台的信创兼容适配程度。而随着产品软、硬件技术不断成熟以及配套安全保密产品的专用计算机广泛应用，使得相关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产业支撑力量的加强和应用生态的完善，使得各地在进行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将会有更多选择。
（二）加强政务应用支撑个性化
过去政务云是以批量化、集中式、运动式推进方式进行建设，而在数字政府建设阶段，以“人民为中心”，“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是未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因此，未来政务服务将会向服务下沉、服务精准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这需要应用支撑平台的有力支撑，通过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实现向政务服务提供身份认证、司法认证、智能客服等服务组件，支撑政务服务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进行转变。
（三）促进政务网络高效化 在数字政府建设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会更加注重对数据的使用，数据的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在此背景下，数字政府新基建对于政务网络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 5G 网络不断商用落地的趋势下，5G 覆盖范围、IPv6 广泛应用
将会为政府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传输环境，保障政务信息传输效率，提升政府办公效能。
（四）营造多方合作的市场环境 各地目前政务云建设主流方式依然是采用一家云服务提供商作为主导进行政务云的建设，在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将会充分引入市场竞争，由政府用户作为主导，多方云服务提供商作为参与方共同建设数字政府的方式将会得到极大推广。多方云服务提供商共同参与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成本角度能够降低数字政府建设成 本，同时，能够对各提供商提供的云服务优中选优，提高数字政府建设质量。此外，这能够有效避免用户被云服务提供商绑架的情况出现，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保证数字政府能够高效、稳定的建设。
（五）构建数字政府长效运营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只是数字政府生命周期的开始，数字政府能否保持高效、持续、稳定的运行，三分靠建设，七分靠运营，因此，一个完善的长效运营机制对数字政府而言至关重要。要建设完善的长效运营机制，首先需要拥有规范、配套的制度体系保障长效运营机制能够有规可依，完善的长效运营机制就需要从政务云服务、数据安全、数据应用等方面进行规范，通过建立项目闭环管理机制，来保证数字政府基础设施能够按时、按需、全天候持续对外服务。
此外，各地出现的数字政府“管运分离”的运营新模式，即
“政府管理、企业运营”模式，在未来也会获得极大推广，这种模式将能很好的实现政企合作，各自专注本身职能与优势，发挥“1+1 大于 2”的效应，从而形成良性的运营生态。
附录：数字政府建设案例
（一）湖南省省级统一云平台及大数据平台建设案例 近年来，湖南省电子政务快速发展，已成为改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综合监管、完善宏观调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手段。但也还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缺乏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公共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共享共用不足，资源整合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建设统一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和有效利用已迫在眉睫。
2015 年 9 月起，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相继启动湖南省省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云平台项目、统一大数据平台、异地灾备等项目的建设工作。中兴通讯于 2018 年 12 月开展湖南省一期扩容项目及异地灾备项目建设，在全省构建起全国首个“三地四中心”架构的省级统一云平台，“三地”为长沙（移动 IDC 中心和省二院双活机房中心）、永州（全备份中心）、郴州（原生数据备份中心）。建立政务大数据中心，整合各部门各业务系统的数据资源，提供统一高质量的政务数据服务。
目前湖南省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中，在网络互连方面，通过电子政务外网优化升级，实现“一个出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目标：“一个出口”，即统一互联网出口；“横向到边”即网络覆盖了所有省直部门；“纵向到底”即网络已覆盖 14 个市州，123 个区县，完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广域网改造。
在资源整合方面，提供统一云平台，实现数据中心绿色集约建设及各业务系统快速上云；全国首个“三地四中心”架构，实现同城双活、异地灾备；计算、存储以及网络资源采用虚拟化管理和调配。目前计算能力已达 14000 物理核、3000 多台云主机，60 余个省直部门 180 多个业务系统的部署上云。
在数据融合方面，建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了“上联国家、下接地市、横向贯通”的服务目标；“上联国家”即全国政务服务平台国省对接全部完成；“下接地市”即已完成所有市州对接；“横向贯通”即完成 60 个省直部门的共享交换。建成大数据资源中心及大数据平台，为省直部门提供数据支撑及挖掘分析服务，真正实现了大数据的“存、管、用”。
在应用协同方面，建设基础共性应用，引导省直部门应用迁移； 新建协同办公平台，移动办公平台，即时通讯平台；公务员安全邮箱运维，省政府门户网站群运维。
在安全、运维、标准体系方面，已构筑起 40 余人的统一运维团队，保障省云及业务系统的 7*24 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行。同时完成等保 3 级认证，并在多次重大活动中高效的保障了云平台和业务系统的安全，如中非经贸博览会等。标准体系方面，已完成云平台、大数据等 3 大类 40 项标准规范。
（二）数字浙江建设案例 数字浙江建设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一是以 1999 年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在上虞市成立为标志，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办件地点物理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二是早在 200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数字浙江”；三是 2014 年，浙江以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政务服务网建设的“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四是 2016 年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说，浙江敢于率先提出“最多跑一次”，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前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政务服务网和技术手段支撑提供的有利条件。2018 年浙江省开始全面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浙江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切入点来构筑政府数字化大中台，创新点在于以群众和企业视角的“办事事项”为入手点，每条办事事项经过多部门协同梳理后，以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对外为一个办事窗口；而后端由一个全省统一的数据中心支持，通过数据共享部门由前端感知转为后端协同服务；同时，打破数据孤岛壁垒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上以部门为单位的权力中心模式，让政务的行政权力运行在高效化、透明化、规范化的平台监管之下。
为了有效解决“最多跑一次”过程中遇到的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等问题，浙江省在“省政务一朵云平台”基础上建成全省统一、多级互联、高效便捷的“1253”公共数据共享体系，即依托省电子政务云
平台搭建 1 个省大数据中心；完善公共数据交换和共享 2 个平台；建设可信电子证照库、办事材料共享库、人口综合库、法人综合库、信用信息库 5 个大库；构建标准、安全、运维 3 个支撑体系。1253 公共数据共享体系的建设有效支撑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数据共享需求。
图 5“浙江省数字政府”架构 借助阿里政务云平台的整体架构以及数据共享顶层设计的能力和经验，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打破了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完成了“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政府愿景。举例来说，民众进行不动产登记，原来由于各部门数据不互通，需要跑国土、房管、地税三部门，准备三套材料，最少需要一天，现在只需要一次取号、一窗受理、60 分钟领证。对于企业而言，原来开一家 KTV，需要跑文广、环保、消防、卫生、公安、市场监管等 6 个部门 6 个窗口，现在只需
跑文广一个窗口，就可以拿到所有证照，审批时间从 100 天提速到 30 天。
（三）广东省数字政府平台建设案例 随着广东省机构改革，“管运分离、建管分离”格局初步形成，但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作为管理统筹方在具体落地实施上依然存在顾虑，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主管部门作为管理方在人员、技术、管理方面和建设运营中心存在效能差异，建设运营中心存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管理风险；另一方面，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资源整合仍不够深入，协同水平很低，政务服务效能仍不高，企业和群众办事难、办事烦的问题突出。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从七个方面着手处理。一是数据服务调度管理，用数需求协调、调度、审核管理。以日常用数需求和数据治理专项需求为驱动的，数据共享业务监控管理运营服务，包括：数据需求审核、权限管理审核授权、服务管理审核以及电子证照监管、粤政图监管、高分遥感监管等相关管理系统的审核运营，问题纠错、问题处理跟踪、绩效考核考评、共享服务评价等。
二是数据治理实施管理，对数据治理行为的管控。以日常用数需求和数据治理专项需求为驱动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督管控，包括：
数据编目管控、数据挂接监管、数据采集监测、数据治理监管评价、数据服务监管审查等数据治理各环节管理。
三是数据中心监控管理，对数据治理结果管控。针对政务大数据中心（融合共享库）全量数据资源, 实施数据中心全量数据的质量监测、监控、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五大基础库、主题库、专题库等。
四是数据使用监控管理，对数据服务内容管控。以日常数据共享 服务为驱动的，对数据服务上线后数据共享使用数据内容的数据质量、时效性、安全性、需求一致性进行监测、监控、管理。
五是数据安全监控管理，对数据使用安全的管控。包括数据安全规范、数据安全内控内审、安全监测、安全报告、应急响应等数据安全管理介入和管理运营实施。
六是数据标准规范管理。从数据管理方的角度，参与业务管理运营、数据管理运营、安全管理运营涉及的标准规范、规章流程、技术规范的编制和审核。
七是其他管理运营服务。根据数据治理工作要求，提供上述管理工作以外的定期或不定期发生的其他日常数据管理运营服务。包括：
政务大数据中心推广运营、日常数据共享运行统计分析、项目经验推广以及其他咨询类、事务类服务等。
基于以上工作，相关主管部门首创性、代表性的引入“1+2”数据治理模式，在原有数据建设运营方之外，引入数据管理方和数据审计方，形成三方共建、共享、共治的管理运营模式。主管部门作为数据管理方，通过数据管理方的数据管理服务运营带动整个“1+2”管理体系的良性运转。
项目以应用为驱动，针对重点专项应用，以互通实现政务服务“三少一快”，提高了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率，开展实施数据管理服务，实现对数据共享业务运营的关键节点、数据治理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安
全运营保障三方面的监管、监督、管理，通过标准规范机制体制、监管指标以及评价体系的建立，配合监管分析工具，实施数据管理的常态化内控和内审监管以及服务效能提升。
（四）贵州政务服务网“全省通办”建设案例 2019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下发《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秘函〔2019〕30 号），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基于贵州省“一门、一网、一次”工作现有基础，为最大限度减 少企业和群众跑腿次数，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着力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2019 年，浪潮为贵州提出 “通过数据能力实现智能化”的建设策略，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和方式系统性重塑，以数据通、系统通、业务通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贵州政务服务网“全省统办”建设由浪潮承建，从多个层面展开。
完成全省通办应用系统改造。对已建的全省通办应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满足远程受理、远程核验、远程材料共享、远程打证、远程出证的业务需求，并实现区块链技术在全省通办系统中的应用。
服务网互联网门户改造。增加全省通办服务功能即建设贵州政务服务网互联网门户全省通办服务功能，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全省通办，避免申请人跑腿。建设 10 个市州站点模板及 20 个行业专栏服务 专区，在现有贵州省政务服务网互联网门户端增加 10 个市州站点的模板建设，包含为每个市州建立 3 个皮肤样式的模板，为 20 个行业建立专栏服务专区，包括服务事项清单、查询服务、政策服务等。
新建政务数字地图。通过汇聚全省综合政务大厅、部门分厅、便民服务站、自助服务站点、服务部门、办理事项、预约人数、排队人
数、好差评等数据，绘制覆盖全省的贵州政务数字地图，方便群众查找最近的办事大厅。
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较大建设成效。其中，2020 年 6 月底前，通过构建省市县三级政务大厅通办窗口和互联互通的全省通办系统、大厅窗口视频系统，实现异地收件、远程受理，在 2020 年年中初步 实现“全省通办、一次办成”的目标。已梳理完成 671 件全省通办事 项，申请人可在贵州省行政区域范围内自主选择政务大厅，办理 671 项全省通办事项。
此外，计划在 2020 年底前，通过事项梳理、标准化管理、优化再造服务流程、帮办代办服务等措施，实现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在上半年基础上，通过优化流程，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并初步实现部分省份的跨省联办。
在 2020 年底前，建设完成政务数字地图。依托贵州政务服务网，汇聚全省综合政务大厅、部门分厅、便民服务站、自助服务站点、服务部门、办理事项、预约人数、排队人数、好差评等数据，建设覆盖全省的贵州政务数字地图，方便群众查找最近的办事大厅。完成与国务院试点部门垂直业务管理系统及省自建系统个性化定制开发对接。
（五）衢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案例 衢州积极响应中央要求，大力发展雪亮工程，然而，衢州初期“雪亮工程”仍存在诸多问题：城市的视频监控数据依靠人来看不现实，导致这些数据都只能成为“死数据”，以存档使用为主；视频监控数据的背后是政府部门之间数据的割裂，只能通过人工手段对少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处理，无法对所有数据实现全局调控；目前视频监控数据以离线分析为主，海量数据无法处理，数据无法为城市的管理带来实际价值。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城市管理成本，更严重阻碍了衢州雪亮工程发展进程。
图 6“衢州雪亮工程”架构 基于此，数梦工场提出衢州雪亮工程解决方案，从综合治理领域入手，搭建城市大数据基础平台，并结合综治业务进行多数据融合分析建模等，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及治理能力；通过对即时、全量、全网、全视频的数据融合创新，构建城市级的全域感知系统，从局部智能向
全域联动进化。通过视频结构化实时在线分析，将衢州的视频资源最大化利用，实现线、面和离散的智能布控，同时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场景进行自动化动态调配。对城市治理而言，衢州雪亮工程不仅“看得见”，而且“会思考”“可联动”，实现全域感知、全局洞察、精准研判、科学决策、协同联动、群防群治；对于市民而言，安全有保障，危险可预知，城市更文明。而基于海量城市数据的持续治理与运营，衢州深入开展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等应用建设，逐步迈向产城人文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
目前，衢州雪亮工程运营数据总量达到 697 亿条，打通了 54 家
市级部门数据；每日更新数据达到 2.98 亿条，实现了超过 43500 路的前段点位数，提前 3 年完成 4 个 100%的目标。在 2017 年 12 月的全国政法委现场会上，衢州“雪亮工程“被盛赞为全国标杆，其以“雪亮”为抓手，从城市数据大脑 1.0 时代演进到新型智慧城市大脑 2.0 时代的思路和胆识更是值得全国学习。2018 年 7 月 3 日，全国政法
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评选结果揭晓，衢州“雪亮工程”，从全国 136 个
政法单位创新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 2018 全国十大政法案例之首。
第二篇：媒体新盈利模式白皮书
媒体新盈利模式白皮书
作为媒体，你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还在使用简单的广告销售模式？
采用颠覆性的“基于传播的盈利模式”能带来怎样的革命？
传统模式的困境
自2008年下半年起，随着美国几大著名报业集团、著名报纸纷纷走向穷途末路，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似乎敲响了丧钟。在美国，其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媒体公司申请破产、《纽约时报》为了筹资抵押总部大楼、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宣布倒闭；今年5月，有77年悠久历史的老牌新闻杂志——《新闻周刊》也寿终正寝。纸媒的环境恶化可见一斑。
在中国，情况可以说也很糟糕。因为网络媒体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传统纸媒的盈利状况极不乐观。在北京，已经有几家都市报维持不了原来的规模，从日报改成了周报，一些行业媒体更是大幅度缩减版面、精简开支，像《中华新闻报》甚至彻底消失。相信报社老总们现在谈起发行量、广告额这种话题，大多都要摇头叹气。
导致纸媒式微的重要原因，有观点认为主要是受新媒体互联网的冲击太大，因为传统平媒无法缩短印刷环节，进而提高信息的时效性；也无法改变纸张沉默无声以及无法互动的自然属性。而互联网更容易实现 “精准营销”。
事实上，作为媒介的互联网公司在广告营销套路上，与传统媒体的做法并无太大差别，如果单凭网络广告业务，没有其他增值业务，对于开销巨大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也是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的。所谓的“精准营销”，互联网企业并没有探索出一套高效可行的办法。
那么，媒体们一直采用的传统的广告销售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可能再有进一步发展了吗？
老资源有新生机
在物资供应十分丰富的今天，绝大多数企业最大的成本是传播的成本，如何在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让自己的产品被消费者认知并接受，成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媒体的主要盈利来源仍然是帮助企业进行传播，并获得相应的广告收益，这就是传播资源本身的价值所在。
可以看到，企业对于传播的刚性需求没有消失，只要有传播功能，媒体的传播价值就不会消失。目前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企业认可媒体的传播价值，媒体又如何让自身的传播功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不难理解，如果只有发行而没有广告，那么媒体的传播资源实际上没有发挥应有的功用，这些传播资源是在被白白浪费着。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浪费呢？这里面其实存在着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造成了企业和媒体之间难以
达成充分的信任，影响了彼此的合作。这种信息不对称体现在：企业对于媒体的发行具体情况不了解，不相信；媒体对于自身给企业带来的传播效应也无法做出
精准的计量，同时担心如果企业产品本身有问题，会伤害读者对于媒体的信任度。众所周知，通常媒体对企业报出的发行量掺杂了大量水分，企业难以判断实际情况；而
媒体广告传播到底在多少读者、哪些读者身上收到了回报，传统的统计方式也不能给出准确答案。在互不相信的前提下，高效的合作是难以达成的。在广告传播启动初期、纸媒体的辉煌时期，这些问题可以被忽略不计，不会给媒体收入造成多大影响，但随着商品经济日趋发达，营销效果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不解决这个难题的话，传统纸媒的生存，或者说传统广告营销模式的生存就要面临极大的困境。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化解上述难题，那么许多媒体完全可以让原有的资源发挥出作用来，而企业也能够更好更有效地利用媒体的传播资源。
OSI启动新生机
目前，精准营销这个概念十分流行，那么怎样做到精准营销呢，怎样让传播效果令媒体心中有数，令企业心服口服呢？有一个小技术其实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它可以让陷入困境的许多传统媒体找到新的生机。
假设今天有家企业，借助10个媒体（A-J）进行推广传播，产生了很多订单，那么这个技术可以精确区分：
哪些订单是通过A的济南电视台消费者打电话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B的《南方晚报》消费者上网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C的新闻网站消费者上网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D的美容院传播消费者在美容院直接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E的QQ签名消费者上网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F的手机短信消费者打电话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G的口碑宣传消费者上网或者打电话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H派发的宣传单消费者打电话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I的个人博客消费者打电话订购的？
哪些订单是通过J的BBS和论坛发帖消费者上网订购的？
这个技术我们称为订购来源识别技术，Orders Sources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简称OSI。
OSI技术的核心原理是这样的：首先系统会自动为每个在该商业平台上注册为传播角色并且和特定企业达成合作后的媒体分配一整套识别体系，目前大约有10余种，比较常见和成熟的包括：订购电话号码识别、网站识别、短信订购号码识别、促销号码识别、折扣卡号码识别等等；
当媒体帮助特定企业传播商品信息时，首先在传播信息中植入与特定企业相关的识别信息，消费者看到广告信息后通过店铺、电话或者网站方式产生订购行为，然后通过OSI技术后台对每个销售订单的识别信号进行解码判读，就能精确地识别出每个订单的传播渠道来源。
OSI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但绝不平凡，因为这简单的小技术孕育了一个划时代的颠覆性的和谐商业模式，也产生了全新的媒体盈利模式。
依托OSI技术，诞生了划时代的BIZVIVA平台。
BIZVIVA平台的核心是一个销售企业和传播者相互合作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一头是经过筛选的众多的优质企业（具有优秀产品线、优秀执行团队，特别是策划能力和直复营销能力），另一头是无限数量的以媒体及个人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企业和媒体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稳定而持久的合作，并以后付费的形式将双方的交易成本降至最低。
虚拟合伙
BIZVIVA平台是一个纯粹的第三方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通过OSI技术，能为企业和
传播渠道提供精确公正的订购来源的监测和统计数据。在具体操作环节，企业和媒体通过双向选择，在BIZVIVA平台上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双方各自投入资源展开具体合作，企业投入商品和服务资源，媒体投入传播资源。
当媒体的传播资源为合作企业带来消费者以后，也就是说，媒体的广告传播带来实际销售后，通过OSI技术，双方就能根据消费者在合作期内产生的所有消费额（包括首次消费额和今后的多次重复消费额）进行分账，这就是虚拟合伙机制。在这里，企业和媒体相当于一种虚拟合伙关系，共同投入资源，分享长期利益。
需要指明的是，虚拟合伙与目前某些企业提出的“按效果付费”概念并不是一回事。“按效果付费”实际是一种剥削传播者价值的行为，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传播者获得的是传播后的单次消费分成，却没有消费者重复消费后的分成收益。这对于传播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会给企业和媒体的长期合作带来好处。
而在BIZVIVA平台上，有很多企业会提供永久分账机制，如果传播者为企业带去的消费者重复产生消费，传播者将会永久分享分账收益，也就是说，如果传播者通过一次性传播，为某企业带去数千消费者，那么这数千消费者在某企业的消费金额，包括他们一生的重复消费金额，将一直会和传播媒介分享分账收益。之所以消费者能够产生重复消费，是因为面对可以看得到的切实消费者，企业必然要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做好直复营销工作，赢得更多“回头客”，提高重复购买率，因此企业将努力刺激消费者产生重复购买行为，而这些由传播方带来的客户，也会因为永久分账机制，让媒体得到回报。可见，这是一种互利互惠、促进双方成长的优良合作模式。
对每个企业来说，传播方给自己带来了满意的客源，他们将努力做好产品和服务来留住客户；对每个媒体来说，他们不会与企业在广告传播效果上再产生争吵，也不会浪费自己的传播资源和价值，他们能巩固长期生存的基础，还可以扩展与更多企业合作的机会，赢得更好的未来发展。相信在这种虚拟合伙的机制下，许多传统媒体能够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使用BIZVIVA平台
作为媒体角色，该怎样使用BIZVIVA平台，发挥自己的传播价值呢。其实操作流程一点也不复杂。首先，媒体需要注册成为BIZVIVA平台上的传播角色，然后，媒体要根据自己传播受众的特点，分析遴选适合本身传播特点的企业产品，再在系统后台中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当然，可以是多选的。这套程序完成后，媒体后台会为你生成整套推广识别体系。
比如，假设一家日报在上注册成为了传播角色，并且在后台显示的众多企业中挑选了一家销售企业（某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化妆品行业）进行虚拟合伙合作。那么销售企业信息是：某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网站：，订购电话为：***而BIZVIVA平台为媒体自动生成的属于该媒体的识别体系（优惠券、软文、硬广等），登录后台即可获得。
在BIZVIVA平台上，信息传播基本模式为：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包含识别的优惠信息（优惠券或者打折卡）+包含识别的订购方式（识别电话或者识别网址）。
具体而言，当媒介为企业做广告传播时，广告中将内含各种特别代码，比如优惠券号码、打折卡号码、促销信息密码等等，当消费者发生消费行为时，他一定会使用到这些代码，这样，订单就将自动识别出这些消费行为是经过某媒体的推广而带来的，这就是实施分账的数据证明。由于BIZVIVA平台有先进的OSI技术来提供零风险的保障，在精准的第三方订单监测和统计平台下，媒体和企业都可以实时监测相关数据的准确性，这样彼此的合作即可建立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
对于纸媒来说，主要有4传播模式可供选择：
一是直接刊登带有自身识别信息的企业分账广告，这种方式适合那些具有快速购买性的有价格竞争力或者性能竞争力的标准化产品。
二是通过“刊登软文+报花提示”的方式，在报花中提示识别信息，这种办法适用于大部分商品。
三是分账标签模式。许多纸媒都有日常栏目介绍特色商品和服务，例如都市报的各种“周刊”，杂志的某分类栏目等，之前，大部分的这种栏目是免费的，或者是仅有少量的软文收费，现在，只需在被介绍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图片上加上一个包含价格信息以及订购电话或者订购网址的标签，一旦读者产生消费行为，那么媒体即可获得分账收入。我们强烈推荐这种模式，因为其一方面更好地服务了读者，使得对报刊介绍的商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找到或者购买对应商品，另一方面，它也直接给纸媒带来了分账收入，让媒体可以得到更多实惠。
另外还有一种优惠DM模式。目前DM杂志在国内尤其是大城市里发展得很火，如果参照美国市场的数据，其2009年，消费者获取的特价、优惠、折扣、免费体验等信息，有40%都是从DM媒体中得来。由此可见DM媒体拥有可观的发展潜力。那么纸媒就可以将企业的推广内容直接制作成DM宣传单，通过投递发放到各类消费者手中。不但DM媒体可以如此操作，非DM媒体同样也可以。经过长期的派发，传播效应必然大有改进。
而对于网络媒体来说，分账模式也是同样可行的，现在许多网站的部分频道资源，其实处于闲置状态中，如果通过分账模式将其开发，将会带来崭新的前途。
现在就行动
BIZVIVA平台是全球范围内独创的唯一的第三方和谐商业平台。更重要的是，BIZVIVA平台已经实验性运营了近两年了，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运营数据，经受了对各种传播载体运营数据精确统计要求的残酷验证，强力证明了“基于传播的盈利模式”的可操作性。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合作，媒体和企业双方都可以放心。
大家都知道，商业操作讲究占据先机，现在就开始行动、进驻BIZVIVA平台的商家和媒体，将是首先享有收益的先锋。在BIZVIVA平台上，基于虚拟合伙机制的分账基础是通过传播后吸引的消费者（消费者在合作期内产生的所有消费金额，包括首次消费金额和今后的重复消费金额），因此，BIZVIVA平台采用了消费者终身锁定的策略，即当一个消费者是因为某媒体的传播而发生第一次消费，那么今后这个消费者所有的消费金额都和这个媒体相关，不论这个消费者今后的消费额是因为受其它人的影响而发生的消费。
因此，在这种第一次锁定策略的机制下，迅速开展“基于传播的媒体盈利模式”，相当于一种跑马圈地的过程。越早圈地者，合作机会越多，长期收益越有保障。而且，这种圈地并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那么，还等什么呢？
第三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扫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扫黑除恶”年，而“扫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四篇：新基建企业会计制度
基建会计制度
基本建设会计制度，为加强和规范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根据财政部《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要求，建设单位用基建投资购建的在建设期间自用的固定资产，也通过本科目核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省国税系统基本建设情况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提高投资效益，根据财政部《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要求和我省基本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建设单位要按照《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系统基本建设会计制度（试行）》的规定，加强基建工作的领导，基建项目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配备专职或兼职会计人员，实行单独核算，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第三条 各建设单位要在确保满足各项正常经费、专项经费开支的前提下安排基建资金，要根据其资金情况安排建设项目，避免摊子铺的过大、建设标准过高，造成资金的浪费。
第四条 各建设单位基建财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会计法》，按照《会计人员工作规则》要求忠于职守，履行职责第五条 本制度适用于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独立核算的建设单位。
第二章 会计科目
第六条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系统内适用的会计科目如下：会计科目表序号编号资金占用类科目序号编号资金来源类科目110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301基建拨款2102 设备投资2331应付器材款3103待摊投资3332应付工程款4104其他投资4352其他应付款5111交付使用资产5361应交税金6201固定资产7211器材采购8214库存材料9218材料成本差异10232银行存款11233现金1224l预付备料款13242预付工程款14252其他应收款第七条 会计科目的主要核算内容和使用方法第101号科目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发生的构成基本建设实际支出的建筑工程的实际成本。
建筑工程包括：（1）各种房屋（如办公室、仓库、住宅、学校、食堂、车库、招待所等）和建筑物（如烟筒、水塔等），包括列入房屋工程预算内的暖气、煤气、卫生、通风、照明消防等设备的价值及其装设油饰工程，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管道（如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水及排水等管道）、电力、电讯、电缆导线的辅设工程。
（2）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布置，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土地平整、设计中规定为施工而进行的工程地质勘探，以及工程完工后建筑场地的清理和绿化工作等。
2.建设单位根据施工企业提出的“工程价款结算帐单”承付的工程价款，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工程款”科目；将预付的备料款和工程款扣减应付工程款，借记“应付工程款”科目，贷记“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科目。
建设单位自行施工的小型工程，发生的各项支出，可以直接在本科目核算，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材料”、“银行存款”、“现金”等科目。发生需要分摊的施工管理费，可在本科目下设置“施工管理费”明细科目进行核算，月终再分摊计入核算对象。
3.工程竣工，办妥竣工验收交接手续交付使用单位时，借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经批准的报废工程，借记“待摊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第102号科目设备投资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发生的构成基本建设实际支出的各种设备的实际成本，包括交付安装的需要安装设备、不需要安装设备和为生产准备的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器具的实际成本。
需要安装设备是指必须将其整体或几个部位装配起来，安装在基础上或建筑物支架上才能使用的设备。
不需要安装设备，是指不必固定在一定位置或支架上就可以使用的各种设备。
工具器具是指生产和维修用的各种工具或器具。
2.需要安装的设备安装完毕，试车合格后，应办理竣工验收交接手续，交付使用单位，借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不需要安装设备和工具、器具交付使用时，借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
3.本科目应设置“在安装设备”、“不需要安装设备”和“工具及器具”三个明细科目，并按单项工程和设备、工具器具的类别、品名、规格等进行明细核算。
第103号科目待摊投资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发生的构成基本建设实际支出的、按照规定应当分摊记入交付使用资产成本的各项费用支出。
2.本科目应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1）建设单位管理费：核算经批准单独设立管理机构的建设单位所发生的管理费用。一般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工资附加费、劳保支出、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招募生产工人费、技术图书资料、印花税和其他管理性质的开支。
（2）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核算通过划拨方式取得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土地征收管理费、行政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出让金。
（3）勘察设计费：核算自行或委托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设计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4）研究实验费：核算为本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实验，按照设计规定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进行实验所发生的费用。
（5）临时设施费：核算按照规定拨付给施工企业的临时设施包干费，以及建设单位自行施工所发生的临时设施实际支出。临时设施费的内容按规定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或摊销费，以及施工期间专用公路养护费、维修费。
（6）设备检验费：核算按照规定付给商品检验部门的进口成套设备检验费。
（7）坏帐损失：核算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确实无法收回的预付及应收款项，报经批准后，应按批准数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预付工程款”、“其他应收款”等科目（8）借款利息：核算建设单位借入的各种借款按规定应计入交付使用资产价值的借款利息。
（9）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检测费：核算建设单位按规定支付的合同公证费和工程质量检测费。
（10）土地使用税：核算建设单位在建设期间按规定交纳的土地使用税。按规定计算应交纳的土地使用税，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科目。
（11）报废工程损失：核算由于自然灾害、管理不善、设计方案变更等原因造成工程报废所发生的扣除残值后的净损失。经批准的报废工程损失，借记本科目，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等科目；报废工程回收的设备材料估价入帐，借记“库存材料”科目，贷记本科目。
（12）耕地占用税：核算建设单位按规定交纳的耕地占用税。按规定计算应交的耕地占用税，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科目。
（13）土地复垦及补偿费：核算建设单位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复垦费用和土地损失补偿费用。
（14）投资方向调节税：核算建设单位按规定交纳的投资方向调节税。按规定计算交纳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借计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科目。
（15）其他待摊投资：核算建设单位发生的除上述各种待摊投资以外的其他应计入交付使用资产价值的待摊投资，如编外人员生产费、停缓建维护费、商业网点费、审计费、工程监理费、供电补贴费和发生的器材非常损失等。
3.建设单位发生上述各种费用性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现金”等科目。上述各种待摊投资，应在工程竣工交付时，按照交付使用资产和在建工程的比例进行分摊，借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
第104号科目其他投资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发生的构成基本建设实际支出的房屋购置和取得各种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发生的支出。筹建单位办公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以及为进行可行性研究而购置的固定资产，也在本科目核算。
房屋购置，是指建设单位购置的在建设期间使用的办公用房屋和为生产使用部门购置的各种现成房屋。
2.发生上述各项投资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本科目应设置“房屋购置”、“办公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
第111号科目交付使用资产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已经完成购置、建造过程，并已交付使用单位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器具、家具等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实际成本。建设单位用基建投资购建的在建设期间自用的固定资产，也通过本科目核算。
2.工程竣工后，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竣工决算，办妥竣工验收和资产交接手续，才能作为交付使用资产入帐。建设单位在办理竣工验收和资产交接手续工作以前，必须根据“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其他投资”和“待摊投资”等科目的明细计算，计算交付使用资产的实际成本，编制交付使用资产明细表等竣工决算附件，经交接双方签证后，其中一份由使用单位作为资产入帐依据，另一份由建设单位作为本科目的记帐依据。
3.交付使用资产成本，应按下列内容计算：
（1）房屋、建筑物、管道、线路等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建筑工程成本、应分摊的待摊投资。
（2）运输设备及其他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具、器具、家具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成本，一般仅计算采购成本，不分摊待摊投资。
（3）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成本，一般按取得或发生时的实际成本计算，不分摊待摊投资。
4.已经办理交接手续的交付使用资产，借记本科目，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其他投资”和“待摊投资”等科目。
5.本科目应设置“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明细科目，按资产类别和名称进行明细核算。
第201号科目固定资产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自用的各种固定资产原价。现行制度规定、列作固定资产的劳动资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2）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
2.建设单位用基建投资购建的自用固定资产、应通过“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其他投资”、“待摊投资”等科目核算。购建完成交付本单位使用时，借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其他投资”、“待摊投资”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交付使用资产”科目。
3.本科目应按固定资产的类别和名称进行明细核算。
第211号科目器材采购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购入各种设备和材料的采购成本。
2.器材采购的成本一般由以下各项组成：
（1）买价，包括原价和代销部门手续费；
（2）运到工地仓库前（施工现场存放器材的地点）所发生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费用（进口成套设备还应包括保险费、手续费、关税、增值税等支出）；
（3）采购保管费。以上第1项支出应直接计入各种器材的采购成本；第2项支出，能分清对象的，直接记人各种器材的采购成本；分不清对象的，按器材的重量或买价等比例，分摊记入各种器材的采购成本；第3项支出，通过“采购保管费”科目分摊记入各种器材的采购成本。
3.本科目的帐务处理：根据发票帐单支付器材价款和运杂费，借计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月份终了，将验收入库的器材登记入帐。验收入库的材料，按计划成本，借记“库存材料”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将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差额，借记“材料成本差异”科目，贷记本科目：将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材料成本差异”科目。
4.本科目应设置“设备采购”和“材料采购”两个明细科目，并按设备和材料的类别名称、型号设置采购明细帐进行核算。
5.采用实际成本进行材料日常核算的建设单位。收到材料时，根据发票帐单、付款凭证等，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材料到达验收入库时，借记“库存材料”科目，贷记本科目。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加权平均”、“移动平均”或“先进先出”等方法进行核算。
第214号科目库存材料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为进行基本建设所储备的各种材料的实际成本。
材料的计划成本可以根据地区材料预算价格确定。如果某些材料没有预算价格，可以参照近似的同类材料预算价格或以第一次购进的材料实际成本确定。
2.购入并已验收入库的材料，借记本科目，贷记“器材采购”科目。
第218号科目材料成本差异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各种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
2.外购材料的成本差异，应从“器材采购”科目转入本科目。调整提高或降低材料的计划成本，应将调整数自“库存材料”科目转入本科目：调整增加数记入本科目的贷方；调整减少数记入本科目的借方。
3.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可以按当月发出的材料的计划成本和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公式如下：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月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本月收入材料的成本差异）／（月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本月收入材料的计划成本）×100％结转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待摊投资”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用红字登记）。
4.本科目月末借方余额，为库存各类材料的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差异；贷方余额，为库存各类材料的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
5.本科目应按材料的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第232号科目银行存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存在银行的自筹建设资金、各种集资款、借款、上级单位拨款、本年其他拨款等款项。
2.建设单位将各种资金存入银行，借记本科目，贷记“基建拨款——自筹资金拨款、上级单位拨款、本年其他拨款、借款”
3.建设单位应按存款户的户名设置“银行存款日记帐”，由出纳人员根据收款凭证和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的顺序逐笔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的记录，应与银行对帐单核对清楚，至少每月核对一次，属于银行对帐单差错的，应立即通知银行查明更正，属于本单位错记漏记的，应作更正分录或补记入帐。
4.以现金存入银行，应根据银行盖章 退回的交款回单编制现金付款凭证、登记“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不再编制银行收款凭证；向银行提取现金，应根据支票存根编制银行付款凭证，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和“现金日记帐”，不再编制现金收款凭证，以免重复记帐。5.按照规定收取的银行存款利息，如果是将基建拨款存入银行形成的，根据银行通知，借记本科目，贷记“基建拨款”科目及有关明细科目。
6.建设单位应指定专人签发银行支票，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不准出租、出借支票或将支票转让给别的单位或个人使用，不准将支票交给供货单位代为签发。
第233号科目现金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库存的用以支付零星开支的现金。
2.收入现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支出现金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3.本科目应设置“现金日记帐”，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计算当日的现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并将结余数与实际库存数进行核对，做到帐款相符。严禁以“白条 ”抵充库存现金。每日现金结余数，超过限额部分应及时存入银行。
第241号科目预付备料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照合同规定向承包工程的施工企业预付的备料款，以及拨给施工企业抵作预付备料款的各种材料。建设单位根据有关合同规定或由于物资供应方式等原因，负责供应一部分施工材料的，拨付材料的价款可直接在“应付工程款”科目核算。
2.预付施工企业的备料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以材料抵作预付备料款，按照结算价格，借记本科目，按照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贷记“库存材料”科目，结算价格与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按计划成本核算的
建设单位，还应结转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材料成本差异”科月（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用红字登记）。
3.月终或工程竣工与施工企业结算工程价款时，根据合同规定，从应付工程款中扣回预付备料款，借记“应付工程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第242号科目预付工程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照合同规定向承包工程的施工企业预付的工程进度款。
2.按照工程进度，每旬或月中向施工企业预付的工程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月终或工程竣工与施工企业结算已完工程价款时，从应付工程款中扣回的预付工程款，借记“应付工程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第252号科目其他应收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除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以外的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包括应收取的各种赔款、罚金和存出保证金，以及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2.应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各种应收、暂付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收回的应收、暂付款项，或有关单位、个人报销暂付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3.本科目应按单位和个人进行明细核算。
第301号科目基建拨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各项基本建设拨款，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自筹资金拨款。其他单位、团体或个人无偿捐赠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物资也在本科目核算。
2.本科目应设置下列明细科目：
（1）以前拨款：核算以前拨入而尚未冲转的各项基本建设拨款，本科目应该按各种不同拨款来源进行明细核算。
（2）上级单位基建资金拨款：核算本上级单位拨入的专门用于基本建设的专项资金。
（3）本年其他拨款：核算本年内除以上各项拨款外的其他各种基本建设拨款，如其他单位、团体或个人无偿捐赠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或物资等。
3.收到拨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第331号科目应付器材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因购入器材所发生的应付供应单位款项。因接受劳务供应所发生的应付供应单位款项，以及按照规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大型设备款，也在本科目核算。
2.接受供应单位提供劳务的应付款项，应根据供应单位的发票帐单，借记“待摊投资——建设单位管理费”、“采购保管费”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偿付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3.按照规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大型成套设备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设备验收入库，根据发票帐单的应付金额，借记“器材采购”科目，贷记本科目。补付的设备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4.本科目应按供应单位户名、合同号和经办的采购人员设置明细帐。
第332号应付工程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办法和工程合同的有关规定，与工程承包单位办理工程价款结算，应付给承包单位的工程款。
2.实行全部工程竣工后一次结算办法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全部竣工时，根据经审查审计后的承包单位提出的“工程价款结算帐单”结算应付的工程款，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实行单项工程竣工后结算办法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单项工程竣工时，根据经审查审计后的承包单位提出的“工程价款结算帐单”结算应付的工程款，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实行按工程形象进度分段结算办法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分段结算工程款时，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实行分次结算办法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承包单位分次提出的“工程价款结算帐单”所列应付的工程款，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对于随同工程款一并承付的临时设施包干费，借记“待摊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
支付工程款和随同工程价款一并结算的各项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基建投资借款”、“银行存款”科目。
实行工程竣工结算办法的建设单位以拨付给承包单位的工程用材料抵减的应付工程款，应按合同规定的结算价格，借记本科目，按照材料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贷记“库存材料”科目，结算价格与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按计划成本核算的建设单位，应同时结转材料成本差异，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材料成本差异”科目；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用红字登记。
尚未实行工程竣工结算办法的建设单位，根据施工企业提出的工程价款结算单结算应付的工程价款，借记“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科目，贷记本科目；从应付的工程款中扣回预付的备料款和工程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科目。
建设单位不按合同规定而拖延结算期的罚款支出，按规定由自有资金支付，不在本科目核算。
3.本科目应按承包单位户名进行明细核算。
第352号科目其他应付款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应付、暂收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款项，包括集资款和各种借款及应付的各种赔款、罚款、应付、暂收其他单位的款项等。
2.发生各项应付、暂收款项，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偿还、上交或转销各项应付、暂收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3.本科目应按单位和个人进行明细核算。
第361号科目应交税金
1.本科目核算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纳的各种税金，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
2.按规定计算应交纳的各种税金，借记“待摊投资”科目所属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预交或补交的税金，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3.本科目应按税金的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4.本科目月末借方余额，为预交的税金，贷方余额，为应交的税金。
第三章 会计凭证和账簿
第八条 会计凭证
一、会计凭证的意义和作用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是记帐的依据。
会计凭证必须经过审核，以检查其真实性和是否合理合法。只有审核无误的会计凭证，才能据以记帐。因此，会计凭证具有以下作用：
1.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完成，并明确经济责任。
2.可以经常检查保管人员所保管的物资和货币资金的增减变化情况。
3.检查经济活动是否正确、真实和合理。
二、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按其填制程序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两种。
1.原始凭证是指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所取得或填制的书面证明，用来确定经济业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是会计核算的原始资料和重要依据。
原始凭证按其取得的来源不同，可分为自制凭证和外来凭证。原始凭证的填制要真实可靠、内容填写准确、清晰、齐全、有经手人和审批人签字方可报销入帐。
2.记帐凭证是由财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填制，作为登记帐簿依据的凭证。
第九条 会计帐簿帐簿是根据会计凭证进行登记，用以全面地、连续地、系统地反映一定时期经济活动全部过程的工具。
基建会计需设置基建总帐、各种明细帐、银行帐、现金帐等。
基建总帐根据基建会计科目进行总分类核算，反映基建资金分布动态情况。
基建明细帐具体分为：
1.材料明细帐：进行基建单位自购材料的核算，具体可按材料类别、品种设置明细帐页进行核算；
2.设备明细帐：进行基建单位自购设备的核算，具体可按自购设备的类别、品种设置明细账页进行核算；
3.往来明细帐：反映基建进行过程中各种往来资金的核算，具体按往来项目设置明细帐页进行核算；
4.建筑安装工程支出明细帐：进行属于建筑安装工程支出各项目的明细核算，可按建筑工程支出项目设置明细帐页；
5.待摊投资明细帐：进行应摊而未摊销的各项开支的核算，可按待摊的项目设置明细帐页；
6.固定资产明细帐：对基建进行过程中购置的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待基建结束后移交机关的固定资产管理，可按固定资产品种设置明细帐页核算。
以上各明细帐，各基建施工单位可根据在建项目的大小和需要设置明细帐，进行明细核算。目的是达到基建项目的每一笔收支做到记录准确、核算清楚，符合基建财务的规定。
银行帐是反映银行结算资金的活动情况，要求记录准确及时并对基建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
现金帐是根据基建单独核算和使用现金的有关规定设置的，现金使用要严格遵守银行规定的现金管理制度。
第四章 会计报表
第十条 会计报表概述
一、会计报表的作用建设单位会计报表是根据日常会计核算资料，采用一系列的指标体系，定期综合反映基本建设计划、基本建设财务计划和基本建设概预算完成等基本建设经济活动情况的报告文件。
在对帐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进一步综合和系统化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会计报表，集中地、概括地、全面地反映了建设单位进行基本建设经济活动的全貌。利用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调查研究，对于加强基本建设经济核算，改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促进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提高，确保基本建设经济活动正常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会计报表的种类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建设单位的会计报表有以下几种：
1.资金平衡表（会建01表）
2.基建投资表（会建02表）
3.待摊投资明细表（会建03表）
4.基建借款情况表（会建04表）
（待总局正式报表下发后再转发给各市）
三、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
1.要保证会计报表的真实性
2.要保证会计报表的及时性
3.要保证会计报表的完整性
4.要保证会计报表的清晰性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市国家税务局可根据建设项目的大小选用部分会计科目，也可根据本制度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报省国税局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
第五篇：【2011年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１年４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对外援助政策
二、对外援助资金
三、对外援助方式
四、对外援助分布
五、对外援助管理
六、援外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７０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依然是一个人均水平不高、贫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尽 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 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历程
中国对外援助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１９５０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１９５５年 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１９５６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１９６４年，中国 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 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段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 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援助方式更为灵活。为进一步巩固已建成生产 性援助项目成果，中国同部分受援国开展了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和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和管理合作。一些已建成援外生产性项目通过采取上述合作模式，在改 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比传统技术合作更为显著的成效。经过调整巩固，中国对外援助走上了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受援国实际需求的发展道 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在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动援助资金来源 和方式的多样化。１９９３年，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 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１９９５年，中国开始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有效扩大了援外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重视支持受援国能力建设，不断扩大援外技术培训规模，受援国官员来华培训逐渐成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０年，中非合 作论坛成立，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效果 更加显著。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平均年增长率为２９．４％。中国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 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援助力度。２０１０年８月，中国政府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援外工作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外援助工作的重点任 务，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外援助政策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自身国情和受援国发展需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对 外援助遵循的基本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仍然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 任务，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帮助。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践证明，一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尽力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意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援助规模和方式上，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国对外援助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
二、对外援助资金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３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 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２５６２．９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１０６２亿元，无息贷款７６５．４亿元，优惠贷款７３５．５亿元。
对外援助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商务部及国务院其他参与对外援助管理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具体管理本部门的援外资金。各部门结合对外援助任务，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编制对外援助项目支出预算，经财政部审核并报请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后执行。各部门对援外项目资金实行预算控制管理。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主管部门援外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无偿援助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医院、学校、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项目等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此外，无偿援助还用于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项目。
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无息贷款期限一般为２０年，其中使用期５年，宽限期５年，偿还期１０年。目前，无息贷款主要向经济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目前，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年利 率一般为２％至３％，期限一般为１５年至２０年（含５年至７年宽限期）。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向７６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３２５个，其中建 成１４２个。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６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８．９％用于支持石油、矿产等能源和资源开发。
三、对外援助方式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８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
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 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
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从１９５４年开始，中国利用成套项目援助方式为越南、朝鲜两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港口、桥 梁和市政交通等设施，并援建一批基础工业，为两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此后，成套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对外援助支出中一直占有较 大比例。目前，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４０％左右。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２０００多个与当地民众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
一般物资
一般物资援助是指中国在援助资金项下，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生产生活物资、技术性产品或单项设备，并承担必要的配套技术服务。
中国对外援助最早是从提供一般物资开始的。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在国内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为支持广大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发 展民族经济，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大量生产和生活物资。除单项提供援外物资外，中国还配合成套项目建设提供各种配套设备和物资。中国始终将国内生产的质量最好 的产品作为援助物资，提供的物资涉及机械设备、医疗设备、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办公用品、食品、药品等众多领域。这些物资满足了受援国生产生活急需，其中一些设备如民用飞机、机车、集装箱检测设备等，还促进了受援国装备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的发展。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是指由中国派遣专家，对已建成成套项目后续生产、运营或维护提供技术指导，就地培训受援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生产而进行试种、试养、试制，传授中国农业和传统手工艺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某一项专业考察、勘探、规划、研究、咨询等。
技术合作是中国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合作方式。技术合作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养殖，编织、刺绣等手工业 生产，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沼气、小水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地质普查勘探、经济规划等。技术合作期限一般为１年至２年，必要时应对方要求，可以延 长。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指中国通过多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官员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其他人员交流项目。
中国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接收了大量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 的实习生来华学习，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２０多个行业。自１９８１年起，中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了多个领 域的实用技术培训班。自１９９８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举办官员研修班，培训的部门、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 训班４０００多期，培训人员１２万人次，包括实习生、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外交、农业、医疗卫生和环保等２０多个领域。目前，每年 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约１万名左右。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为受援国就地培训了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
援外医疗队
援外医疗队是指中国向受援国派出医务人员团队，并无偿提供部分医疗设备和药品，在受援国进行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
１９６３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截至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６９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 队。援外医疗队一般工作在受援国缺医少药的落后地区，条件十分艰苦。援外医疗队员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并采用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诊治 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援外医疗队员还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援外医疗队员以精湛的医术、良好 的医德医风和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为受援国人民服务，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派遣２１０００多名援外 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２．６亿人次。２００９年，有６０支援外医疗队，共１３２４名医疗队员，分别在５７个发展中国家的１３０个医疗机 构提供医疗服务。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指中国在有关国家和地区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主动或应受灾国要求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以减轻灾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帮助受灾国应对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对外紧急救援行动，并在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使救援行动更加快速有效，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４年９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 供各种援助共计７亿多元人民币。近５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近２００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 乱，厄瓜多尔登革热，墨西哥甲型Ｈ１Ｎ１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 援助；向朝鲜、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布隆迪、莱索托、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援外志愿者
援外志愿者是指中国选派志愿人员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发展领域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目前，中国派出的志愿者主要有援外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
２００２年５月，中国首次派遣５名青年志愿者赴老挝，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向泰国、埃塞 俄比亚、老挝、缅甸、塞舌尔、利比里亚、圭亚那等１９个发展中国家共派遣４０５名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范围涉及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推广、体育训 练、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领域。其中，向埃塞俄比亚、圭亚那等多个国家实现连续派遣。２００３年，中国开始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向全球７０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７５９０人次。
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是指中国免除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华到期政府债务。对于受援国对华政府债务，中国政府从不施加还款压力。在受援国偿还到期无息贷款遇到 困难时，中国政府一向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通过双边协商延长还款期限。为进一步减轻经济困难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０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 级会议、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２００６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２００８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２００９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和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先后６次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２００９ 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５０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３８０笔，金额达２５５．８亿元人民币。
四、对外援助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援助领域分布中，中国重点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经济发展，努力使援助更多地惠及当地贫困群体。
地区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地理分布比较均衡。受援国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 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２／３左右。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累计向１６１个国家以及３０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 发展中国家有１２３个，其中亚洲３０个、非洲５１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１８个、大洋洲１２个、东欧１２个。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 中国８０％左右的援助。
主要领域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新领域。
农业
中国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轻贫困作为对外援助的优先领域。农业援助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农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试 验站和推广站，兴建农田水利工程，提供农机具、农产品加工设备和相关农用物资，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高级农业专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提供农业发展咨询，为受 援国培训农业人才等。中国援建的农业项目促进了受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并为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原料。中国派遣援外农业专家帮助 几内亚比绍建立１１个水稻生产示范点，示范种植面积２０００公顷，繁育良种５３０吨，推广面积３５３０公顷，其中多个品种增产３倍以上。２００８年，中方 农业专家获得几内亚比绍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试种３４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平均产量为每公顷８吨以上，相当于 该国水稻平均产量的２倍至３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帮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后，又进一步帮助该国建立甘蔗农场和糖厂，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目 前，由中国援建的２个甘蔗农场和２个糖厂组成的马里制糖联合企业在马里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援建的突尼斯麦热尔德－崩角水渠 实现了突尼斯农业灌溉的西水东调，为崩角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不断加大在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的援助力度。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援助举 措。如，在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在未来５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立３０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３０００名农业专家和技术 人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５０００个来华农业培训名额等。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２２１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农场３５个、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４７个、牧业项目１１个、渔业项目１５个、农田水利工程４７个、其他农业项目６６个。此外，中国还提供了大量农机设备等农用物资。
工业
工业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初期占据重要地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帮助许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奠定了受援国工 业发展基础，不少项目填补了受援国民族工业的空白。工业援助在７０年代发展较为迅速，一度成为中国成套项目援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许 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私有化进程加快，中国对这一领域的援助逐步减少。中国援建的工业项目对于促进受援国生产和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繁荣市场发挥了积极 作用。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６８８个工业生产性项目，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冶金、电子、建材、能源等多个行业。叙利亚哈马 棉纺织厂、卢旺达水泥厂、秘鲁水泥厂、缅甸农机厂、刚果（布）水泥厂等一批项目一直保持盈利，并雇用大量当地员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济基础设施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虽然援助资金有限，但中国充分发挥技术成熟和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建设了一批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４４２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也门萨那至荷台达公路、巴基斯坦喀喇 昆仑公路和瓜达尔港、坦赞铁路、索马里贝莱特温－布劳公路、马耳他干船坞、喀麦隆拉格都水电站、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博茨瓦纳铁路改造、孟加拉国６座大桥、昆曼公路老挝段、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塔吉克斯坦沙尔－沙尔隧道、柬埔寨７号公路、埃塞俄比亚格特拉立交桥等项目，改善了受援国的生活和生产 环境，为受援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是中国对外援助中一个具有特色的领域。中国援建的公共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市政设施、民用建筑、打井供水、会议大厦、体育场馆、文化场 馆、科教卫生设施等。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６８７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 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 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为改善当地贫困人民的生活条件作出了积极贡献。
教育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教育领域的援助。中国教育援助内容主要包括：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和资料、派遣教师、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实习生，为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中国开始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生来华学习，并帮助亚洲和非洲国家建设普通和技术院校，提供教学仪器和实验室设备。６０ 年代，中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教师。７０、８０年代，中国应受援国政府的要求，以接受留学生的方式，为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坦桑尼亚煤矿、圭亚那纺织厂等部分援建成套项目，专门培养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力度，援建了近１００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 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援助 促进了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受援国培养了大批教育、管理、科技等领域的人才，为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１３０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１１９个发展中国家共计７０６２７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２００９年向１１１８５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１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１万余名。
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领域。主要援助内容有：建设医院、医疗卫生中心和设立疟疾防治中心，派遣医疗队，培训医疗人员，提供药品和医 疗物资援助。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１００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３０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中国援建的也门塔兹医院、中非友谊医院、几内亚比绍卡松果医院、津巴布韦奇诺伊医院、乍得自由医院、老挝琅勃拉邦医院等，为解决当地人民看 病就医困难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在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防治，传统医药研究及应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近３年来，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３０个疟疾防治中心，并提供价值１．９亿元人民币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中国在 医疗领域的援助为受援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
沼气和小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是中国开展较早且具有一定优势的援助领域。在对外援助初期，中国帮助亚非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水力资源，修建中 小型水电站及输变电工程，为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电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传授沼气技术。同时，中国 还通过双边援助渠道向圭亚那、乌干达等国传授沼气技术，取得较好效果，减少了受援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
中国逐步增加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援助。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中国进一步拓展相关援助范围。中国与突尼斯、几内亚、瓦努阿 图、古巴等国家开展沼气技术合作，为喀麦隆、布隆迪、几内亚等国援建水力发电设施，与蒙古、黎巴嫩、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开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 的合作。此外，中国还为发展中国家举办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培训，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９年，共举办５０期培训班，培训内容涉及沼气、太阳能、小水 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防沙治沙等，１４００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来华参加了培训。
五、对外援助管理
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自１９５０年以来，随着对外关系和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中国政府管理对外援助的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和健全，项目管理力度不断加强。
商务部是中国国务院授权的政府对外援助主管部门，负责拟定对外援助政策、规章、总体规划和计划，审批各类援外项目并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 程管理。商务部所属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分别受托管理援外成套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物资项目以及培训项目的具 体实施。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项目评估以及贷款发放和回收等管理。中国驻外使（领）馆负责中国对驻在国援助项目的一线协调和管理。地方商务管理机构 配合商务部，负责协助办理管辖地有关对外援助的具体事务。
在开展对外援助工作时，中国各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和协作。商务部在制订国别援助方案和对外援助资金计划时，与外交部、财政部和中国进 出口银行进行经常性沟通并充分征求上述部门意见。国务院其他一些部门负责或参与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为进一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 调，２００８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正式成立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２０１１年２月，部际联系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
六、援外国际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以提供双边援助为主，同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发展援助工作，并本着开放的态度同多边组织和其他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积极开展交流，探讨务实合作。
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与多个国际多边组织和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开展交流，并派团参加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 议、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八国集团和发展中五国海利根达姆进程发展对话、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全球审议等多个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会 议和对话，加强与其他援助方的交流和沟通，积极推动南南合作。
中国在开展双边援助的同时，与部分国际多边组织和国家在能力建设、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三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并 取得积极成果。１９８１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华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ＴＣＤＣ）项目，２０多年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 ６０００多名。自１９９６年起，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中国农业专家，截至２００９年底，累计向非洲、加勒比和亚太地区２２个国家派 遣７００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此外，中国还与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多边机构和新加坡在培训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泰国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援建了昆曼公路老挝境内路段，该项目已于２００８年３月建成通车。目前，中国、泰国、老挝及亚洲开发银行正 在合作建设昆曼公路跨湄公河大桥项目。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总规模逐渐扩大，南南合作发展迅速，并成为南北合作有益、有效的补充。中国愿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减贫进程。
结束语
当前，全球发展环境依然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退，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资源安全、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趋严重，南北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发展挑战。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任重道远。中国政府将着力优化对外援助结构，提高对外援助质量，进一步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提高援助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将一如既往地推进南南合作，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外援助投入，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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