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民政部就“保障基本民生 发展社会服务”答记者问

第一篇：3.13民政部就“保障基本民生 发展社会服务”答记者问

民政部就“保障基本民生 发展社会服务”答记者问

3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姜力、窦玉沛就“保障基本民生，发展社会服务”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现场报道]3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姜力、窦玉沛就“保障基本民生，发展社会服务”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届时现场直播。敬请期待！[03-12 13:57]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现场报道]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工作人员已经到达现场，直播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03-13 09:40] [记者会主持人 刘笑萍]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保障基本民生，发展社会服务”。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姜力、副部长窦玉沛，他们将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03-13 10:05] [刘笑萍]现在开始提问。请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每个人只提一个问题，在提问前请先报所属媒体的名称。[03-13 10:05] [中国日报、中国日报网记者]我们看到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社会组织将直接登记，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一些职能将转移给社会组织？未来社会组织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哪些作用？还想请问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如何监管？谢谢。[03-13 10:11] [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安排。一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其中行业协会商会要与行政机关脱钩，自主开展活动，并且引入竞争机制，探索发展一业多会，对四大类社会组织，就是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同时，要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登记审查和依法监管，按照这个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国务院会部署职能转变方案的实施，民政部门一定落实好这些改革措施。[03-13 10:13] [李立国]管理制度改革以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会加大加快，会把一些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从总体上看，今后我国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扩大和加强。[03-13 10:14] [李立国]社会组织广泛分布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行业自律、行业调解，活跃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通过组织化的载体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加快各方面建设的步伐。第三个方面，社会组织在政府指导、依法活动的基础上，会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增强行为自律，将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在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后，怎样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在认真依法履行登记审查职责的基础上，民政部门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加强依法监管。[03-13 10:16] [李立国]一是修订涉及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把社会组织的资金、活动、行为都纳入到监管之中。二是促进社会组织活动的公开透明，增强行业自律，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把民政部门实行的登记、年度检查、执法、评估的情况和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反映、评价及时反映在信息平台上，以利于加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03-13 10:18] [刘笑萍]谢谢李部长，继续提问。[03-13 10:18] [中国社会报、中社网记者]谢谢主持人。部长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报、中社网的记者，我有一个关于低保的问题。目前，我国低保制度已实行城乡全覆盖、惠及7400多万低保对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关系保”、“人情保”、“搭车保”、“骗保”等问题，对此我们将如何去解决？谢谢。[03-13 10:20] [李立国]从1997年我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到2007年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还有2003年到2005年先后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近些年民政部门在推进临时救助制度建设，可以说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社会救助体系。正像刚才这位记者所说，城乡已经有效的保障了7400多万人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去年支出社会救助资金的总量达到1300多亿元。这么多的受益人口、这么大量的救助资金，通过民政系统，尤其是基层民政部门和低保经办机构以及城乡社区、村居委会干部的配合，运用金融机构的社会化发放方式，发放到每一个困难群众手中，反映出了我国政府工作的效能，其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03-13 10:21] [李立国]但同时，我们也正视在低保政策实施和低保管理服务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少量的“关系保”、“人情保”、“错保”和“骗保”现象。根据去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5万多专业人员进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所发布的审计报告所反映，我国低保工作的误差率是4%，这在国际社会的比较中是很低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要正视问题，看到差距，做好改进和加强工作。[03-13 10:22] [李立国]民政部会同中农办、财政部等部门，近两年对低保资金的使用情况、对低保对象的核定工作情况、对低保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情况进了专项调查。在调查基础上，提请国务院于去年9月份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以这个《意见》为依据，民政部又制定和下发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来进一步解决存在的“错保”和“关系保”等问题。[03-13 10:30] [李立国]按照国务院的文件和民政部制定的办法，我们在防止漏洞、加强管理服务上主要有这样一些措施。一是低保家庭可以直接向乡镇和街道提出低保申请，乡镇和街道受理后，对申请对象要逐一调查核实，并组织民主评议。城乡社区、村居委会也要协助进行调查和民主评议工作。二是县级民政部门审批低保对象，要按照不少于30%的比例来进行入户调查，审批后在政务大厅和对象所在的社区长期公示，接受监督。这两条措施应该说是关键的基础性工作。三是建立和畅通反映与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和投诉，及时调查、解决。四是对最低生活保障经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干部近亲属实行备案制度，要单独进行审核，以利于从制度上和操作上防止“人情保”“关系保”。五是从2009年开始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要将低保申请家庭的收入和财产信息提交车辆、证券、储蓄等部门进行信息比对，经过比对审定低保对象。通过现代信息化手段与传统入户调查、邻里求证这样的传统手段相结合，我们对加强和改进低保管理工作是有信心的。谢谢。[03-13 10:30] [刘笑萍]继续提问。[03-13 10:31]

第二篇：民政部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民政部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2年，全国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积极履行保障基本民生、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国防建设、强化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能，有力推进了重点工作，民政事业整体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充分发挥了民政在社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一、综合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省级行政区划单位34个（其中直辖市4个、省23个、自治区5个、特别行政区2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333个（其中地级市285个、地区15个、自治州30个、盟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52个（其中市辖区860个、县级市368个、县145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1个、林区1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40446个（其中区公所2个、镇19881个、乡12066个、苏木151个、民族乡1063个、民族苏木1个、街道7282个）。

2012年，共联合检查省界13条，完成了总长度约为14450公里的省界联检任务。完成了全国68条省界详图编制收尾工作和省界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工作。

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服务机构136.7万个，比上年增长5.6%，职工总数1144.7万人（其中全国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者共计84126人、各类社会服务职业技能人员共计89696人）,固定资产总值为6675.4亿元，增加值为2128.9亿元，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0.9%。

截至2012年底，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3683.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3％，与上年持平。中央财政共向各地转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为1794.6亿元，比上年下降0.7％[2]，占社会服务事业费比重为48.7%，比上年下降了7.3个百分点。社会服务事业基本建设施工项目8958个，比上年增长32.7%，全年完成投资总额234.7亿元，比上年增长7.6％。

二、社会服务

（一）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

截至2012年底，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4.8万个（其中登记注册为事业单位机构1.1万个）；床位449.3万张，比上年增长10.6％；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社会服务机构床位3.3张，比上年增长9.7％；收养各类人员309.5万人，比上年增长5.5％。

1.养老服务机构。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4304个，比上年增加3436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比上年增长12.8%（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1.5张，比上年增长7.5％），年末收养老年人293.6万人，比上年增长12.7%。其中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19.8万张。

2.智障与精神疾病服务机构。全国民政部门管理的智障与精神疾病服务机构共有257个。其中社会福利医院（精神病院）156个，床位数4.1万张，年末收养各类人员3.6万人；复退军人精神病院101个，床位数2.6万张，年末收养各类人员2.2万人，比上年增长10.0％。

3.儿童福利和儿童救助机构。全国共有儿童收养救助服务机构724个，拥有床位8.7万张，年末收养各类人员5.4万人。其中儿童福利机构463个，比上年增加66个，床位7.7万张，比上年增长28.3％；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261个，床位1.0万张，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5.2万人次。4.其他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全国共有救助管理站1770个，床位9.0万张，全年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276.6万人次，其中在站救助228.1万人次，不在站救助48.5万人次；军供站328个，床位3.8万张；其他收养机构695个，床位4.6万张，年末收养各类人员2.6万人。

（二）不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

1.老龄服务。2012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老龄事业单位2583个，老年法律援助中心2.2万个，百岁老人5.6万人，比上年增长1.8%，老年维权协调组织7.8万个，老年学校5.0万个、在校学习人员625.3万人，各类老年活动室34.6万个，全年接待来信来访42.6万次。

2.儿童福利。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7.0万人，其中，集中供养孤儿9.5万人,社会散居孤儿47.5万人；各类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儿童10.4万人。2012年全国办理家庭收养登记27278件，其中：中国公民收养登记23157件，外国人收养登记4121件。

3.福利企业。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福利企业20232个，比上年减少1275个；福利企业增加值为703.4亿元，比上年下降4.7％，占第三产业的比重0.30%；吸纳残疾职工59.7万人就业；实现利润118.4亿元，比上年下降15.5％；年末固定资产1815.1亿元,比上年下降0.2％。

4.社会救助。

城市低保。2012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114.9万户、2143.5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74.3亿元，比上年增长2.2％，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439.1亿元，占总支出的65.1％。2012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330.1元/人、月，比上年增长14.8%；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39.1元。

城市“三无”救济。2012年救济城市“三无”9.9万人。

农村低保。2012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814.9万户、5344.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8.8万人，增长了0.7%。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718.0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中央补助资金431.4亿元，占总支出的60.1％。2012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067.8元/人、年，比上年提高349.4元，增长20.3%；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04.0元。

农村五保。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29.2万户，545.6万人，分别比上年下降0.2％和1.0％。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145.0亿元，比上年增长19.1％。其中：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85.3万人，集中供养年平均标准为4060.9元/人，比上年增长19.4％；农村五保分散供养360.3万人，分散供养年平均标准为3008.0元/人，比上年增长21.8%。

农村传统救济。2012年农村传统救济79.6万人，比去年增长15.9%。

医疗救助。2012年全年累计救助城市居民2077万人次，其中：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387.1万人次[4]，人均救助水平84元；民政部门直接救助城市居民689.9万人次，人均医疗救助水平858.6元。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医疗救助资金70.9亿元，比上年增长4.9％。

2012年全年累计救助贫困农村居民5974.2万人次，其中：民政部门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490.4万人次，人均资助参合水平57.5元；民政部门直接救助农村居民1483.8万人次，人均救助水平721.7元。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医疗救助资金132.9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2012年全年累计医疗补助优抚对象404.5万人次，人均补助水平663元，各级财政共支出优抚医疗补助资金26.8亿元。

临时救助。2012年临时救助639.8万户次，其中：按户籍性质分类城市家庭256.6万户次，农村家庭383.2万户次；按属地分类当地常驻户口617.7万户次，非当地常驻户口22.1万户次；按救助类型分类支出型临时救助518.1万户次，应急型临时救助121.7万户次。

5.防灾减灾。2012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2.9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5]1530人，紧急转移安置1109.6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2496.2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82.6万公顷；倒塌房屋90.6万间，严重损坏145.5万间，一般损坏282.4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4185.5亿元。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共启动11次预警响应和38次应急响应，协调派出40个救灾应急工作组赶赴灾区，财政部、民政部下拨中央救灾资金[6]112.7亿元，民政部调拨帐篷7.7万顶、棉衣被54.8万件（床）、折叠床1.7万张等救灾物资，累计救助受灾群众7800万人次，帮助维修和重建住房410万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

6.慈善事业。

慈善捐赠。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1万个（其中慈善超市9053个）。全年各地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物578.8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101.7亿元，捐赠物资折款6.3亿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470.8亿元。全年各地接收捐赠衣被12538.2万件，其中棉衣被1570.8万件。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款5.0亿元，衣被485.6万件，其中：棉衣被49.0万件，捐赠物资折款54836.0万元。全年有1325.0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全年有1293.3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3639.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福利彩票。2012年中国福利彩票年销售1510.3亿元，比上年增加232.3亿元，同比增长18.2%。全年筹集福彩公益金449.4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全年民政系统共支出彩票公益金159.0亿元，比上年增加31.1亿元，其中包括：资助用于抚恤5.4亿元，退役安置0.5亿元，社会福利92.2亿元，社会救助24.1亿元，自然灾害救助1.3亿元。

7.优抚安置。截至2012年底，国家抚恤、补助各类重点优抚对象944.4万人，比上年增长10.8％。其中：伤残人员84.9万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132.4万人，在乡复员军人147.5万人，60岁以上农村籍退伍军人321.1万人，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757人，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164人，红军失散人员25961人；烈士遗属27.8万人，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属13.4万人。

2012年各级政府共批准烈士172人。2012年底，全国共有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机构1306个，机构内烈士纪念设施12584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13151处。

全年共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含退休士官）、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18570人，比上年增长27.8％。全国有军休所1851个，年末职工1.7万人；军供站（含军转站）328个，年末职工0.6万人；军队离退休人员管理中心121个，年末职工0.2万人；军队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25个，年末职工0.1万人。

8.社区服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0.0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29.5%；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09个，社区服务中心15497个，比上年增加1106个，社区服务站87931个，比上年增加31775个，其他社区专项服务设施9.6万个，比上年增加0.6万个。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72.5%。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

三、成员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

（一）成员组织。

1.社会组织。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比上年增加2.3％；形成固定资产1425.4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比上年减少20.4％，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0.23%；接收社会捐赠470.8亿元；全年共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1293起，其中取缔非法社会组织23起，行政处罚1270起。

全国共有社会团体27.1万个，比上年增长6.3%。其中：工商服务业类27056个，科技研究类18486个，教育类11654个，卫生类10440个，社会服务类38381个，文化类25036个，体育类15060个，生态环境类6816个，法律类3191个，宗教类4693个，农业及农村发展类55383个，职业及从业组织类18611个，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499个，其他35825个。全年查处社会团体违法违规案件836起，其中取缔非法社会团体2起，行政处罚834起。

全国共有基金会3029个，比上年增加415个，增长15.9%，其中：公募基金会1316个，非公募基金会1686个，涉外基金会8个，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19个。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199个。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305.7亿元。全年对基金会作出行政处罚7起。

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22.5万个，比上年增长10.1％。其中：科技服务类11126个，生态环境类1065个，教育类117015个，卫生类20979个，社会服务类35956个，文化类10590个，体育类8490个，商务服务类8717个，宗教类132个，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49个，其他10989个。全年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违法违规案件450起，其中取缔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21起，行政处罚429起。

2.自治组织。

2012年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0万个，其中：村委会58.8万个,降低0.2％，村民小组469.4万个,村委会成员232.3万人，比上年增加0.4万人；居委会91153个，增长了1.9％，居民小组133.5万个,比上年减少0.5万个，居委会成员46.9万人，比上年增长3.3%。全年共有10.9万个村（居）委会完成选举，参与选举的村（居）民登记数为1.6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1.1亿人。

（二）其他社会服务。

1.婚姻服务。2012年全国共有事业单位性质[8]的婚姻登记机构1926个。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323.6万对，比上年增长1.6％。其中：内地居民登记结婚1318.3万对，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5.3万对。粗结婚率为9.8‰，比上年上升0.1个千分点。2012年20-24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占35.5%，但呈逐年下降趋势，比上年降低1.1个百分点；而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呈逐年上升趋势，占34.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2012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310.4万对，增长8.0％，粗离婚率为2.3‰,比上年增加0.2个千分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42.3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8.1万对。

2.殡葬服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殡葬服务机构4357个，比上年增加254个，其中殡仪馆1782个，殡葬管理机构978个。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1597个，比上年增加191个。殡仪服务机构职工共有7.7万人，其中殡仪馆职工4.5万人。火化炉5539台，火化遗体477.7万具。火化率49.5％，比上年增加0.7个百分点。

注释：

[1]图1和表1中“乡”包含“民族乡、苏木和民族苏木”。

[2]由于2011年和2012年元旦、春节为困难群众和优抚对象发放一次性补助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311亿元，已经全部计入2011年的中央转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所以2012年中央转移支付社会服务事业费比2011年减少。如果扣除上述因素影响，2012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社会服务经费比2011年增长19.88%。

[3]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中不含中央补助兵团资金。

[4]资助参保参合人数中不含政府另行安排资金资助的人数。

[5]2012年因灾死亡（含失踪）人口包含森林火灾死亡人口。

[6]财政部、民政部下拨中央救灾资金不包含中央级救灾物资采购经费和中央拨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救灾资金。

[7]2012年社区服务中心里含社区服务指导中心。

[8]2012年对婚姻登记机构指标进行了规范，要求各地仅填报具有独立事业单位性质的机构。

[9]公报中的民政对象人数和机构数均为2012年实际发生数和法定机构数，与批准数和预算数不可比。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

第三篇：服务发展 保障民生 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服务发展 保障民生 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服务发展?保障民生?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荆州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14年7月16日）?

国家级荆州开发区是全市开放开发的主平台，工业壮腰的主战场，肩负着荆州市经济跨越发展的重任，开发区劳动保障局作为开发区内设机构，承担着开发区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和和谐劳动关系等重要民生工作，直接关系到开发区广大群众及企业的利益。近年来，我局根据开发区工作实际，把握服务发展、保障民生这个重点，突破机构和队伍建设这个难点，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一、把握重点，全力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

开发区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我局紧紧围绕招商引资中心工作，结合工作职能，把引资与引智相结合，招工与培养相结合，保障与就业相结合，把握重点，破解难点，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开发区发展。一是缓解企业用工难题。上半年，组织开发区81家企业参加各类招聘活动13场，组织17场求职考察活动，累计招聘人数6352人，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二是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与长江大学等9所大中专院校签订合作协议，促进校地企三方合作，建设省级实习实训基地2个，开设订单班4个，定向招生200人，安排116名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推荐983名应届毕业生到企业就业。三是加强就业援助。组织开发公益性岗位214个，帮助失地农民、大龄失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受理1011名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社保补贴，发放补贴资金286.8万元；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指导帮扶被征地农民等81个创业户开展创业活动。四是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近年来，开发区大力推进被征地农民参保工作，筹资九千多万元，组织6827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2198人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组织28358人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五是寓服务于执法之中。为重点工业企业开通劳动保障年审绿色通道，完成166家企业劳动保障年审工作，指导30多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将工伤认定和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联动开展，工作人员既是劳动保障监察员，也是工伤认定调查员和调解员，工作受理顺利、办理快捷，维护了劳动者权益，减轻了企业负担。六是在全市率先开展“湖北省专家博士后荆州服务行”活动。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在菲利华等5家企业建立了博士后产业基地。积极与省人社厅、省科协、武汉纺织大学联系，举办了专家博士后荆州服务行启动仪式，签订校地企合作协议7项，举办高层次人才知识讲座2场。

二、突破难点，打造团结和谐服务队伍

团结和谐的队伍建设是优质服务的重要保障。开发区在机构和队伍建设上，和其他县市区相比，有先天性的不足。随着部门业务职能不断下沉，开发区劳动保障部门职能越来越强，这对我们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服务企业和队伍建设上，开发区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职能单一。由于开发区劳动保障局没有相应机构和职能，开发区企业和群众只能到市局办理相关业务，来往路途远，企业和群众意见较大。希望市局在开发区办理社保经办窗口，并对新进企业和项目社保相关业务予以政策倾斜。二是企业劳保人员业务不熟。开发区新进项目由于地方差异，对荆州市劳动保障政策、业务流程不熟，导致办事不顺，希望市局组织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专项培训。三是校企合作推进不快。目前开发区企业已经与9家中高职业院校开展合作，但仍不能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希望市局协调中心城区及县市区中高职业院校，与开发区企业进行合作。四是整体素质和服务能力不高。开发区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协理员素质良莠不齐，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与园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

上述困难和问题开发区劳动保障部门过去一直存在，现在日益凸显。我们认为，尽管开发区进行了机构体制改革和管辖区域调整，但开发区劳动保障部门服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服务宗旨一直不能改变，必须迎难而上，需打造一支团结和谐、优质高效地服务队伍。近两年来，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突破队伍建设的难点，以能力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质高效：

一是加强培训提升素质。组织开发区乡镇城乡居保负责人参加了人社部在合肥举办为期5天的政策培训班，积极参加省、市统一组织的各类培训；间周一次组织局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学习，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2013年8月份，在沙市农场会议室举办了4个乡镇劳动保障站所工作人员、61个村劳动保障协理员劳动保障业务专项培训。二是注重交流，开阔眼界。积极学习先进经验，组织区、乡镇城乡居保经办人员到石首、松滋、荆州区参观学习；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参加“湖北省专家博士后荆州服务行”人力资源专题讲座学习活动。三是问计于民，补强短板。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满意度是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我们先后召集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劳动保障站所工作人员、社区群众代表座谈，面对面问需问计，征求园区企业和辖区群众对用工、公共就业、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点收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比如中小企业和新投产重点项目用工难问题，局领导班子进行认真研究，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收集企业的用工信息，通过省电视台垄上频道“打工服务社”等媒体发布；组织大中专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引导本地大中专毕业生就地就业等方式，缓解企业用工难题。

三、明确要点，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开发区面临转型升级关键期，我们将紧紧围绕开发区中心工作，克服现有困难，坚持以服务群众为宗旨，以提升服务效能为核心，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四化”为目标，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稳定、服务发展。

（一）规范管理，推进服务标准化。一是统筹推进乡镇、村居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行政审批、便民服务、电子政务、投诉监督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使劳动保障平台服务功能得到全面提升。二是建立健全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建设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及监督考评标准。三是推行首问负责、AB角岗位、一次性告知、承诺办理等配套管理制度，形成“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的规范运行模式。

（二）创新服务，推进办事便捷化。一是为开发区重点企业和项目开辟绿色通道，通过马上办理、服务上门等方式，为企业提供用工指导、免费上门培训等服务。二是在区、镇、村三级劳动保障服务大厅设立公共就业、养老保险、劳动维权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办事窗口，提供政务公开、政策咨询与指导等服务。三是为居民提供全程代办服务。由乡镇、村居劳动保障协理员为城乡居民免费全程代社保补贴、城乡居保退休（死亡）申报等事项，实现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

（三）高效履责，推进监督立体化。着力构建行政监察和网络监察、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立体监督网络。加强对举报投诉案件办理，并通过满意度评价器、随机回访等方式，让群众民主评判服务效能，督促各级劳动保障服务工作人员依法高效履责，树立劳动保障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

（四）提升素质，推进培训体系化。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省、市政策规定、业务知识培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邀请省、市劳动保障政策专家、业务骨干来开发区讲座，逐步实现局机关工作人员“人人会讲政策，个个熟悉业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加大乡镇、村居劳动保障协理员的培训力度。根据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所需掌握的业务知识，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方式，有的放矢地来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倾力打造一支优质高效的服务团队。

第四篇：加强社会事业发展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事业发展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抓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就业扶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年完成就业培训8000人、安置就业75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7%以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做好社保扩面工作，扩大城乡养老、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认真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配套政策，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二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积极推进燃煤锅炉并网改造，扩大城区热电联产供热面积，启动化工工业园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项目建设。加大对重点排污企业、城区燃煤锅炉的监测检查力度，实行市民举报奖励机制，严管重罚，严厉查处超标排污行为。三着力提升文化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编制米东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支持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公共文化建设投入，加快米东区文化活动中心后续工程建设进度。抓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疆花儿”的挖掘、保护、创新和传承工作，筹备举办首届“新疆花儿”艺术节。继续开展“百日文化广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努力提升群众文化活动水平。四积极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认真做好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考核验收和自治区科普示范区创建工作。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协调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学前教育，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进一步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做好重大疾病、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工作。加快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成中医院、人民医院综合楼续建项目；组织实施米东区急救中心、中医院辅楼、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项目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基本药物制度。

第五篇：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牟永福

2008年，一个有关民众切身生活的概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起了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春节刚过，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UNDP驻华代表处主办，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科研院所、国内2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代表共260余人在海南共聚一堂，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地研讨。

理论上的繁荣带来实际行动的快速启动，一些省、市相继行动起来，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广东省率先规划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战略，计划从2009年到2020年分三个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浙江省启动了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力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中共海南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大力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见》，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做了制度性规定。

一

那么，何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呢？从构成上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均等化”。

就“基本公共服务”来说，其范畴因国而异：加拿大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为主；印度尼西亚以初等教育、公路设施为主；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把基本教育、初级医疗、饮用水、卫生设施、营养、社会福利和公共工作项目列为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在我国，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内容。

“均等化”含有“平均、平等、等价”之义，是指不同个人、家庭、社会集团、社区在收入、财富、地位、知识、权利分配上的等量和平等。具体来说，“均等化”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机会上的均等；二是结果的大体相等；三是公众自由的选择权利。然而，均等化并不等于绝对平均，并不要求所有公众都享有完全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国民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底线均等”。

由此可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上就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 话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这样理解：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人人可及；二是公共物品大致相同；三是政府财政能力大致均等。

二

其实，早在2005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就体现在了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该《建议》要求“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首次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把“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到战略高度，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到了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了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要求。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所以频繁出现在历次党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是有其历史背景的。目前，我国GDP已经达到24.66万亿元，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连续第五年双位数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GDP快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增强的同时，人们在各方面的差距也日益凸显，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不可否认，有些差距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个人禀赋等外在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些差距却是政策、体制的推波助澜使然，一些强势群体可以轻易且廉价地占有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而另一些群体则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期表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水平低、不均衡、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

所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缓和当前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体现。

三

20世纪20年代，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曾提出两个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于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有着直接的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众的基本福利权利。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2、25、26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说明：“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它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等。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 2 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公民生存价值的最直观体现，必须予以保障或满足。

然而，市场的逐利本性使公民福利权利的实现陷入了困境：在民间，养老、医疗、教育被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老百姓最怕生病，高额的医疗费让许多人在医院门前望而却步，贫困者生病生不起，甚至也死不起，本属公益事业的殡葬业，在一些地方收费高得离谱；教育不公平筑高了穷人子弟跳“农”门的门槛，面对在他们看来犹如天文数字般的学费，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要弥补这些因市场失灵而留下的“服务空白”，不仅需要社会的支持，更需要政府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2007-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发出了号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

“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既要依赖庇古所言的经济能力，也要有制度上的安排。就目前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而言，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没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设计。

为此，《人民论坛》联合人民网就“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网络调查，参与调查者总计达1056人。调查发现，对于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1.7%（335票）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全免费义务教育体系”，28.5%（301票）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公共卫生保障体系”，22.2%（235票）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低收入群体生活补助体系”，17.5%（185票）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在全国农村建立起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可以看出，公众对教育、医疗卫生、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化建设是非常迫切的。

从各地经验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存在三种制度模式：“人均财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最低供应”。“人均财力的均等化”是指中央政府按每个地区人口以及每万人应达到的公共支出标准来计算向地方政府补贴的制度。“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指中央和上级政府对公共服务颁布设备、设施和服务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建立专项转移支付模式。“基本公共服务最低供应”是由英国学者布朗和杰克逊于1978年提出的、将政府间职能分工与经费保障结合起来的一种模式。就我国而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来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实现人均财力的均等化；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制定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性战略规划，确定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种类、标准，实现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在确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基础上，充分发挥社区与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尊老扶幼、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作用，最终实现公共服务投入和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