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扬州地区古籍普查工作的现状分析
扬州地区古籍普查工作的现状分析
关键词：古籍普查工作；实施现状；面临问题；解决方案
摘 要：文章通过对扬州地区古籍收藏单位普查工作的实施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当前古籍普查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3-0089-03 扬州地区古籍普查工作的实施现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在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扬州地区各图书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古籍普查工作。2007年扬州市图书馆率先成立了地市级古籍保护中心，2009年2月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增挂“扬州市古籍保护中心”牌子。扬州地区各图书馆首先开展了国家及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且每年都积极进行申报，挖掘馆藏，成绩显著：扬州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共88部，其中扬州市图书馆75部、扬州大学图书馆9部、扬州博物馆1部、宝应图书馆3部；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古籍共238部，其中扬州市图书馆196部、扬州大学图书馆22部、扬州博物馆2部、江都市图书馆3部、仪征市图书馆2部、高邮市图书馆2部、宝应图书馆11部（见表
2、表3）。2009年扬州大学图书馆被选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首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扬州市图书馆被选为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首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同期，国家和省古籍保护中心还开展了各类培训班，扬州地区各图书馆有多人参加了“全省古籍保护（普查）工作培训班”、“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全国古籍修复培训班”等。通过培训交流，使普查人员明确了古籍普查工作的范围、内容和重点，掌握了普查工作的基本流程，促进了古籍普查工作的及时、有效开展。
2012年3月，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江苏省古籍普查登记方案》，部署了普查登记工作的开展。重点提出了古籍普查的六项必登项目，以加快《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中华古籍总目》的出版。会后，扬州地区各图书馆积极开展此项工作。扬州地区8家古籍收藏单位中，除扬大图书馆的目录基础好些外，其他馆的古籍著录信息均存在残缺不全等问题，故编目进度缓慢，仅有扬大图书馆和存量少的邗江区图书馆两家完成了馆藏古籍的六项必登项目的目录提交（见表4）。当前古籍普查工作面临的问题
2.1 古籍管理专业人才缺乏（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扬州地区8家图书馆中，有1家没有古籍专职人员，有5家配有1～2位专职人员。但据笔者调查，这5家配备的古籍专职人员并不十分的“专职”，不仅要做古籍普查，还要兼职做其他部门的工作。市馆的古籍专职人员虽然多些，但与丰富的馆藏所造成的古籍普查工作量相比，配备的专职人员还是不够。而且古籍部一般都设有地方文献阅览室、古籍修复室，还要提供古籍阅览咨询服务等，这些工作无疑也需分派古籍专职人员去做，而真正从事古籍普查工作的人员就很少了。因此，古籍普查的工作量就上不去。
2.2 古籍工具书没有配备或配备不全
从表5中可以看出，扬州地区8家图书馆中，有4家是没有配备古籍工具书的。从事古籍编目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进行编目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最频繁的查版本或作者年代，需用到《中国历史纪年表》；判断一种古籍是否为丛书或丛书的零种，需查《中国丛书综录》；判断一种古籍的版本，需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贩书偶记》及《续编》等工具书。此外，还有室名、别称、字号、地名、职官、藏书印等问题都需借助工具书。如果连工具书都没有或配备不全的话，古籍普查的质量和进度会受到很大影响。
2.3 古籍专职人员古籍版本鉴定功力不深
古籍普查要对古籍进行详细的编目整理，普查内容有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版式、批校题跋、钤印、定级、定损等几十项，反映的古籍信息点多，工作量也大，对古籍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有一定的要求，如：对古汉语、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等都要有所了解。古籍普查中会遇到许多需考证、难以审定的问题，但对于古籍普查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无疑是对版本的正本清源，厘清版本的真实面目。古籍版本的鉴定，不仅需要深入学习古籍版本鉴定知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版本鉴定经验的积累，多看多比较，在实践中提高眼力。目前，扬州地区的古籍专职人员，资深的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而年轻的还没有成长起来，在古籍鉴定方面缺少经验，很多没有显著版本特征的古籍，最多只能判断一个年代或类型，好多古籍只能判断为“清刻本”或“刻本”，具体到清代什么时期就无法审定了。甚至有时版本类型也容易出错，如木活字本著录为刻本、影印本著录成刻本等。另外，因为古籍普查的任务重、时间紧，客观上也促成了工作人员存在急于求成的心态，普查过程中缺乏耐心、认真的工作态度，从而造成版本判断失误。对当前古籍普查工作的一些建议
3.1 合理配备古籍管理专业人员
基层图书馆由于编制政策、用人机制的不灵活，古籍专业人员严重缺编。首先，要求图书馆领导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要积极与地方政府人事部门进行沟通，通过“引进、招聘”的方式来改变古籍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其次，古籍普查工作的环节较多、涉及多种专业知识。因此，在人才配置上不宜单一，尤其是古籍藏量多的图书馆，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古文献学等相关专业人才都需配备。
3.2 配备基本的古籍工具书
古籍普查工作中，会遇到涉及多种学科的问题，这时借助相关的工具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配备基本的古籍工具书对于提高古籍普查工作的效率相当重要。基本的工具书有如下几类：①书目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贩书偶记》及《续编》《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②人名、室名别号、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③职官。《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等。④年代。《中国历史纪年表》。⑤字体。《中国篆刻大字典》《说文大字典》等。
3.3 省古籍保护中心加强督促检查
省古籍保护中心要加强对本地区古籍普查工作的督促检查，及时传达国家及省古籍保护中心下达的各项规范和目标任务。对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单位，要及时进行沟通、辅导，查出难点问题，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古籍普查工作目标任务的实现。
3.4 针对薄弱环节，开展培训班
国家、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已开展了多种主题的培训班，其中以古籍普查居多。通过培训，本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已经基本熟悉古籍普查平台的录入方法和应用规范。而对古籍版本的鉴定方面是薄弱环节，也是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必备的基本功，亟需国家、省古籍保护中心邀请专家开展古籍版本鉴定方面的培训，如：活字本、套印本、稿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尤其是关于清代的版本鉴定知识需详细讲授。目前，不仅是扬州地区的古籍以清时期版本为主，全国的古籍收藏单位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能把清代古籍的版本鉴定准确，古籍普查的质量将会大大提高。
3.5 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交流协作
古籍普查要求对古籍的基本信息进行客观著录，但一部古籍的信息往往不全，故在对卷数、作者、版本、分类等信息著录时就需参考、借鉴相同书名的古籍版本信息著录，查其有几种版本及其版本信息，从而帮助本馆藏本的各项信息审定。目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一些大馆都建有古籍书目数据库，还有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上有书影也可借鉴，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 古籍普查培训讲义（试用本）[Z].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2007.[2] 莫艳红.县级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之我见[J].图书馆论坛，2009（10）：142-143.[3] 周立军.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探索[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2）：72-75.（编校：崔萌）
第二篇：古籍普查工作总结
弋阳县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总结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根据《国力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以了解我国现存古籍保护的现状，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和管理。这是建成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全面深入的古籍普查，意义深远。
江西省文化厅在2008年8月份对全省各市、县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培训。我馆人员在8月底学期结束后，及时向县文化局领导汇报了学习情况。根据省文化厅下发文件精神，局领导与馆领导一起就如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工作作了协商，决定由县文化局联合县财政局、县教育局、县科协等六个单位一起下文转发省厅关于古籍普查文件，分发各乡镇、场及县直各有关单位。我馆工作人员还分别到县直各有关单位，上门宣传与咨询。我们大造声势，积极开展普查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力量，使广大民众理解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2008年9月，我馆工作人员对本馆的古籍书目开始进行整理，包括分类、编目、整理等，对每套古籍书目进行建档，包括书名、作者、朝代、版本形式、装帧形式等进行登记，并根据古籍年代及内容等予以版本定级，根据古籍破损情况予以破损定级。认真填写《古籍普查档案表》，并对每套书目做了版本书影及破损书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顺利完成了工作，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到省图书馆。此次普查，确定我馆共有古籍书目347册，其中3本为善本。
古籍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破坏，就不能再现。所以必须加强对现有古籍的保护。目前，我馆古籍保护状况受条件影响，不恒温、不恒湿，所以书页老化情况比较严重，书页虫蛀现象因是用樟木柜装着，情况稍好些。建议在经济条件充许的情况下，是否可改善古籍的存储条件?
弋阳县图书馆 2008、12、5
第三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摘要：文章以湖北省欠发达地区长阳县为样本，结合其实际情况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现状，揭示了欠发达地区商业性金融支农功能逐步退化、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流失、信贷产品原创性少、农业保险服务不足等诸多问题。并结合欠发达地区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的要求和目标，提出了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严控资金外流渠道、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解决建议
一、引言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收支和转账结算及发展农村信用社等活动。当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董晓林、院合宽（2008）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社支农乏力、农村贷款额度偏小、贷款利率较高、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赵启华、裴志忠（2007）提出农村保险业发展缓慢，未能在支农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国外学者Hugh T.Patrick（1966）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供给不足仅仅是对缺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种反映。可见，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和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以湖北长阳县这一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为例，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及问题展开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长阳县农村金融的现状
（一）金融机构设置及从业人员情况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鄂西南山区，人口约41万，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2年年底，长阳县共有8家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金融机构，4家国有商业银行，1家农村信用社，1家邮政储蓄和1家农村商业银行。该市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邮政储蓄四分天下的格局。金融机构网点共63个，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网点21个，农村商业银行19个，邮储银行13个，国有商业银行9个，政策性商业银行1个。从总体上来看，长阳县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不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够、活力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要。
（二）农村金融存贷款状况
长阳县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显著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2012年末长阳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35017万元，比年初增加11089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39614万元，比年初增加81818万元。个人贷款65377万元，比年初增加19827万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46807万元，比年初增加55980万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19707万元，比年初增加42464万元；中长期贷款227100万元，比年初增加12588万元。尽管农业贷款总量有所增加，但从总体来看，农业贷款占比依然较低。2012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为61428 万元，比2011年末增加10244万元，但分别只占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7.71%和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额55980万元的18.3%。
（三）农村金融支持“三农”情况
尽管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金融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仍在较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
长阳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1元，同比增长10.0%，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90元，同比增长16.03%。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按2位数增长，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仍然较低。
从下表可以看出，一方面，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各年贷款需求数额的基数远大于其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的基数，两者的差距不断拉大，2010～2012年资金缺口分别为98990万元、111178万元、152002万元。另一方面，尽管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数额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85696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55980万元，但是近3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数额也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97884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96804万元，这反而造成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所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增加数量小于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数量。
（四）农村金融改革状况
近几年，长阳县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力度，把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恢复了其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取消了其承担的政策性功能，从政策上、制度上支持农村信用社提高涉农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和农村企业。2012年，长阳农村信用社净投5亿元贷款全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其中涉农贷款3.5亿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有贷款需求的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农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县农信社都将积极、大力支持，力争涉农贷款增幅占全部贷款增幅的70%以上，力争涉农贷款投放实现“两个高于”，即增幅高于全部贷款增幅，增量高于上年。
三、长阳县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较多的问题，其整体功能已经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商业性金融支农服务功能弱化
截止目前，长阳县各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强化风险管理、追逐经济利益的考虑，集中在城区开展业务。即使是以支农为主的农业银行，由于其商业化性质，也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重新构建其自身新的组织体系。在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县市以下的农村营业网点，努力向城市增设网点；在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分支机构倾斜；在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镇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金融服务。
究其原因，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资金运转具有长期性、波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而带来农业资金在经营中不可避免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大、成本高、资金需求分散、回收慢等不利因素，而这与商业银行所追求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是相悖的，因此商业银行向盈利性较高、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城镇领域转移是情理之举。
（二）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十分稀缺，需要紧急“输血”，及时补偿。但是在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信贷资金外流严重。一是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吸收储蓄，而不放贷，其结果是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外流。2012年末，长阳县邮政储蓄存款余额667 万元，比年初增加128 万元，增长23.7%，增速为14.9%，比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速高出8.8 个百分点，其存款几乎全部外流。二是农村信用社尽管是支农主力军，但在利益的驱使下，欠发达地区许多农村信用社也争相向城市的企业发放贷款，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
（三）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不足
近年来，长阳县金融机构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总体看，仍存在信贷产品原创少、市场适应性有限等问题。各家金融机构信贷品种大同小异，没有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需求进行细分，市场适应性有限，不能满足不同农户和农村企业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上的融资需求。此外，信贷产品创新层次低，多是从同业模仿引进的，属吸纳性创新，具有本行特色的原始性创新稀少，金融机构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县乡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囿于当地的经济金融现状，创新处于相对低级的层次，过于重视形式和宣传的创新，侧重点也在于改善金融服务，未能因地制宜的开发出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信贷产品。
（四）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一方面，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大导致保险经营主体缺失；另一方面，农险保费高和农民支付能力低导致承保规模和范围过小。
从1992～2012 年20年间，长阳县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且呈逐年萎缩的态势。目前，长阳县共有5家财产保险公司，而开办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长阳支公司一家，且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都极其有限。目前开办的险种只涉及农产品种植保险和牲畜养殖保险两大类，农民选择保险品种的余地很小。农业保险面临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农民普遍对农业保险认识不够，参保积极性不高，而且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虽有一定保险需求但却无力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回报率低，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即使有开设的，险种设置也不尽合理。
四、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建议
本文结合长阳县农村金融现状，详细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议，希望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
一方面，引导商业性金融为农村服务。长阳县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已出现了不少规模化经营的产业化农业组织。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经营已经能够承载商业性金融，资金的逐利性流动能够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为部分有需求的农户和企业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发挥村镇银行支农的独特功能。目前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表明资金的缺乏。村镇银行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建立营业范围内的信贷服务网络，加大对农户贷款的营销力度，变被动放款为主动放款。长阳县村镇银行必须铲除传统农村金融的固有弊端，发扬新机制，为长阳县贫困者提供贴心到位的资金与金融服务。
（二）严控资金外流渠道
农村资金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资金渠道流出的，所以要严控资金外流的金融渠道。从农村信用社来看，可以从杜绝信用社违规资金外流渠道、提高信用社信贷资金的收益率等方面加以解决；从邮政储蓄来看，可以从扩大邮政储蓄的业务范围、增加邮政储蓄的信贷功能等方面加以解决。
（三）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
一是可以尝试“综合授信”，使一些效益高、和信用好的农村企业在其额度内能够随时获得所需的资金；二是可以尝试创新组合性信贷产品，即将不同类型的信贷产品组合在一起，为农户提供综合信贷服务；三是可以尝试开发捆绑式信贷产品，如将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捆绑在一起，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四）构建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农村经济发展易受生产过程周期长、回报率低、自然灾害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因此在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和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农村信贷风险保障机制。一方面，可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向农业领域配置；另一方面，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险费补贴，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从而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鸿儒简明金融词典[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2]董晓林，杨小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基于江苏县域的经济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05）.[3]寇武江.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构建的几点思考[J].农村金融，2006（07）.[4]马凯.河北省农村金融现状调查与思考[J].河北金融，2009（02）.（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第四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
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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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
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
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
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
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
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作重点放在实体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羁押、违法监视居住、不符合条件地延长拘留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惩治轻保护，片面地强调从严从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起诉。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侦，变相羁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双重功能，不能正确运用《刑法》规定的“但书”条款。（５）重惩罚轻教育，对刑罚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了对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远离犯罪的教育，忽视了减少社会中引发犯罪的各种不利因素研究，丧失了让一部分犯罪人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良机。
２、打击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从判处轻刑的大量案件来看，我们绝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消耗在轻微刑事犯罪上，这说明打击重点还不够突出。使用打击手段控制犯罪的重点应放在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和重大的职务犯罪上。虽然去年案件总量较大，但处理的主要还是犯罪性质、情节轻微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案件。如盗窃这一多发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仅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为贩卖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两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别是办理的涉枪涉爆案件，大多属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我们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击犯罪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犯罪问题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时与社会大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动机和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还主要停留在以打为主的事后裁处层次上，没有对多次“严打”、专项打击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研究，没有从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高度，综合运用多种相互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事前调控的角度入手。在社会转型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是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况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员流动频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职工生活困难、原有抑制犯罪的社会机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村社）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
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
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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