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的比较与分析

第一篇：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的比较与分析

商业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抵御信贷风险，体现审慎的会计原则，必须足额计提贷款呆账准备金，用于补偿银行到期不能收回的贷款。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准备金计提不足的现象。随着银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这一现象已明显改善，特别是上市银行，其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已逐步规范，但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仅就目前已上市银行的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作一实证分析，揭示存在的差异和不足，以期进一步完善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

一、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比较分析

在我国，自1988年开始实行呆账准备金制度以来，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经历了多次改革。到目前，上市银行计提贷款呆账准备金的主要政策依据有二：

一是财政部2001年底印发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1］49号）（以下简称《制度》）。《制度》的主要相关规定为：

（一）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专项准备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结果及时、足额计提；具体比例由金融企业根据贷款资产的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合理确定。特种准备是指金融企业对特定国家发放贷款计提的准备，具体比例由金融企业根据贷款资产的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合理确定。

（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资产，是指金融企业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无担保贷款）、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如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担保垫款、信用证垫款等）、进出口押汇等。

（三）《制度》除规定在损益中计提上述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外，还规定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按一定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印发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银发［2002］98号）（以下简称《指引》）。《指引》的主要内容为：

（一）明确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专项准备是指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每笔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特种准备指针对某一国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计提的准备。

（二）确定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范围为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具体包括：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等贷款）、银行卡透支、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进出口押汇、拆出资金等。

（三）规定了呆账准备计提的比例。一般准备的年末余额应不低于年末贷款余额的1%；专项准备的参照计提比例分别为：关注类贷款为2%，次级类贷款为25%（可上下浮动20%），可疑类贷款为50%（可上下浮动20%），损失类贷款为100%；特种准备的计提由银行根据不同类别贷款的特殊风险情况、风险损失概率及历史经验自行确定。

上述贷款呆账准备计提政策的规定较过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均体现了谨慎性会计原则的要求。但比较看，《制度》与《指引》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empirenews.page--]

（一）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同。《制度》主要是确定贷款呆账准备计提方法的基本（原则）框架，至于具体的计提比例由商业银行（企业）自主决定；而《指引》则从有利于统一操作的角度出发，不但规定了计提方法，还规定了具体的计提比例。

（二）确定的呆账准备计提框架不尽相同。《制度》规定计提的准备金包括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以及在净利润中计提一般风险准备（相当于税后利润分配）。《指引》规定计提的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

（三）规定的贷款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不完全相同。《制度》未列明拆出资金，而《指引》明确包括拆出资金。

二、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比较分析

（一）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比较

为比较分析，列举上市银行已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呆账准备计提方法：

1.深圳发展银行披露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如下：

以期末各项贷款五级分类的贷款余额扣除有效的抵押、质押和保证价值后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其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合理计提，并确定各项贷款五级分类的贷款余额（扣除有效的抵押、质押和保证价值后）计算贷款损失准备的比例。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披露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如下：

（1）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范围为本公司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信用贷款）、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如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担保垫款、信用证垫款等）、进出口押汇、应收账款保理等表内外信贷资产。（2）以上述信贷资产按风险分类（五级分类）的结果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评估可能存在的损失，分析确定各类信贷资产应计提损失准备总额。其中，按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表内信贷资产余额1%部分作普通准备反映，超出部分以专项准备反映。（3）在税后利润计提一般风险准备。（4）在其年度报告中列示了各类贷款的准备金计提比例。

3.中国民生银行披露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如下：

（1）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包括短期贷款、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应收进出口押汇、中长期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呆账贷款以及逾期拆放同业及金融性公司款项等。（2）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是按照资产风险分类的结果，并考虑借款人的还贷能力、贷款本息的偿还情况、抵押质押物的合理价值、担保人的支持力度和本行内部信贷管理等因素，按比例计提。（3）在其年度报告中列示了各类贷款的准备金计提比例。

4.招商银行披露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如下：

（1）贷款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为：短期贷款、进出口押汇、贴现（不含再贴现及转贴现）、中长期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2）呆账准备金分为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一般准备根据全部贷款余额计提；专项准备根据贷款五级分类结果，按照每笔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特种准备未计提。（3）在其年度报告中列示了各类贷款的准备金计提比例。

5.华夏银行披露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如下：

（1）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逾期贷款、贴现（商业承兑汇票）、进出口押汇等。（2）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是按照资产风险分类的结果，考虑借款人的还贷能力、抵（质）押物的合理价值、担保人的代偿能力及公司内部信贷管理等因素，按照实际可能发生的损失比例进行计提。（3）在其年度报告中按照《指引》列示了各类贷款的准备金计提比例。[!--empirenews.page--]

（二）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差异分析

从我国上市银行已公布的2003年年报和审计报告看，五家银行所采用的方法虽然在总体上基本类似，但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一定差异：

1.五家银行均根据贷款五级分类结果，并考虑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等因素，按一定的比例计提。但在确定准备金计提种类上，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未明确区分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浦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明确将计提的准备金分为普通（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五家银行都没有计提特种准备。除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税后计提了一般风险准备以外，其他四家银行均未计提。

2.计提的范围基本一致，但根据审计报告及年报披露的数据分析，五家银行也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贴现和拆出资金是否计提。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只对商业承兑汇票贴现计提准备金；招商银行按拆出资金余额差额计提准备金，民生银行只对逾期拆放同业及金融性公司款项计提准备金，“深发展”对预计不能收回或不[1][2]下一页 能全额收回的拆出资金计提准备。

3.计提比例不完全相同（如前表列示）。

4.在计提基数的确定上，五家上市银行都考虑贷款回收的可能性。但各家银行考虑的贷款回收可能性的因素有所不同。从有关披露的资料看，招商银行仅对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考虑抵押物价值；浦发银行对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考虑抵押物价值和有效担保金额：“深发展”对全部贷款均考虑抵押、质押和保证价值；民生、华夏除考虑抵押、质押物价值外，还考虑担保人的支持力度或代偿能力、内部信贷管理等因素。

（三）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差异原因分析

从各家上市银行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看，它们在计提的具体标准、范围、比例等的确定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很显然，这种差异必然影响到呆账计提上的可比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损益的可比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不一致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1.前面提到的五家上市银行，除华夏银行外，其余上市审计报告日期为2002年以前。当时，由于我国贷款呆账准备计提政策相对不完善，故在上市审计时，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国外通行的做法进行处理。但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呆账准备金提取的会计政策上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上市审计时，所选择的标准也可能不同。

2.目前《制度》和《指引》虽对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有所规定，但《制度》和《指引》本身也存在差异，作为已上市银行难以确定究竟采用《制度》的规定，还是采用《指引》的要求。因为，财政部作为会计政策的制定部门，其《制度》当然要执行，但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监管部门，其《指引》也应参照；同时为保持会计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商业银行采用了过渡性的处理办法。[!--empirenews.page--]

三、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外商业银行会计实践看，呆账准备金计提的自主权是由银行决定的。目前，我国的《制度》也体现了这一惯例。但这一惯例的有效实施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信贷资产分类评估体系的健全；二是具有一定职业判断水平的会计师；三是有效的外部审计和检查机制。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不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指引》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作为“指引”并不具有《制度》的同等执行力。因此，为了既能及时足额地计提呆账准备金，又可防止银行利用准备金计提进行利润操纵，提高上市银行信息的可比性，有必要对现有的政策规定进行修订，统一、明确规定上市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

从完善呆账准备金计提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计提呆账准备金的种类。从国外通行的做法看，商业银行计提的呆账准备金一般有两种：一般准备金、专项准备金（除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外，还有的国家允许银行根据贷款的国家和行业风险计提特殊准备）。一般准备金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而计提的准备，它和资本的某些性质类似，可计入银行的资本基础（附属资本）；专项准备是对当前各类或各项贷款中已发生的损失，按照一定的风险权重所计提的准备，专项准备一般不计入银行的资本基础。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方式是按照贷款余额（有的按照正常贷款余额、有的按照正常与关注类贷款余额、还有的按照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专项准备金一般是根据每笔贷款的风险程度和收回的可能性（一般是根据次级、可疑、损失类等不良贷款）分别计提（一般设定一个经验百分比，分别确定不同类别贷款的计提比例）。但一般准备是在成本中计提，还是在税后计提，是存在差异的，对同一国家的银行而言，其处理方法应该一致。目前《制度》与《指引》的不一致现象应该改变，以增强信息的可比性。

（二）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范围：确定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范围的关键是对“贷款”的界定。如果把不属于贷款的项目纳入贷款呆账准备金的计提范围，则反映出来的贷款呆账准备金将是一个混合项目，报表使用者将难以根据贷款呆账准备金分析信贷资产质量及准备金覆盖率。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拆出资金不应作为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范围（可另规定计提准备的政策或计提坏账准备）；贴现应作为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范围，尽管转贴现和再贴现的风险较小，但在实际业务运作中，大部分转贴现和再贴现的风险还依然存在，同时为避免人为操纵，可将全部贴现均作为贷款呆账准备金的计提范围。

（三）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基数：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基数与贷款分类方法有关，有的国家和地区在贷款分类时不考虑抵押和担保，即分类仅反映贷款的质量，而不考虑从抵押、担保回收资金的前景，因此，计提准备金的基数应为贷款分类结果扣除抵押、质押、担保等的价值后，按照一定比例计提；也有的国家在对贷款进行分类时就考虑抵押、担保等因素的价值，因此，计提准备金的基数可直接依据贷款分类结果。由于贷款的分类方法是银行管理层或银行监管当局的事，因此，从会计政策制定的角度看，需要与银行监管当局协调，以便与贷款分类方法衔接。[!--empirenews.page--] 从另一方面看，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基数涉及到五级分类结果和可回收价值的评估，从而直接影响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为保证准备金及时、足额计提，减少或避免利用准备金计提操纵利润，增强可比性，银行监管当局必须制定有效的贷款分类方法和抵押、担保品的评估方法。

（四）贷款呆账准备金计提比例：在呆账准备金计提方法、计提范围等一定的情况下，计提比例的大小直接决定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而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最基本的标准是准备金余额能否覆盖实际贷款损失。从理论上说，计提比例应由企业自主确定，但从实际操作看，若不规定（参考）比例，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风险相同的资产，不同银行确定的计提比例有可能不同。因此，为统一口径，增强信息的可比性，可由银行监管部门根据商业银行总体贷款损失状况确定（参考性）计提比例。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11.2.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2002.4.3.上市银行披露的2003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

第二篇：上市银行上缴准备金约7000亿

上市银行上缴准备金约7000亿

10月和11月缴存压力较大 银行将被迫调整资产结构

对于银行存款保证金缴存范围扩大的影响，根据部分上市银行已披露的半年报测算，14家上市银行未来6个月将缴存6958亿元准备金，占所有银行缴存额近8成。

分析人士测算，10月和11月，商业银行缴存压力较大，月均为2201亿元。“缴存势必加剧银行间市场资金的紧张局面，银行不得不进行资产结构再调整。”该政策对国有大型银行中的交通银行影响偏大；在中小银行中，深发展、南京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因补缴准备金产生的压力较大。

根据相关报道，纳入上缴基数的保证金存款将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单位项目下保证金存款余额为44222.36亿元。大型金融机构保证金规模约16000亿元，中小型金融机构约28000亿元。以7月的数据进行测算，所有商业银行缴款完毕，预计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规模为9000亿元左右。

具体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和邮储银行从9月5日起分三个月按照应缴额的20:40:40比例缴存，其他银行则自9月15日起分六个月按照应缴额的15:15:15:15:20:20比例缴存。

部分上市银行已披露半年报显示，在五大国有银行中，中行需缴存准备金1014亿元，建行需缴存850亿元，交行需缴存768亿元，农行需缴存532亿元，工行需缴存1028亿元。其中，交行保证金存款占比超过10%，工行、农行和建行三家银行保证金占比均低于5%。

招商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全国大型银行保证金存款占比并不高，而且留有较多超额准备金，即使保证金存款的21.5%要上缴央行，也不会对其流动性产生压力。

在股份制银行中，光大银行、深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由于保证金存款占比较高而超额准备金较少，预计准备金缴存范围扩大将对其资产配置策略产生一定影响，但鉴于有6个月宽限期，其所受影响属可控范围。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保证金存款占总存款比例比较高的银行分别有深发展(28%)、南京银行(19%)、民生银行(18%)、华夏银行(17%)、中信银行(15%)。

存准新规致银行多缴9千亿 央行重手遏制表外融资

银行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基数的缴存新规，能否遏制票据业务空转的陋习？

票据融资主要作为银行腾挪贷款规模的手段，其对货币信贷的空转放大效应，终使央行使出杀手锏。

8月25日，央行下发209号文件，这份名为《关于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的通知》的文件要求，鉴于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业务的迅速发展，拟扩大存款准备金的基数，将保证金存款亦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央行有关人士向财新《新世纪》透露，这是对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一部分。此举亦被业界视为央行应对通胀压力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新举措。

多位来自商业银行的人士透露，所在银行已收到这一文件，补缴准备金采取分类、分期和按比例的方式进行。中、农、工、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分三期缴存，从9月5日起，按月缴存，比例为20%、40%和40%。其他银行则从9月15日起，分六期(六个月)缴存，前四期均为15%，后两期为20%。

综合多家投行研报，分批上缴结束后，银行体系约9000亿元资金被冻结。

对于上述政策的影响，工行一位高层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对政策的合理性不予评价，但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业务的保证金是客户资产，在承兑的时候要从资金中扣除，纳入一般性存款，并非不可，完全取决于央行的政策如何制定。

对于此类保证金的负面效用，一位央行人士介绍，票据业务空转是指存入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银票贴现，再将贴现资金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再将票据贴现，这种缺乏真实贸易背景的循环空转，使得货币信贷成几何级数被虚增放大。

一位银行业研究员表示，央行此举主要是为限制利用票据进行表外融资的进一步扩大。以前央行都是控制信贷，现在的态度是要采取措施，收缩表外业务。为了应对新政，银行肯定会主动调整其业务结构，缩小表外业务规模。

他指出，此举对热衷此类业务的中小银行打击最大。“此类保证金存款占到一些城商行存款的三成，届时流动性将可能会成为问题。”

因何缴存

所谓保证金存款，是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具有结算功能的信用工具、资金融通以及承担第三方担保责任等业务时，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特定账户的用作资金保证的存款。一般而言，银行披露的保证金存款明细中包括“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和担保等”，提取比例大概为50%。

按照缴存进度，商业银行在9月至明年2月将分别冻结资金1520亿元、2212亿元、2212亿元、829亿元、1105亿元和1105亿元，相当于分别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2个、0.3个、0.3个、0.1个、0.15个和0.15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9月-11月将分别冻结692亿元、1383亿元和1383亿元；股份制银行9月-12月每月缴存446亿元，明年1月-2月每月缴存595亿元。

目前大行按21.5%的比例上缴存款准备金，中小型银行为19.5%。这相当于未来六个月内上调两至三次存款准备金率。根据中金报告，此举相当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2个百分点。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认为，这相当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3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存款主体为一般性存款，要纳入存贷比考核。负利率和日均存贷比考核的压力，促使银行加大保证金存款来源，不遗余力地将一般存款转化为保证金存款。因为保证金存款既纳入贷存比考核，增加了贷存比分母，又不计入存款准备金计提的基数。

前述研究员称，今年以来，一些中小银行流动性压力较大，为了获取存款，它们常常采取这样的方式：贷款给企业，然后企业将部分信贷资金作为保证金存款存入银行，银行再开具承兑汇票，企业拿着汇票到另一家银行贴现。这样一来，企业能获得更多资金，银行也获得了一笔存款。

前述央行人士举例进行了说明，企业和银行如何进行票据融资空转：首先，假设一家本身并无资金的企业先在某家银行贷款1000万元，然后马上转为存款，并以此作为保证金，如果保证金是50%，则可以开出一张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然后企业将此承兑汇票拿到他行贴现，扣除贴现率即可得到1800多万元的资金。而后又以该笔资金作为保证金开立4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再次贴现后又作为保证金并开出8000万元的承兑汇票，然后是1.6亿元、3.2亿元？?

他认为，中小银行热衷此道，一方面抢不到大项目，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中小企业放贷，因此只能在银行内部或企业间更多地从事票据融资业务。

遏制表外

在 2011年上半年银行新增承兑汇票为1.33万亿元，这一类型的表外理财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的17%，是2009年末的5倍有余。

据交行研究员鄂永健统计，今年以来的票据融资运行变化颇引人关注。从新增票据融资来看，前三个月持续负增长，4月到7月则连续4个月正增长。与此同时，票据贴现利率呈现较大波动。

以长三角6个月票据直贴利率为例，1月-2月呈上升态势，在2月10日月息达到了0.85%，随后开始下行，在5月上旬达到0.48%的低点后又开始迅速攀升，7月末则上升到0.9%的历史最高值。

他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企业对短期资金需求明显加大，而对中长期融资需求下降，表明企业投资意愿降低，而借入资金主要为应对短期流动性的需求。

截至到6月末，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为6.7万亿元，而票据融资余额仅为1.36万亿元，远低于存量票数据。前述研究员认为，这表明目前票据融资实际进入表内的资产规模非常小，更可能是票据并未进入银行资产，而直接被理财产品资金池买入。尤其是7月份银监会禁止理财产品通过购买票据将信贷产品转入表外后，不经直贴现直接出表，可能更加受到银行理财配置的青睐。

东北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唐亚韫认为，央行想要限制中小银行的表外业务，但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查每一笔票据的合规程度，所以央行通过把保证金存款纳入缴存范围，来提高中小银行走表外业务的成本，留给中小银行自己去衡量，是否继续做这块业务。

一位基金宏观经济研究员表示，央行此次拓宽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背后意图并没有作出说明，只能靠市场来揣摩，此次存准新政和直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相比，更温和一些。

前述银行研究员表示，此番存准新政为货币政策调控扩大了余地、拓展了空间，同时实施成本相对低，短期内会对实体经济、特别是较为依赖保证金存款的中小银行形成冲击，需要央行在实施过程中采取对冲性措施。

影响几何

一位券商银行业研究员表示，此举对银行总体盈利影响有限，但将进一步限制中小银行放贷能力。

宏源证券研报认为，短期对大型银行更为不利，但中期保证金占比高的中小银行压力会更大。以2011年中期测算数据为例，深发展、南京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影响较大，这些银行保证金存款占比基本都在10%以上(交行虽然小于10%，但缴存比例高)。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交通银行，上缴比例高、宽限期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和北京银行压力相对较小。工农中建四大行由于存款基础好，估计压力不会太大。

唐亚韫解释说，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静态资本收益率会下降；会促使其调整资产，甚至可能收缩信贷；也可能加大从货币市场拆入资金的力度，银行负债成本增加。

“因此，中小银行业绩肯定受到影响，收入、盈利下降，据测算，影响最大的为深发展，大概有不超过5%的盈利影响，华夏银行大概为3%-4%。”唐亚韫同时指出，对银行股的市场表现影响不大，因为银行股现在的市场表现低迷已久，反映了各种悲观因素。

中小银行可能“参考今年一季度的情况，被迫通过高成本的负债来筹集流动性，这对于短期内的净息差构成压力。”唐亚韫认为，还可能造成银行通过出售债券资金来筹集流动性的现象。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财务会计部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该行已经召开了全行大会，专门商讨如何应对这项政策，“票据融资这块业务当然还是要做，会考虑通过其他变通渠道消除一部分影响。” 社会融资总量变化不大，银行存款与贷款下降。9月以来，存款加速流出银行体系。前15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较8月末减少4200亿元左右，出现罕见天量负增长。存款缺口严重影响贷款，同期四大银行贷款增量仅870亿元左右。储户对于银行非市场化的利率表示无奈，他们转而追求更高收益率的其他品种和民间信贷。

第三篇：“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政策的定义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4]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蒯大鹏、饶先来著，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四篇：银行保险模式比较分析

银行保险模式比较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金融一体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合作也日趋紧密。作为金融机构之间合作的典范，银行保险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本文从银行保险合作的各种模式出发，着重分析每种模式的特点与优缺点，并比较各国的模式选择，最后简要论述我国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银保合作 模式选择 金融控股公司

一．银行保险经营模式的比较

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起源于法国，现在已与团险、个险营销一起成为保险公司保费来源的三大支柱之一。银行保险指的是由银行或保险公司以整合方式迈向金融服务市场的策略。（瑞士再，1992）国内普遍接受的定义将银行保险视为保险公司和银行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是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张洪涛，2003）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银行保险相对宽泛的定义，更能囊括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具体体现在银保合作的模式上。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种。

1.分销协议（distributional agreements）指的是银行以获取手续费为目的，通过自身的渠道为一家或多家保险公司独立销售或与银行产品捆绑销售保险产品。这是银保合作的最初级阶段，也是目前我国银行保险所采取的主要模式。其具体特点有:(1)银行主要获得手续费收入;(2)客户资源的共享程度低;(3)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的“多对多”模式，不具有排他性;(4)银行只负责销售，对保险产品的开发很少或没有介入。

2.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是一中企业经营的新理念，最早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杰尔(R．Nigle)提出，对于战略联盟的定义,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般认为,战略联盟是公司之间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而达成的长期合作安排,是一个通过各种协议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松散型组织。其主要特点有:(1)比分销协议更稳定的合作形式；(2)具有一定的排他性；(3)银行和保险公司产品一定程度上的整合;(4)共享或部分共享客户信息资源;(5)在销售渠道和信息系统上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3.合资公司模式（Joint ventures）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和销售保险产品、渠道、服务、系统和利润。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合资公司模式已经被许多国家银保合作所采用。其具体特点为:(1)银保业务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2)银行与保险公司可以共享客户资源期;(3)在企业内部实现银行与保险的融合;(4)需要双方建立起长期、较强的合作关系。

4.金融服务集团模式(Financial service Group)以子公司的形式直接进入或通过M&A的形式进入,使之成为金融服务(控股)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完全整合产品、产品、渠道、服务、系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做为银保合作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模式选择，金融服务集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产品与服务体系的高度整合，并实行内部专业化分工合作;(2)充分利用银行现有资源及服务渠道;(3)一站式金融服务;(4)可以研发出更为综合的产品。现阶段，成立金融服务集团是银保一体化过程中银行与保险公司融合程度最高的模式选择。正如专家学者在杂志中的论述，“银行保险最终是要实现在一个集团或控股公司架构下将保险公司和银行机构置于一体，并实施统一的发展战略。”

二．各国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的特殊性，从而在银行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金融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是分销协议模式的主要代表，以分销聪盟为主要渠道。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银行着手销售保险产品，在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银行中有84%参与分销活动中。银行销售的保险产品多为个人年金和信用保险。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美国银行与保险业均从中得以获利。2002年，美国寿险业的销售增长中有11%都是得益于银行销售的增长。同时，随着保险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也保证了可观的中间收入。欧洲主要是以股权为纽带的一体化经营模式，目前500家大银行中，有46%的银行已拥有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附属机构。在英国和葡萄牙，银保合作模式大多采用的是设立保险公司、收购保险公司,以及组建合资公司。法国是银行保险整合得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近几十年来，其银行在寿险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增长惊人，并逐渐向非寿险领域扩展。在经营模式方面，银行或通过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及合资，或成立自己的保险子公司开展银行保险。在德国，由于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几家全能银行的存在，银行保险多为银行自己组建保险公司（例如，德意志银行），或以相互持股的形式与保险公司进行分销联盟（例如，德累斯顿银行与安联集团）。亚洲各国家地区的银行保险业务与欧美国家相比起步较晚，故大多采取的是分销协议、战略联盟等初级模式，同时由于受到一些监督限制，使得合资公司、控股公司等形式也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印度和新加坡的银行保险的发展较具代表性。在印度相应的监管法律规定，外资只能通过与国内公司合资才能进入本国保险市场，但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6%，因此在印度除分销协议模式外合资公司也占较大的比较。而在新加坡银保合作采取的主要模式为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保险业务，或者银行将其保险业务出售给保险公司，签订排他性分销协议。由于亚洲银行与保险经营环境相似性非常强，使得其发展经验较欧美对我国的银行保险发展更具有借鉴意义。

三、我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还处在初级阶段，以销售协议为主要模式。虽然现在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已经倾向于采用战略联盟模式，但其中多为外资公司。国内保险公司与银行所形成的战略联盟更多的还只是停留于形式上，银行并没有或是很少参与银行保险产品的开发及设计当中，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主要还是体现在保险公司利用银行渠道销售保险产品上，且双方协议以短期居多，缺乏稳定性。从2004年后，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一度放缓，并于保险公司之间出现了以降低手续费为主的恶意竞争，导致保险公司的低利润或无利润运行，于是一些保险公司例如中国人寿及平安均大幅度削减银行保险，银行保险的增幅较小，进入缓慢发展阶段，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反思银行保险以销售协议及战略联盟这两种松散的合作模式并不能有效地整合双方资源，使得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很难体现，从而制约了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资本的融合才能保证银行保险能够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话语权及稳定的合作关系。受制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股权交叉相对有限。但在全球金融混业趋势的大背景下，通过集团控股实现银保合作今后也势必将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金融服务集团模式中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实现银行保险混业经营的最合适的地方。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这也为我国全能型金融集团的建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现阶段如以光大银行为核心的光大集团，以平安保险为核心的平安集团都已向着金融集团的形式发展的。然而在这些集团运作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集团内部的银行和保险业务实现完全的融合，为顾客提供全方位、“一站式”金融服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优势，发挥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效应。这将是我国在未来发展银行保险一体化业务过程中值得探索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浩主编:银行保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尧金仁著:银行保险: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安排[M].2003

[3]Scott E.Harrington著:陈秉正等译:风险管理与保险（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张洪涛:对中国保险业发展银行保险的思考[J]．武汉金融,2003年第10期

[5]Swiss Re,Bancassurance developments in Asia-shifting into a higher gear〔J〕,Sigma,No17/ 2002

第五篇：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政策与制度

存款准备金政策与制度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资金，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中央银行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美国最早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始作用是保证存款的支付和清算，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1998年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8年3月21日起，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以下七项：

（一）将原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帐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帐户。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准备金存款帐户超额部分的总量及分布由各金融机构自行确定。

（三）对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法定准备金的交存分以下情况：

1.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各总行统一存入人民银行总行。

2.交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各总行统一存入其总行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行。

3.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其总行统一存入当地人民银行分行。

4.城市信用社（含县联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由法人存入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农村信用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现行体制存入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

5.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由法人统一存入其总部所在地的人民银行总行（或分行）。

6.经批准，已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其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其法人（或其一家分行）统一存入所在地人民银行分行。

（四）对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旬考核。

1.各商业银行（不含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当旬第五日至下旬第四日每日营业终了时，各行按统一法人存入的准备金存款余额，与上旬末该行全行一般存款余额之比，不低于8%。

2.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暂按月考核，当月8日至下月7日每日营业终了时，各金融机构按统一法人存入的准备金存款余额，与上月末该机构全系统一般存款余额之比，不低于8%。

从1998年10月起，上述金融机构统一实行按旬考核。

3.各商业银行（不含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法人按旬（旬后5日内）将汇总的全行旬末一般存款余额表，报送人民银行。

4.现在执行按月考核存款准备金的城市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暂按月（月后8日内）将汇总的全系统旬末一般存款余额表，报送人民银行。自10月份起统一执行按旬（旬后5日内）报送一般存款余额表的制度。

5.各金融机构按月将汇总的全系统月末日计表，报送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定期对金融机构

上报的有关数据进行稽核。

6.从2001年1月1日起，各金融机构法人每日应将汇总的全系统一般存款余额表和日计表，报送人民银行。

（五）金融机构按法人统一存入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低于上旬末一般存款余额的8%，人民银行对其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利率处以罚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在人民银行准备金存款帐户出现透支，人民银行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金融机构不按时报送旬末一般存款余额表和按月报送月末日计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八条予以处罚。上述处罚可以并处。

（六）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缴来一般存款利率7.56%和备付金存款利率7.02%（加权平均7.35%）统一下调到5.22%。

（七）调整金融机构一般存款范围。将金融机构代理人民银行财政性存款中的机关团体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金融机构按规定比例将一般存款的一部分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入人民银行。